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政党政治与民主

民初政党政治与民主思想

尚红娟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433)

[摘要]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以失败而告终,但对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却产生了很大影响:伴随政党政治的展开,民主思潮随之勃兴、高涨;民主思想趋向于本土化、民族化;近代民主的追求也在冲突中得以反思、融合,在失败中走向转变。

[关键词]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民主思想

[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 - 3492 (2007) 01 - 0162 - 04

作者简介:尚红娟,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民初政党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政党,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模式而建立的。在其实施运行中存在很多不足,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病态的发展,如学者所概括:党派林立,党争不休,原则模糊,独立依附,惟利是趋,本性使然,党中见党,派复有派,分和无常,脱党跨党,进出自由,党德败坏,因人而党,主义无别,政见雷同等。[ 1 ]所以,至终,他们也未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但短暂的政党政治时代却对近代中国的民主化转型产生了极大影响。学者对此已做出了诸多论述, ①笔者试图就民初政党政治对民主思想的影响做以再探讨。

一、中国政党的产生

中国政党是近代国人追求民主的产物。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是在图谋自强、以敌为师的过程中产生的。满清王朝最后五十年进行的三次现代化尝试:自强运动(1860—1894年的洋务运动) 、变法运动( 1895—1898年) 、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 1900年后) 。既没有保住自身的统治,也没有实现封建专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变。民族危机的加深却使以儒家封建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依据的价值观、思想、规范,逐渐失去其内在魅力和权威。而在西学的热潮中,清朝的仁人志士已开始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价值体系引入中国,并对政党观念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早期维新派冯桂芬第一次将中西政治制度做了比较,高度赞扬“君民不隔”的西方民主制度。洋务派郑观应和王韬的著作中公开介绍西方的议会制度,主张进行“君民共主”的政治改革。郭嵩涛、黄遵宪、薛福成、马建忠等封建官僚知识分子作为驻外使节以书信、日记的形式对西方政党及政党制度进行介绍,设计过各种开设议院的方案。甲午战后,大批的政治团体通过报纸、书刊、译著等媒体把政党思想传播开来。伴随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晚清新式教育的兴起,出现了一个反映其政治呼声的新式知识分子阶层。不管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维新派、立宪派,还是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的革命派都把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批判封建皇权专制思想的理论武器,把建立各种政治团体、学会或革命组织作为达到本阶级、阶层政治要求的有效工具。为寻求得到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支持,各大政治集团借助于报刊等媒介,对资产阶级政党观念做了大肆宣传。革命派以《民报》、《20世纪之支那》等报刊为舆论阵地。宋教仁提出“政党者,其目的在于得政权,以己党之政见,为国家之政策,而实行之”, [ 2 ]体现了政党夺取政权,以党治国的思想。改良派以梁启超、秦力山、唐才常为代表,在《时务报》、《清议报》、《政论》、《新民丛报》上对近代政党政治进行介绍和倡导,突出强调政党在近代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及地位,宣称“天下者,党派之天下;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 3 ] ,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在君主支持下实行政党政治。

如学者所论,“当原有政治体系受到重创而无法恢复功能时,政党是重建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在那些传统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体中,政党不仅仅是辅助性组织,而且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 4 ]对处于近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在迫切需要一个或者以一个主要的思想、政治力量来实现社会的整合时,填补这一政治权威真空的最佳组织——

—中国政党也就自然应运而生。

1894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具有政党雏形的兴中会,继而成立了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并在此基础上于1905 年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规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1910年康有为在《民政部准帝国统一党注册论中》公开称党。1911年清政府颁布党禁开放谕旨。从1911年的武昌起义爆发到1914国会被袁世凯强令解散的几年时间中,形成了所谓中国近代的“政党政治”时代。据统计全国约有312个“党”、“会”之类的政治性团体活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政治舞台, [ 5 ]构成了中国近代政治史上一大纷繁复杂的政治景观。

二、政党政治与民主思想

民初政党的酝酿产生、党派的化合演变、政党政治的运行及其失败对民主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深入发展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试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一)推动民主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深入发展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多是民本思想,很少找到民主思想。近代民主思想主要指从西方引进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在英文中,民主和民权都是democracy,在它引入中国后,由于宣传者的阶级特性和思想局限性,表现为“民权”、“民主”两种不同的思想。从资产阶级改良权派对“民权”思想的宣传和实践,到孙中山革命派“民主”思想的确立,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对民主思想的一个探索过程。而政党政治的运行不仅突破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模式,而且还间接地推动了民主思想在中国政治近代化转型中的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从政党的产生对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的冲击,党纲对反封建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阐述,党争中对政党政治一定程度的宣扬这几方面来看:

