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郭沫若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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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郭沫若就是凭借这本诗集震撼了整个诗坛乃至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

无论就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质量上来说,《女神》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诗集,不仅充分显示了诗歌革命的实绩,而且开创了一代诗风。

《女神》的基本内容,是对旧世界的深刻诅咒和对新世界的热烈向往,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眷恋,对生我养我的地球于劳动人民真挚由衷的赞美讴歌,对古往今来一切革命者与先贤烈士的无比崇敬,是对自然,对科学,对近代文明,对“人”包括自我的热烈赞颂。《女神》中诗歌的形式多为打破束缚、不拘一格的自由体,而其艺术风格则是狂飚突进、火山爆发式的革命浪漫主义。气势恢弘,格调雄浑、昂扬,不仅富有感染力,而且具有强大的震撼力。

我们不妨把积极浪漫主义拆分为时代精神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一.时代精神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有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女神》的内容和形式与“五四精神”正相合拍。郭沫若感受到了在20世纪初,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祖国的新生和中华民族的觉醒。

毫无疑问,诗人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女神之再生》是象征着中国当时的战争的状况,“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南方,想在

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表明了“光明同黑暗底战争”,发出了“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的热情呼唤,并且坚信通过斗争,一定能使“光明更生”、“宇宙更生”。在《炉中煤》中,诗人把拥有一颗火热爱国心的自己,比成炉中烧黑了的炉中煤,深爱着“年轻的女郎”——祖国。这种爱国的热情在《凤凰涅磐》中也有集中体现。它宣告着在五四开辟的新时代里,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华民族(凤凰)正经历着伟大的涅磐,终将在“死灰中复生”。诗中“凤歌”“凰歌”以低昂悲壮的葬歌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凤凰更生歌”以热诚和谐的欢唱预示着“光明”“新鲜”“华美”“芬芳”的新时期的到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郭沫若通过《女神》喊出了当时时代变革的最强音。

《天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那时,正是他情感最炙热的时候。这首诗的艺术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一开始诗人便自称是“天狗”,可以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是自我表现所带来的自豪感。《天狗》是诗人在五四精神下对自我个性解放的赞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

《女神》在表现自由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十分的反抗精神,比如《匪徒颂》中异常激进地把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中有杰出贡献的进步人士称为匪徒来赞美,正体现了这种激进的反抗精神。

诗人极力推崇的创造精神,也是五四时期鲜明的时代精神。“创造哟!创造哟!努力创造哟!人们创造力的权威,可于神祇比伍!不信请看我,看我这雄伟的巨制吧!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呀!”这里,人的创造力被诗人无限地夸大赞美。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不断地毁坏!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努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品哟!”这里,一句句的力量,全都是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的,雄强的民族精神。

二.浪漫主义

尽管郭沫若当时在理论上没有提倡浪漫主义,但是,他所提倡的“自我表现”和表现主义有一致的方面,而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又有某些共同之处。因此,《女神》就成为一部艺术个性非常突出的浪漫主义诗集。

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的独特的浪漫主义有以下一些特征。

1.表现自我。《凤凰涅磐》中的“凤歌”“凰歌”实际上都是诗人自己在歌唱。《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我崇拜一切,而我又“崇拜我”“我又是偶像破坏者”,歌颂了对旧社会,旧传统的破坏和革新、创造精神。特别是在《天狗》中,诗人把自己比作“天狗”,他把日、月、星球、全宇宙都吞了,“我”便成了“月底光”“日底光”“一切星球底光”“全宇宙Energy的总量”!这个“自我”,就是宇宙的化身了。“自我表现”,不仅是郭沫若对诗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五四”时期文艺思想的核心。《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表现”这一文艺思想

的体现。《天狗》、《日出》、《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太阳礼赞》等,都是张扬自我,讴歌自然,并把自然界和本体相结合的典范之作。与同一时期的诗人们相比较,就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这一点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与郭沫若相匹敌的。

2.歌颂自然。诗人把整个大自然都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宇宙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雨,草木飞禽,大自然被充分人化,地球成了母体。在《地球,我的母亲》中,他把地球说成是自己的母亲,表达了对地球无限的敬爱,并且他还说“我羡慕你的孝子,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你是时常地爱抚他们”“我羡慕你的宠子,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多么淳朴的对地球之爱、对劳动人民之爱啊!《晨安》向地球上的一切,山河、海洋和人类文明建设,一口气问了28个“晨安”,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地球,热爱世界的丰富情感,显示了其无比伟大的气概。自然和人类物质文明本来是对立的,但是诗人却以自己强烈的主观精神把它们统一了起来。

3.形式自由。这是一方面的观点,认为郭诗的形式倡导绝对自由。诗篇长短不一。如《蝉鸣》只有三行,而《凤凰涅磐》则有三百八十五行。句法十分多样,节奏鲜明,在白话文中夹杂不少外语。这些都表明诗人在形式上不受任何束缚,只要求最大限度抒发自己的激情。另一方面的观点是,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诗行的字数都不固定,压韵没有统一的规律,但在每一首诗中,却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诗的形式确实做到了极端的自由,但是诗中多次出现的排比与

复沓,以及每节不规则压韵,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总之,对于《女神》中诗歌形式自由这一点,论谁都是没有疑义的。

三.积极浪漫主义

郭沫若作品《女神》中突出的时代精神和浪漫主义,可以归纳为积极浪漫主义或者说是革命浪漫主义。

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代表,被公认是创作社的领袖人物,不仅创造力旺盛,作品众多,而且率先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他曾写过《革命与文学》一文中就说:“文学是革命的先驱,在革命的时代必然有一个文学上的黄金时代。文学和革命是一致的,并不是两立的。”浪漫主义思潮便是以郭沫若和创造社为代表的,前期创作社旗帜鲜明地提倡浪漫主义。他们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对于感情的强调。他们认为,感情是文学的本质。郭沫若说:“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无论表现个人也好,描写社会也好,替全人类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总要在苦闷的重围中由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悲哀,然后才能震撼读者的魂魄。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清髓所吐放的光辉。”他又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说道:有人说:“一切艺术是完全无用的。”这话我也不承认。我承认一切艺术,虽然貌似无用,然而大有用焉,它是唤醒社会的警钟,它是招返迷羊的省箓,它是澄清河浊的阿胶,它是鼓舞革命的醍醐,它的大用,说不尽,说不尽。

