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基于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同时代发展和各国实际相结合，基于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怎样看待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归根到底有个学风问题。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说过: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强调指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邓小平历来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始终坚持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和大力倡导的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我们要自觉地继承和发扬。现在我们党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那是完全错误的，那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同时一定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深化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邓小平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而要结合实践经验和时代发展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必须鼓励探索、鼓励创造，从而就必定要说出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邓小平就称赞说: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新话”，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新话”。这个新话，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经过反复考虑提出来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决定，进一步讲了许多新话。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新话是正确的。如果把讲这样的新话，都看做“异端”，看做“离经叛道”，我们还怎么前进呢?恰恰相反，只有根据实践经验和时代发展，形成有科学根据的新观念新理论，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所以，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一、内涵要旨：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问题上，学界并未形成一种不易之论，而是充满学术歧见。而这一问题的解答与澄清无疑是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据乃至实现路径的前提与关键。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要旨的争论与分歧而言，举其要旨，集中在下述几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持“创新”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简单地在中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在不变的正确原则基础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是给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放进一些新的贡献。”因为“化”就是“变化”、“更新”与“创造”。持“背离”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是错误的，如王明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的学说。”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具体化”、“大众化”，还是应该“抽象化”、“形上化”。持“具体化”、“大众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亚洲形式”，就是要“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代之于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持“抽象化”、“形上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使之成为新的、形上的而非通俗的东西，如叶青认为，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性质的，理解、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都不是化，当然不是中国化了。即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理论现实化”，而是“学术形上化”。

其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化”，还是“两化”。持“一化”论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特性，穿上本民族的服装，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辩证对接。持“两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自身的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以及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实践经验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与中国气派，同时还应包括另外一个维度上的“化”，那就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中国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其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儒学化”，还是“断裂化”。持“儒学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向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复归”，是“被儒学思想方法的同化”，并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来只是儒学传统思想改头换面的延续。持“断裂化”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完全取代”，以致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比如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便是用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中国文化进行现代化以及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

需要指出的是，因囿于解释者自身的“意旨”与“前见”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复杂性，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上的多元界说与解读也就在所难免，而内涵要旨的不同理解往往会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致思路向与过程结果上的分殊和差别。因此，面对这一争执不休的态势，我们迫切需要呈扬一种“共识”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旨与应有之义加以基本体认与深度透视。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具体化与通俗化。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势而呈扬的“总的指导原理”，因此，它需要“在…化?的系列中存在并发展着自身”，同时，只有将其具体化、将其穿上本民族的服装，才能变“理论理性”为“实践理性”，变“观念智慧”为“行动力量”，才能不断在种种“化”的实践中将其世界性的范导功能加以呈露与凸显。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秉承马克思主义“走出书斋”、“改造世界”的本真精神，

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喜闻乐见的风格形式来阐扬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与原理，使之成为中国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与建设的思想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具体化、通俗化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加以线性的“对接”与简单的“比附”，而是使得彼此能够辩证互动、互通有无与耦合再造。惟如此，我们才能走出“本本主义”与“经验主义”、“儒学化”与“断裂化”等各据一隅、各执一端的偏狭。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的当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中国实际并非始终如一，其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规定性。同时，中国实际也并非仅指与全球背景、时代主题全然无关的狭隘的中国内部实际(即国情因素)，还应包括外部实际(即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因此，仅仅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显然不够，还应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融入“当代化”的元素。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与时俱进、永无止境的当代化过程。其与时俱进的当代化就是既要直面与反思中国现实社会生活所面临的各种时代条件，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放置于全球背景下，又要结合当代的时代主题、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发展态势以及人类实践的最新发展状况，“带着我们今天最新的方法和语境在一个开放的视域中面对马克思主义”，从而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永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当代性。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涵涉了这样一个双向的辩证过程，一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业已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社会面貌与制度构架，以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与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一方面中国人因囿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积淀、生活习惯与经验习俗，势必会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来解释、运用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对“马克思主义”会产生能动作用，即马克思主义在一开始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遭遇、碰撞、交锋时，就会受到中国实际与中国文化之“化”，也只有接受中国之“化”，才能获得“中国形式”与“中国内容”。就此而言，中国人有权利也应该把中国自身的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体之两面，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辩证统一起来，才能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旨。

