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一）中国城市发展历程

中国城市化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1950年代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生产能力的相对落后，国家采取了“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政策导向，实行城乡分治，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1950～1978年中，虽然工业化水平增加了27个百分点，但城市化水平仅增加了7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城市化明显加速。改革开放初期，返城人口激增，城市化提速，1978~1985年的8年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提高了5个百分点，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了城市发展的新时代，大量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吸引了巨大数量的农民工群体，15年中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又提高了12个百分点。进入21世纪，国家通过户籍、社会保障一系列改革，城市化进一步加速，至2006年城镇化率达到43.9%，6年间提高了6.28个百分点。

1．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受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封建制度的影响，中国近代城市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1949年东部地区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重达6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调整城市区域布局政策，工业和城市布局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东部地区城市人口占总城市人口比重1978年下降到47.9%，19851985年进一步下降到47%。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地区发展优势突出，也得到了更多的优惠政策倾斜，城市发展迅速，至2004年东部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达到52.1%。21世纪初，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政策，西部地区城市发展加速，其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重由1998年的15.8%上升到2004年的18.3%。

2．城市规模结构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特大城市发展迅速，其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比重由1949年的36%上升到1965年的44.9%，小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则由25.5％下降为15.6％。文化大革命十年，特大城市服务业功能萎缩，人口相对减少，到1978年其人口所占比重下降到37.5%。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上山下乡人员返城，特大城市人口出现了恢复性增长，所占城市总人口比重到1985年达到39.3％。与此同时，由于农村经济活跃，与农村连接紧密的小城市也出现了快速增长趋势，其占城市总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14.1%上升到1985年的17.0％。但是由于贯彻限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方针，到1998年特大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下降到36.6％。21世纪以来，国家对大城市的限制政策放松，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再次成为城市发展的重心。1998～2004年大城市、特大城市占城市总人口比重分别提高了3.3和2.9个百分点。

3．城市产业结构的演进

旧中国城市多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文化中心或殖民半殖民地经济中心，共同特点是生产能力低下，寄生性和消费性强，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发展生产，国家对部分城市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上海等特大城市过剩的消费服务功能被转移到内地城市，其他城市也加强了生产性建设，城市工业生产加强。1950年代后期，城市建设受“左倾”思想影响，城市的生产性功能进一步被强调，消费功能被进一步削弱或取缔，城市工业也进一步重工业化，形成畸形的产业结构；各城市之间也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纷纷建立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以达到自我供给、自我平衡，导致城市功能单一、产业结构趋同。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各行各业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市场作用日益扩大，城市经济也逐渐由

封闭走向开放。城市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自身，而是成为周边区域的生产、贸易和服务中心。三次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生产部门不再是城市尤其是那些非经济中心城市最重要的部门，贸易和服务部门的重要性迅速上升，城市功能也由单一的生产基地转变为生产、贸易、金融、科教文卫等综合功能的集合。全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由1980年代不足30%上升为近年来40%左右，产业结构不断向合理化、高级化演变。

（二）城市经济面临的问题

1.城市化水平仍然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中国城市化速度加快，但相对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仍然滞后。按当年汇率计算，2006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而城市化率为43.9％。按照钱纳里等人的标准发展模式，1500美元左右对应的城市化率应在60%左右。按照工业化水平计算，2005年中国二、三产业占GDP比重达87.4%，韩日等国同等工业化率对应的城市化率也都在60%以上，显然中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

2.聚集效应没得到充分发挥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的发展既有赖于厂商聚集，又有赖于居民聚集，生产聚集效应和消费聚集效应同时并存。而中国现阶段，因为管理体制、用地政策以及现有利益格局的限制，跨区域发展受到限制，不少城市发展规模受到限制，既影响了生产和消费聚集效应的发挥，削弱了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动力，也成为现有超大城市进一步膨胀的因素。

3．城市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各城市普遍盲目追求产量和总量的提高，产业结构和产出绩效相对被忽视。相对于第二产业，各城市发展第三产业的动力普遍不足，发展相对滞后，2006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仍在39.5%左右变化。在招商引资、产业确立方面，恶性竞争，重复建设，结构趋同，东部地区产业相似率达93.5%，中西部地区产业相似率达97.9%。就产业的技术结构而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总体上仍然沿袭传统的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企业研发动力不足,技术进步缓慢，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较低，高技术含量的生产能力不足，产业层次整体水平较低，也因此导致地区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地区间发展差距加剧。

