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结构

二元经济结构

二元结构理论的由来和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发展经济学家、现代化理论家、区域科学家，不约而同地注重研究经济增长模式和现代化道路，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现代化道路。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最初提出的二元结构，主要是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后来，研究的重点完全转向了二元经济结构，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70年代以后，二元结构研究延伸并且拓展到经济以外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扩大了的二元结构概念和理论脱颖而出，很快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认同。

荷兰社会学家J·伯克调查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在1953年出版了专著《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最早提出了二元结构的概念和理论。伯克认为，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一方面，广大农村依然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没有实现西方工业化的传统社会，农业部门主要依赖土地、使用劳动力生产;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城市却是殖民主义输入以后逐步进行西方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工业部门主要依赖资本、使用机器和技术生产。在他看来，一个社会及其基本特征是由相互依存的社会精神、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共同决定的。当传统社会引进西方工业化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精神、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以往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由于同质性的破裂而呈现出二元性。现代城市社会和现代工业部门同传统农村社会和传统农业部门，在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源配置方式、个人效用函数以及人的行为准则的迥然不同。所以，在二元结构的社会中，社会矛盾的实质，在于工业社会及其现代性同农业社会及其传统性两种文化的冲突。

各国发展经济学家、现代化理论家、区域科学家，系统地丰富、深化、完善了二元结构特别是二元经济结构的概念和理论。大体上构建了五大研究流派或理论模型，诸如工业化带动论、产业结构转变论、现代要素引入论、诱导技术变迁论、核心——边缘关系论等。

第一，工业化带动论。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德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和韦伯已经注意到现代社会的工业化特征和变革。他们认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带动了社会化的分工协作、取代了自然化的自给自足，推动和促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所以，发展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把农民转变为工人，也就同时发展了现代工业社会。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刘易斯，集中地研究了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出了工业化带动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大经济部门。一是工业发展的现代部门，一是维护生计的传统部门。两大部门的主要差异，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资本运用完全不同。现代部门使用再生产性资本，而传统部门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其二，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现代部门采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而传统部门采用手工劳动。其三，生产规模完全不同。现代部门生产规模较大，而传统部门生产规模较小。其四，生产率完全不同。现代部门因为生产规模较大，又使用再生产性资本，遵循规模报酬递增规律，而传统部门因为生产规模较小，又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受到土地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其五，收入水平完全不同。现代部门生产率较高，因此收入水平较高，其中产出的一部分可以用于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传统部门生产率较低，因此收入水平较低，产出仅够维持生存。在刘易斯看来，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转移。现代部门扩张，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分享物质设施、传播现代思想和制度、相互贸易等途径，既使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又使传统部门获益并且得以改造更新而转化为现代部门，也使现代部门促成再生产性资本的进一步增长、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生产率和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现代部门扩张为主，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互联互动并且循环往复，不仅推动和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而且推动和促进了不发达经济转变为发达经济。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论。

20世纪上半叶，不少经济学家觉察到，工业化过程既是整个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又是社会经济结构从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的过程。他们进而发现，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取决于社会产业结构的转变和革新，也就是传统农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向现代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的转变和革新。

美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经济顾问H·钱纳里，凋查研究了101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变论。他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经济结构成功转变的基本内容就是传统农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由于市场需要的变化，在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工业化过程中，发生资金投入、生产技术、资源配置的变化，从而转变为现代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转变的整个过程，经历逐步推进的三个阶段。在经济结构转变启动的第一阶段，由于人们最终需求中食物消费的需要最多和最大，整个社会主要依赖农业提供初级产品。就国际贸易的需要来说，也是这样，比较优势在初级产品的生产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收人的增加、生活的改善，总消费中食物消费份额下降的恩格尔定律显现出来。无论国内消费需要，还是国际贸易需要，都转向了工业制成品。现代城市工业应运兴起，传统农村农业处于发展缓慢乃至停滞的状态。在经济结构迅速转变的第二阶段，由于工业制成品市场需要的激励，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其他部门，迅速流向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现代生产技术也在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迅速发展起来。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不仅获得了资源重新配置的直接增长效应，而且获得了资源在整体经济中重新配置的总体再配置增长效应。在经济结构转变完成的第三阶段，传统农村农业实现了现代化的改造和发展，现代农业部门从生产率低速增长部门转变为生产率增长速度较高部门，缩小了同现代工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差距。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经济不发达状态转变为经济发达状态。在钱纳里看来，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移和再配置，同发达国家相比是更加重要的增长因素。因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更加突出，市场需要和要素市场的变化幅度更大，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余地也就更大。

