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国古代书院制度

第七章中国古代书院制度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是私学发展的高级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积聚大量图书，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我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从唐末五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清廷上谕改书院为学堂，存在了一千年多年。它在办学形式、教育教学的组织与管理以及教学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对我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书院制度也是中国对世界教育发展所做伟大贡献之一。

第一节古代书院的产生和发展

书院制度自宋初基本形成，至清末改书院为学堂。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时兴时衰，走着曲折的道路。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书院发展的概况，探讨其兴衰的原因，不仅有助于阐明书院制度在封建社会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可以使我们了解封建教育发展的某些规律。甚至可以说，倘若完全离开了书院的研究，那么要弄清唐以后，尤其是宋以来的教育发展史、文化学术思想史，都是相当困难的。它所形成的特色和经验，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特别是高等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书院的起源

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唐朝曾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昌盛。从文化角度讲，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是中国封建社会辉煌灿烂的时期，特别是书籍的普遍印行，已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唐代，官府所藏书籍已有明显增加，为此不得不为藏书而开“乾元院”。唐玄宗开元元年（717年），将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这便是书院之名的最初例证，可以看出，它是专门用于藏书和校书的场所，类似于皇家图书馆，不是教学机构。

“安史之乱”后，中国进入了一个藩镇割据、连绵混战的时期，这不仅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使学校荒废，文化遭到破坏。于是，许多人为避战乱和保护优秀文化，远走较为安定的穷乡僻壤和山林之间，以耕读为业。他们在个人治学的基础上，开辟了一些家塾式的教学场所。同时受佛教禅林寺院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在山林胜地隐居读书，创办了个人读书治学的书院。这些书院逐渐也开始授徒讲学活动，于是，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便出现了。

二、宋初著名书院

统一的北宋王朝的建立，促进了社会生产的进步，也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在立国之初，统治者还无暇顾及教育，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兴学设教，所以官方转而支持正在发展中的书院，给予他们以部分经济上的资助，这样，四海之内，儒生多设书院，在这些书院中，尤以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和石鼓书院等为最著名。它们大都设建于风景优美的山林幽静处，虽然其规模还都不大，组织机构也极为简单，活动内容也较单一，但它们却标志着真正意义上书院制度的确立，并对后世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但宋初书院的兴盛状况为时很短，便由于宋王朝大力提倡科举，尤在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中渐渐冷落下去。在范仲淹、王安石发起的“新政”、“变法”运动中派生出的这三次兴学高潮，重点在振兴官学，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同时又大力推广胡瑷的“苏湖教法”，

规定士子须在官学三百日方能应举等办法，特别是王安石制定的“三舍法”从而将养士和选士结合起来，并归于学校，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在整个宋代又一直很重视科举，扩大取士名额，提高得第者的待遇，这些都极大地刺激着潜心于山林之中的书院人，于是很多人纷纷出山，或就读于官学，或在官学任教。这样以来，北宋书院在短期兴盛之后必然归于沉寂，其间大约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三、南宋书院的发达

由于书院制度是在宋代才逐渐形成，当时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书院，特别是南宋书院在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印书藏书等方面都充分表现出独特的书院特色，加之朱熹亲订《白鹿洞书院教条》，使书院教育进一步制度化、正规化。南宋书院堪称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偏安江左的南宋，内忧外患，从中央到地方虽都勉强设学，但由于国力的衰微，学校大都有名无实，于是，以私人为主体的讲学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使书院的发展达到空前的程度。这一时期，不仅书院的数量多，规模大，且组织更加严密，制度也趋于完善。由于活动内容的丰富又有深度，使得官学中的优秀者，还常常到书院作进一步研修。南宋书院的昌达虽有其政治经济的原因，但从更更直接的方面来讲，它的昌盛实和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受了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的推动。

我们知道，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长期以来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并在发展中渐渐渗透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面，但这有一个过程。先秦的儒家，以其自身人文思想的独特说服力，成为当时的“显学”；汉王朝的建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使儒家表现为经学，儒家经典经由董仲舒等人的重新解释而成了中国人的“圣经”，但就在此时，佛教传入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得以兴起，等到离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玄学思潮又成了一种时尚风气，这使一直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哲学面临严重的挑战，在玄、儒、佛、道的相互斗争中，儒学的地位大大削弱。当然，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势最终经过唐代的进一步扩展和巩固，在宋代便形成了以儒学为中心、杂揉有佛道思想的新的儒学体系，即理学。

