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义山诗之理事情(一)

论义山诗之理事情(一)

【内容提要】

清人叶燮在其《原诗》中指出:自开辟以来，天地万物，“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又曰:“要之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今以此论衡之义山诗，诚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盖义山诗正是以其“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的特点，而获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功，并拥有千古永恒之魅力的。

一义山诗之情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义山可算得是极为多情重情钟情的一位诗人，乃至有人称其人为“情禅义山”（吴言生《李商隐诗歌的佛学意趣》，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誉其诗为“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诗概》）。盖义山之多情善感自有缘由，首先，“沦贱艰虞多”（《安平公诗》）的孤苦家世，父祖辈一再年寿不永的遗传，衰微动荡的时代，这一切都无不在青少年时的诗人心头蒙上层层阴影，而“内无强劲，外乏因依”（《祭徐氏姊文》），也使身处中晚唐那个讲究勋阀门第社会环境中的义山对自己的前途难以乐观自信。源于此，义山从很年轻时就对周围事物特别敏感，就懂得感伤身世，十六岁时便有“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无题“八岁偷照镜”》）的美质难遇之慨，十八岁时便有了“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初食笋呈座中》）的不祥预感。以后也不断感叹“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夕阳楼》）、“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这种被王蒙先生称之为“先期愁人”、“先期悲叹”的“夭折意识”（《对李商隐诗作的一些理解》，《双飞翼》，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8页），确实是诗人多愁善感性格的深层因素。以后应博学宏辞科考的落选，授馆职未移时因人作梗外调为尉，县小官微处处遭受摧抑的屈辱生活，“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风雨》）的党争夹缝中的尴尬，羁泊天涯依人作幕的孤凄境况，再加上爱情生活的屡遭间阻，“厄塞当途，沉沦记室”（朱鹤龄《笺注李商隐诗集序》，见刘学锴、余恕诚、黄世中编《李商隐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3页）的落拓困穷，种种经历使本来就多愁善感的诗人心中更加形成了一种如同潜意识的解不开的情结，一种无法排遣的思维意绪。正是这种情结意绪具有“惝恍以为情”的特点，一方面是若有所失，另一方面又是若有所望。于是诗中既多迷茫失落之情，又多缠绵执着之情，既多无端兴起、虚括难明之情，又多寄慨万千、沉博绝丽之情。

比如，《锦瑟》诗中，一方面是“庄生晓梦迷蝴蝶”，另一方面又是“望帝春心托杜鹃”。“晓梦迷蝴蝶”，尽管往事如蝴蝶翩飞般的美丽动人，风情万种，但此时回首，充溢在诗人心中的，却只有一片迷惘、失落，乃至如梦如幻般的感觉。“春心托杜鹃”，尽管“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其二），但还是“春蚕到死丝方尽”（《无题》），甚至魂化杜鹃，那炽烈而又沉挚的情思，也要通过声声泣血哀啼倾诉出来。这是何等的精诚，何等的缱绻执着，真真是哀感顽艳至极!又如《赠柳》诗:“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桥回行欲断，堤远意相随。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柳的掩映章台，参差郢路，如碧玉之妆成，如丝绦之垂拂，是何等的风流袅娜，秀媚纤柔，因此诗人禁不住要“桥回行欲断，堤远意相随”了，这既是写柳对人的依依不舍，也是写人对柳的情牵意迷。堤再悠远再漫长，路再回环再曲折，也挡不住多情诗人的追寻求索，那一番芳菲悱恻之情，甚至可以相随相伴到天之尽头。然而，尾联“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写美好的事物终归幻灭，柳也不能例外，一旦化为漫天纷飞的杨花，落在青楼中，沾在酒旗上，就将“零落成泥碾作尘”（陆游《卜算子·咏梅》）了。在一片杨花如雪的迷漫怅惘之中，诗人结束了他的诗，然而其情就此终结了么?非也，“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诗人之情思，还在始终萦绕着柳那昔日摇曳春风的无限袅娜风情，“此情可待成追

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尽管当时就已惘然所失，但直至生命尽头还要反复追忆。尽管造物者是那样的何其“忍”哉，但我们的诗人却是何等的多情不忍，在这样的迷茫失落的悲剧之中，却蕴含着多么缠绵多么执着的情思情愫，这难道不是极其感人的吗?

