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导学案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详细历史背景

刚刚的这段视频向我们展示了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那激动人心的一幕。我们都知道核武器爆炸时会产生非常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无论是对人体还是对自然环境来说都有非常大的危害。那为什么当年我们国家坚持一定要研究制造核武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去掀开历史的幕帘，去看看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什么样的情形。

同学自学文章的第一部分从任人宰割到站起来了。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段时间是中华民族最黑暗最惨烈的世代。我们历经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的外敌侵略战争。课本举的例子。那时的中华民族就像砧板上一块待宰的鱼肉，被贪婪残暴的侵略者肆意分割，时时刻刻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之后又经历了混乱动荡的20年抗日战争，10年内战，中华人民在血与泪中遍尝艰辛争取到了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但在西方列强强盗式的逻辑里，我国仍然是一个不被尊重的贫弱落后的国家，中华人民作为黄种人被西方列强所歧视、压迫。

19世纪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一天一位满清政府的领事在过桥时，身后的两个美国农民觉得这个中国官员穿着花花绿绿的官服，脑后留着长辫子十分好玩，他们打赌这个中国外交官不会游泳，于是两人一使劲就把这位官员推进了桥下的河中。之后呢？你们觉得之后会怎么样？会发生些什么？什么也没发生，就好像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一个生命在美国国土上销声匿迹，没有一个人会去关注会去重视。

而在纽约的华人区，那里的中餐馆所有的服务人员都要想来往的客人下跪服务；在南非，公交车的前排座位黄种人是没有资格做的，他们只能坐后排……这样的事例在那个年代数不胜数。中华人民虽然争取了民族解放但仍然没有尊严地活着。

1945年，美国率先研制出全球的第一颗原子弹。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获得节节胜利，美国当权者为了挽回战局，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1950年11月30日，合众社报导，杜鲁门总统说：“他已考虑同朝鲜战场有联系的原子弹问题”。美联社也随即报导：“杜鲁门总统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12月份去南朝鲜“访问”，1953年初，他下达命令，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为向中国发射核导弹而做准备。甚至到1955年，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时，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

毛泽东面对美国当权者不断对中国进行的核威胁，意识到：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中国没有核遏制力量，没有同样的打击报复手段，没有抗衡的力量,所以美国当权者动辄就要向我国进行核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了原子弹研究，1964年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如果说抗美援朝战争是列强真正地意识到中国人民的必然崛起，那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让世界看到：一个饱受磨难、历经坎坷的伟大民族以一个崭新的姿态踏入了世界列强的行列。中国人民从任人宰割到彻底站了起来，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伟大胜利。对这一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他就是邓稼先。

这篇课文是邓稼先逝世后他的好友杨振宁先生为他写的一篇回忆录、人物传记。在回忆录的第一部分他以近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为背景，进而退出了邓稼先先生。这让我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一种历史的高度上认识到：邓稼先不是一位普通的人物，而是以为历史性的，对国家、对民族发展有着巨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

自学文章第二部分。为邓稼先制简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起。22天后，北平沦陷了。日本侵略者召开了“庆功会”。[41] 时年13岁的邓稼先无法忍受这种屈辱，当众把一面日本国旗撕得粉碎，并扔在地上踩了几脚。这件事发生后，邓以蛰的一个好友劝他说，此事早晚会被人告发，你还是尽早让孩子离开北平吧。无奈之下，邓以蛰让邓稼先的大姐带着他南下昆明，那里有南迁的清华和北大教授，还有众多的老朋友。临走前，父亲对他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学文，科学对国家有用。”邓以蛰凭自己的经验寄希望于邓稼先，但这句话在邓稼先的脑海里却留下了深深的印象。邓稼先随大姐流亡到南方，经过艰难辗转才到昆明落脚，不久考上了西南联合大学。邓稼先在这里学到了很多新鲜的科学知识。1948年，邓稼先牢记父亲“学科学对国家有用”的教诲，考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1950年，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直对我国进行核威胁，仅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有过四次大的核讹诈，自认为拥有原子弹就能主宰世界，任意欺负别人了。

