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英语课文翻译(上册)1
课文翻译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第一课 超级摇滚巨星
—— 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他们告诉我们些什么？
摇滚乐是青少年反叛的音乐。
一— 摇滚乐评论家约翰·罗克韦尔
由其崇拜的人即可知其人。
—— 小说家罗伯特·佩恩·沃伦
1972年6月中旬的一天，芝加哥圆形露天剧场里观众如潮，群情激昂，狂摇猛摆。台上，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正在演唱“午夜漫步人”。演唱结束时评论家唐·赫克曼在现场。他说：“贾格尔抓起一个装有半加伦水的罐子沿着舞台前沿跑动，把里面的水往前几排狂热的听众身上洒。他们蜂拥地跟随他，热切地希望能淋上几滴这洗礼的圣水。”
1973年12月下旬的一天，大约一万四千名尖声叫喊的歌迷在华盛顿市外的首都中心剧场嘈杂地涌向台前。美国的恐怖歌星艾利斯·库珀正要结束自己表演。他借助断头台假装结束自己生命来结束表演。他的“头”落人一个草篮中。“啊！”一个穿黑衣服的女孩惊呼道，“啊，太了不起了！”十四岁的迈克·玻利也在场，但他的父母并不在。“他们觉得他令人恶心，”迈克说，“他们对我说，‘你怎么能忍受那种东西？’”
1974年1月下旬的一天，在纽约州尤宁代尔的拿骚体育馆里，鲍勃·狄伦和乐队正在为音乐会上用的乐器调音。场外瓢泼大雨中，摇滚乐迷克利斯·辛格正等着入场。“这是朝圣，”克利斯说，“我应该跪着爬进去。”
你是如何看待所有这些溢美之词与英雄崇拜？当米克·贾格尔迷们把他视为至高的神父或神明时，你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你和克利斯·辛格一样对鲍勃·狄伦怀有几乎是宗教般的崇敬吗？你认为他或狄伦步入歧途了吗？你是否嫌艾利斯·库珀表演恶心而不接受他？还是你莫名其妙地被这个怪异的小丑吸引，因为他表现了你最疯狂的幻想？
这并非是些随便问问的问题。有些社会学家认为，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很能说明你在想些什么，社会在想些什么。换句话说，可以说明你和社会的态度。“音乐表现其时代，”社会学家欧文·霍洛威茨说。霍洛威茨把摇滚乐的舞台视为一个辩论的论坛，一个各种思想交锋的场所。他把它看作是一个美国社会努力为自己的情感与信念进行解释与再解释的场所。他说：“重新解释是一项只有青年人才能完成的任务。是他们将创造与夸张．理性与行动，文字与声音，音乐与政治结合起来。”
作曲家兼演唱家托德·伦德格伦同意这个看法。他说：“摇滚乐与其说是一种音
乐力量，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心理的表现。甚至连艾尔维斯·普雷斯利也并非真正是一种伟大的音乐力量，只不过是艾尔维斯体现出了五十年代青少年那种失落的精神状态。”当然普雷斯利震动了美国的成人世界。报纸发表社论抨击他，电视网禁止播放他的节目。但艾尔维斯也许证实了霍洛威茨和伦德格伦的看法。当他通过埃德·沙利文主持的星期日晚间娱乐节目出现在千百万观众面前时，一场“大辩论”就展开了。大多数成年观众皱眉不满，而多数年轻观众则拍手欢呼。
摇滚乐评论家们说，从艾尔维斯到艾丽斯，许多摇滚歌星帮助我们的社会阐述了其信仰与态度。鲍勃·狄伦触动了不满的神经，他唱到民权，核扩散物以及孤独，他唱到变革和老一代人的迷惑。他唱道：“这里正发生着什么事，你却不知道是什么事，是不是，琼斯先
生？”
其他人也加人到辩论中来。霍洛威茨说，甲壳虫乐队借助幽默，可能还有麻醉品的微弱之力来敦促和平与虔诚。滚石乐队，傲慢的街头斗士，则要求革命。杰斐逊飞机乐队演唱的“我们能够联合”和“志愿者（来一场革命）”则是激进青年的进一步的声明。
但是政治并不是六十年代强硬派摇滚乐所辩论的唯一主题。情感，作为任何音乐表现中常有的部分，也是一个重要题目。詹妮丝·乔普林歌唱自己的悲哀。甲壳虫乐队唱出爱与恨之间一系列感受。以后又出现了狄伦的摇滚乐队，他们把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所表现的较为传统的观念与强硬派摇滚乐的较为激进的“都市”观念融合在一起。霍洛威茨认为这一乡村音乐的成份有助于为听众表达“逃避现实”，“回到往昔”的强烈愿望。当前最能说明霍洛威茨观点的例子之一是约翰·丹佛。他最著名的歌曲“阳光照在我肩上”、“高高的落基山”和“乡间小路”把民间摇滚乐的音乐气魄与力量结合了起来，而歌词则赞美了“美好往昔”的淳朴和欢乐。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摇滚乐音乐家和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反映出时代的感情和信念，我们可以借此认识并形成自己的情感与信念。
我们用什么来回报他们呢？当然是掌声与赞扬。在1972年的一次全国性民意测验中，中学里百分之十以上的男生，百分之二十以上的女生说他们最崇拜的人是超级摇滚巨星。我们还给他们金钱以回报。一份名为《福布斯》的商业杂志说：“当今成为百万富翁的最快捷的途径是当摇滚歌星。”
当今的英雄们一—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告诉我们，他们喜欢所得的报偿。“我暗自嘲笑这些先生们和女士们，他们从没想到过我们会成为拥有亿万财富的宠儿。”
那位独特的“文化英雄”艾利斯·库柏这样唱道。
可是重大问题仍然是：为什么他成为文化英雄？他，或者当前其他任何成功的摇滚歌星，他们会让我们对他们的歌迷们有些什么了解？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有些什么了解？我们的社会现在怎样，过去怎样；将来又会怎样？
第二课 年轻人的四种选择
斯坦福大学毕业班班主席吉姆·索斯怨他毕业化不久给我写了一封信，谈了他的一些疑虑。信上说：“我们这一代比其他任何一代人都更加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成人世界……而且也越来越倾向于完全否定那个世界。”
很显然他的话代表了他的许多同龄人的看法。在过去他几年中，我倾听过大学内外许多个年轻人的谈话，他们对成人世界同样感到不安。大致说来，他们的态度可以归纳如下：“这个世界一片混乱，充满了不公正，贫穷和战争。对此承担责任的应该是那些一直在掌管大事的成年人。如果他们做得不好，他们又能拿什么来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呢？我们不需要这类教导也行。”