在新的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宋时的许多学者，如二程、张载等对其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最终由朱熹总其成。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为了大力宣扬理学，纷纷创建或主持书院，以作为他们的阵地。位于庐山之上的白鹿洞书院，原是唐人李渤兄弟读书的地方，但在五代时期发展成以李善道为洞主的白鹿洞学馆，北宋建立后，又演变成颇具影响的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朱熹知南康军时，为了扩大儒学影响，发展地方教育，曾上书申修白鹿洞书院，并请为其题额、赐书，获皇帝恩准后，书院便在朱熹的直接关注和督促下得以尽快兴复。

为了真正重振白鹿洞书院，朱熹还招纳各方学者来此讲学，并亲自参与组织和管理，直至亲临讲堂授课。特别是他还为此书院拟定了《白鹿洞书院学规》，这一在理学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封建教育的总纲，不仅对白鹿洞书院，而且成了其它书院，以至成了各级各类官学的办学宗旨，且它的影响还持续到后来几个朝代，兴复后的白鹿洞书院，为而后几百年各学派建设书院树立了样板。

四、元代书院的初步官学化

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诞生后，这使汉族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们除不愿做元朝的官外，也不肯在元朝设立的官学任教，甚至都不让其子女入官方的学校。对此，元朝采取了承认和提倡开办书院这一较为灵活的政策，用以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因而，元代书院较前代又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此时，书院不仅数量有所增加，分布更加普遍，且由于吸收了一批南宋著名儒师及其门生，使得元时的书院质量也比较高。当然作为存在有民族防备心理的蒙古族统治者，却逐渐对书院的师资任用、组织管理和经费使用等加强了控制，并通过笼络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来影响整个学术界的办法，加强思想钳制。这些来自官方的限制，使书院在元朝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官学化倾向，书院的特色被大大削弱了。

五、明代书院的由衰到兴

明代的书院时兴时废。明初，由于重视文化建设，士子在官学待遇很优厚，科举前程也极为荣崇，使得很多人已不再热心于书院，除沿元制旧设立了洙泗、尼山二字书院外，此时，书院的总态势是衰歇的。直到明中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外交往的扩大，统一思想的被打破，于是，思想领域内的自由讲学之风兴盛，书院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王守仁、湛若水等人为了反对理学、宣扬心学思想，所到之处，必建书院，这对当时书院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明后期书院曾遭遇四次被禁毁的厄运。发生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和十七年（1538年）的两次毁书院举动，主要是当权者针对王守仁、湛若水反理学的心学思想而发动的，此次虽力毁力禁，但终未能如愿，反倒办得更多。发生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的书院被毁事件，虽然作为发动者的张居正出发点是好心，即想借此举统一思想，加强官学，发展教育，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失是一个错误的方针，所以虽禁犹存，三年后，由于他的死，所禁书院也都陆续恢复了。但由宦官魏忠贤一手制造的时代第四次禁毁书院行动，虽其矛头主要指向东林书院，然而在客观上却使天下书院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六、清代书院的繁盛

清初，为了消灭汉人复国情绪的漫延，压制舆论，统治者对文化教育采取了抑制的政策，此时的书院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但不久，清政府对书院由消极的抑制转为积极的控制，使元以来逐渐加强的书院官学化倾向发展到极点。这时的书院设于省会，并完全为封疆大吏所控制，其经费也由政府拔给，其师生也全由官员选任，书院彻底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权，和官学相差无几。特别是在发展中，很多书院就如同官学一样，成了科举的附庸，官员的养成所，进而彻底背离了书院开初的宗旨。和封建教育的其它形式一样，书院最终也为近代教育新体制所取代。

第二节书院制度与中国传统教育

纵观书院发展千年史，虽然它曾以其自身的特色，在一个相对特殊的层次领域内，为我国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在其日趋官学化后，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然而，书院终究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对于我国传统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它有助于我们弄清自唐朝以来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际的历史发展状况，而它的影响又不仅在中国，更波及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充分显示了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一、书院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的发展

