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萌芽

科学的萌芽

——墨家思想的启迪

始自公元前770年的春秋战国，随着始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功业，伴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的局面，以恢弘之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正像狄更斯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希望之春，也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的事物，人们面前也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也在直下地狱。”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吟诵着他们的思想，那么多的智士能臣追逐着他们的理想，那么多的英雄美女歌唱着凄美雄浑的挽歌，好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

春秋战国是个思想发展极其丰硕的时代，据《汉书》记载，周末的思想有九家：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当时的显学大致便是儒家、墨家和道家。孟子（《孟子·滕文公下》）曾言：“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当时墨学之盛行于世。

较之于儒家、道家、以及由荀子发扬，韩非集大成而著称于世的法家，墨家是非常特别的。它的特别之处由外在观之，则在于其组织形式之大不同；然外在之表现必有其内在之本源。从思想价值观念来看，墨家与儒家、道家是极为不同的，这正因为这些不同，使得墨家虽没有如孔门三千般的组织体系，其集体内核却依然统一。墨家是一个学者和工匠相结合的学派，其成员大多属于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与科学研究活动的社会阶层，这样的组织看似散乱，却有其产生的必然性。科学哲学家库恩曾提出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在这样的组织中，成员间享有共同的基本的信念。在此基础之上，活动理论学家们（Lave & Wenger，1991）则提出了实践共同体的概念，来体现活动将个体与共同体加以联系的重要性和共同体使个体实践合法化的重要性。一个实践共同体是一个诸多个体的集合，这些个体长时间的共享共同确定的实践、信念和理解，追求一个共同的事业（Wenger，1998）：具体说来，共同体并不意味着一起出现，有一个明确界定身份的小组，或存在可以看见的社会界限，而意味着对一个活动系统的参与，在这个活动系统中，参与者对于他们在干什么，这在他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对它们的共同体意味着什么有着共同的理解。

墨家便是一个这样的共同体，在这里成员间共享着不同于儒家、道家的思想观念，由于其组成成员的特点，墨家的思想中有着重视实践的一面，有其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也有其功利主义的一面（墨子讲义，却诉诸于利：“义，利也；利，所得而喜也。”《墨子·经上》）。

较之于儒学、道学，从本质上而言，墨家看重的乃是“人为”，也正因此，才催生出了墨家相似于西方科学的一些可贵的科学思想、科学论证、科学实践。

牟宗三先生说中国并非没有科学，只其科学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大不同罢了，西方之科学旨在主客二分，研究自然之规律，中国之科学却讲求天人合一，实乃生命之科学，这大概是顺着儒释道哲学的进路而论，若论及墨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的土地上便已然具有了如西方科学相类似的科学的萌芽。只是这萌芽还未及含苞，更毋庸谈及盛放，便遭了贬斥，成了绝学，自秦以后渐渐销声匿迹，不显于世。

具体来看，墨学的科学思想及其科学研究成就可就以下几方面观之[9]：

1、关于物质观，墨家提出了类似于原子论的思想。原子论由古希腊智者德谟克利特提出，在日后西方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奠基性的作用，一方面是牛顿等科学家从科学上对其进行取舍，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许多哲学家，如：罗素等人则对其进行了内涵的深化，为西方科学的思想提供了认识论上的基础，由此足见其意义。墨子提出“端”、“尺”、“区”、“穴”的概念，即相当于后人所说的点、线、面、体，阐述了物质的组成结构。此外，《墨经》中还包含了朴素的物质不灭思想：“可无也，有之而不可去也，说在尝然。”意指：本来没有的就不会有，已经有的也不可能消灭，因为它曾经有过。然而，墨家也不否认事物具体的增减变化：“偏去，莫加少，说在故”，具体事物可增加减少，然其总量却在变化中依然如故，由此观之，墨家实已蕴含了一定的守恒律思想，而且这种守恒是在运动变化中的不变性，是辩证的守恒性。

2、关于方法论，墨家的科学思想中既有欧几里得式的逻辑，又有阿基米德式的实验，倡导以“取”验证知识，并“以名取”，即：以实验及实际的应用来考察知识的可靠性；除此之外，墨子还提出“察类明故”、“以见知隐，以往知来”的认识论原则。“察类”即讲求分类，确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推理时，要“以类取，以类予”，在同类事物中进行，“异类不比”。“明故”即明“所以然之理”，认清事物间的因果联系，从而探究自然发展的内在规律。至于“谋而不得，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认识事物要善于根据过去的经验来推知未来，从表面现象深入到隐蔽的本质中去。

