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大佛寺与西夏佛教文化

大佛寺与西夏佛教文化

任积泉

坐落在张掖市甘州区市中心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佛寺，坐东面西，主体建筑卧佛殿面阔九间，内塑庞大的释迦牟尼涅磐像，塑像身长34.5米，肩宽7.5米，头北脚南面西，按释迦牟尼涅槃时方向塑造。塑像面容饱满慈祥，贴金肤色，着团龙红色佛衣，是中国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大佛寺的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集中反映了西夏佛教文化的成就；展示了佛教文化的智慧与魅力；揭示了佛教文化穿越时空的持续影响力；凝结了西夏佛教文化的全部精华。

大佛寺初建于西晋，原名?迦叶如来寺?。东晋隆安五年（401年），沮渠蒙逊建北凉于张掖，迦叶如来寺正居张掖城南景门之内，坐北面南，是北凉国都的中心寺院。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四月，著名高僧法显与他的同门慧景、慧应、慧嵬与道整等，从长安(今西安)出发，前往印度取经，因战事阻隔而滞留张掖。期间，法显与张掖的和尚智严、慧简、僧绍、僧景、宝云等人结为同志，夏坐三月，共磋佛事。唐朝贞观三年(629年)，高僧玄奘从长安出发，经张掖去印度取经。从西晋到清代的1700多年间，大佛寺名称曾几度更改。在官方文献记载中，先后有?迦叶如来寺?、?卧佛寺?、?十字寺?、?弘仁寺?等名称；在民间则有?卧佛寺?、?十字寺?、?大寺?、?睡佛寺?等俗称以及?甘浚山寺?、?甘州山寺?、?大寺?、?敕赐弘仁宝觉寺?、?迦叶佛遗迹?、?迦叶遗迹?、?大佛寺?等别称。现在使用的?大佛寺?名称是清代后期因市政建设寺院被分成东、西两段，西段即今大佛寺广场范围，被称作?弘仁寺?，东段即现在的大佛寺范围，称作?大佛寺?。

西夏，又称夏，该国人则自称大夏；系我国西北部的古国，为党项族所建。领土在最盛时辖有宁夏全部、甘肃之大部份及陜西、青海、新疆、内蒙古之一部份。分为二十二州。唐代末年，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因助唐讨伐黄巢之乱有功，获封夏国公，赐姓李，世为夏州节度使。宋太宗时，国主李继捧入贡，受赐姓赵；雍熙三年（986年），其弟继迁叛宋，受辽册封为夏王。之后，继迁之子赵德明与宋复交。德明之子元昊，雄才大略。于宝元元年（1038年）称帝，国号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元昊屡寇宋边，又与金交兵十余年，精锐殆尽。传至德旺，蒙古军攻伐，德旺忧悸死。其侄南平王睍继位。公元1227年，蒙古成吉思汗尽克其地，睍出

降。自元昊至睍，凡十主，共196年。

西夏建立后，统治者全面接受了佛教思想体系。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广作佛事，起到自身信奉和对外宣扬的双重作用。一般民众也往往祈求佛的保佑，希望生活安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病人得痊愈，死人得超生。西夏后期的统治者比起唐、宋时期的帝王，比起西夏早期的统治者，更加依托于佛教，把佛教抬高到更高的高度。仁宗在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中强调∶?能仁（指释迦牟尼）开导，允为三界之师；圣教兴行，永作群生之福。欲化迷真之辈，俾知入圣之因。故高悬慧日于昏衢，广运慈航于苦海。仗斯秘典，脱彼尘笼。含生若恳于修持，至圣必垂于感应。用开未喻，以示将来。睹兹妙法之希逢，念此人身之难保。若匪依凭三宝，何以救度四生?。这实际上是把佛教作为全民的信仰加以大力推行，把佛教当成救度社会苦难的唯一出路。由此，西夏的佛教逐步成为了国教。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李范文在《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一文中说：?党项的统治者一直崇儒信佛，使藏传佛教逐渐在国内占着重要地位。具体表现如下：

●藏传佛教被列为国教

据史书记载，开国之主元昊‘晓浮图学’。浮图即‘浮屠’，又译为‘佛陀’梵文为Buddha，即‘佛’。‘晓浮图学’者即通晓佛学。元昊如此通晓佛学，并把佛学列为国教（《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第6卷，第3期，1996.06 出版）?。

为了加强佛教作为?国教?的地位，西夏王朝在全国的名山大川营建许多佛寺和洞窟。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宁夏的承天寺、甘肃武威的护国寺和张掖卧佛寺。由于这三处寺院都是由国家出资，皇室成员直接组织修建的，因此具有?国寺?的尊荣和地位。遗憾的是，历经历史的变迁，原来的承天寺和护国寺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张掖的大佛寺仍然伫立于原址，向世人诉说着时世的沧桑，解读着西夏文化曾经的辉煌！

关于西夏时期建设大佛寺的过程，《西夏书事校证》记曰：?甘州僧法净于故张掖县西南甘浚山下，夜望有光，掘之，得古佛三，皆卧像也。献于乾顺，乾顺令建寺供之，赐额‘卧佛’?。明宣宗时所立《敕赐宝觉寺碑记》中则说，西夏嵬咩国师在此掘得古涅槃像，经他策划，将古涅槃像献给了乾顺，以争取乾顺对兴建大佛寺的支持。公元1098年（西夏永安元年），西夏王朝开始大兴土木，耗费巨资修建大佛寺。到1103年，李乾顺为了替母亲梁太后祈求冥福，敕建?卧佛寺?，将原有的寺院建成了全新的皇家寺院。

