中印发展模式的对比

中印发展模式的对比

中国和印度同为文明古国，所在的亚洲曾经是非常富庶的地方，直到19世纪之前，中国比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在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及其衍生国家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

在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扩张以前，印度是后来成为西方殖民地国家中唯一的工业品出口国，即使到了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地统治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印度的工业规模仍然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殖民地的工业规模都要大

但是，随着西方对印度的殖民、以及对中国的殖民渗透，本来就已处在停滞状态的中印两国经济更是出现了历史性的大逆转，在此后的 100 多年时间里，中国与印度、以及这两个大国所在的亚洲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地区，而且大部分贫困人口恰好集中在中国与印度这两个人口规模极其巨大的国家里。

亚洲的复兴是从1950 年代开始的，但是走出亚洲经济复兴第一步的并不是中国和印度，而是日本，这是因为中国与印度在争得民族独立与解放之后，出于对西方国家的“ 敌意”而选择了被事实证明是缺乏效率的“ 计划经济体制”，结果未能实现有效的经济增长，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多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贫困

但是，当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成功实现对美国与欧洲的赶超，以及随之而来的东亚“ 四小龙” 与“四小虎” 的经济起飞，给中国以巨大的冲击。

中国在经过审慎的思考以后，在1979年以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道路，从而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中国经济奇迹。面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印度最终也在1992年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结果，在进行转型后的10多年时间里，也发生了在印度历史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增长。

中国与印度的崛起为解决世界性的贫困问题提供了新的希望；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对控制世界人口的增长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可以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一、中国和印度不同的发展模式

1、中国和印度走向市场化道路不同

（1）历史遗产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基本制度的计划经济，而印度在其改革开放以前所实行的则是以私有制为基本制度的计划经济，这种根本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了这两个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必须要选择不同的改革道路。

（2）中国的产权改革

中国要想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首要的任务便是进行所有制的改革，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正式引入产权和私人企业制度。这项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然而就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迅速地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得以推行，从而成功地奠定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基础。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仅仅是在1978至1984年间，由于中国政府在农村进行了明确土地产权和其他一些产权的改革，就使中国农业产出提高了四十二个百分点。

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增长与产权改革与私人企业的发展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

综观今日之中国，什么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越好，那么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就越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就提高的越快；什么地方产权改革越是滞后，那么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就越慢，贫困的问题也就会变得更加严重。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再分配可以缓解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矛盾，但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方法可能还是在于产权和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

（3）印度的自由化改革

与中国不同，由于印度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广泛地存在着数量众多的私人企业，因此，对于印度来说，其通向市场化的道路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大力推进经济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就可以了。

印度大致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减少贸易限制的改革，但是真正的自由化改革则是从1992年才开始的。在1991年时，印度的平均关税为83%，但是到了1998年，印度的平均关税已经降低了30%以上。贸易自由化导致激励的市场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来之于国内，而且还来之于国际社会，其结果是大幅度地提高了印度企业的生产率，并且还显著地减少了印度企业关门倒闭的现象。

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从1992年改革开放至今，印度的 GDP已经翻了一番多，其人均GDP提高了近 4 倍，并且和中国一样，印度也非常显著地减少了贫困。

不管中国和印度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有多大的不同，但是，中国和印度的改革在有一点上却是非常相似的，那就是两国都谨慎地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从而成功地避免了那种频频地发生在前苏联和中东欧计划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动乱，以及因为社会动乱而造成的经济衰退。

2、中国和印度对外开放的模式不同

（1）中国和印度对外开放模式的差别

从中国和印度对外开放的模式来看，这两个国家也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差别。就中国而言，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是出口导向和引进外资，而印度的对外开放则采取了对外投资与自由贸易的方式。导致中国和印度在对外开放上所采取的几乎是完全相反的做法的原因就在于两国所面临的初始

条件是完全不同的。

（2）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

第一，劳动几乎无限可供给；

第二，内需因为过剩劳动和农村居民数量过大而严重不足；

第三，中国城乡居民虽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是由于企业和企业家的高度稀缺而不能把国内的储蓄有效地转化成为生产性的资本来增加国民财富和居民收入。

