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与官学

宋代书院与官学
宋代书院与官学

宋代书院与官学、私学研究

高功敏曾玉玲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宋代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既不是官学,也不是一般的私学,这主要表现在它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了传统的官学和私学。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了宋代书院制度的发展历程以及私学、官学的影响,并比较分析其书院与官学、私学的特点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书院;官学;私学

一、引言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形成于唐末、五代,发展、兴盛于两宋,延续、衰落于明清,前后存在了一千多年,书院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两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当时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历来为教育史研究者所重视。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教育制度,它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自书院出现以后,我国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相平行发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势[1]。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了宋代书院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并比较分析其书院与官学、私学之间的关系。

二、宋代书院的发展历程

在宋初时期,国家重归统一,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士心开始向学,由于统治者忙于拓疆守土,无暇顾及兴学建校之事,只重科举对现有人才的选拔和吸收,以满足立国之初的一时之需。因此在建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官学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在此背景下,书院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并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的地位[2]。宋代书院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四大阶段(如图1)[3]:

图1 宋代书院之发展沿革图

1.萌芽时期

宋代书院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太祖朝(960-976)至仁宗朝(1022-1063)前期。这是宋代书院教育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五代书院发展的延续。这时中央和州县学校非常萧条,书院的数量也很少,全国大致先后出现过10所左右。这些书院的情况都很不稳定,兴废不常。这时宋朝刚刚立国,暂时无力顾及振兴官学,因而对著名私学采取“赎买”始为官私联营的学校模式出现。其中有六大著名书院,它们分别是: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4]。

2.沉寂时期

宋代书院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仁宗朝(1022-1063)中期至高宗朝(1127-1163)。这是宋代书院教育的沉寂时期。仁宗朝中期,社会矛盾激化。中国古代统治者一直把教育视为控制人民的工具。于是,学校又受到重视,州县学大批涌现,而各地书院则迅速衰落。中国古代早就形成了完整的地方学校系统,而书院这时出现不太久,还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在当时人眼里,各地应该有州县学,却不一定要有书院,官府就将一些书院改成州学。因此,三次兴学期间,官学空前兴盛;且重在改革的实践理性成为主流,纯学术的研究日渐消沉,因而书院不彰,连著名的六大书院也破败停办或改为官学。

3.复兴时期

宋代书院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孝宗朝(1162-1189)和光宗朝(1189-1194)。这是宋代书院教育的复兴时期。在孝宗和光宗时期,朱熹等地方官为了传播理学,重建了一些著名书院,使宋代书院教育引人注目地复兴起来。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书院建设,使书院的教学和用人制度逐渐成熟。由于理学家的顽强努力,这些书院引起了朝廷和社会各界的注意。它们的影响大大超过了私立书院,公私书院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时朝廷不赞成理学,各个理学家的观点和教学方法也很不相同,朱熹等人重建的书院虽属官办,却多少带有私人讲学的色彩。这是宋代书院教育最有特色的时期。

4.极盛时期

宋代书院发展的第四阶段是嘉定(1208-1224)至宋末,这是宋代书院教育的极盛时期。在金朝大军入侵的情况下,内部的倾轧和科举的腐败,致使南宋的官学形同虚设。但是随着理学开始得到朝廷的肯定,过去受压制的理学家和信奉理学的官员便积极进行书院建设,全国书院的数量和规模明显发展。特别是理宗朝(1224-1264)以后,理学被定为唯一的正统学说,受到统治者极力推崇。书院教育也成为朱熹等理学大师的遗产,被官府继承,其中朱熹亲自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书院学规的典范。南宋后期,虽然私立书院也有显著发展,但已不能与官办书院的强大势力抗衡。官办书院成为书院教育的主流,而私立书院只是官办教育的附庸。事实上,这时私立书院几乎毫无例外地向官办学校靠拢。

由此可见,虽然在中国古代曾存在着官学教育和私学教育的两种平行线,但在宋代以后,教育史上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教育发展的第三条平行线,即产生了新的书院教育组织形式,形成了宋代之后直到清代末年,官学、私学和书院的鼎足之势。它仍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带来了宋代乃至以后的文化教育与学术思想的繁荣,极大地促进和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的发展。

三、宋代书院与官学、私学之间的关系

宋代书院站在当时历史高度上,对官学和私学进行了全面审视,从而对这二种教育制度进行了综合与改造,由此而形成了既非私学、亦非官学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下面,我们对宋代书院与官学、私学之间的关系加以对比分析。

1.书院与官学比较分析

书院作为一种以独立形态出现的教育组织,它有自己一套完整的与官学相区别的教育体系,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教师、学生、教学内容以及组织形式等方面。

