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服饰文献举要

明代服饰文献举要
明代服饰文献举要

一、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1368-1398)

1.《明实录》,100 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有关服饰记录文字甚多,但材料分散,整理不易。其中《明太祖实录》如卷三十,洪武元年(1368 年)有"诏复衣冠如唐制"。又"五冕礼太繁,今祭天地宗庙则服衮冕。"如卷三十六,洪武元年十一月"诏定乘舆以下冠服之制"。如卷五十二,洪武三年(1370 年),今"服色所尚于赤为宜"。如卷五十六,洪武三年,"《大明集礼》书成。"如卷七十四,洪武五年(1372 年),"定内命妇服制"。如卷一百五十五,洪武十六年(1383 年)"更定冕服之制"。如卷二百零九,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等。

2.《大明令》,洪武元年奉旨发布礼令,内容包括文武官员公服品从、服色冠带及庶民禁令等。收于张卤《皇明制书》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88 册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6 号。

3.《明集礼》,洪武三年书成,嘉靖九年(1530 年)刊行。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仪制之属。卷三十九为"冠服",参酌古制,定皇帝以下至庶民妻冠服之制。卷四十为"冠服图",有黑白线描图七十一幅。

4.《孝慈录》,洪武七年(1374 年)成书。为凶礼丧葬孝服制度。包括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的衣冠带履制度,并附有图解。收于张卤《皇明制书》卷十二,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88 册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6 号。又有《御制孝慈录》见《记录汇编》。

5.《洪武礼制》,洪武间成书。内容包括文武官员朝服的梁冠、衣裳、服色、中单、蔽膝、大带革带、佩绶、袜履的等第;陪祭服的冠、带、佩、绶等第;常服的乌纱帽、圆领衫的束带等第;并服色禁忌。收于张卤《皇明制书》卷七,可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第788 册,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6 号。

6.《礼仪定式》,洪武二十年(1387 年)成书,内容包括官员冠带、官员服色花样;并服色禁忌。收于张卤《皇明制书》卷八,可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第788 册,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6 号。

7.《诸司职掌》,成书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从成书时间来看,本应总结洪武二十四年更定冠服制度大讨论的成果。但是从书名来看,《礼部职掌》则只是阐明当时礼部的礼仪岗位责任。故书中关于皇帝冕服、东宫皇太子冠服、亲王冠服、世子冠服、文武官冠服、命妇冠服中,有些与洪武二十四年更定冠服制度大讨论的结果并不完全符合。《诸司职掌》为翟善等编,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第748 卷,并收录于张卤《皇明制书》卷四,也可见于《续修四库全书》第788 册,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6 号。

二、明成祖朱棣,年号"永乐"(1403-1424)

1.《冕服卤簿仪仗图》。《明太宗实录》卷四十七记载:"永乐三年冬十月,礼部进《冕服卤簿仪仗图》,并《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礼制集要》、《稽古定制》等书。上曰:'议礼制度,国家大典,前代损益,固宜参考,祖宗成宪,不可更改,即令颁之所司,永为仪式。'"朱棣所说的"祖宗成宪"当指完成于洪武时期的《冕服卤簿仪仗图》等。

2.《冕服图》一部一册、《冠服图》一部二册、《朝服图》一部二册、《卤簿图》一部七册。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一著录。此四图系于永乐十九年(1421 年)由南京取来,原于左顺门北廊收贮,后贮于文渊东阁,杨士奇曾参与整理。此四种图似应为永乐三年(1405 年)进呈的《冕服卤簿仪仗图》之析出散件,当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时,由南京秘府运至北京的,但原本今人已不得见。

3. 今人所说的《中东宫冠服图》,其主要部分应是来源于《冕服卤簿仪仗图》的遗存部分,有待我们进一步考察研究。但明《中东宫冠服图》中所反映的无疑是洪武时期形成和确立的服饰制度,而于永乐时,才大规模普遍地予以执行。

三、明孝宗朱祐樘,年号"弘治"(1488-1505);明武宗朱厚照,年号"正德"(1506-1521)

1. 正德本《明会典》,180 卷。《明会典》始纂于弘治十年(1497 年)三月,徐溥等奉敕纂修。成书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正德四年(1509 年)武宗命大学士李东阳等重校,正德六年(1511 年)由司礼监刻印颁行,世称《正德会典》。其中卷五十七、卷五十八为冠服,引用《明集礼》、《诸司职掌》时而附有"事例"。见于《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

四、明世宗朱厚熜,年号"嘉靖"(1522-1566)

1.《燕弁冠服图说》,明嘉靖七年(1528年)定,为皇帝燕居服,冠如皮弁,服如古玄端深衣之制。详见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清代写本《大明冠服图》。燕弁冠服在于求古朴端庄之意。

2.《忠静冠服图说》,明嘉靖七年定,亦如古玄端深衣之制。《礼部志稿》称,在京许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下翰林院、国子监行人服用。在外许方面官及府堂官、州县正官、儒学教官服用。武官止都督以上服用。详见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清代写本《大明冠服图》。忠静冠服取"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提倡尊贤、臣效忠于君之意。

3.《保和冠服图说》,明嘉靖七年定,据光泽王的提议参酌《燕弁冠服图》、《忠静冠服图》之制为之。为皇帝宗亲中的亲王、郡王、世子、长子将军、中尉等所服。原为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后因编《四库全书》而献于朝廷。《保和冠服图》提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三,史部政书类存目。但原书今不知所藏。《保和冠服图》在于明上下、别亲疏,增强宗室内部的团结与凝聚力,达到"保斯和,和斯安"的目的。

4.《千顷堂书目》,黄虞稷撰。书目中卷九著录有《大驾卤簿图》一册、《中宫卤簿图》一册、《仪仗图》三册、《东宫仪仗图》一册、《亲王仪仗图》一册、《东宫妃及公主郡主仪仗图》一册、《乘舆冕服图说》一卷、《乘舆武弁服制图说》一卷、《中宫以下及郡王冠服图式》一卷、《朝服图》一册、《巾帽局图》四册、《针工局图》四册。以上皆为嘉靖九年(1530 年)绘进。但是这些图文今已不知在何方。

5.《天水冰山录》,为世宗嘉靖晚年,严嵩及其子严世藩被抄家时,在其祖籍江西分宜的财产籍没清册。明刊本曾于清雍正五年(1727 年)为周石林所得,因刊本残缺,周氏手成此书,取太阳当空,冰山骤涣之意,命名为《天水冰山录》,因而得以流传至今。其中被籍没的有关服饰的财产甚多,包括有织金妆花缎、绢、绫、罗、纱、 、改机、绒、锦琐幅、葛布等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一匹,各色织金妆花缎、绢、绫、罗、纱、 、改机、绒、宋锦、蟒葛、貂裘、丝布等男女衣服一千八百零三件,头箍围髻二十一条,耳环耳坠二百六十七双,坠领坠胸六十二件,金银珠宝簪三百零九根,镯钏一百零五件,杂色金首饰七百七十六件,帽顶三十五个,绦环二百零八件,绦钩六十八件,玉带二百零二条,金银各色带一百二十四条,带环三十三件。其细部命名是研究明代服饰名物制度的重要文献参考资料。《天水冰山录》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及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五、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1573-1620)

1.《宪章类编》,42 卷,劳堪撰。万历六年(1578 年)自刻本,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46 号。卷九有"乘舆冠服诸物"条。卷十一有"国朝书"条,记有永乐三年礼部进呈《冕服卤簿仪仗图》之事。卷十五有"官民礼仪冠服制"条。

