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

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正式出现,可以追溯到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公开出版。它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以现代哲学的眼光来整理和诠释中国古代的思想内容及其发展过程。自此之后,人们尝试了多种方法和多种视角,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了多个层面的清理和挖掘,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每一种方法都包含着研究者自己的研究理念以及对古人思想的独特见解。经过近百年的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了四套集方法和理念为一体的比较成熟的系统框架。我借用库恩的术语,将它们称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这四个范式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并理所当然地享有崇高的权威。人们只要一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便自觉不自觉地落入这四大范式,既受到它们的激励,也受到它们的制约。因此,对这四个范式进行理性的反思,将有助于我们清理思路,扬长避短,更好地领会古人的智慧。

一、冯友兰范式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最早创立者之一。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突然进入近现代,人们置身其中的整个语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古代的一些自明的东西,现在变得晦暗不明了。比如,在古人看来,成圣成贤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无需证明;需要证明的只是成圣成贤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做才能成圣成贤的问题。周敦颐的《通书》前九章都在阐释诚、神、几,曰圣人之意(即何为圣人的问题),第十章揭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旨(即人当以圣人为标准的结论),至于人何以要成圣成贤的问题没有明确提及;此后讨论的重心转向了成圣成贤如何可能以及如何用力的问题,核心的问题乃是第二十章提出的圣可学乎与有要乎的问题。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也只问圣人可学而至欤和学之道如何,不及何以要学圣人的问题。但是,现代语境从根本上颠覆了使古代人认之为自明的东西得以成立的整个世界图式、历史叙事和价值体系,也即打碎了整个古代语境,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现代语境。这种全新的现代语境,要求一切都要用理性来重新衡量。过去自明的东西面对理性的拷问,突然变得不可理解了,如:为什么要成圣成贤?为什么成圣成贤是人生第一要义?自明的东西一旦失去了其自明性,建立在其上的全部理论学说,顿时也都变成荒唐而难以理喻的东西。这就需要用新的概念系统,对古人的思想学说重新加以解释。不同的概念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解释框架,那些被证明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现代解释框架就成为范式而迅速被人接受。冯友兰第一次成功地建立了这种范式。

冯友兰范式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普遍哲学模式,二是民族哲学模式。另外,冯友兰后来还接受过阶级分析模式,但毕竟只是被动地接受,不同于他自己原创的前两个模式。所以,严格说来,冯友兰范式主要指前两部分。

对普遍哲学模式的探讨,胡适做得更早,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就是想用考据的方法和实用主义的理念来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思想。但他做得不成功,也没有最后完成。所以,普遍哲学模式的创立还得算在冯友兰头上,其标志就是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出版。(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于1933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全书上下两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次再版。)

当时,金岳霖的审查报告非常敏锐地揭示了它的意义。他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可以指中国的独特哲学,也可以指在中国的普遍哲学;而冯友兰选择了后者,即在中国的哲学,或者说普遍哲学在中国的表现。(注: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282页。)冯友兰据以理解普遍哲学的基础是新实存论,其核心是共相理论。他认为,普遍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一般与特殊或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了这个模式的强大解释力。后来他把自己的这个模式加以自觉总结,就形成了《贞元六书》中的《新理学》。这个解释模式的生命力是

如此的强大,以致其他所有范式几乎都可以看成是它的某个变种,即把它的新实存论置换为别的某种现代哲学理论,而它的普遍哲学的形式则被继承了下来。而且,即便是他的新实存论的理论和方法,在运用中也同样成就惊人。如他第一次成功地把朱熹的理在气先解释为逻辑在先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06、869-894页。),第一次根据抽象思维的偏重反差而明确区分了大程和小程的思想④,等等。这些具体的学术成果,至今还具有几乎无人能撼动的权威性。

冯友兰的第二个解释模式是民族哲学模式,也就是把中国哲学看成某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特哲学,并由此总结出了他的境界理论。《贞元六书》中的《新原人》与《新原道》,把人生境界分为四重,并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解释为对极高明而道中庸境界的执着追求。这是冯友兰第一次完整地论述他的境界论解释模式。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中,他成功地运用境界理论解读了张载的《西铭》和程颢的思想。尤其是在对程颢思想的解读中,他对境界理论的运用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他对中国哲学的中国味表达得最出色也最迷人的一次。此后,几乎再也没有别的范式或者模式在表达中国哲学的中国味方面能够与境界论模式媲美。陈来的《有无之境》,是运用境界论模式解读王阳明的堪称经典的著作,尽管它的逻辑结构的脚手架仍是张岱年式的。陈来的成功,将境界论模式的巨大潜力,以一种令人惊喜的方式展现了出来。

冯友兰曾经尝试将这两种模式统一起来,但效果并不理想。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共七册)曾试图把普遍哲学模式、民族哲学模式与阶级分析模式结合起来,但由于阶级分析模式仅仅被用作哲学分析的外部背景来处理,从未真正进入他的哲学发展内部逻辑之中,因而这种结合注定不可能成功。大约到《新编》第四册以后,阶级分析模式逐渐淡出他的视野。在《新编》第五册的《通论道学》里,他试图用普遍哲学逻辑来解释民族哲学特点,以实现二者的整合。这篇文字很短,但对于理解他的范式而言,却具有纲领性的意义。他认为普遍哲学有两种基本矛盾,即殊相和共相的矛盾以及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的哲学路子有三个,即本体论的路子、认识论的路子和伦理学的路子。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选择第三个路子,其侧重点不在通过逻辑分析的理论来解释说明基本矛盾,而在通过道德行为的积累来实际解决基本矛盾。矛盾的实际解决最后必然达到同天人合内外的境界,伴随着矛盾的解决,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被称为至乐的自由无限的精神享受。(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7页。)也就是说,境界理论的实质是对普遍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实践的解决,其中国味即来自中国古人对这种实践解决的特殊方法及其体验性表达。