表1可以看出,首先,从教师人员组成来看,官学的教师都是由朝廷任命,属封建王朝的官吏,而书院的教师则由地方聘请推荐,多为德才兼备的学者、士大夫,有的虽是朝廷命官,但作为书院教师仅为兼职;其次,从学生成分来看,官学专以士宦子弟为教育对象,等级性强,把教育严格限制在上层社会,是少数人垄断的权力,且需严格考试方能入学,而书院向下层社会开放,入学学生不受身份和地或限制,没有等级尊卑之别,具有平民化教育的特色,入学也无须什么考试;再次,从教学内容来看,官学教授的内容多为朝廷核定的教材,内容较为固定、单一,而书院教学内容取决于该书院的特点及山长,主讲教师的所长,一般山长或主讲教师的讲授内容,决定于书院传授知识及学术的主流,因而教学内容较为灵活、宽泛;最后,从教学组织形式来看,官学的教学比较呆板、单调,而书院教学比较灵活、多种多样,特别是书院的“讲会”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这也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

此外,宋代从太祖到仁宗朝是书院的兴盛时期,然而开始时期所创办的书院几乎都是民间自主创办的。以后书院虽历千年的发展,但这种民间自主创办的格局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这也是书院与官学的一个显著的区别[5]。

2.书院与私学比较分析

由于书院起自民间,受到官学的排挤,在其所处的地位上颇与私学相同,而私学长期积累的一些办学经验,特别容易被书院吸收,所以书院与私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点。此外,宋代书院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也必须主动吸取官学的积极成份来发展自己,而这又构成书院不是一般私学的重要根据,所以书院与私学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

表2 书院与私学之间的相同点

表2可以看出,首先,书院与私学一样,是由民间集资创办的,不属官方之列,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其次,书院与私学一样,书院是向下层社会开放,面向乡间的;再次,书院与私学一样,书院是以平民子弟为培养和教育对象;最后,书院与私学一样,书院主要是一种素质教育,不以科举仕进为办学目的。在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书院与私学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书院是从私学脱胎而来,但书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学,这已不是对私学经验的直接搬用,而是对私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6]。

表3 书院与私学之间的差异性

表3可以看出,首先,书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学设施,又有专门的图书藏所,不仅校舍宏伟,而且藏书极为丰富,这是一般私学所难以达到的;其次,书院有固定的教育经费作保障,建立了类似于官学的以学田(渠道:民间捐献和政府拔赐)为中心的教育经费体系,这是书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这也是一般私学所不可能具备的;其次,书院吸取了官学的教育管理经验,打破了传统私学办学的旧模式,它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建立了类

似于官学的人员编制和岗位,每人根据自己的岗位职责,分别负责学生的授课、考核,生活和书院的经费、祭祀、保卫安全等;最后,书院建立了一套为传统私学所没有的而又颇具特色的教条、学规、学训等(如,《白鹿洞教规》、《丽泽书院学约》、《岳麓书院学规》),把得之于管理实践的一系列经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表明书院教育是一种独立、且又成熟的新的教育制度。

3.官学与私学比较分析

诚如前述,作为一般的私学,基本上都处于一种自发性的状态,它还未形成一套长期稳定的完备的教育规则,它与官学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

表4 官学与私学之间的差异性

表4可以看出,一般私学与官学相比,首先,没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设施;其次,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再次,没有专门的图书藏所,更不具备印刷图书、讲义的条件;接着,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规章制度;还有,它是一种手工业式的办学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学那样进行分班教学;最后,没有任何形式的考核体系,缺乏强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学校处于一种无组织的松散状态等等。

四、结论

综上所述,宋代书院既不是官学,也不是一般的私学,而将之称为中国古代独特的教育制度,这主要表现在它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了传统的官学和私学,并在二者基础上形成为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简而言之,它一方面吸取了历代官学系统具有积极意义的办学传统,另一方面它又是直接对传统私学的继承和发展。在对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综合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却又有一定官学成分,是私学、却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学这样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因此,书院与私学和官学都有一定的联系,而书院的这个特点,贯彻在其教育的各个方面,贯彻在其整个宋代发展历史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1]任时光. 中国教育思想史[M]. 上海:上海书店.

[2]刘玲娣. 宋代书院及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3]袁征. 宋代书院的兴衰——兼论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发展[J]. 学术研究,1995(6).

[4]陈元晖. 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5]杨渭生. 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J]. 浙江社会科学,2001(3).

[6]黄宗羲,全祖望. 宋元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College, Governmental Study and Private Study in

Dynasty Song

Gao Gongmin Zeng Yul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As a special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 the Chinese college of Dynasty Song is not run by the government, neither is by the private. In other words, it has systematically synthesized and transform a traditional college run by the government or the private. Therefore, this paper studied the course of the college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tudy in Dynasty Song, and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Key Word: The College; Governmental Study; Private Study

理学名人北宋理学家邵雍及其著作

理学名人—北宋理学家邵雍及其著作 邵雍(1012—1077),字尧夫,谥康节,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哲学家、数学家,也是宋代理学诗派的代表诗人。在北宋文人中,他亦儒亦道,不入仕途,早年过着“岁时耕种,仅给衣食”的贫困生活,成名后又淡泊名利,依旧埋首学问,终于在学术上成为一代巨擘。 他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生日吟》中自谓:“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吾于此际,生而为人。”)生于今涿州大邵村。幼年随祖父邵德新徙家衡漳(今河南林州康节村),又随父邵古迁共城(今河南辉县)。在此,邵雍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光。据《宋史·道学一》本传载,他自视有雄才,慷慨欲树功名,博览群书,坚苦刻厉,十冬寒天不用炉火取暖,三伏酷暑不执扇子纳凉,夜间不在床上睡眠,数年如一。已而叹息说:“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于是决定出外游学。他渡过黄河、汾水,跋涉淮河、汉江,周流齐、鲁、宋、郑之地,过了很久,幡然归来曰:“道在是矣。”遂不复出。其生母李氏过世,他便筑庐隐居于苏门山百泉,布衣蔬食守丧三年。后人因此也称其为百源先生。

