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行为理论 第九章

《企业行为理论》

第九章结语

本书首次出版以来，企业的经济理论以及组织的决策行为研究一直在蓬勃发展。在本章中，我们试图将前面的章节组合成与第一版前后相继的一个发展框架。在本章中，在第一部分，我们将描述构成本书的主要观点，企业行为研究中的关键主题。在第二部分，我们将讨论自1963年以来企业经济分析方面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与理解现实企业组织的实际行为相关的发展。在第三部分，我们将讨论关于组织中决策行为的研究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与企业相关的发展。

9.1 企业行为理论的核心思想

本书的一些部分围绕着下面3个概念展开，这3个概念既相互联系又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独立。第一个概念是有限理性，即在现实中，理性的行为人受到信息和计算能力的限制。由于这种限制性，即使行为人对最优进行明确的计算并且及时得到计算结果，也是成本高昂或是不可能的。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组织将确定、选择、实施最优的备选方案。在行为理论中，组织将以多种方式对决策问题进行简化。它们设定目标并且寻找那些满足目标的备选方案，而并不试图找到想象中的最优的解决办法。组织通过监督目标的实现情况来分配注意力，按照一定的顺序关注目标，而不是同时关注所有的目标。组织的运营程序也遵循拇指规则和标准运营程序。

第二个概念是不完全环境匹配，即行为人运用的规则、形式以及惯例，并不唯一地取决于它们所处环境的要求。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研究者假定竞争将产生具有绝对生存优势的规则和规则形式的普及。因此，组织之间遵循的规则以及规则具体形式的差异起源于它们所处环境的差异，由于某一特定的组织形式(例如，层级制，劳动分工)具有普遍的优势，研究者才假设它们取得了优势地位。与此相反，行为理论强调历史的无效率性，强调环境与组织遵循的规则之间的匹配可能缓慢地演化着或者它们之间具有不确定性，上述情况导致了行为理论强调对组织适应过程加以详细说明的重要性。

第三个概念是未解决的冲突，即假设经济组织中包括多个行为人，这些行为人之间具有雇佣契约未完全解决的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新古典企业理论承认经济参与人具有自利性这一原则，但是，却忽略了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或者假定预先的契约可以保证雇员按照企业家的利益行事，从而解决企业内部的利益冲突。对此，行为理论做出了不同的假定，即行为人不断地进行谈判和再谈判，以确定组织、次级集团以及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而且行为人之间很难达成利益的一致，这种一致也是难以维持的。

在1963年，这些观点都不新颖。经济学家，例如科斯、H.A.西蒙和J.马夏克(J.Marschak)都预期到了这些观点中的一个或多个，许多其他经济学家也很熟悉这些观点。［4］然而，在那个时候，企业理论基本上是——正如在第2章中所描述的——一个有关毫无冲突的、无限理性的，并且是有效适应的理论。组织把规则与环境进行匹配的过程看做是组织实现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企业的内部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协调团队成员之间的协作关系。组织决策理论对于行为的考察对企业理论做出了贡献，主要表现在它指出了上述新古典企业理论概念的局限性，并且为其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相关的线索。

9.2 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1)

在过去的28年中，企业经济理论的重要部分可以描述为对上述核心思想进行详细探索的历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探索是有意识的，也不是说企业的行为理论“改变”了经济思想。经济思想的确沿着本书所描述的思想做出了相应的变化，尽管变化的机制绝不是如此直接。本书本身是逐步重构企业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特定思想的起源和影响是难以确定的。通过研究的发展和新思想的涌现，研究者更加精确地解释了非正统的概念，把它们融入主流经济思想中，并且将它们进行拓展从而形成了当代微观经济学的核心。

团队理论

如果我们假定企业具有一个一致的偏好函数，就解决了利益冲突问题，但是却不能解决信息问题。企业理论的许多现代观点和信息经济学就采取了这种解决方式。由马夏克和R.拉德纳(R.Radner)提出的团队理论是发展最成功的一种理论。［7］在这一理论中，人们将团队(以及通过对企业的拓展)视为一个组织，在这一组织中，所有的组织参与者拥有共同的利益。在特定信息结构以及支付函数给定的情况下，团队理论考察最优决策规则问题，以及团队内小团体的最优规模问题。团队理论关注的重点是信息问题，以及在共同利益但是有限理性的情况下团队如何运用信息的问题。