首先,政党产生对封建专制意识形态产生了冲击。中国古代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纲常名教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处于支配地位。在孔子“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的理念灌输下, [ 6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成为儒家政治道德的重要特征。[ 7 ]而这一浓厚的反党观念则牢固的强化着古代中国以皇帝本人为终点的垂直性孝忠体制的皇权秩序和“君权神受”的皇权专制思想。在士人青睐“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上,社会个体普遍按照“修齐治平”的模式进行自我修养,没有一种独立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意识。天命和民本理念的结合为王权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促进了王权专制思想的发展,强化了政治伦理化的倾向。由此,中国的传统政治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血缘宗法制度的结合作为深层背景,分别借重天命和民本的理念来解决政治合法性与被统治的价值问题,皇权秩序与华夷秩序的共同作用调整了社会内部与外交的关系,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严格的金字塔等级秩序特征。

而政党这一近代民主之产物的出现,不仅是对封建君主政治的否定,也是对传统政治模式的突破,它所代表的是近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民初政党在运作中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争取民众在政治文化、心理、思想等方面对这一政治组织的认同,试图造就一种精神文化氛围,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纳入到统一的民主思想和政党政治的体系之中。[ 8 ]这一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形态的构建对封建专制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冲击,所带来的震动比列强的坚船利炮还要猛烈。非官方意识形态的出现既是统治危机的原因,也是统治危机的结果。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虑,那么一定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9 ]所以政党的产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皇权思想,加速了清王朝在民主革命浪潮中的灭亡。

其次,党纲是对反封建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阐述,在不同程度上有限制封建专制,促进民主政治的作用。民初的三百多个政党团体,经过复杂的斗争、较量、分化、组合,到第一界国会选举之前,基本上形成了4大政党(他们多是资产阶级政党) :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各党派的领导人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梁启超、章太炎、张骞、汤化龙等均属资产阶级政营中的政治家或思想家。在“议会政治”的幻想下,他们认定“欲巩固国家,莫如发达

政党”,实行政党政治,是维护共和,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道路,建立富强独立之国的必然途径。[ 10 ]所以,由他们所组建的政党大多以“拥护共和”、“建设共和”、“促进共和”、“巩固民国基础”等为目标,充分体现了反封建专制,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强烈愿望。

党纲雷同虽是民初政党的一大缺陷,“平均每2. 8个党共用一种主张”。[ 11 ]但是,我们知道党纲作为政党的基本特征之一,会集中体现出这一特定阶级组织的政治立场、思想信仰和世界观,或说是“有系统、有条理、颠扑不破”的政见。[ 12 ]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考虑,“政纲雷同”恰恰表明各党派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共同的政治倾向和思想立场,即是试图效法西方的政党政治,通过合法的手段,以掌握或监督国家政权。如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政党都是要努力改造封建传统体制,在中国形成西方英、美式的健全政党,最终实现由资产阶级掌权的政党政治,

建立共和国或是君主立宪国家,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而他们的主要分歧仅在于政体之争:革命派主张进行暴力革命,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效法美国和法国,先提出建立“合众政府”,后提出“创建民国”;维新派或立宪派则认为中国民智未开,强敌环伺,革命和动乱会招致亡国之祸,要效法俄国和日本,主张君主立宪,而后还提出保皇、开明专制、虚君共和等办法。

此外,党纲代表着一个党的形象和方向,对内是一种精神支柱,对外是宣传和斗争的旗帜。所以,在扩大政党政治影响,各党派对其纲领进行宣扬和鼓吹的同时,不仅对纲领中倡导的反

君主专制的思想、路线和方法进行了宣传,而且对支撑其政治理念的民主思想也作了更广泛的传播,从而为政党政治的发展赢得了更多的舆论支持。

再次,党争中政党政治思想的宣扬。现代化国家中,“党争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的竞争, ②当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在得到社会较多数的认同后,政党就会在党争中占优势地位,从而成为一种主流,占据主导。”[ 13 ]为了求得这一社会认同,各党派都要充分发挥出政党政治动员的功能。政治动员的基本涵义是发动人们参加政治活动。在中国则普遍认为是指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国家或其他政治集团,运用通俗化、生动化的形式、方法、途径自上而下的激起本阶级、集团及其他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自下而上的参与政治活动,以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行为和过程。

