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夷待访录》看黄宗羲的政治法律思想——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的

从《明夷待访录》看黄宗羲的政治法律思想——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的“过渡形态”

[内容提要] 本文从《明夷待访录》入手，重新审视黄宗羲的政治法律思想，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阐述其产生的背景，深入分析其自身特征，并对近年来出现的对黄政法思想“新民本”的定位做出评价，旨在论证其与传统民本间藕断丝连的复杂关系。本人认为黄的政法思想可定位为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的“过渡形态”——这种过渡基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而非指传统民本可以自发地发展为近代民主思想，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思想同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交叉。

[关键词]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过渡形态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古藏室史臣、双瀑院主持、改斋等，学者多称其梨洲。浙江省余姚县黄竹潽人，于顾炎武、王夫之同成为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与孙夏峰、李二曲并称为“国初三大儒”

世人对黄宗羲多有赞扬之辞。蔡元培曾言：“黄梨洲氏且得东方卢梭之目焉，是为学问界之势力” ；陈天华将黄的地位抬得更高：“明末清初，中国有一个大圣人，实孟子以后的第一个人……他著的书有一种叫《明夷待访录》……比《民约论》的出书，还要早几十年哩” ；孙中山亦曾将此书作为鼓励民众反清情绪、传播革命思想的载体并将之赠送给日本友人。

黄宗羲生活的年代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年代，文人陶望龄曾将时局形象地比为“漏舟泛江湖”。黄宗羲一生著作颇多，其所著“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便选前人的著作（主要是宋元明三代的名人名言以及乡人遗著），有十余种，一千余卷，一千万字以上。……另一类是黄宗羲亲自撰写的著作，又一百余种，三百余卷，字数在三百万字以上。” 其政治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一书

《明夷待访录》写作始于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完稿于1662年（康熙元年）。今本注原君、原臣等二十一篇。近年又有黄遗著新发现，如“文质”、“封建”等两篇。百年来，围绕此书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有清一代将之列为禁书，当今学界多对其褒扬有加，典型的如侯外庐先生直称其为中国十七世纪的“人权宣言” 。

明清之际的政治法律思想，尤其是黄宗羲的政治法律倾向向来是学界谈论的焦点。总的来说，国内学术界大体存在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黄的政法思想仍属传统民本思想范畴；第二种观点认为黄的政法思想已经超越传统民本的界限，而归于民主思想行列。第三种——同时也是本人所持观点，认为黄的政法思想界于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之间，属于两者间的一种过渡。接下来，本人试透过黄的饱受争议的著作《明夷待访录》来重新审视一下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政治法律思想。所谓重新审视是指本人认为黄的这种“过渡形态”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思想同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交叉——这种交叉十分模糊以至于不管哪种单独将之归类的做法都没有十足充分的依据。此处需要指出的是，类似的定位有“新民本”之说，本人认为这种界定应作进一步的探讨：既然是“民本”，即使是有了“新”的因素，其本质上还是应当归入传统民本思想的行列——其提法本身就有类似“白马非马”的哲学诡辩的嫌疑，从而使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们在不得不论证黄的思想中不可忽视的近代型或称先进性的部分时陷入不可避免的前后矛盾的困境。朱义禄先生在其所著《黄宗羲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从文化的角度对黄的思想作出了多方位的探讨，在坚持黄的思想具有

相当的先进性的同时，又可观地评价了黄身上所具有的不可磨灭传统、保守的印迹，而最终将黄的政制法律思想定位为“激发民主主义与民主意识的酵母” 。这一“酵母”的定位于本人所要探讨的“过渡形态”颇有相通之处。

一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的区别

传统的民本思想，即“以民为本”的思想肇始于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与其呼唤君主专制以平息动荡进而达成“治天下”的社会呼声是相吻合的。自周公以下，孟子等人均对民本思想有过系统的描述，然而不管是“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还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或者是其他的容易使人将之与近代民主的“主权在民”相联系甚或混淆的标语性的说法——不管这些标语以什么样的字眼出现，均仅是肯定了民乃政治的价值前提和根本目的。这样的说法其意义在于提醒、警告统治者重视民众的心声，其最终落脚点仍在于巩固国家的统治秩序，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回顾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不论是“法家”，还是“儒家”，

还是其它学派，其各自的学说——有可能相互之间存在较大的冲突，都是作为一种君主用以稳定国家秩序的手段出现的。本质在于一种自上而下的“替民做主”而非“让民自主”。君主历来凌驾于这些制度以上，是国家统治的主体，而这一点是与西方法制的初始阶段即提出的“主权在民”、“法律至上”所想达到的状态是截然不同的。张师伟先生对此的精辟论断是“民本与专制一体两面” 。

