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研究

台湾问题研究

——浅析“二二八事件”，还原一段历史真相

“二二八事件”已经过去了67年了，它在台湾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一道伤疤。而在大陆，知道的人却很少。我是偶然接触到这样一件历史，带着好奇去追索。专门为此找了一部梁朝伟拍的，以此事件为背景的老电影《悲情城市》，至今还时时去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历史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迎合着不同人的要求，不同的政治立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本文将通过一个比较中肯的态度分析，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二二八”

一、“二二八事件”概述

狭义上的“二二八事件”，仅仅指的是1947年2月27日的台北缉私血案以及次日的民众请愿血案，属于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体制外的群里性冲突事件。而随后，台籍精英介入事件处理，要求改革省治，16县市民众声援发展成为波及全台湾的民众抗争运动，这就是广义上的“二二八事件”。它是一场大规模的、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的体制外的政治运动。

1947年2月，此时台湾光复已经有一年半年之久，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剧转型，台湾重建面临巨大的困难。陈仪接手治理台湾以来，虽极尽心力，依然避免不了行政低下，贪腐频出的现象。大陆籍官僚垄断了台湾省的主要权力，台籍精英参政困难。统治政策束缚了台湾民企的发展。通货膨胀，失业问题严重。滞外台胞返籍，对台湾社会构成巨大隐患。台籍精英要求撤废行政长官公署，废除专卖局，贸易局，尽快实现县长直选，还政于民。台湾社会危机加重。二二七缉私血案成为了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台湾危机爆发。1947年2月27日，台北圆环发生缉私血案。就像现在的城管追捕小贩一样，或许这样的事件在当时的台湾早已屡见不鲜。可是这次，比平时会稍微严重一些。当日傍晚，缉私人员佯装买烟，强行没收台北小贩林江迈的走私香烟，林氏苦于生计，苦苦相求，并发生了肢体冲突，林氏被打昏厥。当时群情激愤，周围群众看不过眼，追打缉私人员。其中一名缉私员，逃跑途中开枪误伤路人，致其死亡。次日，死者家属纠结民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声势浩大，要求“惩办凶手，杀人偿命”中途不断有群众加入，大家受专卖局警察欺压已久，途中捣毁了台北市专卖局，袭击了台湾省专卖局，问题却未能得到及时回应解决。最终大批民众来到长官公署请愿，要陈仪拿出解决办法。陈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想尽快驱散群众，化解危机，不想在总署门口导致民众与卫兵冲突，当场击毙一人，击伤两人，官民冲突进一步加剧，局面失控。此时的群众抗争方式不再是敲锣打鼓、喊喊口号，而是打砸抢。危机迅速波及整个台北市，并且出现了台湾人殴打外省人的现象。陈仪苦于兵力有限未能有效控制，全市大多数警局，专卖局，贸易局等机构被捣毁。后来民众又攻占台湾广播电台，对全台民众播音。事件如同狂风暴雨迅速波及全台湾。至此二二八事件全面爆发。

陈仪苦于无兵，为了迅速恢复局面，并通过台籍精英安抚群众。据蒋渭川回忆：2月28日下午，“我回到店中已有许多商人及邻居父老等候在店，听说宪兵团长张慕陶两次来拜访，并留下一函，拆开才知道他是奉陈长官之命，请我出来收拾大举”[1][1]蒋渭川：《二二八事变始末记》，《蒋渭川和他的时代》，第4页下午2时张慕陶送蒋渭川到台湾广播电台安抚群众，传达长官决议。3时，陈仪发表广播讲话，再次呼吁台北市民。当晚，台北军警戒严。二二八事件很快波及全岛，3月1日部分县市已经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政改。“请废止长官公署制度，改为省制，实施省、县、市长选举；改组台省高级人员，启用省内人才。”[2][2]《3月1日中央社讯》，《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第16页。此时的二二八事件已经不是简单的群体冲突事件，逐步演变成台籍精英趁机要求省政改革，台北市自发成立处委会，以此和政府谈判。5日下午5时半，“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立简称处委会，其筹备会议在中山堂举行，到会筹备委员40余人，律师陈逸松为临时主席，制定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大纲（草案）》[3][3]《二二八事件研究》，褚静涛，第291页。此时的处委会，有民间政府组织的样子，不过组织相对比较涣散，政治意识并不是特别成熟。陈仪迫于压力，力图尽快使台湾恢复到二二八之前，不断退让。此时台湾岛内各县市，抗争不断，政改之呼声此起彼伏，局部冲突也时常出现。也就是岛内的十六县抗争，积极声援二二八。台籍精英要求改革台湾省治，请求中央派大元赴台处理，并制定了处理大纲四十二条，然而这样的呼声中央是不能容忍的。陈仪起初是想通过和平解决，后来事情不断复杂，远非陈仪所能控制。陈仪不得以请命中央，但陈仪并没有将事件归于自己施政之失，反倒将二二八事件定性为“背叛国家”的暴乱事件，并将责任推给岛内的流寇乱匪（共党），这是老蒋所不能容忍的。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事家，处事策略自然利落。采取了先派兵维持秩序，后中央宣政抚慰。蒋介石对台用兵，并未直接军事镇压，而是启用二十一派兵回防。国民党军队迅速控制台湾各交通要道，处决台籍精英。陈仪、柯远芬等人不经程序滥捕滥杀，加之岛内军警伺机报复，还有随后的清乡运动，触及无辜者真多，

