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超越

收稿日期：2011-

05-01基金项目：重庆科技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CK2010Z02）

作者简介：邓龙奎（1974—），男，重庆人，重庆科技学院法政与经贸学院讲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2011年7月第38卷第4期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July ，2011Vol．38

No．4

马克思早期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超越

邓龙奎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马克思早期在参加现实生活的斗争中，汲取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有利因素，从历史发展的逻辑起

点、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等三个方面实现了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超越。阐释清楚马克思早期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与黑格尔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黑格尔；历史观；超越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5957（2011）04-0016-04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的一个重

要理论问题，它规定着人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可以说，对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关系的认识历程，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历程。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人类社会历史观上的伟大变革。这一变革是马克思在继承以前思想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在马克思的早期阶段，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其他青年黑格尔主义者都对马克思思想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两个重大发现之一，厘清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与黑格尔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弘扬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逻辑起点的超越：从“绝对精神”到

“现实的个人”

在人类思想史上，不同时代的哲学家所主张的哲学形态、哲学观点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是，每个哲学家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总有一个逻辑出发点。在哲学史上，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认为，真实存在的只有原子和虚空，他们以原子为逻辑的出发点构建了原子论哲学。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事物的规定，要认识现象世界，必须先认识理念世界。他们以理念作为逻辑出发点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在对自然的认识上，思想家们要么从物

质出发，

对自然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要么从思维（精神）出发，对自然作出唯心主义的解释。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观上，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都是从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历史进行阐释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精神、理性、自由和理念，它们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负有责任，历史不外是精神的外化和扬弃外化的历史。正如马克思

指出，“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

生产史。”［1］203可见，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以绝对精神作为自己的逻辑出发点，

在精神自身的生成和外化中去实现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所以，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是丰功伟绩和大灾大难的杂集，而是世界精神在自我意识方面时而渐进、时而突发的进展。

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逻辑出发点去诠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早期深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但是，马克思早期在现实生活的斗争中逐渐意识到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缺陷，从历史观的逻辑起点上逐步实现了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超越，从而为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41年，马克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原子偏斜运动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原子运动的“偏斜却表达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即抽象个别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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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马克思在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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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自然哲学时透露出对人的研究的兴趣，赋予原子以个体的意义，原子偏斜运动也被赋予个体解放的价值。而黑格尔认为，整个世界历史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化，是理性运动的一种逻辑展现，作为历史运动中的人，是受理性制约的，是被动的个体。虽然马克思的思想和黑格尔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仍然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把精神看作世界的本原和主宰。正如列宁所说：“1841年大学毕业时提交了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就其当时的观点来说，还是一个黑格尔唯心主义者。”［3］3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到《莱茵报》工作，在此期间，他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议论的难事。马克思发现国家并不像黑格尔所说的“是道德和自由的体现”，不过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工具。在《莱茵报》时期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使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国家观的缺陷，物质利益问题已经动摇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在克罗茨纳赫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在文中指出，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基础，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表明马克思在现实生活斗争中遇到的难题促使他对黑格尔思想进行反思，并从理论上迈出了清算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第一步。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17马克思明确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作用，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同时，他越来越感到黑格尔式的精神理性在现实面前是那样的软弱无力，竟没有办法去扬弃那些“精神异化物”，他认为，只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才可能是走向真理的唯一通道。所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196在这里，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外化的思想，认为世界历史是人在劳动过程中生成的。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人”还带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痕迹。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1］519可见，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克服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影响，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确定为“现实的个人”。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受黑格尔的影响，从理性出发来分析社会，但在现实斗争中，现实与理性往往发生冲突，并遇到了要对物质利益发表议论的难事。因此，马克思从经济学入手，摒弃了黑格尔历史观的唯心主义的立场，扬弃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观点，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出发点，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双重超越。

