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汤因比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博士早在三十年前就指出，工业革命打破了生物圈的最后平衡，人类从此成了生物圈的主宰，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表明，人类与自然已经事实上处于尖锐对抗的激烈战争状态，生物圈的继续生存正处在人类弑母行为的威胁之下，在汤因比看来，后来得到长足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从生存角度讲属于多余的东西，而且非常容易导致整个人类的灭亡。
他把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制造的原子弹灾难指斥为人类盲目地玩弄大自然力量的“法厄同行为”。法厄同是希腊神话里太阳神福玻斯之子，这位小神祗因玩弄其父的太阳车最终被毁灭。汤因比从此看到了人类非理性力量的严重后果，他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在机制必然导致全面的毁灭性后果，从而开始寻求人类未来的文化模式，他认为西方文明及其相关的宗教体系不具备拯救大地母亲和人类的力量，他曾希望借助于古希腊文化（工业文明的自然母胎）、中国文化（具五千年之久的强大凝聚力和连贯性）以及犹太文化（无政治中心的分散性的民族统一）的融合与优势互补重建新的信仰和世界共同文化模式。
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谈话集《展望二十一世纪》里，虽然受到池田的一再干扰，汤因比仍然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指1949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感望。……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同时，他指出了这个推论的八大根据，
一是在过去21个世纪里，中国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积累了很多经验——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方式来说，即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大势和文化特色没有变。
二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培育了独特的世界精神。
三是儒教的人道主义，
四是儒教与佛教所共有的合理主义。
五是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具有敏感，认为人想要支配宇宙就会遭到挫败，汤因比认为这是道教的最宝贵的直感。
六是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已灭绝的法家）所共有的。人的目的不是支配自然，而是与自然保持协调。
七是在过去的军事与科技对抗中，西方虽占了优势，但东方各国可以打败他们。
八是日本人与越南人具有敢于挑战西方的勇气，汤因比认为要保持这种勇气，但今后要把它用于世界的和平事业。
这个第八点是汤因比在战前所说的，我们可以补充一个重要事实，即朝鲜战争具有伟大的意义，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这一事实，表明我们中国人是具有巨大力量和勇气的民族，即使撇开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谈，单只就不让美国这个当今最强大的国家变得更强这一点来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胜利也是对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是对当时第三世界人民的极大安慰。关于十九世纪中英鸦片战争，汤因比认为英国人忘记了拿破仑所说“不要去唤醒酣睡的巨人”之警告，一旦唤醒，中国的觉醒与发展将势不可挡，这一点今天已成事实。关于未来世界的和平前景，汤因比说：“……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
汤因比最终还是选择了东方多神教文化，认为它是避免世界战争、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显然，多神崇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他对各文明的性质、宗教一元论、宗教二元论、宗教多元论的研究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因此，我想多元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作为汤因比的多神崇拜的等价物，这就表明世界政治的多极合作模式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不能确定哪一种文化或信仰就一定完全正确，同时，单一的形态不符合人的追求与喜好的特点，也不符合美学的多样化原理，更不符合自然的多层次的自组织系统的复杂性。他与许多人的看法是十分不同的，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类对自然破坏的结果，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科技来解决，他则认为是根本错误与荒谬的，因为科学本身是中性的，但到了人的手里就不同了，既可以行善，也同样可以作恶，如果被用来作恶，则势必导致自然界与人类的毁灭 。
我十分赞同汤因比的观点，但我想，要想使人类放弃科学技术是不可能的，只能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从技术到规模在世界性的法律监督下设立界限，否则将不堪设想，但是这必须有一个全面和解的新的人类世界才能得到保证。汤因比在他著名的“挑战与应变”的理论中提到文明衰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认为是少数英雄或领导人发生蜕变和腐化，从而丧失了群众的支持，其结果是社会整体丧失了统一。他的见解昭示我们一个具有活力的世界应当是多元而统一的，而社会的领导人应当是廉洁奉公、具有远见的典范公民，这个观念不仅适合古代世界，同样也适合于现代世界，现代社会向何处发展尤其取决于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们的选择与表率作用。
从自然的有限性看，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无限发展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肯定只会
导致世界性战争和资源的巨大浪费，它可以在短期内战胜许多国家，但不能长久，长久的东西仍然需要人类与自然共存的思想和行为准则。
汤因比在70年代还具有远见地指出，中国必须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如果全盘西化，则势必给世界带来灾难！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生平简介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CH 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二十世纪西方最著名思想家之一。188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他的叔父是英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1983）。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早年就学于温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受到古典文明的全面教育。以后在希腊雅典的不列颠学院进修考古学。1912年回到牛津大学，专门讲授古代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任职，参与了1918—1919年的巴黎和会。1919年在伦敦大学担任教授，讲授东罗马（拜占廷）帝国史和希腊近代史。1921—1922年希腊土耳其战争爆发，以《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身份奔赴希腊采访。1925年被聘为伦敦大学国际史研究教授，并兼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同时主编《国际事务概览》年刊（1920—1946）。另外他还担任伦敦经济学院世界史教授，并获得牛津大学和伯明翰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7年任英国科学院研究员。1943—1946年任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的代表作为12卷《历史研究》，单卷本图文版《历史研究》，《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人类与大地母亲》。