（三）城市资源供给的约束

1.水资源严重短缺

中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同时时空分布不均。如西北以冰雪融水补给为主的河流6～8月的径流量超过全年的80%，耕地面积占全国60%的北方地区水资源量仅占15%等。据水利部统计，截至2006年，中国661个建制市中缺水城市占2/3，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年缺水总量达400亿立方米。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城市用水效率低下，2004年全国万元GDP用水量399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196m3，水资源浪费严重，用水效率较低。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

2.人地矛盾尖锐

中国幅员辽阔，但人均国土面积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35％，可利用土地特别是可耕地不足。根据国家土地变更调查，2006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0%。全国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2635.45万公顷，比2005年增加1.3%；交通运输用地239.52万公顷，比2005年增加3.76%，建设用地增长迅速。从用地结构来看，一些城市忽视城市环境质量提高，公共绿地、公共配套设施用地、住房用地不足或比重普遍偏低。从用地效率来看，由于土地管理体制的缺陷，建设用地开发混乱，浪费严重。同时，城市人口增加与城市建设用地供给不足的矛盾突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瓶颈”。

3.能源缺口大

中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少。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消费逐年上升。1980～2000年的20年间，中国能源消费增加量为7亿吨标煤，而2001～2006年6年时间，中国能源消费净增11亿吨标煤，达到24.6亿吨，接近欧盟25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近年来中国工业结构重工化趋势增强，生产性能源需求进一步增长。随着快速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汽车、空调等高耗能消费品消费增加，城市生活性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城市生产性能源需求和生活性能源需求的双重增长导致能源缺口加大。另外，奢侈消费倾向有蔓延趋势。能源供给缺口和低利用效率成为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威胁。

（四）城市环境存在的隐忧

1.城市空气质量不容乐观

尽管近年来城市空气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仍不容乐观。2006年全国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中，没有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44.2%的城市达到二级标准；48.7%的城市达到三级标准；还有7.1%的城市为劣三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二氧化硫污染问题尚未解决，2006年全国13.2%的城市二氧化硫年均浓度超过二级标准，其中劣三级的城市占3.6%，这也使得全国一半以上的城市遭受酸雨袭击。第二，北方城市沙尘天气肆虐，21世纪以来北方沙尘天气增多，2006年沙尘天气分12次32天大范围地影响了中国北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2.城市水环境质量令人担忧

随着工业化步伐加快，工业化对水资源的污染不断加剧，但不少城市对水环境的保护力度不足，污染问题日益突出。2005年全国污废水排放总量717亿吨，其中2/3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造成90%的城市地表水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006年参加全国“城考”的595个城市中，有205个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0，占被考核城市总数的1/3强。全国城市集中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88.69%，水域功能区水质达标率82.13%，分别比2005年下降了9.01个百分点和7.24个百分点，部分城市出现水质性缺水。更有部分城市地下水质出现恶化趋势，在开展浅层地下水水质监测的125个城市中，有21个城市主要监测点地下水水质呈恶化趋势，在开展深层地下水水质监测的75个城市中，有12个城市主要监测点地下水水质呈恶化趋势。城市水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

3.固体废弃物治理有待提高

长期以来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一直困扰着中国城市环境，一些大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垃圾“围城”现象。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城市环保加强管理，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综合利用和处理有了较大改善，但未来发展不容乐观。2006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为59.48%，比2005年降低0.23个百分点。其中192个城市为0，占“城考”城市总数的32.3%；167个城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为0，占“城考”城市总数的28.1%。城市固废治理任重而道远。

（五）城市社会面临的挑战

1.人口老龄化速度快

1999年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再过20多年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老龄化趋势首先在城市地区出现，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等超大城市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2000年已分别达11.53%、8.36%、8.33%和7.90%。人口老龄化已经和必将带来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首先，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将导致中国劳动力不足。据预测，中国劳动年龄（15～59岁）人口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拐点，202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将出现下降趋势。其次，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供养系数升高，劳动力成本增加。中国老年赡养系数预测2010年为17.4，2030年为37.0，到2050年进一步上升为47.5，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随着老龄人口增长，养老金和退休金支出也将相应加大。最后，人口老龄化将影响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人口老龄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比重较高，劳动人口老龄化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大。