研究表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以及促进文化的进步与更新，都有赖于教育。书院作为我国传统教育中一个富于特色的部分，它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也就是说，书院正是在宋代理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趋于发达的，而书院的昌盛又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理学的发展。具体来讲，理学于北宋始奠基，书院也在北宋才正式成一种教育制度；理学发展到南宋而大盛，并逐步成熟，而书院也以南宋为最昌达，是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明初，理学无生气，书院也处于衰歇状态；等到王守仁、湛若水所讲之“心学”兴起，书院又为之一振。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南宋时期，此时理学由朱熹集其大成，但这是经过相互论争后才确立的，其间书院对它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想当初，在未形成完善的理学时期，学派林立，各派纷纷创办书院，借以宣扬自己的主张，扩大其影响。例如，湘湖学派的代表人物胡安国创办碧泉书院，张栻创办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朱熹创建云谷、寒泉、武夷等书院，兴复白鹿洞书院；心学代表陆九渊创建象山书院；“金花之学”

代表吕祖谦创办丽泽书院等等，在书院这块土地上，著名学者传播自己的主张，发展各自的学派，并致力于培养本学派的继承人，以使其思想能够持续和长期发展下去，特别是以不同学派所标榜的书院，又通过“讲会”，展开相互的论争，这不仅推动了整个学术的发展，而且也使各个学派逐渐走向成熟，更加完善。由此可见，书院作为思想交锋的阵地，其意义是巨大的。

二、书院的产生使中国古代教育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多样化。

在我国，教育形成为一种制度可以追溯到三代以前，而在殷周时代，我国的官学已初具规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又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组织形式产生了，这是中国教育制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从此以后，中国的教育便一直沿着“官学——私学”的双轨模式发展着。然而，自宋以来兴起并逐渐得到发展的书院制度，又以其特有的风姿，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增添了新的光彩，使我国的教育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多样化。

书院就其渊源来讲，是在私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私学，虽则在发展的后期，书院日益官学化，但和官学也并非一回事，这样，它便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游离于官学和私学之外，取官、私学之长，避官、私学之短，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实施于一个特殊的教育层次领域内，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我国教育在较高层次上连续不断的发展，并为学术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园地。

书院特点和优势集中体现在它的组织管理上，这就是组织机构简单，管理人员很少，学生参加管理等，这在教育制度史上，是一个组织性与灵活实用性相统一的好经验。而体现着书院教育总方针的“学规”的制订，又使办学宗旨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这是书院制度走向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古代教育制度逐渐趋于成熟的具体例证，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三、书院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更加丰富和进一步深化。

在古代的官学、私学教育中，其内容和方法都严格受制于政治的需要，教育始终未能从政治中独立出来。书院的建立，在客观上加快了教育自主、独立的进程，这是教育本身发展的要求，也是人们为了发展其个性的需要，同时为探索新的教育规律，把教育办好提供了良机。在古代书院，师生受科举的影响较小，他们致力于认认真真地做学问，深入地思考问题，汇集了许多较为“纯净”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的勤奋努力和实践探索下，我国古代在教育理论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和进一步深化。

昔日的书院，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坚持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方针。基于此，读书便成了书院一切工作的重点，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自己读书钻研，教师则把主要精力用在编写供学生阅读的学术著作，以及总结读书经验和指导学生学会读书上。例如，朱熹退居寒泉精舍授徒讲学时，不仅致力于学术研究，撰写和编次了二十多种颇具影响的著作，如《论语要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近思录》等，成为他的理学思想体系成熟的时期。其中，《近思录》是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研讨编写的一本理学入门书，它不仅是一本学术著作，而且是书院传授理学思想的基本教材。尤其是朱熹编订于书院的《四书章句集注》，后来成为各级官学的必读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

不仅如此，朱熹还在总结前人和自己读书经验的基础上，对“读书之要”作了诸多论述。朱熹死后，其弟子程端礼荟萃朱子平日之训，开节其要，定出“朱子读书法”六条：曰循序渐进、曰熟读精思、曰虚心涵泳、曰切己体察、曰着紧用力，曰居敬持志。朱子读书法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大大地丰富了关于学的传统理论。

四、书院的官学化及其后果

令人遗憾的是，书院在后期的发展中逐渐趋于官学化，这是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产生的书院的“悲剧”之处，因为它严重地削弱了书院本来具有的特性。

在宋代，书院就曾受到政府的资助，但其官学化到元代才真正形成，并成为这一时期书院发展

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元政府曾对书院的师资任用、组织管理以及经费等加强了控制。书院的官学化在明代进一步加强，很多书院由最初的民办逐渐变成官办，主要活动也由起初的旨在研究问题转化为学习举业，特别是书院本身也受到了科举的严重影响。到了清代，书院全由官方开办于省会，除个别书院外，绝大多数和官学相差无几，政府全面掌控了书院发展的方向，至此，书院的官学倾向已达到极点，书院制度可以说已名存实亡。

