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读书报告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读书笔记

内容摘要

通过阅读吴晓波先生的著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我颇有收获。作者选取了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21世纪发生的对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的11

次经济改革阐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读后给我很多启发。本文针对此书的内容和观点，结合当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改革趋势，做一简单的陈述报告和分析。

关键字:经济改革集权国进民退

目录

一、对本书主旨及内容的概括

（一）中国古代经济改革

（二）中国近现代经济改革

（三）对本书主题与中心思想的分析

二、“国”与“民”在经济层面上的关系的思考——基于对近现代经济改

革中出现的六次“国进民退”的分析

三、结合历代经济改革对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政策的分析

四、总结——从历代经济的变革，来理解当前的中国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

一、对本书主旨及内容的概括

吴晓波先生在本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分十二讲对中国从古至今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对中国经济乃至整体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十一次经济改革进行了较为简单而清晰的描述，给出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书中虽无明确的划分，但是根据改革发生的时间，大致可以将书中提及的经济改革划分到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之中来。首先，本文将对书中的内容做一全面地概括，并对全书的主旨进行简要的阐释。

（一）中国古代经济改革

本书中涉及到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改革包括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汉武帝变法，王莽变法，世民治国，王安石变法，明清停滞。

第一讲“管仲变法”以“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为副标题，对管仲经济思想的总体评价是“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具体而言，书中提到：管仲以“士农工商”四阶层的划分开创了全社会宏观上的行业分工；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倡导奢侈消费；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盐铁专营”、“国家投资”等方式实施宏观调控；以商止战，开创关税同盟之先例。管仲第一次建立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强调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对中国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讲“商鞅变法”描述了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经济改革，如其副标题所言，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变法期间，国家控制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生产资料，排斥、部分禁止商品贸易，打压商人阶层，鼓励农业生产，辅以军爵、郡县等政治制度，国民经济完全服从于国家的目标。

第三讲“汉武帝变法”介绍了汉初“文景之治”后汉武帝刘彻和大臣桑弘羊的国营化经济政策，具体包括铸造钱币、盐铁、酿酒专营；流通领域的均输、平准二法；税收层面的告缗令与算缗令等。这些经济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第四讲“王莽变法”立足于王莽和汉武帝变革之前全国的经济背景不同，以“第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为副标题，讲述了王莽改革其间从财政、货币和土地三方面入手力图极端化汉武帝的经济改革政策，以建立高度国营化的经济，实现高度的平等，但是因为全国经济状况不佳、王莽个人等原因，改革以惨烈的失败收场。

第五讲“世民治国”实际上记述了初唐至中唐之间的主要经济状况和政策，表现了其间“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这一基本特点。在经济政策上，这段时间政府在实行科举、精简吏治的基础上，经济政策偏向开放，鼓励工商贸易，城市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同时，工商贸易的地点、时间、方式都是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的，因此可以认为中唐以前的经济是“政府计划下的市场经济”，中唐之后，这一市场化的倾向结束，经济重归国营主导。

第六讲“王安石变法”讲述了在宋朝重文轻武、三冗状况严重、士绅经济发达的大背景下，王安石反对司马光的观点，认为国家治理财政必须从“开源”而不是“节流”出发，建立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这次改革是帝制时期最后一次配套全方位的经济改革，它的失败也沉重打击了后代治理者经济改革的信心和勇气。由此也造成了第七讲“明清停滞”之中描述的“超稳定”也“超停滞”的宏观经济状况。

（二）中国近现代经济改革

在中国近现代部分，本书提及了洋务运动，民国经济改革，建国之初计划经济改革，改革开放四次经济改革。

第八讲“洋务运动”讲述了洋务派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张，在经济方面，本书提到了洋务运动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性作用。然而，如同本节的副标题所言，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有现代性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开办了几个工厂，在较小程度上解放了思想而已，然而却没有配套的顶层设计，没有设计宏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其改革成果也没有惠及全民。

第九讲讲述了“两个民国”——经济政策高度自由化的北洋政府和采用集权和计划经济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的经济改革政策。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权力松散，对地方控制力不足，包括各种轻工业和金融业都在民营企业家手中繁荣昌盛，这种经济上的分散最终形成了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和全国政治的混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领导的政府瓦解民间组织，国债绑架，控制证券市场，银行和民营企业国有化等五种方法进行经济国有化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1945年后，中央财政和货币

政策出现严重问题，恶性通货膨胀给国家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摧残。

第十讲着眼于中共自1949年建国到文革结束期间的政治经济政策，讲述了中国自“一五计划”开始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七年的公有化进程消灭了私有制，在这之后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革”等几次对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的运动，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在这一时期与世界严重隔离，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