1956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赫鲁晓夫每次都是以搞原子弹要花费很多钱，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核武器贮存时间长了，还要变质淘汰，重新投资生产，中国不必再搞为借口，搪塞过去，没有同意。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性变化，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两个国家倒戈，不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此时，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对他的支持，在其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有了松动，出现转机。

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于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项协议主要内容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

1958年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后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在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很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邓稼先自走上研制核武器之路后，不仅对父母、妻儿、亲戚绝对保密，而且对熟人、朋友、老师也都避而不见，即使面对面遇上，也只泛泛敷衍几句，宁肯枉担薄情寡义之名。

中国核事业开始后，1959年，苏联派来了一位专家，可是，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却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就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的口袋里装着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着就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有人生气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哑巴和尚”。到了1960年下半年，就连这个“哑巴和尚”也不来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只执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大问题。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国，在1959年访美前夕，向中共中央发来一封信，改变了原来协议的承诺，他在信中说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为了避免谈判受到影响，不利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决定两年内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60年7月16日，苏联完全撕毁了协议，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挽留，1960年8月23日，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且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特别严重的是，苏联原来援助中国建设的核工厂，有的建设了一半，有的还未完全建成，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来订购的配套设备。

邓稼先和他的同伴们吃尽了苏联专家算计、嘲讽、耍弄之苦。那些苏联专家临走前还毫不顾情面地对中国同行说：“在原子的领域里，你们中国人的大脑还是真空的。现在讨论原子弹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要到月球上去讨论。”还有的竟看着玻璃杯中的西湖龙井茶说：“你们的钢产量人均只有几百克，兑上水可以喝下去。”他们从心底里看不起中国人，并扬言：

“离开我们的帮助，你们二十年也造不出原子弹！”面对严酷的现实，邓稼先想的就是：逼上梁山。为了民族的尊严，他必须挺住脊梁，在自己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自己设计，自己试验，自己制造，自己装备，走自己的路。

而当时我国在技术力量、经验、知识、设备等一切方面都很落后，研制原子弹的相关资料一点也没有。高等学府也没有设置原子物理课，根本没有这方面研究人才，更没有像样的实验室。邓稼先根据当时的简陋条件，亲自带领一个组，指导其它两个组。在几乎找不到一点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有几乎半年时间，生活中的邓稼先简直神形分离。他骑着自行车会栽进沟里，走路也会差点撞上电线杆子。

在科研攻关最关键的节骨眼上，全国性的饥荒也蔓延到九院理论部。开头，他们还不大好意思谈吃，可是，大家肚子里的油水越来越少，饿得头晕眼花，口吐酸水，甚至胃痉挛。他们都熬不住了。“老邓，饿啊！”这时邓稼先和他们一样尝到了挨饿的滋味，于是便和大家共同想办法。想到哪里能买到高价饼干就马上去买回一斤，可是分到每个人的手里也只有两块。很快连高价饼干也买不到了，有的同志又想起了酱油是黄豆做的，就很快去找医生开个证明买了一瓶酱油回来兑上开水当营养剂，分给大家喝，提提神再继续工作。邓稼先有时还把省下来的一把瓜子或其它食物，专门带到办公室与大家共同分享。在这个时候，同伴们从邓稼先桌上拈几粒瓜子，倒上一杯开水，再兑上一勺酱油，慢慢地品尝。就这样，邓稼先仍旧带领十几个人忍饥挨饿实行“三班制”上班。他们没日没夜地坐在桌前打着算盘，摇着计算机模拟原子弹爆炸原理。因此理论部日夜“噼噼啪啪”的声音响个不停。他们拨算盘拨得手指发酸，摇计算机摇得小臂酸疼。算完的纸带子和计算机的穿孔带子，一捆捆放进麻袋里，从地板一直堆放到天花板。这样体力脑力都消耗太大了。特别到后来，每人每天口粮定量由３５市斤降为２５市斤的时候，他们还是坚持日夜拼搏奋战。他们日见憔悴，不少人开始浮肿。当时单位领导走进他们办公室时，跃入眼帘的净是堆放到天花板的麻袋和窗台上放置一溜排的空酱油瓶。当得知邓稼先他们靠喝酱油兑开水来加点营养时更是心疼难忍，但又无能为力。

