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教育思想
黄宗羲教育思想
黄宗羲是中国17世纪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提出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黄宗羲(1610一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称梨洲先生。浙江绍兴府余姚县黄竹浦(今浙江余姚市明伟乡)人。
黄宗羲17岁便担负起了教育两个弟弟的责任。即使在抗清武装斗争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讲学，教授历算、乐律等知识。康熙二年(1663年)四月，他应石门吕留良之邀，设馆于吕氏祖居友芳园梅花阁，教授吕留良的子侄及其友好子弟，历时4年；康熙六年九月，他与姜希辙等重新恢复绍兴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同张应鳌等“共主教事”。在黄宗羲的教育实践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次：一是康熙七年(1668年)三月，在宁波创建并主讲证人书院，前后长达8年，培养学生有姓名可考者60余人，其中高足18位，奠定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基础，培育了主张经世致用和擅长史学的学术风格。
二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应邀到海宁主持讲席，历时5年，培养学生20余人，对清初浙西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康熙二十八年，黄宗羲已80高龄，仍还兴致勃勃，“会讲于(余姚)姚江书院”。黄宗羲讲学时间之长，成就学生之多，足以表明他是当时一位大教育家。
在坚持讲学活动的同时，黄宗羲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明夷待访录》的撰写和《明儒学案》的编著。前者成书于康熙二年。在书中，他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集中阐发了民主启蒙思想，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论点，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被称为是“一部划时代的民主主义思想专著”。后者编成于康熙十五年以后，共62卷，对明朝270多年的儒学，尤其是王学的发展演变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
黄宗羲的著作甚丰，共有112种，约有1300卷，2000万字。现流传下来的计有55种，1077卷。前人编有《梨洲遗著汇刊》，今人编有《黄梨洲文集》和《黄·宗羲全集》。主要教育著作有《明夷待访录》中《学校》、《取士上》、《取士下》三篇，以及《留别海昌同学序》、《广师说》、《续师说》等。
二、“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而且还应该议论国家政事，“公其非是于学校”，这是他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独特贡献，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
“公其非是于学校”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改变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由天子一人决断的专制局面。这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校职能理论的创新，反映了他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这种性质的学校，究其实已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近。可以说，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也是近代议会思想的萌芽。这样，学校集讲学和议政于一身，既是培养人才，传递学术文化的机构，又是监督政府，议论政事利弊的场所。黄宗羲的上述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封建教育起了启蒙作用。
三、“取士八法”
在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与取士制度紧密相联。取士制度对于人才考核的具体内容、方式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学校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因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紧接着《学校篇》之后，专设《取士》上、下两篇，集中论述了取士问题。
黄宗羲他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危害，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科举盛而学术衰”。士人在富贵利禄的引诱下，以研读时文为获取名利的捷径，而摒弃经、史、古文以及兵、农、礼、乐等“切于民生日用”之学，造成了学术的衰落。
第二，“举一先生以废百”。科举驱使士人在学习内容上局限于时文，而且在思想上也邛艮以一先生之言，非是则为离经畔道”。士人为自己的“仕宦之途”计，当然不敢标新立异，而唯“一先生之言”是从。结果扼杀士人独立思考，禁锢他们自由思想。
第三，“陷溺人心”，败坏学风。科举制度使士人“富贵熏心”，读书求学，只不过是获得功名禄位的一种手段。一旦侥幸登第，便认为目的已达，“读书之事毕矣”。同时士人为了获取功名禄位，
竟以“偷窃为工夫，浮词为堂奥”，摹仿、盲从之学风盛行。黄宗羲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不仅切中时弊，而且站在经世致用，要求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高度，这就使他的批判具有时代精神，超越了他的先辈。
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目的是为了改革取士制度。黄宗羲提出了8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即所谓“取士八法”。其主要内容是：
1．科举之法
科举制度经过改革，仍可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法。可以效仿朱熹的建议，考试分为经、子、史、时务策四场，突出经学、诸子学和史学的地位，重视应试者的独立见解，强调对录取者的使用要严加考核。总之，其基本精神是重在选拔经世济时之才。
2．荐举之法
规定每年各郡荐举1人，列为待诏，先由宰相以国家疑难之事问之，根据其所答，再由廷臣反复诘难。若能自理其说，则“量才官之；或假之职事，观其所效而后官之”。若被荐者是“庸下之材”，则坚决淘汰，推荐者要坐罪。若被荐者道德高尚，才能出众，则不拘常规，破格重用，推荐者亦受重赏。希望通过地方推荐与中央考核相结合，选拔所需要的人才。
3．太学之法
太学生“积岁月累试”，根据成绩分为三等：上等者同进士，由宰相直接分配至中央各部衙门任职；中等者不经乡试，直接参加礼部会试；下等者罢归乡里。此法旨在把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相结合，学生学行优劣与他们的前途直接联系。
4．任子之法
规定凡六品以上官员子弟年满15岁者，皆入州县学，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年满15岁者，皆入太学，若肄业15年而学无所成，俱退学。根据父辈品秩，决定其子弟进不同等级的学校，黄宗羲用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一是为了防止官员利用特权在人才选拔中的请托舞弊行为，二是为了改变“公卿之子不论其贤否而仕之”的弊病。因此，其积极意义仍不应忽视。
5．郡县佐之法
各郡县设置户、礼、兵、工、刑、吏六曹，经提学官考试，选拔郡县学生员中学行高等者，分别担任六曹职务。凡三次考核均合格者，升贡太学肄业，其才能尤著者，直接补选为中央六部衙门官吏。反之，若实绩平庸者，则罢免。
6．辟召之法
凡宰相、六部、方镇及各省巡抚，皆可自辟属吏，“试以职事”，如其在实际工作中，确实表现出显著才能，则上报朝廷正式委任。此法也重在考察人的实际才能。
7．绝学之法
所谓绝学，是指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为极少数人专门掌握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要求各郡县将上述有关专门人才上报朝廷，“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才能平庸者，则罢归。可见，它意在选拔各类科学技术人才。
8．上书之法
上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或出现大奸，朝廷群臣都不敢言，而在野者却敢于上书直言，“则当处于谏职”。另一种是所进览的著作确实学术水平很高，足以传业，“则与登第者一体出身”。此法旨在选拔关心国家大事，且能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的政论人才，以及有较高造诣的学术人才。