二、基本理据：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够中国化

毋庸讳言，任何一种理论、学说能够在一个民族中广泛传播、扎根生长、开花结果与发展壮大，无疑都有其深刻的现实与文化等层面的原因。基督教罗马化如此，佛教中国化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例外。其基本理据，撮其枢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可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自身所给出的种种“被化”的根本性条件，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科学性、世界性、当代性、实践性等“理论特质”。没有如是的理论特质，谈论马克思主义任何形式的民族化、具体化都是不可思议的。

从基本内容看，马克思主义不仅正确揭示与把握了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而且阐扬与开显了不断业已被现代科学证明为正确完备的并且能够契合人类思维本性、彰显人类思维规律、代表人类思维现代取向的方法论，因而具有无可争议的科学性。就此而言，其科学性也就决定了它能够适用于一切国家与民族、能够放诸四海而皆准，能够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相反，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具科学性，那么，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都不期而遇、不约而同地将一种不具科学性的东西民族化、视一种不科学的东西为自身的精神家园就显得十足荒谬了。从时代特征看，地理大发现与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辟，使得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业已成为一种既定的客观事实。在“历

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不再仅仅是隶属于特定的民族的地域性理论，转而成为一种能够越出民族与时空界限的世界性学说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具世界性，而仅具文化上的个体性，只是一种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自我封闭的“单子”，那么，马克思主义不仅会因为其自身系统的封闭性、难与其他系统进行能量、信息“互通有无”而最终走向正反馈，而且会因为其自身的封闭性、无法与其他民族文化样态“对话通约”而缺乏持久的生命力，这显然又与马克思主义能够跨越国界“大放异彩”、能够与其他民族文化样态“交往互惠”的基本事实大相径庭。

从时间跨度看，马克思主义虽隶属近代，但却并不与传统西方思想构成一种“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关系，也并不与当代西方诸多思潮构成一种“对峙与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蕴涵当代价值、从属现代性(当代性)范畴的学说。这是因为，尽管一百余年以来，马克思所揭示的时代现象与内容和现时代存在很多差异，但从宏观上讲，时代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正所谓“当今时代还是马克思当年提出问题的时代，比如说世界历史时代、劳动与资本对抗的问题、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换言之，不仅世界历史背景不存殊异，时代矛盾和时代任务亦并无二致，在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资源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失去其自身的当代性，这也就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当代诸多国家、许多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种思想借镜与理论旗帜。

从致思取向看，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性指向，它不仅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与“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现状”为自身的理论旨趣，同时也以“实践”为人类精神运思的奠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如是“经世致用”的实践性，正由于马克思主义能够倾听实践的呼声、彰显实践的诉求、反映实践的特性、践履实践的要求、视实践为人类一切理解与认知活动的前提条件，所以它才会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与普遍认同，才会被诸多处在艰难困苦与被压迫状态下的民族视为寻求自身解放、谋求自身发展的思想武器与精神力量。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可能离不开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需要所构成的“现实基础”。我们知道，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具有普遍必然有效性，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马克思主义何时、因何与如何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中凸显实效与发挥作用，无疑又取决于它满足该民族、该国家在实践与理论上需要的程度。因此，任何理论与学说都必须在社会实践与社会需要面前接受审查和检验，否则，它就很难成为人们的理论诉求与思想武器。

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强势入侵致使近代中国社会封闭样态的基本解体、天朝上国迷梦的彻底破碎与社会精神支柱的基本瓦解，面对民族危亡、精神缺失与价值空场这一激烈的社会变迁，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苦苦寻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革命真理与理论武器。无数志士仁人的苦苦寻求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都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又都以失败而告终。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什么主义都找过了，都不能解决问题。直到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而一经找到并加以运用，中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了。

而马克思主义较之于西方形形色色的其他“主义”(诸如“进化论”、“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等)之所以具有更大的力量、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因为一方面十月革命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先进的中国人，并使得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诉诸马克思主义，才能及时重建一种时代精神，“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虽源于西方，但却与以个体取向的价值观为精神内涵的西方文化判然有别的新的文化样态，并且这种文化样态能以其巨大的理论穿透力渗透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深处，因而既能够更为有效地契合当时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它的认知障碍。