（3）中国对外开放的策略

这样的初始条件和经济特征就决定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只能采取出口导向和大规模引进外国直接

投资的模式。通过采取积极的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其方法是人民币汇率贬值（1994年）和出口退税，中国有效地解决了由内需不足而造成的生产过剩问题。

通过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有效地增加了中国的投资总额，而且还激活了市场竞争、激发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促进了中国企业制度的改革。所有以上这些由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使得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劲增长。

（4）印度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

有比中国更好的企业制度和金融体系。但劳动力素质不高，文盲率要达到40%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印度社会的“种性制度”有关。基础设施非常糟糕。因为过早地推行西方式的民主而导致政府效率非常低下。

（5）印度对外开放的策略选择

面对这样的初始条件，印度在开始对外开放时所能做出的选择只能是对外投资和自由贸易。由于印度政府在对外开放方面的不作为，故尔看不到国家对制造业的这种支持，结果，印度的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印度制造业难以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把素质较差的劳动力和糟糕的基础设施这两个初始条件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现，印度是没有能力吸引世界跨国公司到它国

内投资生产的。并且，只要印度本国的公司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就将面临优质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基础设施供不应求的发展瓶颈，而这正是导致印度的制造业发展在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情况下，就不得不到海外投资。

当我们再把印度民主的、但同时又是分散的和缺乏效率的政治体制与其基于种性制度之上的精英教育体制结合起来，再加上由于英国殖民而留下的语言遗产（英语被英国殖民者确定为印度的官方语言），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印度为何无法采取鼓励出口的发展战略，并且在政府无法作为的自由化贸易战略中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参与全球计算机软件业外包式国际分工的道路。

（6）两个必要的评论

第一个评论

有许多人认为，从事国际软件业外包生产的印度要比从事大规模制造的中国更有发展潜力，因为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印度似乎要比中国处在科技含量更高的国际分工层次上。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

首先，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其实都处在国际分工的底端，这是由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所决定，区别只是在于中国处在国际制造业分工的底端，而印度则处在国际软件业分工的底端，并且这种区别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

其次，当我们把这样的区别作更进一步的分析时，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制造由于具有较长的产业链和更大的产业溢出效应，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更为公平的经济增长；相反，印度软件生产的产业链相当短，并且其产业溢出效应也比较小，因此，印度的软件生产只创造了有限的就业机会，并且还发生了“软件新贵”与普通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上的巨大鸿沟。

第二个评论

还有人认为，印度在基础设施上的供给不足是可以得到弥补的，但是中国在制度与技术等软实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将是难以得到克服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印度的发展潜力要大于中国。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们也是不能赞同的。不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都同时面临着双重的制约：即有软性的制约，如制度和技术；又有硬性的制约，如基础设施等。但是，问题就在于，在以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制约因素中，究竟是何种制约因素对经济增长构成了更大的障碍呢？世界银行2005年度的世界发展报告通过调查和研究表明，在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各种制约因素中，名列首位的并不是制度、技术和金融体制等软性因素，恰好是人们通常都认为并不重要的基础设施。

3、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长道路不同

（1）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与中印的不同选择

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遵循人们所熟悉的增长道路，即第一步摈弃农业，转向制造业，再后来则转向服务业，并以此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也会有一部分国家会直接从农业生产国转向以服务为基础的经济。如果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加以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是沿着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的，而印度则部分地采取后一种经济增长的道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服务业的发展上。

（2）中国的增长结构

1990年时，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为27%、工业（包括制造业和采掘业等）占GDP的比重为42%，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33%、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31%。到了2003年，以上这些数据相应地变化为15%、52%、39%和33%。通过计算，我们很容易得到这些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它们分别为3.5%、12.3%、11.7%和8.8%。

从中国各大产业年均增长率的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工业的年均增长率是最高的，除了农业之外，增长率最慢的就是服务业了。

（3）印度的增长结构

印度的情况与中国刚好相反，在1990年时，其农业占GDP的比重为31%、工业占GDP的比重为28%、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17%、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则高达41%。到了2003年时，印度的产出结构相应地变化为22%、27%、16%和51%，其各大产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则分别为2.7%、6.0%、6.5%和7.9%。由此可见，在1990到2003年间，印度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门是服务业，而且与服务业的快速增长相比，工业和制造业甚至有相对萎缩的趋势。