我觉得这些结论是合情合理，至少以他们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对于成长中的一代人来说，与此相关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不完美（我们可以视此为理所当然），而是如何来对待它。尽管这个社会严酷且不合理，但它毕竟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世界。因此年青人所要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选择一种策略来对付这个世界，通常这也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我所能看到的，只有四种基本选择：
一、脱离社会
这是最古老的办法之一，任何年龄的人，在任何地方，无论用不用幻觉剂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那些觉得这个世界太残酷、大复杂，因而无法忍受的人总是选择这种策略。按其含义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是寄生性的，奉行此道的人蔑视这个社会并拒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依赖社会过寄生生活。我们中的一些人对此感到厌恶——认为这是一种不体面的生活，但对于既缺乏精力又缺少自尊的精神懦弱者来说，这可能是现有的最能忍受的选择。
二、逃避现实
这种策略也有其古老的先例。自从有了文明以来，就有许多人试图逃离文明世界，希望能找到一种比较朴素的。宣言田园风俗的，更安宁的生活。与脱离社会者不同，他们不是寄生者，他们愿意自食其力，并为集体做出点贡献，但是他们就是不喜欢文明的世界，也就是说不喜欢那充满丑恶与紧张的大城市。
这一解决方式的问题在于它已不能大规模地加以实践。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星球上高尚的野蛮人与未被法污的自然风
光越来越少。除了极地地区，未开发的地方已无处可觅。少数特别富有的乡绅还能遁入田园生活，但是总的说来迁移的潮流是在向相反的方向流动，即从乡村流向城市。
三、策划革命
对无法容忍民主决策过程的单调沉闷的运作方式，或者相信只有武力才能改变基本
制度的人来说，这一策略总是很受欢迎。它吸引着每一代青年人中较为积极，较具理想主义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策略具有传奇色彩，通常以某个英勇无比，魅力超凡的人物为其象征。
这一策略由于简单，因此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既然这个社会已经坏到毫无希望的地步，那就让我们砸碎它，在它的废墟上建起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我最好的朋友中有些是革命者，其中一些人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这些人的革命并未成功，他们还可以继续兴致勃勃地策划他们的屠杀，直到老朽。还有些人英年早逝，死在监狱里，或暴尸街头。但最不幸的是那些革命成功的人，他们活在幻想的破灭之中，看到他们建立新机构与他们所推翻的旧机构一样冷酷无情，死气沉沉。
当然，我并不是说革命都一无所成，有些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确实使事物有所改进。我要说的只是无论成败与否，干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注定要失望，因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胜利的曙光也从未照耀在他们梦想的，清除了人类一切卑鄙行经的灿烂的新世界上，而是洒在一个熟悉的，平凡庸碌的地方，仍需要食品杂货和污水处理的地方。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标签下，革命的国家也得由营销，卫生工程，官僚机构的行家们去治理，而不是由那些激进的浪漫主义者们去治理。
对于决心寻求更加可行的方法改造社会，而不是通过武装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四、力图逐渐改变世界，一次改造一点
乍一看，这一途径毫无吸引力。它缺乏魅力，收效不快。它依靠的工具是恼人的、不可靠的说服与民主决策。它需要耐心，而人们往往缺乏耐心。这种方法唯一的长处是有时真起作用——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与其他可选的策略相比，它可以改善世界上一些倒行逆施的行为。
至少历史上的证据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那一代人也发现世界一团糟，几乎在所有的地方经济体制崩溃。整个国家，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失业，一场大战似乎在所难免。当时我作为大学报纸的编辑，也像今天的学生积极分子一样，强烈反对这一切。
同时，我们那一代人也逐渐发现，改造世界就像在亚平宁山区打仗，你刚占领一条山脉，另一条山脉又在你面都赫然耸现
。三十年代的大问题刚刚有所控制，新的问题又取而代之：富裕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如种族平等、保持城市适于居住、对付在陌生的伪装下的战争等问题。最令人不安的是我们发现的人口爆炸问题。我们突然间明白了在我们所居住的尤如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的星球上，乘客数目大约每四十年翻一番。只要地球上的人口不停地以这种似癌细胞增长的速度增加，那么其它一切问题便根本无法解决。我们的城市将继续变得更加拥挤喧嚣，景色将变得更加混乱，空气和水变得更脏。对每个人来说，生活质量都可能会持续恶化。而如果过多的人不得不为不断减少的食物份额与生存空间进行斗争的话，那么战争的升级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吉姆·宾斯这一代人肩负着极其艰巨的任务，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过去的事实证明，可以用以前对付困难问题的同样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通过许多人的不懈努力，一点一点地，注重实效地加以解决。
第三课 强制就医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他们是我的新病人，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名字，奥尔逊。请您尽快到我家来，我的女儿病得很厉害。
