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妇诗

新婚燕尔的本义是什么？

这里“宴尔新昏”的“宴”、“昏”，在古汉语中都是通假字，“昏”自然通“婚”，“宴”则同“燕”。“宴尔”相当于“燕尔”、“宴宴”，都是快乐安逸的意思。《诗经·氓》中有“言笑晏宴”一句，也是形容快乐无比的样子。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儿的“新婚”并非指唱怨歌的弃妇，而是抛弃她另觅新欢再婚的丈夫与新夫人，其含义恰好与初娶的“旧婚”相对照，无疑是对旧夫“喜新厌旧”的一种怨恨与谴责！

这首弃妇怨歌中的“新婚”本义，跟后来汉代的“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以及杜甫《佳人》中的“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所说“新人”相似，“新人”皆系弃妇旧夫的“新欢”。

白居易的《母别子》中则有“新人迎来旧人弃，掌上莲花眼中刺。宠新弃旧未足悲，悲在君家留两儿。”

说的是某将军立下战功后便在洛阳另娶如花似玉的美人，新夫人来后便让丈夫抛弃旧妇。旧妇怨恨道：“她是他的掌上莲花，我却是他们眼中的刺儿。喜新厌旧是俗世的常情不足为悲，但悲伤的是留在家里的两个亲生儿就要从此别离。”

《母别子》最后一句“更有新人胜於汝”，是指旧妇希望将军再立下什么殊功，再娶一个比这位新夫人更娇艳的新美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弃妇对丈夫喜新厌旧的一腔忿懑、满腹牢骚。

因此，原生态的“宴尔新婚”或曰“燕尔新婚”、“新婚宴（燕）尔”，无疑是对男人“喜新厌旧”的一种形象化比拟，这也是“新婚燕尔”这句成语的本义。

至迟在宋代起，这个成语的本义开始发生变化，其意已经反用，泛指初娶新婚，成为庆贺新婚之辞，形容新婚时的快乐。而且出于庆贺者寄托新婚夫妇如燕子比翼双飞的心愿，人们便用“燕”取代了“宴”，习惯用“新婚燕尔”。

宋代学者洪迈著述的《容斋随笔》卷八“谈丛失实”中，曾经指责“今人乃以初娶为宴尔，非惟于诗意不合，且义再娶事，岂堪用也。”

洪迈批评时人用“新婚燕尔”道贺新婚夫妇是背离了它的本义。

但不管洪迈如何指责，人们还是“失实”地用“新婚燕尔”形容初娶，并沿用至今。元代戴善夫所作杂剧《风光好》中便有：俺两个相见时，则他那旧性全无，共妾身新婚燕尔。

何为弃妇诗？弃妇诗，是抒写那些被丈夫抛弃的妇女们对其丈夫怨尤激愤之情的诗歌，其内容或叙写被遗弃妇女的生活经历，或描述她们被遗弃后的心理活动，或抒发被遗弃的思想感情。它浸透着中国古代妇女在宗法制度、婚姻制度压迫之下的辛酸血泪。纵观历史，历代都不乏优秀的弃妇诗，但主要还是集中在《诗经》、汉乐府民歌中，弃妇诗文源远流长，《诗经》开其源，乐府民歌继其流。通过对一系列弃妇诗的分析，弃妇被弃原因，可分以下几点。第一：喜新厌旧，色衰爱弛被弃。我们常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男性爱慕年轻女子的美貌是符合常理的。历史上那么多一见钟情的故事，没有几个是因为一下子被崇高而伟大的心灵所感动的，而往往是被对方的美貌所吸引的。这都是由人爱美的人性所决定的。然而，好花美丽不长开，女性的花容月貌也会随着时间的钟摆慢慢荡尽。男人们贪恋美色而育新厌旧的弱点便暴露出来了。在弃妇的哀怨中，很多是男子们的“二三其德”，男子无德很大程度中是因为喜新厌旧；由于长期的不断的战争，使大量的成年男子丧生于战争之中，也使大量的怨女只好在闺阁内以泪洗面，这为喜“新”之男人提供了客观条件。这是弃妇诗产生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原因。这一点在上层社会特别明显。上层阶级的荒淫无耻，喜新厌旧，更是把妇女当作玩物，而上层妇女取悦男子的唯一依靠只是她们自己的“颜色”。但人的青春美貌岂可长驻？年老色衰也成了妇女的罪过。《怨歌行》正反映了色衰爱弛的妇女被弃的不幸命运：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这首题为班婕妤所做的诗，真实地道出了封建社会女性地悲哀。诗人通过对团扇的咏叹，借物喻人，婉转细腻地表达了女子对色衰爱弛的担忧。当女子年轻美貌时“出入君怀袖”，而年老色衰之时“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一样被抛弃。以色事人，色衰见弃。就连汉武帝“金屋藏娇”的陈皇后也难逃幽闭长门宫的悲惨命运。上层社会随意玩弄妇女，使妇女的身心遭到极大摧残，这种因色衰爱弛被弃也正是封建社会妇女在婚姻问题上所共有的现象。第二：无子被弃。因无子而见弃是秦汉女子不幸的重要原因。《大戴礼记》之《本命》篇谓：“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