黄宗羲针对当时科举制度的弊病，总结了历史上关于人才选拔的各种成功经验，提出了8种人才选拔的方法，集中反映了他注意把人才选拔与培养紧密结合；重视人才的实际才能；强调应采用多种方法和途径来选拔人才，对人才需严加考核等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较为深刻的人才思想成果，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四、论教育内容
黄宗羲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具有广泛、实用的特点。具体包括经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四部分内容。
(一)“学必原本于经术”
黄宗羲重视经学的学习，认为学问必须以经学为根底，求学者首先应当通经。他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又指出“受业者必先穷经”，“以经术为渊源”。在实际教学中，他把经
学列为最基本的教学内容。如此重视经学的传授，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他认为经学能够经国济世。这是他经世致用思想在教育内容上的反映。其次，是为了改变当时空疏浅薄的学风。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士人或者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或者“袭语录之糟粕”，而“不以六经为根柢”。他认为强调学习经学，可以改变这种学风。
(二)“不为迂儒，必兼读史”
黄宗羲在强调学经学的同时，还重视向学生传授史学。他说：“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因此，在他的学生中出现了像万斯同这样的史学大师，以甬上证人书院学生为基础而形成的清代浙东学派，也具有擅长史学的特点，这些都与他将史学列为重要教育内容密切有关。黄宗羲重视史学的传授，认为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意义，学习历史，可以从“古今治乱”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显来世”。他还主张学习和研究历史，必须重视史实，强调广泛搜集史料；要重视志和表的作用；提出“以诗补史之阙”等。这些都是他长期从事史学教学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注意。
(三)教授诗文
除经学、史学之外，诗文也是黄宗羲教授的重要内容。同时，根据他长期教学经验，对于如何教授诗文，提出如下主张。首先，必须有浓厚的兴趣。其次，反对模仿，提倡独创。再次，为文要情理交融。最后，必须兼通经史百家之学。否则，任凭怎样跟从名人“章参句炼”，也写不出好诗。黄宗羲的上述主张，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四)传授天文、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
黄宗羲精研天文、数学、地理、乐律等，曾撰有《授时历故》、《西历假如》等天文类著作10种，《圆解》、《割圆八线解》等数学类著作6种，《今水经》、《四明山志》等地理类著作5种，以及《律吕新义》乐律著作一种。向学生传授天文、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是黄宗羲关于教育内容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将天文、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列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既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受到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响，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对教育所提出的新要求。他不仅开清代“浙人研冶西洋天算之风气”，而且还开清代浙人传授西洋历算之先河。
五、关于教学思想
黄宗羲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真吸取前人的优秀成果，不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学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力学致知
在人的知识来源问题上，黄宗羲虽然存在着“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穷理”即“穷心”的王学思想残余，但其基本的方面则是主张躬行实践以求知，力学致知。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一生勤奋好学，并且老而弥坚，“年逾六十，尚嗜学不止，每寒夜身拥组被，以双足置土炉上，余膏荧荧，执一卷危坐。暑月，则以麻帷蔽体，置小灯帷外，翻书隔光，每至丙夜。”甚至行年八十，仍手不释卷。黄宗羲自己好学如此，正是他主张力学致知最有力的证据，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二)学贵适用
黄宗羲提出了“学贵适用”的思想。明确认为求学贵在适于实用，只有学问与事功相结合，学用一致，方是真儒。从这一思想出发，他强调只有适于实用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学问。并且，他还将是否有真才实学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原则。
他的上述观点，正是他经世致用思想在教学上的反映，折射出当时那些比较注意实际，迫切要求发展社会生产的城市工商业者对教学的要求，对于改变当时的空疏学风也起了积极作用，诚如全祖望所评论的：“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
(三)学贵独创
求学贵在创新，提出独立见解，反对“墨守一先生之言”，这是黄宗羲教学思想的又一显著特点。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黄宗羲积累了许多经验，主要有以下四点。
1、由博致精
所谓“博”，就是要多读书，有渊博的学识，这是提出独立见解的前提。但广泛读书，必须抓住各家学派的宗旨。他说各家学派“自有宗旨”，这既是学派创立者的“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因此，抓住了宗旨，即把握了学派思想的精华。
2、重视“异同论”
在学术发展过程中，由于各人“心之万殊”，“功力所至”不同，因而必然会出现各种不同见解，即所谓“一偏之见”，或“相反之论”，而这些恰恰是学者自己研究的心得。因此，他要求“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并且还根据历史经验，强调指出：“古之善学者，其得力多在异同之论。”事实一再表明，学术上的创新，往往是从各种不同学术见解中引发的，因此，黄宗羲重视“异同之论”的见解，是颇有道理的。
3、深思与能疑
无论是由博致精，还是重视“异同之论”，关键都离不开“深湛之思”。只有对所学知识，“加之湛思”，在自己的头脑中经过一番加工和整理，才能深刻理解，融会贯通，产生自己的见解。反之，如果对所学内容只是“生吞活剥”，没有经过深刻的思考，那就不可能有所创见，“无深湛之思，学之不成”。学习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思考的深刻程度，只有思考得越深刻，获得的见解才越真实，“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
当然，要能进行深刻的思考，又离不开在求学过程中善于提出各种怀疑。所以，黄宗羲又强调“能疑”。他把怀疑视为是“觉悟之机”，认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而不悟”，有的人不怀疑而轻以相信，并非是真信，只是因为不善于提出怀疑。黄宗羲强调怀疑在治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有善于提出怀疑者，才能引起深思，才会有所创见，这是符合学习规律的。
4、讨论辩难
黄宗羲认为，要在求学过程中有所创见，调动学生个体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同时还必须注意发挥师生群体的积极作用。因此，讨论辩难是他在讲学中采用的一种基本方法。在讨论辩难过程中，他提倡“各持一说，以争鸣于天下”的精神，不“以一先生之言为标准”，而要敢于创新，发“先儒之所未廓”。这是黄宗羲民主思想在教学上的集中表现。学生们在这样一种较为自由、活泼的学习氛围中，在教师的指导下，相互质疑问难，切磋讨论，就容易在学业上取得较大长进。
六、论教师
黄宗羲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师职业有特殊感情，对教师问题发表了许多独特见解。
他主张尊师，认为学生必须“重师弟子之礼”。要求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按照黄宗羲的设想，中央太学祭酒的地位，应该与辅助君主掌管国事的最高行政官员宰相相当，地方郡县学官的地位，也应该与同级政府的行政官员相当，这确实是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空前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还认为，教师除了向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之外，还必须从事清议。他指出，太学祭酒在讲学时，应该议论朝政，若“政有缺失”，则“直言无讳”。同样，郡县学官也应当议论地方政事。黄宗羲关于教师议政的思想，发前人所未发，是对传统教师职责理论的拓展和深化。与此相联，他主张教师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而且还必须品行端正，“无玷清议”。甚至认为即使确是名儒，但若有碍清议，亦不能充任教师此外，他还提出地方官学的学官，不应该由政府委任，而应该由“郡县公议”产生；也不应该局限于官吏，而应该“不拘已仕未仕”，皆可担任。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
