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一.郭沫若

(一）狂飚诗人·戏剧家·革命家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尚武，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沙湾镇。自小聪颖好学，充满叛逆精神。1914年赴日本留学，先是学医，后弃医从文，组办创造社,从事新文学工作。

郭沫若是五四时期的狂飚诗人,他的《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他又是个戏剧家，从20年代开始从事历史剧写作，４０年代创作的《屈原》等堪称历史剧的峰巅的作品。他的史剧理论推动着中国现代历史剧走向成熟。

郭沫若早期是个泛神论者，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倡导革命文学，并投身革命，他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抗战，以及民主运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早期文学思想

１.泛神论哲学观：人与自然精神相通

２.浪漫主义文学观：主情主义——自我表现——自然流露——形式自由——社会职能

二.《女神》等诗集

诗集：《女神》、《星空》、《前茅》、《恢复》、《瓶》。（一）《女神》

1.五四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A 破坏与创造精神：《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

B 爱国主义精神：《炉中煤》等

C.个性解放：《天狗》等

D.劳工神圣精神：《地球，我的母亲》等

E.力的精神：《太阳礼赞》、《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

2.艺术成就

Ａ浪漫主义杰作：直抒胸臆，热情奔放；想象奇特，构思宏伟；气势壮阔，诗风豪放。

Ｂ全新的自由诗体：形式“极端自由”，不拘一格，诗歌节奏统一于情感的节奏。

3.分析代表作《凤凰涅槃》

诗意：民族觉醒的诗的宣言，破坏与创造精神的理想表现，万物和自我融汇一体的泛神论思想。

艺术：浪漫主义的瑰奇想象；

传说与理想合一的象征（凤凰象征着祖国、青年、我，“火”象征着革命）；

自由奔放的形式与谐美的节奏。

4.《女神》与外国文学

Ａ泛神论哲学：郭沫若从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哲学中接受了泛神论。“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神。”泛神论强化了《女神》的人与自然合一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个性解放、反对偶像的精神。

B 惠特曼诗风：郭沫若从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中找到了诗情喷火口。他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

(二)从《星空》到《恢复》

1.诗集内容概述

A 《星空》：“五四”退潮期的苦闷和彷徨

B 《前茅》：革命时代的“前茅”

C《瓶》：恋情的剖示

D《恢复》：第一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诗集

2.诗风的改变

A 由泛神论到阶级论

B 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

三、小说与散文

（一）小说探索：

1.寄托小说：《牧羊哀话》

2.自叙传小说：《漂流三部曲》，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三部曲”形式

3.意识流小说：《残叶》，新文学中最早运用意识流手法的作品

（二）抒情散文

1.自传性散文：《芭蕉花》,《铁盔》等

2.散文诗：《路畔的蔷薇》等

四、《屈原》等历史剧

《三个叛逆的女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

（一）浪漫主义史剧观

1.“失事求似”观:求似，传达真正的历史精神；失事，在历史框架内大胆虚构。

2.“借古讽今”观：在历史精神与现实时代精神之间找到契合点。

3.“诗情”观：历史剧应有诗的灵魂、诗的意趣、诗的韵律。

（二）分析代表作《屈原》

1.悲剧主人公：屈原

A、爱国者的悲剧:屈原爱国爱民的坚定立场、合纵抗秦的正确主张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主降派靳尚、郑袖的陷害和昏庸的楚怀王问罪中遭到了“毁灭”。

Ｂ、高尚者的悲剧：屈原忠贞高洁、光明磊落，在邪恶势力的造谣中“身败名裂”。屈原是民族灵魂的化身。皖南事变后,“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郭沫若语）

2.浪漫主义史剧特色

特色之一：以情用史人物理想化——屈原潜到汉北以图再起。史实虚构——弟子婵娟，郑袖陷害屈原，宋玉背叛恩师。

特色之二：以情写戏情节线索与情感线索双向推进，同步发展。第一幕交待人物关系；第二幕出现冲突高潮，由郑袖陷害而激起屈原愤怒情绪，接着是城外交锋，南后下毒，冲突层层推进，情节推向高潮，感情也推向大爆发。这里，情节设置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物诗意地展现内心世界。

特色之三：以情写人屈原既是历史人物，又是作者自己。作者明确说：“屈原就是我。”屈原是作者感情的喷火

口。

论郭沫若《女神》的语言艺术风格

黔南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毕业论文题目：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分校（站、点）：年级：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完成日期：

目录一、时代背景................................................................... .. (1) 二、作者创作经历................................................................... .. (1) 三、作品介绍................................................................... . (1) 四、《女神》的艺术风格................................................................... . (1) （一）、语言的艺术风格................................................................... .. (1) 1、豪放诗歌先驱................................................................... . (2) 2、火山喷发式的抒情模式................................................................... .. (2) （二）、新奇优美的艺术风格---浪漫主义特色 (2) 1、开创新生................................................................... . (2) 2、甘于奉献................................................................... (3) 3、赤子之心................................................................... . (3) 4、浴火重生................................................................... . (3) 五、中西合流的创作艺术................................................................... .. (3) （一）、形式上的中西合流................................................................... . (4)