二、历史发展动力的超越：从理性到物质生产活动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始终是历史哲学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前，许多思想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索，但真正在这一问题上提出有价值的思想的是近代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爱尔维修等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而环境又主要是由法律和政治制度决定的。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取决于人的理性，而人的理性则是教育的结果，教育能帮助人民克服错误的意见。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这些错误意见是道德腐败和政治腐败的真正原因，从而得出了意见支配世界的结论。因此，法国唯物主义者不可能找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所在。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运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并力求揭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有规律运动的原因。黑格尔通过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考察，力图用财产关系去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市民社会”，即社会制度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但是，黑格尔不能正确说明市民社会的起源，认为市民社会决定于时代精神或民族精神，而时代精神或民族精神是绝对精神外化的一个环节。这样，黑格尔就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归结于绝对精神。同时，他除了认为绝对精神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外，也充分肯定了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4］291。黑格尔虽然把恶劣的情欲看成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他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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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把这些恶劣的情欲激发起来的热情不能不受到理性的制约。在《小逻辑》中，黑格尔指出，“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5］394。可见，在黑格尔那里，只有理性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看来，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在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时，虽然提出了某些有见地的思想，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从总体上都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没能找到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马克思对这些思想家的历史动力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地分析，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找到了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莱茵报》时期，现实生活中的斗争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产生怀疑。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马克思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得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接着，马克思转向经济学研究，其早期研究成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在其中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186。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天上的云兴雾聚之处，而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可见，马克思早期把全部历史理解为人的活动的历史，而粗糙的物质世界才是人类历史的发源地。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为唯物史观提供了生长点和立足点。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05而人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离开了人的生产活动，就没有社会和社会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说明了人的社会性本质，正确地阐述了社会实践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论述了物质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们指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53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要生存，要去创造历史，必须要进行生产劳动。没有物质生产活动，人类的生存都存在问题，更不用说去创造历史了。因此，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他借鉴了恶（贪欲和权势欲）是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有利因素，认为人类要生存，必须要满足“吃喝住穿”这些最基本的欲望，而要满足这些最基本的欲望，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从而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于物质生产活动，实现了对黑格尔关于历史动力论的超越。

三、历史发展规律的超越：从理性决定论到辩证历史决定论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创立之前，许多思想家都从不同角度探索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由于这些思想家不理解现实中的人及其现实的活动，他们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意大利思想家维科认为，人类要过上有秩序的、公正的生活，必须要受到“天神意旨”的帮助。对于神明的上帝而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都是他的目的的实现。维科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根据理解为“天神意旨”，认定有一个全能的上帝在主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康德认为：“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做是大自然的一项隐秘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就是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禀赋的唯一状况。”［6］15在这里，康德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按照大自然的计划发展的，而自然的最高目的就是把它赋予人的全部禀赋，尤其是理性充分发挥出来。因此，人类社会历史是在理性支配下的一个有规律的发展的必然过程。

理性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核心，人类社会历史则是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是理性表现自己的场所。黑格尔认为，理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同一性，而人类的热情则是不断变化的。人类的热情只是理性借以实现自己的手段，它要受到理性的制约和支配。他还认为，理性“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当中，卷入是有危险的。它始终留在后方，在背景里，不受骚扰，也不受侵犯。它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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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到祸殃这可以叫做‘理性的狡计’”［7］34。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民族和个人只不过是理性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相对于理性来说才是合规律的。可以看出，黑格尔的这一思想蕴含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只是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理性决定论，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由于黑格尔认为理性是历史的主宰，没有赋予人以历史主体的地位，更没有认真考察现实中的人及其现实的活动，因而他把世界历史变成了思想的历史，不可能真正找到世界历史的内在联系，更没有真正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在现实生活斗争中，逐步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从现实中的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又提出了国家、法、宗教、道德等都要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的论断，认为国家、法、宗教、道德等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表现形式，把生产劳动理解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1］312，并进一步指出，不去认识清楚“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就不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1］35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他们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532—533在阐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也第一次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583可以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创立了唯物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544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用物质关系来说明思想关系，认为物质生产运动的规律最终决定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样，马克思从经济学的分析入手，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活动出发，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阐发了辩证历史决定论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解读，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历史阐释只有在他所处的时代中才成为可能。马克思早期在参加现实生活的斗争中，汲取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有利因素，并扬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从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等三个方面实现了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超越。而阐释清楚马克思早期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与黑格尔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对厘清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历史观上的对立和一致，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基本内涵，弘扬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康德．历史理论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7］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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