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韩东

90年代诗歌：

一、“新生代”诗歌：

被称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新生代诗歌”又称“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当代实验诗”等；酝酿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潮；他们反抗朦胧诗经典化的诗歌理念，具有非英雄和非崇高、荒谬感和随意性、非修辞和口语化等特点；代表性诗人和诗作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等；他们的诗歌体现出来的“平民化”和“私人化”倾向，张扬了“个人话语”和“私人感觉”的合理性，也暴露了远离史诗意识的诗歌创作在意义上的缺失。

八十年代诗坛经历了朦胧诗的激烈震荡之后，实验诗仍以突进的前倾姿势继续前行。尤其经历了 1984至1985年的潜伏和发生期之后，到了1986年，进入全

面的喧哗骚动期。一些刊物如《中国》、《诗歌报》等，刊载了大量青年诗人的新潮作品，特别是1986年底《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更是展现了先锋诗坛的全景性景观。尽管它不免失之于某种浮躁和芜杂，但给人们心灵的冲击和颤栗却是永久和深刻的。它曾一

度使人们陷入某种迷茫和沉默的窘境，就如诗人们当时所嘲讽的：如今沉默似乎也变成了一种风度。然而诗人们却不能因为一种风度而永远沉默，他们纷纷揭竿而起，自我命名，自我确认……在看似纷披迷离的格局中，依然呈现出了一种有序的诗歌生态图式。一般说来，这种以前倾态势突进的实验诗，逐渐显现为两种生存形态：其一是以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为前锋的后期朦胧诗或文化诗的凸起和变延，这里还包括要“走向民族文化意识”深层的“大浪潮现代诗学会”，推崇东方神秘主义、老庄哲学和佛教禅宗的“东方人”以及“从混沌的历史中心繁殖诗的蝎子”螫形而上之虎的“太极诗”和“自入真化之境”的“求道诗”等等；其二是以“他们”、非非主义为中心的非文化诗的生长，其中包括反崇高、反意象的“莽汉诗”、“大学生诗歌”以及反技巧、重语言及生命的“海上诗群”等。这后一诗歌流向所辖社团不下数十种，它们既有共同的诗学追求，又各自保持着独异的特色，并相互交错、补充甚至对立，共同汇成了实验诗歌的洪峰大潮。

对于朦胧诗后的新潮或实验诗歌，人们曾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称谓。有称“后崛起”、“后朦胧诗”、“后新诗潮”的，有称“第二次浪潮”或“第三次浪潮”的，也有称“第三代”或“新生代”的……但无论怎样称谓，它都应该是指朦胧诗之后先锋诗歌的一种新的审美思潮和创作倾向，而决不是整个青年诗歌的无差别的整合。在这里，我们所论及的第三代或新生代诗歌，主要是指以“他们”和“非非”为代表的非文化的实验诗歌文本及其诗学形态。

大概由于某种历史的因素，中国当代诗歌始终没有摆脱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命运。共和国诞生之后，诗歌本应摈弃战时文学的观念，转入诗的本体世界的建构。然而，诗歌并没有获得这一次机遇，只是仍然顺延着诗教传统的惯性流变，继续充当政治的附庸，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诗歌事实上只是政治的传播媒体和宣谕工具。朦胧诗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诗人的自我，淡化了诗的政治角色，然而，北岛们最终仍然没有摆脱政治的牵制，因为他们以反现实的姿态出现，所表现的恰恰是一种泛化的社会政治意识。江河、杨炼对历史感的呼唤和史诗性作品的探求，只不过是这种泛化的政治意识向纵深的延展，他们所思考的中心仍然没有远离现实的政治，只是把现实与历史紧紧地扭结在一起罢了。无论是这种现实的政治感，还是悠远的历史感，都是文化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是后来一些曾经追随江河、杨炼的诗人，更是在涵盖政治感和历史感的基础上，企图使诗上升到更高的文化的层面，这便是前所述及的文化诗的建构。然而，在第三代诗人看来，这种对诗的现实政治感、历史感和文化感的强化，都是妄图使诗变为抽象理性的载体，这种非诗的因素，正是使诗长期徘徊在诗之外的主要障碍。于是，一场重建诗的本体的革命便从这里开始了，而“非文化”便是这次诗学革命的最灿烂的标识和出发点。

