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因为通常被定义为把一种语言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所以一般人总容易将翻译看成是一种语言上的机械对应活动，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创意。但是近些年来，这种看法开始受到系统而有力的挑战。这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是一种鼓舞，因为这犹如打开了一扇长期关闭着的窗户，使翻译者一下子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野，由此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性质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新的飞跃。当代翻译研究已经证明，翻译不仅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巨大创造性的职业。
在由Ann Beylard-Ozerfoff等大主编的题为《翻译者的策略与创造性》一书中，就有专门文章来讨论翻译与创造性的问题。在谈论翻译的创造性之前，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界定什么是创造性。该书中有关文章对创造性行为的认定可以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
1.创造性指一个人产生新的或原创思想、艺术创造的能力O。一个创造性的构想一般定义为这样一种构想，它是"有新意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其所出现于其中的情景有用或合适"。
2.创造性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定义，它指把原先存在的一些构想以新奇的方式加以组合。
3.一种学科的规则与约束，不仅不与创造性对立，而且还使创造性成为可能。每一件音乐作品的创作都不能超出音符系统的范畴。一个文学作品，即使它是标新立异之作，也总是要符合它所成文语言的语法规则。但须在掌握了某一学科规则之后，方有可能来打破这种规则，这又是一种体现，创意的方式。
4.创造性行为还可以界定为一种解决问题能力的形式。
5.翻译的过程是将源语转变成为目的语的过程。这一转换过程导致一个新的文本的产生，这个新文本在内容上虽与原作相同，但却是一个崭新的作品。从这一点上说，这就是一件创造性的作品。它是在词、句、语义三个层面上重构信息的结果。语言结构重组的程度越高，这个转换过程的创意便越大。
应该说，以上五点对创造性与翻译关系的看法是相当有道理的。其中第三点与第五点更有说服力。笔者还在另一本欧洲最新出版的翻译研究的论文集中看到对这两点的扩展性讨论，而且似乎可以说是对翻译创造性本质迄今为止最具揭示性的讨论，因此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将其核心内容作如下陈述:
提起翻译与原著创作，一般人会产生两种想法。
一是翻译是受限制的，而原著作者的创作却不受什么限制;
二是翻译行为本身比起原著的写作来，前者的创造性比后者要小。
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创造性的本质本身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要对其进一行合理的解释并不容易。最近有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的过程恰恰是受概念限制的结果。在缺乏对创造性进行衡量手段的情况下，假设翻译的创造性一定低于原作的创造性只不过是基于这样一种直觉，即翻译源自原作。但是这种假设是靠不住的。这种设想把原作看成至高无上，具有不受任何质询的权威地位。但是近些年在文学批评与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著作里，这种原作权威的概念受到了挑战。特别是在翻译研究中，对这一概念的挑战至少提出了两个理由作为依据。第一个理由是所有的文本都是吸收、借用、模仿和重写其他材料的结果，因此不只是翻译才是一种"重写"的行为，原著的创作在本质上也是一种重写行为。第二个理由与对艺术的一种观点有联系，即派生的观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问题，可以说所有的文字作品都可称为翻译，如同油画和雕塑是把思维想法变成直观的东西道理是一梓的。而实际上，二幅画、一篇文章可能就包含了若干前期的"翻译"过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翻译才被泰德勒(Tytler)比喻成为"复制一幅画"。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原著的创作，究竟是否如同常人想像的那样元拘无束呢?回答是否定的。每一种文学形式的创作都受各种格式和要求的约束，作者决不可能随意行事。例如，戏剧的创作就必须遵守全剧有机统一的要求，表现在时间、场景、动作及诗情画意的配制上都有一定的规则，最终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诗歌的创作更是如此。节拍、韵律、长短句排列等等规则严格限制着作者，而各个国家或文化对于这些作品的形式都有不同规则。除了形式之外，作者还受其他因素的限制，如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的限制，政治环境的限制，本人的知识和生活经历的限制等等。所以可以这么说，任何原著的写作完全不受限制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原作的创造性恰恰是受限制的结果。但是，仅仅说原作的创造性是受限制的结果还不够有揭示力。事实上，创造性常常是与限制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创造性是对限制作出的反应，正是因为这种限制才使创造性得以发挥。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规则(限制)在某些情形下可能具有创意特征，能提示某些思想，而这些思想在没有这些规则(限制)的情况下是决不可能产生的。"这样一来，限制还可以进一步被看成是创造的一个主要源泉。
如果原著作者的写作是受严格限制的话，那么翻译者所受的限制就是双重的了。翻译者至少既受源语文本模式的限制，又受目的语规则的限制。很清楚，翻译者所受的限制，或者说"受捆绑" 的程度要远远甚于原作者。但是，正如种种限制给予原著作者带来创造性冲动一样，翻译者面临的这种双重限制迫使他做出更为强烈的反应，从而孕育出更多更浓的创意。换句话说，如果翻译比起原创作受更多限制的话，如果限制能生成创造力的话，那么从理论上说，翻译者就必定比原作者更富创意。
综上所述，翻译者的创意是难以否定的，翻译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去强调译者的创造性超过原作者，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翻译者与原作者一起成为在一种新的文字和新的文化中一种新的作品的共同作者，具有同筹的创意，而且客观的事实也是如此。翻译工作的创造性应当得到承认，同时翻译工作创造性的特殊性更应为人理解。美国学者也George Steiner对翻译者的特殊创造性作了这么一种概括性描述: "翻译者的技巧是一个深刻的矛盾体，这种技巧是在两种冲动形成的极度张力之间得以发挥的:一方面有"依样画葫芦"的冲动，另一方面又有适当再创作的冲动。"
最后顺便稍微谈一下翻译的创意与翻译者遵循"忠实"原则之间的关系。一个忠实的翻译(包括口译者)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按时完成所托付的工作，并使双方均感到满意。而要做到这二，译者就得在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间做某种磋商工作。而磋商总是意味着存在难以使双方完全吻合或对等的局面，于是某种"让步"与"妥协"就成为必要。有时这种情形的处理还可能带有戏剧性。例如，有一次德国商人与中国有关方面进行业务谈判。谈判进行得十分艰苦，长时间没有结果。最后德方代表失去了耐心，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决不再这么谈下去了!要么你方签合同，要么我方走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怎么翻译这句话呢?如果照实翻译，中方极有可能做出情绪上强烈的反应。谈判本来的目的不是激怒对方，而是要达成交易。所以，在场译员在翻译这句话时做了符合谈判一般情景的宏观处理，转达了这样的意思"我方仍然需要一点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想稍微过一会儿再与你们会面。"译员的一句得体的翻译使整个局面没有失控，谈判得以继续进行。
