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不当得利制度浅析

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债法制度，不当得利为有效调整私法上无法律原因的财产变动，平衡受益人与受损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新中国历次制定民法典的尝试中均有所体现。但在2017年《民法总则》颁布之前，见于条文的不当得利规则仅有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各一。其中，《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前者作为一般条款，抽象地描述了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基于此，后者对返还范围稍作明确。显然，上述条文为实务裁量和理论探讨留下了巨大空间。长期以来，法官通常依据“公平”原则或者类推适用其他规定裁判此类案件，许多做法彼此共通，价值取舍类似。本次《民法典》编纂吸收和体现了这些观点，用六个条文对不当得利规则进行细化完善，大大提升了可操作性，充分回应了各界的共同期许。

一、《民法典》对不当得利的规定

1. 《总则》部分

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此前，《民法通则》将不当得利制度规定于第五章第二节“债权”，从立法结构的角度评判，可以推知其为债的发生原因，但并无明确条文对此结论予以固定。《民法典》第118条宣示了不当得利是债权发生的原因之一，填补了逻辑空白，体现了《民法典》的体系性。

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第122条对不当得利制度作了原则性、概括性的界定，和《民法通则》第92条对比，主要修订有二：一是用“没有法律根据”取代了“没有合法根据”。这一变化强调，在不当得利的构成中，评判的侧重并非得利存在违法情形与否，而是得利能不能在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中找到落脚。二是用“有权请求返还”取代“应当返还”，突出了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属性。比较域外先例，我国《民法典》在此采用的处理方式与德国、瑞士、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强调义务的做法截然不同，可以被视为一大创举。

2. 《合同编》部分

第九百八十五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

（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

（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

在总则部分规定的基础上，第985条正文确定的是不当得利的基本构成，为个案认定指示方向。但书部分明确了三种给付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排除情形，是本次《民法典》编纂的新增部分。

第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受损失的人无权请求返还。其规范意旨在于将道德上的义务赋予法律色彩，避免一般的道德理念与法律适用产生不必要的冲突。所谓道德义务，既有全人类共识的，也有特定社会特定国度认可的，不同时期也可能不一。例如，侄子对叔伯在法律上虽无扶养义务，但在道德上则有之。教徒、信徒对于教堂、寺庙的献礼，也属于道德上的义务。这类义务虽符合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的要件，却能切合特定群体的感情需求和朴素认知，甚至受到比法律条文更高的认同与服从，应当予以尊重。

第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受损失人无权请求返还。根据民法理论，债权的内涵既包括请求给付，亦包括受领、保有给付等权能。《民法典》第530条规定：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是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由此可知，对于尚未届期的债务，债权人有权受领并保有债务人的清偿，除非该给付对自身利益有害。换言之，尚未届期的债务并非不存在，而仅仅是债权人不得请求履行。因此，债务人期前清偿的行为不能认定为“于法无据”，债权人亦无得利可言。本条没有涉及对期限利益的处理，在域外民法典中，赞同或否定其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的皆有所见。台湾地区民法专家王泽鉴教授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出发，认为应避免法律关系趋于烦杂，明确规定债务人不得请求返还。这一观点也符合市场经济和日常生活的交易习惯，在实务中值得参考。

第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受损失人无权请求返还。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债务而以清偿目的为一定给付的行为显然属于不当得

利的类型之一，但如果受损一方明知无给付义务仍进行清偿，则纯属咎由自取，《民法典》将此情形明确排除在外。这一方面杜绝了出尔反尔带来的经济成本，也与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之规定遥相呼应，理由和依据清晰充分。

第九百八十六条得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

根据，取得的利益已经不存在的，不承担返还该利益的义务。

第986条规定善意受领人，即不当得利关系中的受益人在利益不存在时不负返还义务，有学者称之为利益不存在规则。确立该规则的原因在于：受领人和给付人，即不当得利关系中的受损人都相信取得的利益具有法律根据，受领人对其可以保留取得利益的信赖应受法律保护。出于保护善意方的立场，法律亦应使此类受领人的财产状态不致因发生不当得利而受不利影响。

第九百八十七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

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

第九百八十八条得利人已经将取得的利益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相应范围内承担返还义务。

相对于第986条，第988条意在将利益不存在的善意受领人和无偿受让利益的第三人区分开来，前者无返还义务，但后者和受损失人之间成立不当得利关系，受损失人有权向其请求返还。结合法理，该条之适用应以得利人正当转让得利为前提；否则，得利人取得的利益应视为仍然存在，不得拒绝承担返还义务。在此情形下，如果受损失人径直请求第三人返还不当得利，则该第三人有权拒绝。此外，当“利益”表现为有体物、股权、知识产权，它们作为交易的标的物已被受让人善意取得时，受损失之人也无权请求该受让人返还。

二、不当得利与其他条文的关系和适用

在《民法典》其他部分，还存在一些条文涉及返还财产。这些条文及其相关制度与不当得利的关系如何，应当怎样选择适用，同样是值得探讨的议题。

1. 与《民法典》第157条的关系

《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单就本条来说，因为无效或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所以受领人自始无权保有给付，财产的所有权也不发生转移，仍归给

付人享有。因此，在给付动产时，成立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在给付不动产且未办理转移登记时，给付人享有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在已办理转移登记时，则由给付人请求予以注销，恢复原有登记，同时请求受领人返还对该物的占有。本条和不当得利的关系在于：不当得利中“利益”的范围是否可以表现为占有、登记等形式？若采否定观点，则上述各情形均和不当得利无关；若采肯定观点，则可成立不当得利。在此观点下，二者发生竞合，给付人可视实际情况主张物权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如果发生折价补偿，给付人则只可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2. 与《民法典》第179条的关系

《民法典》第179条第1款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11种方式，包括返还财产（第4项）和恢复原状（第5项）。如上述，返还财产可成立物的返还请求权、排除妨碍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权利人可选择有利于己的而主张。恢复原状，一般包括返还财产或将损坏的有体物修复如初。毁损之物被恢复原状之后，物权人对于标的物的支配状态如初，其效果与物的返还请求权、停止侵害请求权、排除妨碍请求权的效果趋同。但显然该情形下并不存在“获利”，与不当得利的构成不相符合。