因此，如果不是激烈的社会变迁、巨大的精神缺失、空前的价值嬗变以及由此产生的理

论需求，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富有强烈的批判性、革命性与实践性指向，如果不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一种文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以致对先进的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与巨大的感召，国人大概很难会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情感上的强烈共鸣与心理上的彻底认同。“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可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在诸多方面的相通相融这一“文化条件”。因为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要成功实现其本土化，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二者必须要有耦合生长点、契合融通性。

众所周知，文化虽具有其自身的个体意义，但却不是自我封闭的单子，否则最终会僵死在自身的封闭视域中。因而，任何文化都具有某种公度性、可通约性，即任何文化都是对话沟通、交流融合的结果，诸如西方文化即是两希文话(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对话合流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可以“对话、通约”的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处于世界文明大道之中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整个人类文明时代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其庞大的体系也吸取、容纳有人类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中国文化又向来不乏强大的韧性与张力，不乏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与精神气度，故而中国文化不仅能在表层上接纳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样态，更能在深层中找到二者得以“双向互动”、“视域交融”与“耦合再造”的根基与支点。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基本差异并不遮蔽二者在“价值取向”与“社会理想追求”等方面的契合融通性。

从价值取向看，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取向的价值观为其基本要义，突出“集体本位”与“社会人生”，强调个体对群体价值的认同；而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本质是一种“类存在物”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阶级属性和集体主义，因而二者在对人的本质的看法上、在强调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归属上以及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上可以相合相通。

从社会理想追求看，中华民族“协和万邦”、“爱无差等”的“天下大同观”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共产主义”在实现每一个体的全面自由与高度幸福的旨趣上无疑具有趋同性，这说明二者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与终极关怀。没有二者价值取向、哲学理路、社会理想的相通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可能便是不可设想的，因为惟有文化上的相融相通，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方便、最快捷的思想桥梁”，才是其得以可能的“内在机理”与“文化依凭”。

三、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中国化

“可能”并不意味着“现实”，“何以可能”也并不等同于“如何可能”。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从可能态走向现实态必须有其自身的实现路径。对于马克思主义如何可能所依凭的实现路径，笔者以为，至少应有这样三个基本维度：

(1)以“实践诠释、文化解读”为表征的“结合”路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首先有赖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只有在“结合”中，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中国化。此处的“结合”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前者属于“实践诠释”的层面，后者属于“文化解读”的层面。

就实践诠释而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则有赖于这样几个要件：其一，不能狭隘地看待“中国实际”。如前所述，我们不应把“中国实际”仅限于中国内部实际与单纯考虑中国国情因素，还应聚焦与关注外部实际，即全球化的国际背景。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加以实现的，而是在一个不断开放、动态变化的境

遇中成熟与发展起来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现代全球化这一宏大叙事的世界图景中不断丰富与壮大起来的。因此，惟有把中国实际放诸于全球背景下，结合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才能更准确地认识与把握中国实际的本质，高屋建瓴地认识与驾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基本规律。

其二，要使有关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理解”与“应用实践”相关联，并强调实践诠释的优越性。即始终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民主革命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等)相结合，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解释理解放诸于中国具体实际中并经由实践来检验。所谓“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所谓“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就文化解读而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有机结合，以下几个要件不可或缺：其一，不能狭隘地看待中国文化。显然，中国文化并不单纯涉指儒家文化，儒释道都是其有机的构成部分，因此，持马克思主义只应与儒学相结合的论断就显得异常偏颇。同时，中国文化无疑又是世界文化中的一员，这就要求我们应该超越狭隘的文化认知，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整体的思想世界中，惟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获得一种人类意识与?世界眼光。此外，中国文化除精英文化这一向度外，还应包括中国的民间文化传统，惟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传统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才能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才能真正走向通俗化与大众化。

