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

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

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护权位的恶势力。……阮籍佯狂了，刘伶纵酒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三、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及文化内涵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谈及魏晋风度，不能不提到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先生才识过人，一篇扬扬洒洒的演讲稿，对魏晋文章与彼时政治背景及社会风气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自是提示得准确传神，鞭辟入里，脉络清晰，可以使任何一个后来者不敢轻视。先生对魏晋这一时期文人的情状，也大致是持肯定态度的。对魏晋文人身处夹缝、个性难以自由生长的自下而上际遇充满悲悯，对他们意识到生命短促的放达和追求永恒的浪漫进行讴歌。

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是的，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七贤等都是以文才见长，各有其风采的诗文妙章行世。如何晏著有《道德论》及文赋多篇，王弼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阮籍著有《达生论》、《大人先生传》，嵇康著有《游仙诗》、《养生论》、《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向秀作《庄子注》、《思旧赋》，刘伶作《酒德颂》等。不过人们认为在文采词章后，还应加上玄谈、书法与雅集，才能够上真正的魏晋风度。所谓服药乃为求长生是对人生生命的珍视自觉；饮酒以放浪形

骸，任情恣性；谈玄逸世优游林下；则为文则以写志；挥毫作书则以直观表象直表人格性灵风神；饮酒、玄谈、为文、作书则必雅集。

阮籍和嵇康则是正始时期的典型代表。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阮籍之诗，情感内涵丰富，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却以含蓄婉曲出之。而嵇康的论，却是思辩性较强，具有深刻的反传统性，以明白晓畅示人。诗含蓄而论朗畅，正与各自的个性气质相契合，是“使气”与“师心”的结果。

阮籍，是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儿子。他生长在家庭教育良好,文学氛围浓郁的环境中,必然会对他的个人修养和性格气质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不幸的是他3岁丧父，又经历了魏晋易代前期的政治巨变，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和风波时起的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影响着阮籍的成长，也规定着他那狂傲独特的个性形成。他平生的两大爱好：一是读书，一是嗜酒。与西汉时代不同的是，阮籍所读之书，除了传统的儒家典籍之外，还有向往自由，渴望思想解放，不循礼法的道家著作《老子》和《庄子》。

阮籍本有济世之志，然时局不利，时势维艰，曹魏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阮籍不愿曲奉于司马氏，报效无门，也只得寄情山水，言志于诗，醉卧樽酒中。阮籍是个地地道道的酒仙。《晋书.阮籍传》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以文学、音乐闻名。因政见与当权的司马氏不合，遂寄情山水，康崇尚自然、养生之道，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著有《养生论》。该书的养生之道，其实也暗合了老庄哲学及政治取向上的“无为”、“寡欲”、“道法自然”等观点。

嵇康尝自言“托好老庄，贱物贵生，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老子庄子，吾之师也”。嵇康一生服膺老庄，潜心玄学，追求一种“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的人生境界。

据说，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带来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只是低头打铁，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嵇康坏话。嵇康的耿直、藐视权贵，最终惹来杀身之祸。

面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面临司马氏大量诛杀名士，排除异己造成的政治恐怖气氛，阮籍表现了仕与隐的犹豫不决，这不仅因为他“家世儒学”的影响，还因其性格的软弱，把“保身”、“全身”作为自己最终极意义的关怀，这就造成他与司马氏之间的依违避就，貌合神离的关系。

嵇康一样不满于司马氏的篡权行为。但他刚正不阿，“性刚而才高”，好“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先以高傲之态得罪权臣钟会，再以《与山巨源绝交书》和《管蔡论》表示对流俗的厌恶和对官场的蔑视，这足以让司马氏恨得咬牙切齿。也正是这种直白表露的政治态度,给他惹了祸并最终使他丧命。

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四、魏晋风度的审美特征

千百年来，魏晋名士那种潇洒清远，富有审美意味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面貌令人神往。

鲁迅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魏晋风度主“通脱”，以“慷慨、华丽”为衣，以“饮酒、服五石散”为行，尚清谈，讲容饰。魏晋时代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文人士大夫，都极为追求外貌举止的俊美和飘逸，以此来展现清高不俗的内在人格。这与当时士族阶级的审美趣味和品位理想是极为契合的，即强调由形见神。这种由形而凸显出来的神韵与风骨，体现着士人精神领域的审美心态。

总之，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独特的审美特征，是魏晋士人追求现实人生和生命超脱的方式，是人的觉醒时代的伟大产物。魏晋风度是在一种放达的处世

方式中升华而来的哲学式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化的文化内涵，它使人回归到了本真与自然。魏晋士人以放旷、恣意的人生态度来反对当时黑暗压抑的社会制度，反抗束缚本性的礼教与压迫，并进一步发掘和释放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真正的道德，把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对正义的理性思辨和坚守以艺术的、哲学的、人性的方式传达于世，达到了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极致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