例如，马夏克和拉德纳认为：

由于企业可获得的劳动力和机器设备受到了限制，因此，企业就对信息处理支付报酬……将阅读原始报告(相对较好或者相对没有错误)的任务分派给同一个人或者机器或许是不可行的，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将计算最优决策的任务分派给同一个人或者机器还是不可行的。因此，引入媒介并且由此造成报告的质量降低或者被曲解就是必然的了。同样，对可获得资源的约束可能也使信息的充分共享受到阻碍。对企业考察的信息和行动的类型而言，一个能够从两个源泉获取信息，并且能够根据这些信息做出最优决策的人(或者机器)可能是不存在的。

因此，团队理论关注组织在人类和组织的有限理性的情况下处理信息的最优方式。该理论的本质在于，在受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

企业控制理论

团队理论强调企业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对最优策略的计算；而企业控制理论则强调企业通过渐进地适应其所处的环境来处理认知限制这一观点。像其他现代企业经济理论一样，控制理论试图把对企业行为科学观测的一些结果看做是企业(例如，有限理性、目标)或者环境条件(例如，不确定性)所固有的特征。通过这

一方式，控制理论试图将企业的描述性理论与规范性理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随后，控制理论将对企业的其他观测结果与理性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将产生连续的贝叶斯(Bayesian)估计。

在控制理论的框架中，通过企业的活动、对活动结果的观测，以及对衍生出后续活动的决策规则的修正这一系列行为，企业的适应行为得以发生。人们假设企业拥有一组控制变量，企业可以改变这些控制变量，并且人们假设，企业可以根据环境状况以及竞争者的行为对绩效施加某种影响。这些控制变量包括一些主要旨在影响收入的变量，例如，价格、营销策略、外部关系等。它们也包括其他的主要旨在影响成本的变量，例如，产量、内部组织结构、劳动政策等。企业试图运用这些控制变量完成两件事：第一，通过增加收入并且降低成本，企业寻求实现某些目标。例如，针对目前的盈利性和销售量等而言的某些目标。企业采取行为(例如，提高价格、增加产量)的目的在于，实现一个目标(例如，一个特定的利润水平、某一市场份额)。第二，企业研究它所处的运营环境的某些情况。企业将分析活动的结果，以便寻求可能有用的未来信息。

获得一系列对行动以及它们的表面结果的观测之后，组织就开始形成一些估计(例如，对需求曲线或者成本曲线的估计)。例如，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如果价格提高但是需求并未下降，那么，企业就可能认为需求曲线是无弹性的。反馈活动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但是，一些最重要的反馈活动来自于惯例性的月度财务报告、生产报告以及销售报告。在一个典型的企业中，对结果和目标进行比较的中心内容是，对实际情况与目标之间的差异进行讨论和分析。这一社会性的、交互式的过程将持续进行，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将逐步修正其关于企业自身以及其所处环境的观点。

9.2 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2)

可观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依赖于多个参数的未知值，企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运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常无法确切知道参数的真实值。统计学的经典

问题出现了：企业不能确信它已经正确地设定了模型(设定问题)；不能确信它已经正确记录了观测的结果(度量问题)；不能确信它已经正确估计了模型中的参数(估计问题)。实际上，企业可获得的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数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不能满足其需要。此外，企业只拥有有限的处理信息的能力。结果，企业可能接受不正确的估计，也可能接受并非最优的决策规则。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普通的适应性学习就能够相当好地满足企业的要求。

如果从控制的角度观察企业，虽然相对目标而言，期望水平可能在不同企业之间随时间不断变化，但是，推动这一过程的目标在企业之间变化并不大。这种目标的共同性并不是该理论的假设，而仅仅是经验观测的一个结果。通常，企业似乎只关注利润、销售量、市场份额、生产率等。它们存在于一个基本上将目标同质化了的规范结构中。该理论并未排除随着时间的变化，企业可能追求新的目标或者抛弃原有的目标，也没有排除目标中利益的冲突。通常的假设是，通过某一种相互作用的预先谈判过程，企业目标得以确立，因此，目标可以被视为外生于企业的适应性过程。该理论集中论述了企业对于来自其经验反馈的适应方式。

交易费用经济学

交易费用经济学与团队理论和控制理论的实质相同，但是，交易费用经济学却出自一个较少受到决策理论影响的传统。交易费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人物是康芒斯（https://www.360docs.net/doc/3112278754.html,mons）和科斯。康芒斯认为交易是经济学分析的自然基本单位，应该通过对契约的研究来研究交易。科斯将交易费用的节约视为企业存在的一个基本原因(区别于将企业视为市场中对服务的特别购买的观点)。

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许多现代发展应归功于威廉姆森（Williamson）和他的合作者。威廉姆森的研究指出：

交易费用经济学采用契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组织。诸如下面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存在形式如此多样的组织？不同形式的经济组织的主要目的是

