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

目录

引言

一、责任成立之原则：过错责任与危险责任

二、责任范围之限定：意义及困难

三、责任范围限定的可能路径：比较法视野

四、规范保护目的之理论

五、总结

引言

相较于私法学者而言，公法或法哲学的学者也许更容易从其研究领域中，选出一个大众所感兴趣并理解的主题。当然，（私法学者）也可以试图在私法中援引哲学或者历史学的素材，或者通过分析私法问题中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来吸引非法律人的兴趣。但我并不想这么做，而是希望把大家引入私法中一个重要的实质问题（Sachproblem）。这当然是存在很明显的风险的：这样一个校长演讲（Rektoratsrede）可能要么对专业人士（Fachgenossen）不过是老生常谈，要么让非法学的听众难以理解。我将尝试避免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当然，这就必须要对这两种倾向都作出妥协，对此，谨向诸位请求谅解。

弗赖堡大学的一位杰出教授对法律上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他并非法学家，而是一位声望颇高的生理学教席拥有者，即约翰·冯·克里斯（Johann von Kries）。克里斯于1888年在论著《客观可能性之概念》中发展出来的相当因果关系（a d?quater Kausalzusammenhang）理论，在德国和瑞士私法的实践及理论上占据了绝对的支配地位。此外，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在法国及奥地利也赢得了支持者——至少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著名的恩斯特·拉贝尔教授（去年秋天，他从美国回来不久后去世了，享年82岁）在30年代所做的比较法研究，有力地促进了私法上因果关系问题的发展。现在，人们试图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寻找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由此而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得以重新思考的领域。对此，有必要进行详细的判例分析（Judikaturanalyse）。此外，最近几年英美法世界对此问题进行了非常热烈而富有成果的讨论。对这些讨论我们也应予以分析。

一、责任成立之原则：过错责任与危险责任

在私法上，因果关系诸问题在何种情境下出现？其中哪个问题是实质问题？这涉及损害赔偿责任合理限制的问题。为了便于理解这一问题，也许有必要首先就责任原则（Hauftungsprinzipien）略缀数语。当然，我不能对此过度展开。请允许我将讨论限于侵权及责任义务法（Delikts- und Haftpflichtrecht），而暂不涉及合同责任。我们要讨论的两项责任原则是过错责任（Verschuldenshaftung）及危险责任（Gef?hrdungshaftung）。

过错原则是一项基本原则。某人因作为或不作为造成一项损害，只有在其故意或过失实施该行为时，也即满足可责难性（Schuldvorwurf）时，才承担责任。例如，一位女佣将纸篓中的废纸倒入火炉，但纸篓中包含一份重要文件。女佣造成了这份文件的灭失，由此可能产生一项巨大的损害。但女佣并不对此负责，因为她并没有过错（Schuld）：她无法预料到在废纸篓中会有如此重要的文件。

再举一个更加极端也更加直观的案例，这是不久前发生在国外的真实案例：某人在集市的价格竞争（Preisschie?en）中赢得一瓶酒，他把酒打开并邀请边上的友人品尝。友人喝了一大口，随即蜷缩在地、痛苦无比，并在数小时后死亡：酒瓶里装的原来是强腐蚀性的液体。这些液体是怎么来的，已经无从知晓。法庭基于物件致害责任（responsabilité du fait des choses）原则，认定这位幸运获奖的人应当承担责任。如果根据德国法，这一责任将不成立。提供这瓶酒的人无疑是导致死亡的当事人，对于友人的死亡是满足了“若无则不”（condicio sine qua non）的条件性要求。但这位获奖的人对此并没有过错。如果在无过错（Schuldlosigkeit）的时候也必须对行为结果承担责任，势必将对行为自由构成极大的限制。

在危险责任或严格责任领域——这在英美法上被看作是与过错责任相对的结果责任（Erfolgshaftung），例外地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危险责任是现代技术革命的产物。现代技术的发展，会导致一些即使尽到全部注意、采取充分保护措施也难以完全避免的意外事故。我们当然不能因此禁止现代工厂、铁路或汽车的运营，但其持有人（Inhaber）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Risiko）。如果遭受威胁的仅仅是企业员工，可以通过社会保险、事故保险来解决。但如