郭沫若游学家书中的交通文化_张建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巴蜀交通与巴蜀文学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１１ＸＺＷ０１７）阶段性成果。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１４作者简介：张建锋（１９６５－），男，重庆人，硕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郭沫若游学家书中的交通文化张建锋（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成都610106）摘要：郭平英、秦川编注的郭沫若游学家书收录１９１２年６月至１９２３年１月书信６８封，跨度为十年半。这些书信写于国内的成都、武汉、天津、北京和日本的东京、冈山、福冈等地，书信的内容及投递信息反映了民国初期的交通路线、交通工具和邮政状况，成为珍贵的交通文化史料。从郭沫若游学家书的个案，可见当时中国交通之一斑。关键词：郭沫若；家书；交通文化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２２５（２０１３）０３－００２２－０４郭平英、秦川编注的《敝帚集与游学家书》收录了郭沫若68封寄给父母、兄弟的书信，时间从1912年6月至1923年1月，跨度为十年半。这些书信写于国内的成都、武汉、天津、北京和日本的东京、冈山、福冈等地，是郭沫若离开家乡四川乐山，在外求学期间。除了能够“了解郭沫若青年时期的志向抱负、生活履历、学业成绩，还有生活趣味、家庭亲情”[1](P335) 之外，也能反映当时的交通路线、交通工具和邮政状况，成为珍贵的交通文化记录。本文结合郭沫若的回忆《初出夔门》对此进行论述。一、郭沫若出川留日的交通路线 1913年6月，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来四川招生，录取了6名考生，郭开贞（郭沫若本名）是其中之一。郭沫若因此出川到天津。郭沫若从成都出发，到重庆后，于1913年10月17日在给父母的信中写到：“男第八号由成都出发”，“是日即宿茶店子。九号由小东路进行，宿龙泉寺。十号宿乐至县。十一号宿遂宁县。……十二号在遂宁暂息一日，因由此地下重庆时，当由水路进发，换轿觅舟，不免少延时日也。十三号晨下船，是夜抵东安县。十四号抵合川县，即从前合州。嘉定傅说之现在代理该县知事，故次日（即十五号）于合川复住一日焉。……十五号夜仍归宿船中。次晨（即十六号）复发，舟行二百余里，不到重庆三十里处宿焉。今晨八钟已抵重庆矣。在途共计十一日”。[1](P175)这封家书反映了当时由成都至重庆的一条交通路线及其路程、行程时间。信中所谓“小东路”或者“小川北路”，与通常说的“东大路”有别。当时的东大路是出成都东门，再经过简州（即今简阳）、资阳、资州（即今资中）、内江、隆昌、荣昌、永川、江津等地到重庆，路较宽阔，行路不难，但路程较远，费时要十多天。郭沫若在《初出夔门》中对不走东大路的原因作了说明： “因为军事初停，东大路的匪风甚炽，便选了小川北路，由简阳经过乐至、遂宁、合川等地，乘船由涪江南下以入重庆，也同样费了十天。” [2](P323) 郭沫若陆行到遂宁后，改为水路由涪江而下，所经东安县（今潼南县）为民国元年新建县，治所梓潼镇。民国二年废省改道，东安县隶川北道潼川府。民国三年，川北道改名嘉陵道（道治阆中），东安县因与广东、湖南两省县名重复，又定名不久，地在潼川府之南故更名潼南县。郭沫若由重庆走水路沿川江航线东下，乘坐的是当时川江上唯一的轮船“蜀通号”，该船只能开行到宜昌。到宜昌后郭沫若换乘外国船到汉口，于1913年11月3日在给父母的信中写到：“卅一号抵宜昌后，是夜即上大亨轮船。十一月一号夜开发，行两日夜，已于今午抵汉口矣。”[1](P177) 郭沫若在《初出夔门》中回忆写到，他们一到宜昌，便“到日本邮船会社去买了当天午后要开赴汉口的XY 丸的统舱票。当天下午，十几个小川耗子就跟虾蟹一样，一个二个被那从黄海以外凫来的庞大的水栖物吞进腹里去了。”“由宜昌至汉口的三天，的确是成了虾蟹。”[2](P327)可见当时从宜昌至汉口行程三天，日本轮船已有长江航路。据《中国日本交通史》载，除了汉口至宜昌线，还有上海至汉口线、宜昌至重庆线、汉口至湘潭线、汉口至常德线等。[3]郭沫若的家书反映了当时长江航运的路线、行程及航郭沫若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３期（总第１０５期）生平思想研究 * DOI:10.16142/https://www.360docs.net/doc/4516471744.html,ki.gmrxk.2013.03.018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卓越超群的文化伟人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卓越超群的文化伟人，在文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广阔的学术领域里留下丰厚遗产，影响深远。与其笃实的学养一脉相通，郭沫若在书法艺术方面同样成就璀璨，在现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郭沫若在书法艺术上的探索与实践历时70余年。青年郭沫若的书法得到社会承认，始于辛亥年间。10年以后，他的著名诗集《女神》等作品集问世，使其书体在更广泛的读者面前显露风采。20年代末，郭沫若旅居日本，由金文甲骨入手，以字辩史，借史鉴今，谙熟了祖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创立了古文字研究的科学模式。1937年归国抗战，在民族危难之中，其诗词创作常与书法相结合，翰墨间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重的国事之余从事了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他慷慨为人，博识广闻，为全国各地名胜古迹、工矿学校、以及社会各界、海内外友人留下难计其数的辞章墨宝。其书法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少有出其右者。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八字要诀。其书体既重师承，又多创新，展现了大胆的创造精神和鲜活的时代特色，被世人誉为“郭体”。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洒脱，运转变通，韵味无穷；其楷书作品虽然留存不多，却尤见功力，气贯笔端，形神兼备。郭沫若作为苏轼以后四川又一大文人，其书法成就直堪与东坡媲美，为世所重。东坡书法向来受到书法界重视，为宋代尚意书风代表。郭沫若书法从宋四家出来，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宋四家意味，但又个性突出。苏东坡书法曾被黄山谷戏为"石压蛤蟆"，但其横向取势的结体，实际从隶书而来的书法史上就已有历史，与黄山谷书法取纵势截然不同。正如秦效侃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字之结体汉唐即有横纵二种。黄纵苏横，不必是病。"沙孟海先生以"斜划紧结"与"横划宽结"概括之。郭沫若书法与东坡书法同属于横画宽结一类。郭沫若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书写了大量书法作品，同时，与马衡、常任侠等人进行了江北汉墓的试掘，发现"富贵"等字砖，为保护文物做出了贡献。由于他当时任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了一大批文学美术书法界人士，为繁荣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郭沫若的书法研究，可以从他对甲骨、金文研究开始计算，成果丰硕。到六十年代，郭沫若与高二适等人展开《兰亭》真伪大讨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极大地推动了书法研究的深入，带来了书法事业在"文化革命"时期的发展。这些成就，尤其是后期兰亭论辩中的数篇论文，无疑都充分地反映了他深厚的学养。一生大风大浪中过来的郭沫若，在其书法里头，充分表现出其大学者、大文豪风范：每幅作品，无论长篇巨制，抑或短笺小札，用笔都十分肯定、果断，没有犹豫与迟疑；书写内容多自作诗词，无论旧体新体，都富有时代气息；对古典书法有过广泛深入的学习与探究，深得苏东坡、颜真卿神韵。郭沫若学习书法，不象一般人兀兀穷年专于一家而难有自家面目，而是从一开始便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非以自身作为先人奴隶，而是化他人为己用，独具风骨。