五代末宋初道士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北海李之才(字挺之)。李之才摄共城令,听说邵雍好学,便造访其庐,对他说:“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邵雍愿从受教,乃师事之才,从学义理、性命与物理之学,习《周易》。邵雍将陈抟的《先天图》演化为“象数”体系,即“先天之学”。他提出“心为太极”,构造了一个纳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的宇宙观。这一宇宙观及其在儒学立场上融会佛老二家理论的实践,为儒学心性论取代佛道宗教的心性论创建宋明理学,开辟了道路。但在共城了解邵雍学术思想的人不多。时有新乡王豫同邵雍论学,自恃自己的学问足可让邵雍师事之,议论过后却深为折服,便拜邵雍为师。 仁宗皇祐元年(1049)邵雍37岁时,携父母兄弟全家迁居洛阳,遂为河南人。邵雍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躬樵爨以事亲。虽平居屡空,他学习孔、颜之乐天知命,说:“乐天为事业,养志是生涯。”(《伊川击壤集》卷十七《伊川击壤吟》),把读《易》与隐居、闲适、清雅、快乐生活联系在一起,而怡然有乐。此时邵雍逐渐发展完善了他的先天之学,讲学于家,从学者日众。他收张崏为弟子。邵雍40 岁时娶王允修之妹为妻,后二年得子伯温。邵雍有诗:“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吾,寿夭贤愚系与汝。”表达了诗人将担负起教子的责任,并对孩子寄

宋代四大书院

宋代四大书院 一、岳麓书院 在岳麓山东面山下,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冠。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采纳刘*的建议,由官府捐资兴建。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并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宋室南迁后,书院于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史刘珙重建。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张栻二人主持讲学期间,是岳麓书院全盛时期,学生达1000人。当时有民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并且称书院为“潇湘洙泗”,将它与孔子在家讲学的地方并称。恭帝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元将阿里海牙兵毁书院,元世祖运载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郡人学正刘必大才又重建。此后,数经兵灾,屡经修复,到清康熙(公元1662-1720)年间,书院又有大的复兴。康熙以“学达性天”赐给书院,乾隆(公元1736--1795)亦赐书“道南正脉”匾额。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高等学堂,后又改为高等师范,1918年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迁此。1926年,工专、商专与政法专校合并,改为湖南大学。现存建筑为清代所建,1981-1987年按原貌分期修复。书院前厅左右两壁石刻“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为朱熹所写。 岳麓书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市的一颗璀璨明珠,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它历经千载,瀚墨流香,弦歌不绝,办学不已,故有“千年学府”的美称。195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它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明文公布,岳麓书院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制度是中国古代有别于官学的重要教育制度。它始于晚唐,盛于宋,历经元、明,延至清末。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创建的大小书院,有7000余所。但因时久境迁,世事沧桑,保留至今的书院极少,象岳麓书院一样保留和修复得如此完好的书院,更是屈指可数。古代书院为名流或当地开明士绅、百姓捐资而建,一般有学田养护,当然也有得到官府资助的。书院办学的规模、层次不尽一致。层次较低的书院授受蒙童,承担启蒙教育的任务;层次中等的书院可出秀才之类的文人。岳麓书院系高层次的书院,其讲学者中多有全国名流大师;入院生徒对经史有一定了解,赋诗作文已有一定基础,甚至还要通过一定的考试或推荐,才能选拨入学。“潭州三学”就反映了岳麓书院录取生徒的情况。据明代《岳麓志》载:“宋潭士目居学读书为重,岳麓书院外,于湘江西岸复建湘西书院,州学生月积分高等,升湘西书院;又积分高等,升岳麓书院。潭人号称‘三学生’”(明《岳麓志》卷三)。岳麓书院由于师生水平较高,加之多代著名山长的努力,建院有章,治学有方,故此,在历史上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世济民之才,成为湘楚人才脱颖而出的摇篮。人才之盛带来学术研讨之盛。从著名的朱(熹)张()会讲到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基地;从宋代的理学到明代的王学;从朱熹、张、吴猎、王守仁、王夫之、罗典、王文清等巨儒的各种著述到毛泽东的老师、知名教育家、伦理学家杨昌济(岳麓书院著名学子之一)的真知灼见,可以清晰地看到岳麓书院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及其对湖南文化乃至其它方面发展的深刻影响。所以,古代岳麓书院既是江南一带的教育中心,又是一个学术中心。它在历史上的几度辉煌,颇受学人青睐,尤受皇室重视。宋真宗、理宗及清康熙、乾隆帝先后为之题名赐额或赠书,使岳麓

