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大都会及其精神生活.

3.1大都会及其精神生活*

个人面对汹涌而来的社会力量、历史传统、外部文化和生活技术如何保持其存在的自主性和个体性，构成现代生活最深刻的问题。初民为维持肉体生存而与自然所作的奋斗，其现代形式已有了最新的变化。十八世纪号召人将自己从国家、宗教、道德和经济等所有的历史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天性——既是本然良善的又是人人具有的——应该自由地发展。十九世纪，除了更多的自由，还要求人及其工作的功能的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使个人之间不再具有可比性，并使每个人都成为最大程度的必不可少的人。然而，它也造成每个人更直接地依赖于所有其他人的辅助。尼采看到了以最无情的个人奋斗为条件的个人的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应该抑制竞争。如其所是，所有这些立场都体现出一个基本动机：人要抗拒自己被社会-技术体制所拉平和耗尽的处境。要探究特定的现代生活及其产物的内在意义和文化实体的精神，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诸如都市的复杂结构如何在个体和超个体的生活内容之间建立某种平衡。这种探究要求回答个体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外部力量。这就是我现在的任务。

都市人个性的精神基础是由紧张的刺激不断强化造成的，这种强化来自于迅疾、不间断的变化着的各种内外刺激。人是一种懂得区分的生物。瞬间的印象次第而来，其间的差异会对人产生刺激作用。比起那些持续的印象，彼此只有微小差异的印象和因循守常地发生的与显得习以为常和有规则的印象来，纷乱而千变万化的意象、碎片似的浮光掠影，以及不期而至纷至沓来的印象会耗费人更多的注意力。所有这些都是都市产生出的心理状况。面对纵横交错的道路，以及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丰富多彩的形态，在心理生活的感知基础方面,城市与小镇及乡村生活形成深刻的对比。都市对人这样一种区分的生物要求比在乡村生活具有更多的自觉意识。在乡村，生活的节奏和心理感知意象流都更徐缓，更习以为常，也更加平静。正是联系乡村生活，人们便容易理解都市人心理生活世故的特点。小镇中人们的生活更多地依赖于深层的感受和情感关系，而这些感受植根于比较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以平稳的节奏循持续的惯例而发展。然而，理智则位于显著的、自觉的、和较高的心理层面。它也是我们内部最具适应性的一种能力。为了适应变化和现象的反差，理智不需要任何强烈冲击和内在的剧变；而只有借助这种剧烈的改变，更保守的心灵才能适应各种事件的都市节奏。所以，都市类型的人——他们当然也是千差万别的个体——发展了一种保护机能，以抵御可能毁灭他的外界环境的刺激流和差异带来的危险。他们用脑袋而不是心灵来作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长的自觉意识握有了心理的特权。都市生活因而强调都市人的高度的意识和理智的优先地位。因应都市现象而转变来的保护机能是最麻木且远离深层人格的。所以，理智被看作是对主体生活的保持，以对抗都市生活汹涌的力量。理智也向各个方向伸展，并且与大量的分离的现象相勾连。

都市一直是货币经济的中心。在这里，经济交换的多样和集中赋予交换手段以重要性，这是匮乏的乡村经济所没有的。货币经济和理智的支配有内在联系。它们对人对物时都持一种就事论事(mater-of-fact)的态度；而且，出于这种态度，形式公正(formal justice)常常带有一种不可通融的冷酷。心智老练的人对所有真正的个性漠不关心，因为对由以引出各种关系和反应的个性是无法用逻辑操作完全对付的。同样，对现象的个体性也无法运用金钱原则。货币只处理一切事物中的共性：它问的是交换价值，它将一切的质和个性还原为一个问题：值多少钱？一切人们之间的亲密的情感关系都建立在他们的个性之上，而在理性关系中，人则被当作一个数字来计算，如同本身无关紧要的一个元素。只有可以客观度量的成果

*本文原名”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选自Kurt Wolff 编译的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pp.409-424.