3. 与《民法典》第460条的关系

《民法典》第460条关于占有人返还原物及孳息的规定，与不当得利存在共通之处。无权占有人占有他人之物没有正当权源，占有该物所产生的孳息亦无法律根据，当然构成不当得利，权利人有权请求占有人返还占有物所产生的孳息。在此无论采取何种解释方式，都不能推断本条规定排除了对不当得利的适用，二者因而构成竞合，权利人可选择有利于己的进

行主张。善意占有人如果为维护占有物支出了必要费用，有权在物权人返还占有物或返还不当得利时予以扣除。

4. 与《民法典》第979条的关系

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同属于《民法典》种的“准合同”，第979条对其构成和法律效果进行了明确规定。因此，因成立无因管理而取得并保有的利益具备法律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但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不当得利或无因管理。例如，甲将A房出卖与乙，甲不缴纳增值税，乙代其缴纳。乙在公法上虽有义务向国家纳税，但在法律上对甲并无义务。所以，在成立无因管理的同时，乙也可向甲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三、结语

本次《民法典》编纂为不当得利制度留出专门的一章，对既有的原则性规定进行大幅度细化，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不当得利制度可期继续发展，尤其在扩张返还请求权的排除情形、解决类型化问题等领域尚有不小的探讨空间。这需要学术界和实务界不断探讨，总结可资借鉴的优秀经验，为进一步优化提供参考。

不当得利相关规定

不当得利之诉一、诉讼时效（2年）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绝大多数应适用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即适用《民法通则》第135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2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据此，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行使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二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益人，两个条件要同时具备时效才能起算。二、概念及构成要件不当得利就是指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根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取得的利益。《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基于此项法律规定，在得利人与受损人之间便产生了以利益返还为容的债权关系，即不当得利之债。其中得利人为债务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受损人为债权人，享有请求得力人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 (一)一方面取得财产上的利益。取得财产上的利益，是指因一定事实而增加财产总额。不当得利的成立须以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为首要条件，若仅致他人损害，而自己并未获得利益，即使负赔偿责任，也不构成不当得利。此处的利益，既包括财产的积极增加。财产的积极增加，是指权利的增强或义务的消失，使财产围扩大，如取得所有权、知识产权、所有权上负担的除去等;财产的消极增加，是指财产本应减少却因一定事实而未减少所产生的利益，如本应支出的费用而没有支出，实际上等于增加了财产。 (二)他方受有损失。

指因一定的事实，使他人的财产总额减少。若仅有一方获利而无他方受损，则不能构成不当得利。此处的损失，既包括财产的减少，也包括财产的消极减少。财产的积极减少，是指现存财产的减少。财产的消极减少，是指财产本应增加而未能增加。 (三)取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不当得利的成立，以利益和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条件。即一方受损是他方获利所致。至于损失与利益的围大小是否一致，形态是否相同，在所不问。在返还利益时，利益小于损失的，以利益为准，利益大于损失的，以损为准。超出损失部分的利益，在扣除有关费用后，收缴国库。 (四)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包括法定和意定之债）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是指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可见没有法律的依据，是对于获得利益而言的，并不要求取得权力或财产也无合法依据。如加工人取得加工物的所有权是合法依据的，但他取得的该项利益却无法律上的依据，因此，应按不当得利制度返还该项利益。如果取得利益有法律上的依据，即使相对人受有损失，也不构成不当得利，如赠与。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即包括取得利益时没有依据，也包括利益取得时有依据，尔后该依据消灭。如果买卖被撤销，一方从对方获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对方。三：举证责任关于不当得利案件的举证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一直缺位，法律目前并未对不当得利作出特备规定。构成要件中的前三项证明责任应由权利主人承担举证责任，这点毫无争议，关键在于对第四点，关于有无法律上的依据的证明，争议较大。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相关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4月2日法（办）发〔1988〕6号）

关于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几点思考(三)

我个人的意见倾向于以一年为一个计算单位，在这一年如果你没有主张，从你应当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次日（也就是你主张的最后期限届满的次日），诉讼时效就开始起算。如果第二年你还没主张，同样的，从你应当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次日（也就是你主张的最后期限届满的次日），诉讼时效还是开始起算。那按照这样来衡量，在上述个体工商户甲某的案例里，恐怕甲某前两年的房屋使用权确实已经利益失效，那么乙公司可以在拒绝交给甲某两年房屋使用权的同时拒绝赔偿甲某这两年的损失，可是从第三个年头开始，由于两年的诉讼时效还没届满，（从甲某应该请求到现在，还没超过两年），虽然房子的第三年的使用权没有用了，但是转化成了损害赔偿请求权（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次给付义务），从转化成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次日诉讼时效开始起算。由于诉讼时效没有届满，甲某应该得到第三年、第四年的损害赔偿，从第五年开始，他应该得到这个房子的真正的使用权（也就是跟原给付义务相对应的债权）。换言之，后十一年，个体工商户甲某完全应该有权得到这个房屋的使用权。上述是我对继续性合同债权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的一点思考。（五）合同解除和诉讼时效的适用问题。对合同解除，我感觉到在实务当中还是存在疑问的，我在来深圳之前，还在为辽宁的一个案子写法律意见。该案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由于在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时候，发展商还没有得到国有土地使用权，还没有交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因而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紧接着就判令房屋买卖合同予以解除。这个法官显然不知道无效和解除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制度，合同无效指的是合同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原因，比如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等；而合同解除则不是，解除的对象是一个完全符合法律要求、有效的合同，但是我们要让它提前消灭，而不是寿终正寝。当事人让有效合同提前消灭的行为才叫解除。从法律条文的适用上看，合同解除适用的是《合同法》第93条、94条、95条、96条、97条，而合同无效适用的是《合同法》第52条、58条。适用的法律条文不同，后果即不同，涵义也不同。我们现在说的合同解除就是严格按《合同法》规定的涵义，使有效的合同提前消灭。那么提前消灭有效合同有没有适用诉讼时效的问题？ 1、合同解除本身不存在适用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适用的对象是请求权，主要是债权；而解除合同的解除权是经过双方协商一致产生的，它不是请求权，是形成权。按照分工，形成权是由除斥期间来解决而不是由诉讼时效来管辖，所以解除合同不适用诉讼时效。但是对解除权人有时间上的限制，《合同法》第95条对此作了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也就是说，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合同要在一年内解除，那么解除权的行使要在一年内行使，如果一年届满了，一方再要解除合同，则对方可以抗辩，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所以合同解除不适用诉讼时效，但是适用除斥期间。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则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使解除权的时候起两年。合同解除的期间与诉讼时效的期间虽然都是期间，但两者并不相同，合同解除的期间不能中止、中断、延长，而诉讼时效的期间能中止、中断、延长。合同解除本身应该按照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解除期间来解决；如果双方没有约定，那么就按两年期间来解决而不是按照诉讼时效来解决。 2、合同解除后产生的法律后果及不同法律后果的诉讼时效适用。