这个例子对于我们思考翻译中的"忠实"问题是有启发意义的。应该说在书面或文学翻译上也常常出现类似的情景。我们都知道，译者的责任之一是忠实于原文。但是，这是不是说译者就一定要不分场合地死死抱住原文的词、句及表层意思不放呢?是不是说译者一定要百分之一百地尊重所谓的客观内容呢?当两种文字、两种文化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出现剧烈的冲突之时，翻译者有责任发挥想像、发挥创造力，进行适当的"调停"J磋商"，使表面上看两者不能互相兼容的表述(文字或口头讲话)达成某种妥协。译者这样做同时也体现出一种忠诚，而且可能是一种更加深沉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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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翻译的创造性
浅析翻译的创造性 人们常把翻译定义为把一种语言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所以一般人总容易将翻译看成是一种语言上的机械对应活动，丝毫谈不上有什么创意，甚至有人认为翻译就是“模仿”或“拷贝”的同义词。不仅如此，在传统观念中，作者和译者是全然不同的两种角色，作者是自由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处置自己的作品，而译者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权利，他只能跟在作者的脚步后面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只能如实地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有自己的主观意志，更没有发挥创造性的自由。 近些年来，认为翻译缺乏创造性的看法在理论界开始受到系统而有力的挑战。当代翻译研究已经证明，翻译不仅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巨大创造性的职业。这对于广大的翻译工作者来说是一种鼓舞，因为这犹如打开了一扇长期关闭着的窗户，使翻译者一下子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野，由此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性质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新的飞跃。 译者的创造性体现在翻译过程中的方方面面。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曾列举了翻译中对译者创造性要求最高的七种情况，包括文化词语、特殊的句法结构、具有文化内涵的暗喻、习语、谚语、双关语和新造词、特殊的语音联觉效果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原文中遇到的语言和文化障碍所做的出色而灵活的处理。请看例子： 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第22章，有这样一段近乎文字游戏的表达，幽默而不失词趣，可是，多年来成为了一个翻译难题，各路高手屡试不爽。 I love my love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ticing;I hate her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gaged.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her name’s Emily，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 （David Copperfield，XXII） 这段文字其实是英语中的一种嵌字顺口溜，也是一种文字游戏，说的人一般要讲六句话，每句话最后一个字的头一个字母都要一样（如上述文字都是以字母E打头的单词），如果作不上来便要受罚。此类文字游戏的翻译通常对译者都是一种挑战，因为这种文字上的特点在汉语里似乎是不可能再造的。且看以下两种译文： 译1：……我爱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因为她是Enticing（迷人的）;我恨我的爱人为了一个E，因为她是Engaged（订了婚的）。我用我的爱人象征Exquisite （美妙），我劝我的爱人从事Elopement（私奔），她的名字是Emily（爱弥丽），她的住处在East（东方）。（转引自《英美名著翻译比较》，第271页） 翻译家董秋斯是以上译文的译者。 在这段译文中，英语和汉语夹杂。对于不懂英语的读者来说，那就构成了遗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4d4041906.html,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作者：魏晓恬 来源：《速读·上旬》2019年第11期 ◆摘; 要：与蒲松龄《聊斋志异》原文相比，卫礼贤德译《聊斋志异》存在大量因尊重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而产生的省译，因阐释意象、补充故事情节等需要产生的增译以及因译者的独到见解而产生的改译等。以上翻译策略无不反映了文学翻译中存在的“创造性叛逆”现象。本文通过分析卫礼贤德译《聊斋志异》文本语篇层面具体翻译策略和方法，理解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现象。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聊斋志异》;卫礼贤 1引言 “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最早可追溯到意大利的一句谚语“Traduttore，traditor”——“翻译者即叛逆者”。 本文所谈及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有意识地采取某种翻译策略和方法而达到的语言和内涵层面较源语文本“脱胎换骨”而富有创造性的现象。这些翻译策略和方法包括因尊重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而产生的省译，因阐释需要而产生的增译以及因译者的独到见解而产生的改译等。 2卫礼贤德译《聊斋志异》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1899年，卫礼贤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青岛。但是在之后的20多年里，卫礼贤并没有成为一个狂热的宗教传播者，而是成为了一名汉学家，将中国古代经典引入德语界。1914年，卫 礼贤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Chinesische Volksm?rchen）（Wilhelm，1914），收录中国民间故事100篇，包括《聊斋志异》故事15篇。此外，卫礼贤还翻译了《聊斋志异》中《辛十四娘》《瞳人语》等译文。本文以《中国民间故事集》中的《聊斋志异》故事译文为文本，分析其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2.1省译 省译是指指在翻译的过程中省略翻译原作中的某些句子或段落。卫礼贤翻译的15篇《聊斋志异》故事篇目中，省译主要表现在省略翻译故事结尾“异史氏曰”部分。
谈古诗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