果危及公众，且公众无法从风险中脱身，例如在铁路、汽车、高压设施（将来还有核反应堆及类似的事物）情形下，则必须借助危险责任的适用。只有在所有权人或企业主对这些不可避免的、无过错的事故承担责任时，才能允许其驾驶汽车，或运行具有危险的营业。

二、责任范围之限定：意义及困难

关于责任成立，即过错责任及危险责任，就此打住。接下来要追问的是，责任范围有多大？（行为人）对所有与责任义务事实构成（Haftpflichttatbestand）具有因果关系的后果，都必须承担责任吗？其界限在哪里？

（一）危险责任中的责任限定困难

我们首先来看一则危险责任中的示例：铁路责任。一辆火车为了避免相撞而紧急刹车，乘客被甩向车厢壁上，行李箱从行李架上掉落下来，其中一名乘客遭受了严重的脑震荡。无论铁路公司是否对此有过错，都必须承担责任。但是否需要为所有的结果承担责任呢？如果乘客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乘客的死亡，铁路公司是否要对此承担责任？乘客因脑震荡而住院，并在医院感染流感而死亡，铁路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受伤乘客痊愈出院，在回家的路上踩到香蕉皮而摔断了腿，铁路公司是否也要承担责任？乘客因事故而提前退休（Rentenneurose），是否也由铁路公司承担责任？所有这些后果，都与铁路事故之间具有条件因果关系，但这是否就足以使铁路公司承担责任？这些责任当中，是否至少有一部分是没有相当性的（inad?quat）或过于遥远（zu entfernt）？英国法官对此的称谓是too remote，这源自培根（Bacon）所提出的基本准则：法律上关注的不是遥远的而仅仅是最近的原因（in iure non remota causa sed proxima spectatur）。

（二）过错责任中的责任限定困难

在过错责任领域，这一问题很容易回答。如果只需要对有过错的损害结果承担责任，正如耶林（Jhering）在他那个时代所追求的那样，责任的限定将会很容易。在英国，古德哈特（Goodhart）在对波尔米斯案（Polemis-case，下文对此另有论述）的激烈批评中肯定了这一解决思路。但和德国一样，英国司法实践对此采取的是另一种立场：只要存在过错，就必须对所有结果承担责

任，即使他对结果本身是没有过错的。试举一例：由于对责任承担问题存在异议，交通事故中的责任人拒绝向受害人支付损害赔偿总额的分期款项。这种拒绝无疑是没有过错的。但受害人因为事故而丧失劳动能力，由此而无法支付其利息及分期偿还债务，使得自己的别墅被强制执行。此时，帝国法院在一则有趣的判决中认定，责任义务人必须对受害人因此遭受的损失负责，使其恢复到如同事故未发生之状态。

换言之，在行为具有过错时，必须对无过错的结果也承担责任。这样一来，和前文中危险责任中提及的一样，过错责任中也存在同样的界限问题。接下来一则来自法律专业刊物的示例会表明，确定合理的界限是多么困难。

一位货车司机因轻微过失在高速公路上造成交通事故（司机追尾）。造成的财产损害并不大，但导致了交通拥堵：后挂车厢横在马路中间，造成整条道路的堵塞，许多汽车被堵在后面动弹不得。有些司机没有耐心等下去，开着载重大货车绕过堵塞的队伍，从绿化带上开过去，由此造成长达400米的绿化带被彻底破坏。由于无法确定是哪些司机，联邦道路管理部门要求引发事故的司机承担修复绿化带的巨额费用。法院肯定了这一主张：事故是由于司机的过失行为而导致的，所有的后果都具有相当性。

再看一个帝国法院在1907年裁决的案例。一位性格暴躁的父亲，因为儿子被打，给了打人的对方一记耳光；对方因此倒地不起，当天死亡。这位父亲是否需要对死者的家庭承担照管义务，即使没有人能预料到（rechnen）这种结果的产生？这是颇具争议的。