去，多言去，窃盗去。”在周代，无子见弃还未必被列入礼法，但在贵族中已有体现。古人重生育，有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婚姻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继嗣，即生育、繁衍后代，传宗接代。《礼记·昏义》说得很直接：“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盖继嗣居核心地位。若后世不继，宗庙安事？故孟子有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卫风·氓》、《邺风·谷风》、《小雅·谷风》，是三首弃妇诗，古今无异议。三者都写弃妇忠诚、勤俭、无亏妇德、有功于夫家，只因丈夫家道好转之后忘恩负义、喜新厌旧，自己终于落得被弃下场。但这三首诗都留下可疑之处。第一，在封建宗法制社会，女人对夫家的任何贡献，不及为夫家生育子女大。为什么这些弃妇列叙对夫家功德时不言及这一点呢？第二，母子情是超越一切的感情，这些弃妇被弃之后抚今追昔，痛定思痛，对与丈夫共同生活的回忆，细“旨蓄”(干菜)，远及初恋，却唯独不提离别亲生子女的痛苦和对留在夫家子女的思念。对蔡琰归汉时“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的五内撕裂般的痛苦，难道这些妇人就如此丧失母性？所以，她们其实是没有子女，而不育也正是她们被弃的真正原因。如汉乐府最著名的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她与“采靡芜”女子一样，聪明、美丽、勤劳、能干，又极其孝顺、贤慧，可焦母硬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其实这只是欲加其罪的托词，真实动机可能也是“共事二三年”而未有生育。因为与《诗经》以来的一切弃妇诗一样，《孔雀东南飞》也未言及刘兰芝的生育问题。第三：男权文化的阴影。《诗经》、汉乐府弃妇诗中的弃妇，无论是什么原因被休弃的，也无论她们对婚姻悲剧的态度如何，都是在男权文化的阴影下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和至高无上的夫权的牺牲品。人类进人父系社会之后，女性的地位不断跌落，男性的地位逐渐提高，男尊女卑己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定势。《周易·系辞》：“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周易·说卦》又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在《诗经》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早已形成，宗法礼教虽不及封建社会中、后期那么严密，但妇女因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婚后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已是社会的普遍现象。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已经确立。《诗经·小雅·斯干》写男、女降生之后的不同遭遇和父母对他们的不同期待：“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这是什么意思？生男，放在床上；生女，置于床下，明其尊卑上下之不同。生男，是弄璋之喜；生女，是弄瓦之喜。这玉璋，这瓦砖，已具备强烈的象征意义。这就是男尊女卑。这种观念，显然已获得社会的认同，形成了共识。男尊女卑的婚姻制度婚姻制度是最直接体现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形式，也正是女子见弃这个悲剧的根本所在。从理论上讲，在对偶婚制影响下的周代社会里，男子离开女子和女子离开男子都是可行的。但女性卑下的社会地位已经使她们逐渐失去了这种选择权。最后的选择成为了男性的专利。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这样，本来就松散的男女关系，加上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使男性更加随意的抛弃女性。《诗经》汇集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五百年间的诗歌，历史跨度大。这个时期，封建礼教，包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似乎还在逐步形成之中，还没有确立它在政治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因为诗中除了谴责丈夫的朝秦暮楚、二三其德，表达弃妇的或悔恨或决绝的态度之外，并没有涉及“舅姑”，没有涉及封建家长制，而仅仅停留在道德批判的层面。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定型期，也是封建礼教的定型期。伴随着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逐渐确立了在政治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更是如此。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治”。“礼”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论语·宪问》：“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荀子·修身篇》：“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那么，什么是“礼”呢？礼就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教条。西汉戴圣编纂的《礼记》49篇，是封建礼教的集大成的著作，几乎涵盖封建伦理道德的方方面面。对广大妇女，更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不仅束缚了她们的手脚，而且禁锢了她们的思想。广大妇女在社会上家庭中的卑弱、依附、从属地位进一步固定，她们的生存状态比之《诗经》时代更加艰难、更

