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与精神生活

大都市与精神生活（演讲稿1903）

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又译齐美尔1858-1918），出生于柏林市中心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1876年进入柏林大学，先后学习了历史、心理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最后以一篇研究康德哲学的论文于1881年获得博士学位。从1885年开始，他以编外讲师的身份开始在柏林大学授课，但一直受到排挤，不被学院承认。直到1901年在他工作十六年之后，才被校方勉强聘为副教授。而在此期间，Simmel 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被译成英、法、俄等多种语言，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望。在柏林文化界他也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1914年，56岁的他离开柏林远赴位于德法边界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担任这所省立大学的教授。差不多终其一生，齐美尔都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不被体制承认，这种境况，使得他得以作为一个旁观者、局外人自由地思想和写作。齐美尔的绝大部分论述都不合乎学院中的“学术规则”，给人缺乏体系的感觉。

齐美尔批评当代潮流的方式是远离“科学意识”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是在现时审美化的情景下进行的。在他描述的任何想象中，都没有系统性的历史分析，也没有对同一领域既有成果的引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所谓文化批评的兴起，人们对齐美尔的兴趣愈来愈大，因为人们发现早在近一百年前，齐美尔已经对现在文化批评说关注的许多问题有过锐利的讨论，而他的批评姿态即使在今天仍极具前卫性。

Simmel在社会学领域的主要学术贡献包括：通过提出并回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确立了将社会交往形式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基本思想，从而为社会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并且基于这种观念，对社会互动的形式和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尝试将量化方法引入社会学，研究群体规模大小对群体浮动性质的影响；通过对主观文化、客观文化和社会分化问题，尤其是货币问题的社会学分析，深刻揭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的内在“文化悲剧”。

齐美尔的著作主要是文章，他的主要著作有《

个体灵魂的生命感觉是个体生命与生活实在发生接触的唯一途径。如果人的感觉都触摸不到生命实在，何况理论。“假如生命缺少内在差异，以至于人们害怕天堂里持久的幸福会变成持久的无聊，那么，无论生命在何种高度、以何种深度流淌，对于我们来说，都显得空

洞和无谓。”这才是齐美尔意义上的异化。（个体感觉的差异性）

齐美尔的社会思想是从社会分工开始的，他从一种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现代生活之基础的分工，分工产生的“极端和彻底的专业化，只是普遍的文化困境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普遍的文化困境就是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的相互分离，其结果是现代人的生活都成了碎片。（时间的短暂；空间的变换；原因上偶然性或任意性）《货币哲学》正是在这种社会分工论的文化哲学基础上对现代生活的碎片化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这篇文章所表达的和他的思想是一贯的。在本文中，作者指出了为什么他会钟情于分析大城市：大城市是货币经济和理性主义交互作用的沃土，大城市为个体追求自由和平等的争论与和解提供了舞台。

齐美尔的现代性分析的起点不是社会总体，而是“现实的偶然性的碎片”。也就是，当代现代性分析的关键不是去考察社会系统或者社会制度，而在与社会现实的“看不见的线索”，在于那些被看做永恒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的“瞬间图像”。不过这样做并不排除通向社会总体的可能性。“这些研究的一致性在于从生活的每一细枝末节中发现其意义总体性的可能性。”关注的是人们感受和体验资本主义剧变所产生的社会和历史存在的新的方式。

他的现代性理论采取的不是历史分析的方式，而是一种对现代性社会现实的体验方式的解说。

“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甚至当做一个内心世界）来体验和解释世界，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只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论罗丹1909）

因此，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方式，不仅被归纳为我们对于它的内在反应，而且被归纳为我们内在生活对它的接纳。外在世界变成我们内在世界的一部分。外在世界的实质成分被消解为个人飞逝的、破碎的内心体验。

由此，齐美尔研究的出发点就是“那些看似最表面、最不实在的东西”。——碎片。因为他深信：“生活的细节、表象，是有可能与它的最深奥、最本质的运动联系起来。”偶然性的图画是打开社会现实总体性的钥匙。这个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也有体现。他的其他文章中亦有体现。如，卖淫、陌生人、冒险家、旅行家、贸易展等。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认为经验知识并不能为总体性提供解决之道。