王蒙曾以“混沌诗”说义山，认为义山诗具有通情通境的特点，他以《锦瑟》为例，指出义山不少抒情诗中的情思其实都是非常朦胧的。“它不是因一人一事一地一时一景一物而发，不是专指一人一事一景一物一时一地。”（《再谈〈锦瑟〉》，《双飞翼》第16页）并认为义山诗具有一种“无端”的特点。“无端”，乃是义山诗经常出现的虚词，如“秋蝶无端丽”（《属疾》）、“今古无端入望中”（《潭州》）、“无端嫁得金龟婿”（《为有》）等，这无端兴起的情感思绪，似乎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没来由，但却正显示了诗人伤感情怀的极为敏感与普泛。从敏感来说，他触处无不生情，无不由物及人，由人及物。平居无事，他不是感到“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端居》），就是感到“怅卧新春白夹衣，白门寥落意多违”（《春雨》）;宴饮欢会，品尝嫩笋，诗人却突然会有一种“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初食笋呈座中》）的肺腑之痛与不祥预感;梅本是文人骚客爱赏之物，可诗人竟会对其生起无端恨恼，一再发出:“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忆梅》）、“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扶风界见梅花》）的悲慨;而当林花开放，正当其盛时，却又仍旧还是免不了“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即日》），谓花之未落犹愁思之未能释放也。春风秋月，鸟语花香，蝴蝶翩跹，本都是人间难得之良辰美景，可义山却会感叹:“秋蝶无端丽，寒花只暂香”（《属疾》）、“东风无力百花残”（《无题》）!会痛心“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流莺》），他分明会担忧:“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月》）!那一树亭亭、青枝碧叶、翠盖蓊翳的绿树，在诗人看来，却只是“一树碧无情”（《蝉》），艳则艳矣，美则美矣，然又何其冰冷彻骨、惨淡无情。如此种种，都岂不是有点太不可思议，亦即太无端了吗?诗人的痛点是那样的多，他的无端之愁情也就如此之多。正如王蒙所说:“爱和恨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当然，深到一定的程度，爱和恨又都不是一缘一故那样有端的了。”（《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双飞翼》第73页）而从情思的普泛而言，正因为诗人心头缠结的情思太多太深太复杂，所以往往由此情及彼情，情情相通，物物相感。即如历来争论得最多的《无题》诗，究竟是写爱情，还是感叹身世，亦或是对令狐等人的陈情或怨嗟，古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对此类似乎人人能作郑笺而又人人无法实证的诗作，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说:“可能由某一具体情事触发，然当其融合其他情事，形成有典型性之艺术境界时，意义自不限于某一具体事件。若必探求义山何以有此类作品，则其一生政治与爱情方面之追求与失望，皆为其生活基础，其给予读者之实际感受，亦即前述如怨如慕、执着追求而又不胜怅惘之情绪。”（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97页）我们认为，这种无端而虚浑的情思，带有极大的概括性与普泛性，如《锦瑟》之内涵弘博深广，就显然已经不是对爱情之追忆或对亡妻之悼伤等具体情事所能包容的了。又如“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所寄寓也未必就仅仅是爱情间阻之慨，诗人若不是在人生道路上一再遭受多方挫败阻隔，又焉能发出如此沉重乃至绝望的叹息?又如“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诗人怜惜同情的恐怕也不止是这位独处无郎的深闺“神女”，这其中难道就没有融合他自己屡遭朋党摧抑，而又始终未遇有力援助，乃至独抱美质而孤弱无依的诸多人生体验吗?刘学锴先生在分析义山以写爱情为主的《无题》诗时说:“尽管诗人主观上未必有意识地要另有寓托，但郁积于胸的涵容深广的普泛性人生体验，却使他在抒写爱情体验时也不由自主地触类旁通，将广泛的人生体验渗透融合在上述诗句中。”（刘学锴《李商隐诗歌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第41页）由此看来，诗人之所以要将这类诗冠之以《无题》，其中虽然有难以明言的隐衷，但恐怕也是因为其创作缘由的无端与所包蕴情感的极为丰富复杂乃至难于概括吧。

义山诗中之情这种既无端虚浑而又寄慨深远的现象，也早已为许多前辈诗家意识到，如杨亿谓其“包蕴密致”（见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引），钱谦益说其“沉博绝丽”，叶燮则认为义