黄宗羲有关教师的思想，突破了传统的教师理论，鲜明地反映了他的民主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明清社会思想家黄宗羲启蒙观念解析
兰台世界2012·7月下旬 一、明清时期社会启蒙思想的产生背景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承接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文化的特色，同时又开始出现现代文明思潮的萌芽。在经历过盛唐以后，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个国家开始形成天朝上国的梦想，同时在明清时期的开放，特别是郑和下西洋等一系列对外传播活动的出现，使得中国不再是整个世界上的偏安一隅，它开始意识到盛唐以外的世界，开始意识到有国家与世界的意识区分。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时间纵列上的承前启后，以及历史节点上的冲突与爆发。 任何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进步，都必然深深的根植于这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种客观必然。在明清时期，有盛唐时期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封建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在天朝上国思想的趋势下，当时的明清社会虽然依旧沉睡在封建王朝的美梦里，但是与西方国家建立一种优势的伙伴关系已经成为明清时期政府普遍采取的对外交往政策。在这种对外交往的环境下，当时的社会经济开始有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开始成为社会主流的经济形态。经济水平的进步，带来了社会思想的进一步开放，这种开放不仅仅体现指西方文化的进入，还包括对秦国一同天下以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各种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一种反思、探索与困惑。道德观念的趋向、阶级矛盾的激化、皇权政治的进一步加强，明朝的贪污腐败，农民起义的不断盛行，满族的清朝统治，这是当时明清时期社会面临最重要的问题[1]。 清军入关，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以后，实际上是当时社会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这中间不仅涉及王朝替换，更是民族力量格局的一次大的调整。在这一时期，清朝的统治者虽然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有了可以与贞观之治媲美的康乾盛世，但是历史的车轮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演进，经济的进步决定了封建社会的神龛必然会被掩埋，这其中变动的因素就是当时已经接受了先进文明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人民的权力利益有了更多的思考，他们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提出了理性的批判，针砭时弊成为当时社会启蒙思想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和启蒙思想得以扩展最重要的力量源泉。这就是明清时期社会启蒙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根源。 二、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民本”启蒙思想内容 明清时期的社会启蒙思想家，按照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主张，也有着不同的流派与主张，但是，对于整个当时的社会和后世有深远影响的主要集中在当时的三大启蒙思想家身上。也就是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在这之中，被后世称之为“中国启蒙思想”的黄宗羲，则是当时社会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2]。 黄宗羲，有“中国启蒙思想之父”之誉，黄宗羲的涉猎范围极为广 泛，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黄宗羲启蒙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个人际遇有着直接的关联。他虽然饱读诗书，但没有一般诗词文人的软弱，他的民族气节和在后世看来狭隘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其在经历清军入关的动乱之中，选择了勇敢的反抗，并且因此受到了牢狱之灾。但是在战乱以后，黄宗羲投身于教学育人，康熙多次邀请黄宗羲进京修订《明史》，但均被婉拒。此后，黄宗羲开始潜心在自己的著作中。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算术、道学、乐律无不研究，但是成就最大的依旧是史学。 黄宗羲作为明清社会启蒙思想家的代表，其思想涉猎的范围之广非一般学者所能企及，在不同的领域，黄宗羲都有着不同的切入点和关注的对象，但是从社会的整体局势来看，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个人主观意识到影响，黄宗羲的启蒙思想虽然体现出鹤立于社会现实的积极观念意识，但是依旧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社会的泥淖，对于黄宗羲的启蒙思想观念，我们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政治上触碰到了君主专制这一封建社会的本源。反对君主独裁是他们共同思想理念的体现，这是对沉睡在封建社会中的人民一种催发和提醒，他们虽然没有彻底的抨击当时的封建制度，但是对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已经提出了质疑，各种限制君权的主张和思想层出不穷。要评价黄宗羲的启蒙思想，那么我们必不可少的就是要谈到他的“民本”意识，黄宗羲提倡的“民本”思想，认为人民才是天下的主人，而皇帝也就是君权应该处于“客”的位置，只有限制和约束了君主的权利，人民的权利才能够得到保障。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他能够站立在“民本”的角度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这无疑是当时社会思想上最为灿烂的花火。黄宗羲在政治上的“民本”思想，主要诉求是限制君主的权利，认为“使天下受其利”是君主存在最重要的目的。他从君臣关系以及职官设置的角度对如何限制君主权利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提出对君权进行限制已经是一种暗夜里微露曙光的行为。虽然，后世许多学者认为，黄宗羲在此时提出的“民本”，是与近代民主思想还有着很大差距的观念，因为他提出了限 制君权的思想，但是从本质上依旧是承认君主专制存在的必要性的。尽管如此，对于明清之际的封建社会，这种思想的进步性与启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3]。这一思想，对后世反对封建帝制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这是反封建思想的重要启蒙。 第二，皇权的“一家之法”应该被“天下之法”所取代。在黄宗羲诸多的启蒙思想之中，关于法律的启蒙思想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另一个瑰宝。这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以来遵从的就是以君主为核心的“人治”方式，法律的价值和意义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黄宗羲在《名夷访谈论》中提出了“天下之法”的思想，即使相比于论及启蒙思想必先提到欧洲的一些西方启蒙家，黄宗羲的这一观念和著述也早 商品经济发达带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所展现出来的能量是有限的，但是其对思想文 化领域的冲击却是无穷的。各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西方文化的引进，碰撞出来的是早期中国社会启蒙思想的产生。 明清启蒙思想观念明清社会思想家黄宗羲启蒙观念解析 □ 陕西理工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袁书卷 摘要关键词档案解读 DANG'ANJIEDU 55
黄宗羲思想探析