2.城市就业压力持续加大

中国人口基数大，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镇劳动力供给将持续增加。中国城镇近年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540万人，而实际吸纳新增就业人员只在300万人左右，城市就业压力持续增加。从1995~2006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9%上升到4.1%。一方面，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的下岗职工仍然有部分没有得到安置，这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尤为严重；另一方面，与国民经济的增长相比，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吸纳劳动力能力不足。同时，随着大学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也在增大。2001～2007年全国大学毕业生数由114万增加到495万，而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2001年就业率在90%以上，至2006年仅为70%左右，导致人才浪费，也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3.城市贫困问题严重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失业和下岗职工大量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落后，从不同层面加剧了城市贫困。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贫困群体的生活困难程度加剧。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5年最贫困5%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495.7元，仅相当于城镇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3.7%，而2000年该比例为37%，5年间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城市相对贫困问题突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测算，城镇居民最高组与最低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5.1∶1扩大到2005年的5.3∶1，形成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存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国针对城市贫困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相对滞后。一是国家低保标准过低，2006年月人均标准83.6元，仅相当于当年城市人均收入的8.5%；

二是低保覆盖面窄，按照国家统计局认可的8%标准计算，中国2006年城市贫困人口应为4616万人，而当年享受低保的城市人口为2240万人，覆盖面仅为48.5%。

（六）城市管理现代化滞后

1.城市区域管理体制不协调

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市带县”和“撤县设区”两大城市区域管理体制。1999年中央发布2号文件以来，先后已有江苏、辽宁、广东等12个省区全部实行了市管县（市）体制。从实践结果看，该体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城乡协调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但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却大多偏离目标。一些大型城市由于中心城区产业迅速发展，空间日益饱和，出现向郊区、郊县扩展的现象，其周围的县改为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城市与郊区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但一些城市把空间距离遥远的县镇纳入市区范围，导致城市行政管理困难。至2005年末，全国市辖区增加到852个，比1995年净增加了146个。

2.城市管理权责错位

中国城市实行的是市、区两级政府，市、区、街道三级管理体制。区级政府享有规划管理权，街道作为城市政府在基层的延伸，发挥对社区直接管理协调职能，形成“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重心下移、以区为主、上级监督”的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管理模式。这种城市管理模式有利于激发各区发展积极性，但也为城市的统一规划带来了多方面的困难。各区功能重叠，容易形成盲目性，导致无序竞争。同时由于区级政府作为财政收支的最低单位，对街道居委会管理职能形成财力和权限的制约。

3.部门治理缺乏整体协调

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实行了数字化管理，管理技术和手段大幅提高。但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综合运行事件迅速增加。2005年交通事故450254起，火灾事故235941起，分别比1995年增长65%、535%，主要发生在城市地区。城市犯罪率也出现上升趋势，城市综合治理功能还有待加强。现代城市高度开放，在促进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增添了恐怖主义、传染病等突发事件的概率。2003年SARS事件即是突出一例。为此国家先后发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法规，但还有待于统筹协调，落到实处。

4.规划管理体制改革有待深化

1989年国家颁布了《城市规划法》，加强了城市规划编制工作的管理。但现有的城市规划管理体制还存在多方面漏洞：其一，各级政府制定的各类规划名目繁多，种类复杂，既有针对某一区域的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也有针对某一行业或产业的行业规划和产业规划以及专项规划，如城镇化规划、科技创新规划等。由于部门利益分割和信息沟通困难，各种规划往往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缺乏衔接。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对各类规划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做出明确界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各类规划的法律效力以及各类规划发生冲突后如何解决、如何实时跟踪和适时修订等，规划之间不协调问题比较突出。其二，城市规划

制定过程中还不能严格遵循科学性、民主性原则，规划制定目的在于应付上级部门检查，缺乏前期科学论证；功能分区不合理，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不能与城市发展相适应。其三，城市规划的法律效率低、执行不力，一些城市规划较少真正得到落实，一些城市则是发展思路随领导人的更迭而改变，规划朝令夕改，造成城市建设混乱。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