谈古诗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 [摘要]古诗翻译要求译者根据需要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对诗歌进行形式和意义的变通，最大限度地把原诗的情、韵、意完好地再现出来，从而达到译文和原文在意境、文化背景和情感上的和谐统一。 标签：古诗翻译；创造性；译者 [一、概论 在古诗翻译中，关于译者能不能进行创造性翻译的问题，许渊冲提出了另一种创造性的翻译理论，那就是译诗与原诗的创优似竞赛论。他认为，“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许渊冲，2003)他主张译者应该充分发挥创作精神，译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好诗，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又具有极大的自主性。作品中留有许多空白与不定点等待着读者去补充，而读者的思想中又存在不同的先行结构与前理解，所以读者不同，补充的图景也各异。译者不仅是原作的读者，还是译作的创作者。他们以理解的主动性、阐释的能动性以及重构的创造性把一个全新的译作呈现在译语读者面前，但同时译者不能完全脱离原文文本随意发挥，因为原作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客体具有相对固定的审美意蕴，寄寓了原作者的某种情感。译者的责任应该是把它们尽量完美地再现出来，在译语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忠实的译语文本。 二、译者的创造性发挥达到与意境的和谐 译文是原文的代替物，而不是译者随心所欲地改变原文的意思、风格，按照自己的意图重新创造出译文。诗歌有它比较固定的模式或内涵，翻译时，我们有时需要把诗歌原文中的意境传达出来，充分发掘出蕴涵于其中的美的因素。明朝的朱承爵说：“作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出声音之外，乃得真味。”(陈伟，1997)这说明了意境的重要性，也说明了译者需要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在考虑到源语的语言特征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译语的特点，进行创造性的语言转化，使译文符合目的语的语言习惯特征。根据语境的需要还需进行必要的增减词，进行整体的变通。如： 刘方平的《月野》中有：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Winter Bynner的译文为： When the moon has colored half the house， With the North Star at its height and the South starsertting，
第二章 翻译的性质 策略和方法
第二章翻译的性质、策略和方法 2.1 什么是翻译？ 定义林林总总，可谓太多，但有一点很明确，翻译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转换过程，它牵涉到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内容，是一种跨语言（cross-linguistic）、跨文化（inter-culture）、跨社会（cross-social）的交际活动，是把“原语”SL（Source Language）的语言、文化信息用“的语”TL（Target Langue）的语言形式进行转达的活动，是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的一种媒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是一种更换语言形式和转移信息内容（包括思想、意义、情感、修辞、文体、风格、文化等）的复杂的思维及表达活动（毛荣贵）。而对这一活动规律的探讨和研究必然牵涉到哲学、美学、思维学、文化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说，翻译是一门科学。 翻译还是一门艺术。在翻译实践中，离不开直觉(instinct)、推敲(word-weighing)、灵感(inspiration)、顿悟(insight)等艺术思维方式，离不开各种艺术手段和技巧的运用。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展示的是一种语言表达艺术，在不悖原文的基础上，力求尽量完美地再现原文的语言艺术风采。 翻译更是一种艰苦的创造性劳动，需要大量的实践和积累，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见识。译者虽不需通晓各门专业，但至少应是一位“杂家”。翻译离不开原文文本和译文读者，否则成为无本之木、无的之矢，谈不上“翻译”二字，因为它离不开原文的限制。因而有人说它是“戴着镣铐跳舞”，不能长袖舒展，随心所欲。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常常为一词一句的理解和表达而煞费苦心，固有“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之说。 从形式上看，翻译有口译、笔译之分。口译又可分为交传（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和同传（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两种形式。各自的标准和要求也不一样。口译强调“快捷、准确”（quick and accurate response）和“通顺”（smoothness），笔译则要求在“准确”与“通顺”的基础上，还要深究原文内涵，讲究行文用字自然得体、通顺地道。 而按体裁划分，翻译又可分为文学翻译、科技翻译、经贸翻译、时政翻译、法律翻译、旅游翻译、公文翻译、医学翻译以及广告宣传翻译等等。除文学翻译外，其它体裁大多归属于应用翻译的范畴。 2.2 什么是应用翻译？ 应用翻译，英语又称为pragmatic translation，practical translation或applied translation。（方梦之[M]，2003：前言），是一种以传递信息为主要目的、又注重信息传递效果的实用型翻译，它的最大特点是实用性强，应用面广，其范围几乎涵盖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大不同于强调艺术审美与文学欣赏的文学翻译。就内容来看，它几乎囊括了除文学翻译以外的所有作品，“包括人们日常接触和实际应用的各类文字，涉及对外宣传、社会生活、生产领域、经营活动等方方面面”。而就文本体裁而言，它“包括政府文件、告示、科技论文、新闻报道、法律文书、商贸信函、产品说明书、使用手册、广告、技术文本、科普读物、旅游指南等各类文本”（方梦之[J]，2003），甚至还包括各种通俗读物。 从文体特征来看，“信息性、诱导性和匿名性是这类文本的主要特点”（方梦之[J]，2003）。信息性是指突出传递真实世界的客观信息和现象，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它往往重内容而
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因为通常被定义为把一种语言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所以一般人总容易将翻译看成是一种语言上的机械对应活动，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创意。但是近些年来，这种看法开始受到系统而有力的挑战。这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是一种鼓舞，因为这犹如打开了一扇长期关闭着的窗户，使翻译者一下子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视野，由此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性质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新的飞跃。当代翻译研究已经证明，翻译不仅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巨大创造性的职业。 在由Ann Beylard-Ozerfoff等大主编的题为《翻译者的策略与创造性》一书中，就有专门文章来讨论翻译与创造性的问题。在谈论翻译的创造性之前，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界定什么是创造性。该书中有关文章对创造性行为的认定可以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 1.创造性指一个人产生新的或原创思想、艺术创造的能力O。一个创造性的构想一般定义为这样一种构想，它是"有新意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其所出现于其中的情景有用或合适"。 2.创造性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定义，它指把原先存在的一些构想以新奇的方式加以组合。 3.一种学科的规则与约束，不仅不与创造性对立，而且还使创造性成为可能。每一件音乐作品的创作都不能超出音符系统的范畴。一个文学作品，即使它是标新立异之作，也总是要符合它所成文语言的语法规则。但须在掌握了某一学科规则之后，方有可能来打破这种规则，这又是一种体现，创意的方式。 4.创造性行为还可以界定为一种解决问题能力的形式。 5.翻译的过程是将源语转变成为目的语的过程。这一转换过程导致一个新的文本的产生，这个新文本在内容上虽与原作相同，但却是一个崭新的作品。从这一点上说，这就是一件创造性的作品。它是在词、句、语义三个层面上重构信息的结果。语言结构重组的程度越高，这个转换过程的创意便越大。
关于文学翻译的论文范文2篇