2.《重修大明会典》,申时行等奉敕重修,万历十五年(1587 年)刊行,共计228 卷。其中卷六十一为"冠服",有图六十一页,引文多不标原书名,以所定年代代之。内容较正德本丰富了很多。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89 至792 册。题《大明会典》,影印万历内府刻本。另有中华书局1989 年一版、2007 年二版印刷本。

3.《三才图会》,王圻纂辑,王思义续集。书中《衣服图会》三卷,卷一为古代冠服,卷二卷三为明代国朝冠服,图多转引于它书。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0 册,据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本影印。又有郑振铎《中国古代版画丛刊》本。

4.《皇明典礼志》,20 卷,郭正域撰。该书第十七卷为"卤簿仪仗",或引自《千顷堂书目》所著录的嘉靖九年绘进本。第十八卷为"冠服志",引文均标明为何年所定。见《续修四库全书》第八百四十二册,据浙江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刻本影印。又见《四库全书存目丛刊》史部第270 册。

5.《王国典礼》,8 卷,朱勤美撰。该书卷二第四十四页至七十二页为"冠服"。见《续修四库全书》第824 册,据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周府刻天启增修本影印。又见《北京图书馆珍本丛刊》第59 号。

六、明光宗朱常洛,年号"泰昌"(1620 年)

《礼部志稿》,100 卷,为泰昌元年(1620 年)官修。《明史?艺文志》有俞汝楫《礼仪志》一百卷,当即此书。该书卷十八为"仪制司职掌?冠服",卷二十一为"仪制司职掌?宴礼",于乐舞服饰记述颇详。卷六十二为"冕服备考",卷六十四为"章服备考"。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官制之属。

七、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天启"(1621-1627)

《国朝典汇》,200 卷,徐学聚撰。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4 至266 册,据天启四年(1624 年)徐与参刻本影印。其中第265 册740 页至747 页为"冠服志"。第2266 册876 页至880 页为"采珠宝"。第197 页为"织造"。冠服定制依照时间顺序编排。

八、明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1628-1644)

《汝水巾谱》,一卷,朱术珣撰。郑振铎先生旧藏,《西谛书目》著录。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见《四库全书存目丛刊》子部第79 册,影印明崇祯六年自刻本。内有线描图样。

九、南明福王朱由崧,年号"弘光"(1645 年)

《朱氏舜水谈绮》,朱之瑜撰。上海文献丛书编委会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据1908 年日本刻本影印。内容包括:"野服图说"、"道服图说"、"披风图"、衣服(附染色)。

十、明末清初《天府广记》,44 卷,孙承泽撰。卷十五"礼部"有明代朝仪冠服、中宫朝仪冠服之制、宫官之制、内侍之制、宫禁等。见《续修四库全书》第792 册。据辽宁图书馆藏清抄本影印。又见《四库全书存目丛刊》史部第248 册。另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 年排印点校本。

十一、清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1679-1739)

《明史?舆服志》,张廷玉等奉敕修。《明史》卷六十六志第四十二为舆服二,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为舆服三。在各种有关明代冠服制度文献的基础上,加以综合编辑而成,是最为完备的明代冠服制度表述。

附注:有些明代礼书未见原文,不知有无冠服内容,故未能详列。如《国朝制作》、《大礼要义》、《皇明礼制》、《国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制》、《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等。

苗族服饰演讲稿

苗族服饰——花中奇葩 苗族的历史文化是靠口头文学和服饰图画艺术来表达的。与许多无字民族不同的是,苗族不仅将历史传统倾注于口头文学之中,更将它倾注于图画之中,这主要表现在苗族的刺绣图案里。苗族老人对苗族少年进行历史文化教育时,常指点着服饰图案而说。苗族叙事性服饰图案不仅长盛不衷,而且十分丰富发达,可谓到了以服饰再现历史的地位,成为苗族传世的“无字史书”。它们包括缅怀祖先的创世图案、祭祀图案和记载先民悲壮历史的战争迁徙图案。在黔东南苗族服饰里,大量使用着“蝴蝶妈妈”、“姜央射日月”、“天地”、“黄河”、“长江”、“骏马飞渡”、“江河波涛”、“平原”、“城池”、“洞庭湖”等母题图案,这些图案均显示着苗族历史发展的轨迹。 苗族刺绣 苗族刺绣,代表了中国少数民族刺绣的最高水平。刺绣是苗族源远流长的手工艺术,是苗族服饰主要的装饰手段,是苗族女性文化的代表。他们的服饰有便装与盛装之分,平日着便装,节目或姑娘出嫁时着盛装,无论服装还是头饰,工艺复杂,做工精细。苗族刺绣的题材选择虽然丰富,但较为固定,有龙、鸟、鱼、铜鼓、花卉、蝴蝶,还有反映苗族历史的画面。苗族刺绣十分美丽,技法有12类,即平绣、挑花、堆绣、锁绣、贴布绣、打籽绣、破线绣、钉线绣、绉绣、辫绣、缠绣、马尾绣、锡绣、蚕丝绣。这些技法中又分若干的针法,如锁绣就有双针锁和单针锁,破线绣有破粗线和破细线。 苗族刺绣有一种极常见的人骑龙或骑水牯纹样,体现了苗族人民英勇无畏的气概和生活情趣。苗族民间艺术中的骑龙、驯龙、双龙的各种图案,再现了人们对龙敬而不畏的心理。苗族刺绣种类很多,从色彩上分,大体上可分为单色绣和彩色绣两种。单色绣以青线为主,刺绣手法比较单一,其作品典雅疑重,朴素大方;彩色绣用七彩丝线绣成,刺绣手法比较复杂,或平绣或盘绣或挑绣,多以自然界中的花鸟虫鱼或龙凤麒麟为题材,刺绣成品色彩斑斓,栩栩如生,是凤凰民族工艺品中的精品。苗族刺绣另一特色是借助色彩的运用、图案的搭配,达到视觉上的多维空间。挑花也称数纱绣,是苗族特有的技艺,不事先取样,利用布的经纬线挑绣,反挑正取,形成各种几何纹样。挑花就是借助色彩和不规则几何纹样的搭配,形成多视角的图案,从而达到“则看成岭近成峰”的立体与平面统一的视觉效果。 刺绣是苗族妇女的特长,很多作品都具有技术高超,造型奇特,想象丰富,色调强烈,风格古朴的特点。苗族刺绣图案色调多种多样,松桃地区以花、鸟、虫、鱼为主,喜欢用粉红、翠蓝、紫等色,较为素净。黔东南多以龙、鱼、蝴蝶、石榴为图案,喜欢红、蓝、粉红、紫等颜色。黔中地带喜欢用长条、长方、斜线等组成几何图案,喜欢大红、大绿、涤蓝等颜色。古藏衣上刺绣的蝴蝶纹,是苗族纹饰中最常见和最重要的装饰文化,除了蝴蝶纹绚丽的因素外,还与苗族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蝴蝶妈妈相关。在苗族人的心目中蝴蝶妈妈、大宇鹡鸟是苗族的始祖,是创业者,把这些蝴蝶、鸟纹绣在衣服上用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与崇拜。这些图案还有明显的阴阳结合、创造生命的寓意。表达了苗族祖先对自然、宇宙、对生命起源的理解和认识。 苗族的银饰 苗族姑娘胸前大都佩戴着硕大的银锁,银锁是苗族银装中的主要饰物,制作得十分精美,银匠在压制出的浮雕式纹样上錾出细部、纹样有龙、双狮、鱼、蝴蝶、绣球、花草等。银锁