宋代书院

南宋书院文化 如果能回到古代,你最想去哪,前段时间热播的真人秀节目,咱们穿越吧,让我了解到了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书院。现在咱们学校寝室管理实行“书院制”,我想,这一制度大概就是来自南宋的书院吧。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始于唐代。至南宋时期,由于内忧外患,国力衰微,官设学校大都有名无实,于是,以私人为主体的讲学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使书院的发展达到空前的程度,堪称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一书中统计称:两宋书院总数515所,其中,北宋73所,南宋442所。尤其以宋理宗期间最多,这一时期,书院不仅数量多,而且各项管理体制趋于完备,形成了以藏书、讲学、祭祀和学田为主要标志的四大规制。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所呈现出的鲜明特色,对于当今高等学校实施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历史上最有名的四大书院是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书院。 造成北宋书院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具体说来,南宋书院教育特色主要有四点,即将道与德融为一体;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学术自由,无门户之见;师生关系民主和谐。 一,南宋书院在教育中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将道与德融为一体。理学大师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明友有信”是人类社会中人们必须遵循的天理即道,并把它作为五教之目,要求对学生进行严格的“五伦”教育即穷理,换句话说,就是要弄清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所固有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做人的道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规范了书院教育的基本宗旨,就是要贯彻“明人伦”的纲常礼教。“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是为书院学生指明了道德修养的基本要点。 二,南宋书院不囿于科举制的窠臼,其教学方法相当自由灵活。在书院教学中,通常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引导为辅,书院每天留有充足的时间让学生用来自学。 三,书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自身,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讲学甚至包括不同学派的学者,但在治学态度上不排斥异己,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也开阔了学生视野,深化了教学。 讲会是书院的重大教学研究活动,讲会不仅有本院教师讲学,也聘请社会名流或其他书院的学者到本院参讲。各地书院甚至建立了互通声讯的联络制度,事先商定日期,明确讲会主题,届时各地学者不远千里赴会,并有隆重的仪式。讲会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书院教学还强调学生要善于提出疑问。朱熹说:“读书需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全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指明了书院学生的学习方法和过程。 四,南宋书院师生通常共处一堂,相与讲习,共同探讨学理,质疑问难,学习氛围特别浓厚。书院与传统官学大为不同,士人们选择教师是以对其学问、人格的仰慕和尊敬为依归的,一般是倾慕在先,择师在后,其结合相当自由。书院师生之间是以道义为重,教师无须借助外在手段对学生施压、强制,只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感召学生,而学生则将老师看作是求道之路的引导者甚至是圣人之道的体现者。师生之间以诚相待,相与讲习,民主和谐,如同挚友般在一起讲学辩论,形成一种“对话精神”。 宋代书院教学管理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书院的教育经费来源多样化,书院的经费,得到官府的资助,也依靠民间自己筹集,主要靠学田供给。

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章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 第一节周敦颐 一、周敦颐生平与著作 周敦颐,字茂叔,生于1017年,卒于1073年。道州营道人(今湖南道县)。少而孤,养于其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家。景祐三年(1036年),二十岁,以其舅父郑向“序例应荫子,乃奏补,康定元年(1040年)母丧除服,为洪州分宁县主簿,后长期任州县小吏,善断狱,作风精细严谨。《宋史·道学传》: 为分宁主簿。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邑人惊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荐之,调南安军司理参军。有囚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众莫敢争,敦颐独与之辨,不听,乃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逵悟,囚得免。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道经庐山,爱其山水之胜。“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溢江,取营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宋史·道学传》)于溪上建濂溪书堂。故学者习称他为濂溪先生,其学称之为濂溪之学或濂学。 《宋史·道学传》称周敦颐: 博学行力,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 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序者谓“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 二、濂溪先生之人格风貌与思想地位 (1)寻孔颜乐处 《宋史·道学传》曰: 掾南安时,程珦通判军事,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故颢之言曰:“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通书·颜子第二十三》 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 夫富贵,人之所爱者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 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亡其小焉尔。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者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言子亚圣。 (2)窗前草不除——生生之德与自然情怀 《宋元学案·卷十二》: 周茂书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 《佛法金汤编》: 佛印住鸾溪,敦颐谒见,相与讲道。问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禅门何谓无心是道?”师曰:“疑则别参。”公曰:“参则不无,毕竟以何为道?”师曰:“满目青山一任看。”公有省,一日忽见窗前草生,乃曰:“与自家意思一般。” 黄庭坚称其“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 (3)思想地位

中国古代著名书院荟萃

中国古代著名书院荟萃 (2012-11-19 20:07:06) 标签: 杂谈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形式,对我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它既是教育中心,又是学术文化中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良好的学术传统。书院学子皆为有志于学的成年士子。其主持人称山长或堂长,由书院办院人聘请或自任,此人须是名重一时的学者。书院采取问难论辩式,师生各抒己见,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自学能力。学术研究和教育相结合,是书院教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三十一年,下诏设丽正书院,到宋代书院逐渐形成一种制度。 我国古代著名的书院主要有河南嵩阳书院、河南睢阳书院(又名应天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并称我国“四大书院”。 岳麓书院:书院坐落于历史名城长沙市湖南大学校园,该院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咸平二年(999),州守李允则扩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式。宋真宗时期,山长周式以品学称著,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见周式,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学生增至数百人。岳麓书院自始建到清光绪二十几年(公元1903年)改成高档学堂,绵延927年,历宋、元、明、清四朝,原名不变,直到现在已越千载,真不愧为"千年学府"。培育了大批楚才。在南宋时,闻名理学巨匠张拭主持书院时,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处所并称。该院从南宋到清代,名人辈出,陶澍、贺长龄、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程潜等更是岳麓高徒。在岳麓进入学堂时期,又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革命家,蔡和森、郑中下、谢觉哉、甘泗淇、周小舟等毕业于该校。毛泽东曾三次寓居岳麓,问学于恩师杨昌济。现有布局,系清同治七年(1868)湖南巡抚刘昆修建。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刻字石壁“忠、孝、廉、节”