民国初年,各党派在政治斗争中的消长变化令人头晕目眩。但乱中有序,基本可分为三派:革命派、立宪派、买办地主阶级派。这三类政党为着不同的阶级利益,相互间进行了激烈的权力争夺。而在角逐中,他们最常用手段之一就是以政治教化来发起政治动员。这些政党以不同程度、不同的方式,宣传渗透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理念,扩大政党组织;以求获得大众的政治认同,在政党政治运行中能够与之保持高度一致,对其政治活动能够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参与。围绕第二次内阁的组成问题,各政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临时政府北迁后的第一次党争高潮。在竞争中,各党派纷纷利用民众舆论和党纲宣传来扩大本党的政治影响。较大的党派都各有自己的报刊等言论机关:如自由党的《民权报》、《自由报》,社会党的《社会日报》、《人德周报》,工党的《觉民报》,共和研究会的《共和报》等等。国民党、进步党等大党,

则各自拥有数十家报刊,遍布许多省市,并创办了自己的通讯社。同时,各政党还举办各种演讲会、报告会,邀约各自领袖及重要成员发表政见,使得政治性的演讲、报告会一度蔚然成风。所有这些,对于各阶层民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社会民主氛围的形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各党派还通过发展组织,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来巩固思想动员的政治成果。同盟会转入公开活动后,立即在各地扩展分支组织,会员人数很快高达50多万人。1912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组为国民党后,党势也进一步扩大。鼎盛之际,国民党系统的交通部、支部、分部以及事务所等下属地方组织有近百个,遍及各省、各商埠及海外华侨密集之地。再如共和党,据初步统计,下属支部34个,分部293个,党员人数号称50万,其中仅上海事务所下属党员就有6

万多人。[ 14 ]除政党系统外,许多政党还设有协进会、研究会、联谊会等专业性、交际性的外围组织,以此作为各自活动的支撑点,进一步壮大自己党派的声势。

民初政党的这些政治动员尽管存有严重缺陷,但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却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借助于政党的政治教化功能和组织化渠道,不仅使得大批党员及其所影响的社会成员积极地投入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各新兴阶层,尤其是中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层的政治主体意识、政治参与觉悟;改变了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孤军奋战的状态,立宪派范围狭窄的圈子;强化了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政治基础和政治文化氛围,从而推动近代民主政治的继续发展。在政党竞争中,不仅民主力量、革命力量运用它从事斗争,就连大权在握的袁世凯也不得不依赖各大党派,借助共和民国的旗号来巩固其专制政权。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民国初年这一风靡朝野的政党政治使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较为民主的新面貌。

(二)促成民主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本土化发展

民主思想在民初政党的频繁离合中呈现本土化、民族化的发展。政党化分,伴随新党派的产生,就会有一位党魁的出现,提出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救亡图存政治道路的又一种探索。其政党理念的宣传必然会成为时代主流政治思潮的支流,或是分化,或是补充、丰富、强化主流思潮。而政党的重组不仅是在政治目标上达到了暂时的共识,其政治理念、政党主张也会结合各自的政治实践在深层次上有一种融通,交流和完善。所以,伴随民初政党的分化重组,在政党精英探索民主政治的道路中,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发展表现了很强的时效性,呈现出了本土化、民族化的倾向。在民初动荡不安的局势变化中,各党派围绕孙中山与袁世凯两大阵营,在权势的利益面前不断的调整着自己的政治立场,党派之间与党派内部出现了频繁的分化和组合。变化最大的还是革命派的同盟会和立宪派的宪友会。依其政治目标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一类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如: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一类是立宪党派: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进步党、研究系、安福系等;还有一类是鼓吹帝制为袁世凯效命的公民党;最后一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党。政党政治的出现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政治思潮多元化