最后再来看一个1921年发生在英国的著名案例：波尔米斯案。该案的发生使得侵权法上的讨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波尔米斯承租了Thrasyboulos号轮船用于运输石油。在一个北非港口，他雇用了一名阿拉伯的港口工人卸货。这位雇员首先在甲板上放置了木质板条箱，货仓中的一块板条不慎掉落下来。板条上可能有某种铁块、钉子之类的物件，因为板条的坠落而产生了火星；而运油船中的一些油罐密封不严实，导致被火星点燃，最终造成整艘船着火，并被完全烧毁。上诉法院判决，承租人必须对其使用的员工负责，要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雇员对于）板条的坠落是有过失的，所有发生的其他损害都属于直

接后果，并非过于遥远的后果；至于没有人能预料到此类损害的发生，在所不问。

同时代的德国也曾发生过相似的托马斯案（Fall Thomas），虽然没有产生同样的判决，但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一位装载工人在Lloyd号轮船的作业过程中，由于不熟练的操作行为，使得一个标有“注意，切勿坠落”的箱子掉落在甲板上。结果发生了爆炸，整艘船沉没了。后经查明，托马斯为了保险欺诈而在箱子里放了一个定时炸弹。此时有疑问的是，假设一名英国法官面对这一案例，其是否必须适用基于波尔米斯案而确立的规制（虽然备受批评，但这始终是具有拘束力的先例），判决雇员对沉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这些案例足以表明，对损害责任的合理限制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面临重大困难。

三、责任范围限定的可能路径：比较法视野

所有的法秩序都试图对损害进行限制。例如，将责任限于直接损害、可预见的损害，限于近因（proximate causation），甚至区分过错的程度。

《德国民法典》认为所有这些限制都违反原则和不可执行，因而有意识地不予采纳。直到法典通过前的最后时刻，对此都存在激烈的争论。在帝国议会委员会（Reichstagskommission）的讨论中，决定才最终作出。但法典秉持的是完全赔偿（Totalersatz，réparation intégrale）这一立场。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49条的规定，责任义务人必须“回复至如同致害事件未曾发生之境地”。这意味着所有与责任义务事实具有因果关系的损害，都必须赔偿。

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学说与司法实践直接无视了立法者的这一决定，而试图通过创立法律上因果关系这一特别概念，对责任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定。

这种对责任范围加以限定的路径，在其他的法秩序中常常能够看到。对此，我必须加以简短的说明。

我们已经说过，培根确立的准则是：“法律上关注的不是遥远的而仅仅是最近的原因。”但什么是近因？这无法从时间上的间隔或因果关系链的长短中得知。对此，我们只需要想想事故的晚发后果（Sp?tfolge），或是多年后才显现的建筑结构瑕疵，便可知一二。

（一）因果关系中断理论

另一种限制的努力是：如果（在加害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发生第三人自主且故意的行为时，全世界的法官都会很乐意提到“因果关系的中断”（Unterbrechung des Kausalzusammenhang

）。在上文的高速路案中，拉伦茨（Larenz）认为，其他司机毁坏绿化带的行为中断了因果关系，应否定肇事司机的责任。

美国法上的判例更为普遍地使用“介入原因”（superseding cause），或者“新的超越性原因”（nova causa superveniens），由于他人行为的介入，赔偿责任应该看作是过于遥远的结果而被排除在外。对这一观点常见的反驳是：第三人的加入并非使得因果关系中断，而是重新建立了因果关系。但这并不成立，法律上相关的、具有法律上重要性的因果关系的中断，或者说新的、特殊的责任的开始，都只是一种非常直观的表述，事实上并没有提供正确的标准。假设一位办公室雇员在晚上匆忙离开之际，忘记关上办公室和保险柜，当晚发生了盗窃事件，丢失了所有的贵重物品。这当中显然发生了窃贼自主且故意的行为，但用美国法上的术语来说，这是“在其风险之内”（within the risk）的，也即处于其义务违反所创设的风险范围之内，该雇员必须对此负责。

（二）条件区分理论

对于一些反复出现的尝试，例如仅在特定的条件下承认责任的成立，包括最有效的条件，最后、对结果产生最具重要性的条件，或对结果的发生具有“实质性因素”（substantial factor）的条件等，无须在此赘言。这些尝试一直在反复出现，例如英国关于因果关系的最新研究认为，只有那些改变了正常进程（normalen Ablauf）的条件可以看作是责任成立的基础。但已经有足够的论证一再表明，这种区分是不可能的。