我到达时，一脸惊恐的母亲迎接我，她衣着整洁，怀着歉意，只问了一声，您是医生吧，便把我让进了屋。在房子的里间，她又说，请原谅，医生，我们让孩子呆在厨房里，那里很暖和，屋里有时很潮湿。
孩子穿得很严实，坐在离餐桌不远处父亲的大腿上。父亲试图站起来，但我示意他不必了。我脱了外衣开始检查。我能看得出他们都很紧张，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必须，他们不会对我讲得太多，得由我来告诉他们，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付给我三美元检查费的原因。
小孩用冷漠的，坚定的目光上下使劲地打量我，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没有动，内心显得很平静，是个出奇漂亮的小东西，从外表上看她壮得像头小母牛。但是她的脸色通红，呼吸急促，我意识到她在发高烧。她长着满头漂亮的金发，就和经常出现在广告插页或周日报纸的图片版上的图片娃娃一样漂亮可爱。
她已经发烧三天了，父亲开始说道，我们不知道她是怎么得的病，我妻子给她吃了点药，你知道，就像别人那样做的，可是一点用也没有。附近生病的人很多，所以我们认为你最好给她检查一下，看她得了什么病。
作为医生，我常常根据猜测可能出现的问题提问。她嗓子痛吗？
她父母一起回答，不，不，她说她的嗓子不疼。
你的嗓子疼吗，母亲又问了孩子一遍。小女孩的表情依旧，目光仍盯在我
的脸上。
你看过了吗？
母亲说，我试过，可是看不见。
其实这个孩子所在的学校那个月发生了多起白喉病例，很显然我们都已想到了这一点，尽管谁都没有提到这件事。
我说，来，让我们先来看看嗓子吧。我以医生最友好的态度微笑着问孩子的名字，并说道，来，玛蒂尔达，张开嘴让我们看看你的嗓子。
小孩没有任何反应。
唉，来吧，我哄劝着说，只是把你的嘴张大让我看一下。你看，我说着张开了两手，我手里什么也没拿，只是张开嘴让我看一下。
多好的人啊，母亲说到，看他对你多好呀，快点，照他说的办，他不会伤害你的。
我极度厌恶此举，要是他们不用“伤害”这个词，我也许还能有点进展。但我没让自己显得慌乱，而是平静地，不慌不忙地说着话，再次接近小孩。
当我把椅子稍微靠近一点的时候，她突然间以猫一般敏捷的动作，双手本能地抓向我的眼睛，几乎够到了，实际上她把我的眼镜打飞了，尽管没碎，还是掉在离我几尺远的厨房地板上。
小孩父母尴尬得不得了，连忙抱歉。你这个坏孩子，母亲抓着她的一只胳膊，一边摇晃，一边说道，看你干了些什么，这个好的人……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打断她的话，别对她说我是什么好人。我在这儿看她的嗓子是因为她很可能得了白喉病，可能会因此而死。可是她不在乎这个。听着，我对孩子说，我们想看看你的嗓子，你已经够大了，能明白我所说的话了。你是自己张开嘴还是让我们帮你张开呢？
她还是不动，甚至连她的表情也没变。而她的呼吸则变得越来越急促。接着一场斗争就开始了，我不得不这么做。为了保护她我得弄到她的咽喉分泌物培养。可我首先告诉孩子的父母这完全取决于他们。我解释了这种病的危险性，并说只要他们能对此负责，我就不会坚持要检查她的嗓子。
如果你不照医生的话做，那你就得上医院了，母亲严厉地告诫她。
是的，我微笑着，毕竟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任性的小家伙，对她的父母我是有些看不起。在接下来的这场斗争中，他们变得越来越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精疲力竭。出于对我的恐惧，孩子对检查的抗拒达到极度疯狂的程度。
父亲尽了全力。他个子高大，可这是他的女儿，虽然对她的行为感到羞愧，但又怕弄疼了她，所以每次在我就要成功的关键时刻，他就松开女儿，气得我真想宰了他。由于他担心孩子可能得了白喉，又让我继续，尽管他都要昏过去了，还是让我继续。而母亲则在我们身后来回走动，不停地将手举起又放下，痛苦不安。
把她放在你的大腿上，我命
令道，抓住她的两个手腕。
可是他刚一这么做，孩子就大声地尖叫。不要，你弄疼我了，放开我的手，我让你放开我的手。接着她就歇斯底里地，令人恐怖地大叫起来，住手！住手！你们要杀人了！
你认为她能经受得了吗，医生？母亲问道。
你走开，丈夫对妻子说，你想让她得白喉而死吗？
来，抓住她，我说。
接着我用左手抓住孩子的头，试图将木制的压舌板伸到她的牙齿之间。她拼命地反抗着，紧咬着牙齿！我现在也愤怒起来——是对一个孩子。我尽力克制自己的怒气，但是不行。我知道怎么让她张开嘴，露出喉咙让我检查，我努力这么做了。我终于将木压舌板伸进她最后几颗牙齿后面，前端已进入了她的口腔，就在这个时候，她张了一下嘴，没等我看清，她又闭上了嘴，并用臼齿咬住了压舌板，在我还没能将它抽出来之前，她已经将压舌板咬碎了。
你不感到羞耻吗，母亲对她喊道。在医生面前你这么做不感到羞耻吗？
给我一个光柄的汤匙，我对她母亲说，我们继续检查。孩子的嘴已经流血了，她的舌头破了，歇斯底里地狂叫着。或许我应该住手，一两个小时后再来。毫无疑问那样会好些。但是我已经看到至少有两个孩子得了这种病，由于疏忽而躺在床上死去了，我觉得我必须现在诊断，否则以后再来就不行了。但是最糟的是我也变得不理智起来，我真想一气之下把这个孩子撕成碎片而后快。折磨她令人高兴，我的脸也因此发热。
尽管这个可恶的小家伙拒绝检查的行为是如此愚蠢，可还是得给她诊断，保护她。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会这样想的。尽管违背她的想法，但别人也需保护。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可是那种想释放体能的渴望产生出一种非理智的、无法控制的愤怒与成人受辱时的感觉，这些驱使我要继续下去，必须进行到底。
在最后的这场非理智的较量中，我抓住了孩子的脖子和下巴，强行将这把不轻的银汤匙塞进她的嘴里，伸至喉部，直到她开始作呕。是的，两个扁桃体上覆盖着膜状物。她英勇地反抗以阻止我知道她的这个秘密。她隐瞒嗓子痛这件事至少有三天了，并且对她的父母撒谎以便逃脱象这样的一个结局。
现在她真的愤怒了。刚才她是在抵抗，而现在她进攻了，她试图从父亲的腿上跳下来，
扑向我，失败的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第四课 安乐死
需要对安乐死制定相关法律，这个问题不能再长期回避了。
在世界上的一个较小的国家，安乐死已被其医疗机构所承认，而且每年公开实施几千例。在世界上的一个大国家，其医疗
机构不允许安乐死。秘密实施安乐死的情况也不少。但几乎从未公之于众。现在哪个国家里有实施安乐死的医生被关在监狱里呢受罪？是那个小国——荷兰。荷兰有关于安乐死的法规，因而能有效地管理安乐死。那个荷兰医生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被关进了监狱。在安乐死这个问题上，对于任何国家，而不仅仅是这个禁止死刑的大国——美国，都存在一个道德问题。现在人们又在地对安乐死展开争论。