大有白色恐怖，处置过度之嫌，给台湾人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19日，白崇禧一行乘专机来台代表中央政府宣慰，以宣示宽大为怀的方针，稳定人心，对军宪警产生了约束作用。至此二二八事件风波始平，不过留给台湾人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二、二二八事件定性

多年来，各派政治势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了不同的政治目的，不断对二二八做出各种解释，其中有“暴乱说”、“起义说”、“文化冲突说”、“派系斗争说”、“省籍冲突说”、“阶级冲突说”、“台独说”等，凡此种种，从某些方面和立场来理解也不无道理。笔者本着客观公正，不在政治活历史学术某一个孤立的方面，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不在使二二八成为一种伤痛的回忆，而是作为新时代台陆和谐史鉴基点。我更倾向于将其定性为是台湾人们自发的爱土爱乡的省政改革运动，其中不乏官民冲突和阶级对立，但是并非省籍冲突、族群对立等。

暴乱说。二二八事件中民众乱打与国军滥杀，被害人包括阿山（外省人）半山、（台籍精英）和台湾民众，偏执的解释干脆将其简单化，国民党往共产党身上推。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指其参与事件的人们是暴徒，此事件为暴乱，台湾人长期被人本人统治，被奴化，受共产党和野心家煽动。台民暴乱说无疑有助于国民党统治台湾，令台人不赶有反抗之心，也为当时蒋介石派兵镇压提供了口实。大陆曾经一度在二二八问题上将其说成是城市暴动或者起义，无疑是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起义说。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的反蒋武装起义，是国统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对国民党暴政，反贪官污吏的行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环节。这一说法完全是政治立场的需要，不能反映二二八事件实质。当时台湾光复不足一年，国共内战始发，台湾人对大陆的政治认识不不是十分明朗。

文化冲突说。台湾受日本统治50年，在思想上受到日化，不肯认同足够；在文化上，也不同于祖国。大陆处于农业社会阶段，低文化的外省人统治现代文化的台湾人，激起了双方的冲突。[4][4]李莜峰：《解读二二八》，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第90—108页。这一论断的发明者最早为以陈仪为主的大陆籍官僚。他们认为台胞奴化太深，不认同祖国文化，排斥外省人。不可否认，50年的台海分离，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制度风俗确有不同，但这样的冲突是可调和的。文化冲突说未能揭示二二八事件的本质，也无法说明其复杂性。

派系冲突说强调，缉私事件闹得不可收拾，派系冲突不可小看，起到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陈明通认为，“国民党中央，行政长官公署即本土社会三个层次的派系腐化与斗争，是陈仪无法落实她的战后复兴工作，并导致了二二八事变发生的主要原因”[5][5]陈通明：《派系政治与陈仪治台论》,赖泽涵主编《台湾光复初期历史》（论文集），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第289页。在台湾接收与重建过程中，国民党内个派系以及岛内各地方派，的确因其集团利益或阶级利益发生了摩擦，派系冲突说有助于对二二八事件复杂性的认识，却忽略了统治阶级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共性和妥协性。