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揭示原文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 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 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 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 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白鹿洞书院揭示》详解如下 一、五教之目: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解:五教之目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 【原文】“天下之达道五,日: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注曰:“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五教”就是进行五个方面的伦理关系的教育。 “五伦”即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在《礼记·昏义》和《孟子·滕文公上》中皆有论述。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意思是:父子之间应该有亲情,君臣之间应该有道义,夫妇有内外之别,长幼尊卑次序,朋友有诚信。也就是说为父要慈、为子要孝、为君要仁、为臣要忠、为夫要义、为妻要从、为长要惠、为幼要顺、为友要相互讲诚信。 二、为学之序 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 解:为学之序,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 【原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意思是: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请教,勤勉地思考,明确地辨别,忠实地行事。 三、修身之要 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解: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原文】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MO)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期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言忠信,行笃敬”的意思是:言语忠诚老实,行为敦厚严肃。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出自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特色及其启示

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特色及其启示 宋代学术繁荣和书院学术自由的办学特色:学者在书院自由地进行学术传授式讲学,而不同学派的学者之间又通过令讲的形式来开展学术交流。宋代书院学术自由的形成有其深层次的文化背景。首先,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发展是与其独立于官学系统的特有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性质是分不开的;其次,宋代书院学术自由的盛行离不开官方的支持;再次,宋代学术繁荣和书院学术自由的盛行是互为作用的。宋代书院作为我国古代较有特色的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其学术自由特色迄今对我们发展当代高等教育仍然具有启示意义:第一,学术机构必须独立,这是学术自由产生的基础;第二,加强学术创新和学术自由史流是学术机构的本质生命。 [标签]宋代书院学术自由大学 但书院真正开始名扬天下却肇始于宋代。作为儒家士大夫创办的文化教育机构,宋代的书院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相当成熟和完善的具有普遍性的教育组织;那些创办了书院的儒家志士,往往更推崇一种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宋代书院得到了发扬光大。宋代能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的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与宋代书院的这种学术自由特性是分不开的。也正因为如此,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特色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 一、宋代书院的学术自由特色 宋代书院的发展是一个波浪式的发展过程,期间既有高潮也有低谷。北宋初期,由于战乱刚平,官学相对缺失,一时学习风气渐盛,书院林立。所谓“北宋四大书院”大多在此时奠定盛名。进入了北宋后期,由于政府注意力转移,“三次兴学”先后开展,普通士人需进官学才能得以入仕,这对书院教育形成沉重打击,致其一度衰落。到了南宋,朱熹等人为了传播理学而大振书院,随着理学影响的扩大以及办学者的躬力亲为,南宋的书院得以发展昌盛、风靡一时。只是南宋后的书院由私办转官办已成为了不可扭转的趋势,书院的特色也逐步消失殆尽,变得与官办学校无所差异。 南北宋时期.书院发展各异。北宋时由于官学不振,书院的学生大多走科举之路,书院被强化了教学功能,缺少独立的教育内容和学术特色,传统的私塾义学性质还非常明显。到了南宋,随着理学传播的扩展,书院才出现了“百家争鸣”,各派学说交融汇萃、兼收并蓄的局面,我们所言的学术自由主要形成于南宋时的书院。 宋代书院学术自由的一个表现是,学者在书院自由地进行学术传授式讲学。众所周知.南宋包括理学家在内的众多学者均有很深的书院情结:胡宏聚众在碧泉书院讲学;张斌创建城南书院,讲学于岳麓书院;陆九渊于象山书院;吕祖谦于丽泽书院。而最为倾情的是朱熹,在寒泉精舍、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甚至在白鹿洞和岳麓书院,讲学不辍,桃李满天下,在中国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朱熹是能使自己与众多书院有关的第一人,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理学(一)

北宋理學(一) 一引論 -略。 二周濂溪《太極圖說》略釋 -周氐的主要著作為《太極圖說》與《通書》,以下只重點講述前者。 無極而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 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 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 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 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自注:聖人之道,仁義中正 而已矣)。而主靜(自注:無欲故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 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首四段:本體宇宙論(天道論) \第五段:修養論(人道論) -首四段之解釋: /第一段:宇宙的最高本體是「無極」(天道),亦稱「太極」。 -第二段:由太極而生陰陽二氣,兩者有辯證的關係。 -第三段:頭二段有類《易傳》之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段則用漢儒的五行觀念來代替四象與八卦的觀念。此段講二氣的進一步分化。 \第四段:由五行進而化生宇宙萬物。 -第五段的解釋:表明了宇宙的秩序與道德修養的秩序相一致。