反观西方的近代民主思想则是在古希腊、罗马奴隶民主政治传统和欧洲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及多次的人权运动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不同于中国古代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在朝的或是在野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在君主专制阻碍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只有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才能迎来社会的进步这两点上是非常明确的，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创造出了一些经日后实践证明符合他们的意愿的政治方案：民主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

在两者的关系上，民本和民主在最终理念上是截然相反的。但也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中国传统的民本遵循自己内在的规律持续发展是否就会演变成近代民主思想，目前尚有较大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民主化必须面对自身的民本传统，而民本政治传统也确实含有有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甚至中国民主在萌芽阶段也借助或称依赖过民本思想。进一步讲，如果排除西方外来的影响，在新型经济形态与强大的民族传统的综合作用下，民本思想是否也会刺激一种中国式的“民主”的产生，而或重新陷入千年不变的专制的循环，这也是长期困扰国内学界的一个问题。

二黄的政治思想出现的背景

（一）经济背景

可以肯定的是，在明代后期甚至自中期以后，因循百年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带来了江南近代工业的兴盛。顾炎武对此的描述是：“商贾即多，土田不重”

，“末富居多，本富益少”，“金令司天，钱神卓地”。（《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

“当时，手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些手工业，‘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工匠各有专能。’……许多手工业中心已经形成，如苏州是丝织业中心，松江是棉织业中心，芜湖是染业中心，景德镇是瓷器业中心等等。苏州在万历年间，‘郡城之东，皆习织业’，在城内的饮马桥头，形成了专门‘唤找’手工业工人的劳动力市场。……徽州、苏州及山西商人成为当时著名的商帮。……太湖流域的一些农村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分化。如在湖州的农村中，许多地方便以种桑养蚕为主，商品经济占了主要地位” 。与此相适应的是，新型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遍布大江南北，成为近代城市的雏形，众多大中城市也相应出现。新型经济形态的出现必然带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转变。

（二）政治背景

正是由于“有明”一代的极致专制及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危机，激发了黄宗羲对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全面批判。对此有学者认为黄的批判君主的言论仅限于对明钟后期的皇帝的不满，这一点本人不能赞同。实际上，黄的批判已经扩展到对所有“后世之为君者”。但“有明”一代的专制统治时刺激黄宗羲思想产生的一个因素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明朝建立以后，生性多疑、凶暴专制的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而废除丞相制度，将封建专制推向高潮。之后，历经“四辅官”、“内阁”乃至宦官的专权，使得政治统治陷入混乱，激起了包括黄在内的先进思想家对明代专制制度的不满和他们对秦汉以来君主专制制度的重新审视和深刻反思。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政治改革如扩大相权、学校议政等方针无疑是基于对明代黑暗统治的一种反思。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其它方面阐述明末清初的特定背景，以此论证黄宗羲所生活年代的特殊性以及黄的政法思想的深刻本质。如冯天瑜、谢贵安两先生从文化角度和整个世界趋势对当时的社会做出了详细地分析。在此，不再详述。

三过渡形态与传统民本思想的瓜葛

我们在论证黄政发思想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怎样理解黄的保守的一面，其与黄创新性的一面何者为重。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直接导致了我们对黄宗羲定位的差异。

（一）权力的源泉及分权制衡思想

“有生之初，人各有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与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已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已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此为黄《明夷待访录?原君》的开篇几句。此处的“人者”即“古之人君”，他们“兴公利，除公害”的诸多措施就是他所尊崇的“先王之法”。“夫人主受命于天，原非得已” 。只有天子才能“受命于天”的引申意就是一切合法的政治权力都是从天子的政治权力派生出来的，天子本身就是黄所谓“纯粹至善”的化身。

在这种论断下，不论是黄的“君臣共治”、还是“地方自治”，其分权仅因为“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 ，其所分仅为“治事”的权力。而近代性质的分权乃是分割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即不能有某单个实体独占权力的合法性。由此看来，黄宗羲的“分权”与近代的三权分立、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相差甚远。

（二）保留君主制度

黄宗羲对君主乃至君主专权的眷顾是有即可循的，这与其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君权的激烈批判似有矛盾之嫌——这也正是造成当今众多学者在对黄的传统与创新何者为重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的原因之一。张师伟先生所言：“黄宗羲是传统社会一心一意专事‘补天’的‘抱道君子’，而不是传统政治体系的所谓的‘掘墓人’” 。