什么？哪一种主要目的为人们研究经济组织提供了最好的信息？虽然劳动市场、资本市场、中间产品市场、公司治理、规制以及家庭组织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一个统一的契约理论能够解释所有这些组织形式吗？这种统一的契约理论依赖于——在人类、技术和过程方面——组织的什么核心特征？

交易费用经济学试图将信息约束的思想与利益冲突的思想结合起来，以便产生企业的两阶段理论，在本质上，它是契约理论。与“最大化”相对应，威廉姆森对“契约”做出了两个行为假设。第一个假设是有限理性，即并不是一切事情都具有可知性的概念，有限理性是指决策者在处理信息以及预测未来的能力方面是有限的。第二个假设是机会主义，即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概念。机会主义是指，如果组织中的参与者能够撒谎、欺骗甚至偷盗，那么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将这样做。

对企业而言，当某些特别有价值的资产或者能力被一小组参与者控制时，而且这些参与者，反过来，只拥有这些企业的少数资产时，机会主义就变得尤其重要。这些联盟成员的资产对企业而言具有高度的专用性，联盟成员对其他企业也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而且能够试图利用这一优势。例如，如果一个企业做出了一项投资决策，这项投资依赖于其他企业控制的一种投入，那么，企业一旦进行该项投资，就面临着其依赖性被其他企业利用的风险。然而，同时，对拥有企业专用性资产的成员而言，联盟也非常重要。因为，联盟也可能试图利用这一优势。目前，在经济学文献中，这种一般情形通常被称为“资产专用性”；在组织学文献中，它通常被称为“资源依赖性”。长久以来，这种一般情形一直是企业的研究者关注的内容，其基本原因主要在于双边垄断的贸易条款的不确定性以及一方被另一方利用的风险。

交易费用分析方法的重点在于，找到某种契约安排，这种契约安排将能够阻止组织中的各方形成单方面的资产专用性(例如，拥有多个顾客的唯一的供应商)，随后再利用它为自己谋利的情况的发生。研究者认为，组织形式是解决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造成的决策和控制问题的一种隐含或明确的方法。因此，可以

将特定组织或契约形式在特定情况下的广泛存在解释为人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形成的结果。

9.2 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3)

企业行为理论(第二版) 作者：理查德·M·西尔特等 2008-09-24 04:24 我们可以根据威廉姆森对一些情形的典型分析来阐述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框架，在这些情形下，企业将运用借债的方式融资而不是运用股权的方式融资。我们考虑公司财务问题，一般的观点认为，在资产专用性低的情况下，债权融资是可能的。低的资产专用性意味着企业的资产可以通过市场重新配置，因此，债券持有人预先抽回资金的权利将得到资产的市场价值的保护。与之相对，在资产专用性高的情况下，债券持有人将面临较高的风险。因此，债权融资的成本必须上升以弥补债券持有人面对的风险。同时，来源于更密切的内部监督的收益也在上升。股权融资与对企业更多的管理控制和监管相联系，就成为对这种情形的反应。

交易费用的思想不但在经济学领域而且在组织理论领域中传播，这表明这一分析框架和提供经验检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交易费用理论已经成为现代产业经济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的基础，并且它已经进入了法学经济学领域。这一分析框架是富有启发性的。出于困扰大多数经济学理论(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理论)创立的同样原因，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理论也是难以证伪的。与用于预测未来相比，交易费用定义的灵活性可能使这一概念成为解释历史结果的一个更有力的工具。

代理理论

代理理论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实质相同，但是，与对利益冲突的重视程度相比较，代理理论对有限理性赋予了较小的重要性。政治哲学的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是解释“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主人”控制“仆人”某些行动的权利被赋予了社会合法性，而“仆人”则控制了“主人”的行动所依赖的信息。在1932年，小A.A.伯利(A.A.Berle，Jr.)和米恩斯(Means)引起了人们对企业背景

下这一问题的关注。1941年，J.伯纳姆(J.Burnham)同样引起了人们对该问题的关注。随后，在1951年，W.W.库珀(W.W.Cooper)明确指出了企业的企业家理论的缺陷：

……研究者认为，企业家直接在“无意志力的”生产要素之上进行活动……简而言之，不存在组织，不存在代理关系，这与企业家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这忽视了典型企业，就其真正的本性而言，组织通过代理关系而运作。

