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金融腐败的特点

浅谈金融腐败的特点、原因及其防治措施

本文系武汉预防职务犯罪研究中心研究课题“腐败犯罪行业性特征研究”〖jp〗

［whrcac2008a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卫东（1968－），男，湖北宜昌市人，经济学博士，现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政策分析。

摘要：金融反腐工作因近年来金融腐败给国家经济及人民利益带来重大破坏和损失而越来越来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关注，如何有效地实现金融反腐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本文运用系统论分析方法，通过大量金融腐败案例的研究总结出当前金融腐败的主要特点，探讨金融腐败发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求解之道，以求建立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金融反腐综合整治体系。

关键词：金融腐败；特点；原因；防治措施

金融在一国经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社会经济的核心和纽带，被形象地喻为一国经济的“晴雨表”和“命脉”。近年来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局部金融风险以及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更加凸现出金融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人们在关注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把金融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实际上，金融安全牵扯到很多方面，金融是否安全固然与金融政策和经济背景密切相关，但金融领域内部发生的腐败同样给金融乃至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近几年来，尽管金融系统的腐败的恶性发展势头初步得到遏制，重大金融腐败案件还是时有发生。为保障金融稳定有效运行，减少金融腐败案件的发生，就必须首先搞清金融腐败的特点及其发生、发展的原因，从而可以对症下药，从根本上取得金融反腐的胜利。

一、金融腐败呈现的特点

金融业涉及国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腐败案件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但仔细分析近年来发生的众多金融腐败案件，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总结出它的一些基本规律和特征。概括起来，金融腐败主要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金融腐败趋向于“合作”——同谋作案

随着我国金融监管力度加大、金融业内控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单独作案难度增大，于是共同联手作案增多，单个案件的涉案人员增多。有的是内部人员相互勾结，共同牟利；有的是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共同作案。根据银监会的统计分析，在频发的金融腐败大案中，“内外”联手作案的达到了80%以上。大量事实也表明，银行“内部人”要把巨额资金挪出银行，需要“外援”配合；“外援”虎视银行资金，也必须“内部人”倾力协助。金融腐败大案中的“内外勾结”者无不深谙此道。例如，2005年1月4日，东北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去开户行哈尔滨河淞街中国银行对账，发现账户中共计2.93亿元存款去向不明。同日，东北高速接到子公司——黑龙江东高投资报告，称其存于河淞街中行的530万元资金也不翼而飞。经公安机关查实，在河淞街中行等银行失窃的存款超过10亿元。2004年12月30日，该行行长高山在席卷了这10亿元机构存款后，出逃加拿大。第二天，他的小学同学、“富甲冰城”的李东哲也随他而去。被卷走的这些巨额机构存款，都是他俩揽储而来。高山是银行的“内部人”，李东哲作为“吸收存款经纪人”，二人与机构达成约定：对方将大额资金存到高山所在的河淞街中行，而高山和李东哲则按高息支付存款回扣以吸引社会机构的“闲置资金”，如辰能公司近3.2亿元就这样存入了河淞街中行。自2004年10月以来，他们通过李东哲的空壳公司频繁转账，高频巨量向境外汇走了一笔笔巨款，最终酿成这一起

震惊海内外的“内鬼外贼”联手作案的典型案例。从各地公开的报道看，这种典型案例还有不少。

（二）涉案金额越来越大、造成的经济损失特别严重

据《廉政瞭望》记者调查，在金融体系内由于“内鬼外贼”的相互勾结，动辄几个亿、十几个亿，甚至上百亿元的骗贷大案时而发生。如广东佛山南海人冯明昌创造的“骗贷之最”是105亿元，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联手盗窃银行资金4.83亿美元。步其后尘，哈尔滨河淞街中行原行长高山在“外贼”李东哲的掩护下，狂卷银行10亿元机构存款潜逃加拿大。接着，湖南株洲市商业银行原行长黄石山与其情妇王湘妮“风卷残云”7个亿后出逃菲律宾。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胡楚寿被查实的受贿款是635万元，农发行副行长于大路受贿金额是800多万元、挪用公款410万元。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银(香港)行政总裁刘金宝被查实的受贿款是140多万元，贪污752万元，另有1451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日前被判处死刑的农行北京分行科技处处长温梦杰，索贿受贿1073万元、贪污432万元。这些金融贪官与工行南海支行原行长林裕行比，又是“小巫见大巫”。林裕行个人先后收受冯明昌等人贿赂3500多万元，单位非法收受冯明昌等人贿赂7080万元等，这些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三）腐败分子作案手段隐蔽且技术含量高

