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进士家族的地域分布

试论明代进士家族的地域分布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历代登科总录》研究资料，对明代全国的进士家族进行了初步统计，得出全国一门三进士以上家族的地域分布状况：浙江以82户为全国之冠，南直隶78户紧随其后，第三为福建39，第四为江西36户，湖广31户排第五，山东29户列第六，北直隶22户列第七，四川21户列第八，以下依次为山西19户，河南18户，陕西18户，广东4户，广西和云南各1户，贵州为0，全国合计399户。其中，一门三代以上中进士者全国合计189户，依次为浙江51户，南直隶32户，江西20户，福建16户，山东15户，山西13户，湖广11户，四川11户，北直隶10户，陕西5户，河南3户，广西、广东、云南各1户，贵州无。这样一个排位，与全国进士总体分布规律基本相符。进士家族有以下几个规律：地域集中，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优势，构成高级官员的主体，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士家族形成的主要原因：重视家庭教育，拥有足够的家族经济实力。

关键词：进士科举家族明代文化

唐宋以后，科举制度不断完善，进士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明代尤其如此，“今之高官要职，非进士不畀”1，而“进士一旦居要地，遂过数十年之财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2。在功名富贵的诱惑下，明代士人纷纷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为博取一介功名，不惜皓首穷经。然而进士录取的名额有限，考生无穷，“从生员考试，到成为进士，只有三千分之一的机会”3！一家能出一个进士，就足以光宗耀祖了。在竞争如此惨烈的大背景下，有些家族却能数人、数代十余人考中进士，甚至数代鼎甲，一门高官，为时人所歆羡，而流芳于史册。对这些家族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使我们对明代的科举制度、政治格局、地方文化乃至家庭教育等等诸多方面，获得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关于科举家族的研究，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吴仁安就长三角地区，深入研究了各家族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因素以及存在状况，但涉及的明代进士家族数量有限4。曹国庆以铅山费氏为切入点，对江西的科举世家崛起过程及其在地方的作用做了探讨5。总体而言，这类文章和专著尚不多见，应该说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研究领域，值得我们深入展开。在开展深入研究之前，对明代全国的进士家族的分布及其特点的调查，是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课题。当然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涉及的人物实在太多，资料实在太丰富。本文在《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之明代部分的研究基础上，对明代全国进士家族做了一个初步调查，统计出了其在各地的分布，各家族进士数量、甲第、任官等诸多情况，并总结出了一定的规律。正如前面讲到的，本课题涉及人物及资料太多，而某些人物的关键资料又缺失，使得本文在

统计上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差，尚待方家指正。

1[明]文徵明：《甫田集》卷十七，《送陆君世明教谕青田叙》。

2[明]郎瑛：《七修类稿》，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第210页。

3关文发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63页。

4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01年。

5曹国庆：《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的作用》，《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一地域分布统计

1.所据资料说明：本文是在《中国历代登科总录》之明代部分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主要依据明代各科考试录（包括《登科录》、《会试录》、《进士履历》、《同年序齿录》等）1、明代焦竑编《国朝献徵录》（简称《献徵录》）、清初盛子邺编《类姓登科考》，并以雍乾时期的各省地方志及其它相关史料作为参考。

各朝考试录中的《登科录》、《同年序齿录》、《履历便览》等，记载了每位进士的曾祖、祖、父、兄弟甚至儿子的名字、出身与历官情况，是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献征录》中收集了万历中期以前的各种人物传记资料，其中进士近二千四百位，相关墓志、圹志、神道碑铭等1180余份，行状、行实等170余份，传记900余份，为我们研究人物的家世、履历等提供了十分翔实的原始资料。