主编/ 牛凤瑞潘家华

总编辑/ 邹东涛

出版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城市科学发展面临的挑战

中国城市科学发展水平评价

“十一五”规划与中国城市的科学发展

中国城市科学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十五”期间的城市环境质量状况

2006年中国城市环境状况

中国城市环境保护

中国城市热点环境事件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城市循环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与能源利用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创新

城市建筑节能

中国城市社会事业发展

中国城市贫困、失业与再就业

中国城市业主委员会的成长与发展

中国农民工与城市发展

“创新型城市”科技环境建设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

城市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中国城市土地合理利用

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

城市发展政策法规建设

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非政府组织在城市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目前共有48个中国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

有专家认为：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困境的失地农民将会越来越多。

香港消息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组成员、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日前做客中科院“科学在线”访谈时，以“触目惊心”形容目前各地盲目追求大规模、高标准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的城镇化“冒进”现象。

陆大道说，2003年、2004年提出来的“大北京”设想本是希望分散一些首都北京的职能，但导致了地方的盲目仿效。目前，全国上行下效，建设新城之风日益严重，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都在搞大新城，遍及各个省区市，如：大沈阳、大济南、大昆明、大兰州、大贵阳、大烟台、大合肥、大郑州等等。

他指出，目前共有48个中国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与此同时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困境的失地农民也越来越多。

陆大道坦言，部分地方领导人，除按照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三倍、四倍进行城市规划的修编外，还在市区、开发区修建大马路、大立交、大绿地、大学城，导致城市发展空间严重失控。特别是政府办公区大搬家，政府办公楼一拨拨地大迁徙，成片成片地摧毁民居和耕地，它们离老城有几公里或者十几个公里，配以几百亩或者上千亩的广场，有的还在附近建设豪华的会展中心，或者人工开挖广阔的水井，形成所谓的新城，这被看成中国一大特色。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就业岗位增加尚不能够适应如此冒进的城镇化，以及迅疾的空间扩展，因此势必造成极大风险和危害。

瑞士信贷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05年，世界铜镍贸易中的20%、钢铁交易中的25%是中国人买进的，新增石油需求的40%来自中国，世界整个水泥生产的53%被消化在中国这片土地。中国城镇化进程，以每年制造两个波士顿城的速度进行。

世界各国城镇化的进程各不相同，从20%到40%的城镇化率，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前苏联是3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

不少学者认为，对于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大、生产率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大国来说，正确认识自身环境特征和经济的脆弱性，是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与策略。

中国将形成十大城市群

所谓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目前，我国将形成十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川渝和关中城市群。

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在未来20年仍将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

山东半岛城市群

以济南、青岛为中心，包括烟台、潍坊、淄博、东营、威海、日照等城市。发挥临海和靠近日、韩的区位优势，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势头很猛，带动了山东全省的发展。随着城市群对外辐射力的增强，城市群的范围将不断扩大。

辽中南城市群

以沈阳、大连为中心，包括鞍山、抚顺、本溪、丹东、辽阳、营口、盘锦、铁岭等城市。该地区城市高度密集、大城市所占比例最高。沈阳是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的经济中心、交通和信息中心，全国最大的综合性重工业基地。大连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东北地

区最大的港口城市和对外贸易口岸。辽中南地区工业化起步已近70年，在工业化推动下形成了中部城市密集圈和沈大城市走廊。

中原城市群

以郑州、洛阳为中心，包括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共9

个省辖(管)市。郑州虽是后起的城市，由于其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得以后来居上，成为中原城市群的中心。区域内人口密度达665人/平方公里，是我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之一。各城市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基本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1个半小时通达的交通网络，具备了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长江中游城市群

以武汉为中心，还包括黄石、鄂州、黄冈、仙桃、潜江、孝感、咸宁、天门、随州、荆门、荆州和河南省的信阳、江西省的九江和湖南省的岳阳，其中，12个为地级城市，3个为省直辖县级市。武汉号称九省通衢，东西有长江黄金水道，南北有京广铁路，经济实力和辐射影响力都很强。长江中游城市群将是我国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交通发达、产业具有相当基础、科技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群之一，在我国未来空间开发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意义。