摘要：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有着较为重大的突破。将民本思想之中，尊重民意的思想上升到了尊重民众权益的层面。“以民为本”就是认为君为民而设，君为民之仆。君和臣都是为了天下人而服务的。与此同时，黄宗羲提出“先有法制后有人制”的政治学思想。黄宗羲所处的时代独具特色，独特的生活和成长历程，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黄宗羲曾自云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这正是黄宗羲一生的写照。 关键词：黄宗羲；学校议政；气外无理；心即是气 一、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 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朝政荒废，北满入侵，农民起义，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在社会政治方面，明末清初社会大动乱，阉党与东林党相互争权。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等历史事件相继发生，使得社会矛盾被激化。在社会经济方面，明末清初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货币的发展起到了积累原始资本的作用，雇佣关系继而发生与发展，在江南地区手工业资本化活动日益扩大，史称为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在文化层面上，儒学的世俗化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到后来王阳明心学的诞生，使儒家思想具有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这也是黄宗羲思想诞生的源泉。 二、东林党的兴起对黄宗羲思想的影响 黄宗羲其父黄尊素，万历年进士，天启中官御史，是当时著名的东林党人，后来在东林党的政治活动中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后下狱，遭受酷刑而死。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崔呈秀被除，天启朝冤案将黄尊素平反。黄宗羲上书恳请诛灭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黄宗羲从袖中拿出锥子刺许显纯，并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这件事后黄宗羲被人称为“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对其父的孝顺。同时作为东林党重要人物的黄尊素，其政治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黄宗羲。 东林学派的兴起，以标榜气节，崇尚实学为目的，对于扭转当时的士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东林党人在讲学的同时，也会关注社会及政治问题，他们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解决民不聊生的状况。东林书院是东林党人主要的活动、讲学场所。既讲学又议政的东林书院，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其中也包括一些因为批评朝政而遭到贬斥的官员。此时的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舆论中心，在讲学与讨论实事的过程当中，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单纯的学术团体转变成为一个带有独特政治思想的派别，这些具有相似政治思想的人集中在一起，从而在朝廷中也有了不小的影响力，而他们的反对者则称他们为“东林党”。那时所谓的“党”，与现在我们所说的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时的所谓“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只是政治思想，政治理念相似，有着共同的政治期望的一群人。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由于东林党没有固定的章程和稳定合理的组织形式，所以党内人士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只能通过个人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东林党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政治局面，主张既重视农业和工商业，减轻赋税发展生产，在官员录取与任命方面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应该按照个人的才智予以录用；另外在军事外交方面，东林党主张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东林党人的政治思想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式而言，是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作为东林党重要人物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很早的就接触到了这些积极的思想，其中“东林学院”在当时对政治的评议的作用，也成为黄宗羲后来提出“学校议政”思想的一个蓝本。 三、黄宗羲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论的批判 黄宗羲的著作《明夷待访录》一共有十三篇。“明夷”一次源于《周易》，是其中的一卦，
浅论黄宗羲《原法》篇思想
浅论黄宗羲《原法》篇思想 摘要：《原法》是《明夷待访录》中重要的一篇，集中体现了黄宗羲的法律思想。在黄宗羲所处的动荡、变革的时代，他凭借自己的睿智提出了一系列超前的法律主张。他认为应树立“天下之法”，同时指出“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最终认为要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黄宗羲关于法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我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形成，对民主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黄宗羲原法背景意义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黄宗羲一生著作颇丰，重要的有《孟子师说》、《金水经》、还编了《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除此之外还有《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对三代以后尤其是明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新的构想。该书分为十三个专题，本文只对《原法》篇进行简单剖析，以加深对其法律思想的了解。 一、黄宗羲的法律思想 黄宗羲法律思想的核心是用“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进而形成“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局面，围绕这一核心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一）天下之法 黄宗羲在《原法》开篇就写到：“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接下来他自己给出了原因——“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了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了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①。 从这可以看出，黄宗羲认为三代以上的法是从百姓的实际需要出发而制定的，其实这里的“法”已经不仅仅是法律，还包括国家制度和各种政令和国家设施。这种考虑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法是“天下之法”，是真正的法。 （二）“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 黄宗羲通过对比认为三代以上的法为人民利益着想，而三代以下的法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为了君主一人利益，因此三代以下的法是“一家之法”。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鍶鍶然，日唯筐箧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②。后代的法为君主一个人服务，全然不顾百姓的利益，这样的法就不能称作“法”，是“非法之法”。 黄宗羲把法律分为“天下之法”和“一家之法”两类，二者的根本区别是法律是为“天下”还是“一家”服务。他明确指出，后代的法是维护封建君主的私利，没有天下之心。批判三代以后的统治者立法目的在于为自己利益、掠夺天下之财，丝毫没有为天下人的观念。（三）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笱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不无不行之意； ①[明]黄宗羲著.段志强译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华书局.2011.第21页. ②[明]黄宗羲著.段志强译注.明夷待访录·原法.中华书局.2011.第23—24页.