这里重点提一下《类姓登科考》的情况。该书为清初盛子邺所编，以韵为目，依姓归类，收集了自洪武四年至崇祯十六年几乎所有的进士，记载其朝榜甲次、籍贯，位至显要者则列举其官爵赠谥。尤为可贵的是，该书还利用了《登科录》等资料，考证出了相当部分进士之间的血亲关系，可以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最基本的线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该书的考证并不完全，而且其中有些信息还是错误的。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卷二：“钱喜起浙江仁和县人，若赓子，二甲，三代进士。”[子226-434页1实际上钱喜起与钱若庚没有任何关系。喜起一家是三代进士不误，但他是仁和县人，《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三代履历》载其“祖立，嘉靖乙丑进士，广西副使……；父养廉，万历己丑进士，吏部员外……；本生父养度，刑部主事”，则钱立、钱养廉和钱喜起为一家族。而钱若庚是鄞县人，见同卷：“钱敬忠浙江鄞县人，若赓子，天启壬戌二甲。”[子226-433页]又：“钱肃乐浙江鄞县人，丁丑二甲，若赓孙。”[子226-434页]据此，钱若庚、钱敬忠和钱肃乐为一进士。《类姓登科考》张冠李戴，误将二者混为一谈。

再如卷一：“孙如洵浙江余姚县人，癸丑二甲，燧子。”[子226-423页]“燧子”误。据《献徵录》和《登科录》的记载，孙如洵是孙鑨的儿子，孙鑨是孙陞的长子，孙陞是孙燧的季子，则如洵为孙燧之曾孙。与孙如游为从兄弟，而同页记载：“孙如游浙江余姚县人，三甲，燧曾孙。”不误。

卷三：“郭鎜山西高平县人，鋆弟，同胞三进士，三甲，庶吉士，南京工部右侍郎。”[子226-698上]同页载“郭鉴山西高平县人，二甲，鋆弟，兄弟同榜”。其实三人并非同胞，而是是叔伯兄弟，见《献徵录》所载《郭公鎜墓志》：“郭氏……质知光州，生定，…定七子，以长子鋆贵赠官。次子城，判安州，生銮及公。……公与从弟鉴又同年举进士，鉴副使，而公为侍郎。”[卷五十三，第2250页]

此外，该书还存在错简等其他诸多问题，本文在使用时，做了必要的考证。

2.统计数据：

我们确定是否同一家族的标准，是看有没有确切的材料证明他们之间的直系亲属关系。对于有些籍贯相同、姓名相近的进士，尽管很有可能出自同一家族，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我们未将其采入统计，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有些家族历经迁徙，后代落户于其他府县，则别为一个家族。怎样的家族才能算作是进士家族呢？目前学界尚无确定的说法，本文也只是采用一个大致的标准。据我们统计，明代全国一门二进士以上的家族达到1595户，而三进士以上的仅399户，因此本文把一门三进士作为进士家族的标准，这样处理，既便于操作，又不失代表性。

1本文所使用的试录主要来自台湾学生书局版《明代登科录汇编》、上海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及天一阁藏本。

经我们细致统计与考证，明代全国进士家族共有399户（见文末附表1）。浙江以82户为全国之冠，南直隶78户紧随其后，第三为福建39，第四为江西36户，湖广31户排第五，山东29户列第六，北直隶22户列第七，四川21户列第八，以下依次为山西19户，河南18户，陕西1 8户，广东4户，广西和云南各1户，贵州为0，全国合计399户。这样一个排位，与全国进士总体分布规律基本相符1：

表一：各省进士总数与家族总数排名对照表

直、省总数/排位家族/排位直、省总数/排位家族/排位南直隶4283/1 78/2 四川1369/9 21/8

浙江3704/ 82/1 山西1206/10 19/9

江西3023/ 36/4 陕西1002/11 1 8/10 福建2382/4 39/3 广东876/12 4/12 北直隶1771/ 22/7 广西195/13 1/13

山东1746/6 29/6 云南120/14 1/1 3 河南1608/ 1 8/10 贵州32/15 0/15

湖广1503/8 31/5

1依据吴宣德全国进士地理分布统计数字制表，见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册。

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是明代的进士大省，四省进士总数超过全国的一半，在进士家族排名上，同样占据着前四的位置，而其比例则约占全国三分之二强。其中南直隶、浙江两省共158户进士家族，占到全国的42％，超过其进士总数在全国的比例（32％）10个百分点。