一些金融系统的腐败分子在内部结成了利益团伙，他们官官相护，互相掩盖，作案的隐蔽性不断增强，以致长期不被发现。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联手盗窃银行资金4.83亿美元，时间长达8年之久，可一直无人知晓，直到2001年12月12日全行电脑联网时，才发现巨额资金被盗，而在10天之前他们就经香港出逃到了加拿大，接着又去了美国。株洲市商业银行原行长黄石山也是在出逃菲律宾后，才被发现他们捅出的7

亿元惊天大“窟窿”的。而据四川省银监局介绍，所属银行基层网点发生的犯罪案件，一般的隐匿期也有两年之久。此外作案手段日趋高科技化，也使得金融腐败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大大增强。运用电脑作案时间短、取证和固定证据难度大。如河北省任丘市人民银行联合会计杨某利用计算机程序缺陷，连续作案5年，窃取现金1500万元。

（四）职务犯罪范围扩大，“一把手”及重点岗位工作人员实施犯罪现象突出

从全国发生的金融腐败情况看，职务犯罪已渗透到信贷、计划、会计、出纳、储蓄、国际业务等各个部门，涉及到从吸收存款到票据结算、发放贷款、出具信用证等各个环节，既有一般工作人员，又有分、支行干部，更有总行级领导。值得关注的是，“一把手”及重点岗位工作人员实施犯罪现象尤其突出。建行原董事长张恩照，收受美方一家商业公司贿送的100万美元，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对外形象。建行原行长王雪冰、光大集团原董事长朱小华等都有海外任职经历，他们的丑行在国际上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中国银行原副行长、中银(香港)行政总裁刘金宝原在上海工作期间接受重金贿赂后，越权限、逆程序向万泰集团违规放贷15亿元，其中不良贷款高达10亿元。一些分行、支行行长，利用手中权力疯狂捞钱的案件频频发生。如在温州中银大厦腐败窝案中，国家损失3500万元，牵出了43名违法违纪人员。原中银温州支行行长叶征、副行长卢明顺、符加蝶、鲁荣华，以及其他案件牵扯出来的交行苏州分行总经理蔡涵刚、工行四川乐山分行行长朱雪纯、工行河南驻马店分行行长孟凤岭及乐山路支行行长张学勤等腐败分子，都是被权钱交易拉下了水。

（五）腐败主体的专业水平和知识水平都比较高

随着金融业腐败的发展变化，较高文化层次的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已成为腐败的“主力军”。金融工作的专业化要求从业人员具有丰富的金融知识，熟悉金融管理、资本运作、会计、审计等方面的业务，否则很难胜任，所以对学历、业务水平的要求相对较高。金融业的一般工作人员如出纳则多数为高中生、大专生，而部门负责人，金融业的各级干部除少数靠熬年头得以升任之外，大多数都是正规科班毕业。一些风险大、竞争激烈、技术严格的部

门和岗位，尤其需要专业人才和特殊能力的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精、能力强的人脱颖而出。事实上，这些部门和岗位的重任确实是由年轻有为的干部担任。但正是其中一些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金融业领导干部，由于把握不住自己而走上了腐败犯罪的道路。例如，武汉市检察机关1996～2000年底查处的104名腐败分子中，35岁以下的占60％以上，其中具有大专、本科以上学历的占55％。

此外金融腐败还呈现出“低成本、高收益”，犯罪主体的岗位呈现出多层次，窝案串案突出等特点，这都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金融腐败发生的原因

纵观这些林林总总的金融腐败案件，虽然说导致金融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就我国近年来发生的这一系列金融腐败案件而言，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环境处于转型期