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特色

内容摘要《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1921年8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发行，以其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轰动于世，开创了一代革命的诗风，是中国白话新诗的真正奠基之作。《女神》分为三辑，含《序诗》在内，共57篇作品，是五四高潮时期的产物。第一辑是三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合称“女神三部曲”，主要是歌颂反抗专制独裁，创造民主和平的“女神”这一圣洁形象。第二辑共30首诗，写得雄深豪放，气度不凡。开篇《凤凰涅盘》是诗集中最长，同时最能体现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首诗。它以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借凤凰自焚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包括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从“凤凰”这一艺术形象身上，体现了诗人与祖国的同一命运，成了五四时代精神的号角。《炉中煤》的副题是“眷念祖国的情绪”全诗四节，用的都是十分巧妙的比喻，倾注了对祖国的深挚怀念之情，表达了诗人甘为祖国献身的决心。《女神》中还有不少诗篇歌颂大自然的伟力，大自然常动不息的伟大力量同诗人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股铲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洪涛。第三辑23首诗，不如一、二辑那样情绪高昂，反映了诗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女神》在形式上的创造《女神》实践了郭沫若自己关于“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创作主张，使诗的形式得到了完全的解放。《女神》不追求任何一种固定的现有的格式，任凭感情驰骋，自然流露，依据内在的感情节奏，自然地形成诗的韵律。它的五十余首诗，每首诗都是一种新的格式。《天狗》诗句短促；《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有一种割不断的绵绵情意，正好适合表现眷念之情；《凤凰涅磐》的诗句参差不齐，长短并用，富于变化，或长吁，或短唱，节奏感十分强烈，表现出一种悲壮气氛。《女神》的艺术网络是多样化的统一。《女神》突出的艺术特色是它的浓郁的积极浪漫主义气息。在《女神》中，诗人不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绘现实，而是依照自己的主观想象、理想和热情去状写生活；对理想和未来的狂热追求与赞颂多于对黑暗腐败现实的冷静细致的刻画。但是，《女神》的浪漫主义并不是脱离现实的，而是植根于现实土壤之中的。它那种毁坏一切、创造一切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完全表达了“五四”时期人民群众，特别是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如果说鲁迅以他战斗的《呐喊》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础，那么，郭沫若则以他反叛、创造的《女神》开辟了中国现代诗歌的新天地。《女神》创作想象之丰富奇特，抒情之豪放热烈堪称诗界一绝。它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浪漫主义艺术色彩将是照彻诗歌艺术长廊的一束耀眼光芒；它的灼人的诗句就像喧嚣着的热浪，轰鸣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的最强音。关键词：浪漫主义精神、郭沫若“五四”时期诗中有史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目录一、《女神》的艺术风格——浪漫主义精神

郭沫若墨学研究析论(一)