从各府情况来看，产生10户以上进士家族的府有：南直隶苏州府26户、常州府19户，浙江绍兴府24户、嘉兴府19户，陕西西安府15户，福建福州府10、兴化府11、泉州府12户，江西吉安府11户、南昌府13户，湖广黄州府11户，山东青州府10户。以上12府总计1 81户，约占全国46％强。

从县的分布情况看，拥有6户以上进士家族的县有浙江余姚10户、山阴6户、会稽6户、秀水6户、平湖6户，南直隶武进10户、吴江6户、华亭6户，福建莆田11户、晋江9户、闽县6户。其中以福建莆田为最。以上诸府县都是盛产进士的地区，这充分说明，在进士总量占优势的地区，更容易产生进士家族。

从单个家族中进士人数来看：全国一门10人以上的进士巨族有8户，分别是山东新城王氏，总共14人；北直隶任丘边氏，总共12人；浙江余姚孙氏10（另有武进士2）人，秀水项氏11人，浙江乌程闵氏11人，鄞县陈氏10人；南直隶吴江吴氏11人；四川巴县刘氏10人。9进士的4户：浙江平湖陆氏，陕西渭南南氏，南直隶武进吴氏、宜兴吴氏。8人进士的3户：浙江会稽的陶氏，江西安福的伍氏，福建闽县的林氏。7人进士的5户：浙江慈溪冯氏，四川新都杨氏，湖广麻城刘氏，南直隶金坛周氏、武进陆氏。6进士的15户：浙江仁和江氏、平湖屠氏、仙居应氏，山东临朐冯氏，南直隶太仓州王氏、兴化李氏、吴江沈氏，福建长乐陈氏、莆田柯氏、莆田方氏、惠安张氏、南安洪氏、晋江史氏，江西安福彭氏、铅山费氏。

在这些进士家族中，有的家族历经数代而不绝，其影响力更为深远，因此我们又对三代以上的进士家族做了一个统计（见文末附表2）：一门三代以上者全国合计189户，依次为

浙江51户，南直隶32户，江西20户，福建16户，山东15户，山西13户，湖广11户，四川11户，北直隶10户，陕西5户，河南3户，广西、广东、云南各1户，贵州无。浙江绍兴府15户、嘉兴府13户，南直隶常州府11户、苏州府9户，江西吉安府9户，山西平阳府9户，是全国最为集中的地区。以县计，浙江余姚6户、平湖5户，南直隶武进5户，江西安福5户，福建莆田5户，为全国之最。

二明代进士家族的几点规律

从以上数据看，明代进士家族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地区分布的差异性明显，主要集中在东南一带科举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浙江和南直隶两处，由于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文化昌盛，在科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由此也培育出了为数众多、影响巨大的进士家族，余姚孙氏、吴江吴氏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尽管北方也出了诸如新城王氏、任丘边氏这样的大族，但从总体数量还是从其历官情况上看，北方是远远比不上南方的。

第二，进士家族的考生取中巍科的比例特别高。出自以上家族的进士总数为1466人，不到全国进士总量的百分之六，但其中状元18人，榜眼22人，探花13人，约占全国鼎甲人数的百分之二十。此外还有解元20人，会元7人，传胪10人，庶吉士78人等等。其巍科比例之高，远非寻常出身的进士所能比。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科举考试，具有智力测验性质1，从技术层面看，进士家族因为有前人的应试经验，无论在学习方法还是在考试技巧方面，都可能比一般人高出一筹，从而在应举时占尽优势。例如浙江临海秦文，56岁即致仕归家，“杜门谢客，足迹不及公府，日惟教养子弟，波及乡之后进焉”，侄子鸣夏、鸣雷从其学，“授以家学，不烦而成”2，后来鸣夏中进士，选为庶吉士，而鸣雷更是高中状元，官至尚书。其前代若身居要职，其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居正家族。张嗣修于万历五年参加廷试，时张居正已位居首辅，“于是假其柄于四维，而詹事申时行使所知以嗣修卷上之，四维已次名二甲第一矣。既进御，上启姓名，则简拔嗣修一甲第二人，而召先生曰：…无以报先生功，贵先生之子孙以少报耳?”3，且不说下属考官暗献殷勤，就连皇帝也公开舞弊，直接把榜眼奖赏给了张家。下科又亲赐张懋修状元，敬修二甲前列。当然，我们并不排除智商的遗传性和家族聚居性，但与此相比，显得更为次要。