（三）相当因果关系理论

唯一产生效果并且在特定领域中包含不可或缺之正确思想的因果关系理论，是由克里斯所创立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克里斯是在刑法中确立了这一理

论，其设想的适用情形也仅仅是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Delikte）。例如，对于伤害致人死亡（K?rperverletzung mit t?dlichem Ausgang）的处罚，应该重于受害人从医院治愈出院后在回家路上被撞身亡的情形，否则这一加重情形显然丧失其意义，甚至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失窃人去警局报案回家的路上被撞身亡时，也被处以盗窃致人死亡的加重惩罚。克里斯认为，刑罚加重的理由在于，对身体的侵害产生了死亡的风险，这种风险是普遍性的诱发原因。如果死亡是发生在许多情形的耦合之中，这些情形是处于该风险范围之外，那么加重其刑罚并无意义。这在当时完全是正确的法律思想，并且能够为今天对于因过失造成严重后果应如何规制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路径。

可惜的是，克里斯的追随者忽视了这其中的要义（ratio），转而想从这一思想中提炼出法律上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甚至要将这一理论适用到损益相抵与不当得利中，这是很荒谬的。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认为相当性的判断（即某情形是否一般性地有利于损害的发生）不取决于具体的法益侵害，而应该作出一般性的

（allgemeingültig）表述。这种精细化的判断规则（diffizilen Formeln），为法律人所熟知；就此而言，实现了一般性表述的目的。然而，对于拥有当前全部经验知识的最理想观察者所要求的嗣后、客观预测，几乎等同于“非处于所有盖然性之外”。

虽然判例一直在适用相当性理论，但从实践结果来看，其效果是极其有限的。在已经公开的帝国法院判决集中，大约有50份运用了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其中只有4份否定了相当性，对责任进行了限定。而且在我看来，这4份案例中对判决其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其他事由（而非相当性之有无）。

四、规范保护目的之理论

在我看来，通过创设特别的法律上因果关系概念，从而确定损害赔偿责任的合理限制，所有这类尝试都是失败的。

现在能普遍达成一致的是，寻找特别的法律上因果关系概念是错误的。法律意义上的原因，必须与哲学意义上的原因是一致的，即“若无则不”的条件

性。因此，需要追问的是，哪些因果关系类型是法律上相关的、重要的。这一追问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从因果关系的自身属性（Eigenschaften）这一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则完全陷入了误区。现代奥地利、英国及美国的文献中，尤其是自卡多佐法官（Justice Cardozo）以来美国法判例中的一些优秀著作中一再强调，这根本就与因果关系问题无关，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在德国法上，恩斯特·拉贝尔也特别强调过这点。事实上，这里只涉及成立损害责任规范的保护目的及保护范围（Schutzzweck und Schutzumfang）。因此，责任限制的问题，应该通过具体规范的意义及射程范围的确定来解决，而非一般性的因果关系公式（Kausalit?tsformeln）。

这不仅适用于责任“是否”产生的问题，也适用于责任产生后的范围限定问题。下文我将首先对前一个问题进行论述，即损害赔偿义务是否产生的问题。

（一）责任是否产生

英美法判例上的典型案例是礼拜天安息日规定（Sta tues über die Sonntagsheiligung）。某人违反这一规定，礼拜天去打猎或踢足球，发生了完全无过错的打猎或运动事故。这当然是不法作为的后果。但法庭认为，这一后果是过于遥远的。正确的观点是，这一后果与所违反规范的保护目的无关。再举一例：某人无证驾驶汽车，虽然他是一名优秀的司机，但还是发生了事故，不过在这场事故中他并没有过错。在法国法上，这一事故并非直接结果（suite immediate）。但这其实并不涉及间接或直接因果关系问题，而是不法性关联问题（Frage des Rechtswidrigkeitszusammenhangs）。再如，一棵树倒了，而根据自然保护条例（Naturschutzvorschrift）这本来不应该发生。在这场任何人都没有过错的事故中，某人被砸死了。瑞士联邦法院正确地否定了本案的赔偿义务，冯·图尔（v.Thur）将这一事故称为被禁止情形的非相当性后果，但这里主要涉及的问题是，被违反的规范应该保护哪些利益。德国法已经认可了不法性关联在违反保护性法律中的意义，这一思想能够普遍适用，尤其在交往义务（Verkehrspflichten）的违反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英国法上还发生过这