从《原君》《原臣》透视黄宗羲的民主思想
从《原君》《原臣》透视黄宗羲的民主思想 子夜飞蛾 所谓“民主”，并非《史记》中所记载的“人民之主”，而是“人民当家做主”，同“君主”相对。同理，“君主制”和“民主制”也是两种相对立的政体，各自有各自的利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过不同的作用。我国古代长期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封建社会初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达到顶峰的君主专制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之进行了猛烈抨击。在他的《原君》《原臣》两篇文章中，通过讲述为君为臣之道对自己的思想主张作了具体阐发。通过对这两篇文章的品读和评析，我们可清楚的透视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具体的思想内涵。 一、批判君主专制 哲学上说，“存在即合理”，君主专制制度既然存在，一定有它合理的方面，因此传播进步思想要先否认原有事物存在的合理性，为新思想的正确性奠定理论基础，这样才能保证新思想的快速传播。黄宗羲在这一点上做的可是相当出色，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先是古今对比，然后激烈批判，最后阐明事理，一针见血的对当时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刻剖析，从而彻底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 在黄宗羲看来，上古之君主“以天下为主，君为客”是民主的具体表现，这也体现了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托古改制。而“后世为人君者不然”，表明和古代背道而驰，他们“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古今君民客主倒置，对为臣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认为“臣为君而设者”，在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之时还认为是“纤芥之疾”。为君者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主，于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以奉我一人之Yin乐”，导致为臣者同样轻视人民，“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当社会动荡危及君权之时才去治理人民。让这样的君臣来治理国家，社会能不动乱吗？君主以天下为产业，定会殃及人民，因此古之君主受到人民爱戴，“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而今之帝王，则人民“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这同样使用了古今对比的手法，旨在说明实行专制不仅残害万民，而且对君主和臣子自己都是不利的。不仅如此，在《原君》的后半部分中作者提到了刘准与明毅宗，提出争夺产业的行为同样害其子孙。可以说作者很巧妙的站在了统治阶级的角度上，但他是头脑冷静的对自己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专制可能会损害自己利益”的结论，从而坚定了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的思想主张。这种论证方法的好处就在于使自己的看法更加全面客观，同时容易被一些已经习惯于君主专制的人们接受，从而使论点更加有力。 否定了君主专制在现实生活中的合理性，就更要批判它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彻底摧毁它所依靠的精神支柱。早在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君权神授”，适应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南宋时的程朱理学为推行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面对这些流毒无穷的学说，黄宗羲一概持否定态度，但是他欣赏传统儒学的民本思想，推崇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此是“圣人之言”，肯定武王伐纣的行为，对“君权神授”和理学中所宣扬的等级观念进行批驳，再次坚定了他的思想立场。在《原臣》中，他又针对“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发起激烈攻击，认为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是不同的，臣非君之仆妾，臣与君“名异而实同”，从而彻底颠覆为人臣者对自身地位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为臣态度——“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此外，黄宗羲还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君主专制不符合当前国情，并提出自己理想中的制度。“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说明他主张通过天下分治以分割
试论黄宗羲教育思想之特色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ｉｙｉ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３４６，２０１２ 试论黄宗羲教育思想之特色 张爱梅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江苏南京２１１８１６） 摘 要：作为明末清初重要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黄宗羲的教育思想颇为独到而卓越。他重视经学的学习，“受业者必先穷经”；重视史学的学习，“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重视诗文的学习，“学文者须熟读三史八家”；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他讲授的内容除经学诗文之外，还有天文、地理、六书、九章等内容。 关键词：黄宗羲；教育；思想；特色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４４４（２０１２）０６－０８２８－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２５ 作者简介：张爱梅（１９６４－），副编审，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编辑学研究。 黄宗羲（１６１０—１６９５），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一生不仅培育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而且在教育思想上也创获甚多，留下了许多独特而卓越的见解。本文拟就他对教育内容的一些独到看法，试加论述。 一、重视经学的学习 黄宗羲认为经学是一切学问的根底，“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１］。所以他要求求学者首先应当通经，“受业者必先穷经”［２］。故而黄宗羲在其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尤其重视经学的教授和学习，实际上这也是其教学活动的核心与基本的内容。如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讲学期间，作为明末理学大家刘宗周的重要弟子，除讲解刘宗周的学术思想外，主要内容就是带领学生通读枟诗枠、枟易枠和枟三礼枠。顺治六年（１６４９），黄宗羲对学生高斗魁说：“读书当从六经，而后史、汉，而后韩、欧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发为诗文，始为正路，舍是则旁蹊曲径矣。”［３］１４７显然，在黄宗羲看来，经是原点，是一切学问的源头，所以他强调“以经术为渊源”［３］４９３；不仅如此，黄宗羲还认为，学习经学也是治学的“正路”，离开经学的问学，即“舍是则旁蹊曲径矣”，有陷入旁门左道的危险。他的学生也回忆说：“黄先生教人必先通经，使学者从六艺以闻道。尝曰：人不通经，则立身不能为君子，不通经，则立言不能为大家。于是充宗兄弟与里中诸贤，共立为讲五经之集。”［４］从文意可见，黄宗羲之所以重视经学教育，一是因为读经是求道闻义的必由之路；二是学习经学也是做人的根本，不学经难以成为君子，学经是完善人格的先决条件和必由之路；三是读经也是做学问的根本，“文必本之六经，始有根本”［３］４８１。而且是做好学问、做大学问的前提。 黄宗羲在其教学活动中如此重视经学的学习，自然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与其家庭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黄宗羲的父亲和祖父均习于经学，也注重经学的研究。他祖父精于枟易枠，且“以枟易枠教授于吴兴”。其父亲为明万历十四年进士，饱读经典。受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和习染，黄宗羲当然会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无疑也会对儒家经典有天然的亲近感。 其次，则是源于黄宗羲对经学价值的认识。在黄宗羲看来，经学是一种能经国济世、治民安邦的法宝，他曾这样评论孔子思想：“余以为孔子之道，非一家之学也，非一世之学也，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继而不坠。”［５］再次，黄宗羲强调经学的学习，意在改变明中叶以来越演越烈的空疏浅薄的学风。“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 ８２８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_协同治理_思想探析