《展望21世纪》是他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录，谈话内容是人类世界应当向何处去，在对话中，汤因比全面阐述了他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预期和展望。
《展望21世纪》和《文明经受着考验》都有中文版发行。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是世界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是研究全球化问题和后现代问题的倡导者之一，与意大利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有着一致的见解，认为科学主义不能最终解决世界的困境。他的主要思想来源于歌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他从歌德的长篇史诗《浮士德》中引入了挑战和应变的观点，认为文明产生的根源在于对挑战的应变，今天我们所谈论的面对挑战要作出应变的思想主要肇端于汤因比。他从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中引入了文明树的概念，同时剔除掉斯宾格勒思想中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因素。汤因比认为每一种文明有它产生和死亡的过程，每一种文明也有它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彼此不能取代，主张文化共存，民族平等。
1970年以后，为了让普通读者能够了解他的想法，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重新将他的巨著改写成单卷本的《历史研究》，并精选了许多插图，同时还写了单卷本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以使他的著作通俗化。
美国学者为他改写的三卷缩写本《历史研究》在我国也早有译本。
1975年10月22日，汤因比以86岁高龄逝世。为了纪念汤因比，1976年，牛津大学将他的许多手稿整理并出版。他的最后两部著作单卷本图文版《历史研究》和《人类与大地母亲》的中文版已经在200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是怎样一个老头呢？一袭风衣，清瞿的面容，饱满的额头下一双睿智的眼睛。这是一位西方的智者，可让我想起了郑板桥笔下的竹，是竹韵，竹子一样的风骨韵味，是适合他的。燕谈4 L9 E% p! }) d; d1 b4 f- u7 x. G
阿诺德·汤因比，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历史研究》的作者，在西方思想界拥有广泛的影响。这是我所崇拜的学者之一。我说崇拜，是的，这个世界能够让人崇拜的人和事越来越少了。而汤因比，正是我所遥遥礼拜的人物之一。% ^" M) Q9 R2 [4 D, k# ]
我崇拜他，是因为他说人类的智慧和良知高于一切。敢于这样说的人并不多，敢于这样做的人就更少，不是吗？这种人往往是圣贤，伟人。而汤因比，在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中，是做到了知行合一的人。这就足以让我遥想膜拜他智者勇者的风采，犹如遥拜释迦、耶稣、孔夫子，老庄之流。
6 v/ o( n u- O 在汤因比的同时代，和他有共识的还有日本著名思想家，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池田大作先生。1972年至1973年间，两位东西方伟大的思想家在伦敦会晤，深刻讨论了人、社会以及生命和宇宙的本质。他们的对话后来整理成《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一书，印行全世界，影响深远。在对话中，汤因比预言：人类必因过度的知识和贪婪而迷失方向。科技手段将毁掉一切，加上道德衰败和宗教信仰的衰落，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https://www.360docs.net/doc/497162281.html,6 b6 U+ k5 b5 t a8 }) K8 p: o9 L
他在书中忧心忡忡地描绘：“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物圈已处于濒临覆灭和破坏的危险之中，或者它已基本上被自身创造物和居民——人类弄得不再适于任何生命物种的生存。“到了1972年，汽车和飞机排除的废气，使得生物圈里的空气令人窒息。””技术在物质上将世界联为一体，根本没有缓解他的困境，反使之更趋恶化”
6 O" ]4 c8 P; f: b学术,思想,随笔,文化,哲学,历史,读书,批判 这位心怀天下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社会所做的分析做出结论：要避免象
西方社会因技术的滥施给人类带来的悲剧，就必须培育起能使精神与自然相协调的人文精神。而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中国文明的特质，正可以弥补西方文明的症结。可敬的汤因比突破了当时盛行的西方中心论思想，以广博的学识和宽阔的胸怀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在他晚年的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他说：“公元前四世纪的这一中国哲学，不仅与它产生的时代和环境有关，而且与所有的时代和地区，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的全球状况有关”。这里的中国哲学，就是以老子、庄周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与池田的谈话中，他表示中国道家学说倡导的“天人”和谐一体的哲学是目前挽救生物圈的可以信赖的精神思想，他说：人类有希望的未来不仅关乎人类自身的和平统一，也有赖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一致，真正的高级宗教不仅应该是世界性的，而且应该“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是整个宇宙生命体的一部分”,因此，汤因比提出，要将人类从以贪欲为动机、由技术所造成的恶果中拯救出来，需要有一切宗教、哲学的信徒们进行世界性的合作。https://www.360docs.net/doc/497162281.html, r) V/ U0 \1 y% n
老人的视线是世界性的，也是穿透性的。他那历史学家所特有的思想之光穿透厚厚的历史帐幔，直达社会发展的本质，为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他曾经对池田大作说：如果有来生，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1 d' W1 n6 U5 Q6 B
可是，如果老人的灵魂此刻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或许会失望了。老人梦里的中国，一定是书上的中国，一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充满诗意的乡土，碧波微微，雎鸠啼鸣，男女欢歌，落霞与孤鹜齐飞，那是古中国的风景。他不知道，今日的中国已经没有清清碧波，更没有活着的雎鸠。水，只有黑臭的一潭，雎鸠，已经成为人们的盘中餐。黄钟毁弃，瓦釜喑哑。淑女们忙着嫁给豪门，君子们抛弃了诗书，鏖战在商场……
9 ]2 k3 B; s a燕谈 面对这样的景象，我能想象出他失望的眼神以及无奈的叹息！有着古老农业文明的中国，为了富裕的千古梦想，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这是当初的汤因比先生所设想不到的。学术,思想,随笔,文化,哲学,历史,读书,批判! `! N2 f$ R; z/ d- O" x$ E. D& [) ^: D
汤因比先生生前曾经和池田先生达成共识：未来只有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大乘佛法才能拯救世界。三十年多年过去了，当我面对着满目疮痍的中国和世界，重新审视世界和中国，对汤因比先生，我唯有心怀敬重。这是一位有良知的历史学家
，满怀着对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抛弃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冲破当时以斯宾格勒为主流的西方没落论思潮，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是一位人类文明出路的思考者，正如学者绍鹏所说：汤因比的文明史是一部戏剧化的拯救史，这种启示录式投射了人类生存主体不灭的生命渴望，表现了在逆境中求生存的至高美德，也表现了在挑战面前顽强应战的权力意志。……他象福音使者一样期待世界和平与精神的升华，引导普世的忏悔、虔敬的祈祷，超越自我、地域、种族的限制，达到更高精神的统一。 ~/ {6 c& i# C8 d6 D; ?