书院官学化后，虽然由此可获得稳定的经费和官府的有力支持，甚至在数量和规模上比以往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这却是以牺牲书院的自身特点、背弃其开初的宗旨为代价的。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与官学化相反，其中也有许多人一直恪守或力图恢复书院的本色，即使在官学化发展到顶点的清朝也不例外，如这一时期的学海堂、沽经精舍就是较典型的例子。更让我们欣慰的是，书院制度无论官学化程度有多高，但它仍是书院，而绝非官学，政治压力并不能使它们从根本上失去特色，作为书院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它的影响也非常巨大和深远。

第三节书院制度的突出特点

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书院在其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虽其兴衰命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但它作为官学的有益补充，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它长期以来所积累起来的许多丰富经验，以及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些显著的特色，对于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科举教育和促进当前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书院是相对独立、自主的教育机构

就某种意义上来讲，书院实际上是我国古代私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高级的私学表现形式。所不同的是古代书院较一般私学来讲，规模比较大，并有较完备的规则，较系统的教学计划和稳定的管理体制。它们虽经常受到地方官吏甚至朝廷的支持，但却并不属于官学，也并未列入政府的教育体制之中，是一种独立于官学和私学之外的独特的教育机构。

具体来说，书院大都是在私人捐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历代书院基本上都较为自主，有极强的独立性。即使在书院官学化之后，很多书院也仍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性，政府的控制和干预事实上也不可能过多地涉及到书院内部的一些具体事物。也就是说，古代书院之所以称其为书院，正在于它的这种相对的自治性，也正由于此，书院才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学术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繁荣。

二、有学派、有大家，各具特色，是书院最突出的特点

书院在我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个书院就是一个学术中心，一个书院就代表了一个学派。比如在南宋，最有影响的理学家朱熹，他为了在思想上援佛入儒，排斥异端，完成其新儒学体系的建构，就充分发挥了书院的作用。他每到一地或修建书院，或读书讲学于书院，或为书院题额作记。据不完全统计，和朱熹有密切关系的书院就有三、四十所，特别是他兴复和更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之后，以此为起点，我国古代书院便开始兴盛起来。

与此同时，在象山书院讲学的是“心学”思想家、教育家陆九渊，他在书院讲学的这段时间，正是他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发展的成熟时期。在明代，由于王守仁、湛若水讲学于书院，从而推动了当时学术的进步，也使书院数目大增。王守仁一人开办的书院就有龙冈书院、贵阳书院、濂溪书院、稽山书院等数家。他死后，其学生又纷纷创设书院，进一步扩大了“王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使书院成了当地的学术中心。

又由于古代书院大多系私人或地方开办，故能以其条件之不同，因地、因师确立本书院的办学方针，这样在历史上便形成了诸多风格不同的书院，每个书院都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比如，朱

熹主持的书院是讲理学的；陆九渊的象山书院却着力宣扬心学思想；但颜元主教的漳南书院旨在兼容并包，以讲求实学为主；而东林书院则致力于裁量人物、讽议朝政，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等等。可见，着力促成学术民主气氛的形成，大力培养和鼓励创新的意识，使不同理论观点能展开讨论和实践，是书院在科举时代最为与众不同之处。

三、书院有较好的师生关系

由于书院之内有学派，导师一般都是德高望重、学有专长的大家，所以书院的学生大都是慕名远道而来。这样，即使书院不可能给予他们什么“出身”和“功名”，但书院仍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对书院导师是十分敬重的。

书院师生之间关系良好融洽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书院是盛行择师选生之制，师生各遂其愿，因而易于形成尊师爱生的良好风尚；另一方面，古代书院，生徒一般都不太多，师生接触频繁，了解较深，许多学生跟随老师几十年都不愿离去，足见师生之情甚笃。即使时间短，但也由于倾慕在先，师生以诚相感，往往一日为师，便终身不忘。

如此在古代书院里，我国古代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极大的继承和发扬，师生之间各以其自身的凝聚力建立了情深的良好关系，学生对老师衷心至诚，尊重有加，老师对学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师生之间象“程门立雪”那样的故事屡见不鲜。可以说从生养死葬、日常生活，到学术师承，都有极感人的事例。例如朱熹死时，其学说已被打成“伪学”，但数千名弟子仍为其送葬。陆九渊噩耗传出，门人奔丧亦有千人，个个扶柩痛哭。