海峡西岸城市群

以福州、厦门市为中心，包括漳州、泉州、莆田、宁德四市。海峡西岸城市群与台湾隔海相对，既是开展对台合作，促进和平统一的基地，又可在合作中加快发展。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将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经济紧密联系，互利共赢，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鉴于海峡西岸特殊的地理位置，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海峡西岸城市群是海峡经济区的核心地区，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城市发展、经济合作、对台交流等都会取得更快更好的进展。

川渝城市群

是以重庆、成都两市为中心，包括自贡市、泸州市、德阳市、绵阳市、遂宁市、内江市、乐山市、南充市、眉山市、宜宾市、广安市、雅安市、资阳市四川的14个地级市和渝西经济走廊等县市。重庆市是全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直辖后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其对周边的辐射力也在增强。成都是四川省的省会城市，城市发展也很快。未来，要继续完善城市之间的交通体系建设，加大核心城市的辐射效应，使城市群的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关中城市群

是以西安为中心，包括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商州等地级城市。关中城市群是陕西经济的核心区。而今已成为我国西部地区惟一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和星火科技产业带，是西北乃至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区域。

除了上述十大城市群之外，以长珠潭为中心的湖南中部、以长春、吉林为中心的吉林省中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黑龙江中北部、以南宁为中心的北部湾地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地区等都有希望发展成为新的规模较大的城市群。

目前世界公认的大型城市群有五个，它们是：美国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城市群、法国巴黎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有学者认为：长三角将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我们预测：再过若干年，全世界十大城市群，有五个可能在中国。

探访美国最贫困县：家庭年均收入不足12

万人民币

2012年06月14日 09:57:16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奥利斯县，2010年度家庭中位收入折合人民币不到12万元，列全美最穷县

仅拥有5000人口的奥斯利县，位于美国中东部肯塔基州，是美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美国2010年普查将奥斯利县列为美国本土(除海外自治联邦岛波多黎各)家庭中位收入最低县，是名符其实的美国贫困县。

日前，盖蒂(Getty)图片社摄影师马里奥·塔玛进入奥斯利，纪录下了这个全美贫困县居民的日常生活状态。

第一穷县没有自来水与电力

奥斯利建县很早，美国南北战争前就已经存在19年，尽管如此，英国《每日邮报》评价，这个县的时空似乎一直停留在建县时期，许多家庭至今生活在没有自来水与电力的环境里。

奥斯利的支柱产业是煤矿、烟草种植以及木材生产，随着这些传统产业的没落，当地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

在奥斯利，有41.5%的居民生活在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下。美国普查局将低收入线定在4口之家年收入为4.5万美元(约合28.5万元人民币)左右，贫困家庭是指4口之家

年收入22314美元(约合14万元人民币)以下。而奥斯利的家庭中位收入仅为18869美元(近12万元人民币)。

除了生活以外，奥斯利县政府还有其他要操心的难题。县长卡尔·特纳2010年时对美国广播公司(ABC)抱怨说，这里的毒品问题越来越严重，“瘾君子在监狱里也得不到有效治疗”。

共度时艰“充满自豪感的社区”

但与美国其他地方不同，这里的家庭和社区连接紧密，居民们的集体观念很强，以邻里互助、共度时艰为傲，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深厚。“环境很恶劣，但这仍是一个充满自豪感的社区。”奥斯利县服务机构负责人文斯·特纳说。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奥斯利县只有这么一个像样的服务机构，当居民实在无家可归时，这里是他们最后的收容所。机构的职责还包括给社区的低收入老人“送温暖”，调解家庭纠纷等。周末时，还会给孩子们分发食物，以便周末不上学、享受不到学校营养午餐的孩子不至于挨饿。

居民劳威尔·莫里斯干着一份时薪9美元(约合57元人民币)的散工，而他的朋友莫斯·诺伯一直主动义务在帮他忙。尽管诺伯自己也依靠政府救济生活，住在没自来水也没有电力、环境极度脏乱差的拖车里，但仍愿意尽力为朋友提供援手。

糟糕的居住环境却没有影响诺伯9岁的小侄子强尼的心情，塔玛将镜头对准他时，他正光着脚在田地上欢快地跑，家里桌子上一堆垃圾中放着他最心爱的玩具一辆用火柴盒做成的玩具车。