在第三代诗人那里，一切都翻了个个儿，诗不再是某种典雅、堂皇的圣物，正如《别了，舒婷北岛》一文所说的，那种“高雅而且忧美”的鸟，“老是飞在高高的空中，我们仰望得脖颈已经发酸。”他们认为“文学总是在老百姓中活着，我们宁愿做平民诗人，也不要成为贵族作家。”因而，在诗人们看来，诗首先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或生命的形式，反崇高的目的，也即是使诗返归到平凡人的世界。这种平民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消解和淡化了朦胧诗那种英雄主义的崇高感，一方面使人切实地回到了人的自身。所谓平民，这里自然是指那些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这是一种假借和隐指，不带过去时代的阶级对立意味。但是，平民和显贵者的基本差别还是存在的。卢梭曾经说过，人类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的或生理上的，另一种则是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这里主要指的就是一种精神或心态。朦胧诗人无疑是一群精神的贵族，他们自恃为一个时代精神的代表者，而超然于芸芸众生之上。然而，第三代诗人则不同，他们既无意代表时代，也无意代表他人，他们只代表他们自己，这无疑是一次美学和艺术精神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一个平民的世界突起在诗的大陆，就如一场四处漫溢的洪水，浸没了英雄和平民，高贵和低贱，伟大和渺小的界限，一切都是洪水消失之后平展无垠的大地。即使卡尔·马克思这位令人尊崇的伟人，在诗人的笔下，也显得那般平凡，他叼着雪茄，用鹅毛笔写字，字迹非常了草；他很忙，以至于满脸的大胡子，没时间刮掉；卡尔·马克思还写情诗，他没有职业，到处流浪……（见尚仲敏《卡尔·马克思》）在如此淡淡地不动声色地描述中，你还能区分哪是平民和伟人吗？在第三代诗人看来，人是什么？他不过是一个食人间烟火，有着喜怒哀乐的凡夫俗子，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在第三代诗中，世界和人被还原到如此纯粹的存在状态，它不再是有心营构的意象，而是语言所自动呈现的印象、感觉或“被再听”（杨黎）的声音。这

被诗人们称作“语感”的东西，虽然在各自的表述中不尽相同，或作为生命的一种形式，或视为“超语义”的一种声音，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均视“语感”为自足的语言本体，这足以构成了与意象范畴的根本对立。如果说意象表现了一种语词意识的话，那么语感则是一种语句意识，这又构成了艺术方法即意象的修辞和语感的描述的差异，修辞总是人为的装饰，而描述则是自在的天然。故而，语感描述的结果便是一种新鲜的语句的诞生，有人称这种语句为“口语”，如在自然、顺畅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认同它，但“口语”决没有这么纯粹、透明，并且，它决不是那种日常的会话语言，它既没有那种语言的交际功利性，也不象那种语言的如此模式化，它是更接近于生命的一种自然的声音。“就象是我们身内的血”，“是我们心里流淌的那个东西，禁不住流到了纸上，在纸上活动起来”。

眼下还存在着一种“超语义”的语言实验，这主要表现于非非主义的诗歌方法之中。如果说“非意象”主要着眼于反对那种有意图的诗歌，而最终返回到语言的本体，那么，“超语义”则企望在语言自身展开一次革命，从而彻底地超越语义关联。这个命题在清除语言的意图时虽然已经有所涉及，但那时还不至于怀疑语言自身的语义性，“超语义”者这样做了，并且已初露端倪。目前看来，这虽然还只是一个美妙的幻觉，但毕竟为接近它提供了一种启示。这个问题需作专题论述，因而在此只作如是说。

这一切，终究还得归结第三代诗的非文化态度，无论是非崇高，还是非意象，都是消解文化的一种方式或文化消解后的一种形态，当你习惯了一幅文化的世界之全，再去窥视一下非文化的风景，这本身就是相当的动人的，更何况，另一个世界正在款款地向我们展开。至于第三代诗的未来，曾有人预言过它的并不乐观的结局，而我却乐意看到它的辉煌的过程。因为未来到底如何，我只能说：不知道。我只相信，一切均孕育在过程之中。

二、“他们文学社”

90年代新生代诗歌团体，1984年冬在南京创立；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吕德安、王寅、丁当、陆忆敏、朱文等；共出过9期《他们》杂志；其诗作注重对诗歌本体的追求，主张诗歌语言要与个人的灵魂、生命体验相对应，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性观念的介入和干预，甚至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诗学命题；在青年诗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90年代富于代表性和争论性的诗歌论题。

关于“他们”

这是个阳光明媚、花朵灿烂的季节。 1984年春天，大学毕业后曾流浪至八百里秦川的韩东，这时已落脚在石头城下。或许，他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预感：这一年，诗界所面临的新的转机已势在必然。于是，他四下联络各地有着相同或近似倾向的文朋诗友，组成了“他们”文学社，并于1985年三月创办了《他们》。虽然这是一个不只是诗歌，而且也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团体（如新潮小说的代表人物马原、苏童等就曾是“他们”文学社的一员），但“他们”主要的和最具影响力的活动却是在诗歌方面。《他们》迄今已出版了四期，发表了几百首诗歌，其主要作者有：韩东、于坚、小君、丁当、吕德安、王寅、陆亿敏、小海、普珉、于小韦等。“他们”这一群曾被尚仲敏誉为“第二次浪潮”或“第三代”诗歌的主流，事实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

“他们”的诗是语言的单纯呈现，因而如口语般的自然亲切。这里所说的“口语”，决不是那种日常的会话语言，因为那只是浮泛于生命表层的消息性语言，因而不能呈现生命的隐秘层次。“他们”诗的语言是内蕴着生命的原初感觉和意味的，这是它与日常会话语言的根本区别，或许称之为“语感”更为恰切一些。他们呈现了这种语言，不是一种机遇或理性的设计，而是一种自然和本质。就如朦胧诗人必然选择幽深的意象一样，“他们”也必然呈现单纯的语感。朦胧诗表现的是一种超越性，因而诗人是不在场的，他只是躲在幕后，着意编织与意图对应的自然事物，并组成超越此时此地的意象群落，从而引渡自己到达那理想的彼岸。而“他们”的诗本身就是生命的形式，是生命的感觉和过程。诗人作为生命的存在，自然是出场的，他与诗同在，与语言同在，他无须编织和组合，也无须引渡，他就是他此时此地感觉着的行动和呼吸。就如我们随时可目睹他的一种行动和姿态一样，我们也随时可听到诗人的生命或灵魂自身涌动出来的一连串语感，它流在了纸上，于是就产生了诗。一切都是这般的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的刻意操作，但却能以感觉和语言的单纯震颤你，使你觉得它是美的，是诗的。这是韩东的《明月降临》：“月亮/你在窗外/在空中/在所有的屋顶之上/今晚特别大/你很高/高不出我的窗框/你很大/很明亮/肤色金黄/我们认识已经很久/是你吗？你背着手/把翅膀藏在身后/注视着我/并不开口说话/你飞过的时候有一种声音/有一种光线/但是你不飞/不掉下来/在空中/静静地注视着我/