加可悲了。《丧服》篇载明丈夫可以休妻的七条规定：“七出者，无子一也，淫佚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在《内则》篇中还加了一条：“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很显然，这“七出”的规定，是男性意志的体现。在当时，婚姻关系的缔结固然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婚姻关系的维系和解除，则完全掌握在男人(丈夫)手里。汉魏时期的弃妇诗，更多的表现在社会生活和社会道德强加到妇女身上的不平。如“无子而出”，孝顺公姥等，这时期的弃妇之怨，是对社会道德的揭露和指斥。婚姻，已不再是男女双方当事人对爱情的吟唱，她要接受社会多方面的干预。在爱情的颂歌中，被塞进了诸多杂音。《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中一首体制宏伟影响深远的弃妇诗，也是一首五言叙事长诗。千百年来，它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而脍炙人口，广泛传诵。诗中的男女主人公形象及其悲剧命运，至今震撼人心。从表面看，焦刘悲剧似乎是蛮横的婆母一手造成的。不错，焦母是这场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但它的根源，则是封建礼教。是封建礼教赋予焦母以主宰焦、刘命运的权力。礼教教条种种，其核心是“孝”。因此，“教”字从“孝”。《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又曰：“言人不忠于君，不德于圣，不爱于亲，皆为不教，大乱之道也。”可见,“孝”是全部礼教的核心和基础。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必须以“孝”为前提。孝道是至高无上的，上至皇帝，下至臣民，皆不得违背。《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正是挥舞“孝”的大棒，颐指气使，训斥儿子,赶走儿媳。第四：女性经济地位的丧失。生产力发展是弃妇诗产生的根本原因。恩格斯认为“婚姻这种关系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背离他的妻子，破坏婚姻忠诚这乃是丈夫的权利。”《诗经》产生的时代，生产力有了进一步提高，西周初年的“成康之治”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逐渐较前期繁荣起来，封建初期的生产关系的基本体制也得以体现。到了春秋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都市已相当繁荣，社会体制也从领主封建制向地方封建制过渡。但此时的各种矛盾也日益激化，战争频繁。由于此种种原因，与原始的纯洁系社会相比较，男性的社会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展妇女则渐渐陷人到家庭的狭小范围之中。田间的耕作和劳役使男子占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通商贸易又使男子有了新的活动天地，而妇女近乎幽闭的生活使她们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因此男性对妇女的压迫也就由此而产生。恩格斯说：“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泌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由于妇女丧失了经济上的权力，这也是妇女受压迫，受欺凌的根源。随着财富的创造力的加强，私有财产的增多，男子的权力渐渐得以强大，婚姻的缔结大部分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经济的威力摄制了婚姻缔结的全过程。在“弃妇诗”中也深刻反映出财富、资产在家庭中的威力。综上所述，我认为，无子、年老色衰等是弃妇见弃的直接原因；唯生育是举的婚姻观念、男尊女卑的婚制、松散的民俗等是见弃的深层原因；经济地位上男强女弱、女性在经济上的依附性等是见弃的根本原因。（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弃妇诗，是爱情文学中的一个特定的内容，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个特定层面，有其特定的内涵，它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妇女身上的绳索是怎样一条条的加多，中国妇女的命运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滑落。

《佳人》杜甫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

自云良家女，零落依草木。

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

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

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

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

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长门赋

司马相如

自从分别后,每日双泪流。

泪水流不尽,流出许多愁。

愁在春天里,好景不常有。

愁在秋日里,落花逐水流。

当年金屋在,已成空悠悠。

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

可怜桃花面,日日渐消庆。

玉肤不禁衣,冰肌寒风透。

粉腮贴黄旧,娥眉苦常皱。

芳心痛欲碎,肝肠断如朽。

犹记月下盟,不见红舞袖。

未闻楚歌声,何忍长泪流。

心常含君王,龙体安康否。

夜宴莫常开,豪饮当热酒。

婀娜有时尽,甘泉锁新秀。

素颜亦尽欢,君王带笑看。

三千怯风流,明朝怨白首。

回眸百媚休,独上长门楼。

轮回应有时,恨叫无情咒。

妾身汉武帝,君为女儿羞。

彼时再藏娇,长门不复留。

六宫粉黛弃,三生望情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