明代服饰

明代服饰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专制,对中央和地方封建官僚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恢复汉族礼仪,调整冠服制度,禁胡服、胡姓、胡语等措施。对民间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移民屯田,奖励开荒,减免赋役,兴修水利等,使封建经济得以很快发展。1399年,建文帝朱允坟推行“削藩”政策,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以“清君侧”的名义率军南下,发生了一场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皇位争夺战,历史上称为“靖难之变”。朱棣考虑到北京是他多年经营之地,而南京总为偏安王朝,难以控制北方游牧部落,于是在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自此,北京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明代注重对外交往与贸易,其中郑和七次下西洋,在中国外交史与世界航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待少数民族部落,明王朝采取了招抚与防范的积极措施,如设立奴儿干等四卫,“令居民咸居城中,畋猎孳牧,从其便,各处商贾来居者听”,安抚并适应了鞑靼、女真各部的发展。设立哈密卫,封忠顺王,使之成为明王朝西陲重镇。利用鞑靼、瓦剌与兀良哈等三卫,来削弱东蒙古势力等。明朝近三百年中,也发生“土木之变”、倭寇入侵、葡萄牙入侵等动乱,但各族人民之间仍在较为统一的局面中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男子宫服与民服 明代服饰改革中,最突出的一点即是建国后立即恢复汉族礼仪,调整冠服制度,太祖曾下诏:“衣冠悉如唐代形制。”包括服饰在内的更制范围很广,以至后数百年中都留有影响,但由于明王朝专制,因此对服色及服饰图案规定过于具体,如不许官民人等穿蟒龙、飞鱼、斗牛图案,不许用元色、黄色和紫色等。万历以后,禁令松弛,一时间鲜艳华丽的服饰遍及里巷。 明代冕服除非常重要场合之外,一般不予穿用,皇太子以下官职也不置冕服。朝服规定很严格。另有皇帝常服,一般为乌折上巾,圆领龙袍。

中国茶文化文献综述

中国茶文化文献综述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滥觞期。 中国茶文化的漫长足迹,印进了中国先秦典籍的字里行间。虽然对于这些零星记载,由于时代的变迁,用词的变更,认识的不同,也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但专家学者们一致推崇,并在世界茶史上具有不可动摇地位的唐代陆羽《茶经》,对先秦的茶事则是首肯的。南北朝之后,关于茶事的记载逐渐增多,特别是有关南北饮茶习俗的不同,时人饮茶追求的轶事,有了更多的文化意味和价值。 气度恢弘、舞台壮阔的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定型期。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唐诗,也融汇了更多的茶文化内容,反映了更广阔的生活画面。不仅陆羽、皎然、卢仝等终身许茶者有颇多茶诗,连文坛大诗人李白、白居易、皮日休等也有茶诗名篇传世。这种流风遗韵,影响到其后。 宋辽金元和明、清时代,都是中国茶文化典籍文献的发展期。 在这跨越几个朝代的950来年中,茶文化典籍文献的进展和风貌又是各不相同的。宋代近30种茶书,记载了这一时代茶业生产的兴盛和品饮艺术的探索。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记载了程序繁复、要求严格、技巧细腻的宋代斗茶;丁谓的《i匕苑茶录》,记载北苑园焙之数和图绘器具,以及叙述采制入贡法式;蔡襄的《茶录》记载斗茶时色香味的不同要求,提出斗茶胜负的评判标准,追求整合技巧和审美内涵的统一,都是当时有影响的茶书。明代50多部茶书相继问世,成为中国古代茶书数量最多的时期。朱权《茶谱》论"清饮之说",把品茗作为表达志向和修身养性的方式,贯穿着求真、求美、求自然的追求,其所持之说,被称为"朱权茶道",并予日本茶道以影响。明代茶书关于茶具艺术和烹茶技艺的载录,更多地表现出创新精神。而清代虽然饮茶更为平民化、更为普及,200多年间仅有茶书10多种,与明代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历代皇帝服饰

中国历代皇帝服饰 礼仪之邦的古中国,礼仪的繁密主要是通过朝廷、皇家表现出来的。皇帝在何种场合穿何种衣服,都有礼仪上的正式规定。每个新建立的朝代都要重新制定本朝的舆服制度,规定服色(即为何种颜色为尊)。人们印象中的皇帝形象,都是头戴旒冕的庄重模样,其实那种妨碍视线,左顾右盼就要敲脑袋的沉重东西,皇帝最不喜欢戴,在平日和后宫燕居时,皇帝自然不会戴那个累赘。所以皇帝的服饰大致可分为礼服与常服。 具体地说,皇帝的服饰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冕服 冕服是帝王、诸侯们参加祭祀盛典时所穿以与冠冕相配合的礼服。采用上衣与下裳分开的服制,衣和裳上分别织或绣着十二章纹饰。周代天子按照祭祀典礼的大小分别有六种冕服,除大裘服是用黑羊羔皮制作的外,另外五种都是玄(黑)色上衣,纁(红)色围裳。战国以后,冕服制度遭到破坏,直到东汉明帝时才开始恢复,以后历代沿用,一直到明代。但历代冕服制度变化很大,如冕服的种类,汉魏以后一般只有一种,但北周皇帝却有苍、青、朱、黄、素、玄、象、山鷩、衮等十二种冕服。隋、唐、宋三代虽然恢复了周代的六种冕服,但常穿的只有衮服一种,明代则只有衮服。冕服的颜色一般为玄衣纁裳,晋珐至南北朝多用皂衣绛裳,唐后期与宋、金、元各朝天子冕服为青罗衣和红罗裳,明代天子一度用玄衣黄裳。纹章则一般天子用十二章,诸侯公卿以下各代各有不同。 弁服 弁服是古代贵族男子的一种常用礼服。上自帝王、下至士大夫都可以穿用。弁服与弁相配,服装上用黑色丝衣,下用红色围裳,与冕服相似,但衣裳上不加章彩纹饰。腰系茅菟草染的绛色韦末韦后,代替冕服的蔽漆。皮弁服用细白布衣,素(白缯)裳,腰下有裥折,下系素蔽膝。皮弁服是天子、诸侯等平时翰会、朔望视朝、田猎、大射礼时穿用的服装,魏晋时形制已有变化,唐以后改为绛色衣、素裳、蔽膝、革带、白袜、黑履或舄,宋代没有皮弁服,明代皇帝又加以恢复,其他为绛纱衣,蔽膝随衣服颜色一致,用白玉带革带、玉钩鲽绯白大带,穿白袜、黑舄。武弁服颜色为赤,称韦末衣、韦末裳、韦末韦后,佩绶和韦末韦后都系有革带,鞋色与裳色一致,一般为有兵事时穿用。