郭沫若还指明了浪漫主义的一个根本内容:自我表现。这也就是《女神》这部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他是这样解释他的积极浪漫主义

理论的。“20世纪是理想主义复活的时候,我们受现实的苦痛太深了。现实的一切我们不唯不能全盘肯定,我们要准依我们最高的理想去否定它,再造它,以增进我们全人类的幸福。半冷不热,不著我相,只徒看病不开方的自然主义已经老早过去了。”这里把“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相对立,显然这“理想主义”指的是浪漫主义。在他的《自然与艺术——对于表现派的共感》一文中他就说道:“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他反对自然主义的“只徒看病不开方”,正是提倡浪漫主义要向人们预示未来的走向,也即从作家“最高的理想”出发,从“增进我们全人类的幸福”出发,去“再造”现实。至于“否定”现实,那当然是指反抗现实的一切压迫与束缚。反抗精神和理想主义,向来是积极浪漫主义的必具内容。这样,在郭沫若的举起的积极浪漫主义旗帜上,我们看到了“自我表现,反抗黑暗,追求理想”十二个大字。

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而又外向的抒情诗人,热情奔放,才思敏捷,幻想丰富而又奇特,对外在事物(无论是社会还是自然)的感受特别强烈,且易受刺激与拨动。他自己就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一文中说道:“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号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这支芦苗。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了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

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在《女神》里,郭沫若就是以这样高昂的火焰般的激情,色彩浓烈、音调铿锵有力的诗的语言,将“五四精神”作了最好最充分的诠释,同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诗人自身的艺术个性。

桑逢康在《郭沫若精选集》的序《新文学的一面旗帜》中就这样评论到:

他是涅磐的凤凰,他是飞奔狂叫燃烧的天狗,他是破坏一切偶像的偶像崇拜者。他是炉中的煤胸中的心灯。

他的血和海浪同潮,他的心和日火同烧。

地球是他的母亲,劳者是他的爹他的恩人。

他要创造个新鲜的太阳,他全身心要化为光明流去。

他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创造日月星辰,驰骋风云雷雨。

他努力地诅咒着旧世界,热烈地向往着新世界。

他歌颂真正的“匪徒”,赞颂胜利的死。鞭笞游闲的尸和淫嚣的肉。

他的诗魂在地球边上放号,在梅花树下醉歌,在笔立山头展望,在夜步十里松原,在电火光中,在演奏会上。

总而言之,他效法造化底精神,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自己。

这样的诗作无疑会受到人们的欢迎,这样的诗人无疑会受到人们的称赞。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女神之时代精神》中曾这样评价道:“《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它的价值也在于,它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而《女神》中体现的积极浪漫主义,也确实为以后的新诗发展乃至文学发展提供更多选择的道路。

论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

论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 摘要:郭沫若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编写了多种甲骨文论著,不仅开创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下,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风气,而且把甲骨文和古代社会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郭沫若;甲骨文;商史研究 甲骨文是商朝晚期(公元前十四——前十一世纪)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资料。从1899年被发现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字鼎堂)从1928年开始研究甲骨文,共经历了整整五十个年头,无论是在早期紧张的革命环境里,还是在建国后繁忙的公务活动中,一直没有间断过对甲骨文和古史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内屡创新说,成为甲骨文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目前关于郭沫若的研究很多,但大多将眼光集中在他的诗歌、戏剧及他的个人生活(如他的日本夫人金娜和他的感情生活),对于他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并不太多,一般局限在胡厚宣等学者对他的回忆、评价等,较为系统研究其甲骨文方面的是曾参与编著《甲骨文合集》的王宇信先生。本文在王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加入本人的一些浅见,希望能对郭老在甲骨文研究和古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能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在生活的重压下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一)早期革命生涯 郭沫若(1892—1918),字鼎堂,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时期,他的白话文诗集《女神》气势磅礴,豪情激荡,洋溢着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强烈地表现出了“五四”时代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教育了千百万青年。1926年夏,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到武汉,再到南昌,他踏遍了关山险阻,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就在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郭沫若满怀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奋笔疾书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随后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通令缉捕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由“五四”时期的诗人,北伐时期的军人,在被迫流亡日本后,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逐渐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古文字学家、史学家,一名享誉学术界的大师。 (二)流亡中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正是在日本流亡期间,郭沫若于1928年6月在东京的书店拿到了王国维写作的《殷墟书契考释》,从此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虽然他对甲骨文一字不识,但他坚信通过对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他以异乎寻常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入门书看起,没有老师的指导,全靠自己摸索。当时,他住在乡间,图书资料奇缺,因此天天要跑到东京借书。而且因为没有职业,生活极端困难,全靠朋友接济。自己只能搞点文学创作、搞点翻译,来挣些微薄的稿费糊口,有时甚至连一只毛笔都买不起,要向朋友求助。但就是在生活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每天从住处跑到东京,

关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研究的文献综述

关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要: 21世纪以来对《李白与杜甫》的研究,一方面承接20世纪末的研究而来,另一方面又在学界回顾总结百年郭沫若研究历程及其得失的基础上,试图有所深入与拓展。因此,在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上,与第一阶段有所不同。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从郭沫若写作出版《李白与杜甫)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的考察人手,同样认为“《李白与杜甫》不完全是一部文学研究著作,可以说是一部政治著作,或一部历史著作”,胡文既不满前一阶段“挑刺”式的研究是一种“庸俗的批评”,又认为郭沫若过于紧跟政治形势以至影响其学术观点,是知识分子应该记取的教训。 关键词:郭沫若文革李白与杜甫民族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自1971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来,已经经历了近40个年头。从近40年的研究情况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该书出版到1981年的前10年,学界经历了从好奇、惊讶到批评的变化,1979-1981年出现了对该书学术观点的批评高潮,一大批论文围绕其扬李抑杜倾向、阶级分析方法、李杜作品误读、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展开批评和争论,而以批评的声音为主导;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近20年间,对该书的关注进入一个相对沉寂时期。21世纪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该书的写作动机及其主旨的广泛探讨上,有政治迎合说、情感寄托说、人生总结说、人格解剖说、审美取向说等,众说纷纭。 一、批评期 1979年第4期)、张德鸿《对<李白与杜甫>中几个问题的管见)(《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匡扶《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疑义)(《文史哲》1980年第3期)诸文,则主要通过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杜诗的辨析,说明郭沫若“苛责杜甫”⑦如郭沫若分析杜甫《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二句说:“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嗍’刘世南认为这样脱离时代的过高要求,就是典型的“苛求古人” ③。臼上述论文注意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郭沫若在解说李白诗的时候,又特 别地拔高其思想意义,最典型的是他对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之三“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解释,说是李白“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要更加扩大耕地面积”⑧‘艄批评者认为是郭沫若穿凿附会,并非原义。伪因此,刘世南在其论文中指责郭沫若:“对李白曲意回护,对杜甫深文周纳”。 这代表了当时批评者的相似观点。 关于《李白与杜甫》对李杜的评价,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从这两个唐代诗人的不同创作方法上进行了分析,肖文苑、张殿臣、李保均、陈昌渠、刘夜烽、张式铭、张步云的论文都涉及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多数论者都倾向认为,李杜二人,代表了不仅唐代,