毫无疑问，信仰上帝的汤因比在他的学术取向上是具有宗教精神的，而学贯东西，博古通今的汤因比最终选择了中国的儒家学说和大乘佛学作为未来人类的精神出路。让人在感佩于他开阔胸襟的同时，无疑对他的学说会更加关注。
罗素眼里的中国文化
张利华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伯兰特·罗素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涉及哲学、数学、伦理、社会、教育、历史、宗教、政治等领域。他的数理逻辑、逻辑实证主义、自由教育思想以及和平主义思想曾引来各国学术界的极大赞赏。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罗素应邀到来中国讲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列强欺侮的时代。在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北京、上海等地讲学回到英国之后，罗素在英国各大报纸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1922年，他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罗素一反当时西方人把中国视为“东亚病夫”的藐视立场，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他说：“要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我们必须不仅仅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善与恶，也要看它在促使别的社会产生善与恶方面起何作用，还要看这个社会享有的善较之于他处的恶而言有多少。如此说来，中国要胜于我们英国。”“中国现在虽然政治无能，经济落后，但它的文化与我们不相上下，其中有些是世界所急需的。”“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现在的西方人正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毫无用处。”“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到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度，滥用封锁、毒气、炸药、潜水艇和黑人军队，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
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中国人温文而雅，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正义和自由。他们的文化比起我们的更能使人类快乐。”
罗素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了比较，发现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极有价值的成分。他说，孔子的思想对于社会制度，对于人们思想的影响如此深远，永为后世尊崇，这些准则却无半点宗教上的武断意味。孔子不是宗教家，他是个注重实际的政治家，所讨论的都是治国之策，他所追求和培养的美德，不是个人的得道升天或者企求来世的幸福，而是希望造就繁荣昌盛的社会。这是中国文化中伦理道德与西方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很不相同的地方。儒家学说使中国人避免了历史上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因宗教偏执所造成的恶果。由于儒家体系是一种纯属道德而非宗教教条的体系，它没有造就强大的僧侣队伍，也没有导致宗教迫害。它却成功地造就了一个言行得体、彬彬有礼的民族。所以，罗素认为，中国人，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百姓，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典型的中国人欣赏“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自然环境之美。依靠这种实力，中国最终征服了最初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一切征服者。儒教所倡导的宽容、仁义等伦理道德使中国接受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并与佛教和谐相处。儒、佛两教相融并存，使具有宗教和静悟性格的中国人皈依佛门，而天性喜欢做事的人趋于孔教。
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深入人心，使中国人的人生比西方的残暴人生更文雅、更宽容，更多反省。中国人与别人谈话时注重理解别人的意思而不是改变或干涉他人的言论。这种性格实在是无上的美德，在西方世界绝少见到。所以，中国人的宽容是欧洲人无法想象的。“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却比英国人更快乐。因为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比我们更宽厚、更慈善的观念。无休止的好勇斗狠不仅产生了明显的恶果，还使我们不知足，不能享受美，使我们失去思考的美德。”“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
罗素非常赞赏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他说：“如果没有这项制度，那么文学性的、非迷信的制度比如孔教恐怕就无法维持这么久。”历史上，“科举制度比起任人唯亲、行贿、以叛乱胁迫等要优越得多，它造成一种尊重学问的风尚；取消了士大夫阶层；选
拔出来的人都是勤奋者。”在罗素看来，虽有异族用武力征服中原，但中国传统文化却得以保留，这与长期实行科举制度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罗素也剖析了科举制度的缺陷，他说，科举制完全以经书和纯粹文字为基础，没有创造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如果以八股作为一种现代体制，那严重弊端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
罗素对孔子所倡导的孝道和族权进行了分析批判。他说，孝道和族权是孔子伦理中的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也就在于此。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但中国文化把它发展到了极高的程度。孝道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把它变成教诲人们对人类的某一部分尽特别的义务而将其他人置之度外就成问题了。中国人浓重的家族意识会削弱人们的公共精神，因为当官的不仅要供养他的亲属。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明到近代就不那么进步了？罗素回答说，这不是由于人种的退步，而是由于缺乏新的素材和新的刺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致命弱点是缺乏科学。中国的艺术、文学、风俗习惯绝不亚于欧洲人。使欧洲人处于优势的是牛顿、罗伯特·波义耳以及后起的科学家。欧洲之所以胜人一筹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科学。
