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宗教对政治外交影响

美国宗教对美国政治与外交的积极与消极影响

美国是一个拥有近2000种独立的宗教或教会的大国。据统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声称信仰上帝，超过一半的美国人称每天至少祈祷一次，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美国人称每周至少去教堂参加礼拜一次。并且，当我们追溯美国宗教和文化传统时，会发现，“WASP”传统，在美国历史的优势地位保持了200多年。因此，说美国社会是世界上最具有宗教性的国家并不为过，进而，宗教对美国政治与外交势必产生相当程度上的影响。

最初乘着“五月花”号到达美洲新大陆的移民，多是为逃避宗教迫害或怀揣着宗教热情而来的，这使得美国在建国伊始就有很强的宗教性。并且，基督教的文化精神也深深影响了美国立宪建国的领导人，清教徒的思想中含有很强烈的幽暗意识，他们认为“神性至善，而人性本恶”，“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由此产生的自由宪政思想就是日后美国革命建国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使得这批立宪者制定出一部现实主义，以制衡为核心的宪法，为后世的美国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款就谈到了宗教问题，规定“国会不得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这两个分句分别体现了美国宪法针对宗教问题的两个基本原则：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然而，“美国历史却可以证明，彻底的政教分离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作为美国宗教传统的基督教新教一直在影响着美国社会。”而托克维尔也认为，美国人的政治制度之所以得以经久不衰，宗教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他说：“美国这样的政教分开反而让两者相辅相成。人在社会上有越大的自由，人就需要更大的自我约束，这种约束在美国就来自于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及与宗教有关的道德价值观念。”由此可以看出，宗教帮助了美国的统治者和立法者，使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得以提升，得以更加注重“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

由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两个分句，只是单方面的，即它只限制了政府对于宗教的权力，而对于宗教不得干预国家政治，政府事务，国家教育等问题却丝毫没有涉及。因此，毫无疑问，第一修正案为以后的政教冲突以及宗教干预政治埋下了种子。

当宗教保守主义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事务和社会问题上时，就带动了宗教右派的发展，而这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宗教右派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事务。宗教右派通过基层活动，通过媒体舆论，国会游说，通过印刷品、广播、电话、互联网，通过与共和党联姻，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正在逐步增大。共同的利益使共和党同宗教右派走到了一起。从此，共和党得以获得牢固的选民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共和党在1980年，1984年，1988年连续三届大选的胜利。而美国多数州的州长和联邦国会多数议员也有共和党人所担任。宗教右派则从共和党这里得到了政治上的支持和发展机会。在联邦选举和立法机构的活动中，宗教右派的势力在逐渐增大，形成了一股势力强大的政治右派集团，直接影响着美国的内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

宗教右派宣传传统家庭价值，反对堕胎合法化，主张教育私有化和地方化，反对同性恋者的权利，反对政教分离原则，希望恢复基督教传统价值在

美国的地位。同时在国际问题上，主张强权政治，认为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才能保证和平，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而且在过去是反苏和反华的。

然而美国社会正在逐渐走向自由化和世俗化，宗教右派所坚持的部分主张未免显得落后与愚昧，如反对同性恋者的权利，在各方面对同性恋者予以限制和歧视，我以为这就违反了人人平等与自由的准则。它不容许联邦政府教授孩子上帝是不存在，不接受所有的道德和价值是相对的。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些论调不免有些掩盖事实，颠覆真理的味道，它们是与科学相悖的。而宗教右派所主张的强权政治，又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它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则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

美国外交中的霸权主义也可以追溯到历史中的宗教因素。最早到达美洲新大陆的基督教清教徒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被上帝选择来执行拯救世界的神圣计划的。在他们眼中，美国是一座“山巅之城”，其圣光应射向仍然处于黑暗的蛮夷地区。这种拯救世界的使命论从此便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心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即“美国在道德上胜过其他国家，不容许美国的优势地位受到挑战，认为美国理所当然的有权对别国内政指手划脚”，而这又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战略使命，即“成为全体人类自由的灯塔”。“美国把外交政策同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合而为一，外交成了实现美国人美德和使命的手段，那就是为使美国人的准则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而奋斗。”如美国民主思想发展的知名学者拉尔夫·加布里埃所言：“美国民主制把世界从专制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使命正是基督教注定把世界从撒旦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世俗表达。”

由于这样的宗教背景，美国仿佛把自己当成了全人类的救世主，有责任和义务拯救其他国家，将其他国家改变成与美国有着共同思想道德和宗教标准的国家。美国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帜，在外交中大声宣扬着利他主义的动机，其实却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美国的宗教文化由此成了决策者和外交官们煽动人心的最好武器，他们口中振振有词的“天赋使命”实则为了美国更好的向外扩张，“为其资本能够获得最大利润不惜一切手段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供给地和投资场所。”

美国威尔逊总统常常打着实现美国使命的旗号毫无顾忌的侵犯弱小国家，这种政策曾被美国学者阿瑟·林克称为“传教士外交”。他如此解释其含义：“威尔逊外交受到帮助其他民族愿望的促动，所以‘公正的行动，促进国际和平事业给其他民族带来民主和基督福音’，是威尔逊动机的主要因素。”而1991年乔治·布什在向伊拉克发动战争前夕宣称：“在世界各民族中，只有美国既有道德标准，又有手段维护世界和平。因为美国是这个星球上能够团结和平力量的唯一民族。”虽然，也许有少数时候，美国政府迫于群众压力真心对其他地区提出人权的声援，也许美国的决策者们真的曾一时萌发出拯救世界的热情，然而，更多的是以这些动人心弦的美好字眼为托词，强行干涉别国内政，发动侵略战争，为美国本身和世界都带来了灾难。由此，宗教就对美国外交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不良影响，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世界的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