中国的风流人物郭沫若

中国的风流人物郭沫若 周如清 总所周知,郭沫若是我国著名的大文豪,是新时代的奠基人之一,是二十世纪成就辉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巨星。正如毛泽东主席生前说过“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郭沫若正是二十世纪风流人物的代表。他一生著有大量的歌颂党和祖国的诗集和诗歌、历史剧等文化作品。主要代表作有《女神》、《星光》、《前茅》、《蜩螗》、《瓶》、《战声华》、《屈原》、《蔡文姬》、《武则天》等作品。他不但对中国文化有很大贡献,而且对历史、地理、考古、戏剧、甲骨文等的研究都有重大成就。 《革命春秋》一书,是郭沫若自传,他天生的聪明过人,六岁就能熟练的背诵“三书”、“四经”、《论语》等经典书籍,所以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才华横溢,比清朝康熙年间被称为一代宗师的大文豪纪晓岚还要略胜一筹。因此他的民声蜚声于国内外。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关键时刻见真才学。就是说往往关键时候才能突显出一个人的才华风流本色和气质。在关系到国家威望声誉的紧要关头是郭沫若站出来解围。才打破了尴尬局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美国总统访华期间一次他的夫人同看中央文武百官的面,提出了一道问答题,想测验一下中国人的智力和反应能力,她说,一人有一个,一家有几个,全中国有十二个,猜这是个什么?可以说,当时在场的有学问的人不在少数,包括一向被称为铁笔杆子的,张春桥、姚文元在内,这样的厂场合,谁都明白响炮早放、有粉往脸抹这个道理,一个能答出来的是光彩,有名有声的,有面子的,是微风的是正经四座的,也是显示一个人的学识能力和水平的,沉默了几分钟没人回答可想而知当时的场面是如此的被动和尴尬?如果要回答不上来可要落个外国人的耻笑了,平时都不互不服气。是你能我也能,你行我也行,这个时候才是检验你能不能和行不行的试金石和分水岭的时刻,最终还是郭沫若站出来脱口而出,十二属,并带有轻视的口吻说“您出的题太简单了吧”,尼克松夫人有点不好意思的伸大拇指说ok,来赞赏郭沫若,当时在场的人松了一口气无不佩服郭沫若的才华和头脑灵活,由此看来一个人学问是假不了的,但是农场生长冗香生长在深山里和紫和同类,一旦拿到市上就身价百倍了。 常言道“是名士自风流,郭沫若的私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人说文如其人,他的私生活,和他的作品一样充满着浪漫绚丽的色彩,因为他有学问,留洋见过大世面,视野开拓,思想开放有着超前的意识,不受传统观念枷锁的束缚敢于走出在错觉中生活的小圈子,不管别人说三道四,只要自己认准的路就一直走过去,人怎么过都是一生,所以他一生结过七次婚,当年留学日本和一个日本姑娘结婚并生有子女,回国时把他们留在日本,曾来中国找过郭沫若。郭沫若的最后一位夫人也就是她的第七任夫人据说是一位乒乓球运动员。当时的国务院周总理前来参加了她的婚礼,同着众人,周总理和郭沫若一边握手一边半开玩笑带有严肃成分说“沫若,我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婚礼了”,这句话别人是不能随便乱说的,只有周总理有权利能说这句话,因为他是一国总理,是中国按级来说属于二号人物。郭沫若是相当聪明智商高人一筹的人物。他心知肚明总理的话中有话的含义就是

郭沫若墨学研究析论(一)