如何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罗素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既要向西方学习，又不要成为其奴隶。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而文化不落后的国家，实行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有许多好处。国家借款比私人容易；国家比私人更易于聘请外国技师；国家可使重要产业不为外国人管理和控制。国家从一开始就经营工业，可以免除私人资本主义的弊端。西方实行私人资本主义以至资本家权势过大，各国人民备受其压制和误导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中国能建立势力巩固、信用卓著的政府，那么，工业的发展可以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但是，如果这一切要得以成功，中国的道德观念要大大地变更，要用公共思想取代旧时的家族伦理观念。经营私人事业时的诚实美德要转到国家事业上来。目前中国人所欠缺的活跃和进取的精神也应当增加。中国要真正实行民主，还必须普及教育。
罗素乐观地预言说：“我相信，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杨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因为向来重视学问的中国人会迫切地学习西方的学问，用一种全新的观念武装自己，迅速将中国人的面貌现代化。目前中国还远不是个工业化国家，但这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机会非常大。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工业将会有迅速的发展。中国物产丰富
，人口众多，如果能使其文化精华大放异彩，建立先进的制度，中国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正因为这一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应该受到所有热爱人类的人们的极高崇敬。
罗素，这位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俯瞰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学者，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透视中国，既看到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所遭遇的险恶困境，又看到了中国文化内含的瑰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列强恃强凌弱，争霸世界，欺负中国的年月里，罗素严厉地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掠夺、侵略、好战的一面。赞赏中国文化蕴涵的“和平”之光彩。他欣赏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和谐”、“中庸”、“仁义道德”等思想，希望这些思想能在今天为世人接受并发扬光大。
今天，人类社会跨入了21世纪，人类文明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威胁世界和平的势力和因素仍然存在。中国文化中所倡导的 “和谐”、“和平”、“合作”等思想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同。当年罗素发出的“中国文化精华能够给人类和平带来希望”的感慨正在变成现实。崇尚“和谐”与“和平”的思想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道德文化对人类发展的意义(2009-06-12 14:24:11)标签：传统文化 道德 世界和平 快乐凤凰 杂谈 分类：教育圣地
世纪之初，时代转换，不由使人对即将逝去的20世纪进行回顾与审视，希望从这一百年人类的足迹中找寻到有益的经验与教训，以提供给走向下一个世纪、甚至下一个千年的人们，为的是使人类始终能循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由此必须对伦理道德文化进行思考。
为什么要重建人类道德
我们通常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概括全部人类文明。在20世纪，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极大的发展与繁荣，这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首先表现在知识总量的巨增，有科学家估计，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所获得的知识，几乎相当于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几千年所获得的知识总和。其次是知识的陈旧周期缩短，18世纪知识陈旧周期为80—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为30年；到本世纪50年代，为15年；目前进一步缩短为5—10年。这说明现代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旧
观点、旧理论迅速被淘汰，科学知识老化的速度相当惊人。再次科学技术由发明到应用的周期已越来越短，科学史曾对十二项重大发明项目进行分析，18世纪20年代发明了摄影机，从发明到应用，经过65年；19世纪60年代发明的无线电直到20世纪初才付诸使用，用了35年；19世纪末发明X光机，经过18年开始应用；本世纪20年代发明的雷达，15年后就付诸使用。然后是电视机经过12年，原子弹经过6年，晶体管经过3年，太阳能电池只经过2年就开始使用。激光器从发明到使用不到一年。从以上这些统计数字中，已使我们真切感受到，科学技术正以加速度向前发展，其势头恰如巨大浪潮席卷全球。外面的世界因之变得更加精彩万分，绚丽斑斓。然而，我们的目光还必须留意人类文明的另一半。内在的精神文明与外在的物质文明相比则显得黯然，形成一种反差，西方学者称之为“人类文明危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也不得不承认，现代人完完全全成了“自己生活条件和技术的奴隶；他们为了自己的福利而丧失了自由和幸福。在即将过去的一百年里，战争与军备对世人的伤害与杀戳、世界贫富的两极分化以及地球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和污染的程度大大地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以至于有人说，20世纪人类的不幸甚至超过了以往历史上全部苦难的总和。
中国是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发展中国家，30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全世界惊叹的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与30年前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但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不是与物质生活同步提高的，而是相对滞后，社会中弥漫着一种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的氛围。中国社科院研究指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国民心态存在着六种倾向：人的行为的物质欲望化；人的行为的粗俗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化；国民心态的躁动化；社会各层的无责任化；浮夸虚假之风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也相当盛行。据“国民心态”课题组在全国十大城市（北京、沈阳、上海、武汉、郑州、重庆、西安、长沙、昆明、广州）进行调查，其结果表明一个不容乐观的客观事实：如今的中国，道德信仰呈多元化发展。道德正在被许多人作为一种外在的礼仪规则和口号在使用着，而其作为个人内在生活规则及个人内在信仰的自然化的特点，正在社会层面上越来越被疏忽。很少有人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勇于承担道德责任，只要有条件或为利益驱动，许多人都会去实践其一向所批评的不道德行为。