民法案例分类集锦(不当得利)

案例1.农民某甲与某肉联厂约定：由肉联厂将其所有的两头黄牛宰杀后，净得的牛肉按每千克7元的价格进行结算；牛头、牛皮、牛下水归肉联厂，再由某甲付宰杀费40元。在宰杀过程中，肉联厂屠宰工人在其中一头牛的下水中发现牛黄70克。肉联厂将这些牛黄出售，每克40元，共得2800元。某甲得知此事后，认为牛黄应当归其所有，遂向肉联厂索取卖牛黄所得的2800元价款。肉联厂认为牛黄在牛下水中，而牛下水按约定是归肉联厂的，因此拒绝给某甲该款。双方发生纠纷。 [问题] 1．两头牛的所有权是否已经转移给了肉联厂? 2．牛黄应归谁所有? 3、某甲能否要回此2800元?法律上的依据是什么? 分析：孳息的归属 1．两头牛的所有权没有转移。由于某甲与肉联厂之间只存在牛肉加工承揽合同，并将牛头、牛皮、牛下水及屠宰费40元作为肉联厂将牛宰杀并加工成牛肉这一行为的报酬，并无约定牛整体转让的意思表示，因此两头牛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 2．牛黄归某甲所有。牛黄是牛的孳息，而不是牛下水的孽息，根据孳息归属的原则，孽息的归属应当与其主物相一致，自然牛黄应当归牛的所有人某甲所有。 3．某甲有权要回2800元。因为牛黄是归某甲所有，肉联厂所得的2800元属不当得利，应当返还。案例2.刘某，以放牧为生，某日突然发现自己的牛群里多了一头大黄公牛，周围的人也无人询问此牛。几天后，其妻劝刘某将此牛卖掉。以免惹出麻烦，刘某便以自己的牛为名，去村委会开出证明，到市场上将牛以1200元的价格出卖给邻村的王某。一天，此牛被失主李某发现，便要求王某返还。王某称牛是从刘某处买的，并有证明为据，拒不交牛。于是李某便找到刘某，要求其返还卖牛所得的1200元。刘某认为牛又不是他偷的，也不是拣的，而是自己跑来的，合理合法，拒不承担责任。李某只好诉到法院，要求刘某返还卖牛所得1200元。 [问题] 1．刘某的行为是什么性质的行为? 2、法院是否应支持李某的诉讼请求? 分析：不当得利及其效力 1．刘某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上的根据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的行为。本案中，刘某见自己牛群里多出一头牛后，故意占为已有，没有合法根据，并以非法手段骗得卖牛证明卖掉此牛，取得不当利益，属于不当得利。 2．法院应支持李某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刘某卖牛所得的1200元属于不当利益，应返还给受损失人李某。考察法条：《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非债清偿构成不当得利有哪些构成条件

遇到债权债务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https://www.360docs.net/doc/465694779.html, 非债清偿构成不当得利有哪些构成条件非债清偿就是说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的债务而进行清偿的行为。很多非债清偿的行为都会构成不当得利。那么，非债清偿构成不当得利的条件是什么？接下来由赢了网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非债清偿构成不当得利有哪些构成条件方面的知识，欢迎大家阅读！一、明知没有债务而为清偿：因清偿债务而为给付,如给付人明知无清偿义务时,则不得请求返还。此在各国法典中均有明文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814条规定:“以清偿债务为目的而履行的给付,如果给付人明知其无给付义务,不得要求返还”。《瑞士债务法》第63条第1款规定:“不存在债务而自愿支付的,只要能证明,就该债务发生了错误,可以请求返还已进行的支付”。就该规定,作反面解释,即只要没有错误(包括明知)不存在债务而自愿交付的,则不可以请求返还已进行的支付。《日本民法典》第705条规定:“作为债务清偿而为给付者,如当时已知不存在该债务。则不得请

求返还”。《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109条第4项规定:“为履行不存在的债而交付的金钱或者其他财产,请求返还财产的人知道债的不存在,则该财产不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80条第3项规定:“因清偿债务而为给付,于给付时明知无给付之义务者,不得请求返还”。给付人明知无给付义务,而仍为任意之给付,则因自己不合理之行为而产生的损失,法律自无保护之必要。因此非债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成立,给付人应消极地不知给付义务存在,亦即须基于错误而给付,其给付义务不存在之知与否,应以给付时为标准。在罗马法上错误之给付以非出于过失为要件。关于错误罗马法上区分事实上错误与法律上错误。按原则,仅以事实上的错误为限,至于法律上的错误, 如继承人因错误而未向受遗赠人扣足特留份,就不得作为无债清偿的根据。但对未满 25岁的未成年人、妇女和士兵则特予优待,可以因法律上的错误而构成无债清偿。史尚宽先生则认为错误基于过失与否,其为事实上之错误抑或为法律上之错误, 在所不问。给付人明知无给付义务而为给付,从而不得请求返还,该给付须为自愿。《瑞士债务法》第63条规定须自愿支付。《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第 2165条亦规定为自愿清偿。虽然明知无给付义务,但非自愿而为给付,则可得依不当得利请求返还。《阿尔及利亚民法典》第143条第2款规定,除无行为能力人或因受胁迫为支付者外,付款方明知其无付款义务而为付款行为者,不得请求返还。对上述立法进行反面解释,即若给付人虽明知