省籍冲突说认为，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外省人统治本省人，所以发生冲突。当时，大陆籍军公教人员与台胞因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存在冲突，但并非“你死我活”的排斥性矛盾。省籍冲突说说完全将二二八事件简单化。政府的失政是统治者与被统治着的矛盾，族群冲突则是制造了人民间的血仇。二二八的受难者包括本省籍和外省籍，应归于当权者反应过激、滥用权力、而非族群压迫。

阶级冲突说，可以说为大部分民众所接受。台籍精英与当权的大陆籍官僚有阶级利益上的冲突，也与台湾的工农大众有矛盾。仅仅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的一个维度划分光复初台湾个阶级，并将客观阶级设定为就是认同阶级，行动阶级，把二二八事件的官民冲突简单化，无法解释何以不同阶级的人会走到一起，共同反对官府，而广大的工人、农民却很少参与二二八事件。

台独说，海外“台独人士，出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需要，掩盖官民冲突的本质，称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反对大陆人的统治”的省籍冲突，是“台湾民族反抗中国民族的一场民族冲突，来为台独提供依据。在二二八事件初期，就有人打出“赶走中国人（外省籍），我们要独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的的口号。持台独说观点的人无视本省人还是外省人都是汉民族，不存在民族矛盾，抹杀官民冲突的阶级性，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就站不住脚跟。

二二八事件由缉私血案而迅速扩大，由经济而政治，由自发而组织。他不是出自于个别人所为，是台湾人民对光复一年多来政府施政措施不满的总爆发，由台湾17县市民众的抗争运动构成。台北市是发源地和中心，16县市对台北市起到了呼应与激荡的作用。由于二二八事件十分复杂，我们不能轻易下判断，以免造成对历史的亵渎。本着爱国爱家，民族民主的精神。我们更愿意将二二八事件定性为是台湾同胞争取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要求民主自治，当家做主的“爱国爱乡”的民主运动

三、二二八事件与台独

自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以来，蒋氏一直都将二二八定性为共党暴乱，严禁民间议论，也反对彻查二二八真相。海外“台独”人士，出于反蒋统治需求，掩盖官民冲突，大肆贩卖省籍冲突和族群冲突，为台独创造历史依据。蒋经国统治后期自知来日无多，希望在有生之年化解省籍隔阂。台“国安局”成立“拂尘专案”搜集各方资料终于汇编成《拂去历史明镜中的尘埃》一书，于1986年在美国出版，试图澄清二二八真相，不过该书仍然强调中共蔡孝乾在二二八中的幕后领导作用，未能主动承担国民党治台之失的责任，也未能给台湾人一个交代。

“1947年廖文奎撰文，批判长官公署接收人员如帝国主义，自认为是解放者，轻视台湾人，排斥台湾人。台湾人在被压迫下将会从中国民族主义转变为台湾民族主义。”[6][6]褚静涛，《二二八事件研究》，第533页。二二八事件之后，廖氏兄弟借助《前锋》杂志，抨击长官公署的劣政。廖氏兄弟本无意使台湾脱离中国，主张台湾省政改革。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吸纳台籍精英，实现真正的自治。而长官公署却对他们展开通缉。廖氏兄弟后在美国舆论影响下，转变了立场。主张台湾的地位应该尊重台湾人民的意向，由联合国托管，然后再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台湾“托管”、“独立”并不是廖氏兄弟的专利，早在二二八事件期间，美国操纵舆论，恶意解读广大台胞省政改革的诉求，称其是要“托管”、“独立”。对于外传的的“托管”、“独立”之言，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坚决不能容忍。全国各地方和团体怒斥“托管”、“独立”之说。省立屏东中学发表告省民书，正斥丧心病狂者：“谁欲主张托管，便是国家叛徒。”[7][7]《省立屏东中学发表告省民书》，1947年5月22日高雄《国声报》第三版。在二二八事件中，广大台胞要求省政改革，反对贪官污吏，没有脱离祖国的意思。

美国情报部门利用二二八事件造成的裂痕，歪曲历史事实。操纵廖氏兄弟，企图谋求联合国托管台湾，实现台湾独立。廖氏兄弟无法代表全台人民，其台独诉求完全是一己之私，遭到了全台湾人的反对。台湾社会各界的真实声音是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绝无自外于祖国之念。二二八事件伤害了台胞的情感，但是广大台胞对回归祖国还是抱有期待的，要求省政改革，并非离开祖国。