第三，现代要素引入论。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T·舒尔茨比较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及其现代生产要素的引人和配置，提出了现代要素引人论。他认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关键在于传统农业的现代化。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增加农业阿"现代生产要素引人，并且合理地配置。农业的现代生产要素，就是适合贫穷农村和落后农业的既有利又有效的现代农业科技。合理配置农业的现代生产要素，就是农民不仅愿意接受和采用现代生产要素，而且

必须懂得如何最好地使用现代生产要素，必须学习新的有用知识和新的有用技能。正是这种学习构成了作为现代农业特征的生产率提高的基础。所以，这种现代农业的知识和技能，在本质上是向农民的一种投资。增加人力资本的投人，促使农民通过教育、培训、健康、迁移、信息获得等方面的投资而形成驾驭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能力，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在美国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的贡献率仅为5%，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20%，而人力资本、人的技能的贡献率为75%。美国农业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主要取决于农业人力资本的投人。不是土地和资金，而是人的能力和素质，才是决定贫穷和富裕、落后和发达的关键。在舒尔茨看来，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农村初等教育是非常有利的农业人力资本投资。从1929年到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约20%是与教育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南部农村，追加初等教育投资10%，增加产出高达30%。

这是因为教育的投人产出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长期性，长期投人而长期产出。二是广溢性，比增加物质资本存量更能加速经济增长，降低现代生产要素投入成本，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收入。一个得到并且精通运用有关土壤、植物、动物、机械的科学知识的现代农民，即使在贫脊的土地上，也能生产出丰富的食物。

二元经济结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

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即在农业发展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超前进行了工业化,优先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我国目前即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得不到

有效转移，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迟迟不能转化为一元规模的个体生产

变为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的过程。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在使用上的

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以及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生产。生产社会化是

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将

越来越高。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

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

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

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

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特点

1.比较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其他部门高。

2.工业部门的高产出率使该部门的工资率明显高于其他部门。

3.尽管工资率较高，但工业部门的资本报酬率相对较低。

4.工业部门的资本密集度高于其他部门，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有相近的生产设备。

5.城市中的高工资与大量失业并存。

编辑本段二元经济结构的升级

在国外，最先完整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学者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刘易斯（w. A.Lewis）。他提出了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著名的刘易斯理论模型，即"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他认为由于工、农业部门间存在着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因此"二元经济"结构能否最终被完全破除关键取决于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后来经过古斯塔夫·拉尼斯和费景汗等人的补充，形成了刘易斯一拉尼斯一费模型。该模型认为，加快农业发展和提高农业效率是促进工业进步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实行"平衡增长"，按照投入和产出的基本原则把有限的可投资资金合理配置在两个部门使之相协调，就能够促进工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的一体化。

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对刘易斯一拉尼斯一费景汗模式做了修改，提出了"乔根森模型"，强调了发展农业经济的意义，突出了市场机制在促进二元经济解体中的作用。随后，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表达了跟乔根森相似的观点，建立了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指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严重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认为只要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城乡差距才会逐步缩小，"二元经济"结构被极大地削弱了，城乡经济一体

化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他的这一模型后来被广泛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问题。