郭沫若墨学研究析论(一) 摘要：墨学研究是郭沫若学术生涯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他对先秦墨学作了较为系统地研究。然而，他除了对墨家的救世的精神稍加肯定外，几乎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从孔、墨比较出发，认为墨家代表秩序的守成者。至于《墨经》，郭沫若从经典解读入手，认为其中包含着观点完全对立的两派，代表着墨家后学不同的派别。郭沫若墨学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但时代政治的背景影响着其研究的学术价值。关键词：郭沫若；墨学；唯物史观郭沫若与墨学的机缘可以从20世纪二十年代算起。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出版《墨子学案》一书，给墨学以较高的评价，郭沫若以其敏锐的学术视角写了篇具有论争性质的文章《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四十年代，他又在《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论着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关于墨学的看法，表达了独特的学术观点。墨学研究是郭沫若学术生涯中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自他的第一篇墨学文章《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到20世纪四十年代的有关墨学的文章，对墨学的看法上已经有很大不同。他后来谈到自己在20世纪二十年代对墨学的看法时说：“对于墨子我从前也曾讴歌过他，认为他是任侠之源。《墨经》中的关于形学和光学的一些文句，我也很知道费些心思去考察它们，就和当时对于科学思想仅据一知半解的学者们的通习一样，隐隐引以为夸耀，觉得声光电化之学在我们中国古人也是有过的了。”1]（488）过，后来，郭沫若对墨家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在1929年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指出墨家宗教是“反革命”。四十年代，他对墨学的看法更加系统化，否定的态度也更明确：“我认为他纯全是一位宗教家，而且是站在王公大人立场的人。前后看法的完全相反，在我是有客观根据的，我并没有什么‘偏恶’或‘偏爱’的念头。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说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1](493)郭沫若的墨学研究的重点篇章在四十年代发表，我这里所要论及他的墨学研究以四十年代的研究为准。一 20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在当时学术界颇具影响的著作，其中有些篇章对《墨子》思想作了深入大胆的研究和评判，特别是在《墨子的思想》、《孔墨的批判》、《名辨思潮的批判》、《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等论文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对墨学的有关看法和基本观点。郭沫若的墨学研究是以他称之为《墨经》作基本材料的。有必要指出，他所说的《墨经》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而是我们所说的反映墨家十项主张的那些篇文章，包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那一组文章。他认为，讨论墨子的思想，不应超越这些文章的范围。墨学十论，究竟哪些是其思想的根本观念，研究者们观点不尽相同。郭沫若明确指出：墨子有“天志”以为他的法仪，这是他一切学术思想的一根脊梁。抽掉了这条脊梁，墨子便不能成为墨子。墨子的“天志”，是天老爷之意志，也就是“天下之明法”，也是他的规矩，就如没有规矩不能成其为轮匠一样。墨子信仰上帝，更信仰鬼神，上帝是宇宙中的全能全智的最高主宰，鬼神要次一等，是上帝的辅佐。上帝鬼神都是有情欲意识的，能生人，能杀人，能赏人，能罚人。这上帝鬼神的存在是绝对的，不容许怀疑。2](464)郭沫若批评了那些认为墨子的“天志”是“神道设教”的观点，认为“神道设教”是儒家的做法。由此他指出，墨子是一位宗教家。其根本思想是天志、明鬼。他是把殷、周的传统思想复活了。他是肯定了一位人格的天，自然也肯定了鬼神。2](361)墨子的兼爱、尚贤、非攻、节用等等学说都是以这天鬼为规矩而倡导出来的。不过，郭沫若认为，墨子虽然是宗教家，但并没能够创立一个宗教。他从地理环境分析了墨子没有能够创立宗教的原因。1](111-112)我认为，单纯从自然环境来说明宗教起

郭沫若

郭沫若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汉族，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中文名：郭沫若出生地：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别名：郭开贞（原名）出生日期：1892年11月16日国籍：中国逝世日期：1978年6月12日民族：汉族诗集：《女神》、《星空》、《瓶》、《前茅》《战声集》等。散文：《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等。戏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武则天》等。《浮士德》、《郭沫若全集》等。名言： 1．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 2．我们只愿在真理的圣坛之前低头，不愿在一切物质的权威之前拜倒。 3．人世间，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东西实在没有，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逝。最可贵的东西却不甚为人们所爱惜，最易消逝的东西却在促使它的消逝。谁能保持得永远的青春的，便是伟大的人。

郭沫若与芭蕉花郭沫若小时候很淘气，但是很孝顺。有一次，他的妈妈得了一种“晕病”，郭沫若不知从哪儿听说芭蕉花可以治这种病，就想弄一株来。可市面上这种花卖得很贵，并且难得一开，于是他就和哥哥一起跑到一座花园内找这种花，恰好那座花园里的芭蕉开了一朵大黄花，郭沫若和哥哥把花偷偷地摘下来送给了妈妈。妈妈虽然知道郭沫若这样做是孝顺她，可是儿子的行为让她很伤心，便教育了他一番，叫他以后要诚信做人。从此，郭沫若再也不偷拿别人的东西了。郭沫若一直牢记在心，直到后来成为中国的大学问家，也未曾忘记。改诗救少女 1962年秋天，郭沫若到南海普陀山游览。在梵音洞他拾得一个笔记本，打开一看，扉页上写着一联：“年年失望年年望，处处难寻处处寻”；横批是“春在哪里”。再翻一页，竟是一首绝命诗，且署着当天的日子。郭老看了后很着急，马上叫人寻找失主。失主终于找到了，是一位面色忧郁的姑娘。她叫李真真，因三次考大学落榜，加上恋爱受挫，于是决心“魂归普陀”了。郭老耐心开导她，对她说：“这副对联表明你有一定文化水平，不过下联和横批太消沉了，这不好，我替你改一改，你看如何？”姑娘点头，郭沫若便改道：“年年失望年年望，事事难成事事成”；横批：“春在心中”。姑娘听了感佩不已。心想眼前这位长者一定是位有学问的首长。他把自己的心事都倾吐出来。郭沫若听了，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下署“蒲松龄落第自勉联”。李真真仔细阅读，好像见到了楚霸王破釜沉舟大破秦军的壮烈场面；又好像看见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雪耻的一幕；还想到蒲松龄落第后意志不消沉而发奋创作了不朽杰作《聊斋志异》……这副对联不正是“事事难成事事成”的最好注脚吗？姑娘请郭老为这副对联签上名。待郭老写上“郭沫若，六二年秋”几个字后，姑娘才惊喜地知道眼前这位首长就是大文豪郭沫若啊！她激动地表示要永记教诲，在人生道路上奋勇前进，李