无论我平躺着/还是熟睡时/都是这样/你静静地注视着我……”这是诗人某晚面对月亮时的一种叙白。诗来自生命隐秘层次的原初感觉，没有隐指，没有象征，也没有富丽堂皇的假饰，他只是自然而然地直陈着他的感觉和印象，即使把月亮拟人化，也是那般的稚气和纯真。在这里，一切的面具和深度均消失了，诗歌裸露出语言和感觉的单纯来。这是真正的诗的白话，透过白话般的单纯，我们似乎听到了纯净的生命的声音，看到了裸露的生命真正的面目。

“他们”诗歌的单纯性，不仅表现为语词的单纯，而且还呈现出语言再现事物即语象的单纯，这种单纯性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客观地呈现物象形态。他们不仅客观地描述外部世界，而且也把生命自身作为客观的物来对待，即是说，生命不再有主观性而带有了物的特点。所以有人称他们的诗为“客观诗”。诗人不是一位万能的上帝，他既不能主宰事物，同时也不能主宰自己，这或许就是他们的诗歌呈现“冷态”的一个原因。他们淡化了以人为本位的理性主义思想，而把人与物平等看待，这样既回到了事物本身，也回到了生命本身，恢复了事物和人的真实性、客观性。并且在此可以见出他们的诗歌与朦胧诗发生了明显的

错位。朦胧诗的母题是“表现自我”，因而，不仅诗中的自我是一种主观性理念，就是物也带有鲜明的主体意向。所以说，朦胧诗是一种主观性的意象结构，其重心在于主观自我的理性表现。这与诗人怀有的象征主义观念有关，他们总把自然看作一座与主观理念相对应的象征森林，因而，自然的世界也就变成了主观的世界。而“他们”的诗则是一种客观性的语象结构，诗人们追求的是“回到事物本身”的事实。这种观念根源于自然和个人生命的单纯性、客观性，“是什么就是什么，而不是别的”，这是“他们”的信条。因而，在他们的诗中，我们便看到了一片自在的客观风景，一丛野花，总是与一壁静寂的石崖作伴，时而有几朵流云飘曳而去，然后裸露出天空的湛蓝；或许你听到一阵自然的风声，轻轻掠过哗哗作响的树林以及清清的河水漾起涟漪……这一切，都是自然构成的自律性网络世界，“他们”的诗常常呈现这种自然的自在性。有时他们也展现人的行为，一个动势，一种姿态，以及动作前后相继的时间过程，都自在地流动出来，而没有丝毫主观的变异。这是一种物与人存在的真实性，“他们”诗的价值就在于对这种真实性的寻求。

当然，“他们”的诗并没有彻底摆脱人与自然的联系，只是这种联系不是理性的对待态度，而是一种感觉方式。感觉最接近于事物的原生性，也最接近于生命本身，因而，它是诗和生命的最基本形式，语言或语象的单纯概源于此。

“他们”的诗歌毕竟给诗坛带来了一种新的声音和意味。它促成了诗和生命的双重醒悟，使诗真正地回到了诗和生命自身。当然，这只是针对某些优秀的作品而言的。对于另外一些作品，并非均出于如此的自觉，因为它们不是基于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而只是为了模仿某种口吻，某种声音或某种外在的形式，根本缺乏的是诗的内在灵魂。自然，这不应全然归罪于“他们”，说到底还是模仿者的根性所致。他们只注意到了“他们”诗歌的单纯性、口语化倾向，而根本忽略了诗的生命的本质。因而产生了一些粗劣的仿作，并影响了“第三代”诗歌的声誉，这是应该加以剔除的。

三、“非非主义”

“非非主义”的实验诗歌活动由周伦佑、蓝马等人于1986年在四川组织发起；相对于诗歌实践，“非非主义”的突出活动在于其诗歌理论和主张；“非非主义”有着强烈的怀疑精神，他们表现出“对语言的不信任和对诗歌变革语言的可能的执信”；他们提倡包括“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项内容的“创造还原”；并要求诗歌语言实行“非抽象化”、“非确定化”等“非非”处理等等。