聂荣臻元帅身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技工作。他常常不打招呼就驱车前来九院了解情况，参加他们的学术会议。碰到单位难以解决的问题，他就及时帮助解决。有一次，他因病住院，趁医生没注意突然来到这些年轻的科技人员中间。当他得知一位年轻同志已经浮肿，就立刻像父亲那样弯下腰心疼地用手摸着那肿得发亮的脚踝，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半晌，他问像这样的浮肿有多少人，回答是：“有不少。”聂帅沉默了一会儿，便强令他们立即休息。回到医院后，他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同时以个人的名义向老部下求援。夜已经很深了，他拨通了成都、广州、南京、沈阳各军区各兵种的将军们的电话：“喂，我是聂荣臻啊，我向你们化缘了！我们的国防科学家们在浮肿！怎么也不能让我们的科学家饿着肚子熬夜攻关呀！希望军队援助我们的国防科技队伍……”这些话语句句千斤，震撼着将军们的心。很快，部队勒紧腰带支援的大米、白面、鸡蛋、肉类，从四面八方运到基地，运往科研院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稼先温馨美满的家庭也被冲击得七零八落，这是他始料未及的。首先是在医学院工作的妻子许鹿希受到冲击和批斗，家也被抄了。邓稼先从基地回到家里时，满目狼藉，书架上空空的，他从国外带回来的资料全被洗劫一空，女儿典典搂着弟弟平平躲在桌子底下瑟瑟发抖。

他匆匆地叮嘱典典在家看好弟弟，自己便立即蹬上自行车朝医学院方向骑去。当他把被批斗、折磨的许鹿希接回家，面对已面目全非的家，心里痛苦万状，他一面不断埋怨自己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儿女。他一面安慰妻子：“我了解你不是坏人，他们一定是搞错了！搞错了！终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一方面他又担心着氢弹的研制前景，他越想越不踏实，越感到有股力量在把他往外拉。他哄孩子们上床睡觉后，又到妻子床前：“……那边的工作不能停啊，

我怕夜长梦多，不抓紧不行啊！”妻子无奈地应了一声：“去吧……”他刚走出房门，没想到孩子们在外边等着他。典典哀求：“爸爸，你别走，陪陪我们，就这一次。”平平哭着骂着：“你要走，你就是坏爸爸！我打倒你！”邓稼先狠狠心，硬是走下楼梯……后来典典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爸爸的事业是压倒一切的，他的行踪去向，连妈妈都不过问。只要爸爸一忙起来，什么事都得给他让路。”

一次，邓稼先从基地回到九院。他从楼道里的大字报上得知院里群众已分成两派。他想，大家放着正事不干，整天在打派仗，这样下去如何是好啊，但又怎样使两派拧成一股绳呢？想来想去，他觉得“文革问题”还是要用“文革办法”来解决。他在走廊对正在贴大字报一派说：“你们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份重要消息要发布。”另一派得到风声后，很快推开邓稼先办公室的门也冲了进来。邓稼先说：“你们来得正好，我原先就准备召集你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份重要材料的，只是因为你们坐不到一块，所以就决定分开看。这下大家都在，就请哪位外语好的同志给念念吧！”这是一篇法国准备在１９６７年底爆炸氢弹的材料。念完后室内静极了。邓稼先开口说：“你们都知道，如果法国人成功了，他们就是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如果我们赶不上他们，可就是当老五了！所以我心里急得没办法，你们帮我出个主意吧。咱们一定要赶上和超过法国啊！”两派群众当即都喊起“要赶上法国，超过法国”的口号。这时，邓稼先高兴极了，说道：“既然咱们都想到一起了，就团结一致，还像以前那样，抓紧完成我们的科研课题，你们意见怎样？”“好！”两派当场达成一致，“赶在法国人之前”这句口号很快传遍了九院，两派重新坐到一块，开始恢复正常的科研秩序。这件事在课文第三小节里也有提到。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最后一个年头，我国在戈壁滩上一次空投核装置引爆因降落伞没有打开而出事了。原子弹坠地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做核武器研制工作，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大量放射性辐射，干这一行的都管这叫“吃剂量”。邓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新的核试验，责任心和纯朴的本质使他不愿经常呆在办公室里指挥，而经常像技术人员和工人那样出入车间。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几乎是每天都要“吃剂量”，接触放射物质。