苗族服饰文化

第一章历史上的苗装 五、历史上的苗族服饰变迁 苗族没有统一的文字,本民族文字典籍缺乏。清以前的汉文字典籍对苗族记载又过于简略,对其服饰描述往往寥寥几句,另一方面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资料亦十分稀缺。所以,我们很难像苗族学者沈从文先生复原中华民族服饰变迁脉络那样去复原苗族服饰的发展脉络。没有办法复原上古、中古的苗族服饰,这是一件憾事。或许这正是作者以后努力的方向。 从“三苗墅首”这句古话来看,仿佛苗族人民的头部装饰变化比较缓慢。时至今日,在贵州大方、水城、纳雍一带的被称“小花苗”的苗族支系男女仍将红色的毛线混入发内盘在头上。织金、盘县、毕节等县的苗族女子更是将大把假发或毛线掺发盘结,这或许就是“三苗发首”的遗风。可是,我们不能据此风俗而要妄断苗族服饰变化的缓慢,没有发展。其实,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不可能不踏着与时代同步的节拍,不可能不受到时代风潮的冲击。苗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他们居住在中南、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区,与中原民族及其他民族相邻而居,接触在所难免。前文提到的战争与迁徙过程中把过去生活地方的山川、河流和城郭做成衣服穿在妇女和儿童的身上,并世代传承至今日。那么我们要问,在这次演变之前呢?他们穿的是怎样一种服饰呢?从这则传说中我们不难窥见苗族服饰是在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民族的服饰变迁是民族文化变迁之一,它同民族的其他文化变迁一样,受到内力和外力两方面的驱动。变迁呈自发性、自觉性的和被迫性或强制性的。自觉性、自发性的变迁一般表现为渐进的、局部的增减状态。这种变迁主要是由于纺织工艺的改进,新材料的引进使用等原因。当然,作为一个民族,也可能因为本民族倡导的改革等,加速了民族服饰的自觉变迁,这种变迁也可能表现为突进的方式。被迫性或强制性的变迁一般是由于封建王朝政令或统治民族的强制措施造成。这种变迁常常表现为突发性的,传统的服装为新服装取代。从这层意义上讲,服装的保守与反保守常常成为政治化的问题,有的甚至成为爆发民族战争的诱因。 苗装在其历史上,经历了自觉性和强制性的变迁。 如果将清代文献记录的苗装和“苗图”中描绘的服饰与后来的服装及现存的苗装相比较,从中不难发现苗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迁特别在当代更是十分明显。其中,男装的变化,显得更为迅速。从各类“苗图”及田雯《黔书》、乾隆时期的《贵州通志)、爱必达《黔南识略》、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李宗的《黔记》的记载中清楚看到清代绝大部分苗族支系依旧保持有别具风格的男装。成书于康熙二十九年的田雯《黔书》记载:生活在贵阳一带“东苗”、“西苗”支系的苗族“男椎髻,著短衣,色尚浅蓝,首以织花布束发”。居住在贵定县平伐司一带苗族“男子披草衣,短裙”。<苗蛮图册》绘制的82幅图中,几乎每一幅部有椎髻男性,且都是民族服装打扮图三十九,绘有5个男人猎虎图,其中靠近虎的一人左手执木牌,右手执镖,一人执长镖随后,另三个殿后者同执一弩。他们的装扮为,执木牌走在最前者头戴铁盔,肩、胸、腿都穿有护甲。其余四人没有穿甲衣,他们装束为椎髻束发,长衣短裤,衣色青黑,裤长至膝部,绑腿赤足。画面上的文字是这样写的:“九股苗在兴隆卫凯司……头戴铁盔。前有护面,后无遮肩,用铁皮围身,铁片缠腿。健者能左手执木碑(牌),右手执镖,口衔利刃,行走如飞,携带药弩名臼偏架,三人共矢,发无不贯。”图十四所绘“红苗”男子装束是椎髻,穿交襟宽袖上衣,束腰。下为中长裤,绑腿赤足。124j应该说,<黔书)、<苗蛮图册)所反映的是清初的苗族服装面貌。到清中后期,这种男装亦有了明显的变化。据田雯(黔书》记载,居住在都匀府之陈蒙烂土、天坝(今之福泉、麻江等)一带的“夭苗”支系“缉木叶以为上服,衣短裙”。乾隆年间的(苗蛮图册)图二十一“天茁”说明文字也这样写:“缉木叶为衣,著短衣(裙)。”而80多年后的道光年间,罗绕典写《黔南职方纪

明代九边的文献综述

明代九边的文献综述 明代九边军事城镇文献综述明朝时,朱元璋把北元驱逐到漠北后,北元势力虽然分裂成两部分,但仍然非常强大。它的两个部分,瓦拉和鞑靼,一直是明朝最大的敌人。因此,防御北方边疆一直是明朝军事战略的核心,即使在东北女真族崛起后也没有改变。此外,九面是北方边防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面。九边是明朝为抵御蒙古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而建立的九个边境地区。它叫九边北部边境沿线有几个重要的军事城镇。明初为九镇,后发展为九边十三镇或九边十六镇,俗称“九边”古今中外,九方研究一直在进行。在古代,较为著名的有明代徐伦的《九边图论》、明代韦欢的《明代九边考》、明代应宗的《大一统》、清代孙承泽的《春秋梦》。近代比较著名的有毛沛琦、王力的《中国通史——中国明代军事史》、肖立军的《明朝中后期九边军制研究》、彭勇的《基于边防军沿革的明代北方防御体系研究》、的《明史探索》、赵的《明代九边军制研究》、莫雨英《明蒙关系研究——基于明蒙双边政策和明朝对蒙古的防御》,张德新《明史研究稿》和毛玉陈《明代西北边城论》。与此同时,国外许多学者也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日本是最突出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田村的《北明防御体系》和松本的《北明防御体系研究》等。大多数学者对九边军事城镇的形成时间和序列有不同的看法。这种差异源于明代对这一制度的错误描述以及不同学者对明代军事城镇定义的不同理解。以下是我对每个观点的详细解释一、明代九方的形成时间和顺序《明史》说:“元人北返,屡求复兴永乐迁都北平,北平三面封闭。正统之后,敌人遭

受的苦难越来越多。因此,在明朝末年,边防非常森严。鸭绿江东起,西至嘉鱼,绵延数千英里,分割土地以保卫政府。起初,辽东、傅玄、大同、延绥四镇相继建立,宁夏、甘肃、冀州三镇相继建立,太原总兵负责地方事务,三边政府设在固原,又称二镇,共九边。“1据认为,经过四镇、七镇、九镇的演变,顺序是大同、辽东、傅玄、岩水、宁夏、甘肃、冀州、太原(岩头统治下)和固原《明史》的记述是从许论的《明太祖九面》抄来的,但现在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范的观点是:“九边是从洪武七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形成于弘治年间,最终定制于嘉靖初年。”另一位学者魏占斌指出:“九边的设置始于明朝成祖时期,完成于明朝孝宗时期。”。他还制定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该时间表仅限于空间,目前没有执行。3最近,俞墨英博士在他的论文中提出:“边镇创建于洪武年间,边镇制度基本形成于永乐年间,最终形成嘉靖九边洪武年间,在明军与北方统一的过程中,明朝废除了各地的元制,建立了新的行政和军事机构——都司卫府,并在九边创建了第一批重要城镇。“顺序是北平、大宁、辽东、傅玄、大同、宁夏和甘肃4而赵博士的论文提出:“明九边建于洪武二十五年,完成于嘉靖年间”根据成立时间,分别列出甘肃镇、宁夏镇、傅玄镇、大同镇、辽东镇、冀州镇、岩嘴镇、陕西镇(xi安)和山西镇(太原)。”5日,樊虎博士说:“北方九面军镇始于洪武元年的北平镇,终于永乐元年的傅玄镇九个边防军事城镇的顺序是北平、大同、Xi、太原、辽东、甘肃、大宁、宁夏、冀州和傅玄此外,还有于、肖力军、梁妙泰、彭勇等学者对此问题有不同看法,在此不再赘述。12