碎片即变化不居、飞纵即逝的现实偶然存在。现代性的意义就在于时间的短暂、空间的变换和因果的偶然。时间体验的短暂使得现代的时间意识只剩下“现时”一维，变换和运动的空间造就现代生活框架更迭的体验，固定的意识被打范围破了，越来越多的意识内容涌进现代人的生活空间。而因果关系的偶然引发的是现代生活的无序，目的与方式的倒置，现代

性最终放逐了价值和意义的设定。由此，现代人生活的图景必然就是短暂、运动和易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碎片不再只是碎片，在本体论意义上，不存在一个让研究者排列此重彼轻的碎片的等级，每一个碎片，自身都包含着社会总体性意义的可能性。碎片是一种理解方式，更能把握总体性。

上面已经论述了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那么他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聚焦于人的内在生活和现代性的心理学。上述这些原因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落脚点始终是现代性中个人的生命感觉。正如他自己指出的，关注的是货币“对内心世界——对个人的生命力、对他们命运之间的联系以及一般的文化“——的影响。

不仅如此，齐美尔对互动、形式、社会交往形式的关注也是为现代性理论服务的。从他的现代性表述中可知，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一种永不休止的变动状态，那么，关系、互动和社会交往最适合反应这一状态，而不是社会机构或者社会制度。

总之，齐美尔对现代性的分析始终关注的是现代性中的个人生命感觉，不管是《货币哲学》还是对大都市的解读，最后的落脚点都是：现代性对个人生活尤其是内心精神生活的影响以及个人的心理感受。而这种感觉就是碎片化。他之所以不同于韦伯和涂尔干，倾情于人的生命感觉。这是因为，齐美尔认为：个体灵魂的生命感觉是个体生命与生活实在发生接触的唯一途径。如果人的感觉都触摸不到生命实在，何况理论。可是现代人偏偏不再看重自己的灵魂拥有什么、自己的生命感觉如何，而是看重自己和别人拥有什么东西。人的自我把不再是个体生命感觉的东西当作自己灵魂无可置疑的财富。“假如生命缺少内在差异，以至于人们害怕天堂里持久的幸福会变成持久的无聊，那么，无论生命在何种高度、以何种深度流淌，对于我们来说，都显得空洞和无谓。”这才是齐美尔意义上的异化。

《大》这篇文章写于1903年，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与其之前著作中体现的思想之间是有一贯性的，这篇文章中，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到研究大城市的原因：大城市是货币经济和理性主义交互作用的沃土，大城市为个体追求自由和平等的争论与和解提供了舞台，大城市形成并改变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些都可以回归到个体灵魂的生命感觉。

文化困境——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

“文化”——个体身上的一种教化活动，与个体灵魂的智慧和美、幸福、德性相关。

“对灵魂的改进”这种改进是间接完成的，通过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制造生产的各种文化因素，如，知识，、生活方式、艺术、制度等，这一切构成了文化之路，主体的精神通过这条路使自己进入一种更高更进步的状态。文化的教化作用直接触击具体灵魂，这是就文化的

主体方面而言的，所谓主体文化就是个体的灵魂拥有财富的多少，“主体文化可以称为对灵魂财富的分享，个体以偶然的、不固定的方式共享了其中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对整体库存量没有影响”，文化的整体库存量就是文化的客体方面——物质形式方面：语言、习俗、艺术、职业、宗教、服饰，都是文化的“物质”形式，这些都是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制造生产的各种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外在于个体，但却影响着个体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客体文化一经产生，就不再受其创造者的控制，而是凭借其自身的生命力发挥作用并继续发展。

文化困境就是，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客体文化对主体文化的压倒性优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对主体文化产生压制作用。尤其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知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急速成长和扩展，但个体的吸收、内化能力却只有低速成长，相对有限。其实质是，我们的个人能力无法跟上客体文化扩展的步伐，我们注定越来越不理解我们所创造的世界，而且会越来越被我们的世界说控制。其悖谬是，我们对客体文化的了解越少，对它的依赖却越深。于是就有了现代人的困惑：他被文化的洪流冲击得晕头转向，既无法吸收同化，又不能简单拒绝，因为它们从根本上说，全部都在于他所属的文化领域之内。