陈仪离台后，魏道明受命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努力在安定中求发展，抚平二二八的历史伤痛。然限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魏道明权责有限，未能彻查二二八事件真相，给死难者家属一个明确的交代。1948年随着国共双方内战的局势发生大逆转，蒋无奈欲将台湾作为退路，宣布下野。于12月29日命陈诚接替魏道明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后蒋介石败退台湾。蒋氏父子在台统治期间，严禁谈论二二八事件，一度二二八二二八在高压政治下归于沉默。李登辉上台后，为稳定权力继承，针对台湾社会各界要求彻查二二八的呼声，给予回应。1988年2月，他表示：“二二八事件仍然是历史上台湾光复不久所发生的悲剧之一，应该留给历史学家研究，大家要发挥爱心，为国家进步，眼睛应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久，台“监察院”公布了闽台监察使杨亮功的调查报告及“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奉命宣慰以后所提报告，来回应民间压力。然而所及材料之片面，并未能使人全部信服。后陈水扁当政，主打统独牌，族群牌，将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借二二八事件大搞去蒋化，独统论。2007年2月24日，时值二二八事件60周年前夕，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重申，“二二八事件不是族群冲突，是查缉撕烟导致‘官逼民反’，事件发生后，台湾人保护外省人，外省人保护台湾人的情况非常多，希望六十年后看待这个事情，要抓住重点，大家要和解、和谐。”[8][8]《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2007年2月25日台北《中国日报》，A2版。2008年2月28日，适逢“总统”大选前夕，台湾各地举行二二八61周年纪念活动。民进党以此大作文章，煽动族群仇恨，嫁祸国民党。马英九表示不能遗忘，但错误可以原谅，子孙后代要永远记得二二八事件，悲剧才不会重演。自马英九上台以来多次正面回应二二八事件，此举得到了部分受难家属的谅解和认可。

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广泛为海内外个台独势力所利用，原因在于蒋氏父子一直未能给予一个清晰客观的调查回应，以后的当政者都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做出不同的姿态。我相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不管是当政者还是台湾大陆普通民众，最终会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我也不希望，任何个人、团体或者政党在借二二八去造成另一种历史伤害。

四、“二二八”谁之失？

历史上对于二二八过失之说颇有微词，有人说是陈仪之失，陈仪主政，烟酒专卖，统制经济，台湾经济疲敝，官僚机构腐败，效率低下，官民冲突一触即发。也有人说是老蒋之失，老蒋未明二二八事件之前因后果，对于台湾复兴之事未给予充重视，事件发生，处事方式过于简单直接，最终造成了一道抹不平的历史伤痕。亦有人说是台籍精英之失，台籍精英急于在台湾展露头角，政治头脑不够成熟，企图通过二二八事件，来要挟政府退让，以达成自己省政改革的诉求。提出32条大纲乃至42条，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所不能容忍的，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国民党出兵赴台镇压。我以为单纯的把二二八的过

失归于某一个历史人物或者团体都是不负责任的，都是片面的。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偶发性群体事件但是，这种偶发性里面带有历史必然性。二二八事件的复杂性，不是我们简单地找个历史罪人就能承担的起的，我们需要理性去正视。