经济学家一直没有充分发展这些思想，直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A.A.阿尔钦(A.A.Alchian)和H.德姆赛茨(H.Demsetz)以及M.詹森(M.Jensen)和W.麦克林(W.Meckling)的论文标志着人们对这些思想重新产生了兴趣。随着后来的研究者发展这些思想并形成了代理理论，人们对有限理性的关注可能就渐渐淡化了，关注的重点变成了利益冲突问题。当然，正如威廉姆森指出的，与有限理性相比，代理理论的许多部分在本质上更接近于无限理性的传统。［32］研究者认为，企业的信息问题是冲突中的行为人故意的、策略性歪曲的产物，而不是个体和组织的认知或组织性约束中所固有的问题。虽然保持了对介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不对称性的传统定位，但是代理理论已经成为博弈论的一个分支。

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典型例子是公司股东(委托人)与管理者(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这一问题是雇佣契约的一个经典问题。其基本思想是，委托人和代理人自愿地订立监管他们未来关系的相互约束的契约。该理论强调这类契约具有信息问题。这类契约存在目前无法预测的无数的未来不确定性，而且契约参与者中的一方或者另一方可能用无数种方式来控制与契约执行相关的信息。由于契约参与者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预测到这些问题，因此，契约必须能够反映这些问题。

当然，在这一论述下，该理论是均衡的。契约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契约参与各方可共同接受的——在信息不完全的复杂程度已知的情况下。在实际中，该理论

是从契约一方的角度进行论述的。“委托人”是公司股东，这是现代经济学文献的一个惯例。因此，研究者将这一问题表述为，所有者对管理者和其他雇员的控制问题——而不是方向相反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而言，企业中存在一连串的多级委托代理关系，从股东开始，经过董事会和高层管理者，直到较低层级的雇员。

9.2 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4)

这一链条中的所有参与者都拥有某些判断力和职责，这些判断力和职责以他们的委托人并不完全知道的方式存在着。在这种情形下，委托人监督代理人行为的成本可能很高。每一个代理人都有误导委托人的可能性，而且超出契约明确规定的权利之外，代理人会寻求实现自身的利益。该理论假设，委托人和代理人都相互意识到另一方弄虚作假和偷懒的可能性，而且他们试图找到一个可相互接受的契约，同时试图寻求一个激励系统，这一激励系统将诱使代理人为获取自身利益而代表委托人尽最大的努力。

通过强调内部利益冲突的特征，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代理理论提出了企业理论的新观点。通过强调契约以及内部治理问题，它们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古典企业理论的问题。最初的研究者使用企业理论是为了解释企业价格和产量决策问题。而交易费用经济学以及代理理论则关注一系列更为广泛的问题。代理理论促使研究者对激励补偿计划进行更加精细的研究，而交易费用经济学则为考察公司治理以及组织结构问题提供了一个经济分析框架。许多研究人员对解释经济组织为何采取它们目前的形式这一问题感兴趣，这两个理论都为这一问题提出了有意义的预测。

进化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企业的经济理论一直没有对组织形式和环境需求之间的不完全匹配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研究者一般倾向于假设竞争促使现实的经济活动达到唯一的均衡状态。因此，研究者标准的分析风格是，将结果解释为一个

适当设定的联合最优化问题的隐含的均衡解决方式。通过假设不同的环境条件(例如，不同的成本结构)，研究者解释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和现实活动。研究者把组织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过程的研究，局限于一些企业的选择动力和学习等一般性问题。与早期的研究成果一样，经济思想的这些特征也是现代企业理论(例如，交易费用分析、代理理论)的典型特征。大部分关于比较组织形式的管理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也具有这一特征。

然而，近来出现了一些例外。一方面，企业博弈论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大量博弈会产生多重均衡的结果，而且认识到确定某些条件的确具有一定的困难，在这些条件下，将出现一个均衡状态而不是另一个均衡状态。同时，研究经济学中的学习行为以及进化行为的人员已经试图更加精确地确定历史依赖性变化的条件和产生的结果。

后一种方法的一个例子是R.R.纳尔逊(R.R.Nelson)和S.G.温特

(S.G.Winter)提出的进化理论。与强调差别生存是不断变化的企业数量的主要基础的理论家一起，他们强调企业是根据对环境的适应性而择优存在的。但是他们不但明确否认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一个主要动机，而且否认了确定均衡状态是企业理论的最终目标这一观点。他们吸收了企业行为理论中的两个关键观点。第一个是组织发展、稳定而且遵循惯例的思想。惯例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变化，但是，在短期内，它们作为知识和经验的载体而发挥作用。第二个是搜寻的观点。在纳尔逊和温特的论述中，组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原有的解决方法无法发挥作用时，为了搜寻新的解决方法，组织将发生变化。组织的搜寻活动遵循惯例，而且在这方面，组织的搜寻活动与企业中的其他活动相同，但是，搜寻活动的结果将受到随机因素的影响。