第二讲：社会科学研究范式(1)

第二讲：社会科学研究范式（1）所谓研究范式是在一定研究方法论基础上形成的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体系。我们主要介绍四种典型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社会批判研究范式、复杂系统研究范式。这四种研究范式各具优势和弊端。目前，整个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呈现出综合化和辩证化的趋势。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范式”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1958年)一文中首先引用的，后经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的出版而广为流传并逐渐应用于各门学科的研究中。什么是范式?范式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应明确的一个概念。 “‘范式’一词的原文是Paradigm，原意是‘词尾变化’。在语法书中，词的变化是有规则的，库恩借用语法上的Paradigm这个词来说明范式具有‘范例’、‘模型’、‘模式’等意义。’范式尽管是库恩首创，但他并没有对范式下过定义，但从他的使用上看，这一概念与科学家集团或“科学共同体”这个概念密切相关。“范式就是指科学共同体用基本一致的思考方式来研究同一领域的特定问题，是常规科学研究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简言之，范式代

表了一种近乎固定的问题和解题方法。范式不是理论，但它对理论的形式起着很大的作用。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2）共有的信念；（3）某种自然观（包括形而上学假定）。在库恩看来，科学发展就是从一种科学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科学研究传统，常规科学的研究活动是由范式来指导的，科学革命其实就是范式的“格式塔转换”。虽然库恩有关“范式”的这个概念最初指涉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对自然科学史进行研究时提出来的，但是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借用十分广泛。（一）科学主义研究范式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产生于近代。又可称作唯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作为一般的科学研究范式，它产生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该范式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取得了卓著成就，随之对社会科学产生深刻影响。通过孔德等的努力，科学实证分析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对于教育教学研究来说，则主要通过冯特、桑代克等人在普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中的努力，并取得巨大成就后，而逐渐确立了一种注重实证和分析的研究范式。

从翻译的界定看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

第4卷第12期中国水运 Vol.4 No.12 2006年 12月 China Water Transport December 2006 收稿日期：2006-11-12 作者简介：龙佳红女（1971-）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430070）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从翻译的界定看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变龙佳红摘要：简要梳理了译界对翻译这一概念的界定。传统和现代译论主要围绕翻跨语际转换性质来界定.当代译论则主要围绕跨文化转换性质来阐释翻译。对翻译界定的演进中还折射出翻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以原语为中心的规定性研究转向以译语为中心的描写性研究，从微观语言层面的内部研究转向宏观文化层面的外部研究。关键词：翻译翻译学传统译论现代译论当代译论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06）12-0190-03 对翻译这一概念的界定，是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对翻译的界定集中反映了人们对翻译活动性质、目的、过程和作用的认识。传统和现代译论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将翻译视为语言转换活动。而当代译学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借鉴了西方当代多种文论思潮，主要从文化和权力等宏观层面将翻译界定为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和传播行为，从而凸显出翻译背后复杂的文化、政治和权力因素。这一核心概念的演进，折射出翻译学科的发展趋势——即翻译内涵逐步扩大，翻译研究疆域不断拓宽。翻译研究也从单一视角微观层面的内部研究转为多维视角宏观层面的外部研究；从静态的以翻译结果（文本分析）为中心的研究转为以动态的翻译过程为中心的研究；从以原语为依规的规定性研究转为以译语为中心的描写性研究。将翻译理论分为传统、现代和当代三类是参照潘文国“按学科意识的自觉与否，将翻译理论分为传统、现代、当代三大类。”（2002：34）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语言学的发展，翻译研究者纷纷以语言学为理论指导来研究翻译，翻译研究告别了传统经验漫谈式的模式，从而走以语言学、符号学等理论为指导的科学模式，代表人物有费道罗夫、奈达，卡特福德等。1976年比利时洛文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当代翻译学的诞生，也标志着翻译研究从现代的语言学范式开始转为更深厚的当代哲学话语范式。一、传统和现代翻译理论对翻译的界定传统译论和现代翻译理论主要将翻译界定为语言转换活动，认为原文的意义可以准确地传达或移植到译文中，无论东方或西方都追求译文与原文的忠实、对等。这无疑合理地界定了翻译的职责和译者的使命。例如中国译论主要围绕忠实来界定翻译。典型的定义有：“文学翻译是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茅盾，1984：511）从最早阐述翻译理论的支谦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再到玄奘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再到近代严复提出的信达雅，都是遵循忠实原则，将翻译视为能忠实再现原文思想的语言转换活动。西方译论也主要围绕“对等”来界定翻译。前苏联语言派译论代表人物安德烈.费道罗夫这样界定翻译—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美国翻译家奈达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为基础，将翻译定义翻译为从语义到文本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奈达后来又将交际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动态对等”和“对等效应原则”。英国翻译研究者卡特福德的定义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1991：24）卡特福德是等值翻译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参照，认为原语和译语的等值关系基本上可以量化。传统译论和现代语言学翻译学派深刻揭示了翻译活动的符际转换性质，为翻译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翻译研究以内部微观研究为主，主要探讨如何去译，它将忠实或“等值”视为翻译研究的中心，将研究的视角锁定于具体的语言操作和文本分析之维度，揭示了翻译是跨语际、跨符际的转化活动，却忽略了翻译活动跨文化转换的性质，忽略了翻译所赖以发生的复杂的文化和社会历史语境。当代译学则以其宏大的研究视角，引入当代哲学话语范式，从文化之维揭示了翻译复杂的过程、性质和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代翻译研究是对传统和现代翻译研究的一种补充。二、当代翻译理论对翻译的界定当代翻译理论流派众多，翻译研究学派（也称文化学派、操纵学派），是其中影响深远的一个学派。该学派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该派最主要的贡献是将文化研究的宏大视角引入翻译研究，即从文化层面审视考察翻译与文化的复杂关系。从此翻译研究范式从以原语、原文为中心转向以译入语、译文为中心。文化学派大大提高了翻译的地位，认为翻译是构建译入语文化的重要力量，研究的中心从“如何去译”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史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历史姓名：学号：班级: 摘要：悠悠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翻译的历史。中国的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和传统，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在这一岁月的长河中，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都带着自身显著的特点。翻译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事业”，翻译不是受经济利益驱动或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与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有关。历史上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在这里，我们主要了解。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事业的特点和翻译成果进行探究和梳理，以期望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段特定时期的翻译发展史。关键词：新中国，翻译，历史，翻译学家，成就。中国翻译史概述翻译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活动与交流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翻译几乎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④“如果把手势语、图形文字之类的也算作语言，把符号翻译也算作翻译的话。那么，显然翻译的历史也就与语言的历史同时开始”①。虽然古代原始社会的口译或笔译无文献可查，但我们可以设想，在原始社会不同部落间的交流一定是离不开翻译的。以我国为例，据《周礼》和《礼记》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翻译的官职了，如《周礼·秋官》中说：“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秋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马祖毅1998：2）。从这段记述来看，当时的“象胥”是一种官职，其职责就是翻译。漫长的中国翻译史，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时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至1949年前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把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最需要了解的“大众文化”，即无产阶级文化。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列主义，前苏联社会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成为新中国初期国家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主要价值参照。此时的译者更多地把目光瞄准了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作品，即“红色作品”。这种出版物有利于教育人民和打击“资产阶级”。在“红色作品”中，马列著作被放在了首位。“1953年1月成立了马列著作专门编译机构——中央编译局。它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全部马列著作”②，因为这些译作将作为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翻译事业呈现出新的面貌，翻译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的发展。1949年前，中国的翻译活动有着明显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体翻译特征，而在1949年后，翻译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翻译局等机构，系统地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国外优秀