3、墨家还积累了丰富的力学、光学思想。其中，动力学的基本概念是“力”，静力学的基本概念是“衡”，光学的基本概念则是“射”，这些与欧洲科学之发展是何其相似。

（1）《墨经》探讨了机械运动的问题：“动，域袭也”，还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区分，将机械运动分为了平动与转动两种形式；至于运动的原因，他们认为：“力，形之所以奋也”提出了力使物体运动的观念；另一种作用则被称为“久”，“止，以久也”若要物体停止运动，则要对其施加作用，由此已可看出初步的惯

性思想；此外，《墨经》还探讨了重量的普遍性与意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力学的杠杆原理以及浮力等问题。可见其科学思想之丰硕，研究范围之广泛。然而，墨学所提之力，是从“体力”、“力气”的概念中引申出来的，还不具备牛顿所提之万有引力的力学内涵，而且，墨家所作的论述，大多也止于定性的分析，而缺乏定量的说明，然而，与同时代欧洲的科学家、思想家相比，墨学之成就依然是领先于世的，可惜这样的科学萌芽却无后继之人，科学发展的接力不曾延续下去，便渐渐消弭了。

（2）就光学而言，墨家研究的基本观点乃“照若射”，即：光沿直线传播，根据此原理，他们对一些光学现象进行了解释：小孔成像实验、物体与影子之间动与静的关系，以及平面镜、凹面镜和凸透镜的成像规律。也正是在光沿直线传播的基础上，人们在实践中、科学研究中发现了偏离直线传播的情况：反射、折射、散射、衍射、进而研究干涉、衍射之规律，提出光的波动学说，开辟了一条光学发展的进路，然，中国科学实乃有其源头，却乏其延续，放弃了原子论的物质观念，走向了道家元气论的科学思路，即认为：气乃世界之本原，有生于无，有形生于无形，气不断运行，轻者为天，重者为地，气聚为物，物散为气，此种无形无界之物，便注定无法成为机械运动的物质载体，亦不可能衍生出质点、惯性、质量等力学体系赖以建立的核心观念；既无形，便也无需引入定量的空间对其加以描述，由此中国科学便不再重量化的考核，而偏重定性的分析；气之运动便是所谓聚散，对其认识需从生成演化的角度来谈，加之元气论所言之气可“自变”、“自动”，物体间之作用通过气来传导，由感应而生，皆可实现所谓超距，便忽视了物体之间的直接作用和联系，诸上种种，怎能衍生出力学分析的进路呢，由此，墨家以后，中国之科学便注定会与西方科学的发展失之交臂，愈渐疏远了。

人们研究墨家，大多将其比之于儒家、道家，尤其墨翟本就“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墨学的产生亦是从非儒反儒、与儒争论的过程中渐渐形成的。因此，比之于孔子之仁义、礼治，墨子则倡导兼爱、非攻、尚贤、交利：儒家法周，墨家法夏；儒家不信鬼，墨家便明鬼；儒家讲厚葬久丧，墨家便倡节葬；儒家重礼乐，墨家则非乐；儒家信天命，墨家则非命；儒家坚持爱有差异，墨家则将兼爱；儒家重义轻利，墨家则伊莉为义；儒家将“亲亲”、“贵贵”，墨家则主张尚贤。

墨家与儒家之争辩虽激烈而不乏思想之互进，然这辩论却不曾从根本上涉及墨家的科学思想，而是大多仍停留于一些价值观念的形而上之争，便也就无法真正促进那弱小的科学萌芽所应该带来的科学革命，以及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的建立和科学实践的发展，使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纵观墨家之成就，其价值之核心并不应在于提出兼爱、非攻等道德观念之变革，而实应在于其所深刻蕴含的“人为”观念，科学思想及科学方法之萌芽，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贝尔纳

曾指出：“现代科学是直接从希腊科学导来的，并由它备下了一个大纲、一宗方法和一套语言，所有现代科学以之成长那些一般问题，……都是由希腊人为之定出的表述方式”，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希腊时期的科学思想便是西方科学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脉络根源，由此观之，墨家所昭显的科学萌芽，倘有后人能继之以学，发扬光大，中国科学或许便是截然不同的一番面貌了罢。

墨家缘何会产生出这样不同于儒家、道家的科学萌芽呢？从本质上而言，正在于冯友兰先生所认为的墨家思想的特质：中国哲学的第三种趋势，即“人为”。与此不同，道家代表了中国哲学中的“自然”取向，而儒学则取其中道。自然与人为，对应于天工与开物。《庄子·秋水》中有言：“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为人。”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家认为万物在其自然状态中都是完全的，人与万物相似，生来皆蕴含着自然所赋予人类的“道”，人所应当做的，便是遵循他的自然，满足他的命运，所以，他们讲求“复归自然”，儒家并不与自然彻底的决裂，却也倡导人为的努力。然而，正如《孟子·尽心上》所言，“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者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异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认为，人是不能控制其身外之物的，但是人的内心之中有上天所赋予其的天理，故人亦可从中获得真理和幸福。