搜寻活动产生的不同结果导致了企业生存和发展速度的差别。这些差别反过来影响着企业在行业中的活动分布以及相互作用。与大多数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相比，搜寻行为导致变化的思想使纳尔逊和温特的理论表现出更多的拉马克主义(Lamarckian)的特征，而表现出更少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an)的特征。他们认

为：

搜寻行为和择优活动是进化过程中同时发生的、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提供择优反馈的同一价格也影响着搜寻行为的方向。通过搜寻和择优的联合行为，企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进化着，随着每一时期行业的状况而进化着，而且这一时期行业的状况将产生随后时期行业状况的萌芽。

强调组织形式赖以形成的历史路径的观点可以在经济理论的其他研究中找到回应。近期对路径依赖理论的研究不但涉及对一项技术的特定历史发展路径的仔细研究，而且涉及对混沌状态的非线性动态系统的一般性研究。其典型特征是怀疑通过外部环境属性来预测一项社会制度(例如企业)属性的可能性。

9.2 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5)

组织决策的行为研究的发展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经济学的主要研究，一直致力于在一个丰富的却相对传统的经济理论的框架中，论述有限理性以及未解决的冲突。先前思想的理论性综合与一项持续存在的研究传统同时发生。这一研究传统就是，当组织做出决策时，研究者应当观测它们的真实行为。1963年以来，人们研究组织中决策的产生问题主要围绕着4个相互联系的视角展开。

第1个视角认为，决策产生于有意识的、重要的行动。通过考察与不确定性、模糊性、风险承担以及冲突问题相联系的发展，人们对这一视角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该视角尤其关注组织目标的未知性质以及不稳定的、不一致的外生偏好的隐含意义。

第2个视角认为，决策不是由因果逻辑所促成的，而是由组织规则、角色以及惯例的结构的适当运用逻辑所促进。通过考察行为规则，通过战略选择、经验

以及择优发生进化的方式，人们扩展了规则和遵循规则的有关研究，尤其扩展到组织共同进化以及外部环境产生多重次优均衡的方式。

第3个视角认为，组织决策受到决策制定的生态互动特征的重要影响。这个生态系统中发生的事依赖于模仿系统、时间顺序以及网络中行为人、事件以及需求的组合方式。

第4个视角认为，决策结果是人为的，不是用来解释决策制定的决定因素。通过对解释方式的社会性发展的研究，这一视角得到了例证。如果我们不是依据组织与产量、价格、内部资源配置的联系，而是根据它们与意义和符号系统的联系，就可以更好地解释组织和组织决策过程。

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处理方式拓展了企业行为理论的主要论点而不是与之相矛盾，但是，这些拓展是有重要意义的。结果，甚至当微观理论已经与早期的行为理论的重要元素达成一致时，企业的行为理论与经济理论之间仍然相互保持了一个很大的距离。

9.3 决策——有意的、作为结果而出现的行为(1)

企业行为理论(第二版) 作者：理查德·M·西尔特等 2008-09-24 04:25 事实上，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和大部分其他社会科学，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应用领域都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人类行为是人类选择的结果。标准的选择理论认为，决策是建立在备选方案的知识以及一致的偏好排序结果的基础上的，有意的、作为结果而出现的行为。

模糊的偏好

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了对未来情况的两个猜想：对当前行为的未来结果的猜想以及就这些结果而言的未来偏好的猜想。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假设这两个猜想都不太可能是精确的。实际的决策情形常常使每一个猜想看起来都存在问题。

第一个猜想——关于当前行为的不确定的未来结果的猜想——长久以来已经引起决策理论和选择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即使决策是按照与决策理论相一致的方式做出的——也就是说，即使人们可以估计备选行为结果并有意采取理性行为——人类的选择仍然存在信息以及计算的约束。人们考察的备选方案数量有限，可获得的信息的数量以及准确性也都是有限的。

这些思想已经有力地体现在企业的行为理论中，在此，我们没有必要进一步详细论述。在这一传统之内，选择理论高度强调了企业的搜寻问题和关注问题，而且这些研究——与人们对不完全信息以及信息和交易费用问题的研究一起——已经使近年来大部分的选择理论变成有关信息和关注问题的理论，也就是说，使选择理论变成了第一猜想的理论。

研究者对第二个猜想——关于企业当前行为结果的不确定未来偏好的猜想——的研究比较少，当然如果有的话，也意味着更大的困难。偏好，像它们在标准的选择理论中表现出的那样，是稳定的、一致的，而且是外生的。偏好的上述每一个特征似乎都与研究者得到的个体和组织决策的观测结果不一致，这造成人们对偏好研究的困难。预测未来的偏好通常很困难，偏好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随着时间而改变。偏好是不一致的，而且，虽然人们根据偏好选择自己的行为，但是人们的行为、经历以及所带来的后果通常也影响着人们的偏好。