发展的真实写照。在民主政治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而陷入困境时,关注中国未来发展的时代精英,不得不思考怎样的政党才适合中国,选择什么样的政党体制,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因此,民初政党的这一分化演变直接的影响了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等人对政党政治的认识及政治道路的选择。故而,他们以现实利益为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之前政党政治运行中的经验和教训,将西方政党政治、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近代中国的现实国情、社会意识形态相结合,在二者的融合中创建一种新的政治主张。最具代表性的是集中外民主思想之大成的孙中山。他融合了中西政治文化之精华,创立了以民权学说为主要内容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表现出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风范;在议会政党的实践失败以后,再次继续寻找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建设模式,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和民生赋予新的内容,使之具有了时代精神。梁启超的政党思想则具有典型的启蒙思想特征,将自己一向关注的国民启蒙观念、新民思想引入政党建设的构建和实践中,体现了独特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宋教仁的政党思想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和实用工具性。章太炎的政党思想是与否定代议政治相结合在一起的,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和变动性。[ 15 ]这些政治精英的政党政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近代中国的时代特点,是民主思想的在中国的本土化表现。

(三)导致近代民主思想向社会主义民主思想转变(关键因素之一)

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标志着政党政治的失败,随之一起失败的还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践。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也没能救中国,所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近代中国遭到了质疑,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较量中被否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为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所替代。政党政治的尝试则是促成近代民主思想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他的产生到失败为之后近代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推进打下了一定基础,为五四以后党、社的成立和健康发展提供了难得经验和教训,尤其是为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提供了最有力的革命实践支持。如学者所评价“如果没有民初民主思想的激荡及党、社林立所提供的历史条件,

很难想象在短短六年后就掀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会诞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 16 ]__

三、民初政党政治的剖析

(一)民初政党的反思

民初政党带有明显的移植性和超前性。西方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在具备了充分的物质、政治和思想条件后自发产生的。③中国的政党则是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激化的产物。在近代中国,

政党先是作为一种知识被宣传(政党观念、政治学说等理性知识,还包括政党组成、政党运做等技术性知识) ,然后作为一种实际的政治手段被运用,最后才成为一种政治权利实体出现在政治舞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也与西方那种先有“民主”思想启蒙,而后进行制度改造的过程大不相同。近代中国是先有“制度变革”的要求,而后才进行“民主”理念的思考。而且民主思想的引入带有很大的“实用”目的,只是想借用西方民主制的形式———“议院制”来改造封建专制,以求得“救弊”、“御侮”,挽救清王朝。近代国人不仅没有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本质进行深入分析和认识,而且在民主思想宣传中也缺乏对封建专制思想充分的理性批判。所以在特殊的民主化进程,异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中所诞生的民初政党必然有着明显的移植性和超前性。

政党政治是适应资本主义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它的完全实行和取得成效,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环境———资本主义的建立和政权的资产阶级化;二是动力———有力的阶级推动。在近代中国,两个条件都够不充分。民主没有制度化,缺乏民主习惯,缺少规范和制约各种力量的法制体系;政党也没有制度化,比较软弱,缺乏群众基础,本身没有凝聚力,容易产生腐败。议会政体是从西方社会条件的有机关联中剥离出来的,用章太炎的说法,是“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这一模式与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习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极不相容,很难获得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条件因素的匹配与支持,没有足够的生长土壤,其结果,势必淮桔为枳。所以,从根本上讲,这种国体和政体的不一致性、矛盾性和排斥性必然使议会政治在中国无法扎根。[ 17 ]多党制的尝试则更加剧了民国初年政局的动荡。因为,“在高度现代化国家,政党数量多寡无碍于它拥有强壮之势;而在低度现代化国家,一党制可强可弱,但多党制却毫无例外地是软弱的。”[ 18 ]

所以,中国近代民主的发展不可能是西方民主足迹的简单再现,也不会是机械译述。它的发生、发展要受到社会矛盾的严格制约,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数千年的专制传统,牢固的封建经济结构,强大的儒家文化,微弱的资本主义发展,软弱的资产阶级力量,以及帝国主义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专制势力对民主政治的仇视和摧残注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在近代中国要经历一个冲突、反思、融合、转变的过程。仅是凭借政党这些少数政治精英人物机械地移植西方的政党模式,中国是不可能在一夜或几年之间实现政治民主化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十年或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二)民初政党思想的透视

从民初政党的酝酿、产生、运行到失败的整个历史来看,中国这一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思想体系、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所体现的不仅仅是其时代政治精英的思想,同时还代表着20世纪初一批中上层知识分子精英的思想,既为:知识分子精英和政党精英思想的结合。这一点,金光平在《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论述。

在这仅是把她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政党团体转型的原因做以简单介绍。她认为,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情怀、“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趋向、“王者之儒”与“教化之儒”的社会角色、“君子不党”的政治道德等特征,在现代化的转型中随科举制的废除很快的淡化了,而在向政党时代过渡中具有了突破性价值的思维观念,诸如:民