不当得利不当得利论文

本文结合中外法律，阐述不当得利制度：先对不当得利的历史渊源及定义进行概述，并且对“无法律上的原因”是否具有统一性的原则列举了各个学说对比并且阐述了笔者的观点；对不当得利的法律价值结合日本学者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对不当得利的性质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后产生其他请求权时，究竟采辅助说还是竞合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分析了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将四个要件分别阐述大意后举例说明；为了更加清晰的剖析不当得利制度，笔者将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及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进行区别；分析了不当得利的主要类型及各种学术观点，并且列举实例阐述法律观点；最后阐明了我国法律对不当得利制度的规定。关键词：民法法的价值不当得利

一．概述 (1) 二．不当得利的法律价值 (2) 三．不当得利的性质 (3) 四．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4) （一）必须一方获得利益 (4) （二）必须他方收到损失 (4) （三）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5) （四）受益必须没有合法根据 (6) 五．不当得利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区别 (7) （一）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的区别 (7) （二）不当得利返还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 (7) 六．不当得利的类型 (9) （一）给付不当得利 (9) （二）非给付不当得利 (10) 七．我国法律中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规定 (12) 主要参考文献： (14)

试论不当得利制度一．概述 “君子好财，取之有道”。所谓道者，即是法律和道德，在蒙昧社会里也就是所谓公序良俗。反之，违反这些社会规范而取得财产权益即是不当得利。这应当被理解为我国2000多年以前不当得利制度思想的雏形表现，只是当时我国还处于奴隶社会阶段，施行民刑不分的司法制度，还不具备完整的成文法律更没有现在我们所称谓的不当得利制度罢了，可见不当得利制度的理念在我国有着较早的社会根源。民法上很少有一个制度，像不当得利那样，源远流长，历经二千余年的演变，仍然对现行法律的解释适用具有重大的影响。罗马法中，在处理取财不当和保证财产状态公平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基于所有权，另一方面(当没有所有权时)需要非凡的请求权救济，于是产生了请求给付之诉这一补偿请求权。罗马法系依不当得利发生的原因仅承认个别的诉权，即请求返还诉，如非债清偿、给付目的不能实现、盗窃、不法原因等。之后，萨维尼是第一个深入探索了源于罗马法的各项传统的“请求返还诉”。这引发了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核心基础“无法律上的原因”是否具有统一的原则的争论，学者提出了统一说和非统一说。1 统一说中以公平说为代表，此说认为不当得利就是违反公平正义而获得利益，违反公平正义即无法律上的原因。不当得利制度在于调整违反公平正义的财产变动，这种财产的变动即使在形式上正当，但实质上若有相对的不正当情形，亦得依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请求返还。非统一说认为各种不当得利各有其基础，不能求其统一解释，对无法律上原因，应就各种受益情形分别解释。但随着现代民法的发展，不当得利已发展成为一项独立制度，并已成型化，在此背景下，仍将公平观念向不当得利制度无故渗透，极易造成法律手段的滥用。笔者更倾向于非统一学说。所谓不当得利（unjustified enrichment）指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取得利益的人称受益人，遭受损害的人称受害人。不当得利的取得，不是由于受益人针对受害人而为的违法行为；而是由于受害人或第三人的疏忽、误解或过错所造成的。因为不当得利没有合法依据，所以虽然属既成事实也不能受到法律保护，受益人应返还不当得利给受损人。此种权利义务关系就是不当得利之债。对于那些没有法律和合同上的依据所取得的财产利益，我国法律对之明1王泽鉴著：《不当得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浅析公序良俗原则在民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浅析公序良俗原则在民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李建军、肖强摘要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在现代民法的立法、守法及司法实践中，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该原则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正确并恰当的应用，导致该原则长期不受重视，不能发挥其拥有的功能。究其原因，公序良俗原则从立法到实践中都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着重分析公序良俗原则在民法具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完善措施，以使该原则更好的发挥其作用，也使人们对公序良俗原则有更深刻的认识。关键词公序良俗原则民法原则基本原则一、公序良俗原则的基本内涵目前对于公序良俗原则的基本内涵，理论界尚未具有统一定义。但一般认为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两个概念的合称，公共秩序一般被认为是维护国家和社会正常发展所需要遵守的秩序和规则，它所代表的是社会和国家的公共利益。善良风俗则被认为是指社会和国家所要遵守的被一般人所认可的道德，它所代表的是作为人行为的一般准则。善良风俗应当是在一定的时期内，一定的地域内所存在的最低道德规范。因而善良风俗又被表述为“一个公平正义的思想者之道德感”。公序良俗原则通过对主流的伦理道德进行规范进而体现出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该原则中的“公共秩序”、“善良风俗”都可以看做是伦理化规则的延伸。二、公序良俗原则在民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一）公序良俗原则内涵的模糊性不同的法官对于公序良俗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个人的生活环境、性格、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会影响到他们对于公序良俗的判断。也正因如此，我国民法对于公序良俗原则的简单概括规定必然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但从另一方面上看，公序良俗的这一特点又是其价值所在，公序良俗原则的模糊性，又正是法律所需要的，因为该原则是“为加强法律的灵活性而设立的机制，是社会剧烈变迁的产物”。它为法律带来了弹性，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却没有明确自由裁量权的权限。法官在自认为客观的、理性的判断之下运用公序良俗原则，但是没有一个相对精准的、明确的客观标准作指导，法官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主观的、感性的判断。这样一来，不同的法官做出不同的判断也在情理之中。由于公序良俗原则所包含的范围过于广泛，这给立法者带来了较大的立法难度，也正是考虑到这一层原因，我国并没有直接明确规定“公序良俗”这一概念。法条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其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公序良俗的民法适用，要求法官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兼顾法律的权威性和判决结果的公正性，甚至需要考虑社会民众的反应，这都给公序良俗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带来了难度。（二）在运用中易受传统思想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传统道德观念在社会的治理中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现代法律与传统道德观念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如有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相亲送见面礼、彩礼，在我国的民法实践中认定男方给与女方的彩礼属于赠与行为，而在许多的农村人民的传统观念之中，这更是一种合同行为，如婚姻最终促成，则礼金赠与女方，但若最终没能实现婚姻，礼金必须退还给男方。正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民法思想的冲突，在许多基层法院审理的此类案件中，会出现法官依照民法的赠与规则进行审判，得出的审判结果使当事人难以信服致使矛盾激化的现象。但若法官过于倚重传统道德观念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判断和评价，又会导致传统道德泛化，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在现代社会中，接受社会媒体的监督是一个国家司法公正的重要标志之一，社会舆论导