中国当代翻译的研究现状

中国当代翻译的研究现状【摘要】:文章将首先对”当代”的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进行时间范围的划分。当代的中国翻译可分为三个方向，作者将对三个方向的不同的翻译主张，以及主要代表学派的理论来源和翻译实践进行客观描述和总结。最后根据该陈述，进行客观评价。【关键词】：翻译艺术; 翻译理论; 语言学; 中国翻译特色引言根据陈福康（1992）的分类，中国翻译研究理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古代翻译理论，近代翻译理论，现代翻译理论和当代翻译理论。从建国开始一直到现在，从董秋斯到许渊冲和王佐良，所涉及到的理论和各翻译大家的主张也是数不胜数。作者将该文章的范围缩小到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第四次翻译高峰的来临。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首先这一阶段是中国翻译的新纪元，“这个时期的翻译事业和翻译学研究呈现了从未有过的兴旺景象，翻译工作者队伍空前壮大，涌现了一批新的翻译学研究者，国外新的翻译理论也纷纷介绍进来。”其次，最近几十年的翻译理论研究对现在的翻译工作及教学有着实际的指导作用，对我们的以后的翻译实践有着现实意义。因此，作者将该阶段设为文章的描述对象，同时将此阶段的各个主张分成三种倾向，即传统翻译艺术倾向，西方翻译科学倾向和中西合璧倾向。以下将从各个倾向中选取代表性的倡导者及主要观点进行描述并进行客观分析。一、传统翻译艺术倾向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大都以中国近现代的翻译理论为基础，尤其是以严复的“信、达、雅”为主要出发点，结合自己的经验来进行翻译研究。其中，许渊冲先生应算最有建树，持该观点最为坚决的学者之一。他主张“翻译的艺术就是通过原文的形式（或表层），理解原文的内容（或深层），再用译文的形式，把原文的内容再现出来。翻译散文一般只要再现原文的‘意美’，而反以诗词，却出了意美之外，还要尽可能再现原诗的‘音美’和‘形美’。”基于此理论，提出了“优势竞赛论”。他认为：“把最好的原文变成对等的译文，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译文。因为稀饭文字比较接近，一文容易取得最好的效果。中西文字距离较大，各有优势，对等的译文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是就要发挥译语的优势。”此外，他还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几位翻译家们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或主张，如鲁迅的“三美”、钱钟书的“化境”、傅雷的“神似说”等等，由此他用十个字归对中国的学派议论进行了概括，即“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并在自己的文章《译学要敢为天下先》的最后补充道：“西方学派的代表人物奈达1991年在《翻译：可能与不可能》一文中说：我们不能使翻译成为一门学科：出色的翻译是创造的艺术。可见奈达也有科学派转向艺术派了。”