论郭沫若

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摘要】郭沫若《女神》的艺术表现形式体现出了五四时代的“暴躁凌厉”，构成了紧张激烈的节奏与激昂的音调，其成就是突出的。《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女神》的艺术风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借鉴、创新；二、感情基调——率直、明朗、壮阔、奔放；三、意象特征——雄浑、明丽；四、语言特色——节奏韵律激昂、高扬、语言色彩鲜亮、明丽；五、《女神》具有浪漫主义的特征。【关键词】郭沫若《女神》艺术风格《女神》出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尽管在《女神》出版以前已经有新诗集出现，但真正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一个新天地的，除《女神》外，在当时却没有第二部。郭沫若实在是中国的第一个新诗人，《女神》实在是中国的第一部新诗集。《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五十六首。分为三辑。第一辑是三个诗剧：《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第二辑分量最重，包括《凤凰涅槃》、《天狗》、《炉中煤》、《晨安》等代表性诗篇；第三辑大部分是小诗，并且多为诗人早期的作品。因此，如果从写作时间顺序看，倒是第三辑的一部分诗该排在前，第二辑次之，第一辑的诗剧在最后。这些诗的特点之一，是气象宏大。诗人不像五四初期胡适等白话诗人那样仅仅在身边日常生活小景致中发掘诗意，他感兴趣的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壮丽图景、辉煌的事业、杰出的英雄和绚丽缤纷的传说。在这些诗作中，几乎到处可见“无限”这样的字样，“无限的太平洋”，“无限的大自然”，“茫茫的宇宙”……而在这宏伟景象之间，屹立着“人”。郭沫若状摹山川之雄伟，时间之悠长，并不是为了反衬人的渺小、软弱和生命短暂。虽然诗人曾品尝过现代主义文艺的汁液，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浪漫主义文学营养，而五四时代的历史要求，又是那样强烈地呼唤着“人”的觉醒，因此，与宏大自然意象和谐，《女神》第二辑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也大都是巨人的形象。他“立在大海尽头紧觑着”太阳，“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甚至可以吞掉日月星辰和整个宇宙。而在表现“人”的个性张扬的同时，郭沫若也描叙了“人”的蜕变，新生的过程。这突出表现在长诗《凤凰涅槃》里。长诗的前半部分，以凤与凰的对唱，对社会、人生、宇宙提出质问，情绪忧愤，颇类屈原的《天问》。随后，以壮烈场面展现了凤凰的自焚，诗的后半部分，则欢快明朗地欢呼凤凰在烈火中更生，更生的是凤凰，也是诗人，同时，也象征着中华民族。诗人自己曾说：“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

郭沫若名言名句大全_名人名言

郭沫若名言名句大全 1、什么是天才！我想，天才就是勤奋的结果。——郭沫若 2、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郭沫若 3、绳可锯木断，水可滴石穿。苦干加巧干，坚持持久战。——郭沫若 4、一万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泛交，抵不过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知心。——郭沫若 5、读一切深邃的书都应该如是：第一，要用自己的能力去理解；第二，要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评。——郭沫若 6、生死本是一条线上的东西。生是奋斗，死是休息。生是活跃，死是睡眠。——郭沫若 7、形成天才的决定因素应该是勤奋。……有几分勤学苦练是成正比例的。——郭沫若 8、一个历史人物，不是单靠个人主观努力就能形成的。因为人是社会动物，不能脱离社会。——郭沫若 9、青年需要经受各种锻炼。所谓百炼成钢，在暴风雨中成长，就是这个道理。希望不经过困难、波折、轻而易举地成名，那是不长进的，没出息的幻想。——郭沫若 10、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我崇拜炸1 / 4

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郭沫若 11、文学是社会现象经过创造过程的反映；反过来，社会要受到文学的创造性的影响被塑造。社会向文学提供素材，文学向社会提供规范。——郭沫若 12、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的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郭沫若 13、我们不仅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我们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郭沫若 14、多读名家著作，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同样是必要的。——郭沫若 15、韬略终须建新国，发奋还得读良书。——郭沫若 16、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郭沫若 17、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郭沫若 18、若无松柏志，超越不为高。——郭沫若 19、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郭沫若 20、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优惠的友情，得到仁惠的友情。——郭沫若 21、我们只愿在真理的圣坛之前低头，不愿在一世物质的权威之前拜倒。——郭沫若 22、人世间，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东西实在没有，然而青春也最容2 / 4

中国文化的巨人郭沫若

中国文化的巨人郭沫若（二）从《星空》到恢复 1、诗集内容概述 A、《星空》：“五四”退潮期的苦闷与彷徨 B、《前茅》：革命时代的“前茅” C、《瓶》：恋情的剖示 D、《恢复》：第一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诗集 2、诗风的改变 A、由泛神论到阶级论 B、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郭沫若《女神》 ◆《女神》共分为三集。第一集3篇，是歌德式的诗剧，有《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都取材于历史。第二集《凤凰涅槃》30篇，是惠特曼式的，充满着激情和狂飚突进的时代精神的作品。第三集《别离》等23篇，大部分是表现作者内心世界的抒情诗。《女神》出现于1921年的诗坛上，犹如黑暗中的一把火，暮天中吹响了雄壮的号角。 ◆郭沫若的《女神》，“比谁的诗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在内容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完成了所谓人的自觉，在形式上，摆脱旧诗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这就是当时所要求于新诗的。这就是五四精神在文学上的爆发” 。 (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女神与“五四”精神 ◆《女神》出版于1921年，以崭新的内容与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诗人对诗的本质的强调，以及诗的个性化的问题的提出，标志着对诗歌艺术认识的深化。作品的抒情主人公的“大我”形象，集中表现了五四个性解放的要求。 ◆《女神》体现“五四”时代精神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破坏与创造精神：《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等 2、爱国主义精神：《炉中煤》等 3、个性解放：《天狗》等

4、劳工神圣精神：《地球，我的母亲》等 5、力的精神：《太阳礼赞》、《站在地球边上放号》等一、洋溢着诗人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 ◆“五四”以后的中国，在郭沫若心目中，“就象一位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犹如“爱人一样”。诗人写了许多诗篇，表达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 ◆《炉中煤》诗人把祖国比作一个自己爱恋的“年青的女郎"，把自己比作炉中煤： ◆啊，我年青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为了祖国的新生，诗人还甘愿象炉中煤一样，燃烧尽自己，在这里，诗人表达的是赤子的赤诚之心。《炉中煤》（一）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二）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你该不嫌我黑奴的卤莽？要我这黑奴底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三、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塑造抒情主人翁的“大我”形象，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郭沫若是最喜欢歌唱“自我”，而且也是最善于歌唱“自我”的诗人。《女神》中“开辟洪荒的大我” 是诗人自我灵魂、个性的真实袒露，也是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国民族的自我形象， ◆郭沫若把“我”，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女神》中到处都站立着一个巨大的 “我”，它象“烈火一样地燃烧”，象“大海一样地狂叫”，象“电气一样地飞跑”。 ◆在诗剧《湘累》中，诗人借助屈原之口，大声疾呼：我的诗便是我的生命!……我