才有意义。于是都市人算计他的商家和顾客、他的家佣，甚至还常算计他必须与之社交的那些人。这些理智的特征与小圈子(small circle)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小圈子里，人们必然对各自的个性知根知底，这导致圈内一种更温情脉脉的行为基调，使行为超出仅仅是付出与回报的客观平衡。分析小群体的经济心理，有一点十分重要，最初的生产是为订购商品的消费者服务的，生产者因此与消费者彼此熟悉，然而，供应现代都市的生产几乎完全面向市场，即，面向完全不知名的购买者，而后者作为个人从未真正进入生产者的视野。这种匿名性使各方的利益采取了一种无情的就事论事的方式；而且，由于不考量个人关系，对双方经济自我利益的理性计算也就不必害怕出现任何偏差。货币经济支配了都市；它取代了家庭生产和物物直接交换的最后残存形式；它一天天地减少来自消费者订购的产品。就事论事的态度与都市中主导的货币经济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致没人能说清楚究竟是理性的精神状态最先促进了货币经济还是后者决定了前者。都市生活方式无疑是最适合这两者相互促进的土壤，这一点只需引用最杰出的英国宪政史家的名言便可佐证：贯穿整个英国历史，伦敦从未扮演过英格兰的良心（heart），却常常是英格兰的智囊，而且一直是她的钱袋！

在浮在生活表面的一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表征中，同样的精神之流汇合了。现代人的心智是越来越善计算了。货币经济带来的对现实生活的精确计算，呼应了自然科学的理念：把世界变成一个算术问题，把世界的每个部分安到数学公式之中去。只有货币经济才能让如此众多的人们整日权衡计算，用数学做决策，将品质问题简化为数量问题。由于货币的可计算性，一种在定义相同与差别时要求的确定性和精确性，在制定协议和计划时要求的毫不含糊，都被带进生活的各种关系和各种要素中，就像怀表的普及使这种精确性在外部得以实现那样。然而，都市生活的条件既是这种表征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典型都市生活中的关系和事务通常差异很大，极为复杂，如果不确保严守时间，整个结构就会陷入难以摆脱的混乱中。首先，众多怀着不同兴趣的人聚到一起，必须把他们的关系和活动整合到高度复杂的组织中，由此带来时间精确的必要性。假如柏林的钟表突然乱了套，哪怕只有一小时，城市全部的经济生活和交通都会长时间混乱。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外部因素，长距离，也使所有耗时等待或不守信的约会显得近乎奢侈地浪费时间。所以，若是不把所有活动和相互关系整合进稳定的非个人化的时间表里，都市生活的技术几乎无法想象。在这里，全部反思工作的一般结论很清楚，即从存在表面的任何一点——无论怎样地只与表面相关联——都可放下一枚探针，直达心灵的深层，结果就会发现，生活中一切平庸肤浅之事，都与生活意义和生活方式的最终决定密切相关。都市人生存方式的复杂和广阔迫使守时、计算、准确成为生活的必须，它们不但与都市的货币经济和理性密切相关，而且改变了生活内容的色彩，有助于排除非理性的、本能的而又自主的表征和冲动，这些表征和冲动力图从内部出发决定生活方式而不是从外部接收普遍而又精确计划的生活形式。尽管以非理性冲动为特点的独立个性并非不能在城市中存在，但它毕竟与典型的城市生活相对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罗斯金①和尼采何以都市深恶痛绝。他们的天性发现生命的价值在无法预制的存在中，不能用任何精确性来描述。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也憎恨货币经济和现代生活的理性化。

那些嵌入生活形式之严密性和精确性的因素，也同样嵌入了最高度非人格化的结构中；另一方面，它们又促进了高度的人格主观性。也许还从未有一种心理现象能够像“腻烦”（blasé attitude）一样如此无条件地属于都市。“腻烦”最早发端于神经受到瞬息万变而又高度密集的剧烈刺激。都市人知性的提高似乎也可以溯源于此。因而，那些一开始知性就不活泼的迟钝的人通常并不会真正感到“腻烦”。只有生活中充斥了无穷满足的人才会感觉“腻烦”，因为他们的神经经受了长久的强烈刺激，到最后就根本不再会有什么反应了。同

①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负盛名的画家、科学家、诗人、哲学家和环境保护活动家。他为之努力并做出了最重要贡献的艺术流派“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s）以倡导自然主义、揭示自然真理而闻名。——译住