四、书院教学活动的多形式

古代书院教学活动的最大特点是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了起来，书院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研究中心。导师除讲学外，主要从事研究和著述，他的许多思想见解都是通过自己的著作传授给学生，而学生的大部分时间又都在自学、自行钻研、自行理会以及在相互切磋中提高。此外，书院的学活动还往往通过游历、访学、参加讲会等来完成。从总体上来讲，以自学为主是古代书院教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书院大师们直接面授给学生的仅仅是一个纲目，其余均由生徒自行体会。古代书院这种自学、自求、自得、重在启发诱导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

第四节“洞学科举”

从性质上讲，蒙学和书院在古代都不属于科举学校系统。但明成化年间，一些士大夫和理学家，为了救治科举和官学的弊病，大力提倡书院，至嘉靖年间，明代书院逐渐兴盛起来，自由讲学之风大振，但这却为专制的明王朝所不容，曾四次下令禁毁书院。特别是天启年间，顾宪成、高攀龙等利用东林书院讽议朝政，激发了读书人的政治热情，引起阉党魏忠贤等的极度恐慌，大肆杀戮“东林党”人，殃及天下书院，于是幸存的书院只能以讲习举业仕进为主，否则就无法生存。就在这时，根据江西白鹿洞书院主持人李应昇的建议，朝廷允许每逢乡试之年，由书院保送若干名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这就是所谓的“洞学科举”。“洞学科举”即就是分配给书院若干个参加乡试的名额，或者朝廷允许书院保送若干名学生直接参加乡试。按规定，当时白鹿洞书院有8个名额，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可保送42名学生。从此，书院便被完全地、直接地纳入到整个科举体系之中。在清代，除少数以研习理学和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外，大多数书院以考课为主要办学目的，书院成为登科入仕的训练场。

一、书院因科举而兴

一般说来，初步形成为制度的宋时书院“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准备科举考试，而提倡新儒学的自

我修养。”那时，“许多学者对官场和科举生活的奔竞庸俗之风感到厌倦，进而退隐到僻静的新儒学书院中去。而这些书院一般位于乡间的风景胜地，他们在那里可以修养品性，努力“扩大知识。”

①南宋杰出教育家朱熹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奔竞之风和官学完全沦为科举附庸的现状无不感慨地说：“今之世，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②而“大抵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③在朱熹看来，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改革必须与培养人才的学校改革配套进行。然而，“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他说：“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关键是要有“真可为人师者”任教官，才能吸引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求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心悦诚服，以便于弘扬古法之遗意。”④

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谈到书院起因时也说：“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⑤也就是说，鉴于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多近于科举，不足以满足学者之愿望，师弟子不能自由讲学，“故必于学校之外别辟一种讲学机构”⑥来实现以朱熹为代表的一大批儒生士大夫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价值观。而这是官学和科举所无法做到的。

于是，南宋的书院多数便以反对科举相标榜。朱熹在兴复白鹿洞书院时就劝勉学生不要参加科举，也不要一味地只想着做官，更不要过于追逐功名利禄之事。他劝导学生求学问“毋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使学生明白单纯追求“学校科举之教”的害处。⑦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所写的跋语中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⑧也就是说，朱熹反对专以辞章之学和追求声名利禄为务，主要是想依托书院，研究学术、涵养性情、居敬穷理，以达致超凡脱俗之境界。并作诗云：“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风光更别传。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若羡腾骞。”⑨不断追求精神上的自得和情趣上的相悦。

但明代，非学校不能应科举，这是对书院的重大打击。柳诒征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说：“明初教士，一归学校，讲学书院之风一变，其存者徒以崇祀儒先耳。至正德而渐盛，嘉、隆、万历，所建尤多。”⑩正因为如此，书院从元初至明正德年间，大约沉寂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新建书院屈指可数，甚至一些宋元时期著名的旧书院也渐渐败落了。如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书院经元末丧乱之后，殿堂斋舍周围树木杂草丛生，全部建筑仅存枕流、灌缨两座小石桥，书院内外一片荒凉。