读沈从文《论郭沫若》

郭沫若。这是一个熟人，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对于这个人的作品，读得很多，且对于这作者致生特别兴趣，这样在读者也一定有的。从“五四”以来，十年左右，以那大量的生产，翻译与创作，在创作中诗与戏曲，与散文，与小说，几几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坏，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那词藻的美，是在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若是我们把每一个在前面走路的人，皆应加以相当的敬仰，这个人我们不能作为例外。这里有人可以用“空虚”或“空洞”，用作批评郭着一切。把这样字句加在上面，附以解释，就是“缺少内含的力”。这个适宜于做新时代的诗，而不适于作文，因为诗可以华丽表夸张的情绪，小说则注重准确。这个话是某教授的话。这批评是中肯的，在那上面，从作品全部去看，我们将仍然是那样说的。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而那情绪，是诗的。这情绪是热的，是动的，是反抗的，……但是，创作是失败了。因为在创作一名词上，到这时节，我们还有权利邀求一点另外东西。诗可以从华丽找到唯美的结论，因为诗的灵魂是词藻。缺少美，不成诗。郭沫若是熟习而且能够运用中国文言的华丽，把诗写好的，他有消化旧有词藻的力量，虽然我们仍然在他诗上找得出旧的点线。但在初期，那故意反抗，那用生活压迫作为反抗基础而起的向上性与破坏性，使我们总不会忘记这是“一个天真的呼喊”。即或也有“血”，也有“泪”，也有自承的“我是XX主义者”，还是天真。因为他那时，对社会所认识，是并不能使他向那伟大一个方向迈步的。创造社的基调是稿件压迫与生活压迫，所以所谓意识这东西，在当时，几个人深切感到的，并不出本身冤屈以外。若是冤屈，那倒好办，稿件有了出路，各人有了啖饭的地方，天才熄灭了。看看创造社 ①另外几个人，我们可以明白这估计不为过分。但郭沫若是有与张资平成仿吾②两样的。他虽然在他那初期创作中对生活喊冤，在最近《我的幼年》《反正前后》两书发端里，也仍然还是不缺少一种怀才不遇的牢骚，但他谨慎了。他小心的又小心，在创作里，把自己位置到一个比较强硬一点模型里，虽说这是自叙，其实这是创作。在创作中我们是有允许一种为完成艺术而说出的谎骗的。我们不应当要求那实际的种种，所以在这作品中缺少真实不是一种劣点。我们要问的是他是不是已经用他那笔，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在鲁迅先生一方面，我们是都相信那中年人，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最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这脸不像你也不像我，而你我，在这脸上又各可以寻出一点远宗的神气，一个鼻子，一双眉毛，或者一个动作的。）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长处不是这样的。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他在那不拒绝新的时代一点上，与在较先一时代中称为我们青年人做了许多事情的梁任公先生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收新思潮而不伤食”

郭沫若的代表作

郭沫若的代表作篇一：郭沫若郭沫若先生是文学史上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和历史剧作家，尤其是他的诗集《女神》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1]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力也是举足轻重的，然而学界对其作品和人格的讨论却呈现出两极现象。“两极阅读”是不是绝对的两极，“文学史读法”是否应该对“非专业读法”进行“强制性”引导，本文将试图对此进行讨论。一、“两极阅读”现象产生及产生原因探析 “两极阅读”现象是对郭沫若先生的作品评价出现的两种对立观点的现象，年轻读者对郭沫若的作品没有很大兴趣，评价也不一定高，而文学史的评价却很高。[2]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诸多因素限制的，只有正确了解这些因素，才能客观看待“两极阅读“现象。 1两极阅读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具有时代的隔膜。（1）、郭沫若的诗具有思想的前瞻性，把握其诗歌需从思想内涵去领会。郭沫若之所以能称之为大家，真正走向文学的舞台是由于其在诗歌上的突破和影响力。以收入《女神》的《天狗》为例，初读其作品，就有一种让人狂躁的感觉。“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一样地飞跑”。诗人在反复渲染心中的狂热，预示着一种强烈的爆发力量。而以今天的眼光去看此诗，则无法领会郭沫若在所处时代思想的爆发性。这对以前陈腐的思想造成毁灭性打击。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很普通甚至可以说是落后的，但在当时，却是很难得的。正是情感的渲染，思想的深刻，使他的诗歌在当时具有魅力，特别是在年轻读者中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感悟郭沫若当时的诗歌，应该站在当时当时的高度去领悟。在思想上的差异性解读是形成两极阅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2）、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处于新旧诗体转型的过程中，其诗歌的创作与今天新诗存在差异，故会形成“两极阅读”现象。郭沫若说过：“我所写的一些东西，只不过飞翔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舞的罢了。”[3]由此可见，郭沫若的创作很多只是一时灵感激发，当时创作之际只是依靠满腔激情，并没有注重文辞修饰。如收入《女神》的《晨安》：“……晨安！万里长城呀/啊啊！雪的旷野呀/啊啊！我所敬畏的俄罗斯呀/晨安！我所敬畏的Pio呀/晨安！雪的帕米尔呀/晨安！雪的喜马拉雅呀/晨安！Bengal的泰戈尔翁呀/晨安！自然学园里的学友们呀……”这首诗作读来让人热血沸腾，他选取富有生命力的名词让人如临其境。但可以说没有美感而言，基本是地名的罗列。这是郭沫若有意而为之。当时新旧文体转型，郭沫若的贡献就是要改变旧诗体追寻辞藻华丽、对仗讲究的现象。这在当时是一个突破，也正是因为郭沫若在这方面的探寻和贡献，从而奠定了他在2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历史地位。在新诗日益成熟的今天解读郭沫若的诗歌会形成隔阂，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3）、郭沫若处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中，特殊的时代造就特殊的作品，许多新的意象的使用与今天存在差距。正确解读其作品，必须设身处地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中。如在《晨安》中：“晨安！太平洋呀！太平洋上的诸岛呀！太平洋上的扶桑呀/扶桑呀！扶桑呀！还在梦里裹着的扶桑呀/醒呀！Mesame呀/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诗人就选取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特定意象，尽情地召唤时代的光明使者。这在当时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如果不能置身于当时去考虑，当然无法领悟诗歌的魅力，对其作品自然就会发生误解。 2、“两极阅读”现象的产生是因为对郭沫若人格的怀疑，从而产生对其文格的质疑。（1）正确看待郭沫若人格流变及其文学史地位。对郭沫若先生的文学史地位的评定主要是其诗歌创作在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和其历史剧作，但是在其人格上却历来有许多质疑。主要体现在信仰中人格问题，关键时刻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对革命信仰不坚定；信用中的人格问题，他答应鲁迅和他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进攻”，但随即在其出版的《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中就出现了围攻鲁迅的文章；婚姻家庭中的人格问题，为了自