我国金融体系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阶段的转型期，存在许多制度上的漏洞和不完善之处，易被腐败分子利用。事实证明，哪个时期的金融秩序混乱，哪个时期的案件就多；一个地方的金融秩序不好，这个地方的金融案件发案率就高。经济转轨时期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成为金融腐败滋生的温床：一是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组织结构欠缺，如分支机构下级只对上级负责,并且上下级之间存在紧密的内部利益关系,监督主体实质上存在缺位问题；又如我国一些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存在股东责任淡化问题,董事会、监事会的作用还未完全发挥,形同虚设。二是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缺失。有些金融机构对内控制度的认识还不很明确,忽视了内控制度是一种机制,是一种贯穿于决策、执行和监督整个过程之中的相互制约的防范机制,因而缺乏执行内控制度的意识。还有些单位发现问题处理不及时,执法执纪不严,内控执行机制和处罚机制弱化,缺乏足够的威慑力。三是转轨时期金融行业在机制转换过程中出现了规范的缺陷性和冲突性,为金融行业留下了“腐败的缝隙”。四是高收益低风险成本效应助长了金融腐败。腐败成本主要指被抓住后所受到的惩处,腐败行为被抓住只是一种可能性,因而腐败成本实际上是预期成本。如果一个特定时期腐败收益远远大于腐败的预期成本,就形成了腐败激励机制。在金融行业,由于目前的一些制度安排(包括法律法规和内部治理)存在不少缺陷,易被腐败分子利用,大打“擦边球”,模糊违规与违法的界线,造成监管查处上的难度,因此,腐败被抓住的“概率”极低,导致金融腐败成为“高收益、低风险”行为。

（二）个人主观因素

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与市场经济的现实发生矛盾,旧的道德观念没有根除,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约束制度体系又尚未建立,难免出现道德规范认同障碍。这就直接导致了道德约束的软弱无力和行为的失范,金融腐败就是这种失范状态的表征之一。这种道德防线的溃塌带来的不良后果,在金融行业突出表现为金融道德风险。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金融系统中一些领导干部和员工心理严重失衡,思想道德底线经受不住金钱美人的诱惑，没能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背离职业道德和职业良心。同时，有的单位特别是一些基层单位重业务开拓、轻队伍建设，对员工重使用、轻管理，政治思想教育不到位，使思想意志薄弱者得不到及时的教育和警戒，逐步走向歧途。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教育薄弱，素质偏低。由于金融部门业务范围的扩大，新招录人员多，且录用人员多为银行职工子弟和青年学生。许多青年毕业后从事银行工作即经手管理大量的钱财，加上某些领导同志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在业务工作上，放松了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和法纪教育，致使个别人一旦掌权就利用职务便利以权谋私，以私害公，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2、防范意识差，有章不循。金融部门在储蓄、信贷、结算、稽核、审计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健全的规章制度。但是一些金融部门特别有些领导干部防范意识差，忽视安全管理，不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有关规定，对职工管理不严，漏洞百出，甚至存在着违章办公的现象，对于暴露出来的苗头倾向，未能引起警觉和重视，有的领导疏于职守，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通过调查还发现，有的发案单位深怕将不法分子绳之以法会损害本单位的荣誉和干部职工的利益，遂采取以罚代刑或行政、党纪处分，自我内部消化，客观上助长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

3、法制观念淡薄，私欲膨胀。金融领域的腐败分子大多数缺乏法制观念，有着强烈物质享受的欲望。随着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被拜金主义思想冲昏了头脑，盲目攀比，贪占欲望无限膨胀，把手中的权利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三）规章制度无效或失效——出现制度“黑洞”

金融体系中的规章制度无效或失效主要体现在一下几点：一是有的单位没有认真执行双人临柜、双人管库、离岗交接登记等制度。有些单位一线岗位，如会计、出纳之间缺乏制约，一人多岗、互相代岗、脱岗现象较为普遍，给腐败分子钻了空子。二是对重要空白凭证和印章、单据保管不严，对过期作废的重要凭证不及时清理。三是不按规定管理电脑，不严格执行微机操作程序，一些操作人员也不注意保密。四是监督检查不力。一些金融机构监督机制不健全，对所辖基层单位缺乏有效监督或放弃监督，难以及时发现问题。有的单位检查人员责任心不强，检查不深不细，未能发现问题。特别是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一些“一把手”滥用职权，带头违反规定，违规操作，酿成重大案件。

（四）查处打击起不到应有的警示作用

一是有的单位发案不报，压案不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助长了歪风邪气。二是有的地方公安、司法部门对金融违法违纪分子打击不力，存在重罪轻判的现象。三是办案力量不足。一些基层金融机构纪检监察部门由于人手不够，有些案件未能及时发现，有的案件未能及时查处，使一些作案分子作案后潜逃，加大了办案难度，在客观上滋长了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