研究者主要从两个方向对偏好行为进行了研究。第一个方向是对理性选择公理约束条件的试验性研究，这些约束条件是描述个体行为的标志。这些研究表明，实际偏好与标准理论的一致性假设之间存在相当大的、持续的偏离。第二个方向是对实际组织中偏好发展情况的研究。这些研究提供了很多证据和理由，使研究者有可能建立有关外生偏好的理论。

风险承担

由于风险承担在理性选择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近年来，风险承担成为决策研究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古典选择理论中，人们明显地把风险偏好看做效用函数隐含的决策制定者或者组织的一个确定的特性。按照这一传统，人们把一些个体或者组织描述为风险规避型，把另一些描述为风险偏爱型。人们对风险承担的经验研究表明，这些个体或者组织性差异是存在的，但是与环境因素相比，它们只解释了风险承担变化的更小的部分。个体或者组织对高方差备选方案的偏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变化。

对决策制定情况进行经验研究的人员发现，个体或者组织的下述风险承担行为是很普遍的：

第一，影响个体或者组织生存的威胁因素可能(不一致地)影响风险承担水平。一方面，研究者观测到不断增加的对生存的威胁将导致个体或者组织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个体或者组织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试图摆脱这些威胁。另一方面，人们也认为风险将导致刚性，即风险规避的极端形式。

第二，超过个体或者组织当前期望水平的资源可能影响风险承担水平。在组织松懈足够的地方，组织松懈可能导致个体或者组织放松控制，导致它们降低对失败的恐惧，导致它们从事创新制度化，以及导致它们增加试探性活动，并因此导致个体或者组织承担更高水平的风险。在组织松懈有限(或者为负)的地方，个体或者组织将进行严格的控制，并且在已知生产技术和程序的情况下，个体或者组织将努力提高生产率，这将造成个体或者组织承担相对较低的风险水平。

第三，个体或者组织的渴望水平与实际水平之间差距的大小可能影响风险承担水平。只要风险承担者距离它们的目标较近而没有达到目标，它们就可能是风险偏爱型的。当它们达到目标之后，它们可能就是风险规避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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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决策——有意的、作为结果而出现的行为(2)

第四，风险承担者似乎对是否将承担风险的资源解释为“他们的资源”这一做法比较敏感。与持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资源相比，新资源将带来更大的风险。经理们似乎更倾向于运用组织的资源而不是自己的资源去承担风险。

第五，风险承担水平受到控制幻觉的影响。成功的风险承担者似乎接受了一些信念的某种组合。这些信念包括：他们的特殊能力促成了他们以往成功的信念、上天将帮助他们的信念，以及他们能够取得成功的信念。

这些现象已经成为个体和组织的风险偏好模型以及竞争条件下风险承担者模型的基础。这些现象解释了个体和组织可能的潜在行为机制，但是没有解释个体和组织风险承担最优水平如何确定这一问题。

理性参与者之间的冲突

在标准的选择理论中，人们把目标之间的冲突作为评估取舍的和在不同物品之间确立边际替代率的问题。人们认为个体能够运用一个非特定的机制比较各个备选方案的价值，借助于这一机制，人们能够解释个体内部的程序。借助一个显性的或者隐含的价格系统，人们能够解释个体之间的程序。例如，在古典组织理论中，人们假设，市场(尤其是劳动市场、资本市场以及产品市场)把相互冲突的需求转化为价格。通过这一假设，人们把单个企业转化为单个个体。根据这种观点，人们认为，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特性，企业家将他们的目标施加于组织，代价则是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支付给资本的租金，以及提供给顾客的产品特征。

人们认为，这一过程将造成一系列契约，借助于这些契约，组织把决策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通过同意追求其他个体的偏好，或者通过从其他个体那里获得这一协定，每个个体通过谈判达成最有可能的条款。在第二个阶段，个体执行契约。当然，个体以精密复杂的形式把契约设计出来，以促使在第一个阶段谈判达成的条款在第二个阶段能够自我实施。如我们在上文见到的，这种两阶段观点具有古典管理理论、现代代理理论以及博弈论关于经济行为的研究的一些特征。

本书提出的决策制定的政治联盟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认为参与者之间存在目标冲突。然而在对于政治联盟的分析中，我们较少地分析、发现或者设计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合伙人之间的契约，我们分析的重点更多地放在各政党之间的冲突不一定得以解决的情况下，解释决策得以发生的政治程序。在一个有意的理性分析框架中，人们通常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过程。