论郭沫若之屈原研究_舒梓剑

2017年第8期总第177期 No.8. 2017 Sum 177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论郭沫若之屈原研究舒梓剑1　宋雪松2 (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成都 610059) 摘要：郭沫若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同时也是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系列研究是其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郭沫若站在平民的视角上探求屈原的历史真实与屈原作品文学艺术价值是其屈原研究的显著特色，其次其屈原研究在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张力的同时，由唯物史观所呈现出的跨学科取向，对于当今文史研究也不无启发作用。关键词：郭沫若；屈原；唯物史观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17)0008-000046-03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郭沫若宽博的学术领域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他先后对《诗经》、屈原及其作品、李白与杜甫、蔡文姬及其《胡笳十八拍》、《再生缘》、《袁枚诗话》等古典文学作家、作品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他的屈原系列研究可以说是他建国前在古典文学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本文试从郭沫若对屈原本人与屈原作品两个维度下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评述。① 一、屈原历史价值的新发展屈原作为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其政治主张、以身殉国的价值选择以及其流传至今的楚辞从诞生至今从不缺少各种各样的评判。自《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以来，胡适所提出把整理史料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和把史实考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思想对当时的史学界影响深远。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学术界为了进一步学习胡适所提“科学”，片面的追求“大胆假设”甚至出现了怀疑屈原真实性及其著作权的论断。而郭沫若认为胡适所提的“科学”都只是从只言片语中考证史实，难以更深层次去还原历史的面貌。“屈原否定论”的学术争论，是郭沫若以乾嘉学派的治学态度和史观学家治学理念让这场学术争论得以结束，不仅如此郭沫若在掌握了丰富金文、铭文等原始史料进一步对屈原存在的价值做出了新的肯定，提出屈原新的历史价值即“革命”性。郭沫若首先抓住了屈原时代变革的特征“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在春秋中的鲁国开始蜕变的，但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自战国以后是转入了封建社会了”。[1]基于这个特征，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历史变革伟大时期的背景上，郭沫若认为屈原的“革命性”不仅在于“他站在贵族的身份顺应了奴隶解放时期的潮流”，而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能够把民众的歌声提升到清殿”。[2]其次从人民本位视角出发，肯定屈原“人民”性是站在与同时代历史人物相比较方面展开，这种方式既从历史发展的纵向上肯定了屈原的“革命”的价值也从时代的横向上将屈原的“革命”价值比较出来。宋玉和屈原都是那个时代伟大的历史人物，但郭沫若认为“屈原是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历史价值高于宋玉的原因就在于郭沫若本人研究历史人物的标准就在与人民大众的距离上面，其人民本位的思想是其研究古典文学以及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3]基于这一标准上，郭沫若指出宋玉可以说是忠君但是不能说他是爱民的，“宋玉的忠君思想那刻毫无问题”“但肯定要说他的骨头和屈原的骨头是同样硬的，司马迁是摇头的，而我也始终是摇头的”。[4]“屈宋并列”的评判在郭沫若看来是不成立的，判断的标准重心不在于以才华文学上的造诣而在于与人民的距离，“宋玉就回答出了那个很有名的“曲高和寡”的比喻，他说，老百姓能听懂只是“下里巴人”而他所唱的是“阳春白雪”，甚至超“阳春白雪”的所谓“引商刻羽，染以流微”他把自己比成凤凰，而把老百姓比成麻雀，把自己比成鲲鲸，而把老百姓比成泥鳅，他的妄自尊大的确可观”“而屈原他很知道民间疾苦。看到人民生活的多灾多难而经常叹息至于泪流”。郭沫若以横向的历史人物为对比，突显了屈原的“革命”价值即“爱民”性，指出“同情人民热爱人民这是屈原的基本精神”[5]同时也是唯物史观说服力上的有力诠释。二、唯物史观对屈原作品的“综合性”把握郭沫若对于屈原作品的剖析式研究是在掌握了大量青铜铭文、金文等原始资料，秉承乾嘉学派训诂考据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方法下去进行的文史研究。在郭沫若为代表的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一切文学作品皆为现实的反映”，把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在历史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运用一切科学方法挖掘这层历史“反映”(即找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到达“洞察到内面潜在着的事物之真性与历史的关系”。[6]唯物史观对屈原作品“综合性”把握体现在，第一从楚辞体裁的变化到社会历史价值的把控，第二从时代诗体变化的大众化到史料价值的拓展，第三从屈原文学作品的艺术思想探寻到跨学科史学研究的探求。 1.楚辞体裁的文学变化到史学价值的把控 “凡是意识形态的改革总是跟着经济制度变革而来由奴隶制转移到封建制有之乎也由者，由封建制逐渐脱变便有啊呀吧吗。文字总是在跟随着时代走，而且在跟着言语追”[7]在郭沫若看来文字的改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由桎梏的文字脱去冗杂的文体追求新形式的革命。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指出屈原“他利用了歌谣的自然韵律把台阁体中的四言格调给突破了，屈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给他一个尊号，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位革命白话诗人”，[8]文字体裁变化的动因是时代革命的要求，屈原文字体裁的革命正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他彻底的采用了民歌的体裁打破了周人的雅颂诗体的四言格调，彻底的采用了方言的形式来推翻了雅颂诗体的贵族性，在诗域中屈原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9]郭沫若从楚辞带来的文学体裁革命性的变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相关联，把文学艺术的文体审美带到历史价值维度的纵向上思考得出“屈原所创造出来的骚体和之乎也者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白话诗和白话文，在两千年前的那个时代，也是有过一次“五四运动”的屈原是古“五四运动”的健将”。[10]尽管郭沫若的这个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样一种类比显然有着相当的主观性与简单化”，[11]但以文学史与人类学的关照下去解读那个时期的变化未尝不是对当时历史把控新路径的探索。 2.时代诗体革新的大众化到史料价值的拓展文学体裁上的革命带来的是时代背景下诗体主动权上的革新，郭沫若指出诗体话语权的革新是由“贵族文学”向“平民文学”的诗体转换。“自春秋末年以至赢秦统一天下为止的三百年间，中国文化的那个灿然的黄金时代”“不外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换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12]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认为屈原是接受了这种时代变革带来的潮流变化。其中把楚辞放在时代背景下去探析的学者，在郭沫若之前的梁启超也做过，梁启超把近代科学中的哲学，文艺学，心理学放入楚辞的研究当中去，细致微弱的把握楚辞的情感与屈原的关系，指出“屈子为极端厌世之人”“其自杀的原因，乃是人生问题之不能解决，不堪作者简介：舒梓剑(1995-)，男，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料基本问题研究。宋雪松(1993-)，男，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