黄在为《明夷待访录》做辞时言道：“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饮曰：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以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可见，黄的内心深处，是非常渴望将来能有一位能像拜访箕子一样拜访自己的“周武王”的。南炳文也曾对黄肯定君主制度的政治倾向做过论述。这种情结在与黄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曾对封建君主做过更为激烈批判的人那里同样是非常明显的。唐甄在其《潜书?潜存》中表白心迹道：“使我立于明主之侧，从容咨询，舍其短而用其长，以授之能者而善行之，可以任官，可以足民，可以弥乱，不出十年，天下大治矣。”齐内心深处渴望的不是政治体制的大变革而是一位“明主”。王船山曾言道：“人不可一日无君。”、“亲与我胥生于天地之间，无逃于君臣之义。”

“天治生万物，仁也。帝王之养万民，仁也。宇宙一团和气，聚于一人，故天下归之，此是常理”

基于此，有日本学者做出了自己的判断：“（黄宗羲等人）并没有触及队君主专制体制的批判。就这一点来看，绝对不能把它比拟为资产阶级的近代民权共和思想，……除了主张黄宗羲是汲取了孟子以来的民本思想潮流的观点以外，还有一些人想给它加上积极的评价，但这种尝试是未必成功的。结果，目前能够取代‘源自民本思想的评价’的其他观点上没有形成。”

四过渡形态对传统思想的超越

前部分提到，黄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两面性即在传统保守的同时兼具创新性，从而奠定了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其超越传统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破传统尊君模式，整体上对封建君主进行猛烈评击

传统民本思想重在强调民众对于稳定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性，旨在对民众做出安抚，绝无否定君主制度之意。即使涉及到对君主的非议，也仅限于部分“昏君”、“暴君”。《明夷待访录》则与此不同，它在以往传统民本批判昏暴之君的基础上将声讨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今之君”。指责他们“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一搏我一人之业”、“敲剥天下知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甚至“然则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些“空前未有”的“激烈批判”呢？上文提到，在黄的内心是希望有一个明主存在的，本人认为将此看为饱受亡国之惨、奋起抗清，政治理想破灭后，基于对晚明的腐败政治而做出的“爱之深，恨之切”似的发泄应该是比较合适的。黄宗羲认为，君主的当然的“职分”是为天下“兴公利，除公害”、“毕世之经营者，为天下也。”对于此类能够遵循职分作为的君主“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 。

这么看来，黄所怨恨的只是背离了自己“为天下”的天职，奉行“天下为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 的“后世之为天子者”。在发出“呜呼，其设君之道故如是乎”的叹息的同时总结出“今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故其所也。” 并认为专制的结果是“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 。客观地讲，在具有一定的落后性的同时，黄的这些言论已经超出了传统“无君论”、“非君论”的局限。

（二）摆脱保守抑商思想，为新型工商业代言

重视工商业发展的观点并非始于黄宗羲。韩愈是宋明理学的先驱，较为典型的传统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也罢工商业与农业并重。“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教之道……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善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 。韩愈将农工商比为圣人教以民众的“相生相教之道”，这与黄的“工商皆本”已非常接近。此外，司马迁、王符等人的经济思想与黄亦有雷同之处——以至有学者据此否认黄宗羲经济思想的创新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工商皆本”是一个新颖的、标志性的提法，其它同时期的思想家们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相比以往主张倒退的“非君论”的观点，基于新经济基础的著作《明夷待访录》所表达的倡导商品货币流通的经济思想已经有了非常大的突破。

（三）承接传统思想，充当新时代的催生者

自紫金城的城门被不列颠的炮火轰开后，闭关锁国的历史被强行终止。面对列强环视的局面，中国该何去何从，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欺凌，获得解放成为时人思考的问题。中西古今之争，是贯穿特定时期始终的主旋律.在西学充斥的浪潮下,亦有学者开始回眸自己的传统文化。众多肩负救国救民重担的志士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等不断地咀嚼、发掘黄宗羲的文化价值，并从中升华出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和民族主义。黄宗羲的政法思想，成为与西方文化相融合的粘合剂，为近代股东人们起来变革现实、推翻晚清专制王朝的思想武器之一。客观地讲这实是将黄的思想人为的拔高——减少西方近代思想在出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民族认同的阻力。类似的说法有朱义禄先生的“文化增值说”和谢贵安先生的“误读说”。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种解读使得中国在吸收西方近代思想的过程中避免了强大的传统思想的阻力。从这个角度看来，称其为新时代的催生者实不为过。其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其它传统思想所不能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