2010年第9期N o.9,2010 浙 江 社 会 科 学 ZHEJIANG S OCI AL SCIENCES 2010年9月 S ep.,2010 黄宗羲君主政治理论中的 协同治理思想探析 ! 刘华安 内容提要 在黄宗羲的时代虽还没有协同治理这个概念,但国家治理需要统治者分工协同的观念古已有之。黄宗羲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君臣协同治理的思想观念,并以此作为批判和否定 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不具备正当性的理论依据;同时,黄宗羲还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构想了他认为合理的君主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而将原来只是着眼于巩固君主统治的传统民本思想,推进到 而在万民之忧乐的新民本主义。黄宗羲的国家治理社会协同的思想对启蒙近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本质上是出于维护和改良君主政治的需要,还不能说是近代民主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思想。 关键词 黄宗羲 君主政治 协同治理 作者刘华安,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副研究员。(宁波 315012) 黄宗羲作为明清之际浙东学派的创始人,其在中国文化史上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除了杰出的学术成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反思中国封建社会何以会 天崩地解的原因时,他提出了一系列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政治见解和理论学说,特别是在君主治理理论上彻底否定了 君天下的传统专制政治思想,提出了 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观念,并以这个思想为出发点,设计了一套君主政治的治理制度,将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推进到新民本主义的阶段。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能实现从传统民本主义向新民本主义转型升级,是以君臣协同治理观念作为批判和改革君主政治模式突破口的。他正是以其社会协同治理的政论新见,来深刻揭露 三代以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不正当性,并从朝政、取士、法律、教育、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构想其认为合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新民本主义的理论学说。本文就君主制下黄宗羲的君主政治的社会协同治理思想作一探讨,以期对进一步研讨黄宗羲政治思想能有拾遗补缺的作用。 一 从当代社会政治学说的意义上说,所谓协同治理,首先是决策权不应为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所霸占,而应当属于所有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伙伴;其次是协同治理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利益和由此产生的冲突得到调和,并产生合作,最终建构集体决策的合法性;再次是协同治理的实现,既要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又要求治理主体权力边界的清晰。协同治理作为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概念,是当代社会民主政治的产物,社会协同治理是当代民主制度的基本诉求。 显然,在黄宗羲以前及其所处时代的人们政治观念中,是不可能产生上述意义上的 协同治理思想的,在黄宗羲的政治学说中也没有提出
黄宗羲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黄宗羲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基于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在这批启蒙思想家中，与法律思想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和唐甄，而以黄宗羲最为突出。 黄宗羲（1610-1695) ，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其父黄遵素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后被宦官杀害。黄宗羲知识渊博，既是思想家又是史学家，对数学、天文、地理等也很有研究。他的著作很多，不下数十种，主要有《南雷文定》、《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明夷待访录》不但是他，也是当时所有启蒙思想家在政治、法律思想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学术界曾将其与17、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同类著作相提并论。但《明夷待访录》成书于1662年（一说1663年），比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1748年）、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1762年）要早几十年或上百年，比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更要早得多，比洛克的《政府论》(1690年）也早二十多年。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法律思想是当时启蒙思想家法律思想的集中表现。 （一）反对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 黄宗羲认为政治之所以腐败，人民之所以受难，最大的祸根就是专制君主。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里指的不
是君主个人的好坏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在他看来，“人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并没有君主。但到后来，各人只顾各人，天下有“公利”无人去兴，有“公害”无人去除。为了兴“公利”、除“公害”，于是才产生“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君主。他认为唐、虞、三代（夏、商、周）的君主就是这样。 黄宗羲肯定三代以上的君主，正是为了否定三代以下的君主。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不是兴公利、除公害，反而“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所以黄宗羲所否定的，是秦汉以来的专制君主。 三代以前与三代以后的君主有这样大的差别，关键就在于三代以前是“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后是“以君为主，天下为客”。这样一来，人们为了争当君主，便使得天下不能安宁。在其未当上君主以前，不惜“涂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在其当上君主以后，又不惜“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 黄宗羲还对三代以前和三代以后人民对待君主的态度进行了比较：“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他提出了一个包含有君臣平等意义的新命题，即“臣
【史料及解析】黄宗羲的学校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史料及解析】黄宗羲的“学校”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黄宗羲的“学校”思想作为其政治法律思想的组成部分，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的变动时期，影响其思想的时代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封建统治的“变态化” 黄宗羲生活的时代封建制度已发展至末期，弊端尽现，而统治者为维护其地位变本加厉地推行集权专制，导致“封建统治已经逸出了常规”，形成“变态化”的畸形状态。 具体表现为自明初罢相以来，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实行极端的君主独裁专制，君臣、君民关系高度紧张。这种“变态化”的统治衍生出许多恶果，如任意诛杀大臣导致明代朝臣一度所剩无几，形成统治中枢的瘫痪；又如宦官专权，阉党把持朝政，残酷迫害正直人士，使明王朝更加分崩离析，最终被农民起义推翻。 2．东林书院的影响 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高攀龙等讲学于东林书院，四方学者闻风来会，评议朝政，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被称之为东林党。 “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矢志“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在明后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黄宗羲之父黄尊素就是东林党中的著名人物，黄宗羲十四岁时随父在京，深受其父及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的影响。因此，黄宗羲所设计的“学校”与东林书院的实践不无关系。 3．抗清斗争的经验教训 清兵入关后，黄宗羲在家乡组织了“世忠营”，旨在抗清复明，但却同时受到两方的打压：一面是清政府的镇压追捕，一面是被阉党、军阀把持的南明小朝廷的排斥压制。 这种腹背受敌的艰难处境使黄宗羲力不从心，对现实心灰意冷，于1653年基本上停止了抗清的武装斗争，转而从事著书立说。 斗争的经验使黄宗羲对明代的腐朽黑暗痛心疾首，进而开始了对以明代为典型的失范了的封建制度的反思和改造。
黄宗羲的民本思想
题目：黄宗羲的民本思想 姓名：吴婷婷 院系：西葡语系 学号：140470113 班级：2014级1班
黄宗羲(1610 年—695)是我国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 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自然科学理论家。他在清代前期与孙奇逢、李颙齐名, 并称“国初三大儒”, 自清末以来,则与顾炎武、王夫之齐名, 并称“明清之际三大家”, 可见他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地位之重要。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 黄宗羲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启蒙特征和意义。在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中, 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尤其引人注目, 成为早期启蒙思潮的亮点之一。从揭示君主的起源入手, 黄宗羲指出君主的职责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秦后君主背离了这一初衷;在此基础上, 他指出现存的君臣关系从同为天下服务的同事关系异化为主仆关系, 并为改变这种关系提出了限制君权的方案。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使君主的权威遭到了打击, 并且直指古代社会的价值核心———“三纲”, 具有不可否认的启蒙意义。另一方面, 他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具有不彻底性, 是在肯定君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 “天下为主,君为客”:黄宗羲民本思想基本内容 黄宗羲的“君客民主”观点,是他民本思想基本内容,也是他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中,民本思想一直居于主要地位,是中国古代治国的重要思想基础。所谓民本,是指主张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即以民为国之本,并以民众为执政施治的基础。以民众为本,政权才能巩固,天下才能太平,失去民心,政权就会丧失。黄宗羲为维护封建统治,主张封建君主、官吏在治国中应该以民为本。他 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 (一)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 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人的主体地位和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就是说,谁是社会的主体。这是根本的问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深刻阐述了这个思想, 对君民、君臣关系提出新的看法和新的观点,这就是谁是社会主体,用黄宗羲的话说,就是谁 为主,谁为客的问题。他明确地提出“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的观点,认为“为 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作为君主,必须“不以一已之利为利,而使 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已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今也以君为主, 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对于“为”与“被为”的关系说得很清楚,这就是君主只能“为天下(人民)”,不能使天下“为君主”。这里的“天下”是指“兆人万姓”的人民。“天下为主”也就是以人民为主,君主仅仅是为民众服务的公仆,从而肯定了民众的主体地位。