浅析不当得利制度

浅析不当得利制度 [摘要]：不当得利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不仅具有作为实体规X 充分地运用于解决各个不当得利问题的实体法；而且，它无论是在法律体系上，还是在财货归属与移转这些民事法的基本问题上，都是一个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的法律制度。本文先对不当得利制度做一个基本的理论介绍明确不当得利的产生原因因；进而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具体详细分析，以及对不当得利中的各项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进行论述，并且明晰不当得利的抗辩事由，确定不当得利主X成立后，受益人进行利益返还的X围，以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更好的运用不当得利制度，衡平当事人之间不正当的利益变动。 [关键词]：不当得利构成要件证明责任抗辩事由利益返还一、不当得利基础理论（一）不当得利概念、性质何为不当得利，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其有自己的看法和定义。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站着法律实务者角度，不当得利即是一方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事实。在不当得利的这是民事事实关系中，取得不当得利的一方称为受益人，收到损失的一方称为受害人或者受损人。

不当得利是引起债的发生原因之一。在不当得利之债中，受益人是债务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利益的义务；受害人是债权人，享有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不当得利奠基于衡平观念，对于当事人之间的财产流转关系起着调节作用，意在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在特定情形下所发生的非正常的利益变动。①不当得利属于债权的X畴。而债的本质决定了不存在无原因的债。债的发生原因不一，或产生于事实，或者产生于适法行为或不法行为，或者产生于家庭关系，或者产生于其他民事关系。契约上请求权的发生系基于法律行为，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系基于不法行为，无因管理之债系基于事实行为。而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发生则基于“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形成这一事实，是否基于人的行为，在所不问。如系基于人的行为所形成的，也不以行为人的行为能力、主观上的过错为必要，均可以成立不当得利。（二）不当得利的原因无法律上的原因是不当得利最重要的构成要件。这里所说的原因是指法律权源或者法律理由，以用来解释获利的正当性和受损的正当性。要确定某一事实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就必须明晰因为这一事实得利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在财产直接从受损人处转移到获利人的只有两方当事人的模式中，只要获利方获利或受损有其符合法律上的原因，则受损方不得就其损失提起不当得利之诉。但在有第三人介入的财产变动复杂模式 ①王利明等著：《民法学》。法律，2005年版，第501页

论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渊源

论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渊源【摘要】不当得利作为一项古老的制度，有着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源远流长却依旧对现行的法律解释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由罗马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起源入手，结合其在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国家上的发展分析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渊源。【关键词】罗马法；请求返还之诉；不当得利一、起始于罗马法由于受古罗马深厚历史的依托，其民族宗教信仰有着巨大的发展。罗马的宗教中曾要求没有人能够基于他人的损失而受益，诚实的人应当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归还原主。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它都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存在于人们的道德规范之中，虽并未成为成型的不当得利制度，却是最早的不当得利制度雏形。直至公元前450年，《十二铜表法》的制定将对于不当得利制度的调整纳入了私法范畴之中。据考证在《十二铜表法》第7表第10条中记载：果实落入邻人的土地上，果树的所有人有权将其取回①。但这种所有人可以追回属于自己的果实的规定并没有发展成独立的诉讼形式，只是古罗马法对请求返还之诉适用的原始形态。到了大法官时代，由于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为了通过个别的诉讼调整实际生活中损人利己的不义之行，支持利益受损的一方取回属于自己的财物，便在诉讼程式上创立了“请求返还之诉”，从而保护公民的私人财产。请求返还诉的类型也由此不仅仅再局限于收回金钱和特定物品，加入了目的不达返还诉、非债清偿返还诉、违背善良风俗的返还诉及不法原因的返还诉等。可是现实社会存在着诸多复杂的情况，很难利用具体类型的返还之诉囊括所有的不当得利情形。为了应对这个缺陷，查士丁尼一世创设了一种无因返还诉，即现在意义上狭义的不当得利返还诉②。这无疑对请求返还之诉的内容做出了较为全面的扩宽，利益损失方无须再列举出具体不当原因，只要存在因果关系的损益双方中，受益方未基于法定原因获利，损失方就有权对其利益请求返还。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当得利源于罗马法上的请求返还之诉，是其中的一种。由此看出，在罗马法中仅通过个别的不成体系的诉权为限，规定了关于不当得利的几种主要具体类型，不具有直接适用效力，并没有形成符合现代意义的不当得利制度的一般原则。这与罗马社会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尚低以及法学家轻理论重实际的研究方法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尽管如此，罗马法中关于不当得利制度的探究，也为后世各国不当得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理论基础及实践方式。二、成型于大陆法系国家德国的不当得利制度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最具代表性，因此下面我们仅以德

庭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庭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庭审是法院诉讼活动的中心环节，事实的查明、法律的适用和法官内心确认的形成多在这一阶段完成，因此，考察当前庭审活动的客观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措施，对于提高法官驾驭庭审能力、规范庭审活动以及促进审判公正高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当前庭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综合素质展现方面 1、审判法庭环境有待改善：有的审判法庭办公楼装修年代久远，设计和布局不合理，一些诉讼指南等上墙资料未及时更新，标牌不清晰，不显目，内容也不符合当前工作要求；有的审判庭计算机等摆放不规范，不整齐，给人以杂乱的印象，影响法庭形象。 2、合议庭成员形象方面：有的审判员坐姿不正，注意力不够集中，如质证时对当事人出示证据出现遗漏；一些平常的习惯动作也不时表现在审判庭上，如托脸、柔眼、抠鼻等；个别审判员、书记员没有按规定着装，开庭时配带小微章，且配带位臵不合规，有的书记员甚至着便装。 3、庭审纪律方面：法庭纪律维护不够严肃，因公诉人、当事人等原因，导致案件不能按时开庭审理；没能正确运用法槌对违反法庭纪律的情况予以制止或警告，如有的案件庭审中，当事人亲友带小孩旁听、旁听群众未关闭手机、高声喧哗、随意走动，而审判员未进行及时有效地制止。