只要决策涉及理性行为，我们观测到的决策过程似乎就在每一层次上以及在每一点上都充满了组织的策略行为和政治策略。战略行为人的计谋造成了策略的一个复杂组合。在这一冲突系统中，联盟成员将面对跨时间的不明确协定、非正式而松散的谅解以及预期。因此，决策通常强调组织间的信任和忠诚以及这种信任所带来的力量。同时人们还普遍认为组织间的信任和忠诚是难以发现并维持的。对组织的现代研究以及对理性行为人之间重复互动和迭代计算关系的现代博弈论研究已经成为理性谈判理论的中心内容。

决策——基于规则的行为

迄今为止，在我们所描述的理论中，决策是指作为结果而出现的组织有意识的理性行为。这种行为是组织在信息限制和冲突的约束下做出的，企业理论的发展也是以这个概念为基础展开的。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有限理性理论也是理性决策理论，这里的理性决策是由具有一致性偏好的组织做出的。同样，研究组织决策中的冲突的理论也是理性决策理论。这些理论加入了多重主体的复杂

性，每个主体都是理性的，都追求自利的目标，这些主体的行为相互限制或者相互促进。

这些描述理性的、预期性的、计算性的和因果性的行动理论低估了另一种替代性决策逻辑的普遍性和明智性，这种替代性逻辑是恰当、义务、认同、责任和规则。在我们所观测到的决策行为中，很多决策行为反映了这样一种惯例：人们在做他们相信别人希望他们去做的事情。在一个组织中，这样的行为是由标准的操作程序、职业标准、风俗习惯和制度结构所规定的。和单个的个体一样，组织中的决定经常需要遵循一些“恰当的”准则。恰当这个术语与责任、法律、认同和角色有关，而与预期性的、引致性的选择无关。

9.3 决策——有意的、作为结果而出现的行为(3)

企业行为理论(第二版) 作者：理查德·M·西尔特等 2008-09-24 04:25 恰当的逻辑和因果性的逻辑是不同的。在这种逻辑下，决策者不是依据各种方案的因果来进行选择，而是会提出下列问题：(1)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2)我是一种什么样的人？(3)像我这样的人处在这样的情形下做什么事才是合适的？按照常规含义，这种遵循规则的行为既不是有意的也不是作为结果出现的。这种行为不是源于人们的逐利行为，也不是源于人们对当前决策所产生的未来影响的计算。相反，它源于这样一种行为：针对不断变化的(并且通常是模棱两可的)情形而相应调整不断变化的(并且通常是模棱两可的)、状态依存的规则。

我们可以将遵循规则视为是一种契约，这一契约是一种隐性协议。它规定，如果行为人受到恰当的对待，行为人也会以恰当的行动作为回报。这种契约观点使得博弈论学者们有兴趣将风俗和制度解释为一种元博弈(meta game)协议。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存在这种隐性的“契约”，但是，它们演化成规则以及它们的恰当性通常并不是有意识参与显性契约行为的一个例子。它是一个集合，这个集合包括对事物性质的理解，对自我意识的理解以及对恰当行为的印象的理解。所有这些理解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渐演化，并最终成为组织结构的一部分。规则的存在和持续，以及它们独立于个体观点差异的这种特性，导致了社会和组织能

够稳定并且有条不紊地运转。

由于规则是随着时间逐渐发展的，因此，规则可以看作是对先前经验和分析所产生的信息的储存。结果，人们对组织决策的研究引出了有关规则变化和演进路径的研究，也引出了关于规则遵循的长期明智性的问题，以及进一步的有关文化、历史和群体生物学的一些经典难题。人们通常考虑以下3个主要的规则演进路径：第一，我们可以将规则和角色视为是理性的参与者策略性地选择和谈判的结果。也就是说，规则创建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组织在前文所述的广泛的理性行动框架内进行的深思熟虑的算计过程。第二，我们可以认为，组织或者社会从经验中学习，依据来自环境的回馈逐渐修正行为规则。第三，我们可以将规则的混合体视为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是由在一组不变的规则中进行选择的过程引起的。在根据经验学习的情况下，选择是依赖于历史的，但是机制不相同。单个的规则是不变的，但是，通过有差别地保留和扩展，规则的总体随着时间不断地在发生变化。

决策规则具有策略性的、学习性的以及选择性的基础，研究者有时用该思想来为决策者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提供理论支持。论点很简单：对稀缺性资源的竞争使得能够产生事实上最优决策的规则存活下来。因此，该论点认为，我们可以假设存活下来的规则是最优的(不管它们的表面特征如何)。尽管这种论述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大多数对适应模型进行精确研究的学者都认为，策略性选择、学习行为以及优胜劣汰都不能够可靠地保证在任何时点下产生的规则都是最优的。