（五）权利因素

权利在金融腐败案件中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权力的“寻租”与“设租”是金融腐败之源。腐败总是与相对稀缺资源的垄断权相伴而生,在金融交易中,金融腐败体现为利用资金配置权进行的寻租行为。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指出,我国作为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政府配置经济资源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过大是市场发育缓慢、腐败难以消除的最重要原因。从早期的商品差价寻租,到近10年的要素寻租(包括土地批租、金融腐败和公司上市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等),无一不存在权力腐败的踪迹。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金融资源一直是市场上的稀缺资源,增大了银行腐败的可能性。

2.权力的失控和缺少制约催生腐败。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近年来,在一些金融机构中,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过于集中,领导的分工负责也淡化了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说了算,民主集中制得不到贯彻执行,导致“权力不对称”和权力使用上的失控。从金融部门的监督环境看,现行的监督体制也存在明显弊端,监督主体权责不明且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导致对权力的监督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监督无效。在金融部门“一把手”腐败的案例中,“一把手”往往通过培植亲信、排斥异己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同时又容不得不同意见,用人一句话、用钱一支笔,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致使以贷谋私、以赔谋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消极腐败现象的不到根本的遏制。

3．考虑到我国金融业处于经营体制转换的特点，一些银行领导仍旧沿用过去旧体制的工作思路，唯上级命令是从，或者迫于方方面面领导关系的压力，不顾金融业的正常业务原则，无视可以预见的金融风险，结果给金融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更有一些行长完全将银行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根据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取舍信贷项目。这些都是旧体制下视金融企业为行政机构附庸和工具的反映。

（六）金融监管机制不活，力度不够

按现行管理体制，一级农行的金融监管由上级行和同级人行负责。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监管的方式、方法、手段等长期保持一贯制，监管的思维、范围、领域等也是多年面貌依旧，有些检查充其量是应付日常工作，并无实质意义。如沭城分理处帐外经营问题被人举报后，省市农行及县人行均分别派人对此进行调查，但最终竟都草草了事，并未发现存在的问题。农行稽核办负责人在任职上的弊端也是沭阳县支行案件发生的重要因素。从现实情况看，稽核办主任并未完全实行异地任职，有些人原本就是各驻在行的中层干部，这其中部分人在担任该职务以后，并不能真正发挥稽核作用。如本案涉案人宋广明，他原本是沭阳县支行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为了能被推荐担任市行派驻沭阳县支行稽核办主任，多次向周明行贿计数万元。他担任稽核办主任以后，出于种种原因，对行里的一些问题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沭城分理处帐外经营的问题被发现后，他竟包庇掩盖该问题，致使该分理处主任赵苏和等人的非法行为愈演愈烈，最终造成了巨大的后果。

三、金融腐败的防治措施

金融反腐工作是一个复杂、动态、综合的过程，在这一工作中应坚持“标本兼治，防治结合”的原则，根据以上对金融腐败原因的分析可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整治，形成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金融反腐综合治理体系。

（一）改革、完善金融制度、实现制度反腐

要想根本解决金融腐败的问题，首先必须从制度上下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体制创新遏制金融腐败。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督体系，推进金融法制化、市场化进程。通过金融体制创新，增强金融透明度，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办事规则，加强对“权、钱、人”的监督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进一步做好金融体系内人事体制改革严把入口，选贤用人。同时加快推进建立健全规范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内控制度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构建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制度体系。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效遏制金融腐败产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金融企业要深入调查研究，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要注重金融资产有效管理制度的建设，要根据金融资产运营实践，不断适时调整、补充，采取积极措施，努力构建针对性、操作性都很强的内控制度体系，以增强整体控制能力。在完善内控制度的基础上，要大力强化内部管理，特别要严格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切实提高规避、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确保金融资产稳健经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严密的规章制度，能最有效地预防违法犯罪的发生。这些规章，一方面要全面，一方面要细致，另外还要具有可操作性，即对各种人员包括领导、部门责任人、审核人、以及其他所有接触财物的人员，财物流程的各个环节都要规定。规定要具体，遵守什么，如何做，做的标准是什么等等，要保证制度能够运行，不成为一纸空文。

（二）强化检查、监督，增强对权利的约束

强化金融业务检查监管工作，进一步完善检查方式和规范检查行为。金融企业要深挖根源，解放思想，强化意识，加大对金融业务的检查监管力度，要站在“高处”看检查，跳出“圈子”搞监管。首先，要立足实践，建立健全相关检查监管规章，做到有章可依、有章必依；其次，要拓展检查范围，在做好常规检查外，抓好重点岗位和重点项目的专项检查；再