注意:此段段雖用了有道家色彩的「主靜」及「無欲」等用語來講人生的修養工夫,但其涵義其實亦與儒家相通。 三張橫渠的「太虛即氣」說 -張橫渠在天道論方面的主要主張,可概括為太虛即氣說。 -「太虛」與「氣」,是橫渠對宇宙本體的稱謂,兩者只是表述同一本體的不同分際意義,∴橫渠曾有「太虛即氣」及「虛空即氣」之說,「虛空」是「太虛」的同義語。 /分別地、思辯地說 /太虛-指宇宙本體的體(存有、本體),無可感知的形體 \氣-指宇宙本體的用(活動、現象),有可感知的形體 \圓融地、實踐地說-兩者相即不離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正蒙.太和篇》)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正蒙.太和篇》)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正蒙.神化篇》) 其所謂「太和」、「道」、「神」等即是「太虛」,其所謂「絪縕」、「聚散」、「變化」、「客形客感」等即是「氣」。 →橫渠所講的太虛與氣二觀念與後來二程及朱子所講的理、氣二觀念,其實並無大的差別。 但橫渠不同(不及)二程及朱子的地方,在於他用詞往往不很嚴格,∴在不少的地方,直接將宇宙本體稱為「氣」。 e.g.1: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正蒙.參兩篇》) 說「神為一,化為兩」,意應即宇宙本體是一,其發用流行是多,而神與化兩者只是同一本體的兩方面,但橫渠這裏卻將宇宙本體的即體即用直說為氣,容易令人誤會。 e.g.2: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正蒙.神化篇》) 此句意義與上句同,亦將宇宙本體的體用相即直稱為氣。 -∴很多大陸學者以為他以氣或物質為宇宙的最高本體,故稱他的哲學為唯氣論或即氣一元論,甚至以西方哲學用語稱為唯物論。 這種稱謂頗有問題 ∵唯物論是思辯形上學,但張氐哲學卻是道德形上學。 ∵唯物論中的心與物無辯證的意義;但張氐哲學卻有辯證的意義。

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揭示原文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 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

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 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编辑本段《白鹿洞书院揭示》详解如下 一、五教之目: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解:五教之目出自《中庸章句·第二十章》【原文】“天下之达道五,日: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注曰:“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五教”就是进行五个方面的伦理关系的教育。“五伦”即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在《礼记·昏义》和《孟子·滕文公上》中皆有论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意思是:父子之间应该有亲情,君臣之间应该有道义,夫妇有内外之别,长幼尊卑次序,朋友有诚信。也就是说为父要慈、为子要孝、为君要仁、为臣要忠、为夫要义、为妻要从、为长要惠、为幼要顺、为友要相互讲诚信。 二、为学之序 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

中国四大书院

中国四大书院中国四大书院中国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 书院傍山而建,一簇楼阁庭园尽在参天古木的掩映之 中。白鹿洞最初是唐代贞元时,李渤、李涉兄弟隐居 读书的地方。 据传李渤在此隐居时,曾养一白鹿自娱,因此人们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又因此地四山回合,由山麓小路进去也有数里之遥,真有点入洞之感,所以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称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由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置田聚徒,成为讲学和藏书之所。“四方之士受业而归,出为用世,名绩彰显者甚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九经。宋仁宗皇祐五年,孙琛在故址建学馆十间,称“白鹿洞之书堂”,与当时的岳麓、应天府、嵩阳并为“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虽为宋初所建,但不久即废。直到著名理学家朱熹重修书院之后,白鹿洞书院才扬名国内。南宋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军。朱烹到任时,白鹿洞书院已经毁于兵燹,栋宇消落,林园荒芜,触目皆是尘封书海,网结门廊。经过朱熹的一再请求,宋孝宗终于同意重建白鹿洞书院。修葺后的白鹿洞书院,以圣礼殿为中心,组成一个错落有致、相得益彰的庞大建筑群。书院共有殿宇书堂三百六十余间,其中包括御书阁、明伦堂、宗儒词、先贤祠、忠节祠等。圣礼殿是用于学生拜谒孔子的殿堂,门上方两块匾额写有“学达性天”、“万世师表”的字样。在文会堂有朱熹亲书“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知仁独得之天”的对联。朱熹不仅重修了白鹿洞书院,而且还建立了严格的书院规章制度。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还广邀国内著名学者前来讲学,学术空气相当活跃。宋淳熙二年,朱烹与陆九渊二人由于学术观点不同,曾在地处江西铅山县境内的鹅湖发生过激烈的论辩。但是朱熹并不因此而持有门户之见,邀请陆九渊前来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的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深受白鹿洞书院师生们的欢迎,有些学生甚至被陆九渊精湛、透辟的说讲感动得落泪。为此,朱烹特意把陆九渊所讲内容刻石立于院门。这不仅首开书院“讲会”制度的先河,为不同学派同在一个书院讲学树立了范例,在中国儒学史上也一直被传为佳话。自朱熹之后,白鹿洞书院“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一直到明代的正统元年才修复,以后又有所扩修。