4、个人综合素质方面：庭审中，有很多用语不规范的情形，一些日常的口语经常出现在庭审中，有的法官、书记员声音不够响亮、清晰；有的审判员庭前准备不充分，对卷宗材料不熟悉，导致庭审中各个环节把握得不是很紧凑，有时出现“冷场”的情况；少数案件中，对突发情况处理应变能力不足，如对代理人不按时到庭，庭审中未经审判长或审判员允许，直接入席就座，审判长或审判员也没有反应，而过一段时间后，才核对代理人身份及代理权限。个别法官心理素质较差，因领导旁听等原因，庭审显得紧张、局促，秩序较混乱，如在举证质证后未经合议即进行认证，认证过程中又突然中断进行合议。（二）、庭前准备阶段存在的问题 1、核对当事人到庭情况不规范。当事人是否到庭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实体和程序处理，原告未到庭，按撤诉处理；被告未到庭，缺席审理。但有的书记员在核对当事人是否到庭特别是原告未到庭的情况未作任何记载，以物化为卷宗内容，审判员便直接裁定按撤诉处理。这既不符合庭审规范要求，也说明法官和书记员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若原告以其已到庭并提供相应证据为由而上诉，则明显对法官不利。 2、关于民商事案件当事人或代理人未按时到庭的处理不统一。在被告及代理人未按按规定时间到庭的情况下，有的说服原告等待一段时间，若被告方仍未到庭，则进行缺席审理；有的直接以确定的开庭时间为限，超过时间，即进行缺席审理。在原告方未按时到庭的情况下，多数案件的被告方不同意等待，而以此为由离开法庭，有的审判员直接按撤诉处理，有的说服被告方等

《民法典》不当得利制度浅析

《民法典》不当得利制度浅析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债法制度，不当得利为有效调整私法上无法律原因的财产变动，平衡受益人与受损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新中国历次制定民法典的尝试中均有所体现。但在2017年《民法总则》颁布之前，见于条文的不当得利规则仅有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各一。其中，《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规定：“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前者作为一般条款，抽象地描述了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基于此，后者对返还范围稍作明确。显然，上述条文为实务裁量和理论探讨留下了巨大空间。长期以来，法官通常依据“公平”原则或者类推适用其他规定裁判此类案件，许多做法彼此共通，价值取舍类似。本次《民法典》编纂吸收和体现了这些观点，用六个条文对不当得利规则进行细化完善，大大提升了可操作性，充分回应了各界的共同期许。一、《民法典》对不当得利的规定 1. 《总则》部分第一百一十八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债权。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此前，《民法通则》将不当得利制度规定于第五章第二节“债权”，从立法结构的角度评判，可以推知其为债的发生原因，但并无明确条文对此结论予以固定。《民法典》第118条宣示了不当得利是债权发生的原因之一，填补了逻辑空白，体现了《民法典》的体系性。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第122条对不当得利制度作了原则性、概括性的界定，和《民法通则》第92条对比，主要修订有二：一是用“没有法律根据”取代了“没有合法根据”。这一变化强调，在不当得利的构成中，评判的侧重并非得利存在违法情形与否，而是得利能不能在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中找到落脚。二是用“有权请求返还”取代“应当返还”，突出了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属性。比较域外先例，我国《民法典》在此采用的处理方式与德国、瑞士、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强调义务的做法截然不同，可以被视为一大创举。 2. 《合同编》部分第九百八十五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

司考民法钟秀勇讲义：不当得利

司考民法钟秀勇讲义：不当得利司考民法钟秀勇讲义：不当得利。2014年司法考试复习的大幕已经拉开，很多考生投入了新一年的复习之中。为了帮助广大考生更好地进行复习，法律教育网整理了不当得利的名师讲义，希望能够帮到大家。精彩链接：司考民法钟秀勇讲义：无因管理司考民法钟秀勇讲义：债的分类司考侵权责任法笔记：高度危险责任司考侵权责任法笔记：网络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民通意见》 131. 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不当得利要件及类型图不当得利，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到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的事实。其中取得不当利益的人叫受益人，财产受到损失的人叫受害人。因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虽属既成事实亦不受法律保护，受益人取得的不当利益应当返还给受害人。不当得利制度旨在调整欠缺法律依据的财货变动，使无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者，负返还所受利益的义务。不当得利制度的规范目的重在去除不当得利，而非损害赔偿，故：得利少于损失时，返还的数额以得利为准；得利大于损失时，返还的数额以损失为准。此外，不当得利之债不以当事人的过错为构成要件，仅在确定返还范围时须考虑受益人主观上究为善意或恶意。

一、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不当得利之债的构成要件有四：①一方获得利益（包括：财产积极增加与财产消极增加）；②他方受有损失（包括：财产积极减少与财产消极减少）；③获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以给付关系替代因果关系）； ④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原因（采用非统一说：（a）给付型不当得利，指自始或嗣后欠缺给付目的；（b）非给付型不当得利，指欠缺保有利益的法律权利或法律原因）。二、不当得利的排除情形（一）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排除情形虽符合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但法律特别规定受害人不得请求返还，因而排除不当得利之债的效力。有四种情形：①给付系履行道德上的义务（如对亲属误以为有扶养义务而扶养；对救助自己生命的人支付报酬；对玉成其事的媒婆支付报酬；民间的礼尚往来）。②债务人为清偿未到期债务而给付。③因清偿债务而给付，于给付时明知无给付义务的。④因不法原因而给付（如支付赌债、行贿、支付毒资、支付嫖资、支付给二奶包费）。但不法原因仅在受领一方存在的除外（如对绑架者支付赎金；索贿）。（2005－3－10）在下列何种情形中，乙构成不当得利？ A.甲欠乙500元，丙在甲不知情的情况下自愿代为偿还 B.甲大学新建校区，当地居民乙的房屋大幅升值 C.甲以拾得的100元还了欠乙的债务 D.甲雇人耕田，雇工误耕了乙的数亩待耕之田【答案】D （二）其他排除情形 1.强迫得利。指受损人因其行为使受益人受有利益，但违反了受益的意思，不符合其经济计划的情形。此时，应就受益人的整个财产，依其经济上的计划认定其应当偿还返还的范围。例如：开垦（如种植果树）他人预定作为垃圾处理场的土地；油漆他人即将拆除的围墙；维修他人预定拆除的房屋等等。衡诸于受益人的经济计划，应认定受益人应偿还的价额“为零”，不必返还。（2002－3－17）送奶人误将王某订的牛奶放入其邻居张某家的奶箱中，张不明所以，取而弃之。张某行为的性质应如何认定？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问题：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答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 (1)一方面取得财产上的利益。 (2)他方受有损失。 (3)取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4)没有法律上的依据。【相关阅读】不当得利就是指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根据，使他人受损而自我取得的利益。《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基于此项法律规定，在得利人与受损人之间便产生了以利益返还为资料的债权关系，即不当得利之债。其中得利人为债务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受损人为债权人，享有请求得力人返还不当得利的权利。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 (一)一方面取得财产上的利益。