由此可见，世纪之末，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西方还是东方，都面临
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世界范围内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针对此种状态，欧美学者中有人指出“知者无知”，是说人们虽然有了文化知识、科学知识，有了书本，但却对人自身切关紧要的一切——人该成为怎样一个人，人该如何去生活——却毫无知识。人们只知道实在是什么，技术是什么，交易是什么，买卖是什么，竞争是什么，而不知道自己何为一个人。
如何解决这个人类难题？是否可以单纯依靠科学技术？如上所述，现代科学技术的惊人进步，并未消除人世间的争斗和痛苦，这已经说明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是有限的。因而，把科学神化是无知的表现。科学家的话往往最精辟，也最令人信服。爱因斯坦说过：“科学虽然伟大，但他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之外”。 20世纪末，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白宫提到未来千年的科学时指出，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取得进步，同时也会犯下错误。我们会把我们的梦想、虚荣和野心变成各种代码；我们会造成自我，订制出我们的后代。我们就像弗兰肯斯坦先生那样，既有机会创造奇迹，也有机会创造怪物。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科学，而是来自道德。决定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因素是各个自由的人，然而自由也有规定和法则，我们无论怎样生活都不能摆脱这种自由法则的制约。而这种自由法则就是伦理道德。其实，道德关系才是维系人类文化的根本纽带，这一点可能由于政治力量的强大而被人所忽视，实际上若不是借助于道德的力量，再强大的政治也无济于事。人类文化的全部成果，如果没有道德的力量，就会毁于一旦。然而，“我们的技术和伦理，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存在着如此大的差距。这不仅仅是屈辱，可以说是一种致命性的危险。所以必须更加努力地确立——若没有它，我们的生命便毫无价值，人生也无幸福的这种尊严性。历史学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是重建人类道德。到了今天，世纪之末，这个问题已被中外学者广泛认同。现在关键是如何建立的问题。
中国有着比西方世界更为悠久的道德传统，这个传统的主流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道德伦理学说。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里，这个学说所产生的作用极其巨大而且影响深远，其辐射力远及中国周边国家。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主要体现如下精神：
第一，肯定人的价值。在中国传统伦理学说中，充满了对人的肯定。人具有向上、向善的良知、仁心，承认人可以创造出更高度文化的能力，只有人才能承担起“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责任。人生的价值正在于有无数的责任要我们人类自己去完成，而不是依靠神和上帝，因此，人生活在天地之中，不应取消极态度，而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体现宇宙大化的流行。
第二，重视道德生命。人，就如“人”字由一撇一捺所组成的一样，分为有形和无形两部分：一为物质载体，亦称自然生命，有生有死，人与其他生物无异。二为上层建筑，即道德生命，又叫精神生命。这是人与其他生物的区别。唯有人才具有这种道德生命。人生一世，要懂得做人的道理，要学会做人，需要一个高尚的精神境界，它必须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透过自我对群体的奉献，方可随大我的不朽而不朽。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讲：“正视人格道德的生命，使生命‘行之乎仁义之途’，以精神生命的涵养来控制情欲生命，全在道德的实践。”
综上所述，不论西方的德性传统，还是中国的伦理传统，他们都具有共同之处，即对人进行肯定，指出人生（人类）的理想和所应追求的目标，强调在道德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而且把上述的一切作为人的行为的普遍性的规范。也就是说，它们都回答了对现代人来说十分迷茫的“人该成为怎样一个人”、“人该如何去生活”的问题。回归这种传统，对医治世纪之末人类所表现出的在物质世界中自我的迷失，对人类追求的迷惘与缺乏自信，对只顾功利的追求而忘掉自身责任等等人类精神上的疾患，无疑是一副良方，对人类具有崇高而积极的意义。
中国传统伦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而衰落了。然而，现代化是以民族化为前提的，离开了民族的文化传统，现代化就失去了基础。传统道德已经积淀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要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是不可能的。否定传统道德，只能延续着道德的无序状态，产生历史虚无主义，丢掉我们民族文化的优势。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与牛津大学教授威尔逊有一段关于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很引人深思。
池田大作：当人们深深立足于过去的传统中时，会得到精神的安定感。这正像树木在向天空伸枝、长叶、开花和结果的同时，又把根深深扎向大地。如果不把根须交给大地，那么，就无安定可言，即使暂时枝繁叶茂，不久也会营养中断，枯败衰竭……大地把安定给了树木，然而同时，它也是树木的束缚。与此相同，带给人们精神安定感的，也只能是来自传统的某种程度的束缚感。
威尔逊：新技术不论具有怎样的力量，也必然要依赖于社会重要领
域中的伦理质量的高低。因为伦理性的智慧不会被技术的先进与落后的变化所左右；而传统文化的中断，却会危及青少年的道德化过程，其结果，青少年完全失去对人类以及文化的价值理应具有的感受性，然而，如果他们能够具有这些感受性，那么，就不仅可以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而且对其他一切问题也可以理解。
这是东西方学者间的对话。这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在对传统的认识上已达成一种人类的共识了呢？中国文化讲求真、善、美的统一与和谐，但更注重善，因而伦理本位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而伦理学的内容又长期地同哲学、政治、礼仪和修身教育结合在一起，这更是其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之处。法国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具有互补作用。西方人对它的注意是在16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世界主义和全球文化的潮流而兴起对它的研究。进入20世纪，中国文化愈受关注。特别是二战之后，人们急于从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中找到医治科技经济高速发达、生活节奏急速加快下的社会危机的药方。一批著名的学者，如哲学家罗素，历史学家汤因比，社会学家韦伯、帕森斯，经济学家凯恩斯，戏剧家布莱希特，科学史家李约瑟，以及汉学家费正清、列文森等，从世界文明的高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宏观思考。这种现象本身已证明了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及其世界意义。70余年前，罗素就曾预言：“旅行家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的自然魅力将无法保存，将来工业发展必然会使之毁损。但是有些东西会保存下去。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可见，对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学说的扬弃，不仅是振兴中华民族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全人类精神上的需要。