苗族服饰文献综述

苗族服饰 苗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主要分布于我国贵州、湖南与四川地区。在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中,服装与银饰成为苗家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符号。如果说银饰是苗族女性的代表标志,那么服饰则代表着苗家人独特的艺术作品。苗族服饰以夺目的色彩、繁复的装饰和耐人寻味的文化内涵著称于世,所以对于苗族服饰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苗族历史的回顾。 苗服形成的历史渊源 根据史籍记载和传说,苗族先民殷周时代已在今湖北清江流域和湖南洞庭湖一带生息。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巴蜀、夜郎以及荆州都有苗族先民活动。秦汉时,大部分苗族先民在武陵郡、牂柯郡、越巂郡、巴郡、南郡等地区定居,小部分继续迁徙到黔东南都柳江流域。嗣后,由于战争、饥馑、疾病流行、生育繁密、农田丢荒等原因而不断迁徙。同样也正因为这样,造就了苗服所独具的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 关于苗服的产生民俗界有多种观点,但是有一点是比较统一的:苗服的产生是多次迁徙与抗争的产物。 冯悦在《苗族服饰记在衣上的史诗》做如下描述“五千多年前苗族的祖先雄居于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这片阔富饶的土地上,然而部落间的战争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故土被迫南迁,传说当时姑娘们舍不得故土的奇花异草和

珍禽异兽,她们含着泪用千针万线把那些美丽的动植物绣在自己的衣裙上,带到很远的地方去并将这种服饰传给她们的后代,今滇黔旁乌蒙山区的花苗服饰,据说就是对故园山水、田林的记录。”石鑫进在《论述湘西苗女服》中叶对此做了侧面论证“湘西苗族的古代服饰,男女差别较小,一律穿刺绣花衣,包赭色绣花帕,配以诸多银饰。自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分流、政府指令服饰宜分男女之后,变化极大。” 苗服的地域特点 苗族服饰有性别、年龄及盛装与常装之分,且有地区差别。据清代《百苗图》所载,凡八十三种。另有湘西型苗族服饰考察资料称百余种。纷繁复杂的苗族服饰分为湘西型、黔东型、川黔滇型、黔中南型以及海南型等五大类别和若干款式。 湘西型,流行于湖南湘西州及湘、黔、川、鄂四省交界一带。古代男女蓄发椎髻的习俗已消失。今女我穿圆领大襟短衣,盘肩、袖口等处有少许绣花;宽脚裤,裤筒边缘多饰花边;包扎又高又大的青布或花布头帕,戴银饰。 黔东型,流行于黔东南。男装多为青色土布衣裤,包青头帕。女装以交领上衣和百褶裙为基本款式,以青土布为料,花饰满身,图案多为平绣的各种龙、凤、鸟、鱼及花卉。雷公山一带女装独特,百初裙甚短,长者30厘米,短者不足20厘

坐具设计文献综述

毕业设计文献综述 工业设计 坐具设计 一、前言 芬计师塔佩瓦拉((Iimari Tapiovaara)曾说:“椅子的设计是任何室内设计的开端。”椅子设计的问题解决了,其他各类家具的设计皆能触类旁通、迎刃而解。因为首先一个基本概念是:没有任何物品的设计与人类的密切关系能超过椅子;同时,也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家具在创造和销售上达到椅子这样的广泛性[1]。 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在椅子的设计、创造、革新上所进行的探索和努力超过了任何类型的家具。任何一位设计师通过一张椅子的创作,同时也在演绎着椅子本身特殊的需求和功能。在实用设计的层面上,一件椅子的设计与创作要与人们心理与生理产生联系,以及考虑座椅的造型和材质。与此同时,还必须联系到使用者在知识、情感、美学、文化等精神层面上的特殊需要。在另一方面,就是设计与制造、工艺、结构之间的基本联系。 现代文明的高度发达,信息文化的广泛传播,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需要“多元化”的设计来满足变化快、需求多、品味高的生活方式[2]。而坐具是家具中与人关系最密切的器具,所以坐具的设计也要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而进步,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坐具的设计不仅要在功能上得以改善和提高,还应在外观上得以突破,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也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二、主题 (一)坐具概况 1.坐具的发展历程 (1)椅子的发展过程 椅子的名称源于唐代,而椅子的形象则要追溯到汉魏时北方传入的胡床。唐代以

前椅字,多指车上的围栏,其作为人在乘车时的依靠,起安全围护减轻疲劳作用。后世椅子的形式就是受此启发而形成的。从现存资料看,唐代的椅子已相当华丽。如:在《历代帝王像》中唐太宗所坐的椅子就十分精制,四条直腿,带束腰,棱角处起线,上侧安托角牙,后背部立四柱,中间两柱稍高,项上装弧形塔脑,两端长出部分雕成龙头。扶手由后中柱绕过边柱向前兜转搭在前立柱上,扶手与坐面中间空当嵌圈口花牙。扶手尽端亦雕成龙头,与后背搭脑融为一体。坐面附软垫和衬背,前设脚踏[3]。 五代至宋,出现了靠背椅、扶手椅、圈椅等新的形式。 明代的椅子类型丰富多彩,有宝座、交椅、圈椅、官帽椅、靠背椅、玫瑰椅等多种形式。清代由于手工业技术的发展,椅子出现了雕饰,成为家具中的珍品。 明代晚期,出现一种坐面以下采用鼓腿膨牙带托泥的圈椅。明代圈椅的椅式极受世人推崇,以至人们把圈椅亦称为太师椅,具有象征意义。 (2)凳子的发展过程 凳子的出现和椅子大体同时,魏晋时期,我国家居生活已经开始使用凳子。此时流行一种圆墩的坐具,形式为两端大、中间细,上下为平面。 唐代中期以后,凳的类型增多。在宋摹唐周肪《挥扇仕女图》中还可看到一种月牙凳,凳的腿与腿之间的边牙上钉有金属环,每环各结彩带二束,此类坐墩显得异常精美,增加了视觉审美功能。 在五代,坐墩又出现了一种两端小中间大的花鼓形式,使用时上面再覆以绣花软垫,名”绣墩”。宫中妇女及舞乐歌女都常使用这种坐具。“绣墩”因两端各雕云纹和象征固定鼓皮的乳钉,故又名“花鼓墩”。为提携方便,有的在腰间两面钉环,或在中间开出四个海棠式透孔。明清时期的绣墩除木制外,还有蒲草编织、竹藤编织的,也有以瓷、雕漆、彩漆等材质制成。使用时不同季节用不同坐墩,冬季使用蒲墩,夏季使用藤墩,并根据不同季节铺以不同软垫和刺绣精美花纹的坐套[4]。 宋代出现了彩漆坐墩,坐墩形体宽大,呈扁椭圆形,周围开出竖向椭圆孔七个,七孔的边口正好形成七条弧形腿足。椭圆形透孔与坐墩整体的扁椭圆形形成横竖反衬,使之在造型上显得美观敦实稳重。