无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还是"乔根森模型"或者"托达罗模型"都一致认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并且认为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工、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差异。所不同的是刘易斯把破解"二元经济"结构的重点放在了发展城市经济上，认为只要城市经济发展起来了就可以带动农村经济一起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而乔根森与托达罗则认为，在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发展农村经济也非常重要，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是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同时得到发展，而不仅仅是城市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的影响

二元经济结构对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从其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是在原有传统落后的经济基础上，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机器大工业的产生，逐渐出现了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从而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讲来再由二元经济结构过度到亿元的现代经济。所以，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随着现代经济的产生而现代经济有相对不发达的条件下形成的。然而，既然有了一定程度和规模的现碟经济，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设备的支持；二是可以为国民经济的发展积累一定资金，支援传统部门的发展与开发，促进传统部门的现代化改造；三是它具有经济发展的导向和示范作用，吸引和推动传统部门的创新，引导传统部门走向现代化。

另一方面，二元经济结构如果长期存在和延续，特别是城乡二元经济差别长期不断扩大，就会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这种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一是造成传统部门的长期落后，是农业的生产规模、技术水平、资金积累和农业收入低下，阻滞农业的现代化。而农业劳动者在利益的驱动下，会过度流向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造成农业的萎缩。二是制约现代部门，特别是城市现代工业的发展。落后的传统农业，会限制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粮食、原料、副产品、市场等作用的发挥，从而不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

而且农村劳动力过度流向城市，会导致城市困难以承受而产生各种城市弊端，如公用设施不足、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社会秩序不安定等。三是导致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拉大，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发展。

自建国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在户籍、身份、待遇、权利、义务等方面的人为分割，使被定义为“户口在农村的公民”的农民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一些部门和地方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更强化了农民的“二等公民”身份，强化了对农民的制度歧视，弱化了农民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农民在户口转移、劳动就业、接受教育、税费交纳、社会保障，乃至选举代表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与城市市民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经常看到农民子女的失学；我们经常听到七八十岁的农民在耕田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要交纳各种农业税费的反映；我们还继续执行着4比1代表选举分配原则，我们还不断进行着清退“农民工”的工作，不管他（她）们在城市中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二十多年的事实，等等现象，促使人们认真进行思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给国民一律予以国民待遇，既是宪法平等权的基本要求，又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条宣称要实现“人类……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规定，不仅规定对外国人实行相互平等待遇原则，即“国民待遇原则”，而且更完善和延伸了一国内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中国加入WTO后，我们在很多方面对外国人也给予“国民待遇”，难道我们还有理由不让农民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吗？正如一位委员在提案所说：农民已经为国家工业化进程进行了50年的积累，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总劳动人员的50%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给农民国民地位，歧视农村的做法如何再让农民发展起来？（丁瑜，2003）确实如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给农民全面的国民待遇不仅是实现宪法平等权的要求，是实现公民权利的需要，也是衡量全面小康的一项基本指标，我们决不能让其缺失。

2、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总体度量

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问题是实现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随着一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也就与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趋于相等，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发展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趋于均

衡。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远远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最直接的表现是：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较大劳动力份额创造出较小的产出份额，而在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中，较小的劳动力份额却创造出较大的产出份额。根据这种特征，我们选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与二元对比系数两个指标来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并运用这些指标来计算1952年以来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总体度量。

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入）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国民经济中农业与非农业两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越大，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就越强。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表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1，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1。从时间序列考察，在二元经济结构加剧阶段，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降低，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升高；在两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别达到最高点后，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转而逐步升高，从低于1的方向向1接近，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趋于下降，从高于1的方向向1趋近。

二元对比系数是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和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二元对比系数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成反方向变动，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二元对比系数越小，两部门的差别越大。二元对比系数在理论上的最大值为1，通常总是低于1。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特征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除具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之处外，由于其结构转换的国内外环境不同，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方面还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

l、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

我国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在第一产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见表2）。1999年我国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7．7％，而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为50.1%，二者相差-32.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3％，劳动力的比重为23．0％，二者相差26．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3．0％，劳动力的比重为26.9％，二者相差6．1个百分点。显然这种差异，第一产业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小。由于各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完全一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绝对对称是不可能的。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劳动力的供给远远超过了非农产业对劳动