三大研究范式

解读教育研究三大范式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潘茂明内容摘要在教育研究的发展进程中，研究范式随着教育本身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革，同时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它的发展。不可否认，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解释主义这当今教育研究三大范式所着眼于教育的不同角度和层面，它们各自擅长于解决不同的问题。本文通过文献分析三大范式的特点，理顺它们的共性，旨在于使读者能理解并合理使用这三大范式。关键词实证主义批判主义解释主义一、前言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的教育研究发展至今，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从融于哲学之中到自成体系的风雨历程，在25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研究范式的发展与革新始终是推动教育研究向前迈进的基础动力，而在教育科学日益分化和融合的今天，对教育研究中最基础的构成——研究范式做一番历史的回顾与未来的展望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教育研究范式的界定 “范式”的形成，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它是由美国科学家库恩提出的，其基本含义即为学科的科学群体所认同，学科的内容和研究要素、过程、方法等须形成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教育研究作为一门具体科学研究，它的研究范式即是指教育科学的研究群体对本群体所从事的教育研究活动的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的共同认识。需明确的是，本文所涉及的教育研究范式是与教育研究活动相关的范式，不包含与具体学科内容有关的方面，仅对教育研究过程、方法意义上的范式进行探讨。（二）当今三大研究范式毋庸置疑，自西方教育教育理论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梳理各个时期的关于教育研究范式的观点有很多，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Popkewitz（1984）的教育研究科学研究范式分类：经验分析科学、符号科学与批判科学，这是直接受Hanbermas（1968）的认识兴趣分类的启发的结果。当代一些学者则主张从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实用主义、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研究教育研究范式。Cohan等人建立在人们的“知识的质疑，认识，获得途径，传播方式的研究”这一认识层面上的，等分化出:实证的，规范的，解释的，自然的及批判的这三个进行科学研究的范式。但若从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及影响范围来看,笔者认为教育研究范式形成至今主要有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三个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二、教育研究三大范式的特点（一）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圣西门的学生兼秘书孔德。孔德不仅建立了实证哲学体系，而且致力于将实证的科学精神贯彻到一切知识领域之中。他主张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诸如观察法、实验法、调查法、比较法等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认为只有将实证精神贯彻到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才能为社会改造和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实证主义的推动下，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也开始引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实证主义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统摄一切科学的“科学哲学”，主张用实证方法取代抽象思辨，认为可观察的事实是唯一不证自明的知识。这种以追求自然科学化为特征，以应用为目的的研究范式提出后，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一大批学者投身于教育实验、教育测量，使得传统的哲学——思辩的理论教育学改变为科学的教育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本体论上，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尽管管理学研究范式的数量繁多，但传统的范式都是企图根据管理者个人的经验和环境条件，或者系统的、心理鸵、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要求来建立描述性的或规范性的管理理论，以便指导管理人员的未来行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范式，其目的侧重子用预测、证实、证伪方法来构建一些新的管理理论。这就是现代管理学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实证主义范式(positivistparadigm)。事实上，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已经成功地应用在其他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中。这种研究方法的最大优点可归纳为：实证科学方法有着其他获取知识的方法所没有的特点：自行校正(self-con'eetion)，在获取科学知识的全江程中有许多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用来控制和验证管理学家在获取自身以外的可靠知识过程中的行动与结论。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方法主要有证实法和证伪法两种。首先，实证主义社会学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创立的，其代表作为《实证哲学教程》，后由法国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继承和发展，其主要著作有：《论社会分工》、《社会学方法的规则》、《论自杀》。孔德生活的时代正式法国社会变革的时代，他亲历法国大革命，看到了封建社会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于是他把社会学界定为研究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科学。其理论基础是： “起源于经验主义哲学,是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在对客体的认识方式上，承认在人的外部存在着一个真实世界，它独立于并外在于人类的感官和意识，通过科学方法人类可以直接地认识这一真实世界，并且这个“真实世界”又由社会事实所决定的。具体的研究方法：

陈福康_中国译学理论史稿_修订本_秦岚

书评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由陈福康于1992年编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修订本于2000年6月出版。本书是我国译学研究的开创之作，系统地讲述了从中国古代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英语翻译学习者提供了翻译理论的基本知识。《中国译学理论史稿》获中国2002年教育部第三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语言学著作类三等奖。本书作者陈福康教授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从事中国文史、日本汉文学史、中国翻译史、译学史等的研究工作。在翻译方面，陈福康教授译有《鲁迅比较研究》等。他凭借自己对中国文学史和翻译史的不断研究，著成了本书。《中国译学理论史稿》包括“引言”、“余话”、“后记”，以及四章主要的内容。“引言”部分作者解释了撰写本书的原因、本书所涉及范围以及撰写方法等。“余话”部分包括本书的参考书目、胡孟浩为本书做的序、赵秀明《从〈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的出版看我国的译论研究》一文。“后记”是作者为本书写的，以下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译学理论。本章共19小节，以时间顺序介绍了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些译事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译学理论。此时期有关翻译的论述并不多，译著也主要以佛经的翻译为主。本章以小节的形式讲述了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及一些译者理论及其影响。第一小节追溯了翻译最早开始的时间、最早的翻译官“象胥”，及孔子的译学理论等。作者在介绍翻译理论的同时引用了相关的周代及孔子的语录资料，显示了作者经过认真考证得出结论。第二到十三章以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为主要线索，分节介绍了支谦、道安、玄奘等在佛经翻译过程中的一些翻译思想。作者所引材料涉足范围广泛，并由此总结出各译者的译学理论。本章的第十二、十三小节谈到了中国少数民族和来华传教士的翻译理论及其对翻译学史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世界各国的传教士到达中国，经书翻译活动兴起，传教士们逐渐开始了对翻译理论中“信、达”等问题的讨论。第十四到第十八小节作者发掘了明末清初的翻译高潮中一些著名译者，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的翻译理论及其译学成就。最后一节为“章没片谈”①，作者肯定了此时期零星片断式翻译议论的高度价值，也概括了此时期宗教翻译背景下的译学发展。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晚清民初的译学理论。本章共20小节，除最后一节“章没片谈”外，第一到第十九小节每小节详细谈及此时期的一位代表人物及其对我国翻译理论的贡献。本章作者从清末民初对民族尊严的维护和向西方学习的文化背景入手，引出一些领头人物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对翻译的认识及实践活动，并由此介绍其翻译理论。 ①作者原著如此。下同。