第十一和十二讲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界，分别描述了“没有蓝图”的和“集权回归”的改革开放的两个时期。前期，改革开放以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为指导，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具体指导思想的改革。具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农村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大大提高；中央政府一方面进行经济权力的下方，一方面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地方政府承担了冒险者和中央政府的支持者的角色，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一度非常混乱的局面——基于这种情况，90年代之后的改革开放以增强中央的控制力为主要基调，从著名的“分税制”改革，到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以及后来的“四万亿”计划中向国有企业的投资偏向，都是这一时期改革基调的体现。

（三）对本书主题与中心思想的分析

本书虽然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是论起中心，本书对于历代经济改革的阐释，始终围绕着一个贯穿中国历史的政治主题：“统一”思想和集权文化。

古代的中国以郡县、科举、独尊儒术、国营经济为四大支柱建立起了一个全方位的“统一”的社会和思想氛围，这种文化和氛围的影响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这样漫长的历史积淀使得中国人民对集权的容忍度远远高于其他的国家，而政府对分权的容忍度也远远低于其他的国家，是以一旦进行自由化的经济改革，市场就会夺走中央政府手中对经济的控制力，从而威胁到“统一”，这迫使政府结束自由化重归集权体制，因此作者得出结论：“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可以看到，在本书列举的十一次经济改革中，以“市场化”为基调的仅有战国时期的管仲市场化改革和北洋政府时期客观的极端自由的经济。而以“自由化”为主题的经济改革是没有的，虽然管仲、桑弘羊等改革家都十分重视工商业和商品流通对宏观经济的作用，但是工商业始终被当作一种充实国库、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国家经济实力和对经济的控制力的手段。唐朝初期，经济政策较为“自由”，关税几乎为历代

之最少，盐铁产业也经历相当长时间的民营化，然而，正是这样的经济开放促成了中唐之后地方藩镇割据的大患，以刘晏变法为代表，中唐之后，经济政策重归集权化。

于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虽然不乏改革家提出开明、自由的经济政策，更有代表主流思想的儒生反对国营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但是历史还是避不开汉代“盐铁会议”上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吗？——这种种矛盾，是每每自由化经济抬头之时，统治者就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而直到今天都难以解决。

二、“国”与“民”在经济层面上的关系的思考——基于对近现代经济改

革中出现的六次“国进民退”的分析

正如前面提到，本书以“集权”和“统一”的文化基调为论述中国历代经济改革问题的基础，在十二讲的内容之中，绝大部分体现了改革者对国营经济模式的偏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整个中国经济史上，“国进民退”的现象非常常见。所谓“国进民退”，在本书中，并不是从宏观上表示国家富强了人民却更穷困了，而是从产业模式上表示国营企业的增多和私营企业的减少，并且这种变化的原因通常不是自由的市场竞争，而是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后果。

近年来随着物价上涨、房价飙升、社会财产分配不公平等现象的出现，“国进民退”成为了一个大家经常提到的词汇，借以表达人民对经济现状的不满。此处的“国进民退”和书中提到的“国进民退”虽然不是同一个意思，但是表现的社会经济状况确有相同之处。因此不妨借书中所述对“国进民退”现象做一分析。

本书指出在中国近现代经济改革之中出现了六次“国进民退”，第一次是1884年洋务运动中的“轮船招商局事件”，李鸿章借上海金融危机将当初投资轮船招商局的民营企业家“净身出局”，将轮船招商局重新收归国有；第二次是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对于购买过铁路股票的市民只退还六成现银，剩余四成变成无息股票，造成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收益，还承担了四成损失的风险的状况；第三次是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银行国有化，孔祥熙强行发行国债勇于购买银行股票，使得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持股比例从12%猛增到73%，自此政府对金融界实现了完全的统

治，同时金融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阶层的历史也宣告终结了；第四次是1945年抗战结束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敌产国营化，在这个时期，大量的敌产被以“划拨”的方式收归国有，在工况企业之中，民间分得的仅有10%，加上以前早已被国家掌控的铁路和银行业，一个全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格局完全形成，但是原来的日本私人企业在划拨的过程中因为各种贪腐受到了巨大损失，同时造成了民营企业家对国家的彻底失望；第五次是建国之初七年消灭私有经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第六次是2003的“铁本案”和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前者代表了2003年前后民营资本面对的国家带来的巨大困境，后者带来的投资90%分配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再次成为政策的“旁观者”和“下游承接商”。