到了成化年间，科举独重八股，科举制度开始显出衰败的趋势，弊端日益明显。士子只读程墨房稿，“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而他书一切不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举天下而为十八房之读”，“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11这些胸无点墨的读书人贿买、钻营及科场作弊的功夫却是一流的。国子监生的资格可以用钱粮买到，乡试、会试之后可以买通考官优先录取自己。至于在科场之内的作弊手法更是五花八门，怀挟、倩

①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发行1995年初版，第135—138页。

②《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同安县谕学者》。

③《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宋容之》。

④《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学校贡举私议》。

⑤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

⑥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75页。

⑦《朱文公文集》卷七九《衡山石鼓书院记》。

⑧《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⑨《朱文公文集》卷七《白鹿洞讲会次卜丈韵》。

⑩柳诒征：《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1931年第4期。

11 《日知录》卷十六《十八房》。

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等不一而足。

科举制度腐败到这种程度，哪还有人愿意认真读书？专为科举考试设置的各级官学逐步失去存在的价值，长期被官方和读书人忽视的书院又有了发展的机会。一些地方官看到府县学名存实亡，读书之事已成具文，便开始利用官府的名义创建书院，“聚秀民讲说五经要义”，“延五经师，兴教士子”，①企图让书院担当起官学的科举教育任务。成化年间，扬州知府王恕创建资政书院；南阳知府段坚创建志学书院；正德六年，河东巡盐御史张士隆创建正学书院；嘉靖初，元安州知府建龙津书院。

到了明末，书院日益官学化，这时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更接近于地方儒学和社学，而一些较大的书院则与州县学校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不像王阳明、湛若水创建的书院那样以讲学为主，而是以组织生徒习举业为主。许多书院的山长本人就是州郡官学的儒学教官，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把官学的教学内容和考课制度搬到书院中来。成化十四年，江西提学副使邵宝改建白鹿洞书院，不但订立了严格的考课制度，甚至把南康郡学的全部官学生也一锅端到书院做“院生”。②可见，明代书院的发达，主要是为了弥补官学不足和克服科举弊端。或者说，正是由于官学的衰落和科举的腐败才为书院的复兴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当然，理学的发展和印刷术的普及以及明代王守仁、湛若水的讲学活动也极大地促进了宋元明书院的繁荣。

及至清代，由于统治者猜疑，文字狱盛行，原来遗留下来的以讲学为主的书院，讲学之风逐渐消失，书院掌教者大都不敢再搞讲会，转而以习帖括应科考之事为重。而统治者看到士子们皆埋头读书，获取功名，感觉到这不仅对统治无害，反而有利，于是大力倡导兴办书院。雍正十一（1733年）年的上谕就指出：“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其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奉行，各赐帑银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③

在此上谕下达之后，各省城都纷纷建立起一二所比较大的书院，“直隶曰莲池，江苏曰钟山、曰紫阳，浙江曰敷文，江西曰豫章，湖南曰岳麓、曰城南，湖北曰江汉，福建曰鳌峰，山东曰泺源，山西曰晋阳，河南曰大梁，陕西曰关中，甘肃曰兰山，广东曰端溪、曰粤秀，广西曰秀峰、曰宣城，四川曰锦江，云南曰五华，贵州曰贵山，皆遵旨赐帑银一千两，岁取租息，赡给师生膏火。”。④柳诒征在《中国文化史》中说：“雍正中，直省皆建书院，以摒除浮嚣、杜绝流弊为宗旨，故主之者不复讲学，第以考试帖括颁布膏火而已。”继而，各府州县也都积极兴办书院，也都以应科举考试为主。如此，使清代书院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前各代，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书院专司应科举考试，才使书院得以继续保存和不断发展，并且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走上城市化发展道路。

二、书院的科举化

根据记载，早在作为唐人隐居读书的书院就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有的是借隐居读书以博得高名，走“终南捷径”待中央及地方长官辟用，而更多的则是为了读书应举入仕。《全唐诗》卷一三三李颀《缓歌行》说:“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颖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士子十年闭门苦读的目标昭然若揭。而在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一文中所列举的200多名隐居山林寺院读书者，后来多数都出而应举，许多人还中了进士，其中有20多名宰相和一大批诗文名家。可见，科举制的兴盛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促使士人一心一意读书备考，进而使私人读书治学之地逐渐演变成为以讲学为主的书院。因此，书院因科举盛而兴，书院与科举的密

①《明会要》卷二六。

②以上参阅史明：《明末书院的创建与毁禁》，《齐鲁学刊》1996年第3期。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七十《学校考八》。