宋代书院与官学

宋代书院与官学、私学研究 高功敏曾玉玲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宋代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既不是官学,也不是一般的私学,这主要表现在它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了传统的官学和私学。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了宋代书院制度的发展历程以及私学、官学的影响,并比较分析其书院与官学、私学的特点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书院;官学;私学 一、引言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形成于唐末、五代,发展、兴盛于两宋,延续、衰落于明清,前后存在了一千多年,书院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两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当时社会整体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历来为教育史研究者所重视。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教育制度,它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自书院出现以后,我国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相平行发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势[1]。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了宋代书院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并比较分析其书院与官学、私学之间的关系。 二、宋代书院的发展历程 在宋初时期,国家重归统一,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士心开始向学,由于统治者忙于拓疆守土,无暇顾及兴学建校之事,只重科举对现有人才的选拔和吸收,以满足立国之初的一时之需。因此在建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官学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在此背景下,书院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并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的地位[2]。宋代书院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四大阶段(如图1)[3]: 图1 宋代书院之发展沿革图 1.萌芽时期 宋代书院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太祖朝(960-976)至仁宗朝(1022-1063)前期。这是宋代书院教育的萌芽时期,实际上是五代书院发展的延续。这时中央和州县学校非常萧条,书院的数量也很少,全国大致先后出现过10所左右。这些书院的情况都很不稳定,兴废不常。这时宋朝刚刚立国,暂时无力顾及振兴官学,因而对著名私学采取“赎买”始为官私联营的学校模式出现。其中有六大著名书院,它们分别是: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4]。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汉族,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朱熹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今属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后随母迁居建阳崇安县。晚年定居建阳考亭,故后世有考亭学派之称,其游历甚广。南宋诗人、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理气一元论的体系。 一、广修学院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二、教育思想 朱熹的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1.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 朱熹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基于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初步认识,把一个人的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阶段,并提出了两者不同的教育任务、内容和方法。朱熹认为8~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鉴于小学儿童“智识未开”,思维能力薄弱,因此他提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学其事”,主张儿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具体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养成一定的行为习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先入为主,及早施教;要力求形象、生动,能激发兴趣;以《须知》、《学规》的形式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朱熹认为15岁以后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一是重视自学,二是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朱熹关于小学和大学教育的见解,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白鹿洞书院揭示解释意思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父子家人间要相亲相爱,领导下属间要讲忠义讲礼义,丈夫和妻子责任分工不同,内外有别,长幼间要尊卑有序,朋友间要讲诚信之德。也就是为父要慈,为子要孝,为君要仁,为臣要忠,为夫要义,为妻要柔,为长要惠,为幼要顺,为友要互相讲诚信。 此句在《礼义.昏义》和《孟子.滕文公上》中皆有论述,说的是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儒家伦理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时用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制度。 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 尧舜:唐尧和虞舜。二人都是古代圣君。 契:人名,殷代始祖,高辛氏的儿子。 司徒:官职名,主管教育,相当于现代社会的教育部长。 传说在尧舜时代有一农官,名为后稷。教百姓耕种收割,种植庄稼,人类才得以生存繁殖。但是光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安逸却没有教化,不明白做人的道理,那就近似于动物了。所以尧舜帝很担心,便派契担任司徒一职,教导百姓,教的便是这五种伦常教育。学者学的也就是这些。 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 学习也要讲究方法和顺序,以下五点: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首先,要博览群书,要广泛的学习,遇到不懂的问题要提出来。问题解决后,要谨慎认真的思考,要学会明辨是非,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最后便是实践履行,对于所有的嘉言懿训都应当实践笃行,不能只是空谈。

学、问、思、辨,所以穷理也。 句子选自《礼记.中庸》。文章旨在教人如何做到真诚,其中所讲的方法对后人的治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世接物,亦各有要。 若要实践履行,要切实去做的事情,则从涵养德性以提升自身的品德修养到处世接物,都各有要点。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言忠信,行笃敬。言语要忠厚诚实,做事要忠厚切实慎重。 惩忿窒欲出自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君子以惩忿窒欲。“ 惩:阻止。窒:压抑。意为要收敛,要防范,要平息愤恨,克制情欲,端正个人品德。 迁善改过:改正过失,走上正途。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此句出自董仲舒,在《汉书》和《春秋繁露》中均有不同记载。意为:匡扶正义不是为了获取利益,传播和广布真理也不要计较功劳和名声。这是处事要明白的道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出自《论语》。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也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要推己及人。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出自《孟子》。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对别人好却得不到回报,那就要反问一下自己了。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的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会归服。