苗族服饰文化研究综述

苗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的民族,其溯源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的 蚩尤时代。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苗族形成了灿烂的文化,尤其是服饰文化更是 居少数民族之首。作为其文化的有形载体,服饰文化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其历 史与文化,更深刻的理解苗族服饰的变迁,从而推动其服饰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焕发新的活力。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颇多。以中国知网为例,输入“苗族 服饰文化研究”,全文涉及的有3741篇,主题涉及的有193篇,当然这里是 指中国境内的苗族。这些文章角度各异,内容广泛。故本文就上述主题涉及的 文献进行整理,分类,结果如下。 一、研究现状 (一)写作思路 1.从一般到特殊,即讨论苗族服饰文化的一般性,在举例说明时运用其特 殊性。如刘茜的《无字的教科书:苗族服饰文化的课程意义解读》(2009),其中在陈述苗族服饰是无字史书时,提及贵州黔东南苗族服饰纹饰中的“黄河”、“长江”、“平原”、“洞庭湖”、“城池”等主题图案,表明苗族祖 先曾生活在黄河、长江和平原地区。又如龙晓飞的《苗族服饰文化深析》(2010),其中在陈述苗族服饰的兵器文化英雄特色时,提及“水梳苗”的牛角形木梳。 2.从特殊到一般,即以苗族的某一代表聚集地为例,总结苗族服饰文化的 一般性。如娄方进的《桐梓苗族服饰研究苗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2012)中,以桐梓苗族为例,总结出苗族服饰的图案丰富,美好追究,悠久历史。又 如李宇栋的《浅析湘西苗族服饰文化发展现状——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夯沙乡为例》(2012),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总结出湘西苗族发展现状,出现的问题及建议。 3.以小见大,即以苗族的某一代表聚集地为例,讨论更大范围的问题。如 黎焰的《民族服饰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对近现代贵州苗族服饰文化变迁的研究分析》(2004)中,以贵州苗族服饰文化变迁为例,讨论我国民族服饰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和如何发展民族服饰文化的问题。又如韦夷,吴俪蓉的《少数民 族服饰文化产业化探析——以广西融水苗族服饰文为个案》中,以广西融水苗族服饰文化为例,陈述其发展现状,美学价值,从而指出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产 业化的优势。

明朝服饰有什么特点

明朝服饰有什么特点 明朝服饰属于汉服体系,明朝立国不久,就下令禁穿胡服,恢复了唐朝衣冠制度,法服与常服又得以并行了。明朝服饰有什么特点?下面就是给大家整理的明朝服饰特点,希望对你有用! 明朝服饰属于汉服体系,明朝立国不久,就下令禁穿胡服,恢复了唐朝衣冠制度,法服与常服又得以并行了。法服大体同於唐朝,祗是进贤冠改成了梁冠,并增加了忠静冠、保和冠等冠式。官吏戴乌纱帽,穿圆领袍。袍服除了品色规定外,还在胸背缀有补子,并以其所绣图案的不同来表示官阶的不同,不独唯此,官员的腰带也因品级的不同而在质地上有所不同。故有明一代的服饰特点主要体现岀等级限制的严格。书生多穿直裰或曳撒,戴巾。平民则穿短衣,戴小帽或网巾。明朝女子髻式也颇多,且常在额上系兜子,名“遮眉勒”。衣裙近似宋元两朝,但内衣有小圆领,颈部加纽扣。衣身较长,缀有金玉坠子,外加云肩、比甲(大背心)等。 朱元璋统一天下,明代开始整体上大致恢复汉人衣冠,从唐代吸收了胡人习惯以后,发展出的汉人衣冠。 明代的男装,大人多穿青布直身的宽大长衣,头上戴四方平定巾,一般平民穿短衣,裹头巾。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六瓣、八瓣布片缝合的小帽,看起来很像剖成半边的西瓜。本来是仆役所戴的,但是因为戴起来很方便,所以就

普遍流行起来。这就是清代「瓜皮小帽」的前身。 明代的贵妇多是穿红色大袖的袍子,一般妇女只能穿桃红、紫绿及一些浅淡的颜色。平日常穿的是短衫长裙,腰上系着绸带,裙子宽大,样式很多,像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等。 主要特点 明装与唐装相比,在于衣裙比例的明显倒置,由上衣短下裳长,逐渐拉长上装,缩短露裙的长度。衣领也从宋代的对领蜕变成以圆领为主。明代女装上衣是三领窄袖,身长三尺有余,露裙二、三寸,即所谓“花冠裙袄,大袖圆领”。当时扬州流行一种新式样:女衫长二尺八寸,袖子宽一尺二寸,外护袖镶锦绣,冬季镶貂狐皮。裙装在明代初年用色偏向浅淡;崇祯时期提倡白色裙。裙边有一、二寸绣边。明初裙宽为六幅,明末时发展为八幅、十幅。裙褶十分盛行,有细密褶纹,也有大褶纹。褶纹装饰十分讲究。有一种名为彩条裙,每条选用一种颜色缎,每条色缎上绣出花鸟纹饰,带边镶以金线可成为独立的条带,将数条这样的各种彩条拼合在腰带上,就成为彩条飘舞的裙子,因此取名“凤尾裙”。有的还将整块缎料用手工做成细褶纹,取名“百褶裙”。一种二十四褶裙取名“玉裙”。 明代还有一种特殊式样的帔子,由于其形美如彩霞,故得名“霞帔”。这种帔子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得此名。到宋代将它列入礼服行列之中。明代服用此式较为普遍,它的形状宛如一条长长的彩色挂带,每条霞帔宽三寸二分,长五尺七寸,服用时绕过脖颈,披挂在胸前,由于下端垂有金或玉石的坠子,因此越发显得挺拔高贵。

明代的军屯

《明代的军屯》读书笔记 文献综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析与评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点与难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链接书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陈小霞 2011级国政2班 学号1108030216 2013年11月11日

《明代的军屯》读书笔记 一、出处: 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 二、本书逻辑 明代的军屯主要有四类:民屯、谪屯、商屯以及军屯,而王毓铨在《明代的军屯》这本书中主要以军屯为主题进行论述。王毓铨将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明代军屯的制度和作用主要是介绍明代军屯的具体内容,如: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以及军屯的组织结构和作用等。下编明代军屯上的生产关系及军屯的破坏主要是讲述了明代生产关系的变化及其随之而来的不断的民田化导致了军屯的破坏。 中国历史上的军屯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从汉到宋是第一个阶段—边防军屯,军屯主要以局部驻防军兼营屯种,以供局部的需要。兼营屯种的驻防军几乎全在边缘,不在腹里,期间军屯制度主要遵守的一个原则是边镇屯田为的是省转运、固防守。由辽金到明是第二个发展阶段,也是军屯制度变化从开始到完成阶段。辽金特殊的军事制度以及他们都是从外来占据腹里的土地和人民,这些因素决定了军屯制度变化的开端。辽金统治者为了镇压和防备被占据着的反抗,把军队散驻在被占据地区之内,因此,军屯遍布各地。由此便可以看出军屯制度前后的不同了,此前的屯田是边镇屯田,重在外境,辽金以后的则是遍地屯田,内外全有。但是金代的军屯还没有操守正军和屯田军的分离,直到元代,正军、屯军分别组织,分别管理,这是元代军屯制度上的新创设。明代的军屯制度是元代制度的延续、加强,也是封建社会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具体反映,不仅使军役来源有保证,也要军队的供应有保证。 明代军屯的建置主要是设卫分军屯田,并制定几种极为重要的屯田法令,完备当时的军屯制度。主要体现在军屯的新增上,洪武以后增设的军屯,其性质不外乎是腹里军事据点、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要塞、水陆交通枢纽以及边防地区,随着军屯的创设,卫所也有所改变和增设。 王毓铨主要就旗军拨屯分数、余丁顶种、屯田分地亩数、军屯地土来源,及其总额、牛具种子、屯田子粒和屯种组织、管理监督等几个方面叙述了明代军屯的具体经营情况。以下对这些内容加以简要介绍。 根据明代初年的军屯法令,在屯地上进行生产的,是由各卫所拨出来的一部分旗军,也叫屯田正军,有别于屯田军余。旗军拨屯分数主要是遍地三七守屯,腹里二八,但这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开始的时候,屯守分数是没有严格准则的,因时因地都有些差别,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更定屯田法,守屯分数只有两种:十之五和五之四,冲要卫所旗军屯守中半,其余的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其后,屯田法又有所改变,“诏天下卫所军以十之七屯田”,七分屯种,三分守城这三七比例合乎一般所知的边地守屯制度,但并未被严格执行。到了永乐二年,再次更定屯田法,只给了个原则,各地因地制宜。总体上看,明代卫所旗军屯守分数