族主义和新的国家观,与社会进化相连的进步观,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新的道德伦理观和现代

学术思想。在他们看来,精英与大众之间若存在有一个政党层面,就很易于解决他们所处的日

常生活与所追求的高尚的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因为政党不仅能“以利益集团为单位来集中表达过去以个人为单位直接表述的政治意志”[ 19 ] ,从而加大政治意识实现的可能性,而且这一现代政治组织和大众政治动员工具,还使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有了解决的出口。政党作为政治家组织是精英集团,政党的活动是精英们的事业;作为干预国家政治生活或谋求政治权利的政治组织,政党是参政的最高形式;作为政治动员工具,其大众动员的本质实际是一种“教化”;其动员对象是民众,其政治资源也来自于民众,因而就是一种与民众相关,或就是民主事业。这样,形下意义的政党活动与形上意义有了某种联系;以某种政治目标为目的的政党活动也就成为一种追求,一种事业,甚至一种职业。这就是20世纪知识分子向政党转变,知识分子精英向政党精英转变的内在原因之一。[ 20 ]

但民初政党是软弱的,政党精英未能成功地构建起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实际政治斗争中也很难将政党政治理想付诸实践。因为早生的政党一出身就是畸形的、病态的;先天的不足必然导致其政治运作中出现严重的缺陷。政治精英们对政党文化没有一个真正的了解和分析,也没有认识到西方政党背后一些更深刻的东西。对政党理论的描述显得过于肤浅,流于表面:“不仅未尽了解西方政党制度的精神和发展过程,而且也没有注意到各国政党制度发生差异的缘故,甚或忽视对中国政党的准备程度”; [ 21 ]对民权、民主的宣传主要是着眼于变革政治制度、“设议院”、实现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等问题,却忽视了对人们的思想启蒙。而政党运行则需要与它相适应的文化背景,这包括人们对政党组织、政党活动和政党制度的价值判断、认同心理、评价取向等因素。但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纲常名教占主导地位的封建社会意识,通过近两千年的传统和教化,深深的渗入到社会每个成员的头脑中并产生了一种强大的覆盖性,控制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一出生就在这种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中生活、成长和被塑造。而“民初却没有任何政党产生过依靠广大下层民众的意识和行为, 所有政党都与民众不发生关系, 都成了水上浮萍。”[ 22 ]他们“不知道政党政治、政党内阁的背后还要有民众站在他后面去拥护它”。[ 23 ]所以政党精英们的民主思想代表的仅仅是处于社会中上层的政党这一阶层,包括所涉及的部分知识分子引发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它既没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被以袁世凯为代表封建势力所真正接受;也没渗透到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村,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所以,政党政治的实践在封建意识形态所包裹的近代中国的小农社会中必然会走向失败。

总之,从民初政党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它不仅在中国民主政治的近代化转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复辟势力,促进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理论的传播。而且还对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伴随政党政治的展开,民主思潮得以勃兴、高涨;民主思想在深入发展中趋向本土化、民族化,近代民主的追求也在冲突中得以反思、融合,在失败中走向了转变。_

[收稿日期] 2006 - 10 - 04

_注释

①在杨德山的《90年代“民初政党政治研究”述评》(载《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对于民初政党政治存在

的价值问题研究成果的总结,得出结论: 80年代多持否定的态度。90年代,学界持肯定态度的人居多,他们认为,民初的政党政治对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打击袁世凯的反动复辟势力,传播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理论,推动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当时的舆论界关于政党问题的讨论、辩论,使不少人对近代政党的涵义、功能制度等理论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2000年以后主要有王业兴:《民国初年政党的离合及其影响》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4 期。陈宇翔:《清末民初政党思想的历史地位》载《求索》, 2000年6期,等不多的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述。

②“意识形态”是20世纪人类政治领域中最时髦的词汇之一,从哲学的角度可理解为“社会群体所信奉的价值体系”从政治学出发是指一定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的世界观和思想的总和,是以一定哲学世界观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体系,或是一种“政治世界观”。引自赵晓乎:《政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年2月,第153页。

②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表现是政党政治。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受到本国政治制度和宪法原则的制约,离不

开本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决定的,同代议制、普选制的发展变化有密切的联系,西方近代政党大多源于各国已建立的议会制度。议会实际上是进行政治交易的场所,在这一制度的范围内,各政党公开的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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