④《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礼部·学校·各省书院》。

切关系是与生俱来的。①

在唐末五代家学性质的私人书院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陈氏义门书院。据同治《九江府志》卷二十二记载，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衰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按陈崇于大顺元年订立的《江州陈氏家法》的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并且实施应试教育的效果也十分明显。据《陈氏学堂记》所载，自昭宗“龙纪以降，崇之子蜕，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尤出焉，日逊日范，皆随计矣。”义门书院按照应试教育的形式办学，其与科举制度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②宋代书院主要是作为官学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但由于科举制度已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书院的最终出路仍是为封建国家提供人材，书院教育家们反对的只是士人一心于举业而不顾其他，把科举作为猎取功名利禄的手段，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反对这种制度本身。朱熹认为，“科举不误人，人自误科举”。③因此书院从未以任何形式禁止或限制学生参加科举，相反以科举为输送人材的一条途径。

事实上，书院即无反对科举的必要，也无限制科举的可能，因为像朱熹、陆九渊和后来湛若水、王守仁这些书院讲学大师，他们本人就是进士出身者。也正是由于他们通过科举入仕当了大官，有了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和学术名望，才有可能主办大的书院，也才有许多人竞相投奔门下。若他们从未应举只是一介书生，当寒儒处士影响终究较为有限。④

悉数起来，理学家多数都具有进士出身。程颢26岁进士及第，张载嘉祐二年登进士第，朱熹是绍兴十八年的进士，陆九渊34岁中进士，在《象山先生全集》卷三一中，还收有他参加解试和省试的6篇对策文。而王守仁登弘治已未进士第。只有程颐在嘉祐四年（1059年）考进士受挫，从此绝意仕途，终身从教。但也并不反对弟子兼习举业，程颐还认为每月应腾出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弟子修习举业。所以，二程的学生中考取进士的不少，如游酢元丰六年进士，谢良佐元丰八年进士，刘安上绍圣进士，刘安节元符三年进士等。⑤

这正如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所指出的那样，“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⑥在他培养的学生中也有进士26人。⑦

宋代书院的科举化还表现在教学内容和体制上，书院和官学趋于一致。因为从书院的教学目标看，传授儒家经典，培养学生参加科举是这一时期大部分书院教学活动的基本取向，虽说也进行一些与书院主持人学术方向相关的讲学活动，甚至盛行“会讲”，书院之间相互切磋，但多数书院进行的还是以学习朝廷颁发给书院的《九经》为主的经义教学活动，与此同时，也注重对学生进行写作和诗赋的训练，以更有利于士人参加科举考试。从这一点上说，书院的教学已与官学没有太大的区别。

著名的应天府书院生徒在科举及第和著名生徒两方面都声誉斐然。范仲淹说：“观夫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⑧为此，朝廷还在科举考试方面给予其特别的优待。据《宋会要辑稿·选举》载，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十一月，枢密直学士知应天府李及言：“本府书院，甚有学徒，自建都以来，文物尤盛。欲望量于发解，进士元额之外乞添解三人。”从之。这是为书院分配科举名额的开始。⑨

①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

②侯力：《唐代家学与科举应试教育》，《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l期。

③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1—92页。

④刘海峰：《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⑤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166页。

⑥《陆九渊集》卷二十三《语录》。

⑦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文化特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⑧《范文正公集》卷七。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版，第56页。

⑨李兵：《官学的替代机构——北宋前期的书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年第4期。

朱熹指出，如果书院不如州学，就没有必要在州学之外另办书院。如果书院学生达不到要求，就干脆离开书院。朱熹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某自到官，甚欲与诸公相与讲明。一江之隔，又多不暇，意谓诸公必皆留意。今日所说，反不如州学，又安用此赘瘤。明日烦教授诸职事，共商量一规程，将来参定，发下两学，其讲磨此事。若只如此不留心，听其所之，学校本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岂有固而留之之理。”①由此可知，对州级书院的生徒，入学成绩和书院教学成绩都要求高于州学。省级书院和县级书院也要高于省级官学和县级官学，直到清代仍可见到这种现象。②

根据考证，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生徒中有相当一批人都通过科举踏上仕途。如曹彦约，受业朱熹之门，“初事朱子于白鹿书院，又十四年复见于岳麓书院”，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文华阁学士。彭方，绍熙四年（1193年）进士，官至龙图阁学士、吏部尚书。冯椅，绍熙四年进士，官至江西云干，后退居家中。杨三益，登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曾从朱子讲学白鹿洞书院，后任岳州教授。③