新成立后的翻译史

新成立后的翻译史集团文件发布号：（9816-UATWW-MWUB-WUNN-INNUL-DQQTY-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历史姓名：学号：班级: 摘要：悠悠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翻译的历史。中国的翻译事业源远流长，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和传统，早在史前三皇五帝时代就存在翻译活动。在这一岁月的长河中，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多次翻译高潮，每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都带着自身显着的特点。翻译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事业”，翻译不是受经济利益驱动或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与政治、宗教等意识形态有关。历史上翻译高潮迭起，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我们的先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在这里，我们主要了解。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事业的特点和翻译成果进行探究和梳理，以期望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段特定时期的翻译发展史。关键词：新中国，翻译，历史，翻译学家，成就。中国翻译史概述翻译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活动与交流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翻译几乎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④“如果把手势语、图形文字之类的也算作语言，把符号翻译也算作翻译的话。那么，显然翻译的历史也就与语言的历史同时开始”①。虽然古代原始社会的口译或笔译无文献可查，但我们可以设想，在原始社会不同部落间的交流一定是离不开翻译的。以我国为例，据《周礼》和《礼记》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翻译的官职

了，如《周礼·秋官》中说：“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秋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马祖毅1998：2）。从这段记述来看，当时的“象胥”是一种官职，其职责就是翻译。漫长的中国翻译史，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时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至1949年前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把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最需要了解的“大众文化”，即无产阶级文化。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列主义，前苏联社会政治书籍和文学作品成为新中国初期国家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主要价值参照。此时的译者更多地把目光瞄准了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作品，即“红色作品”。这种出版物有利于教育人民和打击“资产阶级”。在“红色作品”中，马列着作被放在了首位。“1953年1月成立了马列着作专门编译机构——中央编译局。它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全部马列着作”②，因为这些译作将作为新中国的政治理论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翻译事业呈现出新的面貌，翻译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的发展。1949年前，中国的翻译活动有着明显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体翻译特征，而在1949年后，翻译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翻译局等机构，系

中国译学理论中的“忠实”之我见

中国译学理论中的“忠实”之我见中国的翻译活动据史料记载可追溯至周代，象胥之称的出现使翻译活动已进入专职的领域。从古代的佛经翻译到晚清的科技翻译到民国时期盛行的文学、诗歌翻译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忠实”这一原则贯穿始终，从文言体的“信”到现代的“忠实”，都是忠于文本的意思。忠实这一理论能历时如此之久而依然存在，必然有其内在的价值，但是在翻译中忠实真的是最高真理吗？笔者认为，在考虑读者感受的基础之上的创造性翻译才更具魅力。标签：翻译忠实创造性一、中国翻译忠实理论的发展中国翻译中的“忠实”开始于东汉时进行佛经翻译的支谦提出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随严复“信、达、雅”这一理论的提出，便将翻译忠实推上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宝座，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奉为翻译界的圭臬。后又有“信达顺”“忠实、通顺、美”以及近来的“信达切”“忠优美”“正确、通顺、得体”，但似乎还是无法跳出“信达雅”的圈子。 “忠实”向来被认为是翻译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是衡量译本是否合格的基本标准，很多的翻译研究者认为，在这些古往今来的重要翻译理论中，是应该包含忠实的。二、翻译忠实标准的绝对化与理想化翻译忠实标准的绝对化很大程度上和“忠”字有很大关系，自古便有“精忠报国”“誓死效忠”这样的说法，因此忠的理念在翻译界便被升级了。直译派与意译派也因为形式与内容间的是否忠实原文对峙。笔者认为，这样的争执是无意义的，在文本、风格、意义乃至包括读者在内的众多因素，怎么能够全部满足忠实。如果一味去追求这样的忠实，便是将翻译的忠实标准绝对化了，未免有些太盲目，在这样的“忠”里面不免能够品到一些“愚”的意味。由于翻译是人的活动，必然无法避免译者的主观感受。译者个人必会对“忠实”造成很大的影响。由于没有绝对的“忠实”，这样的提法本身就具有理想化的倾向。其实早在支谦时候，便提出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也说明了翻译在文本与风格上面的矛盾性。道安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也是认识到了翻译的局限性。就连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也是在论及译事三难的时候。这些大家提出了信这一标准，但是同时告诉人们很难达到，是一种理想的境界。笔者认为这些“信”的提出并不是让人们去膜拜，去瞻仰，重要的是心中有原文，努力去平衡。鲁迅曾提出的“宁信而不顺”惹来了极大的争论，他说出的“硬译”也让很多人无法接受，其实在笔者理解来看，鲁迅提出的翻译理论更大程度上代表了他一个革命者的忠实的信念与立场，而非真的要去字字对译。