500年前，中国文化催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200年前，中国文化催生了启蒙运动和民主思想。80年前，大哲学家罗素预言：中国将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30年前，大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言：中国文明将统一世界 。伏尔泰：面壁孔子画像二十年。李约瑟：用儒家思想解救西方的科学危机及人文危机。
近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化人将中国暂时的衰落，归结于中国文化。在以极高的热情寻找强国之路的同时，也以极高的热情去砸烂中国传统文化。以为毁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就可以强盛。然而，在地球的另一端，看到的却是对中国文化的敬仰之心。以下是根据一些资料而整理成的一篇稿子，文字较长。本人费了很大劲将其整理出来，感谢您的关注。说明，此稿为编辑整理而成，非本人原创。
500年前，中
国文化催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
中国的四大发明，是欧洲人定义的名词。因为这四大发明，对欧洲意义重大，而被欧洲人看成是四大发明。纸张和印刷术，让书籍开始流行。古希腊的哲学、科学、文学等书籍，因为纸张和印刷术，以较低的成本开始传播。在火药进入欧洲之前，欧洲主要是封建割据的贵族庄园，火药传入欧洲后，国王和城市平民开始攻打这些封建庄园，建立起了统一的民族国家。指南针，则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没有指南针，不可能发现新大陆。当然最重要的是〈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吸引着哥伦布等人，冒着生例子危险，去寻找那个繁荣、富裕，象人间天堂一样的中国。是中国吸引了他们，发现了新大陆。
200年前，中国文化催生了启蒙运动和民主思想
200多年前，欧洲兴起中国文化热。中国的哲学思想成为欧洲知识界反封建和反宗教专制的利器，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动力。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发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源头。当时的欧洲，国家主要由皇权和贵族统治，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欧洲人对中国科举制度平民为官的制度，极为推崇。
在欧洲，儒家学说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读作品。道德经的发行量，发行量仅次于〈圣经〉。中国的书画作品，瓷器，漆品成为人们最想得到的艺术品。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法国三个皇帝都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和收藏中国艺术品。法国皇宫凡尔赛宫，就是用中国砖建造的，而且是皇家专用，民间不许用中国砖。
1987年11月10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欢迎李先念时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伏尔泰极力推崇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来抨击欧洲宗教的黑暗和专制，并大声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当时法国主要哲学思想流派百科全书派以及重农学派等，都从中国哲学中汲取很多营养，推动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狄德罗曾这样评价中国：“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
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重农学派的始祖魁奈，因自信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中国文化和哲学对德国近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也明显可见。莱布尼茨是承认中国文化促进西方发展的第一个人。莱氏弟子、哲学家沃尔夫因极力赞美儒学轻视基督教，结果被驱逐出国境。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也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德国最伟大作家歌德对中国文化也极力推崇，他大量阅读来自中国的著作，学中国诗的体裁做诗，学写中国字。
当年欧洲的这股“中国热”，给欧洲人带来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许多欧洲人尤其是当时的上流社会，都以学习中国风格为荣，绘画、室内装饰、建筑、家具、瓷器、纺织品等都模仿中国的风格。法语中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Chinoiserie来形容这股学习中国文化的浪潮，意思就是“中国风”或“中国热”。在今天欧洲各地，仍然有许多建筑显示出这股中国热的烙印。德国波茨坦无忧宫里的中式茶亭，英国的逑园宝塔，瑞典、丹麦的中式凉亭、维也纳的美丽泉宫里的中国房间以及许许多多的瓷器、家具用品和大量的中国风格的绘画，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中国热”的情形。
伏尔泰对中国的孔子有着特殊的情感，曾作诗称颂：
他只用健全的理性在解说，
他不炫惑世界而是开启心灵，
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圣人，从不是一个先知，
然而人们相信他，就像他自己的国土一样。
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他还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一生写有15部悲剧，其中有一部是《中国孤儿》，总标题为“五幕孔子伦理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搜孤救孤”即赵氏孤儿的故事。伏尔泰写它，宣扬儒教文化中不畏强暴的精神力量，伏尔泰让得胜的成吉思汗向失败的中国士人如此描述：
你把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了胜仗的君王。忠勇双全的人值得全人类尊敬，从今后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
马克思读过这个剧本，后来总结为“征服者被征服”。
伏尔泰如此崇奉这个“征服征服者”的文化，以至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室内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认为孔子训导的儒生讲究气节，讲究尊严
，还讲究坐怀不乱，道德上远比巴黎文人来得清爽。他只有用中国的蓝花瓷碗，才喝得下巴黎送来的咖啡。