第三，明代的高级官员多出自进士家族。出自这些家族的阁臣共32人，几近明代总数（约170人）的五分之一；尚书出自以上家族的则更是多达175人。一门两阁臣如安福彭华、彭时兄弟，南充陈以勤、陈于陛父子；一门五尚书如闽县林瀚家族，一门四尚书如灵宝许进家族，一门三尚书如吴江吴洪家族、乌程闵硅家族等。其他官都御史、侍郎、总督、巡抚等

等要职者，数量更为可观。可以说，这些进士家族构成了明代高层官员来源的主体，对明代的政治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特点的出现，与前一特点有关。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4，进士家族出身者既在巍科中占尽优势，势必也会在选官任职时取得优势，从而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此外，在地方官行取、京官推升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援引的关系，那些有家族背景、关系复杂的进士官员，获取升迁的机会毫要比一般的官员高出许多。

从进士家族的形成原因看，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相当重视家庭教育。考试必须以教育为基础，教育发达的地区，其考试成绩往往更为突出，家族也是如此。

1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第218页

2《献徵录》卷三十六，张凤翼撰《秦公鸣雷行状》，第1506页。

3《献徵录》卷十七，王世贞撰《张公居正传》，第647页。

4《明史·选举二》。

一些家族世代以家学相传，绵延不绝。比如江西安福县伍氏，“安成擅《春秋》，伍尤正传”1，世代都以《春秋》经起家。洪武四年，伍洪即以《春秋》考中传胪；其后伍希渊于天顺八年会试，中《春秋》房第一；希渊子伍符于成化己卯乡试，又中《春秋》第一。又如四川富顺县陈氏，以《礼》经世其家。在这样的经学世家中，由于耳濡目染，对于其子弟来说，熟练地掌握经书要义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而在科举考试中游刃有余。进士家族内部的学风兴盛，父子兄弟之间，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比如浙江鄞县陈氏家族，杨守陈与守阯、守随等年纪相当，在家时即自相师友，2共同成材。后守阯荣登榜眼，教育弟子更为用力，“布政（守隅）而下，皆公所启迪者，东南文献，于斯为盛”3。

北方和边远地区能出现比较大的进士家族，更显示出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比如陕西渭南氏家族，第一代进士南大吉致仕归家后，构筑书院，亲自讲授4，他的弟弟逢吉受其教育，于嘉靖十七年中进士，官至山西副使。逢吉致仕后，“又建姜泉书院，收训其子姓门人，接引后学如弗及”5。在前代进士孜孜不倦的教育下，南氏后代陆续又有七人考中进士。

在这样的家族环境中，子孙兄弟之间相互竞争，共同促进。如浙江余姚陈觐还是国子生时，看到两个兄长陈墀、陈陞同时考中进士（嘉靖二十年榜），“益自奋厉，折节读古人书”6，终于嘉靖三十八年登第成进士。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是，进士家族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从生员、举人到进士，由县城、省城到京城，漫漫征途，需要路费以及生活、学习、考试等费用，统计起来是个不小的

数目，而家庭或者家族是这些费用的主要供给者。

科举社会是个倒金字塔形结构，一个进士下面，是众多的举人、生员，在进士家族中也是如此。因此，维持其子孙长期应考，对于任何家庭或家族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办得到的。进士家族是如何达到这个经济水平的呢？