样的判例：公交司机违反警方条例（Polizeivorschrift）超载，由于过度拥挤，发生了扒手偷窃事件。法官认为，公交司机对此不承担赔偿义务。

在帝国法院否定相当性的少数案例中，也是如此。某人购买一家店铺（Gesch?ft），出卖人恶意欺诈该店铺的营业额。买受人请求的损害赔偿，包括了因店铺不诚实雇员贪污而造成的损失。如果买受人没有因欺诈而购买这家店铺，本来不会产生这一损失。帝国法院正确地否定了这项损害赔偿。但这里并不是缺乏相当性，这一损害处于所违反规范保护目的之外。这和奥地利的一则案例极其相似：某人因被误认为实施了盗窃而立即遭到解雇，小偷不对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比较法视野，审视一下不同于德国法的、一般性地表述侵权事实构成的法律，会清楚地看出，应该去哪里寻找损害限制的正确原则。根据著名的《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的规定，因过错造成他人损害者，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处的界限何在？某人开车载一名著名钢琴家前往音乐厅，由于违反先行权而发生事故。钢琴家的胳膊骨折，导致音乐会取消。除了钢琴家的医疗费及丧失的报酬，司机是否还需要对音乐会经纪人、衣帽间服务员，乃至于发电厂（音乐会取消，从而使用的电力更少）承担责任？

法国法在这方面走得很远。如果雇员被撞身亡，雇主也可以主张因停工而遭受的损害。如果某合伙人被撞身亡，其他的合伙人原则上也能够主张因为支付给其遗孀的抚养金而产生的损失。他的私人裁缝也可能会试图主张损害赔偿，因为他失去了一位最好的顾客。当然，法官试图否定可能漫无边际的请求权，通常的理由是不满足损害的确定性要求（domage certain）。但这并不是实质理由。同样，主张不满足相当性要求也缺乏说服力。

对于这类案型，德国法已经在法典中表明了其正确的立场：将规范的保护范围限于受害人及其家属，起决定性的是在法政策层面对行为的风险进行必要限制，而非取决于因果关系远近。

正如美国法院一直所强调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承担一项责任、一项义务的人是谁？法秩序中特定的行为规范保护的是谁？

前文提及的高速公路案，也应该根据这一立场来判断。肇事司机因过错发生了追尾事故，违反了对其他交通参与人的注意义务；但并不能因此认为他违反了对联邦道路管理部门的义务。发生在高速路绿化带上的损害，并非其所违反义务的保护范围。

另外一类经常在近因（proximate causation）或相当因果关系视角下讨论的案型，可以使前述观点更加清晰，这就是所谓的精神震惊案例（Nervenschockf?lle，mental shock case）。母亲看到儿子或者妻子看到丈夫被轧身亡，因此遭受严重的打击。帝国法院通常肯定相当因果关系的存在。英格兰在国王诉菲利普案（king v.Phillip）中认为这种损害过于遥远从而否定其赔偿，这引发了激烈的批评。美国法上的判例对此有不同观点。发生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一则判决中（Waube诉Warrington案），对前述英国的判例有非常清晰的分析，并认为这根本不涉及近因或者因果关系的问题，而是属于规范的问题、政策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应该将法律上的责任范围扩大到这类损害。采取这种做法的地方，将这些损害限于近亲属。美国和德国一样，将这些损害作为对直接受害人所承担责任的附属品来处理。因此，若丈夫对事故发生也有过错，因亲眼看见丈夫被轧身亡而遭受精神打击的妻子，就得承受对自己（赔偿请求的）反驳。这是判例中确立的规范保护范围界限，无法为因果关系所涵盖。

（二）责任范围多大

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产生的判断标准，同样也适用于实践中更重要的责任范围的判断。对于哪些行为后果（Tatfolgen）应该归责于行为人，同样不取决于因果关系的任何一种特性。