1、陈仪之失

陈仪一身命途多舛，曾任职于清廷，后又供职于北洋政府。孙传芳垮台时，又投身北伐革命，后跟随国民党。陈仪一生希望借助统治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半百之年，陈仪从研究台湾，到治理台湾，最后命丧台湾，为平生理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34年2月，陈仪被任命为福建省政府主席。蒋介石遇有对日外交重大事件时，常常电咨陈仪以决断。1935年10月，陈仪赴台考察。台湾总督府的行政效率，经济上的统制政策，农业改良技术等等，都给陈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仪希望福建能够像台湾一样，建立现代省政。在福建主政八年间，陈仪主张政治集权，经济统制。其强悍作风的新政，使得福建经济政治颇有起色，不过统制经济措施不当，民间经济少有分利，政治专断。也招致了各方非议。最终福建沦陷，1941年9月，陈仪离开了福建。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尾声，台湾收复在即。1944年3月中旬，蒋介石在重要设计局内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即台调会），作为研究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9][9]《台调会工作大事记》，《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第4页。1944年5月开始太调会开始收集各方资料，研究台湾当时现状，培养干部学员，为收复台湾做准备。因无法赴台实地考察，台调会所搜集的资料，都是书本知识，很多出自日文资料、日人之手，有美化台湾的殖民统治。未对广大台胞做充分调查与研究，对台湾个阶级的组成、利益知之甚少。所以陈仪等人的调查是片面的，不足以应付收复台湾的各种社会现实问题。1944年8月起，台调回开始训练学员。然而，这些学员，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历事未深，缺乏行政经验，无法与当时的日本人丰富的行政履历相比。由于训练时间短，许多学员对台湾情况知之甚少。接收台湾需要大量人员，然而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台调会也才培养了1000多名接管人员，显然这是不足以管理有600万人口的台湾的。8月27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从准备接收台湾到赴台，前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准备仓促，难免手忙脚乱。台调会所收集资料大抵出自日本人之手，这些材料一味强调台湾总督府行政效率如何之高，对台湾民众却未曾着墨。陈仪靠着这些纸面的东西去揣测台湾民众的心声，势必与台胞的迫切需求隔着很深的鸿沟。台调会所培训的1000多人去接收台湾，根本不够。陈仪要以三民主义施行于台湾，推行公营经济与节制资本，势必要压抑台籍资本的成长空间。陈仪为人刚愎自用，且受日本教育多年，习惯于行政命令，集权统治。虽说是敢想敢为，却也固执己见，难有容人之雅量。九月中旬接收工作陆续开展，蒋介石忙于东北内战，并未派精锐之师前去接收，后陈仪请70军前去，70军良莠不齐，素质较低，未能使台湾民众敬畏。10月25日上午，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受降典礼。至此中国政府正式队台行使主权。陈仪接收台湾后，政治上基本沿用日剧时期的政治构架，只是将台湾总督府改名为台湾省政府公署，这显然与台胞民众心目中的民主制度相去甚远；经济上实行公营经济，统制经济，设立专卖局等机构。使得台籍资本被压抑，民间怨声载道。文化上，尽快去除日本奴化教育，推行国语国文，恢复国语教学。不过在执行上操之过急，亦使民众与政府沟通不畅。在整个长官公署中，权利机构多为大陆籍官僚机构垄断，台籍精英和广大的地方精英未被委以重要职位，官僚阶层和普通民众沟通有限，最终为官民冲突埋下伏笔。陈仪虽然难得清廉，可是随着而来的大陆官僚，仍带有大陆的贪腐气息，工作上推诿扯皮，行政效率低下。随着米价上升、治安混乱、走私严重、行政效率低下等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广大台胞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大降低。

陈仪失政是导致官民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二二八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陈仪失政有四：接收之初台调会未能充分全面了解台湾现状；接收之后未能有效任用台籍精英；在台行政执策过于僵化，又不能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对于二二七缉私血案未能有效及时的做出反应，最终导致矛盾一步步升级。总的来说陈仪犯了两个错误，一、接收台湾，未能有效接收人心。陈仪过于重视接收物，搞经济建设，未能有效了解台胞诉求，隔阂日深，最终引发悲剧。二、没有稳固政权的基础。台湾是闽粤移民所开拓的，台湾的发展史上一直充满着斗争和抗争。台湾被日本奴役五十载，台胞盼光复，盼当家做主。陈仪未能认识到台籍精英对于台湾建设和开发的作用。接收军队的撤离，更是为后来复杂的状况难以收场。一味的高压政策，非但不能对其施政带来成效，反而越来越糟。当然二二八事件是在国内，国际二战大背景下的地区性偶发事件，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即使不是陈仪，别人也未必能得当处之。

二、蒋介石之失

1947年的时候，国共内战正酣，老蒋并未充分重视台湾，直至二二八事件出现，台湾方面一直没有给出正确的说明，一味粉饰太平。最终，陈仪不能委蛇，推与共党奸乱，定性为暴乱事件，导致了老蒋

决心用兵，悲剧始出。其实从一开始老蒋就对台湾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派陈仪而不是自己嫡系中的任何一人，无非是陈仪对日政治娴熟，接收军队也是陈仪举荐的福建70军，一个名不经传的杂牌军。老蒋忙于内战，无暇顾及。