关于文学翻译的论文范文2篇 关于文学翻译的论文范文一：接受美学视阀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一、审美特征 首先，儿童文学相较成人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其独有的稚拙性。为适应儿童的口味，儿童文学作品往往稚嫩、淳朴、清新自然，具有成人文学所没有的原初本真的“傻里傻气”。这种稚拙之美通过的作家的笔深入作品中，折射出儿童内心真实的思想和情感。其次，提及儿童文学，人们就会联想到浪漫与想象、梦幻与诗意、神秘与瑰丽的意境。儿童文学的审美创造往往与幻想联系起来。没有幻想就没有儿童文学。儿童的理性思维偏弱、现实感不强，分不清现实与想象，也不懂得事物的内在联系。为接近儿童的心灵世界，儿童文学主张要张扬幻想。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能为儿童打开通往幻想世界的大门。再次，寓言这种文学形式被儿童常态化适用。在童趣审美意象组成的单纯简约的外层结构下，儿童文学浓缩着创作主体的复杂深厚的社会文化积淀。单纯想象的审美符号体系下，寓言形态的儿童文学容易被儿童接受，引发共鸣。蕴含于作品中关于社会、人类、自然等复杂的深层内涵可以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的释放能量，帮助儿童对社会、世界的认知，健康人格的建立。 二、语言特征
首先，儿童文学的语言浅显易懂。儿童年龄小，生活经验少，思维能力弱，语言能力在逐步完善，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必须浅显、简洁、准确、流畅，能够被儿童读者理解接受，并未儿童的语言习得提供范本。其次，儿童文学的语言具象化。由于儿童抽象思维差，以形象思维为主，儿童文学的语言是形象、生动、具体、动态的。运用儿童熟悉、常见的具体形象进行描述，把人物和事物的声音、色彩、形状、神态等具体、直接的表现出来，与儿童闹钟的形象相吻合。再次，儿童喜游戏玩乐的特点决定了儿童文学语言的幽默性。幽默有趣的东西符合儿童的心理要求，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启发他们快乐的情趣。有经验的儿童文学作者往往把“引起兴趣和引人发笑”作为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接受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receptionaesthetics)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也是文学研究领域中兴起的一种新的方法论。由于它主要探讨读者能动的接受活动在文学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也被称为“接受理论”、“接受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姚斯(hansrobertjauss)和伊瑟尔(wolfgangiser)。这一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使西方文论实现了从“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向“读者中心”的现代转向。文学作品要以读者为中心，读者为导向，相应的，儿童文学的翻译应该以儿童为中心，儿童的审美要求、视野期待是译者翻译活动的重要指导指标。 四、接受美学理论下的儿童文学翻译 1.以儿童读者为中心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翻译策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百度文库 11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翻译策略 作者：蒋新亮 摘要:文学翻译的策略,是文学译者不可回避的问题。究竟是采用“归化”策略,还是采用“异化”策略,成为众多翻译理论工作者非常关注的话题。介绍了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归化”和“异化”的对立及“归化”和“异化”的统一。通过关于“归化”和“异化”策略关系的分析,提出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会对文学翻译造成不利影响,不能简单地采用这种或那种策略;文学译者应根据文学翻译的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从事翻译活动,在“归化”和“异化”策略中寻求最佳的结合点。 关键词:文学翻译;翻译策略;归化;异化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翻译,不但能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给这种文化输入新的血液。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英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因此,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活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出发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对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提倡“异化”,即以出发语为导向;另一种观点提倡“归化”,即以译入语为导向。“归化”和“异化”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由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基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rcher)的理论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Schleiermarcher认为,“要帮助译作的读者在不脱离译入语的情况下正确而完全地看懂原作,可以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但是对这两种翻译,他并没有用专门的术语来概括。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Schuttleworth和Cowie在著作《翻译研究词典》中明确提出“归化”和“异化”(“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一对翻译策略术语。此后,许多翻译家及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这个课题。 一、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现在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就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归化”的主旨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而“异化”的主旨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中心。翻译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双语转换的原则应以译出语文化为依托,以译入语文化为基础,以两种语言的最佳结合为追求目标。中西方分别对归化与异化做了大量的研究。 1.西方研究“归化”和“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化”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交际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他提出了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其他一些翻译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归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使目的语读者做出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反应,它强调的是译文的交际功能,只有译入语读者获取了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信息才能说这个翻译文本是忠实的。 正如“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劳伦斯·韦努蒂(Venuti)指出的,试图把结构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并提出了阻抗式翻译来反对传统的、通顺的翻译。阻抗式翻译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译出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文本。然而,就交流而言,“异化”翻译也有不足。由于存在不熟悉的表达方法和语法结构,在交流中会对译入语普通读者产生信息传递的障碍。 2.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始于直译与意译之争,在历史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论翻译的创造性-最新文档资料