郭沫若墨学研究析论(一) 摘要:墨学研究是郭沫若学术生涯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他对先秦墨学作了较为系统地研究。然而,他除了对墨家的救世的精神稍加肯定外,几乎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从孔、墨比较出发,认为墨家代表秩序的守成者。至于《墨经》,郭沫若从经典解读入手,认为其中包含着观点完全对立的两派,代表着墨家后学不同的派别。郭沫若墨学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但时代政治的背景影响着其研究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郭沫若;墨学;唯物史观 郭沫若与墨学的机缘可以从20世纪二十年代算起。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出版《墨子学案》一书,给墨学以较高的评价,郭沫若以其敏锐的学术视角写了篇具有论争性质的文章《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四十年代,他又在《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论着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关于墨学的看法,表达了独特的学术观点。 墨学研究是郭沫若学术生涯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自他的第一篇墨学文章《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到20世纪四十年代的有关墨学的文章,对墨学的看法上已经有很大不同。他后来谈到自己在20世纪二十年代对墨学的看法时说:“对于墨子我从前也曾讴歌过他,认为他是任侠之源。《墨经》中的关于形学和光学的一些文句,我也很知道费些心思去考察它们,就和当时对于科学思想仅据一知半解的学者们的通习一样,隐隐引以为夸耀,觉得声光电化之学在我们中国古人也是有过的了。”1](488)过,后来,郭沫若对墨家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在1929年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墨家宗教是“反革命”。四十年代,他对墨学的看法更加系统化,否定的态度也更明确:“我认为他纯全是一位宗教家,而且是站在王公大人立场的人。前后看法的完全相反,在我是有客观根据的,我并没有什么‘偏恶’或‘偏爱’的念头。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说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1](493)郭沫若的墨学研究的重点篇章在四十年代发表,我这里所要论及他的墨学研究以四十年代的研究为准。 一 20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在当时学术界颇具影响的著作,其中有些篇章对《墨子》思想作了深入大胆的研究和评判,特别是在《墨子的思想》、《孔墨的批判》、《名辨思潮的批判》、《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等论文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对墨学的有关看法和基本观点。 郭沫若的墨学研究是以他称之为《墨经》作基本材料的。有必要指出,他所说的《墨经》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而是我们所说的反映墨家十项主张的那些篇文章,包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那一组文章。他认为,讨论墨子的思想,不应超越这些文章的范围。 墨学十论,究竟哪些是其思想的根本观念,研究者们观点不尽相同。郭沫若明确指出:墨子有“天志”以为他的法仪,这是他一切学术思想的一根脊梁。抽掉了这条脊梁,墨子便不能成为墨子。墨子的“天志”,是天老爷之意志,也就是“天下之明法”,也是他的规矩,就如没有规矩不能成其为轮匠一样。墨子信仰上帝,更信仰鬼神,上帝是宇宙中的全能全智的最高主宰,鬼神要次一等,是上帝的辅佐。上帝鬼神都是有情欲意识的,能生人,能杀人,能赏人,能罚人。这上帝鬼神的存在是绝对的,不容许怀疑。2](464)郭沫若批评了那些认为墨子的“天志”是“神道设教”的观点,认为“神道设教”是儒家的做法。由此他指出,墨子是一位宗教家。其根本思想是天志、明鬼。他是把殷、周的传统思想复活了。他是肯定了一位人格的天,自然也肯定了鬼神。2](361)墨子的兼爱、尚贤、非攻、节用等等学说都是以这天鬼为规矩而倡导出来的。不过,郭沫若认为,墨子虽然是宗教家,但并没能够创立一个宗教。他从地理环境分析了墨子没有能够创立宗教的原因。1](111-112)我认为,单纯从自然环境来说明宗教起

郭沫若专题基础知识

郭沫若(2006.简论郭沫若的诗学主及其意义、2001.简述《女神》的思想特征、2000.简述郭沫若历史剧的主要成就、简述《女神》的思想容特征、1999.比较胡适《尝试集》和郭沫若《女神》) 作品: a.《女神》:剧曲诗歌集,郭沫若的第一本新诗集。1921年8月由泰东图书局出版。收入 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共57篇。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其中主要作品有《鹭鸶》《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凤凰涅槃》《炉中煤》《天狗》《棠棣之花》(戏剧)《女神之再生》(诗剧)《湘累》(诗剧)等。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 b.《星空》:诗歌,戏曲,散文集;是郭沫若诗歌的又一代表作,在艺术上是属于另一种 风格的作品。1923年10月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为创造社丛书之一。主要作品有《天上的市街》《星空》《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孤竹君之二子》(诗剧)等。《星空》中多数诗篇是"五四"退潮后,郭沫若苦闷寂寞但又不甘沉沦的思想感情的反映。 c.其它诗集:《瓶》《前茅》《恢复》《战声集》《蜩螗集》 d.历史剧本:《屈原》《南冠草》《武则天》《虎符》《卓文君》《聂嫈》《棠棣之花》《王昭君》 《高渐离》《孔雀胆》《蔡文姬》 e.郭沫若早期的诗学主:郭沫若《论诗三扎》:诗的本质专在抒情,诗=(直觉+情调+想象) +(适当的文字);艺术是“灵魂与自然的结合”,“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民众的文艺”。 一.《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a.《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 b.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创造,成为《女神》思想艺术的主要追求。 c.《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首先是“开辟鸿荒的大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 族的自我形象。如《凤凰涅槃》,凤凰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正经历着伟大的涅槃,“死灰中更生”的历史过程。如《炉中煤》,中华古国成了“我”“心爱的人儿”“年青的女郎”; 在《女神》里,处处喧嚣着自觉的呼声,如《天狗》:“我飞奔,我狂叫…我便是我呀”,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女神》的魅力及其不可重复性,正是在于它所达到的民族(与个体)精神及作家写作的自由状态。 d.《女神》中的自我抒情形象又是大时代中诗人自我灵魂,个性的真实袒露。《女神》中 的“我”不仅表现了崭新的民族魂,也袒露着诗人自己的灵魂。 e.《女神》同时真切地展现了诗人在美学追求中的在矛盾。这也是《女神》价值所在:它 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艺术表现的多种可能性。 二.《女神》的艺术想象力,形象特征与形式 a.郭沫若是使新诗的翅膀飞腾起来的第一人。《女神》的艺术想象与形象体系建筑在泛神 论(即无神,自然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自然是我的表现)的思想基础上。 b.《女神》形象的基本特色:壮阔性,奇异性与飞动性,由此形成了“女神体”雄奇的艺 术风格。【壮阔性:诗人把大自然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居于中心的是地球,海洋,太阳的形象。奇异性:大自然被充分地人化,地球成了有生命的母体。如《地球,我的母亲》。飞动性:诗人把宇宙世界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从宇宙万物看到了“动的精神”和创造的“力”。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c.《女神》创造了自由诗的形式,即形式是自由的。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行 的字数都不固定,押韵不统一。但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

有感于郭沫若的作品==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郭沫若就是凭借这本诗集震撼了整个诗坛乃至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 无论就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质量上来说,《女神》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诗集,不仅充分显示了诗歌革命的实绩,而且开创了一代诗风。 《女神》的基本内容,是对旧世界的深刻诅咒和对新世界的热烈向往,是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眷恋,对生我养我的地球于劳动人民真挚由衷的赞美讴歌,对古往今来一切革命者与先贤烈士的无比崇敬,是对自然,对科学,对近代文明,对“人”包括自我的热烈赞颂。《女神》中诗歌的形式多为打破束缚、不拘一格的自由体,而其艺术风格则是狂飚突进、火山爆发式的革命浪漫主义。气势恢弘,格调雄浑、昂扬,不仅富有感染力,而且具有强大的震撼力。 我们不妨把积极浪漫主义拆分为时代精神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一.时代精神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有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女神》的内容和形式与“五四精神”正相合拍。郭沫若感受到了在20世纪初,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祖国的新生和中华民族的觉醒。 毫无疑问,诗人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女神之再生》是象征着中国当时的战争的状况,“共工象征南方,颛顼象征南方,想在