非非流派档案

形成时间： 1986年--1993年。

理论建设 --

《非非主义宣言》/蓝马执笔。

《前文化导言》/蓝马。

《非非主义诗歌方法》/周伦佑、蓝马。

《非非主义小辞典》/周伦佑、蓝马。

《声音的发现》/杨黎。

诗歌代表作 --

《冷风景》/杨黎。《高处》/杨黎。《短诗与长诗》/杨黎。《非非1号》/杨黎。

《鬼城》/何小竹。《组诗》/何小竹。《序列》/何小竹。《动词的组诗》/何小竹。

《怀疑骆驼》/吉木狼格。《红狐狸的树》/吉木狼格。《榜样》/吉木狼格。

《种烟叶的女人》/小安。《蜘蛛一》/小安。《路上一盏灯》/小安。《我们来写诗》/小安。

《四月份交通事故》/尚仲敏。《深渊》/尚仲敏。《晚年生活》/尚仲敏。

《叫叶这个女子》/刘涛。

《再看一条河》/扬萍。

《少女的光荣》/蓝马。《献给桑叶》/蓝马。

《自由方块》/周伦佑。

流派刊物 --

《非非》/铅印和复印，1986年创刊，至1991年，共出六期。

《非非评论》/铅印，1987年创刊，只出一期。

四、“莽汉主义”

“莽汉主义”的成员有万夏、胡冬、李亚伟、马松等。他们受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的影响，自称“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往往以嘲讽的、不羁的叙述者形象，十分随意地使用口语。对于“优美”、“崇高”的摧毁和破坏，是“莽汉主义”解构性作品的主要特征。较著名的诗篇有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马松的《咖啡馆》、李亚伟的《中文系》等。90年代伊沙的《饿死诗人》等诗作，是这种诗风的延伸。

流浪途中的“莽汉主义”

“莽汉主义”幸福地走在流浪的路上，大步走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感到路不够走，女人不够用来爱，世界不够我们拿来生活，病不够我们生，伤口不够我们用来痛，伤口当然也不够我们用来笑。我反复打量过八十年代，眺望当初“莽汉主义”的形成与爆炸，多少次都面临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刺激场面，我反复告诉过那个年代，我要来，我们要来，我们要回来；我们要来，要来 !

如同一个男子，他伫立在人生的中途，将他挑起的一系列事端编撰出一种大气浪漫的结局而存心再弄出来一着马后炮。这样的招数已不在乎能否打到语言革命的战场上去。那里没有“ 第三代人”，没有“莽汉主义”，因为这些已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人数更为众多的理论肇事和学术殴斗。我一向认为，后者和我的行为无关，而前者一边使我过时一边又使我为了诗歌革命的胜利而不断成为无法无天的语言新手、艺术童子和恋爱中的小老虎、写作上的初生牛犊之类。

所以，我行遍大江南北，去侦察和卧底，乘着酒劲和青春期，会见了最强硬无理的男人和最软弱无力的女人。我打入了时间的内部，发现了“莽汉主义”没有时代背景也没有历史意义，英雄好汉也没有背景和意义，美女佳人也没有背景和意义，他们只是一种极端的搞法，对庸夫俗子、丑嘴脸和平凡生活反它妈。只是这种搞法是彻底和天生的，使我在涉川跨河、穿州过府的漫漫长路上一直感到一股刺鼻的劲儿 ! 我也曾公开站出来在英雄们中间硬做不符合英雄标准的英雄，在美女面前硬挺挺地要做不符合爱人形状的爱人，并伸出手不问青红皂白要她掏出藏得死死的爱情。这一切，活生生地楔入了我的生活和命中，也楔入了这个世界以及别人的生活和命中，因为它们就是一个“莽汉”的行为，因为它们就是作为诗人的“莽汉”们最真诚的诗。

正因这一切，我不想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不想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如今爬到办公桌前坐下想批评几个时间的受害者，这就是万夏、胡冬、马松、二毛、梁乐等，我同时作自我批评，因为这几个人和我一样，是空间的肇事者。六个 20 岁的人，可以随便找一个地方撕道口子，再用硬物、异物把它搞大，把它变成无边的战场。 1984 年 1 月，胡冬写了《女人》；万夏写了《红瓦》；二月，李亚伟与万夏像所有写诗级别不高的人一样，见面就谈诗歌，战场就出现了，从胡冬提出的“好汉诗”、“妈妈的诗”到后来成为事实的“莽汉主义”诗歌，几乎在一个月之内就一锤定音。

记得杨黎跟我谈起过， 1984 年 2 月出现过一次“一诗定天下”的情况，这就是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对于作为诗人的胡冬来说确是如此，对于作为后现代诗歌文本从时间和影响上在中国大陆的出现我认为也是如此，我还没发现同期有另外引起人们注意的这类长诗。事隔 7 年后，胡冬用亲身经历完成了《慢船》的航线及诗中有关的对巴黎各地的参观，有力地印证了我曾说过的一句话：“莽汉主义”不完全是诗歌，“莽汉主义”更多地存在于莽汉行为。作者们写作和读书的时间相当少，精力和文化被更多地用在各种动作上。最初是吃喝和追逐女色，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喝酒，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去追女人。某天我意外地发现这些行为与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是一脉相承的，它是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会大有作为”等号召的过时的响应，今天翻过一匹山去一个生产队把某个知青的家当吃光，明天坐车到另一个公社去打一场架，把那里的五朵金花摘它妈两三朵。 80 年代万夏的奇装异服及发型花哨是相当有名的，他不能代表英国服装师及纽约夜生活中的玩意儿，他不属于资产阶级，但他可以代表莽汉主义的理论。他最可以上纲上线的是 1985 年夏天的一次行动，晚上 9 点，他从酒桌边站起来，径直越过了长江，大约在深夜 12 点，他爬上了对岸一座山的顶峰，他要在那里点燃大火与那几个在涪陵城中喝酒的朋友“联络”，但是后来，他被当地民兵扣押了起来，因为从他的外表或是行为上看都像是则从乌云中空降下来的特务。这是一次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生的误会，误会的原因是他的这种艺术无产阶级阵营中暂时还没有，但到这个阶级丰富了自己的艺术内容后，万夏刚大有隐名埋姓的模样，尤其是无产阶级因为利用资产阶级，而对其进行大量吸收的情况发生后，万夏则更不容易作为一种诗歌精神而被人心领神会，因为万夏这个时候像是封建主义糟粕。落后也引人注目，这是万夏时髦的根本，即使他不想要这种时髦。