存在的危机：首先，生活的目的臣服于其手段，从而不可避免地是许多不过是手段的事物被人们认为是目的。（金钱、技术、教育）其次，文化的客观产品独立发展，服从于纯粹的客观规则，二者都游离于主体文化之外。客体文化一经产生，就不再受其创造者的控制，而是凭借其自身的生命力发挥作用并继续发展。

齐美尔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更多的是根据社会学边界而不是地域边界加以界定的。他在本文中也指出，“大城市最重要的本质在于超越其自然界线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反过来又使大城市的生活显得更重要，使其具有某种责任。”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大城市的描述总是将其与传统乡村进行了比较，我的理解时这样的，他说的社会学边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经济体制——货币经济、分工细微

社会互动方式——冷漠、竭力表现自我

个人模式——理智、所扮演的角色易变

生活空间——远即是近，近即是远（身体、空间、心理距离）

生活节奏——快速、频繁的变化

内心世界——理性代替了情感

而不是仅仅人口规模或者自然、实体空间意义上的边界。

他在文章的第一段就为我们理解该篇文章的主旨提供了脉络，他指出，“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在面对不可抵抗的社会力量、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和生活技术时，保持他的存在的自主性和个体性的要求。”而作者是想“对现代社会以及这种生活引发的后果所具有的内在意义的探究，对文化机体的灵魂的探究”，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解答“像大都市这样的结构在生活的个人内容和超个体内容之间建立的平衡。”也就是回答“个体如何调节自身的问题。”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人拒绝被社会——技术机制（譬如大城市）平整和消磨。德国统一（普法战争）后，马上出现的经济增长使得一切事物都从属于物质利益，造成了技术的一统地位：技术成为”大多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唯一关心，却忘了技术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客观文化对主观文化的统辖。齐美尔认为长此以往个体的个性会被技术平整和消磨。只注重技术——手段而忽视个体灵魂的教化。）生活的个人内容和超个体内容

生活的个人内容：个性化的，有个性特性的、独一无二的生活

超个体内容：在《货币哲学》的最后一章“生活风格”，有一节是专门分析这个的。

个人的生活内容被客观化，如书籍、艺术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享用，个人生活失去个性色彩，去个人化，不具有独特性。而这一局面的出现是由于“货币的客观性，使得其对一切个体的、独特的生活内容构成了优势”。

有关货币的客观性，文中也有体现，我在参考其他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总结。

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通过货币，各种形态迥异，距离遥远的社会分子能够联系起来，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差别。事物之间已经没有特性、价值的差别，有的只是价格的区别。这是一种“夷平”的过程，即把个别的高贵的东西，（这恰恰是自由的个体要寻求的），控制到最低的平均水平。“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正是由于货币的这种客观性使得事物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客观性——一种无风格、无特点、无色彩的存在。只要通过金钱这个中介物，任何生活内容能被任何人享用。货币经济还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人们通过“值多少钱”来衡量事物的价值，这样事物的特性就被挖空了，趋向于一致化和平均化。货币似乎可以调节一切生活矛盾，金钱成了人们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

很显然，这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

那么齐美尔认为大都市的结构为二者之间的平衡提供了条件。作者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平衡是人们调节自身适应的结果，是现代人内心情感和精神生活转变的结果，（理性主义）而大都市的生存处境既是人们调节自身的外在动力也是其原因。

所以，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就深入剖析了大城市的生存处境。齐美尔通过将现代大都市的生活和传统乡村生活进行对比，指出现代生活就是一组不停变换、永无休止的生活画面。从心理学上说，这样的外部刺激会引起现代人普遍的“心理和精神生活的紧张”。人们发现，传统的情感已经无法适应这纷至沓来、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现代人采取理性来抵御都市生活的强大威力。齐美尔将都市人的理性主义理解为他们的“防卫工具”——保持社会距离和维护个体自我完好无损的手段。作者详细分析了都市理性主义的表现。作者在其他地方也指出，理智是一种中介（手段），通过这一中介，意志调整自己以适应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他用头脑代替心灵做出反应”，对都市现象变得麻木不仁，真正的感情不是没有，但压抑在心理反应的最深处。这样心理紧张就渐渐不复存在了，最后现代人的心理体验就变得完全麻木了。