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表明了“光明同黑暗底战争”,发出了“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的热情呼唤,并且坚信通过斗争,一定能使“光明更生”、“宇宙更生”。在《炉中煤》中,诗人把拥有一颗火热爱国心的自己,比成炉中烧黑了的炉中煤,深爱着“年轻的女郎”——祖国。这种爱国的热情在《凤凰涅磐》中也有集中体现。它宣告着在五四开辟的新时代里,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华民族(凤凰)正经历着伟大的涅磐,终将在“死灰中复生”。诗中“凤歌”“凰歌”以低昂悲壮的葬歌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凤凰更生歌”以热诚和谐的欢唱预示着“光明”“新鲜”“华美”“芬芳”的新时期的到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郭沫若通过《女神》喊出了当时时代变革的最强音。 《天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那时,正是他情感最炙热的时候。这首诗的艺术风格是强悍,狂暴,紧张的。一开始诗人便自称是“天狗”,可以吞月,吞日,吞一切星球,而“我便是我了”则是自我表现所带来的自豪感。《天狗》是诗人在五四精神下对自我个性解放的赞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 《女神》在表现自由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十分的反抗精神,比如《匪徒颂》中异常激进地把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宗教革命,学说革命,文艺革命,教育革命中有杰出贡献的进步人士称为匪徒来赞美,正体现了这种激进的反抗精神。

郭沫若的简介

郭沫若的简介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那么你对郭沫若了解多少呢?下面小编为你整理了郭沫若的简介,欢迎阅读。 郭沫若的简介 郭沫若(1892一1978年),原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 1920xx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0xx 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 1930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49年;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

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8年6月12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郭沫若的书法特色 在书法艺术方面,郭沫若同样成就不凡,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8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 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为纪念建国15周年而创作的巨幅书法作品是郭沫若书法作品的代表作之一。

郭沫若作品天狗的读后感

郭沫若作品天狗的读后感 《天狗》是《女神》中的一首有代表性的诗篇。这首诗写于郭沫若新诗创作的爆发期。郭沫若作品天狗的读后感,欢迎阅读。 郭沫若作品天狗的读后感1 正因为如此,第三节中,这汇聚了“全宇宙的能的总量”的“天狗”终于暴烈地行动起来,它“飞奔”、“狂叫”、“燃烧”,“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地飞跑”,并且无情地“剥”、“食”、“吸”、“啮”自己的肉体,毁灭自己旧的形骸,进而渗透入自己的精神细胞,在内在本质上更敏锐、更自觉地把握自我意识。最后,以“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收束全篇,将“天狗”终于舍弃一切,希冀在爆裂中求得自我新生的革新精神,以奇异的光彩描画出来,从而使整首诗在主题意向上统一到郭沫若式的“涅磐”精神的基调中。 《天狗》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诗人把自我的情感熔铸到“天狗”的形象中,直接以“天狗”自比,极写自我力量的扩张和自我精神的解放。每行诗均以“天狗”自比,极写自我力量的扩张和自我精神的解放。每行诗均以“我”为主语起笔,又多以带有肯定语气的判断词“是”强化比喻,直抒胸臆,以造成火山般喷发式的奔突,汹涌澎湃的激-情。

充分表现出五四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追求个性解放和自我新生的社会精神。 《天狗》在艺术上,具有想象新奇,气势磅礴,旋律激越,声调高亢,语言峻峭等特点,这些特点又都统一在诗歌奇峭雄劲,富有力度的风格上。就诗的构思方式看,诗人借“天狗”来表现自我,以“天狗”吞食日月展开神奇的联想,通过对“天狗”的气魄和和力量的极度夸张,在象征性的诗歌意象中,塑造了一个大胆反抗,勇敢叛逆的抒情主体——“我”(即“天狗”)的形象。“我”横空出世,“我”雄居宇宙,“我”主宰一切,“我”与宇宙本体合而为一,“我”在自噬其身中获得新生。诗人紧紧抓装我”的“动”的精神,表现出扫荡一切,摧毁一切的神奇的自我力量,唱出对具有无穷潜能的自我力量的赞歌。这种雄浑的意象,高昂的格调,奇峭的笔法,唯有在想象极度丰富的浪漫主义大师郭沫若的笔下,才显得那样生动,传神,富有感染力。诗体形式上,全诗通体以“我”字领句,从头至尾,构成连珠式排比,层层推进,步步强化,有效地加强了语言气势,渲染了抒情氛围。加之,诗句简短,节奏急促,韵律铿锵,诵读之时,状如狂暴的急雨,奔腾的海潮,具有一种夺人心魄的雄壮气势。 郭沫若作品天狗的读后感2 郭沫若,就文学领域言,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相当成就。