（4）导致中印两国增长模式差异的主要原因

第一，中国的投资环境决定了中国要比印度更加适合发展制造业

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因而要比印度更适合发展制造业。至于中国为何会比印度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其原因在于中国和印度的财政结构完全不同。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之于商品和服务税，其支出主要用于基本建设，也就是国际上所说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很不相同的是，印度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则主要来之于所得税、利得税、资本收益税和国际贸易税，而其支出则主要用于国内外债务利息的支付，大致要占到其支出总额的30%左右（2003年的数据），最后两国地方政府的行为也大不相同。

第二，中国的商业环境在总体上也要比印度好的多，在创办企业所需时间上，中国需要41天，印度要花89天；财产登记注册中国只要32天，而印度则需要67天；

在反映企业雇用职工的僵化指数中（其取值范围为0-100）中国为30，而印度则高达48；最后，中国处理破产企业所需时间平均为2.4年，印度则需要10年的时间

2003年政府腐败构成企业发展限制的数值中国为27.3%，而印度则高达37.4%。导致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中国事实上存在着地方政府之间为经济增长而展开的争夺企业的竞争。这样的竞争使得政府的租金率大幅下降，腐败行为也会因为竞争而趋于减少。

第三，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在总体上也要比印度好的多

2003年接受教育的机会，中国小学教育的总入学率116%、中学为67%、高等教育位13%，但在印度则分别为99%，中学为50%、高等教育为11%；

再从教育成果来看，中国2002年成人的识字率男性为 95%、女性为 87%，青年识字率男性和女性均为 99%，但印度的数据则为 68%、45%，以及80%和65%，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中国更加适合发展制造业，而印度则无何奈何地选择了服务业。

（5）一个必要的评论

在这里我们特别不能接受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通过对外开放而成为世界加工厂会导致中国资源枯竭和环境遭到破坏的说法。事实告诉我们，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总是要好于低收入国家，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可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用来保护和改善环境，因此今天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和为世界生产来加快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有利于未来环境改善的。而且，只要我们能够按照禀赋特征来参加国际产业分工，我们所投入的就主要是劳动，那么就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中国发展加工贸易来发展中国制造，可以缓解中国国的资源危机。如果说在发展加工贸易过程中有破坏中国环境的产业进入中国，那么这也不是加工贸易或者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的错，而是由于中国各级政府没有能够加强对破坏环境的产业进入中国的管制所造成的。

二、中国和印度所必需面对的挑战

1、中印两国的共同课题：根除贫困和公平收入

（1）保持收入分配公平的意义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不仅取决于它的由各种各样的技术性因素所决定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还取决于其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因为，公平的收入分配可以增加国内居民消费，从

而使得本国宏观经济中的供求关系保持平衡。假如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过于悬殊，那么就会出现储蓄率过高和内需不足的问题，这时宏观经济增长就会因为投资增长过快、国内居民消费不足而过多地依赖于出口贸易。这种情况假如被不断地持续下去，那么该国最终将会因为遭遇来之于外国的贸易制裁而陷入因为缺乏需求而引起的经济衰退。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经济增长的目的原本就在于提高本国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假如一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带来这样的结果，那么经济增长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

（2）中国和印度的收入分配状况

从吉尼系数来看，中国为44.7%，印度为32.5%；再从收入最高的20%居民占全社收入或消费的百分比来看，中国为50%，印度为43.3%。中国和印度的基尼系数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虽然要

高于发达工业化国家，但是却比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大部分非洲国家要低得多（它们的吉尼系数一般都在50%至60%之间）。这里有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印度的基尼系数竟然会低

于中国。这是由中国和印度两国间财政结构差异所造成的，印度的税收是以所得为主的，而中国的税收则是以交易为主的，因此税后收入分配印度肯定要比中国更为公平些。

（3）解决贫困问题仍然是第一位的

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我们在此还须强调的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基尼系数的变化都不是单调的，它既不会单调递增，也不会单调递减。假如我们忽略了中国、以及印度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阶段上的差异，而盲目地根据基尼系数的差别来制定收入分配政策，那么其出错的概率就会很大。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印度来讲，解决贫困问题仍然是第一位的，而解决贫困首先需要鼓励人们进行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再分配。