由于民族成份复杂，僧人数量大，寺院多，西夏沿袭中原地区的佛教管理制度，在政府中设

立了功德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据西夏文法典《天盛旧改新定律令》第十章规定，西夏所设政府机构中的功德司有三个：和尚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和护法功德司。其中，和尚功德司是管理西夏全境僧人的机构；出家功德司是掌管寺院度僧出家的机构；护法功德司则是维护佛门戒律，纠察僧人行为的机构。它们在西夏五品机构中品级较高，属正二品，仅次於一品的中书和枢密。功德司设功德司正为最高负责长官，又设功德司副使、判官、承旨等，作为其辅佐官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宋朝在其法典《宋刑统》中有维护佛教、道教的规定,并把道教放在首位:如《唐律〃疏议〃卷第十九〃贼盗》曰﹕?诸盗毁天尊像、佛像者，徒三年?。西夏法典《天盛律令》也有类似规定，但叙述顺序有明显变化，把佛教放在道教前面：?诸人佛像、神帐、道教像、天尊、夫子庙等不准盗损灭毁。若违律时,造意徒六年,从犯徒三年?（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84页）。这种微妙变化是统治者的有意调整，反应出佛教在西夏地位高于道教。

另外，西夏法典中多是佛、道并提，似乎地位平等，但法典中所录西夏职官机构中属于佛教的功德司有两个：僧人功德司、出家功德司，而道教的功德司仅有一个道士功德司。若再看各功德司职官的配置，区别便更加明显。管理佛教的官员为管理道教官员的六倍。可见西夏的佛教势力远大于道教,佛教事务远多于道教。至仁宗时，设?偏袒都大提点?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位列诸功德司之上。这一措施，无疑将僧人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进一步促进了皇权与佛教的结合。在佛教地位提高的同时，管理佛教事务的僧人在朝廷中的地位也显著提高，当时西夏有帝师、国师、法师、禅师等称号。特别是帝师称号的出现，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帝师不仅地位上高于国师，他的活动还直接和朝廷的皇室发生联系，在佛教中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这种特殊的宗教体制，首先出现在党项族掌握政权的西夏，而后在另外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掌握全国政权的元朝，继承并完善了这一帝师制度。这一制度对元代的佛教的发展以及对少数民族信仰佛教地区的治理都有巨大影响。帝师、国师、法师、禅师等都是西夏皇帝对僧人的封号，可见西夏佛教确已和皇权紧密结合起来，帝师、国师等也已经成为皇权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将佛教思想体系普及到民间，元昊规定，以每年每一季的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让官民礼佛（注：（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八、卷一九）。礼佛圣节一年4次，在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一。朝廷用行政命令扶植佛教的做法，把佛教推上了更高的地位。

由于西夏佛教的传播和普及，西夏的佛事活动也呈现发展的趋势。至西夏中期以后，随着密宗的发展，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兴盛，法事活动在佛教信仰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新见的西夏文献中，记载了更多的西夏佛教法事活动。如乾祐二十四年（公元1193年）仁宗去世，?于先圣三七日时，印施《拔济苦难陀罗尼经》，聚会文武臣僚，共舍净物，恭请护国宝塔下定师、提点、副使、判使，在家、出家诸大众等3000余员，令净恶趣，《七佛本愿》、《阿弥陀佛》，各自烧施道场供养等，七日七夜，命读诵番、汉、西番三藏经各一遍，救贫、放生、施放神幡，请匠雕印施此经番、汉文2000余卷。襄宗应天四年（公元1209年）散施佛经并作广大法事，烧施道场等作1758遍，读诵经：大藏经番、西番、汉108藏，诸大部及余杂经等共20056部，剃度僧人324员，令法、国、定师、副、判、提点及其余众僧等67193员作斋会，放幡56口，散施番汉《金刚经》、《般若经》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阿弥陀经》等共5万卷，消演番汉大乘经5部，大乘忏悔181遍，饭囚8次，设贫8次，放生羊343口，大赦2次，每次3日（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Инф. .3780、683、5423；《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卷，TK121、128；第二卷，TK58；第一卷，TK12。）?。

除皇室外，有能力作大法会、印施佛经的，还有高官显宦。如当时民间一个名为安亮的人，他母亲死后百日，刊印《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10008卷，绘弥陀主伴尊容72帧，在终七之时，大兴佛事，广启法筵。请诸禅、法师、律僧、讲主，转大藏及四大部经，礼千佛与梁武忏法，演大乘忏悔，展放神幡，数请寿僧，诵《法华经》，命西番众持《宝集偈》，燃长明灯49海，读《大般若》数十部。至终七之辰，请诠义法师设药师琉璃光七佛供餐，惠照禅师奉西方无量寿广大中围，西天禅师提点等烧结减恶趣坛，矧六道法事。安亮也是有地位、有钱财的人（注：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黑水城出土文献，原编号Инф. .8106、6843；《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三卷，TK124、120）。

到西夏后期，佛教法事活动更多，规模很大。有的法会集中3000甚至7000僧人参加，应天四年的大法会竟有67000余僧人参加斋会！

由于西夏统治者以行政命令使全民信教，使佛教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西夏王朝之所以能够在与强大的宋朝对峙中延续近200年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