论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不是一门简单的技术，而是一门艺术。之所以说它是一门艺 术，和翻译本身具有创造性是密不可分的。 翻译的创造性，是指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在透彻理解原文 的基础上，通过发扌车其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的创造性阐释和 再现。旨在通过最恰当的表达方式, 来再现原作中的精神内涵与 意境风貌。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曾写道: “翻译与其说是出自原作 之生命，不如说是出自其生命的延续。”。“译者的任务，就是 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 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将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 翻译具有创造性，但是这种创造性翻译并不是对原文进行随 意的更改和延伸。翻译的创造性要始终以原作为依据。因此翻译 中的创造也是一种有局限性的创造。正如英国诗人莱德顿所比喻 的那样，文学翻译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二、翻译的创造性在语言转换中的体现 （一）词义的延伸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现，有些词语在词典中的意 思放到另一种语言中，原封不动地照搬翻译过来, 放到具体语境中，会出现意思不通的情况。这时候就要求对英语某些词语的语义进行适度的延伸。如以下的情况: 例1：A personnel deficit has existed for years.
人员短缺的情况已经存在多年了。 名词deficit 在词典上意思是“赤字”，“亏损”或“逆差”。但放在上面的句子中，显得很生硬，读起来很拗口。因此在原意的基础上，进行了引申，在句中译为“短缺”。 例2：The man was lured to north London house and secretly filmed in a compromising position with the woman. 这位男子被（一女人）引诱到北部伦敦的一所房子里。他与这个女子在一起有卿卿我我之嫌的情景被人偷偷地拍录下来。 英语中单词compromise 常常可以作“妥协”，“损害”讲，也可以表示“放弃”，“改变”，“修正”，“修改”的意思。 但是现代英语中频频出现如compromising position 一类的表达，使译者不得不费一点思量了。将其译成“妥协的地位”，或者“损害人的地位”显然是行不通的。这样的翻译即便不使人误解，也常语焉不详。其实compromising 在现代英语中做形容词用，常表示人“处于或暴露在某种瓜田李下或不名誉的境况之中。”据此，译者可以根据具体语境大胆进行词义引伸。 二）语义的引申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不同的语系，有很多的不同，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冲突，需要译者绞尽脑汁。译文要做到准确流畅， 可读性强，就要译者进行不地根据上下文的语境，进行意思上的调整。具体如下：
浅析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忠实
浅析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忠实 【摘要】“翻译即是叛逆”是意大利人的一句谚语，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传统翻译忠实标准看似水火不容，实则相得益彰。本文将从现有材料入手，结合笔者自己的观点分别阐述“创造性叛逆”与“忠实”，并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忠实；深度忠实 一、引言 聆听了许鲁之老师的西方议论第十三讲《误读、创造性叛逆》，多有空谷足音之感，改变了我对翻译标准的一些浅薄认识。印象中，忠实一直是古今中外译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国内的“信达雅”标准、“神似”、“化境”之说，国外的“翻译三原则”、“动态对等”都要求译作要忠实于原作的语音、语义、句法结构，不增加什么，不减少什么，不改变什么。本人在学习翻译的过程中一直严格地遵循着忠实原则，即使遇到一些语言形式之外的诸如政治，文化，历史等无法忠实的现象，也因为摆脱不了传统翻译观中忠实的束缚以及没有更先进的理论支撑，所以一筹莫展。学习完《误读、创造性叛逆》一课之后，顿感豁然开朗，仿佛为自己的翻译学习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那么究竟什么是创造性叛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和忠实之间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力图结合课堂所学来一探究竟。 二、创造性叛逆 本讲中创造性叛逆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而误读理解起来相对比较简单。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这一术语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于1961年在其著作>中首度提出的。艾斯卡皮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谢天振（2000）将创造性叛逆的命题介绍到中国，并进一步阐述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谢天振还建议将创造性叛逆更改为创造性背离，因为叛逆在中国很容易让人想到叛臣逆子；所谓误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一般说来，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这个世界！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 创造性叛逆与”误读”之间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关系。误读可分为无意识误读与有意识误读两种类型。无意识误读指的是由于接受主体的个人素养及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完善或受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约，导致解读文本时对具体概念内容等的错误阅读。这时很难说它是创造性的。如，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在翻译中国古代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责子》时，由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误读了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翻译策略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翻译策略 作者：蒋新亮 摘要:文学翻译的策略,是文学译者不可回避的问题。究竟是采用“归化”策略,还是采用“异化”策略,成为众多翻译理论工作者非常关注的话题。介绍了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归化”和“异化”的对立及“归化”和“异化”的统一。通过关于“归化”和“异化”策略关系的分析,提出过度的“归化”和“异化”都会对文学翻译造成不利影响,不能简单地采用这种或那种策略;文学译者应根据文学翻译的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来从事翻译活动,在“归化”和“异化”策略中寻求最佳的结合点。 关键词:文学翻译;翻译策略;归化;异化 在人类文明史上,翻译一直是传播外来知识的重要渠道。