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伍世昭作者简介：伍世昭，1962年生，湖南东安人，文学博士、博士后，教授，硕士生导师，惠州学院中文系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长期从事中国20世纪文艺理论批评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广东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课题、惠州社科规划课题等6项。出版专著1部，编撰十一五规划全国文科重点教材1部，参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6篇学术论文为国家权威期刊全文或摘要转载。先后荣获惠州学院"教学名师"、"优秀教师"、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内容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日益关注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问题，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在资料的挖掘与整理、观念方法的出新与对研究对象及其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等方面，将郭沫若早期诗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其贡献显而易见。但遗憾的是，将研究对象孤立起来就事论事式的研究还相当普遍，整体的、系统的研究却不多见；研究视野不开阔；研究方法还未能切合对象的特点和实际；在有些问题上仍存在着人云亦云的现象。因此研究对象所属性质及历史定位问题，还需要重新或从头研究；郭沫若早期诗学建构的真相还有必要进一步逼近；研究对象所蕴涵的理论价值还有待发掘。本书借鉴上世纪2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中外研究成果，着力从整体上探讨郭沫若早期诗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艺思潮、创作实践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力求还郭沫若早期诗学以本来面目；实事求是而不是套用西方现成的理论框架给予对象以真实的定性和历史定位；同时将郭沫若早期诗学作为个案，从其产生与形成中去探讨诗学话语产生与建构的一些规律性现象，为"五四"新文学理论研究提供借鉴，为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提供仍有启示的东西。在人们普遍奢谈文学理论话语权，而扎实的个案研究还相当缺乏的今天，在受到知识分子人格问题讨论的影响，以郭沫若（包括郭沫若诗学）为研究对象的选题日趋减少之际，本文选取历史转折的"五四"时期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作为研究主题，其意义不言而喻。本书用现代心灵诗学来指称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以区分原有的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印象主义、生命美学、情绪写实主义等命名。这样做绝非仅仅出于标新立异，它符合郭沫若早期诗学的实际，足以概括郭沫若早期以诗人特有的方式提出的各种理论命题，同时可以避免上述所有命名方式对西方理论框架或所谓强势话语的认同与臣服。本书在文学理论的意义上使用"诗学"一词，与一般专就诗歌而言的诗学不同的是，它还涉及小说与戏剧。尽管郭沫若在多数情况下将文学当诗或把诗当成文学来谈而不加分疏，而专论小说、戏剧的文字也不多见。本书基于郭沫若前后诗学发生较大变化的实际，将研究对象框限在1914年至1925年之间，这个时间范围之外的材料，如果有助于对问题的探讨，也不惮采用。郭沫若早期心灵诗学是西方文艺思潮、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诗学建构主体所处文化境遇、文学运动（主要是创作实践）诸因素互动的结果。根据对象的这一特点，本书运用比较诗学、文化互释的方法，力求从郭沫若早期诗学与上述四个因素关系的探讨中逼近郭沫若早期诗学建构的真相。比较诗学作为一门学科或方法论，已为文艺理论界所熟知，本书在这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在学科的意义上取其影响研究，某些情况下也涉及平行比较。与一般意义上通用的中西比较不同的是，本书既涉及中西比较，也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内部比较和理论与创作不同活动的比较；而作为方法，将贯穿文章的主体部分（第二、三、四章）：第二章是郭沫若早期诗学与传统文化（诗学）的比较，第三章是与西方文艺思潮的比较（此二章同时亦

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