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某贩毒案件的辩护词

金某贩毒案件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浙江震远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并征得其同意，指派我作为金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庭前我阅读了相关案卷，会见了被告人。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今天法庭调查的结果。现就本案部分事实和量刑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金某第一起贩卖毒品定性和数量有异议。

(一)，起诉书中认定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海洛因数量为0.09克，但对其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是否也认定为贩卖毒品的数量不明确。但辩护人认为在其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9包）不应当认定为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数量。

1，从证据角度来说，在被告人金某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认定为贩毒数量的证据不充分。

(1)，根据被告人金某供述可知，2014年1月8日下午15时许，被告人金某通过朋友即证人胡某的介绍从证人张某处购买毒品海洛因约3克左右。2014年1月9日下午14时许，被告人金某将前次从证人张某处购买毒品中部分（即海洛因0.09克）又贩卖给证人张某。可见，首先，毒品交易的双方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张某，在被告人金某包内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5克和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均来源于证人张某，证人张某是其上家。

其次，被告人金某购买毒品是为了吸食，而不是为了贩卖。其三，被告人金某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给证人张某也有其原因在内，毕竟其毒品来源于证人张某（包括被告人金某贩卖的毒品海洛因0.09克），因为证人急需要少量毒品，被告人金某为了更容易笼络证人张某，增加其一条毒品来源的途径。因此，其贩卖毒品本身比较消极，其本意不是为了获利，主要是担心双方关系破裂，其贩卖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2)，根据证人张某的证言可知，第一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0点30分），证人张某主动到派出所反映情况即有人贩卖毒品，并愿意配合公安机关将贩毒人员抓获。证人表示其对贩毒的深恶痛绝，并向公安机关提供贩毒的电话号码。第二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5点40分）证人为了引诱被告人金某贩毒而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整个交易过程。第三次笔录（2014年1月9日19点40分）证人在2014年1月8日与被告人金某没有见过面。2014年1月7日下午15时左右，证人张某通过朋友即证人胡某的介绍认识卖给其毒品的被告人金某，并互留号码。证人胡某告知被告人金某是贩毒的，以后买毒品可找被告人金某。证人张某主要是陪证人胡某过来的，其与被告人金某没有毒品交易。整个过程均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胡某双方交流，证人张某在小区外面等待，对被告人金某和证人胡某交流内容不清楚。由此可见，首先，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是特情引诱产生的贩卖故意。其次，2014年1月7日下午15时左右，不管是否是存在贩毒交

易，但能确定直接交流的双方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胡某，证人张某不在现场，其没有与被告人金某交易毒品，也不能证明被告人金某和证人胡某之间存在毒品交易。

(3)根据证人胡某的证言可知，2014年1月7日下午14时左右，介绍张某与被告人金某认识，目的就是认识对方。介绍完之后，我就去隔壁菜场买菜，回来后我就与孟某（真名张某）离开。由此可见，首先，证人胡某介绍被告人金某与证人张某认识只是为了认识个朋友，并没有为证人张某介绍毒品卖家就是被告人金某。其次，2014年1月7日下午14时左右，不管是否是存在贩毒交易，但能确定直接交流的双方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张某，证人胡某不在现场，其没有与被告人金某交易毒品，也不能证明被告人金某和证人张某之间存在毒品交易。最后，证人张某在双方认识过程中使用假名。

综上陈述可知；第一，虽然无法证明被告人金某包内查获的毒品是来源于证人张某，但被告人金某的供述与证人胡某的证言却能够印证（2014年1月7日）交流的双方是被告人金某和证人张某。第二，证明（2014年1月7日）证人张某与证人胡某关于介绍双方认识的目的、交易双方存在核心矛盾，但均表示不在交易现场，不确定是否存在毒品交易。可见，证人张某的证言与证人的胡某证言中核心部分相互矛盾且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因此，两证人的核心部分证言存在虚假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最后，证明该起贩毒是特情引诱产生的贩毒故意，可见，被告人

金某并不是常规性的贩毒人员，本次贩卖有其特殊性。

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贩毒行为是特情引诱中“犯意引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三)关于毒品案件中特情引诱犯罪问题。运用特情侦破案件是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手段。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有时存在被使用的特情未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介入侦破案件中有对他人进行实施毒品犯罪的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情况。“犯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

根据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毒品类犯罪案件疑难问题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第六条规定：毒品犯罪中的诱惑侦查问题。

对于侦查机关为侦破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而故意运用特请引诱行为人实施贩卖毒品行为的，对行为人的行为应区别对待：

2、行为人持有毒品，但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从事其他毒品犯罪，只是由于特情主动约定贩毒而产生贩毒故意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

二、辩护人对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金某第二起贩卖毒品事实的定性有异议。

(一)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金某与证人夏某约定交易的5克毒品海洛因为贩毒数量，但对在被告人金某暂住处查获的毒品海洛因22包（净重29.9088）和甲基苯丙胺（麻果两包净重0.4653+冰毒2包净重4.8439克）共计35.218克是否认定为贩毒数量不

确定。

1，从证据角度来说，认定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的证据不充分.

