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目前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些思考

对中国目前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些思考

课堂上听老师讲了很多关于自古希腊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世界科学发展中心的兴起与衰落的过程，讨论课上也听很多同学讨论了近代科学起源以及文化、宗教、经济与科学发展的关系，在这里我主要还是反观中国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中国科研环境的现状来阐述一下自己对相关问题的一些思考。

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也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国内的科研领域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问题有很多，这里主要是结合自己在平时生活学习中的见闻和感悟到来展开本文的讨论。

（一）科研人员身份的多重化。

当你接触了一位中国的大学教授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教授除了本职之外，往往还兼任着某某协会的理事、某某学会会长，也经常会遇到某次课老师出差了，课程就拖延了一次，类似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从某种程度上也许你可以说这反映了我们的科研事业蓬勃发展，教授们都很忙，但从侧面也折射出当今中国科研人员身份的错位。

通常，中国科研人员除了是研究人员之外，还会“兼任”管理者与公关的角色，当然有时候前者与后者的位置也会出现“倒位”的情况。这种身份错位必然导致科研人员精力分散，当你用于其他事情上的精力多了，用在科研上的精力自然就少了。科研环境的好坏可以从科研人员所拥有的用于专心做科研的时间来做一些判断，而现在的科研人员经常感叹时间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累。中国科协曾经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科研人员职称越高，直接参与科研时间就越少。正高级职称仅有38%的时间用于直接从事科研活动。尽管75%以上的科研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了40个小时，工作时间总量不少，但大部分科研人员只能保证30%以上的时间用于从事直接科研活动，这都表明中国目前的科研环境不那么理想。数学家陈省身曾经说过大数学家每天都工作十多个小时，而我们的科研人员“时间缩水”现象却越来越严重，科研时间的减少就意味着科研效率和科研质量的下降，这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中国的科研人员总量在世界上绝对是最多的，先不谈科研人员个体之间的质

量差异，但就每个人的科研时间来讲，我们的科研队伍的整体质量上就要打上一些折扣了。这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政策上应该简化一整套的行政体制，给科研人员们松松绑，让我们的科研人员能够拥有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用来做学术研究的时间。同时，科研工作者也应该从对自身做一些改变，主动消减公关活动，做一个更纯粹的科学家，而不是一个行政人员。

（二）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

看过一篇报道说中国目前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中国论文引用率却排在世界一百名开外，这可以从侧面反衬出中国学术评价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唯数量论”风气，教授发表了几篇论文、有什么成果，都和他的绩效工资挂钩，年轻的科研人员总希望尽快出成果、获晋升、拿项目。这种学术引导方式在短期内也许会激发科研人员的研究热情，但不是长久来看，会引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片面追求论文的数量，会致使研究者只看重论文发表的速度，很多科研工作者在选择课题的时候会因此而出现一定的取向性，更多的人更愿意去选择那些容易出成果的课题，而科学研究中有许多重要的课题是需要研究者潜下心来花费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取得成果的，很多研究者会因为研究周期过长，出成果过慢，即使看到了这些研究内容的重大意义，但仍然不愿意选择去做，这样一来会导致科学研究发展的不均衡性，容易造成科技发展的木桶效应。

2011年7月27日英国《Nature》杂志主编和美国《Science》杂志亚太分社主编在分别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都提到，中国学者在国际权威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发表量近年来呈现激增趋势，但优秀的论文凤毛麟角。同时《Science》亚太分社主编也给出了另外一个数据，他们杂志中以瑞士的用稿率为最高，而中国的论文则拒稿率非常高，高到98%。这反映出中国论文数量激增的同时，质量上却不尽人意。质量上的缺陷与对数量的刻意追求是分不开的，由于这样一种学术评价体系的存在，很多科研人员为了完成任务，对科研本身的质量关注程度自然就得不到保障，甚至有些人为了达到高数量的目的而出现了剽窃、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的行为，这简直就是科学精神的丧失和道德的沦陷，也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科学体系的健康发展。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是要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让所有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够在一个科学合理的框架体系之下进行公平竞争。其次，还要从人本身来做改变，如果每个科研工作者都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崇高的科学奉献精神，“唯数量论”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所以科研工作者应该严于律己，具备应有的科学操守。

（三）学术不端行为

学术不端在当下来看，已然成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主要表现为抄袭剽窃以及学术造假。

抄袭剽窃已经成为中国目前最普遍也是最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而且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甚至一些著名的教授院士都在其行列。比如原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胡黎明，一度浑身光环，但在1997年被人检举出其博士论文《CVD反应器中超细粒子的形态控制》有不少章节是抄袭别人的文章，被发现后，胡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论文雷同并不奇怪，正表明英雄所见略同。”但剽窃就是事实，胡黎明最终撤消博士学位、取消其博士生、硕士生导师资格。再如北京大学人类学家王铭铭，在其1998年所著的《想象的异邦》一书中，剽窃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中的大量内容，并因此而被北大校方免除了其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职务，同时还免除了他社会学系博导资格，并停止他在人类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项目。另外还有像合肥工业大学博导杨敬安几乎全盘抄袭以色列RonenBasri博士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并且在随后被查明其有6篇论文严重抄袭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学术造假也是目前存在着的一种比较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华中理工大学三位学者做的“科学奖励中的失范行为研究”结果表明，30.5%的专家确认曾经发生过虚报成果的现象，52.5%的专家认为，报奖者有伪造经济社会效益证明的行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收到的来信来函中“申请书有伪造或弄虚作假内容”现象的占23.8%。在学术造假的案例中比较突出的是上海交大陈进的“汉芯”事件。在2003年陈进声称研制出了“汉芯一号”，并借助“汉芯一号”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和上亿元的科研经费，“汉芯”也一度成为国人的骄傲，后来却被人证实所谓的“汉芯一号”不过是陈进从美国购得的芯片，并将原有的标志磨掉，然后加上“汉芯”标志。事情败露后，陈进也因学术造假和欺骗行为被撤除一切职务，并被上海交通大学解除了教授聘用合同。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学术不端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问题还是我们国内学术体制的问题，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导致了“唯数量论”，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人们容易产生急功近利的心理，将科学研究功利化，这导致了科研工作者不再是为了求取真理而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去做研究。科学研究不拒绝名利，但是太名利了就会导致人为了快速高效的获得科研成果而不择手段。

总体来讲，中国科研体系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西方国家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建立起了他们的近代科学体系，而我们从改革开放算起不过三十年，产生这些问题也是难免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从多方面着手，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人自身，科学是严肃的，真正的科学家也应该是纯粹的，科研工作者应该具备科学家应有的科学素养和科学奉献精神，如果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都能够把自身弄得“干净”了，这片科研的土地也就自然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