其二，不能狭隘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即既不能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结论的优先性，抑或只强调其方法的至上性，也不能只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功能的至高性，抑或只强调其政治功能的无上性，而应该既要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蕴涵整体观照与探幽发微，更要注重以整体主义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耦合再造与辩证对接，从而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机制、文化认同与实现形式。

其三，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上始终保持高度的理性自觉。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曾经历了一个激烈反对到重新阐扬的嬗变过程。“从新文化运动中分化出来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带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对峙起来，在赞成和高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传统采取过激烈的批判和拒斥，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可能性、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是有鉴于此，毛泽东等中国马克主义者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有机结合与水乳交融，十分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尺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独具特色的概念、范畴、命题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既使这样一些概念、范畴、命题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特定形式，又使之得以创造性转化并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与实践品格。

(2)以“辩证互动、视域交融”为旨趣的“对话”路径。需要指出的是，“结合”不是“拼凑对接”、“机械相加”、“杂糅叠合”与“生搬硬套”，而是“辩证互动”、“宽容互让”、“动态互文”与“视域交融”，不是“惟你是崇”、“惟我是举”，而是“平等协商”、“和谐共在”。而要真正实现这一意义上的“结合”，只有诉诸于“对话”。在这个意义上说，“对话”是“结合”得以实现的一种机制。原因在于，“对话”之为“对话”，就是要以“去中心”、“去先验”、“反本本”、“反基础”的方式使得彼此“真诚沟通”、“宽容互让”与“和而不同”。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对话”的路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有的一条路径。问题的关键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展开对话?要而言之，有这样几个维度：

其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一问一答的“问题式”对话。从某种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一问一答的“问题式”对话从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既是一问一答的“对话”，就不能惟马克思主义是崇，抑或惟中国实际是举，倘若惟马克思主义是崇，则容易沦为“本本主义”、“独断主义”甚至“原教旨主义”；如果惟中国实际是举，

就容易遁入“经验主义”、“相对主义”甚至“惟我主义”。理性可取的方式乃是直面中国自身的问题，以问题为契机与轴心来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展开对话。

正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既未将运思的基点定格于马克思主义所给定的种种现成结论之上，也未狭隘地看待中国的实际，而是直面与聚焦中国自身独特的问题，并以中国的革命问题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展开对话，从而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性应用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因为***等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实际、破除迷信、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为轴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展开对话，既不拘泥马克主义所给定的现成的结论，也不拘泥毛泽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从而能够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观念与实践的更新做出了独特的思考与探索，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创造性地推向前进，以及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引入21世纪。

其二，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视域交融的“解释学”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又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之间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的过程。依现代解释学之见，既是“解释学对话”，就不能囿于“作者中心”、“文本中心”、“给予中心”的客观主义，也不能囿于“读者中心”、“解释中心”、“接受中心”的主观主义，而是要悬置中心、消解基础，回归双向互动、相互倾听的平等对话，以及要携我的视域进入你的视域，使我与你的视域产生“交融”。

由于中国解释者与马克思主义文本存在“间距”，同时还受制于自身既定的、不可还原的“前见”。“间距”无法消弭，“前见”也并非全然合理，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既会有正确的、创造性的解释，以及基于正确的、创造性的解释所作出的积极的、成功的运用，抑或与之相反的解释与运用，明白“解释”本身具有二重性，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这一对话过程中，既会看到由于创造性的解释与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创新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也会看到由于机械的、教条式的误读误用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诸如王明路线、文化大革命论、两个凡是论等如是让中国革命与建设遭受挫折、蒙受损失的错误理论。

其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交往式”对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与学理层面的对话不可或缺，观念层面的对话也至关重要。因为一种外来的理论倘若未经过与本土思想资源在观念上的交锋、碰撞、对话与沟通，就很难得到人们思想上的认同。

与前两种对话维度一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也要超越主客二元、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即既不能惟马克思主义是崇，也不能惟中国传统文化是举，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视为向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复归”，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视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完全取代”，而应以一种在对话中求“和”的思维方略使二者平等认同、互通有无与真诚沟通。惟有立足于“和而不同”的交往与对话，才能一方面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使得彼此都获得更为宽广的理论视域，从而真正进入一种“和而不同、互诠会通”的良性互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