(1)，根据被告人金某供述可知，（2014年10月8日）最后一次供述，2014年8月26日下午23时左右，证人夏某打电话给被告人金某，说其上家“某某”找不到了，其最近用量多。其毒瘾犯了，问我这有没有毒品，还询问了一下我购买的毒品质量和价格。其觉得贵了一点，我说随便你，他说过来看了再说。不久，其就到了我家，我当时觉得不可能。他要真过来，我就免费提供其吸食。冰毒和一部分海洛因是夏某买给我的。（2014年8月27日3时）第一次供述，夏某说太贵了，等他来了再说。到我家给我打电活，我可能在八字桥那里。后来我打电活给夏某叫他到我这里，先试一试东西怎么样。夏某说上家找不到了，他自己急用，叫我卖一些给他，我就答应了。不过还没交易就被抓了。本次查获的毒品来源于萧山小李。冰毒是夏某帮忙从“金二”处购买的。（2014年8月27日20时）第二次供述，夏某问我多少钱，我说620元，他说太贵了。说他要5个。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武林门这里，等下去八字桥，我叫他快点过来。由此可见，被告人金某暂住处查获的毒品部分来源于上家夏某。被告人金某没有向证人夏某贩卖毒品。因此，证人夏某向被告人金某购买毒品，被告人金某虽然明确拒绝，但基于双方曾经保持上下家的特殊关系，在证人夏某强烈要求其毒瘾犯了，被告人被迫帮助并免

费提供其吸食也是无奈的选择。理由如下：首先，双方关系是基于证人夏某是被告人金某的上家为前提，证人夏某处于主动地位，被告人金某处于被动地位；其次，双方就毒品价格的交流目的不是为了进行毒品交易，而是为了了解毒品的行情而进行的信息沟通（包括质量、价格等）；对于证人夏某而言，了解被告人金某从他处购买毒品的消息，是为了进一步招揽客户，防止客户流失。对于被告人金某而言是为了维持货物来源渠道，尽量低价购买毒品。因此，虽然被告人在公安机关的多次供述中就是否‘要贩卖毒品给证人夏某’前后事实部分存在矛盾，但被告人金某在庭审供述时对其前后供述不一致之处给与了合理解释。被告人金可侠庭审供述并不是推翻前几次笔录，只是表明前几次笔录记录不完整。况且辩护人查看公安机关讯问被告人金某时的同步录音，部分录音没有声音，即使有声音也较小。

(2)，根据证人徐某的证言可知，夏某说你买来的东西太贵金某叫他自己过来试一下。当时夏某有这个购买意向，我就听金某说等一下夏某要过来试东西，后来怎么谈的不知道。夏某向金某购买毒品没有听到，谈话内容我没有注意。由此可见，证人徐某对被告人金某和证人夏某是有无毒品交易并不清楚。其做出的证言中：“夏某有这个购买意向”是断章取义性的猜测判断，仅仅就是其听到某部分谈话内容所作出的推测性理解。

(3)，根据证人夏某的证言可知，2014年8月26日晚，夏某与王某交易时被抓，并主动向民警提供线索，配合民警抓获其

他贩毒人员。2014年8月26日晚23时，我联系金某问其有无东西，对方说有，我说要5个，对方说620一个。还叫我抓紧过来，他可能在八字桥。我的上家是王某，基本上我吸食的毒品都是向她买的。由此可见，辩护人对证人夏某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辩护人认为证人夏某证言系虚假陈述。并不否认证人夏某确实想引诱被告人金某贩毒，但遭到被告人金某拒绝。其次是证人夏某的上家一直是王某，其下家是被告人金某。

综上陈述可知；第一，证明被告人金某贩卖毒品的证据只有证人夏某的证言，而证人徐某的证言并不能与证人夏某的证言相互印证。第二，被告人金某的供述和徐某的证言并不矛盾，且能够相互印证。在理解上不能断章取义，仅仅针对某一句话来理解，要针对全文理解。首先，证人夏某在和被告人金某谈话中确实提出购买意向，但被告人金某明确拒绝。其次，证人夏某提出其毒瘾犯了，被告人金某免费提供毒品让其试一试。（说白就是买没有，吸食可以。）第三，被告人金某供述证人夏某一直是其上家，迫于特殊关系免费给证人夏某提供吸食符合常理。但证人夏某陈述上家一直是王某，本案中陈述被告人金某是其上家，这种解释不合理，毕竟证人夏某本次是想引诱被告人金某贩毒，况且本案中仅提供证人夏某一份陈述，也有违常理，毕竟夏某已经归案，且受到审判。

