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国两会精神之经济发展形势解读——党课讲稿(19页)

2019年全国两会精神之经济发展形势解读

（党课讲稿）

前言

2019年两会对今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而实现上述发展要求的核心载体是要做好宏观调控工作。2019年的宏观调控形成了新架构，这个新架构当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就业优先政策正式纳入宏观政策体系之中，并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协调，这也是今年宏观调控的新亮点。此外，在宏观调控的选择上，我们选择了逆周期调节作为宏观调控的方向。2019年的宏观调控，既要注重结构性调控的基本特点和相关要求，又要注重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阶段所形成的总量性调控的相关战略安排和战略部署。

2018年经济运行形势十分复杂。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由于经贸摩擦，中美两国在贸易上和经济上都遭遇了一系列波动和压力。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经济运行中很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也在不断积累。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指向很多，有些指向落点比较清晰、比较表面化，比如供给与需求在时点上的错位或在功能上的错位或在审美上的错位。因此，虽然供给在总量上可以匹配需求，但由于这些错位的影响，致使某些具体环节会出现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一方面形成供给过剩，另外一方面形成

有效需求不足。这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属于结构性问题。但是这种问题比较表象化，相对来讲通过强化市场功能、激励生产主体就可以有效解决。但是，在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这种结构性失衡往往与发展策略的某些核心政策绑定在一起。从经济运行情况来看，这种内在的风险积累、内在的结构性问题的积累还是占有相当高比重的。

当然，除了结构性问题以外，总量性问题的表现也是相对突出的。什么是总量性问题？结构性问题是在供给和需求基本平衡、总量能够实现平衡的情况下所出现的错位或结构性差异。而总量性问题往往是需求和供给之间无法形成均衡，也就是说供给赶不上需求，或者需求无法满足供给，这两个方向都会产生总量性风险。在经济下行阶段往往表现为需求无法满足供给，或者需求小于供给。所以，如果想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解决总量性问题，核心内容有两个：第一,对供给进行一定程度的去产能安排，通过去除过剩产能，保留优势产能，从而强制性地让供给和需求走向新的均衡；第二，有效提升需求，使需求与供给规模有效匹配。提升需求的有效方法，一是扩大消费；二是扩大投资。从我们的落点来看，一方面希望消费能够形成自我拉升，在消费升级推动条件下，形成加速度式增长；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对投资进行有效呵护，甚至对投资进行有效的直接支撑，以满足需求的扩张，使需求能够和供给有效匹配。

当前的问题，就像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周期性、结构性

问题叠加。换句话说，在当前经济运行中，既有总量不足的风险，也有结构错位的风险。在上述两大风险以及外部风险之下，我们在2018年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是难能可贵的。以下，我把2018年的情况简单与大家做一个交流。

一、2018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2018年我国GDP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人民币，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与第一大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GDP 增速维持在 6.6%。6.6%这个数字比较实，因为它与我们的用电量、货运量等实物类指标的吻合度是非常高的。正是因为这些指标的吻合度高，因此我国在GDP增长过程中就业拉动效果也很好。2018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明显超过了年初预计的1100万人的水平，实现了相对充分的就业状态，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的较低水平。在就业稳定的情况下，物价水平也保持良好的稳定状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1%，处于良性区间内，处于近年来的中低水平。在经济总量出现巨大变化的同时，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在不断改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进一步增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也在快速提高。新动能的成长速度非常迅猛，到2018年末市场主体总量超过1亿户。

在对外开放中，我们也实现了稳外贸和稳外资的目标。201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30万亿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实际使用外资1383亿美元，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与美国的差距也不大。在三大攻坚战中，精

准脱贫有力推进，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易地扶贫搬迁280万人。这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指标。另外，我们努力满足和实现老百姓的安居目标，棚户区住房改造620多万套，农村危房改造190万户。