l月份，美国医疗协会杂志上刊发了一封奇怪的信。在信中，一位匿名的医生声称其在一名20岁的癌症患者的要求下杀死了这个病人。就此引发的争论将持续很长时间，一直到秋季，那时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可能会对一项安乐死合法化的法律提案进行投票表决。这封信可能是为了引起争论而写的，内容不太可信。其作者声称他（或她）第一次见到那名癌症患者时，一只听到她说了“把这件事了结了吧，让我死吧”这句话，随后就将其杀死。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是安乐死的极端倡导者们也不会支持这样的作法。然而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医疗中导致病人死亡的可怕事件无疑在继续，这几乎成了可怕的常规。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一些医生在私下里承认他们有时是故意杀死病人，多数医生说他们知道其他医生这么做过，这真令人感到不安。但是因为医生们几乎不能公开与病人讨论安乐死问题——即使是病人恳求实施也不能——他们便只能在病人已处于垂死的昏迷状态，不能表达是否同意时，才对其实施安乐死。这样，因为病人主动要求实施安乐死不行，医生就只能自己做决定——病人在夜里非自愿地由一只注射器结束了生命。这就是秘密实施安乐死的一个代价。
如果任何形式的安乐死都是不对的，那么安乐死是应该禁止，然而的确如此吗？因为许多人都承认，利用医疗技术手段来延长病人临死前的痛苦，令人可悲，有损尊严，让人望而生畏。被动安乐死——医生不采取任何医疗措施，让病人死亡——是被广泛接受。美国大多数州的立法中有“活遗嘱”的规定，“活遗嘱”是人在神志健全状态下写下的书面文件，因而当病人立下“活遗嘱”，说他不想让人延长其生命时，医生即使不尽力挽救病人的生命也不会被起诉。主动安乐死——医生给病人打一针致命的针剂让其死去——仍在争论之中。那么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之间的区别还会持续多久呢？
正如有人因未做某事而受谴责一样，也有做了某事而不受责备的。从道德伦理书上引用一个例子，假设一个人从某个孩子的死亡中受益。一个孩子在洗澡时碰了头便失去了知觉，
这个人坐下来看着他溺水而死。这个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不可原谅的。同样，假设医生停止某种治疗措施，以期病人更早地而不是更迟地死去，他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医生用足够的止痛药致使病人死亡，那他就一定是错的吗？这个医生采取了行动，而不是坐视不问，这样就应判他有罪吗？
许多面对病人临终前痛苦的医生认为，只有神经质的人才坚决地强调被动安乐死与主动安乐死的区别。他们像这样来为积极安乐死辩论：医生的一个职责是解除病人的痛苦，有时候这是医生唯一能做的事情，而积极安乐死是做这件事的唯一办法。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新奇。希波克拉底规定了医生在行医前必须宣誓，誓言明确禁止医生实施安乐死，而当时希腊大多数医生和思想家都不赞成这条禁令。
我们不妨以史为鉴。
有些人认为人的死期是由上帝规定的，任何人都不应缩短他人的自然寿命。然而如果一个病人的伦理观接受安乐死，真弄不懂为什么别人的宗教观点要干涉他的死亡呢？另一种担心是，如果安乐死合法化，允许医生在规定的一系列条件下，按照垂死病人的要求去实施安乐死，那么此法律本身就为杀人开创了先例，从而可能对社会构成威胁。这些都取决于社
会。可以说荷兰为此做好了准备。这也许不是巧合，就是荷兰的医生，他们英勇地抵制纳粹的压力。没有参与他们使安乐死声名狼藉的医疗暴行。当年荷兰医生出于对个人自由的坚定不移的尊重而拒绝和纳粹分子合作杀害健康的、渴望活下去的犹太人。今天正是这同样的精神使他们用安乐死帮助不愿活下去的垂死病人。
相反，西德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使任何形式的安乐死合法化。由于过去的阴影，反对的呼声特别强烈。一贯拥有自由意志论传统的国家，不会对自愿实施安乐死制定一些法规有所担心。而拒不讨论这个问题，则会使问题更糟。
第五课 宁为黑人不做女子
雪利·奇泽姆
由于我是第一个当选为国会议员的黑人妇女，我成了一个特殊人物。国会中还有另外九个黑人议员，十名妇女议员。我是第一个同时克服了两个不利因素的人。在这两个不利因素中，作为女人比黑人更为不利。
如果我说做黑人比做女人更不利，也许不会有人对我提出疑问。为什么呢？因为“谁都知道”美国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但歧视妇女说法会使差不多所有的男人，恐怕还有大多数女人，感到莫名其妙。
多年以来，大多数美国白人看不到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当黑人最终开始以静坐示威、联合抵制、自由乘车大游行等方式起来反
抗时．他们觉得无法相信。他们用受到伤害的口气问道：“谁歧视黑人，我们？我们歧视黑人？”这对于美国白人来说，是漫长而痛苦的再教育的开始。他们——包括那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将需要许多年才能发现并消除他们确实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
消除对妇女的歧视，其难度要大多少呢？我相信这将是一场更为漫长的斗争。这个问题一部分在于，比起黑人来，美国妇女的头脑受到更多的灌输，因而更满足于自己作为二等公民的角色。
让我来解释一下。我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除了最近六年，干活的一直是我——做那些能决定选举成败的乏味琐事——而男人坐享其成。这几乎是从政妇女不变的命运。
目前在美国政界，这类工作大部分仍是妇女在做——大约有三百万志愿者。她们所能指望的最好希望就是有幸成为区或县的副主席，这是一种隔离但平等的职位，是给妇女多年忠
实地装信封，组织牌局的报偿。在这种职位上，她可以免费去参加州代表大会，有时是全国性会议和代表大会。在这些场合，她的任务就是应该和男性主席投一样的票。
一九六三年，我试图摆脱这一角色，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斯图维桑特选区竞选纽约州议会议员，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从竞选活动一开始，我便因身为女性而面对着毫不掩饰的敌意。