黄宗羲的民主思想述评
黄宗羲的民主思想述评（提纲） 提纲：1.黄宗羲思想产生的背景 (1)明清时期，沿海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2)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加强和社会矛盾空前恶化,黄的思想有和传统民本思想不同 地方是黄主张限制君主的权力，指出君主的绝对权力是一切伤害百姓的根源，主 张废除专制，建立平等的人权，这同西方的某些哲学家的观点有相近之处，而中 国传统民本思想强调的是为百姓作事作个好官就是目的了，这将直接导致官僚体 制的加强和膨胀，而要求官僚本身提高道德修养来更好的为民作主更是空想。道 德治国是这种思想的直接说明。没有平等自由人权的实施和作为治国的理念，治 标不治本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的权力监督机制，国家官僚腐败是必然的,人民也不 能真正获得民主权力而改善地位 2.黄宗羲的主要政治主张 (1)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君已矣”和“君为天下之大害” (2)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 (3)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4)批判旧儒学的封建“君为臣纲”的思想 3.黄宗羲思想与伏尔泰思想的简单对比 伏尔泰思想 (1)强调天赋人权，大胆揭露旧制度的弊端。 (2)宣扬人身自由、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批判天主教会和专制制度，反对等级 (3)特权和不平等现象。 (4)他还认为私有财产是神圣的。 4.黄宗羲思想的评价、历史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1)他抨击了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的反专制斗争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2)他的主张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要求，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封建制度 的衰落。
黄宗羲的民主思想述评 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杨韬黄宗羲是一个拓荒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民主启蒙思想,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这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骄傲,而且也是世界思想史上的瑰宝。 黄宗羲思想中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非君的民本思想。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传统的封建理论都认为国家是君主的个人财产，是上天赐予君主的。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君主可以“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原君》篇）是否以民为本也是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的裁决。也就是“由于民本的治政全靠君主的仁德，所以古来的民本思想实质上是君主的思想，权能只在君主方面。更尖锐的说，民本思想是君主方面为了柔和地 维持其专制政治并使之再生的一种安全阀的思想。”（[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2005 P259）而黄宗羲反对这种“民本”，他提倡的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黄宗羲继承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但他却更进一步，他将“天下”与“君王”分开，反对君主专制，提出“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11 月出版《原君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M〕·北京:中华书局, 1981）在君主与天下孰轻孰重的问题上，他提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原君》篇）由此可以看出。黄宗羲心目中的国家是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主应该为天下服务，为天下操劳，而不是凌驾于万民之上的巧取豪夺。黄宗羲将千百年来一直占据社会历史舞
试论黄宗羲民本思想与卢梭民主思想之比较及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黄宗羲；民本思想；卢梭；民主思想；现实意义［论文内容摘要］民主政治观念产生于15、16世纪的西欧，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而运用的一种思想武器，进而演变成西欧各国的一种治国思潮。本文选取中国民本思想的代表黄宗羲与法国民主思想的代表卢梭来作比较，力求通过对比两者思想的差异性分析出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借鉴意义。一、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与卢梭民主思想共性的比较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作为一种超越儒家传统文化的新型民本思想，与卢梭所倡导的民主思想具有很多共性，其相似之处有： 1.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相似。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清初之际，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走向衰败，君主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开始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行业中出现，人们日益要求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各种思想讨论异常活跃，这种情形与卢梭所处的18世纪的法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18世纪大革命前的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到了消亡的地步，整个社会处于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社会变革期，思想界也是非常活跃，因此二者的思想都是在封建专制制度没落、资本主义制度即将诞生以及学术讨论非常活跃的时期产生的。 2.思想的内容有相似之处。首先，二者在论述国家权力的起源时都设想有一个自然状态，认为在这个自然状态中的人都是有私利的，而且是平等自由的。其次，二者都针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君权民授”的理论。黄宗羲在《原君》中动摇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对君主权力的来源提出了质疑。卢梭也极力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他认为：“专制制度之统治臣民并不是要为了他们的幸福，而是要使他们贫愁困苦以便统治他们。”①他以“主权在民说”取代“主权在君论”。第三，二者都崇尚法治，黄宗羲反对儒家学说中的人治观点，他认为现在的法乃“一家之法”，这种法是以维护君主的利益为前提的，只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他主张应该建立“天下之法”，这是他法治思想最先进的地方。卢梭也是极力主张法治的，他认为人民主权具体体现为“公意”，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而法律又是“公意”的外在表现，因此，要遵循人民主权的原则就必须实行法治。二、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与卢梭民主思想的差异性比较尽管黄宗羲和卢梭在政治思想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不能把二者相提并论，黄宗羲对中国民主发展的贡献是一块“敲门砖”，而卢梭对西方民主发展的贡献就如同一块“试金石”，二者在民主思想的内容、影响等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差异。 1.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程度不同。黄宗羲和卢梭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时，深刻程度上黄宗羲不及卢梭。黄宗羲批判否定的仅仅是个别残暴的“恶”君，即把权力只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的封建专制君主；推翻的也仅仅是“恶”的政治，即封建君主专制，他崇尚“善”君，也就是肯分权给臣民的君主，他对君主制度还抱有幻想，因此，黄宗羲是批判封建君主专制，但不否定君主制；卢梭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是很彻底的，他不仅批判一切封建君主，而且否定的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制度。卢梭指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国家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国王一人手中，而这个权力永远是为国王一人的利益服务，而并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国王的私人利益首先就在于人民是软弱的、贫困的，并且永远都不能够抗拒国王”②。 [!--empirenews.page--] 2.所推崇的政体不同。正是由于黄宗羲和卢梭批判封建君主制制度的程度不同，也导致了二者所推崇的政体也产生了差别。黄宗羲不否定封建制度本身，主张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一系列的修补，以改变现状，因此他推崇的仍然是封建君主制度，即“善”的君主制，黄宗羲主张仍然实行君主制度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的分权观念的提出已经是向近代民主迈出了一大步，是值得肯定的。卢梭极力反对封建君主制和贵族制，主张建立民主制，但他认为最理想的民主制就是古希腊雅典城邦那样的直接民主制，他认为人民的主权既不可以转让，也不可以分割，而只能由人民自己行使自己的权利。显然，卢梭的直接民主制是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对现代国家来说，是具有不可操作性的。 3.对“民主”内容的阐释不同。黄宗羲虽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但他缺乏“主权在民”的观念，不像卢梭直接打出“主权在民”的鲜明旗帜。黄宗羲并不认为天下所有的人民都享有同等的权力，而只