这些成绩是在既存在周期性问题又存在结构性问题，而且外部运行还出现了相对较大的风险与挤压情况下取得的，是全党全国人民智慧与心血的结晶。当然，面对成绩我们还要看到成绩背后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我们2019年宏观调控要针对和解决的关键性矛盾。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有效提炼，包括九个方面。

第一，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大家知道，中美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这样两个国家的经贸摩擦产生了巨大外部性问题。从2018年情况来看，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的经济体都出现了增长速度下滑、增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于是，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美国等国家出现了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加剧的情况，而且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受到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产生急剧的价格波动，这些都会使我国面临较大的外部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外部输入性风险的压力的出现。有效地对输入性风险进行预先判断，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化危为机，是我们在2019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消费增速减慢，有效投资增长乏力。消费增速减缓的原因主要涉及三大因素：一是收

入因素；二是预期因素；三是消费结构改善情况。从目前情况来看，居民收入状况基本保持稳定。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速与GDP 增速保持基本同步的水平，而且我国GDP增速在全球各经济体中处于中高速状态。这样，收入因素并没有对中国的消费产生极大的向下的约束。所以，导致消费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来自以下两点。第一点，预期因素的变化。在家庭支出结构中，过大的支出用于房地产投资，由于房地产投资风险积累，房地产政策性调控的长效机制和基础性制度也呼之欲出，因此家庭在消费中的信心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第二，我们产出的商品和服务与家庭需求之间匹配度的问题。现在看来，中国家庭仍将形成一系列重大消费热点，但是这些消费热点有多少能够跟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服务有效匹配是我们需要着力的关键点。

还有有效投资的问题。所谓有效投资就是，投资所生成的产出能够匹配消费需求。当产出与需求匹配的时候，我们的投资就可以形成良好的投资回报，并且形成投资持续扩大的有效的环境和支撑。在这个体系下，我们的投资可以实现自我良性的滚动扩张。但是，如果消费增长缓慢，投资匹配消费的能力不足，就会形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不匹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相应也会形成一系列重大风险。投资形成的产出无法匹配需求，就会导致投资的回报率急剧下滑，进而影响投资的积累，影响再投资的安排。所以，有效投资增长乏力与产出问题是高度融合在一起的。

第三，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尚未有效缓解，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期待还有差距。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困扰我们已久。从客观角度来讲，一些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高，规范性程度不高，经营稳定性不太好，盈利能力不太强，抵押物不太充足，这会造成融资难的问题；为了风险与收益相平衡，就会出现融资贵的问题。同时大家也很清楚，导致融资难、融资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结构性失衡。金融资源的配置过分强调企业在当前的静态稳定、有没有足够的抵质押资产、静态规模有多大，而没有从企业的动态发展的角度来进行设计。既没有这个角度的产品，也没有这个角度的机制，甚至也没有形成这个角度有效的风险评估模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资金倾向于大企业，而不是倾向于能够成长为大企业的小企业，自然也就导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出现。从政策设计来看，一方面要给广大的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提供相对宽容的融资环境；另一方面要让市场寻找出那些能够成长为大企业的中小微企业，然后给它们提供倾斜性的资金支持，这本身就是我们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四，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问题凸显。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关键核心技术短板已经制约了中国制造业真正意义走向高端制造、走向高效回报的途径。所以，我们要集中所有的力量，一方面维护我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实现对关键环节的突破，从而延长我们的产业链，构建我

们的新价值链。

第五，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较大。2019年，我们要把财政可持续作为关键性要求，并且从中央财政到省级财政努力保障各级财政可持续发展，维持、维护中国经济的基本稳定。

第六，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依然不少。2018年，我们在金融改革中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有将近4万亿银行表外资产被纳入银行资产负债表表内，并且进入到央行严格监管体系框架之下。在这个条件下，大量游离在外的表外资产风险得到了监管，风险水平出现了较为明确的降低。当然，我们还存在着其他的风险。所以，距离风险得到良好的化解还有较长的距离。