苗族服饰文化研究综述

苗族服饰文化研究综述 苗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的民族,其溯源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的蚩尤时代。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苗族形成了灿烂的文化,尤其是服饰文化更是居少数民族之首。作为其文化的有形载体,服饰文化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其历史与文化,更深刻的理解苗族服饰的变迁,从而推动其服饰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焕发新的活力。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颇多。以中国知网为例,输入“苗族服饰文化研究”,全文涉及的有3741 篇,主题涉及的有193 篇,当然这里是指中国境内的苗族。这些文章角度各异,内容广泛。故本文就上述主题涉及的文献进行整理,分类,结果如下。 一、研究现状 (一)写作思路 1.从一般到特殊,即讨论苗族服饰文化的一般性,在举例说明时运用其特殊性。如刘茜的《无字的教科书:苗族服饰文化的课程意义解读》(2009 ),其中在陈述苗族服饰是无字史书时,提及贵州黔东南苗族服饰纹饰中的“黄河”、“长江”、“平原”、“洞庭湖”、“城池”等主题图案,表明苗族祖先曾生活在黄河、长江和平原地区。又如龙晓飞的《苗族服饰文化深析》(2010 ),其中在陈述苗族服饰的兵器文化英雄特色时,提及“水梳苗”的牛角形木梳。 2.从特殊到一般,即以苗族的某一代表聚集地为例,总结苗族服饰文化的一般性。如娄方进的《桐梓苗族服饰研究苗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2012 )中,以桐梓苗族为例,总结出苗族服饰的图案丰富,美好追究,悠久历史。又如李宇栋的《浅析湘西苗族服

饰文化发展现状——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夯沙乡为例》(2012 ),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总结出湘西苗族发展现状,出现的问题及建议。 3.以小见大,即以苗族的某一代表聚集地为例,讨论更大范围的问题。如黎焰的《民族服饰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对近现代贵州苗族服饰文化变迁的研究分析》(2004 )中,以贵州苗族服饰文化变迁为例,讨论我国民族服饰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和如何发展民族服饰文化的问题。又如韦夷,吴俪蓉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产业化探析——以广西融水苗族服饰文为个案》中,以广西融水苗族服饰文化为例,陈述其发展现状,美学价值,从而指出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产业化的优势。

开题之文献综述

以明商业文化视“三言二拍”商人形象 ——开题之文献综述 “三言”“二拍”是中国古典通俗短篇小说的佼佼者,其中有大量为工商业者立传的“商贾小说”,它们是中国商贾小说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据不完全统计,仅“三言”“二拍”的明代作品,其中主要表现商人生活的,或偶尔涉及商人生活的,便分别各有二十五六篇,再加上其中的“宋元话本小说”中与商人有关的十五篇,则全部有六十六篇之多,占了整个“三言”“二拍”的三分之一左右,其比例是很高的。这两部作品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明代社会的风云变幻,其中对商业活动的直观再现和商人阶层的真实描述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说在此之前,从没有一部作品能如此关注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和商人们的经商际遇、生活情态及其精神面貌。 目前学术界对“三言”“二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研究者对“三言”“二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家研究、作品的收集与本事探源、作品文本的分析等方面。对“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50年代开始起步,一直到80年代,研究者和论文都较少,研究的宽度和深度都还不够,但是这阶段的研究给“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邓绍基《谈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1958.3《文学遗产》)一篇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文章,它对“三言”“二拍”商业问题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创新,其独到的见解启示了以后众多的研究者。邢治平的《“三言”里的明代小说》(1960.1《开封师院学报》)也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研究文章,文章指出“三言”里的明代小说塑造了大中小不同层次、地位的商人形象。 80年代以来,伴随着“商业文学”研究的兴起,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三言”“二拍”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商贾文化,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因此,对“三言”“二拍”商人形象及商业活动的研究,颇受关注,研究者也越来越多。查阅80年代以来的报刊资料、学术期刊,学术界有关研究论文百余篇,研究此问题的硕博士论文10多篇。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从史料角度挖掘“三言”“二拍”的商业价值。周舸岷《三言二拍反映的明代后期物价和市民经济生活》(1980.11《浙江师院学报》)认为从“三言”“二拍”中可知明代后期货币及其使用的情况、物价、市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城市的剥削关系。冯天瑜、涂文学的《三言二拍所表现的明代历史的新变迁》认为作品展现了明中叶以后的社会风情。因此,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论,具有十分宝贵的认识价值。漆侠《“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1988.3《河北大学学报》)指出“三言”“二拍”中,有62篇是描写宋代社会生活状况的作品,占全书的30%。这些作品记录了宋代经济作物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纺织业生产的“机户”等有关城市经济、高利贷、商业贸易,以及宋代社会各阶级、阶层人物的情况,对研究宋代社会具有史料价值。《从“三言”看明代奴仆》(南炳文)从作品中反映的奴仆问题探究当时的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状况,在研究论文当中是角度比较独特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三言”中有26篇涉及明代奴仆问题,从所写的奴仆情况可见当时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实际情况。 “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研究出现了,求深、求全、求新是这时期研究的主要特点,学者们或就已提

苗族服饰文化研究的文献综述

关于“苗族服饰文化研究”的文献综述 苗族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分布广泛的民族,其溯源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的 蚩尤时代。在这漫长的历史中,苗族形成了灿烂的文化,尤其是服饰文化更是 居少数民族之首。作为其文化的有形载体,服饰文化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其历 史与文化,更深刻的理解苗族服饰的变迁,从而推动其服饰文化的创新与发展,焕发新的活力。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颇多。以中国知网为例,输入“苗族 服饰文化研究”,全文涉及的有3741篇,主题涉及的有193篇,当然这里是 指中国境内的苗族。这些文章角度各异,内容广泛。故本文就上述主题涉及的 文献进行整理,分类,结果如下。 一、写作思路 1,从一般到特殊,即讨论苗族服饰文化的一般性,在举例说明时运用其 特殊性。如刘茜的《无字的教科书:苗族服饰文化的课程意义解读》(2009),其中在陈述苗族服饰是无字史书时,提及贵州黔东南苗族服饰纹饰中的“黄河”、“长江”、“平原”、“洞庭湖”、“城池”等主题图案,表明苗族祖 先曾生活在黄河、长江和平原地区。又如龙晓飞的《苗族服饰文化深析》(2010),其中在陈述苗族服饰的兵器文化英雄特色时,提及“水梳苗”的牛角形木梳。总之,这类的文献数量较多,大约占总体的40%。文献内容大多涉及苗族服饰的分类,款式,图案,审美,象征意义,文化内涵等,或详或略, 重点各异,总体上内容大同小异,缺乏新意,概论性质的明显。 2,从特殊到一般,即以苗族的某一代表聚集地为例,总结苗族服饰文化 的一般性。如娄方进的《桐梓苗族服饰研究苗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2012)中,以桐梓苗族为例,总结出苗族服饰的图案丰富,美好追究,悠久历史。又 如李宇栋的《浅析湘西苗族服饰文化发展现状——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夯沙乡为例》(2012),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总结出湘西苗族发展现状,出现的问题及建议。总之,这类的文献数量很多,几乎占到 总体的半壁江山。文献内容大多立足于考察,实践,详细充实,多以陈述其发 展现状,发现问题,提出建议为主。总体上内容深入地区,贴近实践,创新性 很强。 3,以小见大,即以苗族的某一代表聚集地为例,讨论更大范围的问题。 如黎焰的《民族服饰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对近现代贵州苗族服饰文化变迁的