然而在四年之后，当我竞选国会议员时，我的性别才成为一个主要争端。我所在党的成员们召开了秘密会议，讨论阻挠我当选的办法。
我的竞争对手，是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詹姆士·法默。他尽力树立一个具有男子气概的黑人形象。他坐着广播车，车上满载留着非洲发式，穿着颜色花哨的非洲式宽松套衫和蓄胡子的年轻人，在附近地区巡游。电视记者们对我不屑一顾，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一项非
常重要的统计资料，而我和我的竞选管理人韦斯利·麦克唐纳·霍尔德对此却十分清楚。在我这个选区里，登记参加选取的人中男女比例是1比2.5，而且这些妇女都是有组织的——属于教师家长协会、教会社团、牌戏俱乐部以及其它社会服务团体。我到她们那儿寻求帮助。法默先生至今仍然不清楚他是怎么输的。
当一个聪明的女大学毕业生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为什么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会打字呜？”在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妇女受歧视的历史。为什么认为妇女得当秘书，而不是管理人员？当图书管理员和教师，而不是医生和律师？因为她们被认为与男人不同，低人一等。幸福的家庭主妇与心满意足的黑人都是在偏见之下产生出来的典型代表。
妇女甚至还没达到黑
人正在达到的象征性的平等。最高法院里没有妇女。只有两名妇女曾担任过内阁的职位，目前连一个也没有。只有两位女大使。然而绝大多数妇女在干着工资低、侍候人、没有补偿、没有前途的工作。即使她们得到较好的职位，她们的工资也永远低于做同样工作的男子。
如果这不叫歧视，那叫什么呢？
几年前，我和政党的一个领导谈到有个很有希望的女青年可以做候选人。“为什么要花时间和精力去树立这个女孩子的威信？”他问我，“你明明知道她只会在我们该提出由她来竞选市长的时候，退出角逐去生孩子。”
关于我，许多人也说过类似的话。还有很多人则在我每次试图再上一个新台阶的时候，都劝我应该回去教书．那才是女人的职业，把政治留给男人。我热爱教书，一旦我确信这个国家不再需要女人作出贡献时，我是乐于回到教学岗位上的。
当这个富足的国家中没有饿着肚子上床的孩子时，我可能会乐于回去教书；当每一个孩子都有好学校上时，我可能会乐于回去。当我们不再把我们的财富花费在枪炮上来杀人，当我们不必再容忍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当用于惩治在住房和雇用人员上不公的法律得到实施而不是被置之度外，那时在政治方面我可能就无事可干了。
但是直到那时——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不会是今年或明年——我们需要的仍是更多的妇女从政，因为妇女可以做出十分独特的贡献。我希望我成功的榜样会说服其他妇女从政——不只是装信封，而是要竞选公职。
妇女能够把善解人意、宽容、远见、耐心与毅力带入政府——这是我们天生的品质。或者说是因为男人的压制而不得不培养的品质。一个国家的妇女通过她们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塑造这个国家的道德、宗教和政治标准。目前，我们的国家可能在政治上比在其他任何方面更需要妇女的理想主义和决心。
第六课 一个好机会
伊丽莎白·库克 — 林
当我到达鸦溪时，喜鹊不在家。我和他的妻子阿米莉妮谈了起来。
“我得找到喜鹊，”我说，“我有他的好消息。”我指了指我带的公事包说。“我有他写的一首诗和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大学的录取函，他们想让他参加艺术学院为印第安人开设的课程学习。”
“你知道他正在假释吗？”
“哦，不，不太清楚，”我迟疑地说，“我一直没跟他联系，但我听说他惹了麻烦。”她朝我笑了笑说：“他走了，这附近对他不安全，你知道，他的假释监督官总是监视着他，所以有时他不来这更好些。而且我们已经分居一段时间了。我听说他在某个镇子里。”
“你是说钱柏林吗？
”
“是的，我和他妹妹住在这儿，她说她在那里看到过他，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可是喜鹊不会去加利福尼亚，既使你看见他并告诉他这件事，他也不会离开这的。
“可是他以前想离开这儿，”我说，“他去过西雅图大学。”
“是的，但…… 哦，那是以前的事了，”她说道，好象要结束谈这件事似的。
“难道你不想让他去吗？”我问道。
她马上答道：“哦，这可不由我说了算。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我。我只想告诉你，你一定会失望的。他已经不再需要像你这样人希望他所需要的东西了。”她肯定地说。
当她发现我不喜欢她提到“像你这样的人”时，她停了一下，然后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说：“听我说，现在喜鹊终于高兴起来了。他情绪很好，很英俊、很自由、也很健壮。他和兄弟们一起坐在皮鼓前唱歌，他现在很正常。他总是说那些反对政府．反对印第安人事务委
员会的话，说那些话时他就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恼怒。我过去常因此而为他担忧，可是我现在不那样了。哦，我们还是顺其自然吧。”
* * *
我和赛利娜一起坐在咖啡馆里。她令我意外地说：“我不知道喜鹊在哪儿，我已经有四天没见到他了。”
“我这儿有他的诗，”我说，“他有个好机会，可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艺术学院去学习，但我得和他谈谈，让他填写一些表格。我知道他会感兴趣的。”
“不，他不会的，”她插了一句，“他不再有那些无用的、讨厌的梦想了。”
“别那么说，赛利娜，这对他可是一次好机会。”
“哦，你愿意怎么想都行，可是你最近和他谈过吗？你了解现在的他吗？”
“我知道他非常优秀，我知道他有这样的才能。”
“他是印第安人，这次他回来就呆在这儿了。”
“你能不能和我开车去钱柏林？”我问道。
她没说话。
“如果像你说的，他是印第安人，不管那意味着什么，如果他这次回来就呆在这里，而且如果他亲自跟我这么说，我就不管了。但是赛利娜，”我急切地说，“我必须和他谈谈。问问他想做些什么。你明白了，是吗？”
“是的，”她最后说，“他有权知道这件事。可是你会明白……”
我们离开时，她的鞋跟在咖啡馆前面的人行道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她焦虑不安地说：“那次在卡司特城举行示威活动，县政府被烧，他也因此遇上麻烦。在那之后，他被关押了一年。他现在仍在假释期，而且还要假释五年——可是他们就连指控他的证据都没有！五年啊！你能相信这些吗？如今即使杀了人也不会受到这样种的判决