取得财产上的利益，是指因必须事实而增加财产总额。不当得利的成立须以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为首要条件，若仅致他人损害，而自我并未获得利益，即使负赔偿职责，也不构成不当得利。此处的利益，既包括财产的用心增加。财产的用心增加，是指权利的增强或义务的消失，使财产范围扩大，如取得所有权、知识产权、所有权上负担的除去等;财产的消极增加，是指财产本应减少却因必须事实而未减少所产生的利益，如本应支出的费用而没有支出，实际上等于增加了财产。 (二)他方受有损失。指因必须的事实，使他人的财产总额减少。若仅有一方获利而无他方受损，则不能构成不当得利。此处的损失，既包括财产的减少，也包括财产的消极减少。财产的用心减少，是指现存财产的减少。财产的消极减少，是指财产本应增加而未能增加。 (三)取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不当得利的成立，以利益和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条件。即一方受损是他方获利所致。至于损失与利益的范围大小是否一致，形态是否相同，在所不问。在返还利益时，利益小于损失的，以利益为准，利益大于损失的，以损为准。超出损失部分的利益，在扣除有关费用后，收缴国库。 (四)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是指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问题

达玛什卡在《司法与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中以比较法的角度考察了两种理想型下的两种司法制度：纠纷解决型和政策实施型。每种法律制度与国家权力的类型都有必然的联系，比如纠纷解决型的法律程序与科层型、能动型国家权力密切相关，政策实施型法律程序与协作型和回应型国家权力密切相关。 ?两种类型的法律程序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方面都有不同影响，尽管达玛什卡阐述的两种司法制度是纯理论意义上的，也就是说是理想型的，并不是实践中真正存在这种界限分明的两种法律程序。虽然不能将这两种模式的等同于大陆法系制度与英美法系制度之分，因为达玛什卡建构的这两种模型的背景是权力结构的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夸大欧陆国家与英美国家的司法组织之间的差异。相对于现实程序制度而言，这种理论上的司法制度模型的特征是经典化的，是强化的。但是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还是要必然联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这两种现实的制度，我们可以从庭审结构、陪审制度以及两大法系的检察官制度中的量刑建议来讨论此问题。如果说达玛什卡是站在一种宏观的角度，纯粹性的理论角度来研究两种类型的法律程序，那么本篇文章是站在一个微观角度以及更加具体化、贴近实践的角度来研究这两种类型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影响。 ?对于英美法系的庭审结构，有的学者认为是有利于得出最完全的事实真相，最有利于事实的认定。在对抗式审判中，主要依赖于当事人的对抗，这种审判方式强调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和诉讼作用，审判活动依据控诉方和被告方的主张和举证进行，而审判机关则处于居中地位。通过交叉询问，双方激烈的辩论，完全处于消极中立地位的法官能够全面掌握案件有关材料，从而得出最完全的事实真相。也有学者认为，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无论是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都是很好的审判模式。在事实认定方面更接近于发现案件客观真实的能力。法官直接查明案件事实，建立内心确认，法官通过对被告人和证人提出询问，法官调取的证据直接来源于被告人和证人，并且防止诉讼当事人利用诉讼技巧来误导法官，正如赫尔曼所言：“单纯依靠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智慧、能力、辩才、精力以及冷酷无情的程度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防止审判成为以被告人的有罪和无罪作为赌注的一场决斗。但是对于英美法系的审判制度来说，受限于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调查和辩论。 ?谈及法律适用就要探讨一下法律推理的问题，法官审理离不开法律推理，“没有法律推理，就没有法律适用。”法律推理包括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就形式推理的大陆法系国家来说，法官只能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具体案件事实作出确实的判决结论，这种演绎推理的形式论证过程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法律本身时人们理想思维的产物，理性思维无法脱离逻辑思维的存在，法律制度以条文形式体现出来，要把这些抽象的条文和纷繁复杂的具体案件事实加以对应起来，通过逻辑演绎方式进行形式论证是最有效的。而已经公布的成文法律相对来说易于为社会公众所了解，这就是逻辑演绎的论证方式成为贯彻法律适用上的平等原则、防卫司法专横的有效工具。重形式的成文法国家在程序、位阶方面形成了井然有序的法律体系。是法官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因此法官在审判案件时要遵循严格规则主义原则，是“执法”而不是“造法”。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形式推理固然有其优点，但是在有些特殊案件中，形式推理显得并不是那么显灵，于是我们有必要考察和学习英美法中的实质推理。法律终归是人制定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是不可能全部预见的，法制再严密，总会有漏洞的，而且由于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这种漏洞是随处可见的。此时，如果一味坚持用形式推理的方式处理问题，只会使法官感到无所适从，正当的权益得不到合理的保护，失去法律的公正。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法律除了被当做抽象的逻辑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体验，即法官根据时代的需要、盛行的道德、社会习惯、公共政策，法律知识等方面的直觉知识和经验，在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中加以权衡，作出明智选择，从而确定处理案件的具体规则。既然法律总是存在漏洞或不适合社会发展的地方，那么法官在

德国不当得利制度简介(1)