年度盛会：告别青春的隆重成人礼

他们的快乐与忙碌并不比外面的世界少。居民在志愿筹备一个“先驱博物馆”，用来收藏反映本地区早年生活的一些艺术品。县里还有自己的俱乐部，每年开春都会举办活动，人们会一直庆祝到深夜。

奥斯利县的年度大事还包括县高中的毕业舞会。还在读高中的斯塔和特拉维斯·路易斯已经结婚，带着三周大的女儿兴奋地准备舞会事宜。塔玛拍下了他们的同学德鲁希拉·史密斯和布莱特妮·布鲁尔与家人自制舞会礼服的画面。

舞会在高中体育馆举行。这些青少年的家人、社区的其他成员到时候都会齐聚一堂，这仿佛是一个需要所有人在一起共同完成的成人仪式。仪式过后，少年少女们告别青春，开始自己的辛苦劳作、承担责任的大人生活。

不过，他们的日子并没有比上一代更好。去年的数据显示，奥斯利18岁以下人口有48.6%生活在贫困线下，比他们父母一辈高出7个百分点。

背景

美家庭十年一普查：穷的更穷富的更富

美国家庭情况普查十年一度，2010年度的普查结果相比2000年度的情况更糟。据ABC 新闻报道，美国最穷的四个县都在肯塔基州东南部“碰头”了，其中最穷的一个县，家庭中位收入与十年前相比还少了1500美元。

最富有的地区位于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的东北部。全美高收入城市的前十名，这里就占了4个。而最富的县家庭中位收入相比2000年增加了近1.7万美元之多。

据2010年数据，全美家庭中位收入为51425美元(约合32.6万元人民币)。

美最富十个县新泽西州占三

美最穷十个县肯塔基州占四

新泽西州

5.汉特顿县130723美元

7.萨默塞特县129222美元

9.莫里斯县128371美元

纽约州

10.韦斯特切斯特县128127美元

弗吉尼亚州

3.劳顿县

(2010年全美最富县)134098美元

4.费尔法克斯县

(大众汽车诞生地)132662美元

马萨诸塞州

1.南塔基特县(著名避暑胜地)137811美元康涅狄格州

6.菲尔费尔德县130074美元

科罗拉多州

2.皮特金县(著名滑雪胜地)134267美元加利福尼亚州

8.马丁县128544美元

得克萨斯州

4.布鲁克斯县19425美元

8.扎帕塔县20525美元

阿肯色州

9.切科特县20543美元

密西西比州

6.伊萨奎纳县20250美元

7.李福洛县20490美元

南卡罗莱纳州

10.阿兰戴尔县20551美元

肯塔基州

1.奥斯利县18869美元

2.李县

19104美元3.布里希特县19329美元5.马格芬县19556美元

贫困县(以2010年家庭中位收入计，数据来自美国《赫芬顿邮报》)

富裕县(以2006年至2010年间家庭中位收入计，数据来自美CNBC网站)

名词

中位收入

中位收入，也称收入中位数，是指用统计学上中位数的概念来衡量某地区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中位数即是将数据排序后，位置在最中间的数值。以一个51人的企业为例，把所有人员年收入从大到小排列，正中间的一位，即第26位的年收入就是这家企业年收入的中位数。

在统计学上计算中位数，更适宜代表数据总体的中等情况，避免遭遇“被平均”。所以，相比较于人均收入，收入中位数更贴近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因为某地区的人均收入因贫富的差距可远远大于收入中位数，而收入中位数则可以将这种差距反映出来。

(方海)

走农民自主型城市化道路

2011-06-06 21:57:59作者：靳卫萍来源：社会科学报浏览次数：70网友评论0 条农民应该是城市化的主体

中国人民大学陈甬军教授认为，中国过去的狂飙突进的城市化历程应该告一段落，将进入城市化的新阶段。在此阶段，城市化中人口迁移总量、农民工身份认同、农民失地与农民建设的矛盾，社会资源稀缺以及道德体系的容忍度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城市化的主体，这个主体不应该是政府，农民才应该是城市化的主体，即走农民自主型城市化发展之路。