样，在急剧而冲突的变化中，众多印象尽管无害却会激起强烈的反应，个人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他的神经不会有机会重新蓄积力量。于是产生了一种能对激动人心的新事物投入恰当精力的“不作为”（incapacity）态度。这就构成了“腻烦”，事实上，与那些在宁静而少有变化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相比，每一个都市里的儿童都表现出了这种态度。

造成都市“腻烦”的原因除了心理的根源，还有源于货币经济的因素。“腻烦”的实质是钝化辨别力。这并不意味着要像个呆瓜一样不感知事物，而是将物的含义、物的不同价值乃至物本身当作无实质的东西来经验。感到“腻烦”的人语气平稳低调；没有一样东西值得大惊小怪。这正是货币经济完全内化在主观上的真实写照。由于充当了纷繁芜杂的事物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成了最可怕的平等派。货币只用一个问题就可以表现所有的品质差异：“值多少钱？”货币，了无特色又不偏不倚，成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它不可避免地掏空了事物的核心，它们的个性、独特的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可比性。所有的东西都同样漂浮在货币之流中，处在同一水平，唯一的不同仅仅在于有的大些，有的小些。事物的特色，或干脆说无特色，会被货币这柄尺度不知不觉地消减至于最小。然而，通过货币在财富和客体之间建立的种种关系，甚至通过当代公众的精神气质处处加诸于这些客体的全部品质，货币独一无二地衡量对象的作用变得十分强大。大城市，作为货币交易的主要场所，较之小地方更明显地把事物的可购买性置于首位。那正是“腻烦”发端于城市的道理。人流物流的聚集刺激个人的神经系统，使其达到接收的顶峰，在“腻烦”中表现出来。通过强化纯粹的数量概念，使这种刺激走向反面，表现出“腻烦”特别的调节作用。在这种现象中，神经系统用拒绝的态度应对刺激，作为适应都市生活内容与形式的最后防线。对人格的自我保护，带来了整个客观世界贬值的代价，最终逃脱不了发现自己的人格同样毫无价值的境地。

为个人自身着想，面对大城市，这种生存方式的主旨必须完全与它合拍，自我保护机制迫使他采取一种社会性的至少是消极的行为。对于都市人彼此的心理态度，我们可以正式地称为“有所保留”。在小镇上，一个人认识他遇到的所有人，而且与他们都保持积极的联系。都市人则会和无数人打交道，如果他们都像小镇里的人那样与人交往，他们的内心将会完全分裂并处于一种不可想象的精神状态。一方面是这种心理事实，另一方面是对都市生活中大量的一面之交有理由不予信任，这都使“有所保留”的态度成为必要。由于这种态度，我们甚至常常认不出住了几年的邻居，也正是这种态度让我们在小镇居民的眼里显得冷酷无情。事实上，如果不是自欺欺人，有所保留的外表包藏着的不尽是冷漠，我们时常意识不到，那是一种微妙的反感，彼此陌生而排斥，距离稍近就会爆发为仇恨和争斗。组织广泛交往生活的整个内部系统基于层次分明的心理结构，即同情、漠然和反感，它们既是最基本的又具有最恒久的性质。“漠然”这个层面并不似表现出来的那样强烈。我们的心理活动依然会对几乎所有其他人造成的印象做出反应，产生某些独特的感受。印象的无意识的特征，流转变化的特征导致了漠然的状态。其实，就像不分青红皂白的忠告令人难以忍受一样，这种漠然也是不自然的。面对漠然和不加区分的建议这两种典型的都市生活陷阱，“敌意”保护着我们。潜在的反感和尚未达到真正爆发阶段的对抗造成距离和敌意，目前的生活状态若是缺少它们可是完全没法维持下去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广度和混合性，它出没的节奏、它获得满足的形式——所有这些，连同统一的（狭义的）动机，构成都市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总体。在都市生活方式中直接表现为“分离”的东西实际上只是都市社会化的基本形式之一。