翻译,不但能促进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还能给这种文化输入新的血液。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英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因此,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来认识翻译活动,无疑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来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何处理出发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对这一问题通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提倡“异化”,即以出发语为导向;另一种观点提倡“归化”,即以译入语为导向。“归化”和“异化”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由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基于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rcher)的理论在他的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Schleiermarcher认为,“要帮助译作的读者在不脱离译入语的情况下正确而完全地看懂原作,可以采取两种途径。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但是对这两种翻译,他并没有用专门的术语来概括。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Schuttleworth和Cowie在著作《翻译研究词典》中明确提出“归化”和“异化”(“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这一对翻译策略术语。此后,许多翻译家及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这个课题。 一、中西方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现在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就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归化”的主旨以译入语文化为中心,而“异化”的主旨是以出发语文化为中心。翻译不是孤立的、静止的,双语转换的原则应以译出语文化为依托,以译入语文化为基础,以两种语言的最佳结合为追求目标。中西方分别对归化与异化做了大量的研究。 1.西方研究“归化”和“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化”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交际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他提出了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和其他一些翻译理论。根据这些理论,“归化”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使目的语读者做出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反应,它强调的是译文的交际功能,只有译入语读者获取了与出发语读者一样的信息才能说这个翻译文本是忠实的。 正如“异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劳伦斯·韦努蒂(Venuti)指出的,试图把结构主义理论付诸实践并提出了阻抗式翻译来反对传统的、通顺的翻译。阻抗式翻译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译出有陌生感和疏离感的文本。然而,就交流而言,“异化”翻译也有不足。由于存在不熟悉的表达方法和语法结构,在交流中会对译入语普通读者产生信息传递的障碍。 2.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中国对“归化”和“异化”的研究始于直译与意译之争,在历史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翻译策略的分类和介绍.docx
翻译策略的分类和介绍 引言 一般的翻译教材在讨论翻译问题时，都离不开讨论翻译方法与技巧。我国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统编翻译教程（即张培基等编著的教程），主要是讲述常用的翻译方法与技巧，其中包括：词义的选择、引伸和褒贬；词类转译法；增词法；重复法；省略法；正反、反正表达法，分句、合句法；被动语态的译法；名词从句的译法；定语从句的译法；状语从句的译法；长句的译法，和习语、拟声词、外来词语等特别语词的译法等。 九十年代出版的翻译教程也基本上沿用这些方法与技巧，或在此基础上有些改进，例如，柯平编著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除了提出与张培基教程大同小异的方法外，还提出了变通和补偿手段：加注、增益、视点转换、具体化、概略化、释义、归化和回译。 也有学者（参见刘宓庆1993：196-234）把分切、转换、词性转换、语态转换、肯定与否定、阐释或注释、引伸、替代、拆离、增补、省略与重复、重构、移植等等方法称这“手段”。以上所引是不同学者所用的不同术语，用以描述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处理方法。究竟哪些属方法、哪些属技巧、哪些属手段，恐怕是很难讲得清楚的。我们在这里把翻译过程中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以上所述的方法、技巧、手段）都类归为翻译“方法”；而把那些能够包含多种方法的术语，如直译法、意译法、语义翻译法与交际翻译法（见下图）、异化翻译法、归化翻译法等，类归为翻译“策略”。本章讨论的就是这样的翻译策略。 翻译二分法 一直以来，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直译与意译都是翻译讨论的中心话题。“直译与意译之争，在我国自有翻译之时起就已存在”（罗新璋，1984：4）。“此争论至少从公元前就已经开始。到了十九世纪初，很多作家倾向于意译，即译其神韵而不是译字母；译意义而不是译词汇；译信息而不是译形式；译事实而不是译方式。……不过，这种争论是纯理论的，争论者并没有考虑到翻译的目的、读者的情况和文体类型等因素”(Newmark 1988b:45)。 直译、意译在传统译论里讨论得最多。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又出现了其它的提法，例如：奈达（Nida 1964）提出的“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与“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 在本质上和意译与直译是一致的。还有其他学者提出的二分法，例如：霍斯（House 1977）的“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与“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格特（Gutt 1991）的“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与“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图瑞（Toury 1980,1995）的“适当性”(adequacy) 与“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纽马克（Newmark 1981/1988）提出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 与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以及温努提(Venuti 1995) 的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与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以上所述的翻译方法二分法，既有共通和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本章将对人们常引用及争论直译/意译、语义翻译/交际翻译和异化翻译/归化翻译等三对翻译策略进行探讨，追溯其根源，弄清其概念，并举例说明其所指。 直译与意译 关于直译之争持续了几个世纪，赞同者坚定不移，反对者（也即意译的赞同者）坚持已见，互不让步。其实，英文literal translation 和中文“直译”的定义都不是十分确定，既可指逐词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也包括逐句译（Sentence-for-sentence）。直译作为一种翻译策略常见用于以下领域的翻译：（1）用于翻译科技资料；（2）用于外语教学，让学生了解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3）也用于文学翻译，Nabokov 是文学翻译中直译的高手，在他看来，“只有直译才是真正的翻译”（见Shuttleworth & Cowie 1997:96）。 然而，在现代文学译者中，赞同直译的人为数不多，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如Nida 所说，“因为没有哪两种语言是完全相同的，无论是符号所指的意义或语言符号的排列方式都会有差异。可以说，语际之间没有绝对的一致。因而，也就没有绝对准确的翻译”（1964：156）。