南开大学的柳欣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比较缓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问题。1995年以来，农民一直处于被动型城市化过程中。这种被动型城市化主要表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流向高科技和房地产中，而农民则越来越多地被雇佣到传统服务业中。由于农民的技术水平较低、户籍限制等原因，我国的传统的服务业发展成为了低工资行业。这种低收入的现状不利于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与城市高收入人口差距的缩小，这直接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从总体上有个规划，用增加的GDP雇佣农民而不是投入到高科技等产业中，使得农民有可能到城市里盖房子、修路、进工厂，从而通过增加就业来推进城市化。这种过程可以视为农民的“资本原始积累”，即通过土地的资本化完成农民向雇佣工人的转变或农村的城市化。目前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将土地出让金拿出来用于加速城市化进程。

重构农村产权制度迫在眉睫

中国社科院王振中研究员指出，受到忽视的城乡农民权益问题，是财税一体化的核心。中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关键是要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在今后改革中，必须大力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土地，一个是房子，根据有关机构调查，2002年劳动人民人均财产总额净值里面，土地价格占到37%，房子价格占到43%。我们国家在城市化过程当中，能不能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非常重要的两个比例，一个就是土地，一个就是房子，所以我们要真正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就必须逐步缩小政府征地的范围，让2.7亿亩劳动人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并且在符合规模的前提之下，尽快解决小产权房的问题。

江西财经大学的温锐教授认为，80多年教训告诉我们，现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原本就是每一位农民自由财产的结合形态。中国城市化发展到今天，中国城市化已经到了新的拐点，城乡发展不协调也不能够继续，总结20世纪80年代经验教训，重构农村产权制度，是摆在我们中国人面前的迫在眉睫的任务。

土地转让受限，制约农民自主型城市化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虽然国家的土地政策允许农户承包的土地在农村集体范围内进行从农户到集体、从集体到村办企业的流动，但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衍生物如房产等进入土地市场仍会与目前国家的土地政策和法规相冲突。现在我国关于土地资源转让权的重新界定远远滞后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如果转让权受到限制，潜在的资源转让进程连同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阻碍。这正是制约当前农民自主型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关键症结。河南大学的耿明斋教授认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已经成为现实的问题，调研的所有地方的领导和农民都有一个愿望，即能不能给予农村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的流转效益。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城镇化资金投入问题也就能得到解决。因此，现有的土地流转是必然，但是如何流转，如何避免流转当中腐败问题。现在是到了把土地权还给农民，把进城选择权给农民的时候了。

自主型城市化发展空间广阔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在全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所谓的被城市化进程中，我们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面对土地问题，好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有一系列政策给予了重大肯定。比如在农民进城的前提下，第一要尊重自愿，第二要带附加条件，这就为各地政府如何处理农民进城问题在政策上遇到了严峻挑战，正是这样的挑战，让我们回到现实，我们怎么面对城市郊区城市化，怎么面对过去我们通过强征强占得来的土地变成平等地挑战。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来重新认知土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的基本权益中有多么重要。

蔡继明和首都师范大学经济系讲师程世勇认为，农民自主型城市化模式发展具备充足的法律制度空间和广阔的政策制度空间。例如，《宪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基础及征地制度的规定；《城乡规划法》对集体建设用地进入规划区并没有禁止性规定；《土地管理法》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规定与法律空间；《物权法》对国有和集体两种产权制

度的物权认定；国家“十二五”规划对农村城镇化的进一步强调。蔡继明强调，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并赋予与城市国有建设用地同等的权利，为农民自主型城市化提供了广阔的法律空间和政策支持。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教授认为，土地的主权和产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主权不能以产权的形式运作，不能进行商业性的交易和操作；只有一种交易，就是一次性买断或批租产权。而划分征税权和收租权的方法，将土地分成主权意义上的国土和私有产权意义上的土地，并在操作上谨慎地区分开来，是一种有效配置土地和公共资源的权利结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性质不是别人赐予的，也不是一纸文件规定的，而是其历史起源赋予的、具有宪政含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使是政权更叠也不影响农村集体的这种权利。因此，任何政府部门都无权用政治强力，在不经过农村集体同意的条件下，夺走他们的土地；即使是为了公益目的，也不能以低于市场价值的补偿从他们手中拿走土地。

农民自主型城市化核心是“自主”

王振中认为，尽管对于我国城市化模式选择曾经有不同的提法，但是中国遵循的仍然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大城市得到迅速发展，而小城市并没有成为发展中心。原因很简单，即城市化发展也和其他经济发展一样，也要有成本效益分析，当判断要发展1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还是要发展一个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的时候，有四个问题必须要思考：两者的产业GDP效益差异、建设规模效益、社会管理成本差异以及人力发展机遇差异。通过比较，显然可以发现发展大城市比发展中等城市的成本要低而收益性则是较高的。