力的需求，加之在其经济结构转换的过程中，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远大于第一产业，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的转换要慢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其就业结构滞后性更为突出。世界银行在《197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发展中国家工业与农业的产值份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人均接近700美元时（1979年价格）达到相等，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两部门的劳动力份额也达到相等。我国的工业与农业产值相等，是在196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134美元时达到的，当时，工业为38％，农业为39％。到198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1．3倍，达到310美元，而工业劳动力的比重，仅为17．2％，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仍高达68．4％。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转换的严重失衡，造成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结构性扭曲。从工农业产值构成看，到80年代末，我国的工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已基本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然而从就业结构来分析，到90年代末期，我国的第一产业仍占劳动力份额的1／2，基本上还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见表2）。

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严重偏离，说明劳动力在社会各个产业之间的转移还存在着较大的阻碍；同时也表明不同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直接原因。

2．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都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依次渐进的结构演变模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超前发展，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与此相反，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存在着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特点。

我国产值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而我国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就业份额过高，又和第三产业就业份额过低直接相关。表3

的数字表明，我国1999劳动力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仅高于1988年的泰国和1991年的巴基斯坦，却低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其他各国。如果以我国90年代初的就业结构来进行比较，则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是上述各国中最低的（1991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60％、21．3％和18％）。

3、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

从历史上看，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在一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在空间结构上则不断向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点聚集，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钱纳里发展模式表明，在低收入区内，城市化率超过工业化率，但差异不大，在人均GNP大于300美元时，城市化率明显高于工业化率。

在我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表现出与上述城市化发展规律完全不同的特征：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见表5）。1999年我国制造业比重为42．7％，不仅大大超过了处于工业化中期国家的水平，并超过了工业化后期国家的平均水平达10个百分点，而城市化指标仅相当于工业化中期的水平，为30．98％。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特征既受传统工业化道路和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也取决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农村工业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发展道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就业结构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是直接相关的。塞尔昆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提高，服务业相对制造业来说，其就业弹性系数不仅大于1，而且呈现连续递增的发展趋势，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由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导致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的转换。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非城市化道路所造成的城市化

发展滞后。这是因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更依赖于城市化的进展。与第二产业不同，第三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具有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它不象第二产业所提供的物质产品那样可以在产地以外销售和消费。因此，第三产业只有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才会有较大发展，而在人口密集度较小的农村由于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发展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相比，成本高收益小。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必需加速城市化发展进程，以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破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难题，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出科学发展的路

如何解决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难题？在我国，如何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需要我们从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出科学发展的路子。

首先，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二元经济结构——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并存、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并存的状况将会长期存在，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是二元经济结构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在发展战略上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拔苗助长。

其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农业经济特别是粮食种植业经济永远不会消亡。因为不管社会如何进步，人们总是要吃五谷杂粮、蔬菜水果。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不但意味着粮食、蔬菜、水果单位亩产量不断提高，而且意味着农产品品质不断提高。为此，土地需要规模化经营，需要集约化经营。如何逐步实现土地和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应当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切切不能“大跃进”，切切不可采取行政办法，人为地实行行政强制，搞新一轮的集体化。

第三，中国地域广阔，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气候条件千差万别，二元经济结构调整切切不可一刀切。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不一样，平原与山地丘陵不一样，南方与北方不一样。在同一省，各地的土壤、气候、水利不一样，“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在同一个城市，城乡结合部与远郊地区不一样。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分门别类制定科学的土地政策、人口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以及配套改革财税制度、投融资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第四，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逐步缩小。但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不会很快消失。现在，有些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盲目上形象工程和项目，侵害农民的土地和权益，许多地方农民欠了一屁股债，盖上了楼房，户口本上也不叫农村户口了，但是别的什么也没有改变，地还是原来的那块地，庄稼还是那些庄稼，收入还是那些收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还是没有着落。对于在中国西部地区广大贫穷的农村，当务之急一是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二是解决政府扶持农业生产问题；三是解决看病难问题即医疗保障问题；四是落实义务教育政策，解决农村儿童上学难的问题；五是医疗下乡、文化下乡、工业产品下乡、科技下乡扶贫要常态化，不是蜻蜓点水突击式的扶贫，重点是培养农村造血机制，而不仅是短平快式的输血办法。