论郭沫若之屈原研究_舒梓剑

2017年第8期总第177期 No.8. 2017 Sum 177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论郭沫若之屈原研究 舒梓剑1 宋雪松2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摘要:郭沫若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同时也是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系列研究是其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郭沫若站在平民的视角上探求屈原的历史真实与屈原作品文学艺术价值是其屈原研究的显著特色,其次其屈原研究在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张力的同时,由唯物史观所呈现出的跨学科取向,对于当今文史研究也不无启发作用。 关键词:郭沫若;屈原;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17)0008-000046-03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郭沫若宽博的学术领域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他先后对《诗经》、屈原及其作品、李白与杜甫、蔡文姬及其《胡笳十八拍》、《再生缘》、《袁枚诗话》等古典文学作家、作品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他的屈原系列研究可以说是他建国前在古典文学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试从郭沫若对屈原本人与屈原作品两个维度下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评述。① 一、屈原历史价值的新发展 屈原作为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其政治主张、以身殉国的价值选择以及其流传至今的楚辞从诞生至今从不缺少各种各样的评判。自《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以来,胡适所提出把整理史料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和把史实考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思想对当时的史学界影响深远。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学术界为了进一步学习胡适所提“科学”,片面的追求“大胆假设”甚至出现了怀疑屈原真实性及其著作权的论断。而郭沫若认为胡适所提的“科学”都只是从只言片语中考证史实,难以更深层次去还原历史的面貌。“屈原否定论”的学术争论,是郭沫若以乾嘉学派的治学态度和史观学家治学理念让这场学术争论得以结束,不仅如此郭沫若在掌握了丰富金文、铭文等原始史料进一步对屈原存在的价值做出了新的肯定,提出屈原新的历史价值即“革命”性。郭沫若首先抓住了屈原时代变革的特征“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在春秋中的鲁国开始蜕变的,但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自战国以后是转入了封建社会了”。[1]基于这个特征,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历史变革伟大时期的背景上,郭沫若认为屈原的“革命性”不仅在于“他站在贵族的身份顺应了奴隶解放时期的潮流”,而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能够把民众的歌声提升到清殿”。[2]其次从人民本位视角出发,肯定屈原“人民”性是站在与同时代历史人物相比较方面展开,这种方式既从历史发展的纵向上肯定了屈原的“革命”的价值也从时代的横向上将屈原的“革命”价值比较出来。宋玉和屈原都是那个时代伟大的历史人物,但郭沫若认为“屈原是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历史价值高于宋玉的原因就在于郭沫若本人研究历史人物的标准就在与人民大众的距离上面,其人民本位的思想是其研究古典文学以及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3]基于这一标准上,郭沫若指出宋玉可以说是忠君但是不能说他是爱民的,“宋玉的忠君思想那刻毫无问题”“但肯定要说他的骨头和屈原的骨头是同样硬的,司马迁是摇头的,而我也始终是摇头的”。[4]“屈宋并列”的评判在郭沫若看来是不成立的,判断的标准重心不在于以才华文学上的造诣而在于与人民的距离,“宋玉就回答出了那个很有名的“曲高和寡”的比喻,他说,老百姓能听懂只是“下里巴人”而他所唱的是“阳春白雪”,甚至超“阳春白雪”的所谓“引商刻羽,染以流微”他把自己比成凤凰,而把老百姓比成麻雀,把自己比成鲲鲸,而把老百姓比成泥鳅,他的妄自尊大的确可观”“而屈原他很知道民间疾苦。看到人民生活的多灾多难而经常叹息至于泪流”。郭沫若以横向的历史人物为对比,突显了屈原的“革命”价值即“爱民”性,指出“同情人民热爱人民这是屈原的基本精神”[5]同时也是唯物史观说服力上的有力诠释。 二、唯物史观对屈原作品的“综合性”把握 郭沫若对于屈原作品的剖析式研究是在掌握了大量青铜铭文、金文等原始资料,秉承乾嘉学派训诂考据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方法下去进行的文史研究。在郭沫若为代表的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一切文学作品皆为现实的反映”,把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在历史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运用一切科学方法挖掘这层历史“反映”(即找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到达“洞察到内面潜在着的事物之真性与历史的关系”。[6]唯物史观对屈原作品“综合性”把握体现在,第一从楚辞体裁的变化到社会历史价值的把控,第二从时代诗体变化的大众化到史料价值的拓展,第三从屈原文学作品的艺术思想探寻到跨学科史学研究的探求。 1.楚辞体裁的文学变化到史学价值的把控 “凡是意识形态的改革总是跟着经济制度变革而来由奴隶制转移到封建制有之乎也由者,由封建制逐渐脱变便有啊呀吧吗。文字总是在跟随着时代走,而且在跟着言语追”[7]在郭沫若看来文字的改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由桎梏的文字脱去冗杂的文体追求新形式的革命。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指出屈原“他利用了歌谣的自然韵律把台阁体中的四言格调给突破了,屈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给他一个尊号,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位革命白话诗人”,[8]文字体裁变化的动因是时代革命的要求,屈原文字体裁的革命正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他彻底的采用了民歌的体裁打破了周人的雅颂诗体的四言格调,彻底的采用了方言的形式来推翻了雅颂诗体的贵族性,在诗域中屈原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9]郭沫若从楚辞带来的文学体裁革命性的变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相关联,把文学艺术的文体审美带到历史价值维度的纵向上思考得出“屈原所创造出来的骚体和之乎也者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白话诗和白话文,在两千年前的那个时代,也是有过一次“五四运动”的屈原是古“五四运动”的健将”。[10]尽管郭沫若的这个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样一种类比显然有着相当的主观性与简单化”,[11]但以文学史与人类学的关照下去解读那个时期的变化未尝不是对当时历史把控新路径的探索。 2.时代诗体革新的大众化到史料价值的拓展 文学体裁上的革命带来的是时代背景下诗体主动权上的革新,郭沫若指出诗体话语权的革新是由“贵族文学”向“平民文学”的诗体转换。“自春秋末年以至赢秦统一天下为止的三百年间,中国文化的那个灿然的黄金时代”“不外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换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12]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认为屈原是接受了这种时代变革带来的潮流变化。其中把楚辞放在时代背景下去探析的学者,在郭沫若之前的梁启超也做过,梁启超把近代科学中的哲学,文艺学,心理学放入楚辞的研究当中去,细致微弱的把握楚辞的情感与屈原的关系,指出“屈子为极端厌世之人”“其自杀的原因,乃是人生问题之不能解决,不堪 作者简介:舒梓剑(1995-),男,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料基本问题研究。 宋雪松(1993-),男,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郭沫若的诗歌评价

郭沫若的诗歌评价 郭沫若 是现代文学 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那么关于郭沫若的诗歌 评价如何呢?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郭沫若的诗歌评价的相关文章, 供大家阅 读! 内容提要 当今一般读者对郭沫若评价不高, 而“专业阅读”却甚表称许, 形成两极阅 读现象。本文指出两极阅读的偏误,提出对《女神》等时代性很强,而今比较隔 膜的经典作品,阅读时应尽量将直观感受、设身处地与名理分析三者结合,以摸 索和感触当年由作品—读者互动互涉而形成的“阅读场”, 从而达到比较有历史 感的评价。文中分析郭沫若文艺型的人物心理特征,及其“多变”的原因,认为 郭沫若毕竟是一位真实的诗人,对其天才与凡庸都应有同情的了解。 关键词 郭沫若 《女神》 两极阅读现象 阅读场 创作心理素质 郭沫若的《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标示着新诗初创期 的最高成就,最能体现“五四”的时代特色。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 由《女神》所奠定的。对《女神》往往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文学史的读法”, 注重从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考察作品,寻找价值,并确定其地位。当今各种现代文 学史, 几乎都是这样评价郭沫若的。 有一种学术界流行的排座次的说法是“鲁郭 茅巴老曹”,不一定准确,但也可见对郭的评价甚高。而“非专业的读法”则比 较偏重个人或行时的审美趣味,注重本文,不太顾及“历史链条”,并不看重像 《女神》这种时代性、现实性强的“经典”。当今许多青年读者对郭沫若其人其 诗不感兴趣,评价不高,用的多是“非专业读法”。两种读法本无所谓高下,然 而当今许多大学的讲台或专家的文章对郭沫若甚表称许, 而一般读者却不敢恭维, 这种两极性的阅读现象就很值得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者不能不面对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对《女神》的接受有这么大的时代反差? 一 这就牵涉到评论角度问题,以往对《女神》的评说,一般都是从两个角度进 行,一是思想内容方面,即考察《女神》如何体现反封建以及改造社会的要求, 如何代表“五四”的声音,等等。常见的对郭诗的基本主题作摘句式的归纳,以