从一些家谱和进士履历来看，进士家族的前身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前代有足够积累的家族。世代官宦之家是可以的，高官家庭自不必说，一些低级官员的家庭通过数代的努力，也能达到这一水平。例如陕西华州东思恭，其高祖良惠在元代做过总管，入明后，其父东昇历官县丞，是一个小官宦之家，思恭四兄弟就有三个考中进士，家业应该比较殷实。或者由数代业农、经商或者其他方式成为富户，再转而业儒，成为诗书之家。例如江西安福伍氏“家富丁繁”，洪性中在明初被选为粮长，“总邑赋输于应天”7，足见伍氏在安福富甲一方，之后其子伍洪以《春秋》相传，子孙纷纷以本经考取功名。四川南充的陈以勤家族，“有兴祖者，当元至正间，为公八世祖。兴祖生思诚，思诚生文质，文质生平，皆受农”8。历数代农耕积累之后，陈家才有能力供子弟读书应举。“平生纪，以儒为博士弟子。纪子衡，贡生，为训导。衡子信，贡生，皆室于蒲氏，以《礼》经世其家”。经陈纪、陈衡、陈信三代的文化积累，陈氏已经完全转变成为诗书之家。自陈信之子大道开始，三代人接连考中进士。

1《献徵录》卷一百一，林俊撰《伍公希渊墓表》，第4491页。

2《献徵录》卷六十八，《杨守随传》，第2957页。

3《献徵录》卷卷二十七，李东阳撰《杨公守阯神道碑铭》，第1146页。

4《献徵录》卷八十五，《绍兴府知府南大吉传》，第3609页。

5《献徵录》卷九十七，马自强《南公逢吉志铭》，第4266页。

6《献徵录》卷一百二，张时彻《陈君觐墓志铭》，第4566页。

7《献徵录》卷八十三，李时勉《安福伍洪传》，第3515页。

8《献徵录》卷十七，许国《谥文端松谷陈公以勤墓志铭》，第631页。

9《献徵录》卷八十四，黄云《张参政穆行状》，第3556页。

第二种是前代没有足够积累的家族。这类家族一般会在兄弟之间进行分工，其中一人事农业、商业活动，资助其他兄弟或下一代参加科举考试，以达到整个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例如南直隶昆山张穆家族，张穆兄弟四人（稹、穆、和、种）都很有才华，但因为经济原因，长兄张稹作出了牺牲，“以父命从农业，资公等学”9，后张穆与张和兄弟同登正统四年榜进士：张种也由科举出身仕至濮州判官。浙江鄞县的戴■家族则更有意思。在兄弟五人中，戴■最幼，但赚钱养家的担子却落在他的身上，“伯仲皆业儒，乃属公治贾事”1。在资助兄长纷

纷登第后，家族已经没有经济压力了，于是戴■也发奋努力，在嘉靖十四年考中进士。

自产生第一代进士之后，该家族的经济、文化水平一般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迅速转变为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一方面，第一代进士会用个人收入反哺家族，在家乡大量购置田地，为后代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他们更重视为后代子孙营造一个比较优越的学习条件，甚至亲自传道授业，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应试能力，从而促进了该家族在科举社会的竞争力。例如，南直隶太仓州王世贞家族，第一代进士王倬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尝置义田千亩赡族人”，王世贞“复以膏腴益之”2；北直隶任丘邝氏，第一代进士邝璠致仕归家后，“建阿陵书院，日课群从”3；陕西陇州阎氏，第一代进士阎仲实“所储书至万余卷，为书院，建崇经阁贮之，增建堂斋，延师择徒，慨然以作人善俗为己任”4，等等。有些没落的前代望族，也通过培养进士的途径得以重振家势，比如浙江平湖屠氏，“历元为巨室，明初被籍没”，经过六代的沉寂，屠勋于成化五年考中进士，官至太子太保、刑部尚书，“始以科举昌大其家”，六个儿子中有三人成进士。其中应埙秉承父训，对下一代“躬自讲授，穷昼夜，孳孳弗怠，盖俱欲教育为闻人”5，又培养出了一大批贡生、举人和进士。

附表1.全国进士家族分省、府统计总表

1《献徵录》卷五十一，张时彻《戴公■墓志铭》，第2184页。

2《献徵录》卷四十五，王锡爵《王公世贞神道碑》，第1900页。

3《献徵录》卷八十七，费宏《邝公璠墓表》，第3725页。

4《献徵录》卷九十二，杨一清《河南右参政阎公仲实墓志》，第3978页。5《献徵录》卷八十八，屠应埈《伯兄九峰公应埙行状》，第3816页。

附表2.全国一门三代以上进士家族统计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