第五，从地域看，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先是城中村，后是郊区、近郊区有可能是最先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地方。中国城镇化建设和二元经济结构调整的道路和方式，一主要不是让农民进城，上亿农民进城，无论哪个城市都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和居住问题，及其社会保障问题。二主要不是离开现有的农村，另外新建一个城镇。应当鼓励城市的资金、技术、人员下乡与农村的土地资源、劳动力、宜居环境和宜投资环境相结合，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就地消化，通过新农村建设，提升现代农业品质，同时就地促进农民向非农民转化，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化，农村向小城镇转化，应是长久国策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原因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实质就是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不能融合而形成的经济结构。

小农经济的自给性，封闭性与稳定性使得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生活方式能够长期自我复制，缺乏向外扩散的机制。中国制度通过对农副产品的统购购销直接抽取农村的物质资源，通过农业税的征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划拨农村的财富等“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的方式，并且这种“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的方式持续时间较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国家还将"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的政策长期化、制度化。国家在城乡的产品交换，公共产品供给，人员流动，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继续背向农村，向城市倾斜，造成农民利益的巨大损失，制度性地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歧视的城乡收益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显性收入与农民上的收入有很大的差别，另外城市居民还有很多隐性福利与补贴，如副食补贴、房补、公费医疗、离退休金、劳保等。但农民除纯收入外，没有任何额外经济来源。中国的福利制度只是“城市人”的福利制度。通过两种不同的福利待遇，使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成为几乎相互分割的两大体系。

农产品具有很强的市场需求刚性，当农产品供大于求时，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并且农业的自然形状明显，农产品具有自然风险大的天然弱质性。在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通过农转非，进城创业，农村官僚化等方式将农村的政党、经济、知识、社会精英等转移至城市，使得中国政治的大体稳定。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年龄、性别、知识选择”的限制，使得农村学历次高的青年男性优先转移到城市，就出现了农村“老、少、妇、愚”的

现象。

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并存与差异性是通过社会指标、福利指标、社会政策差异表现出来。中国存在着福利政策倾向于城市居民；财政支出大部分用于工业建设与城市市民提供公共物品上；城乡户籍制度的成立；从农民收入中征收“教育附加费”，而城市义务教育的费用全部有国家承担；城市扩张和盲目建设工业园区，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歧视性的城乡收益；农村老龄化超过了城市，城市养老保险已基本完全覆盖，而农村除五保外，基本上没有养老保险等是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因素。

缓解措施

第一、提升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随着中国经济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劳动力就业的素质门槛逐步提高，那些只靠体力而缺乏智力的劳动者的就业渠道越来越窄。为此，必须强化义务教育的政府责任，坚持“规范、公平、效率”的原则，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

第二、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我国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是限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本原性制度，其他的制度、政策多是以

其为基础制定的。因此，改革户籍制度，消除无形壁垒，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应是将其变成一种纯粹的人口登记制度，而不应该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第三、调整国民经济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力度。改革农村金融体制，特别是促进农业合作银行和邮政银行的改制与组建，建立一个流向农村的强有力的金融体制，满足广大农民、不同模式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充分发挥各地的区位、资源、消费市场优势，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和生态农业，以经济效益的提高提升农业发展水平。当前新农村建设应该适应农民的真正需要，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加快构建城乡交通网，提高“水、电、路、信”等基础设施的网络化程度，促进区域内基础设施的共享共建，发挥规模效应。消除“以农养工，以乡养城”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