这便大不同于西方科学之本：物我两分，西方科学正是将自然作为脱离于人类的客观存在对其加以认识的，其科学的追求在于掌握自然的规律，并最终征服自然。这与墨家“人为”的思想异曲同工，也正由此，方衍生出了墨家学派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面。也正是本着这样的理念，方使一群背景各异的成员集合而成集体，形成了当时盛极一时的墨家学派。

顺着这条脉络，也可对墨家衰败的原因加以另一方面的审视，论及墨学的衰微，学者大多认为一方面乃墨家学说自身的一些严苛，不合理处，一方面则由于社会统治阶级的摒弃和打压，然则，共同体如若当真具有坚实的内核，纵然环境更迭变迁，也当有岿然稳固的根基，又何至于在外力的作用下被“连根拔起”。从欧洲漫长的中世纪时期经院哲学的盛行与教会对科学家的残酷镇压，与布鲁诺等人誓死捍卫真理，促进科学在举步维艰的境地艰难发展便可看出，科学发展固然会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却也有其内在可循的规律，并不会因政治的倾向而全然失了自身的“色泽”。墨子去世之后，墨家便分离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关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其自身亦不互相认可。这种内部的分裂无疑更加剧了墨学的衰微之势，何以至此，我想其中一大原因便源自其共同体内核之把握不清所致。墨家的成员本就混杂，其成员多是一些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与科学研究活

动的庶人，如若能以实践之发展，科学之思想作为共同体的内核，成员之间便会由共同的信念生出密切的心灵的思想的纽带来，而这纽带又是截然不同于当时墨家以外的其它学派的，对于这些人，惟有墨家能够提供给他们这样一个互相交流、彼此促进的平台。共同体便在具备下述三方面的特征下持久的发展壮大起来了：

1、共同体逐渐具有了共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包括共享的目标、信念系统和体现自己规范的集体故事。在其中，意义的制定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以所有这些共享经验组成的一个集体知识库为基础的。

2、个体与共同体构建了一个嵌套的互动网络，个体通过将共同体的实践个人化而转变和维持着共同体（Lemke，1997；Rogoff，1990），而共同体则通过提供个人化的机会和最终促成文化适应的途径转变和维持个体（Reed，1991）。

3、个体在共同体中不断进行着身份的建构，即：从边缘参与者逐步成为核心成员，并最终将这种身份建构与能力的发展统一在一起，在促进个人发展的同时，推动共同体不断进步，实现一种再生产的循环。

由此可见，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其不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其思想之瑰丽为当时一批致力于科学实践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卓有意义的共同体，然而，共同体成员对其核心价值的把握却并未真正彰显出墨家学派的价值，也便最终导致了这样一个没有了共同信念基础的学派的分崩离析。

清朝以来，及至今日，国人皆倡导西学东渐，虽扬言鄙斥拿来主义，然中国当今科学之发展却仍落后于西方，亦步亦趋之间，大多以西方之成果作为国内学术研究的摹本与方向，然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既然不同，又如何能够真正体会西方科学之内在本源：科学精神。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式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可见其先贤的智慧，科学精神对当今科学家从事研究所带来的深远而积极的意义，中国科学的发展，若从中国先贤的科学思想中抽丝剥茧，牵引成线，或可为现今的学术研究从源头上找出一汪澄澈的活水来。

参考文献：

[1] Lave J., & Wenger, E., “Situated Learning :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Wenger 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Lemke J., “Cognition, Context, and Learning: 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 In “Situated Cognition: Social, Semiotic,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4] Rogoff B., “Apprenticeship in thinking: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Social Contex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 Reed, E. S.,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The Many Faces of Constructivism.” Education Researcher, 24(7), 1991.

[6] 范文澜. 中国通史[M]. 人民出版社，2008,5. p:178-185;250-258.

[7]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0.

[8] 冯友兰. 哲学的精神[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2.

[9] 林德宏. 科学思想史[M].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8.

[9] 牟宗三. 中西哲学会通十四讲. 吉林出版集团，2010, 1.

[10] 翟杰全. 墨家科学思想及其历史命运[J]. 自然辨证法研究，vol. 11, No. 1, 1995

[11] 王晓娟. 墨学衰微探[J]. 求索，2010, 5.

[12] 陈慧. 墨家思想的科学之维[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ol. 18，No. 2, 1999.

[13] 邢兆良. 墨家科学思想兴衰的启示[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