这种带着些微反感气息的保留态度，表现或掩盖了一种更一般的都市精神现象：它保证个人一定程度的人格自由，这种自由在任何其它条件下都不会产生的。都市可追溯到社会生活进化的一种大趋势，这是可以从中发现近乎普遍公式的不多趋势中的一种。我们可以在历史的和当代的社会结构中发现最初级的社会构成：面对相邻的、陌生的或者有些对立的其他人群，发展出一个紧密结合的小圈子。这个圈子有强大的内聚力，但为成员个人发展其独特个性，自由和自主负责活动留下的空间极其狭窄。政治和家族集团、党派以及宗教社团便以

这种方式开始的。年轻的社团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建立起严格的界限和高度的一致。所以，它们不允许个人的自由及其独特的内外发展。由此阶段开始，社会进步在两个不同却呼应的方向上展开。当团体在数量上和空间上，其重要性和生活内容方面以同样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内部团结便开始涣散，最初设立的与外界的严格界限也由于各种同外界的相互联系和接触而趋于松弛。同时，个人大步跨越最初的猜忌的防线，获得了活动的自由。个人还获得一种独特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是扩大的群体中的劳动分工使之成为可能和必要的。国家和基督教会、基尔特和政党以及其它不可胜数的团体，都按照这个图式发展起来，当然由于团体各自的特殊状况与力量，这一般图式也被修改。在我看来这一图式在都市生活中个体性的进化过程中也可清晰地辨认出。古代世界和中世纪的小镇生活设置界限阻碍个人向外发展活动与联系，阻碍个人独立和个性本身的分化。现代人几乎无法在这样的限制下生存。即使在今天，一个来到小镇的都市人都会感到至少是类似的拘束。构成我们周围环境的圈子越小，对我们与他人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有助于消除对个人的各种束缚——的限制就越多，群体就越急切地保卫已有的成果，生活行为和个体的思想，通过各种数量和性质的专业化来突破整个小圈子的构架也就越容易。

从这一角度看，古代希腊城邦似乎具有小镇的典型特征。远近的敌人持续威胁城邦的生存，导致了其政治与军事事务的紧密联系，一种市民对市民的监督，一种全体对个人的戒备，个人生活被压迫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只有在家庭内充当暴君才能获得补偿。雅典人生活中巨大的骚动、兴奋和奇特多彩的一面，也许只有被置于这样一种背景下才能为人们所理解，那就是，具有无与伦比的个性化人格的民族与去个性化（deindividualizing）小镇中的持续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之间的斗争。这造成了一种紧张气氛，弱者受压抑，强者则经由挑激而取最富激情的方式证明他们自己。而这也是在人类智性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称为——而无法精确定义——“普遍人性（the general human character）”的品质何以恰好在希腊繁盛起来的原因。因此，我们断言以下这种关系的真实性和历史有效性：最广阔、最普遍的生活内容和形式是与最个性的生活最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经历了一个准备阶段，即发现它们的敌人为了维持逼仄狭小的形式和规模，而将它们二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既阻止它们向外扩展和推广普遍性，也反对它们在内部自由传播个体性。正是在封建时代，“自由”人是指那些置身于国内法（law of the land），也就是最大的社会范围之下的人，而不自由人是指那些仅从封建关系的狭窄圈子获得权利，而被排斥在更大的社会范围之外的人——，所以相对于那些被琐碎和偏见所包围的小镇人而言，现今的都市人是精神意义上和纯粹意义上的“自由”人。人们互相之间的矜持和冷漠以及大范围人群的智力生活状况对个人独立性的影响，没有比在最拥挤的大城市中的个人感受得那样强烈。这是因为肢体的亲近和空间的狭隘只会使心灵之间的距离变得更明显。在某些条件下，个人若认为没有别处比在都市人群中更感孤独和失落的话，显然这只是自由的一面。因为这里与别处一样，人的自由决不需要作为一种安慰反映在他的情感生活中。

不只是地域的直接规模和人口的数量，由于人群圈子与个人内外自由的扩大这两者间的一般历史联系，导致了都市成为自由之域（the locale of freedom），更是因为越过这种可见的扩张，所有的城市都成了世界主义之地（the seat of cosmopolitanism）。城市的范围像财富聚集一般膨胀；财产的数量近乎自动地迅速增加。某一界限一经突破，公民的经济、个人和智力的种种联系，城市的理性对其腹地的支配的范围等，就会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动态扩张的每一次推进，都成为新的更大的而非同等的扩张的下一步。从城市冒出的每一线新发展，似乎本身就能生长出更新的发展脉线来，这就像城市中的地租无须费力就可以增值一样，仅仅增加交易就能为所有者自动带来收益。在此关节点上，生活的量直接转为品质要求。小镇的生活领域主要是自足的。都市的一个关键特质，正在于它的内部生活会在国内和世界范围内到处泛滥。魏玛并不是一个反例，由于它的显赫完全依赖于个体人格，故随他们