80年前，大哲学家罗素预言，中国将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
伯兰特·罗素是20世纪享誉世界的英国哲学家和思想家。1920年10月12日至1921年7月11日，罗素应邀到来中国讲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列强欺侮的时代。在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北京、上海等地讲学回到英国之后，罗素在英国各大报纸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1922年，他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看法。罗素一反当时西方人把中国视为“东亚病夫”的藐视立场，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他说：“要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我们必须不仅仅考虑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善与恶，也要看它在促使别的社会产生善与恶方面起何作用，还要看这个社会享有的善较之于他处的恶而言有多少。如此说来，中国要胜于我们英国。”“中国现在虽然政治无能，经济落后，但它的文化与我们不相上下，其中有些是世界所急需的。”“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现在的西方人正好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毫无用处。”“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到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现在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度，滥用封锁、毒气、炸药、潜水艇和黑人军队，很可能在未来几百年里互相残杀，从世界舞台上消失，而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中国人温文而雅，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正义和自由。他们的文化比起我们的更能使人类快乐。”
他说，孔子的思想对于社会制度，对于人们思想的影响如此深远，永为后世尊崇，这些准则却无半点宗教上的武断意味。孔子不是宗教家，他是个注重实际的政治家，所讨论的都是治国之策，他所追求和培养的美德，不是个人的得道升天或者企求来世的幸福，而是希望造就繁荣昌盛的社会。这是中国文化中伦理道德与西方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很不相同的地方。儒家学说使中国人避免了历史上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因宗教偏执所造成的恶果。由于儒家体系是一种纯属道德而非宗教教条的体系，它没有造就强大的僧侣队伍，也没有导致宗教迫害。它却成功地造就了一个言行得体、彬彬有礼的民族。所以，罗素认为，中国人，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百姓，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典型的中国人欣赏“天人合一”的和谐
思想，希望尽可能多地享受自然环境之美。依靠这种实力，中国最终征服了最初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一切征服者。儒教所倡导的宽容、仁义等伦理道德使中国接受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并与佛教和谐相处。儒、佛两教相融并存，使具有宗教和静悟性格的中国人皈依佛门，而天性喜欢做事的人趋于孔教。
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深入人心，使中国人的人生比西方的残暴人生更文雅、更宽容，更多反省。中国人与别人谈话时注重理解别人的意思而不是改变或干涉他人的言论。这种性格实在是无上的美德，在西方世界绝少见到。所以，中国人的宽容是欧洲人无法想象的。“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却比英国人更快乐。因为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比我们更宽厚、更慈善的观念。无休止的好勇斗狠不仅产生了明显的恶果，还使我们不知足，不能享受美，使我们失去思考的美德。”“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崇竞争、开发、永无平静、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
罗素非常赞赏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他说：“如果没有这项制度，那么文学性的、非迷信的制度比如孔教恐怕就无法维持这么久。”历史上，“科举制度比起任人唯亲、行贿、以叛乱胁迫等要优越得多，它造成一种尊重学问的风尚；取消了士大夫阶层；选拔出来的人都是勤奋者。”在罗素看来，虽有异族用武力征服中原，但中国传统文化却得以保留，这与长期实行科举制度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中国传统文明到近代就不那么进步了？罗素回答说，这不是由于人种的退步，而是由于缺乏新的素材和新的刺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致命弱点是缺乏科学。中国的艺术、文学、风俗习惯绝不亚于欧洲人。使欧洲人处于优势的是牛顿、罗伯特·波义耳以及后起的科学家。欧洲之所以胜人一筹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科学。
罗素乐观地预言说：“我相信，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杨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因为向来重视学问的中国人会迫切地学习西方的学问，用一种全新的观念武装自己，迅速将中国人的面貌现代化。目前中国还远不是个工业化国家，但这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机会非常大。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工业将会有迅速的发展。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如果能使其文化精华大放异彩，建立先进的制度，中国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如果中国的改革者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
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和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对世界可谓是尽了最恰当的义务，并且在我们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时代里，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正因为这一希望是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国人应该受到所有热爱人类的人们的极高崇敬。 （张利华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30年前，大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言：中国文明将统一世界