2，从其他证据角度来说，被告人金某也不是贩毒人员。

第一，首先，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其吸毒史较长，大约20多

年，其次是吸食的毒品量较大，采用注射或吸收方式，每次达到0.6克。第二，根据强制戒毒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可知其吸毒成瘾，抓获时尿检呈阳性（刚吸食过毒品），同时也可以证明其因为吸毒曾经被多次被强制戒毒。第三，根据搜查笔录和扣押清单可知，在被告人金可侠住处所搜到的物品并没有贩卖毒品所需称量工具，在所搜到的毒品中也没有事先准备好的5克毒品，可见，从常理上来说，被告人金可侠也不符合贩卖毒品的外在表现。第四，从起诉书认定的两次贩卖毒品的时间来说，间隔7个月以上，尽管第一起被认定为（特情引诱）贩卖，但不能以此为依据认定第二起也是贩卖毒品。

行为人持有毒品有其合理的理由即被告人金某是长期吸毒人员且吸食毒品数量较大。被告人金某持有毒品的目的不是为了贩卖。即无任何证据证明其从事其他毒品犯罪行为。

因此，辩护人认为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金某第二起贩毒证据不充分。认定本案事实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得出唯一性结论，且与推理不符合逻辑和经验。可见，据以定罪的证据与证据之间无法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在认定事实存在模糊之处难以正确适用法律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该原则也被称为“罪疑惟轻”原则，“是指犯罪事实上存在与否在证据上尚有合理怀疑时，则本乎刑

罚解释谦抑性的作用，应为有利于被告之推定”

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不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

四、关于毒品数量的认定问题。

辩护人对以下四个编号的毒品数量认定有异议的。

1，根据搜查笔录和毒品称量签可知，在被告人金某暂住处查获的毒品中：编号为1-1的数量为2.592克；编号为4-2的数量为0.27克；编号为7的数量为15.09克；编号为8的数量为0.37克；2，根据检测证书可知，在被告人金某暂住处查获的毒品中：编号为1-1的数量为2.6234克；编号为4-2的数量为0.2924克；编号为7的数量为20.9701克；编号为8的数量为0.3861克；3，根据小河派出所和南星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在被告人金某暂住处查获的毒品中编号为7的数量为23.4676克；因操作不当计量单位误用PWT（英钱）当克计算。

可见，根据毒品称量签、检测证书和情况说明可知，编号为7的毒品数量的认定三者之间存在较大的误差。虽然公安机关对误差给予合理解释即操作不当计量单位误用PWT（英钱）当克计算。但辩护人认为这种解释不合理，理由如下：第一，公安机关作为承办单位经常使用电子称，对计量工具的使用上应当非常熟练。第二，公安机关在被告人金某暂住处查获的毒品26包，

只有编号为7的毒品数量称量中存在操作不当计量单位误用PWT（英钱）当克计算。而其他毒品称量却不存在该种情形。况且这些毒品均是在同一时间段内使用同一工具称量。第三，根据毒品称量签和检测证书对比可知，存在数量误差的不仅仅是编号7，还有其他3个编号存在误差。

因此，在毒品认定上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人金某的认定即从低认定（编号为7的数量为15.09克）。

五、被告人具有立功情节

根据情况说明（105页）可知，2014年3月3日，被告人检举他人贩毒行为并配合公安机关抓捕，民警根据其提供的线索并在其妻子徐某的配合下，于2014年9月24日将犯罪嫌疑人李某逮捕。

根据逮捕证可知，犯罪嫌疑人李某被逮捕的事实。可见犯罪嫌疑人李某犯罪行为已经查证属实。

最高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

六、被告人具有酌定情节

1、被告人金某归案后，在公安机关讯问时就如实交代该犯罪事实。被告人能如实交代其本身就是难能可贵得。如果没有被告人的如实供述，不仅会增大司法机关办案难度，滞迟办案进程。更可以看出被告人悔过态度是诚恳的。

同时说明被告人确实已经认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对所犯罪行并没有逃避，主动承担。而且被告人自己对将要承担严重后果也体现一种赎罪的心态。

根据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希望被告人以此为戒，做任何事情都不要盲从，学会自我反思。希望法庭给被告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恳请法庭根据被告人具有的法定和酌定情节，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建议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充分考虑，采纳。

辩护人：王福平

201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