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

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丁海东《学前教育》2007年10期 https://www.360docs.net/doc/376767686.html,/user1/6/archives/2007/16260.html 早在20世纪之初，瑞典教育学家胡森就提出过在教育研究中存在着两个范式——科学范式和人文范式的问题：“一是模仿自然科学，强调适合于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的经验的、可定量化的观察。研究的任务在于确定因果关系，并做出解释。另一类范式是从人文学科推衍而来的，所注重的是整体和定性的信息，以及说明的方法。”[1]在现代学前教育研究中，科学范式和人文范式的并存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一、学前教育研究的两条路径：科学范式和人文范式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分别标识着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并各自反映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科学范式反映的是对于儿童发展与学前教育研究中的“物”取向和科学实证的思维方式，以一种“事实互动”的视界和价值中立的立场，运用调查、实验、测量、统计等外在于人的工具性手段和方法，追求对学前儿童发展和学前教育事实的量化处理、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以为现实性问题直接地提供可操作的教育对策和方法；人文范式反映的是“人”的取向和人文理解的思维方式，强调学前教育的人文性和对于儿童作为“人”的存在的观照和尊重，在以哲学的思辩和理性的逻辑运用于对儿童的发展与教育的终极把握和宏观思考的同时，并不排除研究者情感意志和主观愿望的个性化表达，甚至以一种设身处地的直觉、体验、感悟，在“价值互动”中来整体综合地获取关于学前教育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刻的意义和内涵。倘若进一步具体的比较学前教育研究中这两种范式的功能差异，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科学范式指向于儿童发展与教育“是怎样的”或“是什么”的事实分析，并更多的表现出为教育实践中的手段和操作方法提供更直接的客观依据和因素参照，因而常常成为学前教育的应用研究所惯用的思路和手法。诸如关于婴幼儿身心某方面发展的量化评估、不同教养背景或教学方案下的质量差异比较、托幼机构教学质量的因素分析、乃至特定时期学前教育事业层面的财政投入等等，这些事实性问题的研究，大体是以科学范式的研究为基本路径，并以寻求问题解决的操作性对策和方法为主要目的。人文范式则指向于学前教育“应该是怎样的”或“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从而倾向于为学前教育提供一种理论的构想和通往未来的目的，所以就成为学前教育的基础研究的主导路径。目前，在我国学前教育研究领域，关于儿童精神与文化、儿童生活与教育、学前教育的目的与属性、学前课程的价值构架、幼儿园教育教学的原理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寻求立足与现代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美学、生态学、历史学、人种学等多学科的思维模式和考察视野，以对于构建学前儿童发展与教育的基本理论的努力探索，较为集中地体现着了人文范式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路径。应该说，科学范式和人文范式在学前教育的研究中都各具独特的价值和功用，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二、学前教育研究中的“流行语”：对科学范式的推崇与对人文范式的排斥事实求是地讲，在学前教育的研究领域，的确是流传着类似于以下所举的几种话语的。这些话语大都可以推演和归结到对科学范式的推崇和对人文范式的排斥。

勒菲弗尔译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勒菲弗尔译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摘要安德烈·勒菲弗尔是70年代欧洲“翻译研究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著名的操纵理论。勒菲弗尔的翻译思想从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引介到中国。二十多年以来，从对他的翻译理论的引进介绍到将其应用到政治文本翻译、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英汉文学作品翻译、新闻翻译等各个领域，国内的翻译研究学者都做了大量的研究。通过回顾操纵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归纳我国学者近五年的主要研究方向，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特点、现状及趋势，展示操纵论在中国的传播。关键词勒菲弗尔；操纵理论；国内研究 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呈现出一派多元化的趋势，欧洲“翻译研究派”兴起，此时正值我国第四次翻译高潮。20世纪80年代，被誉为“翻译研究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操纵理论，明确指出翻译即改写，改写即操纵。同时提出“三要素”理论，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并创造性地对翻译活动中的这些因素进行分析。勒菲弗尔的翻译思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引介到中国，自此开始，国内学者对其理论创新加以研究，分析其理论的不足，并将纯理论应用到其他领域，使其更具生命力。本文着眼于翻译研究学者的研究内容，归纳研究现状、特点及趋势，分析近五年勒菲弗尔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 勒菲弗尔翻译理论的引进、介绍述评和反思 2.1 勒菲弗尔翻译理论的引进、介绍及述评 20世纪80年代，勒菲弗尔提出了改写理论，该理论创新性地对翻译活动中的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等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在1985年，勒菲弗尔首次提出了“改写”的概念[1]。国内对他的翻译思想的引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相关理论迅速受到了翻译研究者的接受和重视，大家纷纷从理论和个案研究等方面对他的翻译思想深入研究。第一类文献就是研究者对勒菲弗尔翻译思想进行整体的初探、述评、阐释，主要内容涉及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翻译是对文本对象的一种形式的改写，改写就是对文本的操纵。第二方面则是翻译的“三要素”理论，即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2]。第二类文献中，翻译研究者就翻译理论的某一方面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其中包括研究三大要素对翻译的影响。纵观近五年的文献，研究者从理论方面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并且研究的程度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细。各个翻译研究者以勒菲弗尔的翻译思想为据，从不同