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的创造性 学号：120692014 姓名：文敏翻译的过程中是否需要创造性？ 长期以来，译者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把翻译的忠实性放在首要的位置上。那么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是否就意味着对原文的背叛？事实上，创造性是翻译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创造是为了更好的忠实于原文本。仅仅形式上的对等并不意味着忠实，而形式上的不对等也不意味着背叛。翻译界流行的“翻译是艺术”之说，强调的正是翻译的创造性。对原文本的一味“忠实’，不仅无法将原文的意思表达清楚，反而会造成译文晦涩难懂。翻译的作品本身很多，尤其是文学作品就具有语言模糊性和含蓄性的特点，这些因素最终造成译者对原文本认知理解上的不确定性，使文本的意义处于永远开放的不确定之中。这种不确定性恰恰体现了译者对原文本认知理解上的创造性。由此可见，翻译离不开创造。因此，翻译既有创造性也有忠实性，是创造性与忠实性的对立统一。 例如《哈姆雷特》剧中的独白“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如何理解这个早在四百多年前作者就没有说清楚的句子呢？这个“be”的受词（宾语）该是什么呢？这句话到底如何理解，至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这就需要译者根据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创造性的进行翻译创造。在这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英语的“be”动词，一个肯定一个否定，意蕴隽永，如果完全复制原句的结构，译成“是，或不是，这是个问题”，虽说文字流畅、忠实通顺，但原文韵味尽失，不能算是好的译文。读者因无法达到与原语读者的认知上的对等，会觉得太过平淡。为弥补这种差异，我们有朱生豪翻译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卞之琳翻译的“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张庆路翻译的“妥协呢？还是斗争呢？这是个问题”等多种表达。每种译文都不无道理，译者都考虑了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汉语读者的接受程度，做了大胆的创造性的变通处理，力图把莎翁没有言说的内容展现给读者，再现原作的艺术美。这就很好的阐述了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哈姆雷特》在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不断地被重译，迄今为止，国内已经有二十多个译本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几乎没有雷同，可以说正是有了创造性的存在，读者才有机会结识如此多的哈姆雷特；也正是由于有了创造性的存在，翻译才有了永恒的灵魂和经久不衰的魅力
文学翻译的核心创造性再现
文学翻译的核心创造性再现 【摘要】文学翻译历来是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文学翻译中究竟应该翻译什么？如何翻译？翻译是否有效？这离不开对文学翻译中“核”的本体研究。各翻译派别站在不同的角度阐述对翻译的认识，或众说纷纭，规范性理论也好，描述性理论也好，各派之间似乎很难完全说服对方，这一方面体现了理论的可发展性，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理论还有待完善、提高。本文作者在纵深研究主要中西译学的基础之上，发掘其中的问题和共性，认为文学翻译要理解原文的核心要素，并创造性再现原文的核。 【关键词】文学翻译；核；创造 0 引子 在中国，大约公元224年，佛经翻译界围绕《法句经》的翻译引发“文丽”、“质朴”两派的争论，随后支谦写了《法句经序》，就佛经翻译阐述了他的思想理念（谭载喜，2000：187）。这一思想后来演变成了严复的“信、达、雅”。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引进西方的理论并加以批评创新，著书立说，提出了许多见解与主张，掀起了一股翻译研究的高潮。 当我们把“翻译”当作思考与研究的对象时，首先就会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翻译？翻译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提出，具有双重的含义。首先是翻译作为一种人类的活动，应该在哲学的意义上，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弄清楚它的存在本质：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活动？其次是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的具体活动形式到底是什么？人们力图翻译的是什么？若我们研究一下翻译历史，看一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是如何思考翻译问题的，我们就会发现在某种意义上，翻译是什么与翻译什么往往被当作一个问题的两面，加以探讨。国内外许多翻译学者对翻译的定义或界定，可以作为佐证。 文学翻译历来是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那么在文学翻译中究竟应该翻译什么？如何翻译？翻译是否有效？这离不开对文学翻译中“核”的本体研究。 1 “核” 作为普通词条的“核”指的是“核果中心的坚硬部分，里面有果仁”（现代汉语大词典），可以理解为事物的中心（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主要部分，也就是最接近事物本质的中心层。“共核”观中的“核”是由普通的核发展而来的，但它高于普通的核，是对普通核的升华、深化，同时又对其它许多影响事物本质的因素进行了熔炼式吸收，要进一步理解翻译中的“共核”，不妨从源语文本和翻译活动说起。 万象有其“本”，要翻译的源语文本有其本，翻译活动自身也有其本，这是无可争论的。源语文本的本是什么？翻译活动的本又是什么？这是译者在下笔之前
文学翻译陌生化策略
文学翻译陌生化策略 陌生化是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以诗歌语言研究为基本材料而提出的一种艺术主张。它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出的艺术理论:“给平常的语言赋予一种不平常的气氛。”［1］陌生化一词的俄语字面意思是makingchange，含有“使之陌生，使之新鲜奇特”之含义。为了打破感知的自动性，形式主义者主张采用陌生化手法创造出新的形式，使人们摆脱自动感知。陌生化的提出有其科学依据，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熟悉而单调的刺激易使人产生疲惫和厌烦，甚至有排斥心理，但陌生而新奇的事物却能满足人的猎奇心理。自陌生化理论提出之后，西方学术界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将其应用于各个领域。在翻译领域，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使用这个术语，认为陌生化对文学翻译有重要的启示。