我今天谈论万夏，是抱着对文化大革命持批判态度来进行的诗歌意识的摸底。 1966 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百万红卫兵，万夏 6 岁、我 5 岁，两个小男孩，被革命的光辉照得红彤彤。我们没有得到主席的检阅，大串连的列车中也没有我们，武斗的时候我们在哈着腰捡子弹壳，我们当时目不识丁，但能背语录，从大人的腋下和胯裆下往前挤从而出席各种批斗会。我 8 岁时去河边钓鱼，跟一个三十几岁的男性街坊蹲在河边，他多次给我吹嘘他老婆如何

骚，搞起来多么的舒服，弄得我压抑不住，不往地对他说好话，要他把老婆让出来我搞一次。他一副嘲笑的面孔，说那是筷子搞茶盅。革命行动拒绝了我，革命的行动就这样拒绝了热烈的孩子，但我牢牢记住了长大后要批判的对象，那就是封、资、修，那就是权威。今年 6 月，胡冬重提了八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他有着切身体会的“莽汉事件”，但我认为对于一种行为占相当成份的诗歌，要么是使这种诗歌马上流行起来，风靡一时、覆盖天下，要么就留着今后写回忆录，谈或讲座等于把这种诗歌上交给了符号、把行为上交给了风中的法庭，它重不重视、驳不驳回是另一回事，但我们愿意继续作案，因为“莽汉主义”是系列过程，如同在人生旅程的一个中途，一次失贞、初恋，或者一次创造以及一次破坏。我们到了下一站， 20 岁、 25 岁、 29 岁，我们匆匆前行，走得飞快，成为时光的受害者和 20 世纪末的原告。我们对时间提起公诉，同时收审了空间；我们留下了事实，也留下了把柄。那是与诗有关的行为：语言和声音。我们不需要理论裁决。

柏桦对我谈到过“诗人不能忽视他面临的事实”。这很重要，是态度问题，态度不端正可以把文化搞邪、把人搞假。这种人可以以次充好地流行一阵、甚至风光异常，不过问题就有了结论，这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被“轻浮”害了一生的人。杨黎曾经谈到过流行口语的问题，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个口语彻底书面化的时代。当时，我们在谈“莽汉”，但是他主要谈的是毛泽东，他认为废除古文以后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成熟的现代汉语文本，鲁迅的语言不是完全的现代汉语，沈从文也不是，只有到了《毛泽东选集》才形成了一个标志。它堪称现代汉语的一个里程碑，统一了新社会的口径、约定了口气和表达感情的方位，新一代人民用起来也相当方便，报纸、电影和讲话、恋爱等都采用的是这种语法和修辞。当时，资产阶级现代语言理论还未大量出现在大陆，现在大量来了我们也无所谓，我们胸有成竹，而且，我们还要说，“站队站错了不要紧，站过来就好了。”

当年上山下乡当知青的人，早在 1984 年前就通通回了城、安了家，但看起来“莽汉”是至今还在插队落户的人，只是把农村换成了文字，我们也将大有作为。我曾经在十一二岁的时候跟着当知青的姐姐一起当了一阵很小很小的小知青，如今我感到仍在上山下乡，成了一个老知青。我领会了教育要革命以及再教育的重要性，我拒绝了语言上的任何招工和参军。马松一会儿在舞厅打鼓，一会儿长途贩运羊毛衫，大刊大报等知青点根本找不到他，他以流窜的方式进行插队，他不是现在所说的行走在祖国各地的盲流。他大步流星地走着，看见别人才是盲流。“莽汉主义”重要的一面就在于此，它就是中国的流浪汉诗歌、现代汉语的行吟诗歌。行为和语言占有同样重要的成份，只要马松还在打架和四处投宿，只要马松还在追逐良家女子以及不停地发疯，只要马松还在流浪，莽汉主义诗歌就在不断问世。他一旦掏点什么给你看就一定会精彩之极，有时是匕首、火药枪，有时是美女照、春药，有时是伤口和脓疮。他经过反复行吟和修改而后打印出来的诗歌只读给他称为“兄弟”的一等朋友或称为“哥们”的二等朋友听，三等熟人四等陌生人通为“瓜娃子”和“傻×”。我是他的“血兄” 和从古代就离乡背井被“旧社会”活活分开后来又在大学和诗歌里相逢而抱头痛哭的“亲兄弟”，我和他的每次见面完全是因为这个世界木已成舟或是生米煮成了熟饭。我甚至还见过他的几个女朋友，属于初恋而今又下落不明的那个女子被在谈话中称为大老婆，以后这几个全是“小”的，但都是些极标致的娘们，马松给她们都起了外号，一个叫偷油婆，一个叫杆面杖，另外一个叫打屁虫，它们相反使人想起马松诗中优美的语言、奇异的景象和辛酸的童话世界。