教育研究范式

教育研究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它是由美国科学家库恩提出的，其基本含义即为学科的科学群体所认同，学科的内容和研究要素、过程、方法等须形成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教育研究作为一门具体科学研究，它的研究范式即是指教育科学的研究群体对本群体所从事的教育研究活动的基本规范和结构式的框架的共同认识。范式决定了准则，人们借此选择和明确探究的问题及研究思路，它以一种返利的形式决定该领域研究者的科学研究方法和程序。随着范式的不断变化发展，范式作为一个介于共同体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相对稳定的有意义的系统，本身具有着丰富的文化涵义。首先，范式建构主导着科学共同体成员心理价值，使他们在探索自然的道路上不断获得成功的同时, 也使自己成为具有共同心理价值意识的群体，成为归有所属的真正的科学家；其次，范式规范着主体行为方式，尤其是规则范式中所具有的一系列规则以其既得的有效性和权威性规范着共同成员参与科学活动的行为方式；最后范式对科学家具有示范效应。例如经典著作、典型事例、教科书、已解决的难题等不仅为某种科学研究的出现提供了模型，给科学家从事某项研究提供了榜样，而且教师等做了示范作用。因此教育研究的示范指导我们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除了加强对各种示范类型的理解和运用还要有不断的创新和发展，才能使范式符合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发展。例如科学和人文是21世纪教学的两大重点，因此在教育范式研究中还要体现时代性，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教育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坚信教育研究能够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规范水平。教育研究人文精神则强调教育研究的人文性质、教育研究成果的价值标准，坚信教育研究只有通过人文途径和方法才能规范化。二者的结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日益把实验室研究与现场的实情研究结合起来; 坚持把科学研究与哲学分析结合起来, 使事实与价值在研究上获得一致；强调教育研究过程中理性因素与情感因素结合，无论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 都以完整的“人”进人研究情境和过程，以求研究成果更合乎实际情境中的人。

当代中国翻译现状.

五、结论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英语和汉语被动句有如下几个共同点和不同点: 1.在被动句构成和主、被动转换方面,英语和汉语被动句都主要靠句法和词法手段,但是在被动动词的构成方面二者间有一些差异。 2.英语被动动词是经过形态变化而形成的,而汉语的被动动词没有经过形态变化,只是在句中加上表示被动的介词“被”。 3.英汉两种语言都具有标记和无标记被动表达方式。英语被动句中无标记被动句的使用频率不高,而汉语被动句中大多是无标记被动句。在被动句语义内涵特征方面,英语被动句不表示“遭遇”或“接受性”含义,汉语被动句虽然不是专门用来表示“遭受性”语义的,但有时汉语被动句的贬义色彩非常浓。参考文献: [1]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2]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商务印书馆,1961. [3]谷婷婷.英汉被动句式的比较[J].宿州师专学报,2003. [4]龚千炎.现代汉语里受事主语句[J].中国语文,1980, (5. [5]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1980. [6]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7]林语堂.开明英文文法[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2. [8]刘迅,李定坤.英汉被动句比较[J].华中师院研究生学报,1984,(3. [9]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3. 摘要: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在翻译学的建立,以及翻译理论的特色和翻译流派等问题上,还处于一种争论的状态中。在当前紧迫的学科建设中,研究者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尤其是传统翻译论和现代翻译论,以及翻译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翻译的发展方向。关键词:中国翻译沿革翻译学自人类开始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字翻译活动以来,对翻译的研究便从未中断。每次随着翻译活动高潮的到来,翻译研究就趋向深入,翻译研究中的争论也愈加激烈。中国翻译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某些方面的成就并不亚于西方。但即便是在第二次翻译高潮中,大多数的名家更多地从事翻译实践活动,而对理论的研究则止于经验,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而在第四次高潮前的几十年中,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停滞不前,直到改革开放,翻译领域才又逐步恢复到应有的局面。但几十年的断层必然导致了研究基础的不足。 1.中国翻译的沿革 1897年,中国著名学者严复总结中国三国时代佛经翻译家支谦的理论,结合外国翻译理论及其自身经验,提出翻译标准“三字经”—— —“信、达、雅”。但是上述理论只是囿于翻译活动本身而言,尚未从语言学理论高度说明问题的本质。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英语学界泰斗林语堂就主张翻译不仅要重视通顺,还要唯美,因为翻译就是艺术。他写的英文便可说明这一点,确实美,令外国人都叹为观止。50年代,中国翻译家傅雷说:“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范式研究