然而，现阶段真正将陌生化和翻译相结合的研究为数不多，并且将陌生化移用于翻译时概念模糊不清，常与异化相混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厘清陌生化与异化概念的基础上，对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再现原作品中的陌生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期进一步探讨陌生化对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陌生化概念 (一)文学领域中的陌生化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书中指出，文学性是文学有别于非文学的基本特征，而表现文学性的最重要手段就是陌生化。陌生化是一种文学表现手法，指作者通过重复、颠倒、错位、浓缩等方式将日常语言符号重新排列成巧妙奇特的表达，从而有意识地“增加读者感知的难度和感知所造成的困难形式”，使感知过程变得艰涩，延长整个审美体验过程，从而增强客体的可感知性。［2］作家或诗人会无意识地将这种艺术手法用于文学创作，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刺激读者的感知，故意颠倒黑白或指鹿为马，避免人云亦云，以使其所表现的客体具有新奇、美妙、不同寻常之感。如“柳絮飞来片片红”“坚硬的稀粥”“绿色的太阳”等这些看似情理不通、不合逻辑判断的表达却被视为佳句。正是因为它们打破惯常思维，修改了人们有关事物的文化记忆，让人们跳出审美疲劳的漩涡，从而在凸显的陌生意义中得到了美的享受。 (二)翻译领域中的陌生化 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不仅是由文学翻译的任务和特性所决定的，也是翻译伦理的需求。这样可以保留原作异常的写作手法，益于保存文化的差异性和异域性，使读者尽可能体味到接近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其实，陌生化一词早在1988年就已出现在翻译领域。爱尔兰诗人希尼最早指出:“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译语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目的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2］他认为翻译中的陌生化即异化，其表现形式就是追求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性。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
《三类翻译技术的比较与创新.》
三类翻译技术的比较与创新 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计算机语言文字信息处理。都是对各种语言文字的字符进行编码，称内码或字符代码。然后以这些字符代码作记录，形成各种语言文字的文本文件。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例如输入、贮存、传输、打印、识别，以致机器翻译，都是面向这种文本文件，针对字符和字符代码进行的。 语言文字的本质是表意，句子是表达完整语意的基本单位。发明人经过20年来对句子表意的探讨以及相应的编程实践，发现不同语言文字的句子与句子之间存在着句骼等共同的表意构件。多语种句子的表意是以句骼等这些共同的表意构件实现的。然而，本项目属于机器翻译，而是“基于表意构件”的一种全新的计算机语言文字处理方法软件。这是一项不可低估的技术创新，正如一些专家所指,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问题的瓶颈不在计算机，而在于语言文字方面。例如字、词、词组的多义性，致使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MT）至今仍“语义障碍”而译文质量太差。在“基于表意构件”这里，字、词、词组都变成了单义；具体说来，在句骼框架内，字、词、词组都是单义的。这就可以避开“语义障碍”而获得更好的效果。传统的机器翻译软件有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翻译记忆二类（前二者的混合型除外），现简介后进行对比，以显示本项目的技术创新： 一、传统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 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MT），MT的原理是让计算机以“字→词→短语→句”的步骤逐个节点分析最后深入源句的底层（语义表示），然后又以如此的逆过程得出目句。首先得确定源语每个字或单词的词性、与另一个字或单词是否可组成词或短语，再根据规则和相应词典将相邻单词组成许可的各种短语。如确定“an arrow”为名词短语NP，再到下一个节点与介词like组成介词短语。如此一步一步，逐个节点分析判断词法、词义，最后到达源语底层。然后，再以相应的逆过程得出目语句子。如图1： 这就是与计算机同龄的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MT。它的优点是自动化化程度高，速度快。缺点：其一是将语言现象归纳为规则不容易，好不容易归纳出来的规则常常因为词汇的更换、语序的改变而失效。其二是以“字→词→词组→短语→句”的过程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的是字、词的多义性；计算机不懂语义，无耐之下只好凭借几率，直接影响译文质量。其三是以“字→词→词组→短语→句”的过程分析与综合，与句子的骨架（框架）不相符，往往由于句子骨架或框架的缺失而使译句不可读。 正因为上述“缺骨架、几率词义、规则难”三大难点难以避免，MT的译文往往令人啼笑皆非；译得满屏汉字往往中国人读不懂；其软件只能仅为外文盲和外文很差的用户提供参考。
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
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 翻译是将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信息转换成为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信息的一种活动。简言之，就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的内容（包括语言和文化）表现出来。异化翻译是以源语中的语言文化为导向，尽可能的保留源语中的“异质成分”。异化翻译能够做到在保留源语文化色彩的同时，让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不受译入语的的语法习惯和文化特征的干扰。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流的持续增强同时也带动并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因而，有着不同语言文字的现代文学翻译活动也日益增多，异化翻译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 一、文学翻译中异化策略的陌生化 人们对于熟悉的事物总是司空见惯，漠然的感知。艺术的功能就是要打破习惯性的感知方式。人们追新求异的这种心理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从根本上讲，人类改革自新、了解世界的普遍要求促进了文学翻译的产生和发展。此外，读者的阅读动机、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是译者进行翻译时所要考虑的必要因素。在文学领域，读者同样也希望摆脱常见的文学形式和文学内容，得到一些新颖、陌生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文化思想、文学本身和语言本身，从而感受新鲜的艺术魅力，这就是翻译文学阅读的“陌生化”诉求。简单来说，就是要求所翻译的文学内容有“异于我”的东西。异化策略是满足这种“陌生化”诉求的有效手段。 二、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以《京华烟云》为例 林语堂先生旅居巴黎时曾写了一部关于旧中国社会的英文小说，名为《京华烟云》。它不仅描写了时代大变迁的动荡时期几个大家庭的命运起伏，而且介绍了旧中国民风、民俗等文化特色，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在书中描述了很多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比如：赋诗作对、求道成仙、婚丧嫁娶等。《京华烟云》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汉译英的过程。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多采用异化法处理中国特色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