郭沫若的代表作

郭沫若的代表作 篇一:郭沫若 郭沫若先生是文学史上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和历史剧作家,尤其是他的诗集《女神》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1]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也是举足轻重的,然而学界对其作品和人格的讨论却呈现出两极现象。“两极阅读”是不是绝对的两极,“文学史读法”是否应该对“非专业读法”进行“强制性”引导,本文将试图对此进行讨论。 一、“两极阅读”现象产生及产生原因探析 “两极阅读”现象是对郭沫若先生的作品评价出现的两种对立观点的现象,年轻读者对郭沫若的作品没有很大兴趣,评价也不一定高,而文学史的评价却很高。[2]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诸多因素限制的,只有正确了解这些因素,才能客观看待“两极阅读“现象。 1两极阅读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具有时代的隔膜。 (1)、郭沫若的诗具有思想的前瞻性,把握其诗歌需从思想内涵去领会。郭沫若之所以能称之为大家,真正走向文学的舞台是由于其在诗歌上的突破和影响力。以收入《女神》的《天狗》为例,初读其作品,就有一种让人狂躁的感觉。“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一样地飞跑”。诗人在反复渲染心中的狂热,预示着一种强烈的爆发力量。而以今天的眼光去看此诗,则无法领会郭沫若在所处时代思想的爆发性。这对以前陈腐的思想造成毁灭性打击。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很普通甚至可以说是落后的,但在当时,却是很难得的。正是情感的渲染,思想的深刻,使他的诗歌在当时具有魅力,特别是在年轻读者中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感悟郭沫若当时的诗歌,应该站在当时当时的高度去领悟。在思想上的差异性解读是形成两极阅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2)、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处于新旧诗体转型的过程中,其诗歌的创作与今天新诗存在差异,故会形成“两极阅读”现象。郭沫若说过:“我所写的一些东西,只不过飞翔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舞的罢了。”[3]由此可见,郭沫若的创作很多只是一时灵感激发,当时创作之际只是依靠满腔激情,并没有注重文辞修饰。如收入《女神》的《晨安》:“……晨安!万里长城呀/啊啊!雪的旷野呀/啊啊!我所敬畏的俄罗斯呀/晨安!我所敬畏的Pio呀/晨安!雪的帕米尔呀/晨安!雪的喜马拉雅呀/晨安!Bengal的泰戈尔翁呀/晨安!自然学园里的学友们呀……”这首诗作读来让人热血沸腾,他选取富有生命力的名词让人如临其境。但可以说没有美感而言,基本是地名的罗列。这是郭沫若有意而为之。当时新旧文体转型,郭沫若的贡献就是要改变旧诗体追寻辞藻华丽、对仗讲究的现象。这在当时是一个突破,也正是因为郭沫若在这方面的探寻和贡献,从而奠定了他在2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地位。在新诗日益成熟的今天解读郭沫若的诗歌会形成隔阂,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3)、郭沫若处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中,特殊的时代造就特殊的作品,许多新的意象的使用与今天存在差距。正确解读其作品,必须设身处地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中。如在《晨安》中:“晨安!太平洋呀!太平洋上的诸岛呀!太平洋上的扶桑呀/扶桑呀!扶桑呀!还在梦里裹着的扶桑呀/醒呀!Mesame呀/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诗人就选取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特定意象,尽情地召唤时代的光明使者。这在当时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如果不能置身于当时去考虑,当然无法领悟诗歌的魅力,对其作品自然就会发生误解。 2、“两极阅读”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对郭沫若人格的怀疑,从而产生对其文格的质疑。 (1)正确看待郭沫若人格流变及其文学史地位。对郭沫若先生的文学史地位的评定主要是其诗歌创作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和其历史剧作,但是在其人格上却历来有许多质疑。主要体现在信仰中人格问题,关键时刻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对革命信仰不坚定;信用中的人格问题,他答应鲁迅和他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但随即在其出版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中就出现了围攻鲁迅的文章;婚姻家庭中的人格问题,为了自

郭沫若简介 郭沫若的个人简介

郭沫若简介郭沫若的个人简介 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 大事年表 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学名开贞。 1897年春入家塾读书。习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 1901年家塾采用上海编印的新式教科书授课。 1905年春长兄郭开文赴日留学,有意偕从同行,父母未准。 1906年春入乐山县高等小学。第一学期成绩名列第一,因受年长同学忌妒,被降为第三名。 1907年春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返校。夏升入乐山县中学堂,大量阅读林琴南的译述小说。 1908年秋患伤寒并发中耳炎,听

力受损。病中读先秦诸子等古籍,偏爱《庄子》。 1909年秋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春进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冬参加成都学界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任班级代表,又受开除处分,因故未实行1911年冬清帝退位。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 1912年,2月受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5日后即离家返成都。 1913年春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未学。夏,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年底得长兄资助,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1914年1月抵东京。秋,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与郁达夫同学。 1915年秋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与成仿吾同学。阅读泰戈尔、屠格涅夫、歌德、海涅等人作品,与斯宾诺莎思想接近。

1916年夏与东京圣路加医院护士佐藤富子相识。冬,与佐藤富子在冈山结婚。开始新诗写作。 1917年试译泰戈尔诗集,因无法出版而中止。1918年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夏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与留日同学张资平酝酿出版文学刊物。 1919年夏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作小说《牧羊哀话》。诗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震动中国诗坛。 1920年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为《三叶集》出版。译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因译稿被老鼠咬毁未能出版。 1921年休学半年。往返于上海、日本之间筹备出版文学刊物。6月文学团体创造社在东京成立。第一部诗集《女神》问世。 1922年《创造》季刊五一节创刊。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