万夏、胡冬于 1984 年 3 、 4 月就停止了作为一种模式的莽汉诗。马松之后，跑步而来的是二毛和梁乐等。几个瘦高个闪开了，两个小个子莽汉猫腰冲来绝对是为了便于躲避艺术秋波的射击和高级的审美眼光，为莽汉诗增加了胃口和大鱼大肉般的收成，他们一度成为“莽汉”创作的坚实力量。我这里不仅要指出“莽汉主义”的广泛性问题，我还要提及的是“莽汉”精神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整个这一代人的梦想、生活或诗歌中，欧阳江河、柏桦、张枣、廖亦武和周伦佑，当然还有号称“莽汉”第一兄弟的杨黎和刘太亨、渠炜，尤其是宋炜，纯粹就是到处乱说乱走的“莽汉”，以及许多根本就不写也不读诗的“莽汉”，我心里有数，这一代人有一个很共同的东西，一天到晚都觉得金钱、美女等唾手可得，结果这些东西从未搞上手过，其中一些家伙就时不时地拿出莽汉诗来读，好像我不久就要把这些东西发给他们一样 ! 因为莽汉诗歌最明显的倾向就是粗暴寓言，其诱惑力一边来自撒旦一边来自上帝，它既是美神又是魔鬼，而且更多的时候是和魔鬼乱来，因为美神已在酒馆、树下被彻底地亲够了，因为莽汉主义并不主动扎根于某一特定的人文景观，它扎根于青春、热血、疾病以及厚脸皮中，莽汉主义的最大愿望就是要翻山越岭，用汉字拆掉汉字，要大口大口吃掉喜玛拉雅山、用举起的生殖器打倒人类旺盛的生殖欲。

其实，还有一个参与了本篇文章的写作，这就是刘太亨，他告诉了我本文的主要细节以及“ 莽汉主义”行为和诗歌的差距问题。诗歌是莽汉寄给语言的会诊单，又是语言寄给诗人、酒和伤口的案例，是给全世界美女的加急电报而且不要回电，因为我们的荷尔蒙在应该给我们方向感的时候正在打瞌睡。因此诗人看见其中很多东西难以成为事实，它使“莽汉”动作永远发生在诗歌的路上，幽默的产生只不过是跑过来帮着赶路的第三只脚，但还是走不拢 ! 诗人撵不上诗歌，他看见脚下的路老是绊脚，低头发现那是现代汉语，上面垃圾太多，但他仍不停地走，自己也成了垃圾。他思考过语言、破坏过诗歌，但这个人已经不是我，也不是万夏、胡冬或者马松等人，这个人举止行动一团火红，对一切诗歌底料有着狂放无度的慷慨。那一年，我写了一首关于 20 岁生日的诗，我发现一群东西朝世界走来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就 20 岁的人，因为“我们和古人一起跑步而来 / 我们扛着情诗 / 我们穿着油画穿着虎皮背心 / 后面跟着调皮的读者、打铁匠和大脚农妇”“我们两岁时就挽起袖子自己养活自己 / 我们走到一百岁时也要剩一颗门牙，好用来笑”“我们来了，乘坐着地球 / 这辆公共汽车，这架儿童棺材 / 我们来了，和李白和鲁迅 / 和大蜥蜴和翼手龙 / 我们做着广播体操来了。”那真是一个诗不够写的年代，命也不够我们用来话，因为古文不够用，所以早就废除了它，因为头脑不够灵光，所以早就割掉了辫子，因为精神不够用，所以我们四肢发达，因为八国联军也想到清朝来插队落户，所以胡冬要乘慢船到巴黎去反插队。他去了，只留下马松在长江边没有钱，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在武汉，马松走进一家酒馆点菜、要酒，吃饱喝足后告诉老板他没钱怎么办，老板说：“好说”之后挥手便上来三个男人，将马松一阵好弄，叉出了酒馆，马松额头顶着一个青包找到我要了 5 块钱要回去结帐，一手拿着钱一手提了块砖头，就在老板伸手接钱的时候马松一砖头把他闷了下去。

五、女性诗人创作的崛起

90年代一批女性诗人的崛起是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她们以女性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建构了自己的诗歌世界，在创作中越来越表现出自觉的女性话语建设的努力。代表性的女诗人有翟永明《女人》（20首）、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和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此外还有海南、伊路、王小妮、李轻松等。

90年代诗歌创作新特点：

① 诗歌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日见狭窄和窘迫，诗歌的读者群日益缩小，诗歌和读者的关系面临调整。对诗人来说，诗歌和读者的关系成为诗歌创作的命题之一。一种观点认为，诗歌本来就是少数天才寂寞的事业，在这个物质主义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的时代中，诗人和诗歌被冷落是很自然的，读者群减少并不意味着 90 年代诗歌水平的降低；相反，是这个时代的某些诗人超越了这个时代。但相当多的评论者和读者对 90 年代的诗歌并不看好，读者也不断地正在离开新诗，诗歌只是在一部分诗歌爱好者中传播，统一的、稳定的诗歌读者群大大萎缩。诗歌正在走向狭小的圈子，诗人如何突破自己的狭小范围，成为诗歌创作的一大关捩。