1.不重视台湾

老蒋从一开始就不重视台湾，接收台湾仅仅是战后全国复员计划中的一小部分，蒋介石的注意力在占领东北、华北、华南的广大地区，以及如何对付共产党。对于台湾则全权委托陈仪去办。1945年8月27日，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9月7日，国民政府“特派陈仪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此时陈仪向蒋介石提出不在台湾建立省政府，而设行政长官公署，作为过渡机构，得到蒋介石的首肯。53派军赴台是中国政府对台湾行驶主权的关键举措。最早考虑到可能是被美军率先占领，蒋介石竟没有考虑对台派军。他忙于派精锐部分赶赴东北等地受降，后来美国不在台登陆。陈仪请70军赴台，考虑到70军战斗力不强，蒋便应允了。

2.派兵处置

二二八事件开始之初，陈仪以为自己可以应对，随着事件的逐步深入，台籍精英要求省政改革，陈仪一再退让，并未能有效解决，最终报与中央，暴力镇压。二二七缉私血案及二二八的示威请愿，引发台北动乱，陈仪第一时间电告南京，不过陈仪并未道出事情真相。二二八事件的爆发，暴露了陈仪治台的诸多弊政。不过他不愿惊动南京，以免受政敌攻击的口实。随着事件的进展，各方报纸媒体的报道，陈仪最终不能处置。于3月7日将事情如实告知南京方面，并要求派兵镇压。蒋介石当时已经从某种方面了解到台籍精英的省政改革的诉求，本来派大员宣慰即可。不过考虑到当时国共内战的局势，他不允许后方不宁，加之陈仪将二二八事件推诿给共党，更加使老蒋下决心对台用兵。直到军事作用收效之后，才派白崇禧代表中央抚慰。或许他可以抚慰和用兵同时进行，这样更能避免不必要的流血。蒋介石对二二八事件采取了先军事镇压，后政治安抚的两手策略。派兵赴台是“维持当地治安”，要求“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但既然决定用武力来平息事态，流血是避免不了的。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负有决策错误的责任。

3.未能彻查事件原委

白崇禧作为中央大员负责宣慰，视察台湾各地，从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陈仪施政之弊，了解到台胞关于省政改革的诉求。杨公亮等人的调查从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官民冲突，了解了二二八事件的原委。可是派兵、清乡期间被秘密处决的台籍精英以及被冤杀的普通民众，却未能始终给予一个清白。蒋介石后败退台湾也始终未能给二二八一个合理的解释来抚慰流血事件中死去的亡灵。台湾一度严禁谈论二二八事件，后蒋经国离开台湾政坛之际，责令当局汇编成《拂去历史明镜中的尘埃》一书，以期抚慰受难家属。该书在解释岛内长期不提的原因是“人们只是希望时间把这场灾祸、苦痛、难堪的种种记忆，慢慢冲淡，不愿在对他的是非曲直、对错的评论中，影响团结、和谐、安定的生活”[10][10]苏僧、郭建成：《拂去历史明镜中的尘埃》，美国南华文化事业公司，1986，第129页。显然这是不能令台胞信服的。正因为此，蒋氏父子之后，国民党在台日式渐微，台独势力以此作为借口为台独台独活动制造舆论。

三、台籍精英之失

台籍精英在台湾的光复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台湾丧失，他们各方奔走呼告，组织斗争。台湾光复他们急于参与台湾建设，可是陈仪并未给予机会，国民政府并未予以重视。二二八事件中，台籍精英急于参与家乡建设，苦于陈仪劣政，便借二二八事件来要求省政改革。这本来也无可厚非，可是台籍精英政治觉悟不高，对于省政改革方案诉求不一，盲目借机于政府提要求，导致了事件的加剧。最终陈仪并不能应允，且台籍精英不了解国内时局，蒋介石是不可能轻易答应32条大纲要求的，更何况42条。二二八事件作为一场爱国爱乡的省政改革运动而言，台籍精英不成熟的政治作为，显现对于二二八要负一定的责任。

二二八事件开启了台湾省籍矛盾冲突的先河，也成为台独势力借口外省人和本省人势不两立“台独问题”的渊源。而二二八事件绝不是简单的省籍矛盾，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导致省籍矛盾冲突的根源主要是台湾国民党的低劣统治，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在台特殊发展阶段的异化。不同于各派政治势力在不同历史阶段，出于不同政治目的，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解读。我只希望历史能够二二八事件能够因时日的流逝而大白于天下，遗留的伤痕不在被冲突强化，让我们以史为鉴，铭记这段中华民族的血泪情，以此告慰在二二八事件中死难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