黄宗羲民本思想
[内容提要] 本文从《明夷待访录》入手，重新审视黄宗羲的政治法律思想，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阐述其产生的背景，深入分析其自身特征，并对近年来出现的对黄政法思想“新民本”的定位做出评价，旨在论证其与传统民本间藕断丝连的复杂关系。本人认为黄的政法思想可定位为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的“过渡形态”——这种过渡基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而非指传统民本可以自发地发展为近代民主思想，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思想同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交叉。 [关键词]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过渡形态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古藏室史臣、双瀑院主持、改斋等，学者多称其梨洲。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潽人，于顾炎武、王夫之同成为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与孙夏峰、李二曲并称为“国初三大儒” 世人对黄宗羲多有赞扬之辞。蔡元培曾言：“黄梨洲氏且得东方卢梭之目焉，是为学问界之势力”；陈天华将黄的地位抬得更高：“明末清初，中国有一个大圣人，实孟子以后的第一个人……他著的书有一种叫《明夷待访录》……比《民约论》的出书，还要早几十年哩”；孙中山亦曾将此书作为鼓励民众反清情绪、传播革命思想的载体并将之赠送给日本友人。 黄宗羲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年代，文人陶望龄曾将时局形象地比为“漏舟泛江湖”。黄宗羲一生著作颇多，其所著“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便选前人的著作（主要是宋元明三代的名人名言以及乡人遗著），有十余种，一千余卷，一千万字以上。……另一类是黄宗羲亲自撰写的著作，又一百余种，三百余卷，字数在三百万字以上。”其政治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一书 《明夷待访录》写作始于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完稿于1662年（康熙元年）。今本注原君、原臣等二十一篇。近年又有黄遗著新发现，如“文质”、“封建”等两篇。百年来，围绕此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有清一代将之列为禁书，当今学界多对其褒扬有加，典型的如侯外庐先生直称其为中国十七世纪的“人权宣言”。 明清之际的政治法律思想，尤其是黄宗羲的政治法律倾向向来是学界谈论的焦点。总的来说，国内学术界大体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黄的政法思想仍属传统民本思想范畴；第二种观点认为黄的政法思想已经超越传统民本的界限，而归于民主思想行列。第三种——同时也是本人所持观点，认为黄的政法思想界于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之间，属于两者间的一种过渡。接下来，本人试透过黄的饱受争议的著作《明夷待访录》来重新审视一下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政治法律思想。所谓重新审视是指本人认为黄的这种“过渡形态”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思想同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交叉——这种交叉十分模糊以至于不管哪种单独将之归类的做法都没有十足充分的依据。此处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的定位有“新民本”之说，本人认为这种界定应作进一步的探讨：既然是“民本”，即使是有了“新”的因素，其本质上还是应当归入传统民本思想的行列——其提法本身就有类似“白马非马”的哲学诡辩的嫌疑，从而使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们在不得不论证黄的思想中不可忽视的近代型或称先进性的部分时陷入不可避免的前后矛盾的困境。朱义禄先生在其所著《黄宗羲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从文化的角度对黄的思想作出了多方位的探讨，在坚持黄的思想具有相当的先进性的同时，又可观地评价了黄身上所具有的不可磨灭传统、保守的印迹，而最
(完整word版)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思想的异同(笔记)
第4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课标要求：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说明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 重点：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主张及影响。 难点：明清之际反封建民主思想兴起的历史背景、影响及其评价。 知识结构： 一、李贽的离经叛道 1、历史背景（明朝后期）： ①经济上：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 ②政治上：阶级、民族矛盾尖锐，封建统治危机严重 ③思想文化上：思想文化专制，理学仍占统治地位（八股取士） 2、生平及代表作品：《焚书》、《藏书》等 1527-1602，明朝后期反封建专制启蒙运动的先驱，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 自称“异端”，一生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永不妥协，晚年被捕入狱，死于狱中 3、主要思想： ①否定孔孟及儒学的权威性（反权威）②批判程朱理学的虚伪性（反正统） ③强调人正常的私欲（尊人性）④倡导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倡个性） 4、评价：①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②将矛头对准封建正统思想，具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和战斗精神，是明清时期反封建专制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 二、三大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1、背景和经历（明末清初）： ①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并缓慢发展 ②政治上：社会动荡，阶级、民族矛盾尖锐，封建统治危机日益深化 ③思想文化上：思想文化专制（文字狱），自然科学有一定发展，西学东渐 ④生活经历：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隐居著书立说
A小结：一大时期（明清时期） 一股思潮（反封建民主思潮） 四位人物（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B比较：明末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的异同 同：①反封建专制；②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学； ③思想都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 ④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后隐居著书立说。 异：①黄宗羲政治上激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继承先秦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经济上主张“工商皆本”。 ②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主张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指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具有强烈的爱国色彩。 ③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认为“气理相依”，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具有朴素辨证法思想。 Ｃ分析：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是怎样从不同角度批判理学的？ 黄宗羲从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角度，批判理学视君臣之义为天理的伦常观。 顾炎武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提倡实学，批判理学空谈。 王夫之通过气和理的关系，论述物质第一，意识第二，对理学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通过运动绝对、静止相对的辩证关系批判理学形而上学观点。 D 分析：对三大思想家的评价 ①继承晚明进步思想，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提倡民主，重视工商业，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 ②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和“经世”爱国的优良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③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掀起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思想解放的潮流。 ④冲击了当时的封建专制，但未提出新的社会制度，未能动摇封建统治基础。 E 思考：为何中国明末清初的民主思想没有形成像西欧启蒙运动那样波澜壮阔的景象？ ①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极为薄弱，使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②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和影响。 ③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压制使早期民主思想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 F 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演变（见练习册P16——“4. 儒家思想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