所谓基于因果关系考量而对完全赔偿加以限制，与实践中认可的其他对利益赔偿原则的偏离（Abweichungen vom Prinzip des Interesseersatzes）是处于同一层面的。可以确定的是，原则上应恢复至如同致损事件未发生之状态。然而，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这也会基于不同的原因受到限制或有所修正。

很明显的是，只有值得保护的利益才能得到赔偿。在此，我想对Capitant 所举的例子稍加修改。某人未经许可打开一份信件，并因此得知收件人在竞争

中受有贿赂。后者立刻被解雇，并被处以罚金或监禁。在此，对通信秘密的侵害虽然造成了一项巨大的损害并且具有相当性，但遭受损害的收件人显然不能获得赔偿。

或者：由于工作失误，银行错误地将某人的银行账单寄给了他离异的妻子，后者由此得知其前夫隐匿的收入来源。据此，她得以主张更高的抚养请求权。这也并非与过失侵害银行秘密不具有相当性的结果，但并不存在应予赔偿的损害。这类案例还有很多。多数观点认为，虽然所失利益是可以主张赔偿的，但走私利益或黑市利益不在此限。

再看一个修正的案例：某人恶意歪曲事实而骗取了一份有利的判决，因判决而遭受不利的人就此主张损害赔偿。此时的正确判决，是法官假设欺诈不存在时应当作出的判决，而非法官假设欺诈不存在时可能作出的判决，否则不符合《德国民法典》第249条的规定。只有这种解决方式，才符合损害赔偿请求权恢复原状之目的（Restitutionszweck）。

从其他的角度上看，在损益相抵中也存在对完全赔偿原则的偏离。因抚养人死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中，是否应该将人身或意外保险金从遗孀退休金（Witwenpension）中予以扣减，不能机械地基于主观利益的差额说，也不能基于相当性的观点（这一点早已被认可）作出回答，而要像联邦最高法院所表述的那样，只能取决于损害赔偿之目的及意义。这才是基本的原则，所谓的因果关系问题也应该根据这一原则来解决。

有必要回顾一下损害移转规范（schadensüberw?lzender Norm）的要义。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因过错侵害他人物品（Gut）或（通过违反保护性法律）危及他人利益者，必须对所有后果承担责任（即使对后果没有过错）。其理由何在？如果想对这类责任进行合理的限制，我们就必须要回答这一问题。奇怪的是，在法典并未采纳Jhering将责任限于有过错的后果这一主张后，我们的学者很少思考这个问题。

而在美国判例上，这一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部分观点主张，不法行为人必须对包括不可预见的所有损害后果承担责任。这对于轻过失者而言过于苛刻，但好于让完全无过错的受害人承担损害。这是古谚在私法上的再生：“不

法行为者，须承受因侵权所生之全部结果。”（Versanti in re illicita imputantur omnia quae sequuntur ex delicto.）

（三）目的考量下的风险领域思想

与此相对，目前主流观点是，责任义务人只需要对“风险内的”（within the risk）后果承担责任，即必须在义务违反所导致的风险范围之内。这种观点的基础，是韦尔策尔（Welzel）最近在德国再次特别强调的思想：只有在可能危险的风险范围之内，才能让行为人为其行为承担责任；在此范围外的后果，必须如同其他的意外事件（Zufall）一样处理。

保护性法律，如交通法规、建筑法规等，大多是基于多年来的经验对可能风险预见的结果。如果为了让行为人对他想象不到的结果也要承担责任，而认为只要违反保护性法律就足以成立损害赔偿责任，那么，只有当这些后果处于保护性法律所指向的风险范围内时，才能实现立法目的。

对于义务违反所导致风险范围内的后果进行责任限制，相当性的思想当然是极具价值的。只是对于哪些结果处于此类风险范围之内的问题，必须根据所违反的规范具体回答。克里斯的追随者所倡导的嗣后客观预测的抽象人工性（abstrakte Künstlichkeit），即最理想的观察者在考虑到当时人类全部经验基础上可以预见到的内容，完全是可以抛弃的。