作者接着分析了这种心理体验的后果：乐极生厌和自我退隐。

乐极生厌——对事物差异性的冷漠。并非意识不到差异。即使在川流不息的都市人潮中，每个人彼此都是陌生人。身体上、空间上的距离很近，但是心理距离很遥远。（电梯、公交车、地铁等）情感被防卫工具的理性维度所取代。原因：一方面是心理紧张演变到心理麻木的结果，自我保护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货币经济平均化的价值观的产物。而大城市是这种态度的真正场所。

自我退隐——自我保全的一种社会性的消极行为。原因同上。

上述的这些反应都是消极的否定的反应，（是不是对货币经济催生的客体文化的否定和抵制？）齐美尔还分析了另一个向度，即现代人追求个性和自由的生命体验和心理感受。（积极地反应）

货币的双向度：《现代文化中的金钱》（1896年），他论述了货币经济同时支撑着文化的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现代文化之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下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趋向于夷平、平均化，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却趋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支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货币介入了人和物之间，人不再直接考虑事物，也不再与事物有直接联系，因而，我们的内心世界就有了个性发展的空间。

与此相似，大城市的独特环境也提供了个性发展的可能。在论述这个之前，齐美尔指出：

规模在人际交往和社会结构中有重要作用，社会群体的规模越小，个人的自由交往就越受到限制，个人的思想、生活方式和独立性也就越受到束缚。古代的城邦、封建专制主义集团，乃至现代小城市，都难以提供真正具有社会化意义的个人自由的空间。他观察到，现代大城市出现了形形色色相互交错的社交群体，都市人不止一个社交圈，几乎每个个体都与许多人产生广泛而密集的互动。如此的外部社交条件，为都市人内在的精神品性提供了个性与自由的独特机会。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个性选择社交圈。

齐美尔讨论了大城市带来的个性独立和自由，更确切的说，是在大城市独特的生存处境下发展起来的都市性格中体味到的独立和自由。齐美尔认为，都市人的矜持和冷漠是保持独立性和自由的精神生活条件。这些都市性格可以保持彼此的心理距离，所以他们才有更多自由和独立的生命体验，虽说这种生命体验有时与孤独、寂寞和失落相伴。人的自由并一定代表一种幸福，或许，现代都市人的只有中更多显现的是一个略带苦涩的孤独形象。但即便如此，都市人没有退路可走，独立感和自由感仍是他们不惜付出“幸福”的代价而竭力追求的。在他的《陌生人》和《忧郁的栖居者》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所以，齐美尔在文章的最后指出：“在精神生活的形成中大城市具有唯一的及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是一种伟大的历史产物，围绕着生活的各种对立的思潮都有同样的权利在这里汇聚和发展。”这里，齐美尔是想指出，大城市对精神发展的至关重要之处就在于它的兼容并包。一方面，货币经济——生活在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与膨胀影响了城市文化向货币文化、客观文化方向的推进，导致了现代人无个性、无色彩、无判断的一面；另一方面，都市人群的密集互动所带来的巨大社交自由，又使主观文化的发展朝着突出个性、自我表现乃至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于是大城市是无个性与个性极端化同步发展的舞台，是各种各样形式不同来自对立的个人主义表演的舞台。

对于此种现状，齐美尔并没有指出解决途径，因为他认为这是货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文章的结尾，他指出：“那么，在这样的力量中，在我们转瞬即逝的生存中，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细胞，作为一个部分，指责与开脱都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能做的只是理解。”货币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和阶段，是无法超越的，也不全是带来负面影响。

劳动分工是产生文化困境的根源。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专业化提高了人们生产各种文化因素的能力，使我们越来越有能力制造复杂、精细的客观世界元素，但个体却越来越失去从整体上把握和控制客观文化的能力。劳动分工要求人们在技艺上单方面地发展，而这就意味着个体人性上的不完整。个体注定要被庞大的客

体文化所淹没，渐渐的会失去对物质文化过度繁荣的抵御。而依赖于客体文化，客体文化越丰富，主体的能力却越来越低。（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