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与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关于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的谈话，《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先后出版过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本。以下文字为池田大作为《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文版出版20周年而作。
汤因比博士已去世30年（1889-1975年）此刻，感慨萦怀，想起和晚年的博士在他伦敦那整洁的住宅里交谈的那些黄金般的日子。如果他还健在，该多么高兴啊。对谈开始，眼镜后面总是面带微笑的博士的目光严肃起来，说：“开始吧，为了21世纪的人类，让我们交谈下去！” 那是1972年，熏风吹拂、鲜花绽放的5月。博士83岁，浑身充满了沉静的热情，和44岁的我坦诚相对。 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恰好电视播报在英国召开首脑会议的新闻。博士看着，悠然说了一句话，至今在我胸中震响——
“可能我们的对话不惹人注意，但是将永远留存下去。” 那时我倡议“日中邦交正常化”已4年。 在东西冷战的旋涡中，各种既成势力对我的倡言施加压迫。然而，为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中国和日本非缔结友好不可，这就是我的信念。
汤因比博士非常了解我的这种行动。 他露出慈父般的微笑，说：“因信念而遭受无端的责难是一种荣誉。浅薄的指责跟本质毫无关系。我们还是谈本质问题吧。” 我们谈论的本质问题很广泛，概括起来，就是探究“何谓人”“何谓社会”以及“何谓生命与宇宙的本质”。这就汇集成了《展望二十一世纪》这本书。
博士用他那无以伦比的文明史巨眼俯瞰在薄薄覆盖地球这颗行星的“生物圈”中展开的人类史，遥望未来。 博士集毕生学术之大成所说的警世词句须臾不离我耳畔。 对于哲学告缺、迷失方向的现代世界，那些珠玑话语今天也深刻提示着根本价值观，即“为了创造新地球文明需要什么”，“为了可持续的繁荣，人类应该怎样生存”
对谈跨越了两年，总计10天，长达40个小时。 我曾问：“如果再生为人，博士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
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
在广大地域多民族融合、协调，一贯保持一个文明，对中国的这种悠久历史博士刮目相看。他还清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我本人曾10次访问贵国，深深感受到中国传统的优质顺应社会变化、切合时代而改变形态，绵绵搏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验性尝试，香港、澳门的历史性回归等，导向成功的动力当中也生动呈现“中华思想的优质”。 现在，贵国所切实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是有汤因比博士从贵国发现的“罕见的政治、文化性统一的技术与经验”作后盾的21世纪的先驱性行动。
博士一语道破，防止人类集体自杀的唯一道路在于如何能形成人类的和平融合。在这一意义上，正如博士所预见的，贵国培育的“融合与协调的智慧”给人类前途以无限的启示和触发。
对于我前面的提问，汤因比博士还回答：“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 人类和平融合与精神文化复兴，这也是博士托付给我的文明课题。博士为此而提出的方法就是“对话”。
以下为书中〈中国与世界〉一节的内容（节选）：
池 田 博士说过“作为将来的一种可能，中国也许会统治全世界
而使其殖民地化”。这有什么根据呢？现在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的想法是，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
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
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
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作自卫战争。
博士说，中国人的秉性，进入近代以来，已由世界主义变成民族主
义。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然而我认为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是侵略主
义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侵略势
力，作出的不得已的反应。这样说更好一些。我想所谓民族主义是对外反
应的一个方面，基本上还是大力推行着世界主义、中华主义。以前中国采
取孤立的外交姿态，一方面可能是为了革命后需要整顿内部；另一方面是
所谓中国即世界这种高傲的传统主义的表现。
汤因比 对于中国的状况，我基本赞成您刚才的分析。对过去的
中
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
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觉醒了。
一八三九年即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您说和中国有关的战争完全是自卫
战争，这是完全对的。然而按中国人的解释，自卫的意义也包含着想恢复
清朝的鼎盛时期--即乾隆皇帝统治的后半期--中国所达到的国界。
中国围绕喜马拉雅高原上很小的一块领土就跟印度关系决裂。这个地
区本身对中国没有什么价值，战略上也没什么意义。尽管如此，我推测对
中国来说，这个地区是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因为印度主张的国界是在中国
衰微、无力争辩的时期由英国决定的。
现在没有任何征兆表明中国要越过一七九九年即乾隆皇帝逝世当年的
国界进行扩张。实际上，在阿穆尔河沿岸，最近虽跟苏联发生了冲突，但
一点也看不出中国要认真考虑恢复阿穆尔河右岸和乌苏里江右岸的广大地
区。这一地区是从一八五八年到一八六一年期间，中国被迫割让给俄国
的。但是那里居民的中国色彩，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微乎其微的。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出现了一些以前中国历史上
没有过的新东西。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占世界一半的东亚是
名副其实的“中华王国”。虽说只有日本在政治上没有从属于中国，但周
围所有国家，也包括日本在内，都在吸取中国文明。从这个意义上可以
说，中国是统治着“天下万物”。
池 田 想一想国际社会中的中国立场，以前那样推迟恢复北京政
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硬使中国陷于孤立，责任完全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
主义国家。让中国本身负此责任是没有道理的。
不管哪个国家多少都有这种倾向，特别是中国，对自己接受席位的性
质极为敏感。由于战后四分之一世纪里遭受到不合理的对待，所以对新获
得的席位是否正当地评价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是极为重视这一原则
的。
总而言之，中国大概对作为西欧化结果的美苏两大强国统治世界，感
到难以忍受。当然法国或者英国对此大概也抱有强烈的反感。然而这些国
家似乎能够顺应现实，采取妥协性外交上的灵活策略。比起这种妥协来，
中国似乎坚持原则的色彩更为强烈。
我们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时表现的态度上也能看到，如果不安排好
符合这一原则的席位，中国可能宁作国际社会的孤儿。他们有决心一直等
到获得正当的评价为止。尽管如此，随着中国回到国际社会中来，今天对
全世界的动向将会产生很大影响。
汤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