宋代书院中的师道精神

【摘要】在书院教育史上,宋代书院以其开创性和纯粹性,成为“书院精神”的象征。尊严师道、敦品砺行的师道精神,是其重要表征,也是唐、宋文化嬗变的历史产物。宋代书院不仅以明道、行道、修己安人为基本教学宗旨,同时也集山水名胜与人文景观为一体,处处闪烁着诗情乐感的教育光辉。 【关键词】宋代书院师道精神【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在宋明教育史上,书院的地位十分突出。清末,章太炎总结中国学术与思想史,崇私学、抑官学,论定“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从那时起,视私学和书院为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集中体现,几乎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家之通论。此论可能有所偏颇,不过与其他教育组织形式相比,书院更能体现传统教育精神,则是不争的事实。在书院教育史上,宋代书院又以其开创性和纯粹性,成为“书院精神”的象征。宋代书院之教育精神不一而足,尊严师道、敦品砺行的师道精神,是其重要表征。 宋代学者扭转了汉唐以来日趋功名利禄的风气,追求体现人性尊严的社会秩序 尊严师道,本来就是原始儒学的重要理念。汉人尊经,因而尊师。魏晋之后,师道衰落,随着经师地位的下降,儒学的价值信仰体系遭到挑战。于是,韩愈的《师说》应运而生。柳宗元曾这样评价《师说》:“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辱,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开篇即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即以“仁义”为实质的儒学核心价值;“业”,即承载儒学价值精神的经典要籍;而“惑”则同时关联着经籍知识与人生道理。韩愈的尊师重道已蕴含着捍卫儒学“道统”的文化意识。时人目之为“狂人”,表明其思想与行动尚未蔚然成风。 韩愈的未竟之业是由宋儒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在宋代,“道”“道学”“学道”“道统”“道体”等时代话语日渐流行。宋儒崇道宗经,回归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通过重新诠释儒学经典,在贯通天人中,创造性地发现和提炼儒学的根本价值,此即所谓“道”和“体”。他们立此“道”、扬此“体”,具有双重实践关怀。一方面,他们要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发展重新定向,使之从汉唐以来日益沦为功名利禄之学中超拔出来,回归到追求仁道精神、实现人性尊严的内在价值上来。周敦颐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程颐的“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等名言,皆昭示了这一精神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他们要以此“道”引导政治改良、转化社会风气,营造一个合乎仁道精神、体现人性尊严的社会秩序。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的都是这样一种宋学精神。这是崛起于宋代、以寒门庶士出身者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新的角色意识和文化自觉。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唐代宰相念念不忘自己出生的政治世家,而范仲淹的理念中没有这些。他认为士人在世,自己与天下整体连在一起而存在,所以不是从门第出发,而是从作为个人的人格出发,与天下整体相处。这是宋代士人和唐代人在理念上的不同。后来,宋代士人还提出了‘为万世天太平’的口号。他们是以一人所为联系天下国家,及子孙万世的大气概立世的。”内以圣贤自期、敦品砺行,外而得君行道以化万民、开太平,遂成为宋代有志士人的学术与人生理想。 宋代书院教育活动以明道修身、心无旁骛为共同宗旨 倡道学、明道体、重塑道统的过程,也是重整师道的过程。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就具有十分自觉的师道意识。他说,“天地之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道与德则“非师友不可得”,“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 宋儒倡行的师道有两个基本内涵:其一,就道统与治统的关系而言,强调道尊于势,要

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一)

论儒家道统及宋代理学的道统之争(一) "道统"观念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自唐代韩愈明确提出道统说以来,儒家学者在思考儒家与佛、道两家的关系时,道统一直起着明确自我归属的作用。在儒家内部,道统则起着划分学术与学派界线的作用。道统思想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内部动力,同时又对儒学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本文试图以对道统的哲学内涵的分析为基础,来解读宋代理学中道学与心学两派的道统之争。 一、道统的哲学内涵 "道统"一词是由朱子首先提出的,他曾说过:"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与陆子静·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若只谓"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其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朱子语类》卷十九)"《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朱子虽然最早将"道"与"统"合在一起讲"道统"二字,但道统说的创造人却并非朱子,而是千百年来众所公认的唐代的儒家学者韩愈。 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韩昌黎全集》卷十一)。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同上)"道",概括地说,也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者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同上)这个传承系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 自从韩愈提出道统说以来,历来解说道统者都未能超出韩愈道统说的框架,即从"道"与"统"两个方面来理解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后者是历史的。甚至可以说,直到现代,人们对于道统的理解也并未超出韩愈的水平。韩愈以及儒家学者所强调的道统,其哲学上的内涵究竟为何,或者说当儒者强调道统之时其用意如何,这些都尚有待于作出说明。 对儒家道统说进行哲学的分析,可以把儒家的道统归结为三个方面: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 首先说认同意识。当一个儒者谈及道统之时,表明了儒者本人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论语·子张》)这表明孔子以及整个孔门认同的是"文、武之道"。孟子也有两句颇具代表性的话。他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梁惠王上》)"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在这里表明了自己是"仲尼之徒"、"圣人之徒",自己所认同的是圣人之道。认同意识也即是鲜明的立场意识。当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这表明韩愈认同的是儒者之道,他的学术立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而不是佛老的立场上。认同意识对于道统来说是最基本的,没有对于古圣先贤的思想认同,也就无从谈及道统。儒者对于儒家道统的认同,往往是自觉与自愿的。自觉是从理智上对于儒家学说以及价值理想的认同,自愿则是从情感上对于古圣先贤的尊敬与崇奉。 其次说正统意识。正统意识的发生是由于儒家内部多个学派或学术分支并立的情况下,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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