。”
当我们开车行驶在钱柏林的大道上时，埃尔吉正站在银行附近的拐角处。尽管没问，我和赛利娜都知道这个人，喜鹊的好朋友，肯定知道喜鹊的下落。我们停了车，埃尔吉走过来坐在车的后排座上。一辆警车向我们停车的拐角处慢慢驶来，里面的巡警目不转睛盯着我们三个人，我们装作没注意到。巡警的车沿着空旷的街道缓缓地开走了，我小心地转向埃尔吉。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赛利娜说道：“她给喜鹊带来一些文件，他有个机会到加利弗尼亚的一个写作学校学习。”
埃尔吉说：“是吗？”总是不太明确让人知道他真正在想什么。
但赛利娜可不会让他那样不表示明确的意见。“埃尔吉，”她嘲弄地说：“你知道他不会去的。”
“哦，你知道，”埃尔吉开始说，“在那次卡司特城事件之后，我和喜鹊躲了起来，最后我们去了奥古斯塔纳大学，在那儿交了一些朋友。他开始谈论自由，我决不会忘记那一切。接着他坐了牢，此后他的主要话题就是——自由。他渴望自由，但他们每时每刻地盯着你，你不可能有自由。那个变态的人，那个假释监督官，就象一只看门狗。”
“你认为他句能接受这份奖学金，去读书吗？”我满怀希望地问道。
“我不知道，也许吧。”
“他在哪？”我问道。
沉默了好一会，最后埃尔吉说：“我想你来得正好，因为喜鹊需要从这不断的监视，不断的检查中获得点宽慰。事实上，他常这么说，‘如果我必须与白人打交道，我就会不自由，对印第安人来说没有一点自由可言。’你现在应该和他谈谈。他已经变了，他现在赞成与白人完全脱离。”
“这是不是有点太激进，太不现实吗？”我问道。
“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是啊，”赛利娜说，“你认为他在加利弗尼亚的那个大学学习又会怎样呢？”
“但是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去学习，去写作的机会。我想他在那里会获得一种令他满意的隔离。”
过了一会，埃尔吉说：“对，我想你是对的。”不一会他从车的后排座上起身下了车，并说道：“我得走到那座桥，到那大约有三个街区那么远。你们不要过桥就会看到在左侧有一座很旧的白色二层楼房，喜鹊的哥哥刚从内布拉斯加州感化院回来。和他的妻子住在那里，喜鹊就在那儿。”
终于找到他了！现在我真的可以和他谈谈，让他自己做出决定了。
“还有点儿事，”埃尔吉说，“喜鹊本不应该在那儿．因为他的假释条件之一就规定他必须远离朋友、亲属、犯过罪的等任何人。天啊，那可是他的哥哥。你们等到日落时分再过来。先把车子停在那个街
区附近的停车场，然后从那步行过来，从房子的后门进去，你就可以和喜鹊谈这些事了。”
赛利娜不停地说，她告诉我，喜鹊在流浪了几个月后回到了鸦溪，他的亲属是如何来到他妹妹的住所，欢迎他归来。“他们过来听他和他兄弟们唱歌，他们在屋子里坐在椅子上，与他一起谈笑、唱歌。”
我们接近那所老房子的时候，发现院子里停了几辆车，赛利娜压低声音说：“可能他们在开晚会。”
可是笼罩在那里的寂静使我的心充满不安。当我们从敞开的后门走进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厨房里站着一些人。我小心地问：“怎么了？”
没有人说话，只有埃尔吉走过来，他那布满血丝的双眼充满了悲伤与痛苦。他在我们面前站了一会，然后示意我进起居室。房间里静悄悄地坐满了人，最后埃尔吉平静地说：“他们枪杀了他。”
“他们逮捕了他，因为他违反了假释规定，他们把他关进监狱……他们枪杀了他。”
“可是为什么？”我大喊道，“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
“他们说他们认为他是在反抗，他们害怕他。”
“害怕？”我不相信地问道，“可是……可……他有武器吗？”
“没有，”埃尔吉说，他坐下来，把胳膊放在膝上，头深深地低着，“没有，他没有武器。”
我双手紧紧地攥着诗稿，两个姆指交替地按压着那个纸袋光滑的表面。
第七课 布里尔小姐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湛蓝的天空金光灿灿，大片大片的阳光像白葡萄酒倾洒在公园上。尽管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布里尔小姐还是很高兴自己决定围上了狐皮围巾。空气中一丝风也没有，但你张开嘴，会感觉有一丝凉意，就象你啜饮一杯冰水之前的那种感觉。不时有一片落叶不知从什么地方悠然飘下。布里尔小姐伸手抚摸围在脖子上的狐皮围巾。可爱的小东西！重新抚摸到它真是太好了。那天下午她把它从盒子里拿出来，抖掉樟脑末，好好地刷了一遍，把那没有活力的小眼睛擦得有了生气。“我怎么了？”忧伤的小眼睛问道。啊，看到它们从红色的绒垫上再次眨巴眨巴地盯着她，别提有多高兴了！…… 可是它的鼻子，那是用某种黑色合成材料做的，看上去一点也不结实。准是不知东西给碰了一下。不要紧，到时候，到绝对必要的时候，用点黑色火漆一粘就性了。…… 小淘气！是的，她真的觉得它是个小淘气，小淘气就在她的左耳边咬住自己的尾巴。她很想把它取下来放在膝头抚摸抚摸，可她感到手和胳膊稍微有些刺痛，她以为这是走路累的缘故。当她呼吸时，心里似乎有一丝淡淡的忧郁—一不，确切地说不
是忧郁——不过是一种缠绵的感情罢了。
今天下午公园里人不少，比上周人多多了。而且，乐队的声音似乎也更响亮，更欢快。那是因为一年里的社交季节到了。尽管乐队一年四季每个周日都演奏，但不逢社交季节总是不一样。平时好像只演奏给家里人听，没有外人在场，怎么演奏都无所谓。指挥不也换上一件新上衣吗？她肯定这件上衣是新的。只见乐队指挥颠着脚，拍动双臂，仿佛一只正要引颈长啼的公鸡。乐队队员们坐在绿色乐台上，眼睛瞪着乐谱，鼓着腮帮子使劲吹。这时传来了一小段“长笛”独奏，—— 十分动听！恰似一串晶莹的水珠。她心想准会重奏一遍，果然，有吹奏一遍了。她抬起头笑了。
她有一个“专座”，旁边只有两个人：一个忠厚的老头儿和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太。老头身穿丝绒上衣，双手紧握一根粗实的雕花手杖；老太太则笔直地坐着，绣花围裙上放着一团毛活。他们没有说话，真让人失望。因为布里尔小姐总是想听别人交谈，她擅长于不动声色地侧耳偷听别人谈话，擅长利用别人在她周围谈话的那一小会儿，来了解人家的生活。
她斜眼瞥了一下这对老人。可能他们很快就会离开。上周日也不象平时那么有意思，那天碰上一对英国夫妇，男的头戴一顶难看的巴拿马草帽，女的穿了双带扣长筒靴。那女的一直唠唠叨叨，说她如何如何应该戴眼镜，她知道自己需要戴眼镜。但又配买眼镜没有用，眼镜肯定会打碎，肯定戴不住。而男的是那样耐心，他提了各种建议，金丝框的，镜腿弯过耳朵的，还有鼻架上带有小垫的。不行，哪一种也不能使她满意。“它们总会从鼻子上滑下来的！”布里尔小姐真想上去抓住她使劲摇她几下。