危险范围并非仅仅通过预见性或盖然性判断来限定，而是与其他一些重要的因素共同起作用。因此，必须通过对既有司法实践的个案决疑式续造，来谨慎地确定详细的责任界限。

因此可以追问的是，如果已经发生的损害是来源于受害人自己的生活领域，是否应归责于受害人自身？在下面两种案型中，应对此问题作出明确的否定。

其一，某人侵害他人身体，即使完全预料不到一个平常的耳光会导致受害人死亡，也必须对基于受害人特殊的身体素质（例如白血病、结核病、神经脆弱性）而产生的损害承担责任。这是全世界法官都秉持的立场。其二，如果一

个孩童被轧身亡，不能以其母亲或家庭女佣疏于照管而认为其对事故是有过错的，并进而扣减其损害赔偿请求权。

对于第二个问题，没有人会想要根据因果关系或相当性规则来回答。但在前一种案型中，同样如此。

此外，大多数国家司法实践中达成一致的是，加害人还必须为手术医生的医疗事故（Kunstfehler）风险负责。相反，基于医生、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员的重大人为事故而产生的损害后果，则不应由加害人承担。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医生或法律人这类职业的艰难任务，并非仅由特别有能力和可靠的人来承担，而是也应当由普通人（Durchschnittsmenschen）来承担。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不能说，重大的人为事故处在所有盖然性及生活经验之外，不再是具有相当性的后果。这也是“处在风险之内”的。如果要使加害人在此免责，则意味着脱离了我们社会机制的通常功能（durchschnittliche Funktionieren unserer gesellschaftlichen Einrichtungen），过于优待加害人。

最后，正如联邦最高法院所言，这涉及的是可期待性与公平性的问题。这当然不应该通过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法官法（Kadijustiz）来解决，而必须能够在所有个案裁决中找到合理的界限。

这种关于损害赔偿意义与功能及可期待性的认识，在事故惊吓或神经刺激（Unfall-oder Rentenneurose）的争议问题中尤为重要。很不幸的是，这种争议是围绕原因概念进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医疗鉴定专家已经否定了事故与神经刺激之间的原因关系。这涉及的是精神性的应激反应

（psychogene Entsch?digungsreaktion）、无意识的遁入病态（unbewusste Flucht in die Krankheit）或者提前退休。从医学上看，事故是诱因

（Anla?），但并非原因（Ursache）。据此，虽然医疗鉴定否定了因果关系（Kausalzusammenhang）的存在，但帝国法院或联邦最高法院仍然肯定了法律意义上的原因性（Urs?chlichkeit），从而肯定了神经性后果也包含在损害赔偿义务之内。

反对存在这种原因性的观点并不成立。法律人讨论的因果关系不同于医学，并不区分原因（Verursachen）与诱因（Veranlassen）。只要事故的发生

与神经性刺激之间满足条件性，即满足因果关系。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争议的：如果没有事故，就不会发生神经刺激，且当事人之前是具有劳动能力的。

但如果根据医生的判断，只有在有机会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时才发生神经衰弱，那么，赔偿这类损害事实上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一来，既不存在值得保护的利益，对赔偿义务人而言也不存在可期待性。正如霍赫（Hoche）所言，法典已经创造了神经性刺激；如果法典要把它消除，就不会将其创造出来。从司法实践的角度上看，通过因果关系的考量为损害赔偿的范围提供唯一的限定，并不可取；事实上，可以从损害赔偿的意义及功能中寻求出合理的解决。

五、总结

请允许我总结一下。

我想要指出的是，在法学中并不需要特别的因果关系概念，人们认为必须通过因果关系概念解决的问题，存在其他类型的规范性问题。如果想要找到一种合理的解决方式，应该将其揭示开来。我们也可以将这扩展到合同责任，扩展到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以及经常讨论的超越因果关系。对于这些，我无法在此一一展开。

前述研究是基于比较法的视野，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英美法律的智力支持（Gedankenarbeit）。西方世界的法律思想中，一直存在深刻的裂痕（Kluft），普通法世界与源自罗马民法的法国- 罗马及德国法律圈之间，从表面上看存在着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的导师恩斯特·拉贝尔认为，跨过这种鸿沟是当前法律人最紧要的职责之一。我向诸位做的这个报告，也是履行这一职责的一部分，这关乎的是我们西方世界法律文化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