元朝政府推行书院官学化政策，使书院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此书院基本丧失了淡于名利，志在修身学问的初衷，被纳入到地方官学系统，与路、府、州、县学校一样，成为科举的附庸。政府不仅拨给书院学田，控制了书院的招生、考试及学生的去向，还任命书院的教师。在恢复举行科举考试后，元朝给予会试下第者书院教师之职。根据丞相帖木迭儿、阿散及平章李孟等奏：“下第举人，年七十以上者，与从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与教授；原有出身者，于应得资品上稍优加之；无出身者，与山长、学正。”泰定元年（1324年），“其法始变，下第者悉授以路府学正及书院山长。”④元代书院山长、学正等由下第举人任之，从制度上保证了书院能够朝着科举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科举日盛，明清书院逐渐采纳了官学的考课制度。明万历年间为此曾制定了书院考课制度，实行月课月考，而考课的内容已以科举为目的，这使得书院成为科试的准备或演习，渐变为科举的附庸。“师儒所教率不出时文试帖”，延聘山长更多的是考虑其时文做得如何，能否使学生多中举登科甲。而在学生心目中，来此书院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中举。清代云南玉屏书院讲堂上的对联写的就是：“何事关心，二月杏花八月桂；是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清制二月是会试之期，八月是乡试季节。如此直言不讳，正说明书院教育为科举服务，在人们的心目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了。⑤即使较大一些的书院尤其是省会书院的山长，他们虽讨厌以八股教子弟，不喜以时文相标榜，然又因生活所迫，社会舆论的压力，或为学生的出路考虑，不敢也不能放弃八股教学。经学家卢文弨乾隆间主讲南京钟山书院时，肄业者数百人，只有“一二同志信而从焉”，大多数“渐染俗学已深者，殆终不能变也”，不得已他也要看时文，讲时文。虽实非性之所乐，然数百人每次课卷，他还是“必卷卷而评校之。”⑥若要在时艺之外兼试古学，皆因生徒兴趣不大，“终不若时文之可悦”，只得作罢。⑦

陕西的关中书院在明朝建立时曾是理学思想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冯从吾、李二曲等继承张载关学的传统，在此讲学，从学者众。自雍正年间被列为省城书院后，雍正赐帑银1000两，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又御赐“秦川浴德”匾额，三十六年巡抚毕沅重修，延请进士汪祖启主讲。“不数载，关中乡会试中膺馆选者大半皆书院之士。”⑧

清代的福建鳌峰书院，在科举考试中曾享有盛名。从康熙十一年（1672）至嘉庆九年（1804年）共49科乡试中，考中举人856人，每科都在30—40人之间，嘉庆三年（1798）一科考中50

①《朱子语类》卷一〇六。

②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③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1页。

④《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

⑤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2—94页。

⑥《抱经堂文集》卷十八《寄孙楚池书》。

⑦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

⑧江堤：《书院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余人。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至嘉庆十年（1805年）的各科会试中，共考中进士155人。书院科举之盛，可见一斑。①

而元明清时期的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更是培养了无数的人才。史载：“制科飚举，名硕云腾，几当宇内之半。”文天祥就是白鹭洲书院的学生，宝祐四年（1256年）文天祥告别书院，赴京师临安参加殿试，一举夺得状元。而明代建文二年（1400年）和永乐二年（1404年），以白鹭洲书院生徒为主的吉州考生，曾两度囊括了状元、榜眼、探花三元，盛名甲于天下。②总之，明代书院的官学化较之元代更为发展。在新兴起的书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考课式的书院。其学习课艺，讲求举业，注重日课、月考，与官学相差无几，完全是配合科举的。特别是嘉靖后四毁书院，使所剩书院唯讲举业仕进而已，朝廷允许书院报送若干学生参加乡试，这样，书院便被直接纳入科举，和官学一模一样了。而纵观清朝近三百年间，书院虽学术思想和学风变化形成相应的几种类型：有的以讲求理学为主，有的以博习经史辞章为主，清末还出现了注重学习西洋近代科学的书院。但比较而言，数量最多的还是以考课为主的书院。这类书院实际上是洞学科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明清书院完全变成了官府的附庸。③

①江堤：《书院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

②江堤：《书院中国》，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9页。

③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