的消亡而没落；而都市确以其真正的独立为特征，它甚至不依赖那些最杰出的个人。这是对独立的呼应，是个人为其在都市中享受的独立所付的代价。都市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功能扩张超越其物理的界限。而这种功效反过来加重都市生活的负荷，给予其重要性和责任。人不会为其身体和他直接活动的区域所限制。毋宁说人的范围是由他在时间与空间上产生的各种效应的总和构成的。一个城市也同样是由超越其直接范围的它的全部效应构成的。只有这一范围，才是城市表现其存在的真实领域。这个事实表明，因城市扩张而逻辑地和历史地带来的个人自由不能仅仅消极地理解为单纯的流动自由，及消除偏见与卑劣市侩气的自由。关键是，每个人最终拥有的独特性和不可比性，须以某种方式表达在对其生活方式的谋划中。我们依我们的本性行事——这毕竟就是自由，只有当我们对本性的表达不同于他人的表达时，这种率性而行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才成为明白的和令人信服的。只有我们自己的清楚明白才能证明我们的生活方式并非别人所强加的。

城市首先是经济上劳动分工最发达的地区。所以，在巴黎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极端情况，“第十四人”②成为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这些人在自己的住所门口置有记号以便人们辨认，并且时刻准备好合适的着装参加宴会。这样，如果有哪个晚会只有十三个人，他们就马上会被征召。随着城市的扩大，城市为劳动分工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决定性条件。城市提供了一个圈子，借助其规模该圈子可以吸引许多极为不同的服务。同时，个人的集中和为争夺用户而产生的竞争迫使个人在某一领域专业化，这样他才不会被别人轻易取代。城市生活决定性地将过去人为生存而与自然的斗争转变成为钱而与他人的竞争。专业化不仅仅是由于互相竞争赚钱，同时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供给方必须始终引诱和唤起顾客新的、分化的需求。为了挖掘尚未枯竭的财源，为了找到一种不会被轻易取代的工作，个人服务的专业化是十分必需的。这整个过程促进了大众需求的分化、精致和丰富，而这一定会导致在大众中个性差异的发展。

所有这些形成的向心理和精神特征个性化的转变，乃是城市以与其规模相称的作用造成的。支持这一过程的有整整一系列的明显的因素。首先，每个人必须面对在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维护自我个性的困难。当重要性在数量上的增长和精力的花费接近极限时，人们就会致力于质的分化，利用人群对差异的敏感引起社会的注意。最后，人们受到诱惑要取最具倾向性的风格，即都市特有的矫揉造作、反复无常和过分的精雕细琢。如今这些过分表现的意义都不再与行为的内容有关，而在于“与众不同”的形式，以惊人的方式出彩，从而引人注目。对于许多类型的人而言，保留一点自尊和充当一个角色的唯一手段是间接的，即引起别人的注意。在同样的意义上，一项看似无关紧要的因素是炒作，炒作积累的效应仍然是值得注意的。我提到，与小镇中的社会交往相比，大城市里的人际交往既简短又稀少。要“处于焦点”，要成为受人关注的人和惊人个性的人的诱惑，对于只有简单接触的都市个人显然更有吸引力，反之，在一个有着频繁和绵长的社交、每个人在别人眼里都可确保其明确的形象与个性的氛围中，这种出风头的诱惑就要小多了。