② 反崇高与追求精神深度的冲突。 1999 年，诗坛爆发了激烈的论战，“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关头。于坚认为“ 90 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是对诗歌精神的彻底背叛，其要害在于使汉语诗歌成为西方“语言资源”、“知识体系”的附庸。相反的观点则认为 90 年代诗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把中国诗歌与西方的关系由 80 年代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变成了这种自觉、成熟的对话和互文关系”。两者之间激烈论争的根源，一定程度上是诗歌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之争，也是创作立场的精英化与平民化之争。

③ 90 年代的诗坛题材和风格各异而共存；相当多的诗人在边缘化的位置上探索自身诗歌艺术发展的道路，取得了相当成绩，受到了读者的关注和喜爱。这样的诗人如海子、王家新、陈东东、肖开愚和臧棣等人。在诗歌价值和风格取向上，他们有一个相对趋同的追求。在第三代诗人普遍地把“反理想”、“反崇高”、“反优美”作为诗歌目标时，他们则坚持对人类精神深度的开掘，把优美、崇高和人类理想作为当代诗歌的真正追求。

一、于坚韩东等“新生代诗歌”创作特点：

① 新生代诗人在价值观念上，“非英雄”、“非崇高”，注重对平民日常生活的审美，通过对普通人物日常生活的表现来告别精英意识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他们反对布道式的教诲和道德的渲染，强化平民意识而淡化英雄意识，以凡夫俗子的平民日常情绪来取代英雄的崇高感，用无怨无愤的玩世态度来表现自我。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 /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古都西安大雁塔雄伟壮丽，是盛唐文化的象征，也是历代文人墨客赋诗作词、抒情写意的载体，但韩东这首诗却完全剔除了有关大雁塔的文化内涵，只剩下表层的生命体验和感觉。那些想当“英雄”而登塔的

游客、失意者、发福者等，都成了他调侃的对象，流露出诗人一种平静、自然、无为的心态，表现出“非英雄”、“非崇高”的情感基调。新生代诗人的这种思想倾向市民话语渴望夺取话语权力的具体反映；同时又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被知识分子语言、西化语言甚至殖民话语异化的一个富有意味的调整；但是，这种放弃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创作立场，无疑也疏忘了诗歌对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应有追求。相同的作品还有《你见过大海》等。

② 在艺术观念上，新生代诗人“反意象”、“反优雅”，主张从蕴涵文化含义的书面语退回到原生态的日常语言作为新诗的表现语言。“诗到语言为止”这一宣言的真正意图是，将诗歌创作的出发点从服务于社会需要尤其是意识形态需要的工具论泥淖中解脱出来，恢复诗歌艺术本身，恢复诗人本身的艺术敏感。于坚坚持用口语写诗，坚持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节奏感，词语组合具备有力的强度，如同旋律急促的现代音乐。他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下午一位再阴影中走过的同事》、《O档案》都是如此。他的《尚义街六号》就像叙家常一样地展览了他和朋友们在尚义街六号的日常生活：聚会、抽烟、聊天、排队上厕所、夸奖或攻击其中某人的作品、谈女人、用衬衣当抹布擦手上的果汁……“恩恩怨怨吵吵嚷嚷/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像一张旧唱片/再也不响”。没有想象，没有夸张，没有隐喻，完全用口语，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种温馨、朴素的诗意。新生代诗歌在平民化、通俗化、口语化表达中国经验尤其是平民经验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然而，他们在最大限度地逼近生活中的口语的同时，在某些诗歌中，也使艺术风格走向了粗俗和平庸。

韩东其人与诗

1981年国庆节前夕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夜晚，在一间同样普通而平凡的教室里，山东大学一些诗歌爱好者们济济一堂，举行了一个热烈而又简朴的“云帆”诗社成立仪式。正是它的成立，成就了80年代初期山东大学校园文学的辉煌时期。“云帆”本是山大中文系的一个诗歌社团，可随着77级同学即要毕业离校，低年级的同学们便接过来随即扩展为全校性的社团组织。那时正是朦胧诗的滥觞期和鼎盛期，充满求知欲和好奇心的青年学子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那种诗风

和情感的震荡，因而许多同学都曾经狂热地追逐过、摹仿过，跟着朦胧诗人们走过一段或长或短的路程。但是，摹仿毕竟只是重复别人，而不是诗的创造之路，同学们较早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开始了新的寻找和追求。此后同学们每每聚在一起时，便开始谈论另外一个话题，即如何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在这个群体中，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小说家的韩东，是较为活跃的一个。他虽然不是那种处处都要侃侃而谈的人，但说起话来却掷地有声，让你忽略不得。韩东无疑是那个时

代诗歌意识最早的觉醒者和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之一，通过他不懈而又执着地实验和寻求，不久之后，终于捧献出《山民》、《老渔夫》等一系列诗作，由此显

示了最初探索的实绩．

韩东， 1961年出生于南京，父亲方之是当代著名作家，其短篇小说《内奸》曾在新时期文学中产生过重要影响。韩东八岁时随父母下放到苏北农村，并

在那里度过了宝贵的童年，后来得以返回南京。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1982年毕业后曾先后在西安和南京的某些高校任教，1992年辞职成为自由作家。现已出版诗歌集《白色的石头》，小说集《我们的身体》、《西天上》，诗文合集《交叉跑动》等。1998年5月，与朱文等新生代作家一道发起“断裂”行动，并主编“断裂丛书”，在文坛产生了强烈反响。