德国不当得利制度简介(1) 一、《德国民法典》不当得利制度概述德国的不当得利制度包括两大部分，即《德国民法典》第二编“债法”第七章第二十四节与第一编“总则”中的有关条款。其中第二编第七章第二十四节是其核心部分，这一部分体例上相对独立地处于合同与侵权行为之间。该部分共11个条文，即第812条至第822条。从内容上看，第二十四节又可分为两部分，第812条至第817条为第一部分，规定不当得利的成立；余下部分则规定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如果一方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方财产（给付），但无法律上的原因，根据第812条第1款第1项，受领方负返还不当得利之义务。但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领人得抗辩该不当得利请求权：（1）因清偿债务而为给付，于给付时明知无给付义务者。（2）给付系道德上之义务者。（3）给付目的之订立，如使受领人因受领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善良风俗的，且给付人就该项违反亦应负责者。另外，如果收益因给付外事由而产生，则受损人得依第812条第1款第2项主张非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客体为所受利益及基于该利益更有所得者。返还的方法，以原物返还为原则，以价额偿还为例外。返还利益的范围“受所得利益不

存在（WegfallderBereicherung）”的限制，但其并不能当然地消灭债务人的返还责任。二、不当得利的种类《德国民法典》区分因给付而受利益和因给付外事由而受利益两种情形，将不当得利分为给付不当得利（Leistungskondiktion）与非给付不当得利两种类型。（一）给付不当得利 1.给付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给付不当得利，指无法律上原因，因他人之给付而受有利益者，应负返还义务。其构成要件有三：（1）因给付而受有利益；（2）致他人受到损害；（3）无法律上的原因。[1]分述如下：（1）因给付而受有利益给付，指有意识地、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的财产。所谓“有意识地”，是指给付须基于给付者的意思，若受领人得利非基于给付者的意思，则不成立给付不当得利。“基于一定目的”，指给付者在给付时须有明确的目的性。给付概念所强调的“有意识地”和“基于一定目的”这两点，在学理上称为“双重目的性”，其功能有二：（1）可依此决定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当事人；（2）以当事人所欲实现目的是否达成，来认定法律上原因之有无，并由此划分给付不当得利的类型。[2]

不当得利制度的立法目的

不当得利制度的立法目的一、问题的提出案例一：甲公司未经乙同意，擅自将其公司的大型广告招牌悬挂于乙家墙上。由于乙家所处的位置较好，广告产生了较好的效益。乙不希望自家墙上挂有广告牌，于是与甲公司协商拆除。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乙将甲公司告上了法院，诉请法院判决甲公司拆除广告牌，并向乙返还因挂广告牌所获之不当利益。案例二：丙与丁之间签订有一份5年期的房屋租赁协议。在租赁期届满后，丁不愿再将房屋出租，而是希望暂时空着，等忙完手中的事情后再另做打算。但丙却以各种理由，一直拒绝搬出租赁屋。丁无奈，只得一纸诉状将丙告上了法院，诉请判决丙迁出房屋，并返还占有期间所获的不当利益。这两起案例均有返还不当得利之诉求，但在处理上却有些分歧。许多人认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有关不当得利制度的规定，这两个案例似乎并不符合法定不当得利所需的条件。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是这么规定的：“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而上述案例中乙与丁看上去却好像并没受到损害，两被告也正是从此角度提出抗辩的，即原告本没有获利之计划或打算，放着也是空放着，本身并不生利益，既然不生利益，又何来损失可言？据此，有些人便认为，此种情形下仅有获利而没有损失，是利己不损人的行为，不应当适用不当得利之规定。这种看法似乎有些道理，但仔细思考一下，原告果真不存在损失吗？不当得利制度于此情形果真不具有适用之余地吗？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重新探究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立法目的。这种探究，可以在与侵权制度的比较中获得一些新的认识。二、制度对比一方面，法律设立不当得利制度的重心在“得利”二字，其目的就是不允许受益人没有合法根据获得利益，若是存在此种利益，法律将使受益人把所受之利益返还给受害人。这里关注的重点是一方是否受有利益。也就是说，适用此制度的切入点在于审查不当得利一方在总体利益上是否有所增加（这里的增加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如果不当方并未获利，则即使另一方受有损害，也不应当适用不当得利制度。与此不同的是，侵权制度的重心在“损失”二字，其目的在于弥补受害人因加害人的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其关注的重点在于受害人的损失，而不论侵权人是否从侵权行为中受有利益。所以，在适用侵权制度时，重点在于审查受害方是否受有损失及损失的大小。另一方面，只要是没有合法的根据导致他人财产的增减变动，在诉讼中不须考虑受益方的主观状况如何，即可适用不当得利制度。但侵权制度却不同，在适用时必须考虑侵害方的主观故意或过失，否则不生侵权之债。从两制度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二者在功能设定上是不同的，因此在适用上就应当特别注意区分两者皆有的“损失”一项的各自侧重点，从而廓清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边界。不当得利制度中的“损失”，是与受益人的获益相联系而存在的，并进而辅证获益的存在，从而促使不当得利之债成立，它存在的意义不是或主要不是确定受害人损失的范围。因此，只要能证明受益与受损同时存在且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就使不当得利制度具有适用的余地。至于损失的范围，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是首要的问题。在操作中，通过确定受益人受益的范围大小通常就能够大体确定受害人受损范围，因为受益量一旦得以确定，利益返还的问题基本上也就可以解决了。但侵权中“损失”的意义，更大的在于其本身的存在直接关涉侵权制度的适用及其成败，因此是首要的必须加以详细证明的重点。这也是最终确定侵权人赔偿范围的关键因素之一。[!--empirenews.page--] 三、本文见解不当得利中的损失，并非仅指明显可见之“显性”利益的减损。所有人对所有物享有的是法定的完整权益，受益方无合法依据之使用在事实上已经破坏了所有人之完整的排他性权益，不论这种权益是否以一种可带来利益之计划或打算为外在的表现。有这种外在表现之不当行为固然可构成对现实利益之损害，无此种外在表现的，亦可构成。所以，笔者认为，两被告以原告无利用之计划不产生利益，因此不存在利益减损为由，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利己不损人的行为是站不住脚的。甲公司挂广告的行为，损害了乙希望保有自己外墙原样不变的固有利益。这种保有是对抗一切人的，任何人不得在无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加以干涉和破坏。此类消极地保有与积极地利用以获利，是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