中国各个时期服装

[服饰]石器时代, 起源, 中国, 纺织业 神话及传说时代 传说中的上古帝王轩辕氏黄帝统一华夏部落。在他治下,政治安定,文化进步,国势强盛,有很多的发明和创作。传说黄帝的正妃嫘祖首创养蚕制丝织绢,从而发明汉服。嫘祖衣被天下,丝美中华,西周以来,奉为中华母祖,尊为先蚕。 远古时期,服饰的起源出于实用。石器时代后,人们掌握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方法,发明骨锥和骨针.从而创造原始服装。约五千年前,人们的生活日趋稳定,产生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做衣服,后又发明饲蚕和丝纺,人们的服饰日臻完备。 夏朝 夏朝是占木德成天下,尚青色,故服饰用青色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其服饰带有鲜明的宗教信仰色彩,确立的上衣下裳的形制上衣代表天,因为天在未明时为玄色,故上衣用玄色,下裳象征地,因为土地为黄色,故下裳用黄色。夏朝建立了一套以帝王的祭服——冕服为中心的服饰制度,它的形式、色彩、纹样均源于对天地的尊崇和对乾坤秩序的追求。

商朝 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朝代。 根据众多的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汉服基本样式已经完全成型。这一时期的服装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上衣和下裳(裙)。袖口较窄,没有扣子,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蔽膝”,用来遮蔽膝盖。 这个时期的织物颜色,以暖色为多,尤其以黄红为主,间有棕色和褐色,但并不等于不存在篮、绿等冷色。只是以朱砂和石黄制成的红黄二色,比其他颜色更鲜艳,渗透力也较强,所以经久不变并一直保存至今。经现代科技分析,商周时期的染织方法往往染绘并用,尤其是红、黄等正色,常在织物织好之后,再用画笔添绘。 商代的服装形式,采用的上衣下裳制,一般以小袖为多,衣服的长度大

中国各朝服饰特点及发展

七年级九班 李蕙茹

从三皇五帝到明代的几千年的时间里,汉名族凭借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汉服文化,发展成了具有汉民族自己独特特色的服装体系——汉服体系。博大精深、体系完备、悠久美丽的汉服,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一大财富。是非常值得每一位炎黄子孙引以为荣的。二、目的意义 历史是社会的镜子,它完全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兴衰存亡,毫无保留地记载着人们在不同的时期内的生活状况;而服装,也堪称历史的镜子。这面镜子是独特的,因为服饰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你细致地观察某个时期的服装形式、风格,会发现它恰恰把历史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了。我们了解了伟大祖国的服饰进化史,知道了服饰除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外,服饰还同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思想意识、风尚习俗及审美观念紧密相连。 三、探究方法 历史研究法,又叫历史考证法。把现代的服装与古代服装联系,再进行一定的查找资料,阅读沈从文先生的《中国服装史》,上网查找资料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原始服饰及其特点 山顶洞人已用骨针缝制衣服 《韩非子?五蠹》:“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因此,上古时期人类的服饰在原始经济基础的条件下,人们以毛皮围系于下腹部,或许为了御寒、或许为了遮羞和装饰。不论处于何种原因,原始服装已经开始出现。由此,揭开了中国服装史的序幕。 首先,原始社会的服饰表现出明显的对天地崇拜的文化特点。 其次,原始社会的形成了较为典型的交领、右衽、系带,上衣下裳的服饰造型。第三,原始社会初步形成了以五色作服,以等级为核心的冕服制度。第四,原始社会的服饰制作原料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

文献综述《明代万历朝自然灾害救治述论》

《明代万历朝自然灾害救治述论》之文献综述 自然灾害与荒政问题较早为学界所关注。邓云特先生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版)可谓是第一部系统总结和论述我国历史上救荒经验和措施的学术专著,该书在分析中国历代灾荒史实之后,又从“天命主义的禳弭论”、“消极救济论”和“积极预防论”三个层面分析了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并考察了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李文海、夏明方《邓拓与<中国救荒史>》(《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4 期)认为该书“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此外,陈桦, 刘宗志著的《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 (1750-19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版)等灾荒史著述对历代荒政措施也有着粗线条的勾勒。 同样,自然灾害救治问题是明史研究中的热点,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较多。而其中,万历朝是明代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其自然灾害和灾荒救治对王朝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影响。就目前而言,以荒政视角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有空间。同时,对明代万历朝自然灾害救治的研究也可为当代社会的灾害救治提供借鉴,唤起全社会对灾害预防和救治问题的重视,故这一领域的研究又极具现实意义。近十几年来,专家学者对自然灾害救治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审视。不仅对传统的荒政研究更加深入细化,而且不断发掘了新的领域。纵观其中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在以下方面进行论述: 一、明代荒政思想研究 明代的荒政思想是明人救荒活动中的理论结晶,对救荒活动具有着其特定的指导意义。 (一)帝王荒政思想。杨天保《朱元璋廉政救荒述评》(《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论述了朱元璋以廉政治理荒政、荒政廉政建设双管齐下的举措。白艳艳《从免租和赈灾看朱元璋的民本思想》(《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则从免租和赈灾角度分析了朱元璋民本思想的表现和成因。周致元《明世宗朝的宗教救灾活动》(《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也指出,作为明代有名的宗教皇帝,明世宗的宗教活动中,许多的祈神和修省行为是为了消除或减轻自然灾害,掺杂着其许多的灾害救治理念。 (二)士大夫荒政思想。在明朝中后期的大灾期间,政府贪污成风,混乱不堪,救济不力。与此同时,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激励他们更加关注社会救济。海瑞就是其中的一份子。蔡小平的《海瑞的荒政思想与主张》(《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年2009年第1期)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海瑞的荒政思想与主张:“以工代赈”的荒政思想;民本、重农的思想;提倡节俭,反对侈靡的思想;“均赋役”的思想;“本草救灾”的思想;灾后重建。 在此基础上,许多有识之士系统地总结和整理了官方以及民间的救荒经验和赈灾措施,著书立说,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救荒思想。如陈龙正的《救荒策会》、林希元的《荒政丛言》、俞汝为的《荒政要览》等。 李秋芳在《林希元救荒思想述论》(《农业考古》2008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作为理学名宦的林希元,在中国古代救荒思想的发展上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将其主要救荒思想总结为:强调救荒贵在得人;将灾民分等,区别救济;重视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充分利用民间力量赈济灾荒等四个方面。程彩萍《陈龙正荒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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