2、中国未来的课题：转变政府职能

（1）政府究竟做什么？

计划经济中的政府：全能政府

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创新、转变职能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弥补市场无能、纠正市场失灵

应当加以防范的政府：盈利政府

（2）政府功能错位导致低效率与不公平

政府进入私人消费品生产部门，挤出民间企业，同时挤出私人消费为养老而储蓄

（3）为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改革政府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改革过于市场化的医疗体系；

增加教育投入；

增加研发投入、创建国家创新体系；

发展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和其他具有公共性的基础设施。

3、印度未来的课题：改革落后的种姓制度

（1）印度的种姓制度

印度社会有别于其他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种姓制度。

这种制度将全部人口划分成相互排斥的、具有界定明确的、并且是可以继承的社会职能的不同群体。在这种制度中，最高种姓是婆罗门，他们原来是由社会最上层的祭司们组成，他们仪式性的纯洁不容被体力劳动所玷污；其次是刹帝利或武士种姓；再下面是吠舍或商人种姓；处在最低层的则是首陀罗或农民种姓。除此之外，在印度还有一大批不能进入种姓系列的阶级，他们就是那些从事卑贱和肮脏工作的贱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度的这种种姓制度是刚性的，即不同种姓的成

员相互之间不能通婚、不可在一起吃饭，也不可以有任何的社会交往。由此产生的后果便是阶层或者阶级划分的凝固化，以及社会地位和职业的自然继承。

（2）印度种姓制度的消极后果

第一，它会削弱人们开展经济活动的动力。因为在种姓制度下，当人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甚至是没有机会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及其对于财富的占有，那么人们就会失去工作动力而走向宿命论；

第二，它会削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印度人口中的识字率很低，文盲率比起中国来要高得多，这就决定了印度底层劳动者的行为能力必定要比中国低得多，以致印度虽然能够参与国际软件分工，但是却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制造。

把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时，就可看到印度的种姓制度必将成为印度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种姓制度既会导致普通劳动者缺乏财富创造的动力，又会使得大部分底层劳动者缺乏财富创造的能力。

（3）印度需要宗教改革

种姓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以“转世说”为核心的印度教。

因此，为了改革无效率的种姓制度，就必须对印度教进行必要的改革。

最近，《我们时代的印度教》一书的作者阿尔温德·沙尔马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改革方案，那就是把深深地烙上了种姓制度烙印的印度教改造成为一种新型的、能够与现代化发展兼容的“无种姓制度的印度教”。

结论

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这两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要在21世纪中真正地崛起，首先就必须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但是，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须对传统的文明加以变革，对于中国来讲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对于印度来讲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则是不合理的种姓制度。因为没有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市场力量就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所以，尽管中国和印度所要走的道路是非常不同的，但是发展经济的基本原理仍然是相同的。

结语

目前还不能说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模式哪个更好或更差，而是需要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即使今后印度经济增长快于中国，也不能简单地得出印度模式优于中国模式的结论。中印的模式都有它的问题，都在发展和不断补充着新的内容。评价一国的发展模式，主要是看这种模式是否适应本国的国情，能否抓住各种机遇，发展自己。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社会发展模式不是清一色的、一成不变的。中国模式与印度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未来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中国和印度的国情不同，发展模式各有特色，也有很多互补的方面，只有相互借鉴，才能共同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首先，中国与印度两种发展模式所依赖的要素不同，中国模式的选择无法与政体分开，而印度模式则无法与社会结构分开，尤其不能与种姓制度分开。其次，印度实行议会民主制，这是西方世界认同印度的理由之一。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别有用心的国际势力借中印比较，或者是抬高印度，贬低中国，或者是散布“中国威胁论”，为的就是破坏中国的崛起，也包括对获取稳定能源供给的争夺。对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要看到与印度在一些方面的差距，看到努力的方向，尽快地弥补这种差距，不断完善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