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

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 郭沫若的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分别是《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以及《孔雀胆》。大家平时会看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吗?关于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棠棣之花》“棠棣之花”,“棠棣”出自《诗;小雅》有《常棣》一诗,代指兄弟情义。《棠棣之花》既是郭沫若五幕历史话剧,又是越剧剧目,亦名《芳草碧血》。两个剧目均根据战国时义士聂政刺韩相侠累的事迹改编。 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屈原》话剧《屈原》取材于战国时期楚国的历史,写伟大诗人、政治家屈原的政治挫折和个人遭际。郭沫若首次将其形象塑造于舞台之上,他以神来之笔,在从清晨到午夜这段非常有限的舞台时空里,概括了这位诗人一生的悲剧。剧一开始,即写屈原以橘喻志,教育学生保持高洁的灵魂。 1942年,《屈原》重庆首演,导演陈鲤庭,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顾而已饰楚怀王,石羽饰宋玉,施超饰上官大夫靳尚,丁然饰公子子兰,张瑞芳饰婵娟。当时的媒体报道说:“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此剧集剧坛之精英,经多日筹备,惨淡经营,堪称绝唱。” 1953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为了纪念屈原逝世2230周年,重新上演了这个戏。导演仍是陈鲤庭,屈原则由赵丹扮演,白杨饰南后,

王蓓饰婵娟。1979年《屈原》第四次在日本公演时,演出500余场。1980年11月,河原崎长十郎率演出团来华演出,自扮屈原,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屈原》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对交上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索,构成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突. 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虎符》郭沫若的五幕话剧《虎符》取材于《史记;魏公子列传》,写于1942年,1943年首演。该剧描写的是战国“四君子”之一魏信陵君(无忌)窃符救赵的故事。魏安厘王二十年(纪元前二五七年),秦国侵赵,形势危急,赵国平原君的夫人(信陵君之姐)亲自突围到魏国求援。魏王的异母弟信陵君认为赵魏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因此,他固请魏王发兵救赵。暴戾狭隘自私的魏王执意不肯,反劝赵降秦。信陵君亲率三千门下客,前往救援。侯瀛建议窃取魏王虎符,凭符调用老将晋鄙统率的十万魏兵。如姬夫人素来佩服信陵君“宽厚爱人”的品质和“合纵抗秦”的政治主张,也感念他替她报了杀父之仇,因此冒死盗符。信陵君佩符至晋鄙军中,晋鄙疑,朱亥杀之,信陵君统兵八万解赵之围。魏王杀信陵君全家,信陵君之母魏太妃代如姬受过自杀。如姬逃出宫后,本可以逃至邯郸请信陵君保护,但为了不损害信陵君的声名,在父亲墓前自杀。 郭沫若五大历史剧作品:《高渐离》《高渐离》是郭沫若同志一九四二年的作品,原名《筑》,初版于一九四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五七年根据一九五四年新文艺出版社版,经作者作了较大的修

综述建国后郭沫若写作的三种身份

综述建国后郭沫若写作的三种身份 摘要:目前学界对建国后郭沫若的研究相对忽略郭沫若文化身份和社会角色的复杂性,往往将郭沫若建国后的多重身份归拢到“政治家”这一核心身份上,似乎建国后郭沫若的多重身份只不过是其“政治家”这一核心身份在不同社会角色下的 不同表现而已。故而,郭沫若建国后的各种表现,或显性或隐性,或真或假,或真心流露或假意敷衍也都难逃“政治”的魔咒,而所谓郭沫若的复杂性其实也只是一种政治的复杂性。郭沫若建国后的多种身份曾被以往研究者深度挖掘和多次展示,如:中国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中国文联主席等……这就相应地使他成为当时政界主要领导、科学界首席领袖、外交界知名使者、文坛著名作家、文教界资深名流等。同时,在这些身份中除了官方形态明显的“政治家”之外,还存在一种与之相对的“非政治家”身份,这些身份赋予郭沫若相当的知名度,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公共人物”。鉴于郭沫若“十七年”时期写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但它们却具有文学的形式,并且与以文学家名世的郭沫若在当时所出任的各种不同职务相呼应。本文将从科学界、文化界和人文学界三个方面来概述郭沫若的文学创作。 一.郭沫若作为科学界领导人的写作 首先科学界领导人是郭沫若“十七年”最为显著的职务之一,而且科学主题的诗文写作同时还具有时代延展性,所以文章最先对郭沫若这一显著但尚未被学界全面认识的“非政治家”职务进行研究。郭沫若建国后诗作审美性缺失。1950年代他虽然写了不少科学诗作,但这些诗作与“《女神》时代”诗歌写作水平出现严重脱节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与其在1920、30年代形成的“为大众”理念不无关系,同时又能和1940年代形成的“人民本位”观合理对接,这就充分证实了其科学诗作具有隐性的时代延续性。应分两个层面继续探寻潜伏在此类诗作底层的其他用意,即具体到国内层面,形成了两种教化知识分子的方式:一种是警戒性的,即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告诫科学工作者要时刻警惕“科学官老爷”态度的腐化和侵蚀作用,自觉抵制自满情绪;另一种是劝勉性的,即以苏联这个科学先进国为参照,借助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和火箭等科技成果来鼓励本国科学工作者,主动加快科技创新步伐。而就在这一劝勉的过程中,郭沫若注意到先进科技给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存在被美国等居心叵测的国家恶用的可能性,表现在其作品里便是不断强调用“科学”来争取世界永久的“和平”,这种不分国界“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观念,其实正是郭沫若所坚持的“为人民服务”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而这也恰是郭沫若科学诗文在国际层面的用意。既然科学事业是一项世界性事业,而科学研究工作又是一项长期性的艰辛探索工作,所以必须重视对科学事业接班人的培养。不管是对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代表的科学后进力量的关怀与鼓励,还是对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精英的提携,尤其是对钱三强和陈明远等科学青年的勉励和警示,都饱含了郭沫若作为科学界资深长辈对晚辈后生的热忱期望与赤诚寄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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