他开始从事诗歌创作，是在进入大学之后，并于 1981年初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青年文学杂志《青春》上发表了组诗《昂起不屈的头》，后又获得当年度的“青春文学奖”，由此一举成为校园中一颗冉冉升起的诗坛新星。“压过来的是整个天空/我昂起不屈的头/即使大地从脚下滑走/我也要举起挑战的手//闪电的鞭子把我抽成网/对着陌生的宇宙/我还是要发出雷的怒吼：/决不跪下！”这是组诗中《山》的其中两节。显然，那时的韩东，仍然脱不了时代风尚和情调的影响，那种“决不跪下”，一意孤行地走在“从地狱到天堂”的路上的不屈服的姿态，无异于朦胧诗式的悲剧英雄主义。毫不讳言，这是那个时代诗歌写作的时

尚和风气。但真正的诗歌创造永远只来自于自己的心灵和生命。因而只有在他写出了《山民》之后，才算真正找到了自己。落脚西安后，他又创作完成了《有

关大雁塔》等佳作，还主持创办了《老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大多是他“云帆”诗社的朋友。尤其是1984年，他返回故乡南京，在那里组织联络全国各地有着相同或相似倾向的诗人和作家，成立了“他们”文学社，并于第二年创办了《他们》，由此标志着又一代诗人和作家的新的崛起。从1985年到1995年，《他们》共出九期，其主要代表人物除诗人韩东、于坚外，先锋小说家马原、苏童也曾是“他们”文学社的成员，并在《他们》创刊号上分别发表了《拉

萨河女神》和《桑园留念》等小说作品。当然，“他们”主要还是一个诗歌社团，作为群体的影响也主要发生在诗歌领域，并且日后成为“第三代诗歌”的鼎

力重镇和核心，与四川“非非主义”等诗歌社团一起，发起了一场影响广泛的“第三代诗歌”运动。

这里所谓“第三代诗歌”，按照诗人们的解释，即是“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人”，比如贺敬之、闻捷、公刘等；“十年铸造了第二代”，指舒婷等朦胧诗人；“在大时代广阔的背景下，诞生了我们棗第三代人”。从此，“第三代诗歌”就成了一个专有名称。其实“第三代”的涵义并不在于年龄的划分，也不是在此年龄段的所有青年诗人的统称，所谓“第三代诗歌”，是指朦胧诗之后一种新的审美思潮和写作倾向，韩东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山民》是韩东早年探索时期的作品：“小时候，他问父亲/‘山那边是什么'/父亲说‘是山'/‘那边的那边呢'/‘山。还是山'/他不作声了，看着远处/山第一次使他这样疲倦……”这首诗是对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的双重审视和思考，既有对传统的“山民意识”的批判，又揭示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尤其是“现在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凸现，最早预示了“第三代诗歌”的基本主题：返回生命。在第三代诗人看来，朦胧诗所表现的“人的觉醒”，还仅仅停留在理性的概念的层面，赞美人的崇高与伟大，呼唤人性、人的价值，追求人的个性及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权利等等。比如舒婷有一首《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冰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追求人的独立性和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思想。“第三代诗人”认为，表达关于“人”的思想或概念，还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和有血有肉的生命，他们就是要返回生命，回到人的血肉之躯，做一个日常的平凡的人。像卡尔·马克思这样一位万人崇仰的领袖、伟人，在他们笔下不再仅仅是歌颂和赞美，而是被还原为一位有着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他叼着雪茄，用鹅毛笔写字，字迹非常潦草；他很忙，以至于满脸的大胡子没时间刮掉；卡尔·马克思还写情诗，他的情诗把燕妮感动得泪流满面……（尚仲敏《卡尔·马克思》）因此，他们拒绝崇高，而主张回到日常生命的本来状态。他们崇尚感性和具体性，注重感觉和体验，认为重要的不是“知道”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结果，而是去体验、去行动。于坚有一首《在旅途中不要错过机会》，即是告诫人们要抓住眼下每个可供体验的时刻，去感受此时此地的生命过程：遇上一片树林，要到林子里躺上一阵，望望天空；遇到一个生人，要找个借口问问路，和他聊聊……因为错过这片树林和这个生人，生命就会有所不同，就会因失去什么而逊色不少。因而韩东等诗人特别强调“现在”或“此时此地”的生命存在状态和感觉状态，由此呈现“此时此地”的生命的本原性和纯粹性。所以在他们的诗中，“现在”、“正在”、“今夜”等标志时间性的词随拾即是，比如韩东有一首《明月降临》，诗中写到：“月亮/你在窗外/在空中/在所有的屋顶之上/今晚特别大/你很高/高不出我的窗框/你很大/很明亮/肤色金黄/……你飞过的时候有一种声音/有一种光线/但是你不飞/不掉下来/在空中/静静地注视着我……”这

是诗人某晚在面对月亮时的一种原初的感觉，它来自生命本原的深处，没有隐喻，没有象征，只是纯粹的体验和感受，由此我们似乎听到了诗人脉动的声息，看到了他生命的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