都市之所以有助于鼓励最个性化的人的存在，不论下面的解释是否合理或者成功，在我看来最深刻的原因是：我们可称之为“客观精神”的东西对于“主观精神”的压倒性优势构成了现代文化发展的特点。这就是说，不论是语言还是法律，生产技术还是艺术，科学还是日常环境的各种客体，都是全部精神的体现。跟随这种精神的发展而成长的个人智性不仅极不完善，且与精神的距离渐行渐远。如果我们看一下最近几百年来体现在各种事物和知识、制度与享乐中的庞大的文化，并且再将所有这些与同时期个人文化的进步——即使以社会高层群体为例——相比较的话，不难发现这两者的增长是极不平衡的。我们注意到，个人文化在精神性、优美和理念诸方面的确出现衰退之势。这种不一致本质上是由日益发展的劳动分

②按西方迷信，十三为不详之数，逢一桌十三人时，临时再拉一人入席凑数——译注

工造成的。因为劳动分工要求个人片面的技能和竭尽片面的追求之能事，而这也常常意味着牺牲个人的个性。无论如何，个人对于客观文化的疯长越来越束手无策。个人被归约为一种可以忽略的数量概念，对于这种贬值，他自觉意识到的，当然要比发生在他的实践中的和得之于此实践的全部模糊的感受中的要少。在由物和权力构成的巨大组织中个人只是一个小齿轮，这个庞然大物将所有的进步、灵性和价值从个人手中夺走，只是为了把他从主体形式转变成纯粹客观生活的形式。无需多说，都市正是这种压倒一切个人生活的文化的真正舞台。在建筑物和教育机构中，在空间征服技术的奇迹和享乐中，在社区生活的结构中，在国家的各种可见的机构中，都充斥着这样一种压倒性的具像化和非人格化的精神，以至于可以说，笼罩在它的影响下个人是无法维持自我的。一方面，对个人而言，生活由于四面八方涌来的各种刺激、利益、消遣和意识而变得无比容易。它们仿佛将人置入水流中，个人几乎不必击水就能随波逐流。然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这种非人性的内容和器物充斥于生活，并热中于取代真正的人性色彩和不可比较性。这使得个人必须召唤出他最大的特色和独一无二性，以保存他最个人化的核心。他必须扩张这种个性要素以使他的声音能为别人甚至他自己所倾听。由于客观文化的过度膨胀导致的个人文化的萎缩，这也是一些最极端个人主义的宣道者，首先是尼采，为什么会对都市怀有深深憎恶之情的一个原因。但同时的确也是这个原因，使得这些思想家在都市中如此为人热爱，并且以预言家和救世主的面目为都市人所仰慕，虽然这两种形象是他们最不喜欢仰慕的。

如果要探求在都市数量关系中滋养而成的两种形式的个人主义——即个人独立和个性本身的具体展现——的历史地位，都市就在精神的世界史中占有一个全新的地位。18世纪，个人处在各种压迫性的关系中，而这些政治的、土地的、行会的和宗教的结合都早已失去意义了。它们可以说是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种种压制，不自然的和过时的形式、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待遇。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自由和平等的呼声出现了，坚信在所有社会的和知识的关系中，人们都具有行动的充分自由。自由立即允诺人皆有高贵本质并使这一信念引人注目。这一本质是自然赋予给每一个人的，只是历史和社会使之扭曲了。除了18世纪自由主义的理想以外，在19世纪，一方面随着歌德和浪漫主义的出现，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上的劳动分工，另一种理想出现了：从各种历史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个人现在要求将他们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所认同的人的价值不再是每一个体中的“普遍人（general human being）”，而是人的质的独一无二性和不可替代性。我们时代外部和内部的历史，就是在这两种界定个人在社会整体中的角色的观点之间的斗争和纠缠中展开的。而都市的功能就是为这种斗争和调和提供舞台。因为都市准备的种种特殊条件向我们展示，它们是发展分配个人角色这两种方式的机会和激励。此外，这些条件因其孕育了心理实存的发展，拥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从而占有无比重要的地位。都市显示出它本身乃是那些伟大的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在此过程中，封闭生活的对立潮流展开了，并且以平等的权利彼此融会。在此过程中，不论其具体现象是让我们同情还是厌恶，生活之流都完全越过了适于作价值判断的领域。由于生活中的这些力量已经彻底地生长于扎根于全部历史生活——我们在历史生活中，作为一个细胞，只有一个瞬间的存在，只属于历史的一小片段——之中，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谴责或去宽恕，而是去理解。

（陈蕾、张能译于海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