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伤害案件中如何认定学校的过错与责任

校园伤害案件中如何认定学校的过错与责任

朱卫庆*

[案情]

被告杜某系宿豫区某中学3年级学生，2004年4月15日下午，因其与同学胡某发生纠纷，杜某拿过他人茶杯，砸向位于教室后面的胡某，茶杯击中教室后门破裂，造成在后门附近的顾某头部、眼部受伤。后顾某被送往医院救治。医院检查结论为：右眼巩膜穿孔伤、右眼玻璃积水、右眼外伤性低眼压、右眼外伤性上眼下垂(轻度)、右眼睑穿通伤、面部多处皮肤切割伤。顾某受伤后，先后在宿迁市钟吾医院和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36天，支付费医疗费等10571.9元。顾某所受损害经鉴定为八级伤残。在顾某治疗期间，杜某家已经支付顾某医疗费用共4200元，杜某所在学校也支付了顾某医疗费用等共16400元。在诉讼过程中，经过协调，顾某与学校达成和解，并撤回了对学校的起诉。

[争议]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校园伤害案件。由于理论界对校园伤害案的处理，争议较大，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的处理亦无一个可操作的执法尺度，因而在实践中也较难处理。本案在顾某撤回对学校的起诉前，围绕学校应否承担责任及责任大小，存在一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按照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九条中所列举的学校承担责任的12种情形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相关规定处理。本案中学校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过错，故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一概地认为校园伤害案件中学校均存在过错，应根据校园伤害发生的时间、方式和当事人年龄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学校的责任。在审理中法官对学校责任的自由裁量应有相应的证据支撑。综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此事故是由杜某的行为引起的，其是直接的侵权人，应承担本次事故的责任，而杜某所就读的学校，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故其不应承担责任。

[评析]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是正确的。

一、关于在校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

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理论界及实务中认识并不统一，从目前来说，所有争论的焦点主要在学校对就读学生的管理程度上。对此，有人认为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保护的义务应等同于监护人承担的监护职责，特别是对未成人学生。这种说法对司法实践产生的影响也比较深，这从大量校园伤害案件的处理可以看出。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虽然有利于增强学校对就读学生的管理责任，保护就读学生，特别是未成学生的人身安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相关规定的错误理解，特别是混淆了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与监护人对监护对象的监护责任的法律关系，实质上是对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没有分辨清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对未成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人

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该条中明确将教育机构对就读学生的义务界定为“教育、管理、保护”，并未明确规定此为监护责任，特别是对未成年学生。另外，根据《民法通则》有关监护的规定及理论上的学说来看，监护具有“监督、保护”的含义，监护的主要对象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监护的内容是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从监护权实质内容来分析，监护权是一种身份权，具有人身特殊性，一般不能随意变更和让与。而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管理，仅是在履行教育职责的过程中，为了保障正常的教育秩序，行使的一种具有一定行政权管理权的管理行为，该行为与监护责任存在很大的区别，无论从管理的对象、管理的内容、采取的方法等都有实质性的差异。再者，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公益性机构，它所教育管理的对象数量巨大，让其承担起如同未成年人父母一样的监护责任将加重学校的教学管理义务，偏离了学校教书育人的主要目的。同时，从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二款来看，学校承担监护责任，必须有法律的规定或者学校依法接受委托承担相应监护职责。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义务仅是教育、管理、保护，该义务是法定的管理责任，并不是民法上所称的监护责任。因此那种将学校与学生的管理关系等同于民法上的监护关系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笔者认为，应该将学校教育、管理、保护学生的法律义务归位，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此类纠纷。

二、关于学校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问题

校园伤害案件中的侵权方式大致上有两种，一种是积极作为，另一种是消极不作为。积极作为的伤害是一般侵权的常态，但是在校园伤害案件中较为少见。消极不作为的侵权方式在我国民法法律体系中尚无明文规定，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依旧拘泥于积极作为的侵权传统模式。为了尽可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将违反保护他人义务的不作为行为纳入侵权行为法的调整范围已是立法惯例和学界通说。在校园伤害案件中，学校不履行法定义务的消极不作为是造成校园伤害多发的主要原因。那么如何对消极不作为行为进行归责则是解决学校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的关键所在。

在我国的侵权行为法律体系中，侵权归责一般有三种，即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目前只有《民法通则》规定的8种，并没有对校园伤害案件的规定。实践中有人提出学校相对于学生而言，属于强势一方，应适用公平原则。但是公平原则的适用是在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由法官来裁量，而学校作为非盈利公益性组织，一味强调适用公平原则将会加重学校的负担，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既然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和公平责任归责原则在此类案件中不能适用，所以只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被伤害人应该举证证明学校对侵权行为的发生主观上存在过错。当然在实践中，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及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适时调整举证责任分配，但应该掌握一定的度，否则，就违背了法律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的一般规定。

三、认定学校是否对侵权行为的发生存在过错应当注意的问题

虽然归责原则问题已经解决，但基于事后双方对证据保存时效性上的差异，导致证据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性，给审判人员正确界定学校的过错造成一定的困难，有时对学校是否存在过错无法辨明，在此情况下，就要运用证据规则关于优势证据有关规定来裁量学校是否存在过错。前文已有所说明，司法实践中，有些审判人员会基于某种已有认识甚至某种思维定势，在实践中会要求学校承担一定的责任。这种定式思维的存在对学校过错的认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

双方证据效力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因此，要坚决摒弃这种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认识，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严格按证据规则的有关要求，结合未成年学生的年龄和事故发生的时间段以及事故发生的原因综合来认定学校的过错。

就本案而言，杜某所就读的学校作为一所乡镇初级中学，其教学管理虽然不能说没有任何瑕疵，但其合理有效的教学管理制度的存在应是事实，且在庭审中学校亦提出相关证据来证实对顾某的伤害无过错。如果按有的审判人员的认识，认为学校提供证据还不充分，达不到证明其无过错的要求，对此，笔者认为有落于窠臼之嫌，虽然案件最后结果是学校与学生达成协议，顾某撤回对学校的诉讼请求，但是从该起事件发生的时间上看是在下午放学前后自由活动时间，这段时间我们不应苛求学校不间断来教育、管理、保护学生。且在事件发生时，被告杜某已年满15周岁，应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可以感知。同时从事故发生的原因看是由于被告与其他同学之间的打闹行为造成的，该行为持续时间不长，因此不能苛求学校及时预知和处理，亦不能机械的认定学校有消极不作为行为，既然学校没有违反其有关义务，认定学校具有过错就无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