从基地返回北京，他住进医院检查。医生发现他的所有化验指标几乎都不正常。这时，他还悄悄地隐瞒着真情，只对妻子说尿检查结果不太好。当妻子知道他身体如此糟糕后，竟跟他大吵了一次。许鹿希发起火来也是爆竹脾气，连续执问他：“你为什么要瞒我？为什么在瞎编？你以为我会不知道吗？！”又问：“别人不知道，我能不知道吗？为什么对我都不说真话？！我有什么不值得你信任的吗？！”面对妻子的恼怒，邓稼先一声不吭，接着除了向妻子认错和解释，还是照常的工作。

邓稼先最后一次从基地回京，是因为有个科技会议要他主持。妻子曾多次催他再到医院检查，他虽一口答应，但总是因为忙而不能兑现，直到大便越来越困难，肛门疼得坐不住了，他才去医院请医生看。这一看，尽管他正在主持会议，医院仍严厉地要他住院，检查结果：直肠癌，晚期。在住院期间，他忍受着癌症与放射污染的夹击，但头脑仍没有停止思考。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觉得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耽误，中国离美苏英三个核大国的设计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他们的设计水平正在接近理论极限，担心它们一旦达到了实验室模拟的高度，他们会想尽办法搞核禁试，到那时我们再赶不上就被动了。于是他想给中央写一份建议书，把怎么在十年内赶上去做个大致的设想。当他的伙伴于敏来医院探望时，他就把这些想法告诉了于敏。于敏听后便拍着大腿叫好，但同时又说：“我怕你的身体……”邓稼先从容地说：“我大概就是这回事了吧！人，都是早晚要走的，怕的是没做完事就走了，那才是遗憾。”在征得于敏同意后又说：“那好，咱们一起来做这件事。这几天我大概想了几点，不是很细，我先告诉你们，你们帮我一起来完善它吧！”经过和于敏他们反复讨论和修改，他又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斟酌，建议书终于写成了，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倒在床

上深深地喘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好了，死也瞑目了。”

就这样，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在历经了苏联的背信弃义无耻毁约以及全国闹饥荒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还有混乱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之后，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赫鲁晓夫当年翻脸不认帐，撕毁援华协议，企图扼杀我国核工业。历史却是如此讽刺性巧合，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之日，正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时。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的讲话，既贬低中国原子弹试验的成就，又说中国人造成了空气污染，而只字不提美国自己已进行数百次的核试验.中国政府在新闻公报报道中明确地表示：中国进行必要而又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我们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按照西方列强数百年的殖民主义历史培养出的强盗逻辑，这个世界是根据实力划分的。如果说朝鲜战争使列强真正意识到人民中国的必然崛起;那么正是那一团蘑菇云的升起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地看到了：一个饱受磨难，历尽坎坷的伟大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踏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

然而，当时的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原子弹的研制成功，是在极端险恶，甚至难以生存的条件下，凭着一种百折不挠不屈的信念和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得已完成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向我们中国这样从一无所有的荒原上起步独立发展自己的战略工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高精尖技术人员甚至要忍饥挨饿，双腿浮肿地从事工作; 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高级技术人才愿意终身隐姓埋名，甚至丧失了发表任何一篇学术论文的权利。但是，在中国的六十年代，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一切反华势力都在疯狂地对华制裁和封锁的时代，英雄的中国人将这样的奇迹变成了现实。

历史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回首那段仍然让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惊讶于中国核武器研究历程的极端艰难困苦和慷慨悲壮，为其如此，我们也不能不敬佩中国人民已故领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群体的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以及那一批为国家鞠躬尽瘁舍生忘死的科学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