那两个老人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宛如一对雕像。不要紧，总有人群可看。花坛前，乐台前，人们成双成对，或成群结队地来回漫步，停下来交谈，打招呼，从那个老乞丐手里买上一把花，那个老乞丐的花盘安在栏杆上。孩子们在人群中奔跑，扑打着，嬉笑着。小男孩下巴底下戴着绸子做的白色大领结，小女孩就像法国玩具娃娃，穿着丝绒和带花边的衣服，花枝招展。有时一个刚刚学步的小东西突然从树下摇摇晃晃地走出来，突然停住脚步，瞪大眼睛四下张望，突然间“扑通”跌坐在地下，引得年轻的母亲抬着脚，像只小母鸡似的，风风火火地大声呵斥着赶来营救。另外一些人坐在长凳上或绿色的椅子上。一个周日，又一个周日，几乎总是这些人。而且布里尔小姐经常注意到他们几乎都有点怪。他们古怪，沉默， 差不多都上了年纪。看他们睁大眼睛看的样子，好像是刚从黑
暗的小房间里出来的，甚至是刚从橱柜里出来似的！
乐坛后面，是一片挺拔的树木，树上低垂着枯黄的叶子。透过树丛，可以看见一线海水。蓝天上漂浮着闪着金光的白云。
乐队高声吹奏：嗒嗒嗒——嘀嘀嗒！嘀嘀嗒！嗒嘀嘀——嗒嗒嗒！
两个穿红衣服的年轻姑娘走过来，两个穿蓝军装的年轻士兵迎了上去。他们嘻嘻哈哈地分成两对，手挽着手走了。两个农村妇女，头上戴着古里古怪的草帽，牵着漂亮的栗色毛驴，一本正经地缓缓走过去。有一个冷若冰霜、面无血色的修女匆匆而过。有一位美貌的女人姗姗走过，信手把一束紫萝兰花丢到地上。有个小男孩跑上去，拣起来给她，不料她拿到手里，又一把扔掉了，仿佛花中有毒似的。天啊！布里尔小姐真不知该不该欣赏这一手。这时，就在她面前，一个戴貂皮小帽的女人和一个身穿灰衣的绅士迎面相遇。男的身材颀长，举止矜持，一副尊贵派头。女人戴的貂皮帽子还是当初她满头金发时买的呢。而如今，她的头发、
面皮、就连眼睛全变得和那寒酸的貂皮一个颜色啦。她手上戴着洗了又洗的手套，正在涂抹口红，一只手已变得又黄又瘦又干瘪了。哎呀，她看到他非常高兴，高兴极啦！她预感到今天下午会碰到他的。她向他述说起自己这一向都在什么地方——在这儿，在那儿，在海边，到处都去。天气多好，是不是？他要不要？……可是他只摇摇头，点上一枝烟，缓缓地朝她脸上喷了一大口，也不管她还在说着笑着，随手把火柴一掷，径自走了。貂皮帽子女人只剩下孤身一人，但她却笑得更加妩媚多姿了。连乐队似乎也体察到她的心情，乐声变得更为轻柔温存，鼓声反复击出“畜生！畜生！”的拍节。她下一步将怎么办呢？会发生什么事呢？布里尔小姐正自诧异，只见那女人转过身去，仿佛看到那边有位更为风流潇洒的人物，举手打个招呼，便踏着细碎的脚步走了。乐队换了个曲子，演奏得格外轻快热烈。和布里尔小姐合坐一条长凳的老两口站起身来，大步离去。一个蓄着长胡子的老头，样子别提有多可笑，这时正合着音乐的拍子，瞒姗走过。不料险些被并排走过来的四个姑娘撞倒在地。
啊，这真是妙不可言1 她多么喜欢看呀！她多么喜欢坐在这里，静观眼前这一切呀！就像是一出戏。简直就像一出戏。谁能说远处的天空不是画出来的布景呢？但她一时还没
弄清楚是什么使这一切如此令人神往。后来，有一条棕色的小狗一本正经地跑来，又缓缓地跑开，活像一个“戏台上”的狗，一个吃了蒙药的狗。这时布里尔小姐才领悟出个中奥妙。原来大家全在舞台上。他们不仅
是观众，不仅是看戏的，也都是演戏的。就连她也扮演了其中一个角色，每个星期日都来参加演出。假如她不在，准会有人注意到的，她毕竟也是戏里的一部分呀。真奇怪，她以前怎么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呢？她每个星期日必定要准时出门，这件事现在得到了解释：那是怕上场迟到呀。她对她的英国学生讲述自己如何度过星期日下午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好意思的感觉。这也得到了解释。怪不得呢！布里尔小姐差点笑出声来。原来她是在舞台上演戏。她又想到了那位缠绵病榻的老绅士。他在花园里小睡时，她每周有四个下午来读报给他听。她对那躺在布枕头上弱不禁风的头、塌陷下去的双眼、微微张开的嘴和高高的鼻梁，都早已习以为常啦。即使他断了气，几周之内她既不会察觉，也不会放在心上的。但是他有一天突然得知给他读报的竟是位女演员！“女演员！”他拾起衰老的头，昏花的老眼中闪动着两点微弱的光。“女演员——你？”布里尔小姐把报纸抚平，仿佛那是她的台词，然后轻轻说道：“是的，我当演员已经很久啦！”
乐队休息了一会儿，这时又吹奏起来。演奏的音乐暖融融的，充满阳光，但又微微有些寒意——有某一种情绪，是什么呢？——不是哀愁——不，不是哀愁——是一种使你想要放声歌唱的东西。曲调向上升着，升着，光芒四射。布里尔小姐觉得再过片刻，他们大家，所有在场的人都会引吭歌唱。聚在一起欢笑热闹的年轻人会率先领唱，继而成年男人坚定勇敢的声音会加入进来。然后，还有她，还有她，以及坐在长椅上其他人，也会以伴唱的形式参加，那歌声低沉幽抑，优美动听，感人肺腑。布里尔小姐泪水盈眶，含笑注视着眼前的人们。她暗自思忖，是呀，我们懂了，我们懂了，但究竟他们懂了什么，她不知道。
就在这时，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走了过来，坐在老两口刚才坐过的地方。他们衣着入时，正在热恋中。这一对男女主角自然是刚从他父亲的游艇上来的。布里尔小姐心中唱
着无声的歌，脸上挂着颤巍巍的笑容，准备好侧耳倾听。
“不，现在不行，”姑娘说。“在这儿不行。我不能那样。”
“为什么不行？是因为那边的那个呆老婆子吗？”小伙子问道。“她干什么要到这儿来呢？谁要她来的？这么个老丑八怪，还不老实呆在家里。”
“她那条皮围巾才叫怪呢，”姑娘格格笑道。“简直就像一条油煎鳕鱼。”
“唉，滚开吧！”小伙子没好气地低声说。接下去又说：“告诉我，我的小宝贝——”
“不，在这儿不行。”姑娘说。“还不到时候。”
平日回家
时，她总要在面包房买一块蜂蜜饼。这是她星期天的一种享受。有时买的饼里有杏仁，有时没有。有没有可大不一样。碰上一粒杏仁好比是往家里捎回来一件小小的礼物，一件意外的礼物，因为不是每块饼里边都有嘛。每逢赶上有杏仁，那一个星期天她就兴致满怀，划起火柴烧起开水来，手脚都利索一些。
可是今天她走过面包房，没有进去。她慢腾腾地爬上楼梯，走进黑洞洞的小屋，走进她那间壁橱一般的小屋子，然后一屁股坐在红色的绒垫上，坐了好久好久。装皮围巾的盒子仍
在床上摆着。她迅速地解开围巾的扣子，看也不看，就放进盒子里。不过在盖上盒盖儿的时候，她感到仿佛听见哭泣的声音。
第八课 生命中的一课
梅奥·安吉罗
差不会有一年时间，我把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店铺、学校和教堂，像一块陈饼干，肮脏而不能吃了。这时我遇到了，或者说是认识了扔给我第一根救生索的那位夫人。
伯萨·弗劳尔斯太太是普坦斯黑人居住区出类拔掉的人。她动作优雅，在最冷的天气中也显得温暖宜人；而在阿肯色州的夏天，她好像有阵阵微风围绕着自己，清新凉爽。
她的皮肤黝黑发亮，要是被什么东西刮破了，就会像李子皮一样剥落下来。不过从来没有人会想到要走近弗劳尔斯太太，去弄皱她的衣服，更不用说去碰她的皮肤了。她不赞成亲密的行为，并且她还戴着手套。