次，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检查监管的方式方法，努力解决力度不足、深度不够及手段单调等问题；最后，要依法依章检查，规范检查行为。在检查监管工作中，监管部门要理顺关系，特别是稽核部门要真正发挥稽核功能。要善于把握新形势下金融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及规律，深入研究作案人反检查心理和手法，注意发现和搜集案件线索。检查监管人员的权责必须明确，一份权力要对应一份责任，严格责任追究制，严禁有案不报、报而不查、查而不处。对检查工作不重视、走过场，或在检查工作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要视具体情节和后果追究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责任。此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做好事前防范性工作。明确金融业务各个环节的分工，使其相互制约，相辅相成。在工作中，坚决避免一人包揽多项工作。凡直接接触现金的工作，要两人以上共同完成，对重点部门的重点业务进行审核，每日、每月、每年度例行检查，领导进行不定期抽查。要善于通过这些工作发现苗头性问题，见微如著，及早防治。二是做好事后的监督工作。金融领域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增强法律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对违反信贷制度的人员要追究责任，对于达到犯罪的，绝不姑息、迁就，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避免内部消化现象的发生。三是引入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对于工作出色，依法办事的工作人员，单位及新闻部门应及时予以宣传，弘扬正气；对于违法违规的现象，要及时给予曝光，以起到警示震慑作用。金融部门要真正确立起监督意识，确保各种形式的监督顺利展开，使监督工作不仅仅停留在口头或书面上，而是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三）加大腐败成本、震慑犯罪分子

为了提高反腐工作的警示作用要做好一下几点：一要加大查处力度。对重大腐败案件，要由领导干部挂帅，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快查快结，并及时通报案情，以起到震慑腐败分子和教育干部职工的作用，以儆效尤。二要加强与地方纪委、司法部门的密切配合，做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迅速突破重大案件和复杂案件，严惩腐败分子，对个别量刑过轻的案件，要及时向司法部门提出，使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三是要加强国际合作，与国际金融组织协调行动，共同对付国际金融腐败问题。四是对犯罪分子除判处徒刑外，还要进行经济处罚，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处以罚金，使腐败分子身败名裂、人财两空。五是坚持责任追究制度。对发案不报、有案不查，甚至包庇、袒护腐败分子的行为，严肃追究责任。金融领域目前正处于腐败现象的高发阶段，有鉴于此，反腐败斗争也应加大力度，治贪用重典，反腐发狠招。金融部门要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把打击金融领域工作人员违法犯罪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严格执法，从严惩处，打掉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以此推动金融领域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在工作中要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确保发现一个，查办一个，成功一个，从重处罚，坚决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法律上占便宜，树立广大金融干部职工的良好形象，维护稳定的金融秩序。

（四）强化思想道德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筑牢思想政治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

在大力推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今天，金融企业要根据行业特点，大力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员工的思想素养；二是大力加强党纪法规教育，增强员工的法制观念;三是大力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引导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四是大力加强行纪业规教育，增强员工遵守规章制度的自觉性和严格性。全行业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全面筑严思想政治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

（五)建立和完善防治金融腐败的法律体系

逐步将防治金融腐败纳入法制化轨道，做到金融反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加快金融立法的步伐，不断完善我国金融法规体系,及时制定如《银行业监督法》、《保险业监督法》、《证券业监督法》等重要的金融法规。

2.加强金融刑事犯罪方面的立法。一是要根据金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金融领域出现的违法违纪新动向、新问题,及时修改《刑法》有关金融犯罪方面的规定,以便更好地协调刑法和金融法规的关系。二是要考虑超前立法,把未来可能发生的某些严重金融腐败行为列为犯罪行为。三是要加大刑法对金融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有效地发挥刑法在打击金融腐败中的应有作用。

（六）建立金融腐败全方位预防系统

在防范手段方面，要实行群体预防、专业预防和技术预防。在防范策略方面，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强一般预防、重点预防和特别预防。在工作环节方面，要突出抓好家庭预防、单位预防和社会预防。要使预防机制的各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补充。要注意发挥家庭、单位、社会预防的综合效应，使三道防线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协调配合，互相联动，形成机制，更有效地抑制金融腐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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