第七，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困难较多。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不断深入，剩下的贫困问题都是十分棘手的、综合性的、复合性的，所以越往后解决问题的难度越大。综合采用包括社保托底在内的多种方式有效解决贫困问题，是我们在今后要全面实施的。既要重视产业扶贫，还要重视教育扶贫、异地搬迁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当然也要重视社会保障扶贫等一系列安排。

第八，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任务仍然繁重。

第九，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

另外，2018年还发生了多起公共安全事件和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这些都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不足和主要风险积累的矛盾点。2019年的宏观调控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要坚持顶

层规划，运用系统视野，运用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方法，将上述所形成的重大问题予以有效的缓解、突破甚至是解决。

当然，2019年在宏观调控中还有下一个要求，就是宏观调控的目标要保证实现。2019年国务院给中国经济社会设定了不俗的发展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6.5%；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进出口稳中提质；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金融财政风险有效防控；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000万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上述指标既有经济产出的直接考核，又有经济发展质量的代表指标，说明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是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是全面均衡性发展，要求的是不失速地维持在合理区间的发展。

根据上述的指标要求和要针对性解决的关键性问题，2019年的宏观调控要形成新的框架安排。首先要努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确保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第二，要努力解决当前所遇到的重大风险中的主要矛盾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三，采用有效手段来调动社会运行中的各种积极因素，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使今年经济增长实现良性的有效的循环和互动。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国民经济的有效循环以及巩固、增强、提升和畅通的发展目标。

二、2019年我国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

2019年我国宏观调控基本特征就是多了一项政策——就业优先政策（就业政策）。就业政策原来是一种社会政策或者是一种“引致政策”。一般来讲，我们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调整自然会带动就业量提高。因为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改善能够引致经济发展环境和要素供给、市场配置环境的发展和改善。2019年，我们把就业问题作为宏观问题直接提出来，并将其作为直接的宏观调控对象、宏观政策手段来予以实施和应用，就业政策会形成一系列关键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于存量就业要采用有效的措施予以稳定，不能让存量就业产生较大的波动；第二，对于新增就业，要通过多种渠道予以激励，以形成新增就业的有效增长，满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求；第三，拓展就业的内涵，对创业型就业、家庭型就业等进行培育和引导，将其纳入社会就业的重要模式和渠道中，并形成对周边人员就业的有效带动；第四，提升劳动者的素质，使劳动者产生创业的能力或者产生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技术能力，使其能够快速解决结构性失业的风险和矛盾。上述四个方面成为就业优先政策条件下，在宏观层面能够采取的重要政策路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搭配有效的政策手段予以实施。这些政策手段既包括财政手段，也包括货币手段，还包括一系列的精神和文化领域的激励手段。这是就业政策中的显性一面。它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宏观政策肯定要有自己的政策手段以及政策发力的主

要途径和影响的主要方面。当然，就业政策还要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形成有效的配套和协调，彼此不要产生内耗，不要产生不匹配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是，我们的稳就业、就业优先的核心是满足稳增长的目标。稳就业是在稳增长基础上的稳就业，而不是在稳就业基础上的稳增长。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绝不能因为就业问题而对产能结构、产业结构、技术、装备以及工艺模式的改进产生过大的阻力。换句话说，不能因为就业问题而相应地放弃应有的技术进步安排，放弃应有的模式创新安排，放弃工艺改进改良安排。发展是第一位的，解决就业问题也要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而不是就解决就业而谈如何来解决就业。我们的就业不是低水平的有活干，而是具有能够满足个人成长需求的、带有职业理想的高水平就业。这是关于就业政策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同运作。

当然，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同是传统的老问题。2019年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搭配应该是“松中搭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总体还要维持中性的松紧适度，而财政政策则需要加力提效。财政减税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支出保障能力会进一步提高。相应的，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政策的加力提效给予必要的响应，同时不宜在整个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实施过大的流动性供给，避免“大水漫灌”。根据这个要求，财政政策的要求是加力提效，货币政策的要求是松紧适度，大概念就是“松中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