温锐认为，应该采取两种主要的模式，第一，在适宜城镇化的地方，乡镇或者社区以集体为主，以集体土地资源为推手，在与农民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且实现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化，今天北京、河南、江苏的介绍也是它的实例，还有各位专家教授提出的高见也是这方面的东西，专家们讲的农民造城模式。第二，适合异地城镇化地区，农民通过手中土地财产要素，自主流动，实施有序，融入异地城镇化进程。这是农民个体自主城镇化模式，这个模式也是非常普遍的在中国城镇化流程。农民自主城镇化过程当中，核心

和关键是“自主”两个字，就是农民为主生产要素的基本权利和融入城镇化的自主权。

承认城中村的现实

李铁对于城中村形成过程中的诸多社会难题进行了剖析，他认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承认城中村的现实，承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在建设用地上长期的开发权和收益权，市场自己会选择开发的形式，一些投资商也会放下身段去和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进行谈判，其结果只不过是房地产商从未来的土地开发收益少拿些，农民多拿些，而政府一样会得到税收，而且是长期的不动产税。政府只要有了长期的税收，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更具有长远性，对土地的投入就会更慷慨些，城中村也就自然成为历史。而最重要的是，城中村的开发与改革，很可能会带来对经济增长更大的拉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陶然教授认为，面临当前存在的农民与政府改造城中村的诸多矛盾，我们可以借鉴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方法。假定城中村100亩土地，上面有200户农民，他自己盖了自己小产权房，这个地段基础设施很差，地段价值本来已经比较高了，但是因为基础设施很差，所以这个地段价值没有反映出来，现在政府跟农民谈，比如100亩地拆掉，拆掉重新盖起来40亩给你，剩下60亩给政府，那么60亩土地因为两个原因比原来的土地价值提高了。这样有利于把我们现在的炒房资金引入到增加住房供给上面，政府还可以收抽房地产商新增的营业税，并且我们可以配套相关的设施，这是我们将来要进行农民自主型城市化的关键。

中国社科院党国英研究员认为，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方面如果有很多的不当行为，居民就要阻碍其行为。农民建房的出发点往往是为了占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共部门的失职。温锐认为，中国2000多年土地制度经验教训证明农民不可能没有土地权益，他们的权益不可替代，那么谁让这种情况无序呢？从农民来说，他体现的是农民土地财产的具体财产权益，包括自主经营，流转中交易权、收益权，包括立法、社会发展规划，监管惩处等权利，即政府的主导作用，这就是自主型城市化是否有序的关键，有序和无序不在农民这方面，而是政府的主导是否缺位，目前城镇化问题无疑是政府应用的缺位，也是政府主导权的

缺位问题。

关于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建议

https://www.360docs.net/doc/2618461636.html,2012-03-02 11:16

核心提示：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仍高达4-5倍，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应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应允许农村集体宅基地的使用权自由转让、抵押和出租。

建议代表：蔡继明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关键词：土地管理法

主要建议：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仍高达4-5倍，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应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应允许农村集体宅基地的使用权自由转让、抵押和出租。

提案全文：

一、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由2.5倍扩大到3.3倍。近两年来虽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略高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仍高达

4-5倍，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速率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速度。我国从1978年到2011年33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９.8％，大大高于同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年均增长２.５％、世界年均增长３％和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５％的速度。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1年的51%。考虑到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是以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测算的，而城镇人口定义为“城镇户籍人口+暂住人口”，暂住人口又是以在城镇有固定工作、居住半年以上为标准的，而所谓51%的城镇人口中，至少有10%属于进城的务工农民，他们并没有真正变成城市居民！由此可见，我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远比官方公布的低得多。

正是由于我国目前城市化真实水平过低，18.2亿亩的耕地分摊到2.2亿多农户，户均不到10亩地，不仅远低于美国（300倍）、欧盟（30倍）和日本及韩国（3倍），而且远低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最低水平（50亩）。以如此世界上几乎是最小的家庭耕地规模，要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是完全不可能的。缩小城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