研究范式一、范式的提出及其基本含义 “范式（paradigm）”一词，原是指语法中的“词形变化表”一词，它的原意是表示磁性的变化规则。作为一种专门术语，“范式”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史家库恩（T.Kuhn）在《必要的张力（The Essential Tension）》(1959)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教科书只是提出专业人员作为范式而接受的具体阶梯，然后要求学生………解题，这些问题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十分接近于教科书或相应的讲课给以引导的题目。”但是，这一术语的广泛传播以及被人们普遍的接受，还是与库恩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有关。这本书的出版史仅有172页的小册子，但却引起了哲学、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各界的巨大震动。在这本书中，库恩使用最多的一个术语就是“范式”。据英国学者马斯特曼（Masterman,M.）统计，库恩在这本书中至少以21种意思使用“范式”。通过分析，可以把这21种含义划分为三类：第一，形而上学范式，也叫元范式，如把“范式”当做一种有效地形而上学思辨，一种新的观察方式、一张地图、一种统帅知觉的条理化规则等；第二，社会学范式，如把“范式”定义为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领域，象一套正当制度、司法裁决等；第三，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即以更具体的方式来使用“范式”，把它作为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一本实用的教科书或经典著作、实用的仪器设备、一个语法规范、一些供给的工具。把库恩的各种观点综合起来，他把“范式”解说为理论体系、研究规则和方法的“结构”，并认为它规范着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观察世界的角度，决定着问题的提出、材料的选择、抽象的方向、合理性标准的确立以及问题的解决，新旧范式的交替是科学发展的主要标志。在库恩看来，范式有两个特点或标准：一是能够把一些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二是它能够知道这些拥护者进行解难题活动，所以范式对科学研究者既有心理上的定向作用，又有实际上的指导作用。由此可见，所谓范式，是指从事同一个特殊领域研究的学者所持有的共同的信念、传统、理论的方法。范式代表了一种近乎固定的问题的解决方式。范式不是理论，但他对理论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推及到课程与教学的研究范式，可以把它看做是课程研究者在研究课程问题时所持有的共同的信念、传统、理论和研究形式、研究策略。二、当今教育领域三大研究范式自西方教育教育理论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梳理各个时期的关于教育研究范式的观点有很多，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Popkewitz（1984）的教育研究科学研究范式分类：经验分析科学、符号科学与批判科学。当代一些学者则主张从女性主义、后现

浅析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状况

浅析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状况摘要：本文先简述当前中国翻译理论的大概内容，然后从翻译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当前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不足等本体因素和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翻译领域的功利主义等影响翻译发展的外部因素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当前中国翻译理论沉寂的原因。认为要结束沉寂期不仅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融合中西译论、翻译本体研究与相关学科相结合，而且要改革人才培养机制。关键字：翻译理论沉寂期内因外因纵观中国翻译理论，我们很容易找到这些熟悉的字眼“信”、“达”、“雅”、“神似”，还有“化境”等。 “信”“达”“雅” 清末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指意义不背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要文言化。如今“信”“达”“雅”三个字已经被我们说滥了，近代翻译理论近百年，长久被当做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当然，内容也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适当的做了延伸、关联和改变。如：“信”即产生了后来的“忠实”，“达”对应着“通顺”，而“雅”一词被赋予了新的翻译内涵，不是起初所指的译文要文言化，而指在选用词语时要得体,简明优雅。 “神似”

“ 神似”,亦即“传神”,“传神达意”,“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顾名思义,就是传达原文的精神,通过文字把字里行间的意蕴曲达以出。不同语言各有特色,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而翻译绝不是坐标似的“字当句对”,而是多层次的传神达意。文学翻译尤其如此。傅雷,一位毕生从事文学翻译创作的著名翻译家。他视文学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文学精品看作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将介绍一部文学作品不能还原它本身,也认为难以容忍。他深明文学翻译的甘苦,始终持着严谨、认真负责的翻译态度,他以自己的大量译作为印证,在严复的“信,达,雅”之外,另树一帜,标举“神似”,可谓我国翻译理论界的一个重大突破。他切中了文学翻译的关键所在,把翻译从字句的推敲提到艺术的锤炼。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我国传统美学中“传神”这个重要观点,引入翻译理论,把对翻译理论的认识提到美学范畴,从而拓宽了翻译理论的研究领域,为后来翻译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所以“神似”翻译观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翻译事业的巨大进步,翻译理论由一般化、抽象化走向专业化、具体化的开始。 “化境”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开篇即引许慎《说文解字》有关翻译的训诂：《说文解字》卷十二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讹’。”南唐以来，小说家都申说“译” 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

中国翻译学研究30年(1978--2007)

定量研究的论文优缺点分析一、定量研究（一）定义定量研究是指确定事物某方面量的规定性的科学研究，就是将问题与现象用数量来表示，进而去分析、考验、解释，从而获得意义的研究方法和过程。定量，就是以数字化符号为基础去测量。定量研究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特征按某种标准作量的比较来测定对象特征数值，或求出某些因素间的量的变化规律。（二）定量研究方法分类定量研究设计的主要方法有调查法、相关法和实验法。二、论文介绍（一）题目的选择《中国翻译学研究30年》作者：许钧（南京大学），穆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刊名：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9年1月第32卷第1期（二）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翻译研究在中国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翻译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本文统计了30年来中国内地主要外语研究期刊上发表的翻译研究论文，国内出版机构出版的翻译研究著作，以及全国重要的翻译理论研讨会等资料，在此基础上对译学所走过的历程作了回顾与梳理，揭示了30年来译学研究所体现的基本特点，并就译学的现状和发展做了简要分析与展望。（三）分析 1.1978--2007年翻译研究论著

纵览30年来国内翻译研究论著，我们可以发现如下具体特征（1）引进国外翻译理论的数量及类型增多，呈技巧类--语言学派---全方位引进的趋势（2）翻译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翻译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显著（3）翻译史研究近十年来发展迅速（4）翻译教学研究论著近十年取得了零的突破（5）口译教材数量不断增加（6）翻译辅助工具研究有待全面展开（7）翻译批评的理论系统研究取得重大进展（8）翻译研究方法论严重缺失 2.1978--2007年翻译研究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