山诗“寄托深而措辞婉”。明人钟惺、谭元春编选《唐诗归》，对义山诗更是多以一“情”字予以评价赞赏，如谓其“情寓纤冷”、“苦情幽艳”、“深情苦语”、“无谓而有至情”，不一而足。今观其诗，确如所论。如“肠断未忍扫，眼穿仍欲稀”（《落花》），“舞蝶殷勤收落蕊，有人惆怅卧遥帷”（《回中牡丹为雨所败》），这是义山惜物之多情;如“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正月崇让宅》），这是义山怜人之深情;如“人世死前唯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崄巇”（《荆门西下》），这是义山伤春伤别之重情;如“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无题二首》其二）“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这是义山无怨无悔之痴情;如“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柳》），“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这是义山对弱质芳姿的情有独钟;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这是义山对情的无比执着与自信;如“天荒地老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过楚宫》），“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更是义山的自恋自伤自困于情。不必说“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房中曲》），“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哭刘》）那些对亲人对友人之无限深情，即如“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汉宫词》），“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复何如”（《筹笔驿》），“何事荆台百万家，唯教宋玉擅才华”（《宋玉》），“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唯事楚襄王”（《席上作》），“任当年有美名，可怜才调最纵横”（《读任彦升碑》）。诸多伤今悼古的“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之情也极为普泛地充溢弥漫于诗中。诗人说:“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暮秋独游曲江》）正是对自己性格秉赋最清楚的认识。周汝昌先生曾以“三才”说“三李”诗，谓太白是才气，长吉是才思，义山是才情（《三李诗鉴赏辞典·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诚为的评。要之，缠绵的情，执着的情，无端的情，普泛的情，哀怨的情，迷茫的情，凄怆的情，失落、虚无乃至幻灭的情，自我封闭的情，可望而不可及的情，都融铸在义山对人对物对世界对自己的无比爱恋与无比伤感之中，既惝恍迷离，又深挚痴顽。正是这种种来自对人世、人生无比执着眷恋之情，使他既伤感又爱赏，在这样“精致的忧伤”、“曲奥的内心”以及近乎“一种疾患，一种纠缠，一种自我封闭乃至自我噬啮”（《雨在义山》，《双飞翼》第50页）心态中，诗人该如何尊重情，尊重自我，乃至珍惜人生，珍惜人世?就义山而言，那就是通过自己的诗心对诗境的熔铸与构筑来寓托种种迷离惝恍之情，使自己的这种缘于对人世的爱恋与伤感的情怀成为一种艺术品，而自己那充满忧患苦难的人生也只有在此过程中才可能得以超越，得以实现。换言之，只有以义山之才驱遣义山之情，以义山之情葆育义山之才，才能将现实世界中的无限深情化作一种美丽的诗意栖居。

二义山诗中之事

近人张采田在其《玉溪生年谱会笺》中曾以“潜气内转”说义山诗。潜气，当然是指诗人郁结着的情结;内转，就是转入内心。“转入内心，则是古今中外一大批作家特别是诗人的实际。特别是一些在‘外务’中屡受挫折的文人，作为一种补偿，一种‘移情’，转入内心，转入一种类似自恋自嚼自味只是无以自解的沉迷状态者，比比皆是。”（《混沌的心灵场》，《双飞翼》第107页）“如是诗人从心灵出发，以内转的潜气为依托为根据，精心搜索编织，铺陈营造，探寻寄寓，建成了他特有的城池叠嶂、路径曲幽、陈设缛丽、堂奥深遥的诗的宫殿，诗的风景。”（同上，第110页）也就是说，当义山心中之情充溢到不能自已时，便为自己找出一种最好最理智的发抒的方式，那就是将这种情感诗化，首先就是将情通过诗心的酿造转化为意象与意境，因此诗中之事乃是诗人内在情感的外化形式。

比如在《蝉》这首唐人咏蝉之三绝唱之一的佳构中，诗人将自己虽有高洁志行却到处遭受困厄，虽然反复倾诉衷情却始终无人理解的一腔悲愤，融契入“高难饱”、“恨费声”之蝉的形象

与蝉的遭遇之中，终于幻化出“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这样一种极为悲怆动人的凄美情境。钟惺之所以说它“冷极幻极”，正是看出了这幅画面中寄寓了作者既迷离惝恍而又无限悲凄的身世之感。又如《流莺》诗:“流莺漂荡复参差，渡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这也是义山一首借物寓情之作，首先，流莺之“流”字，就融入了义山一生参差漂荡、辗转不定、无可自持、无法自主之人生感受。颔联中，诗人进一步借流莺之悲惨境遇写自己之苦闷情怀:“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这是多么深重的人生悲慨，然而又是多么诗意的形象展现。盖义山以一旷世难有其俦的才情富瞻之人，尽管其情思绵邈、文辞斑斓，一如流莺之歌喉曼妙宛啭，但其中本意又有几人能省察呢?虽前有崔戎、令狐楚、王茂元，后有郑亚、卢弘止、柳仲郢，也曾得到他们的器重与赏识，但皆有良辰而无佳期，机缘屡失，抚今追昔，面对如此人生遗憾，又焉能不痛彻心肺!在这里，诗情托于流莺，流莺承载诗情，真可谓是即心即物，即物即心，相即非相，非相即相，在一种无比凄婉动人而又无比深入细致的审美体验中，莺之意象与人之情思已经完全浑融一体。冯班说:“颔联入神，通体凄婉，点点杜鹃血泪矣。”汪辟疆云:“三四句喻己屡启陈情与见之诗文者，自有肺腑之言，而他人未必能共谅，此良辰佳期之所以不至也。”（转引自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92、893页）皆是知音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