一般而言，规则的明智性依赖于变化的速度、一致性以及试验行动之间相当微妙的协调。就规则是策略性选择而言，我们期望观测到组织将做出组织形式以及程序与环境状况相匹配的有意识的努力。但是，在匹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尤其是当环境在不断变化或者环境的影响没有在组织内均匀分布的时候。同样，经验性学习经常是适应性理性的。也就是说，它允许组织为它们可能面临的许多情况去发现好的甚至是最优的规则。但是，来自经验的学习会产生意外情况。学

习可能是盲目的，它可能导致局部最优而远非整体最优。如果组织目标可以迅速适应经验，好的结果就可能被组织认为是失败的，而坏的结果却可能被组织认为是成功的。如果相对于组织能力的发展而言，组织可以很快地学到技术策略的话，组织就可能会采用在现有能力水平上的最优技术，而不是在次优的技术水平上对经验进行足够的投资。然而，实际上，当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组织会发现原来的次优技术是在更强的能力下的占优技术。这种异常现象经常发生，而且是很重要的。

决策的生态结构

有关组织决策中秩序的古典思想涉及两个相关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事件和活动可以根据手段和目的、原因和结果的顺序联系起来。因此，因果的相关性将确定问题与其解决办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决策者的参与情况。第二个概念将组织解释为层级结构，其中较高的层级控制较低的层级，政策控制执行。

9.3 决策——有意的、作为结果而出现的行为(4)

企业行为理论(第二版) 作者：理查德·M·西尔特等 2008-09-24 04:26 然而，建立在这种秩序概念基础上的描述似乎低估了实际决策中的紊乱性和复杂性。现实中经常出现下列现象。许多事情是同时发生的；技术在不断变化并且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理解；联盟、偏好以及感知在不断变化；问题、解决方案、机会、思想、人物以及结果混合在一起，使人们难以确定地对其加以说明和清楚地揭示其内在联系；组织某部分的行为似乎与其他部分的行为只存在松散的联系；解决方案与问题之间似乎只存在不多的联系；政策没有被执行；决策者似乎有时参与决策有时又不参与决策。

正如我们发现人们重新对博弈论感兴趣那样，当代组织学者总是强调组织复杂的生态特征造成组织中的事件产生的方式。现代企业通常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这一系统由嵌入在巨大而复杂的行业或市场中的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它们产生的结果更多的原因在于它们作为系统的特征，而不是在于个体行为人的易于确定的利益或意图。此外，企业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运作。由于内部变化和外部环境

作用会导致企业行为改变，通过与企业(以及其他企业)的相互作用，环境自身也同时发生变化。变化的结果并不是由单个企业内部的决策过程产生的，而是由相互影响的组织以及组织的构成部分形成的复杂网络产生的。当然，生态交互作用的观点在策略行动、学习、选择以及扩散的理论中得到了体现。在近期关于网络以及注意力嵌入的研究中，生态交互作用的观点都是以相对纯粹的形式出现的。

网络

我们研究组织所得出的最早结论之一就是它是一种层级结构，而组织经常是作为层级化程度较小的关系网络而存在的。最近，对组织中决策制定的研究涉及了这种异常现象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组织的学者(尤其是女性学者)提出了质疑：为何层级结构这种观点能够在持久未被证实的情况下持续存在。他们普遍认为问题的答案是，层级结构的观点与围绕着统治和服从关系的人类秩序的世界观(主要是男性的世界观)相符合，这种世界观倾向于产生一种真实的和假想的层级结构，以便为界定统治和服从提供便利。

同时，研究组织网络的学者试图提出更有力的工具，以便分析复杂的扩散和决策系统的网络结构。这些技术将社会计量图表的传统技术与计算机的现代计算能力以及复杂结构的相关理论结合起来。这些技术已经补充了某些早期的观测结论，即标准的组织结构图在描述组织方面是不充分的并且是误导性的，但是迄今为止，这些技术仍然没有提供一个能让人们普遍接受的可供选择的关于网络结构基础的概念。然而它们却表明，将组织决策简单地理性化是不太可能的。决策产生于结构内部相对复杂的多重相互作用。

研究者可以在行为、程序、规则以及形式在组织之间扩散的方式中发现网络影响组织决策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可以认为，决策像流行时尚或麻疹一样在组织之间传播，或者是一种对制度压力的反应。决策者之间相互模仿。模仿是普通的组织适应行为的共同特征。例如，如果我们想解释企业采纳会计惯例的行为，通常我们将考察标准会计程序在企业中传播的方式。我们将观测到，单个会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