她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贵妇型妇女之一。在我的一生中她一直是我衡量人的标准。她对我很有吸引力，因为她像我从来没有亲自遇到过的人。像英国小说里的女子，她们在沼泽地（不管是什么地方）上散步，她们忠实的小狗与主人保持一定距离以示对主人的尊敬。像坐
在炉火熊熊的壁炉前女人，不停地从放满茶点蛋糕和松脆饼的银托盘中端茶来喝。像在石南丛生的荒地上行走的女士，阅读着摩洛哥山羊皮装订的书籍，并且有用连字符隔开的两个姓氏。有一点是不会错的，那就是她以自己本来面目使我为自己是个黑人而骄傲。
一个夏日的午后，她到我们店里来买食品，那天下午生的事，在我的记忆里仍像鲜奶一样新鲜。换成其他身体状况和年龄与她一样的黑人妇女，奶奶会要她自己提着纸袋回家。可是奶奶对她说：“弗劳尔斯大姐，我让贝利把这些东西送到你家里去。”
“谢谢你，亨德森太太，不过我想让玛格丽特送去。”她说我的名字时听起来很美。“反正我一直想和她谈谈。”她们互相交换了一眼色，其含义只有她们同龄人才懂。
石头路旁有一条小路，弗劳尔斯太太摆动着胳膊走在前面，躲过石头，挑着路走。
“我听说你在学校功课很好，玛格丽特，可是那只是笔头作业。老师说他们很难让你在课堂上发言。”她对我说话时没有回头。我们走过了左边三角形的农场，道路宽了起来，能容纳我们并排走了。但我仍落在后面，想着那些不曾问出口，又无法回答的问题。
“过来和我并排走，玛格丽特。”即使我想拒绝也不可能，她把我的名字说得那么好听。更确切地说，她把每一个字都说得那么清楚，以至于我确信一个不懂英语的外国人也能听懂她的话。
“没有人要强迫你说话——可能也没有人能做得到。”可是你得记住，语言是人与人进行交流的方式，而且语言本身人和低等动物区分开来。”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概念，我需要时间来考虑一下。
“你奶奶说你看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看，这很好，但还不够。文字的意思不仅是写在纸上的那些，还需要人的声音给它们注入各种细微的意义差别。
我记住了有关人的声音给文字注人各种细微意义差别的那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那么正确，那么富有诗意。
她说她要借给我一些书。我不仅要看那些书，而且还必须朗读。她建议我应尽量用不同的方式朗读同一句话。
“如果你没好好看就把书还给我．我是不会原谅你的。”我很难想象如果我真的没好好看弗劳斯太太的书就还给她，我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死都显得太仁慈，太简单了。
她家房子的气味使我很惊讶。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把弗劳尔斯太太与食物，吃饭以及其他普通人的普通经历联系起。她家房子外面肯定也有一个厕所，可我的大脑中毫无印象。
她一打开门，香草的芳香就扑面而来。
“今天上午我做了茶点，你看，我已安排好了请你来吃点心，喝柠檬水的，这样我们俩可以聊聊。柠檬水在冰柜里。”
这就是说，弗劳尔斯太太时也有冰，而我们这个城镇里，大多数家庭只在夏天的星期六下午才买冰。整个夏天也就买几次，放在木头做的冰淇淋机里做冰淇淋。
“坐吧，玛格丽特，坐到那边桌子旁。”她端来一个大浅盘，上面盖着茶盘盖布。尽管她提到她已经好久没尝试烤甜点了，可我敢肯定，像关于她其他的事情一样，她做的点心也会香甜可口的。
我吃点心的时候，她开始了我们后来所说的“我生活的一课”。她对我说永远不要容忍无知，但应理解文盲。有些人没有能够上学，却比大学教授得到更多的教育，甚至比他们更聪明。她鼓励我要仔细倾听乡下人称为天生智慧的格言，她说哪些朴实的话语表达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智慧。
我吃完点心后，她把桌子擦干净．从书柜里拿出来一
本厚厚的小书，是《双城记》，我读过，觉得这本书作为浪漫主义小说很符合我心目中的标准。她打开书的第一页，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诗的韵律。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她的声音轻柔地滑动着，随着词句抑扬顿挫。她几乎是在唱。我相看看她读的那几页书，是不是和我过去读过的一样？还是像赞美诗集那样，书页上是一行行的音符和音乐？她的声音开始缓缓降低。从听过许许多多传教士布道的经验中，我知道她快要结束朗读了，可我却没真正听进去，一个字也没听懂。
“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我这才想到她期待我作出回答。我的嘴里还留有香草的甜味，耳中回响着她奇迹般的朗读。我不能不说点什么。
我说：“是的，夫人。”这是我至少应该做的，也是我最多能做到的。
“还有一件事。你把这本诗集拿去，要背下来一首，下次你来我这儿的时候，我要你背诵。”
在经历了那些复杂的成年生活后，我曾经常常试图探求为什么当年她给我的礼物是那么容易使我陶醉。那些书中的内容已从记忆中消失了，但其中的情感与魅力仍在。得到允许，不，是得到邀请，进人陌生人的私人生活中去，分享他们的欢乐与忧虑，这意味着得到机会用南方的苦艾去换得和贝奥武甫共饮蜜酒或和奥立弗·特威斯特一起喝上一杯加奶的热茶。当我大声说：“我现在做的是比我做过的要好得多的事情……”，眼里充满爱的泪水，心中涌起忘我的感觉。
在第一次去她家的那天，我跑下山，跑到了路上（路上很少有汽车），而且我还竟然知道在回到店里之前停住不跑了，
有人喜欢我，这有多么重要啊！我不是作为亨德森太太的孙女或贝利的姐姐受到尊重，而就是作为我自己，玛格丽特·约翰逊。
人们童年时的逻辑永远不需求得到证实，（一切结论都是确实的）。我并没有怀疑弗劳尔斯太太为什么单单选中了我来表示关心，也没有想过奶奶曾请她开导我一下。我所关心的只是她为我做了茶点，给我朗读她最喜爱的书。这就足以证明她喜欢我。
奶奶和贝利分店里等着找。贝利说：“哦，她给你什么啦？”他已经看到了那些书，但我把装着给他的点心的纸袋夹胳膊下，用诗集挡住。
奶奶说：“小姐，我知道你表现得象个小淑女。看到安居乐业的人喜欢你们，我也心满意足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厂，上帝知道，可这年月啊……”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进去吧，把衣服换了。”
第九课 电视带来的烦恼
一位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就电视
对美国文化的负面影响提出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