其中，第六次国进民退对中国政府在国-民关系之中所处的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无论是铁本案时期还是四万亿计划时期，在事实上国有企业受益的同时，政策方面中央都分别发出文件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这代表了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统治者对于国营和私营企业的态度，一方面，为了保持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在经济领域（也是最基础重要的领域）的控制力，国营企业必须处于主导地位控制整体经济的命脉；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的活力、提高就业率同时保持人民对政府和国家的信心，私营经济也不能被完全放弃。因此政府始终处在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的地位上。

纵观书中国近历史上的“国进民退”，我认为可以得出以下关于国-民经济关系的结论。近代六次之中除了1945的敌产国营化和建国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加上古代历史上可以被看作“国进民退”的中唐刘晏变法、新朝王莽变法、汉代桑弘羊改革，都是发生在地方经济或者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甚至威胁到了中央财政的地位的背景下。这些所谓的“威胁”有时候是事实上存在的地方对中央的反抗，但更多时候仅仅是出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防备心理而已。

这种“防备”，在宏观上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中央的绝对权威，在政治经济的层面上，对私营和地方经济的打压也比较符合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提到，为了维持工人对工作的需求和积极性，工资需要被控制在能够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和提高工作技能的需求，同时又不能使其过分富足——因此将地方或者私营经济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除了出于中央财政控制力的考虑，这样的政策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私营和地方经济活力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

总体而言，“国进民退”在中国历史上往往都是伴随着之前的“国退民进”出现

的，总是在非中央的经济发展壮大到对中央构成一定威胁的时候；而这两次一退一进最终指向一个不平衡点，这个不平衡点就是李朝历代中央力量的不断加强和地方、私营力量的弱化——这是中国千年来的“统一”文化影响下不可避免的结果，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如果这一文化传统不被动摇，这种“国必须强民必须弱”的观念就不会有改变。而当有动摇“国强民弱”的因素出现的时候，统治者就会采取措施进一步地加强国家力量来深化原来的强弱对比。因此，“国”与“民”在经济层面上前者被不断加强，后者被不断削弱的趋势是难以被阻遏的。

三、结合历代经济改革对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政策的分析

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目的，最终还是为现在和未来的决策提供经验和借鉴，因此学习历代经济改革的历史，也应当用于分析和探究当下的中国经济和经济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总体而言包括以下部分：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优化产业结构，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的方式，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扩大内需；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同时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注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

从经济政策的四个具体的方面来看，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根据当前经济全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状况，十八大以来中央采取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相较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是针对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且并不稳定的状态的决定，比较值得让人注意的是“宽松的财政政策”，这意味这国家加大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的发展，然而，国家并不等于“中央”。从下面选取的国家统计局2013年颁布的统计年鉴中可以看出，在总量上全国财政支出的确是逐年增加的趋势，不过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看，2006年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值一直维持在0.97到1.2之间，可以认为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总量基本上持平，然而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始终没有达到过1/3，而且，在即便是在推出经济刺激计划之后，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比值仍然处于一直下降的情况，直到2012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已经不到1/5。这样的现象，和历史上中国的数次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中央和地方收入的关系是基本相符的，王莽变法、汉武帝改革等等，都有削弱地方收入能力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相关措施。在现代，这一趋势在朱镕基总理实施分税制改革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央为了改变财政收入上的被动局面，为了保持

Table 1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2013?财政?国家财政收支及增长速度

途。不过可见的事实是地方政府为了筹集财政收入，保障数倍于中央的财政支出，不得不在成本低、收益高的房地产行业上大做文章，这也是造成当下房价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十八大之后，中央再次把扩大财政支出提上日程，刺激经济的目的固然是好的，然而如果仍旧保持过去几年的中央和地方收支比例的关系，可能会加剧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加剧房地产市场的过分膨胀。

在房地产政策（本书中此处本为“土地政策”，强调的是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然而这一点自建国之初土地改革以来并无太大变化，因此用当下对经济的影响力和反应度都比较大的房地产政策来代替）方面，早在十八大之前，党和政府已经提出要控制房价的过度增长，防止房地产泡沫的无节制扩大。但是正如上一段提到，如果中央仍旧不不妥善处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支的比重关系，地方财政收入的不足和支出的扩大会迫使地方政府鼓励房地产行业的继续膨胀，房价过高的问题就始终难以解决。

在产业政策（本书中所指的产业政策主要是关于部分产业的国营化和私营化的选择）方面，十八大之后在产业的公有或者私有方面并无明显的改革，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简政放权”在经济方面可以说也大大减少了政府对民间经营的干涉和影响，产业自由度和活力将获得大大的提高。这和唐代的产业政策颇有相似之处，中唐之前，政府虽然限制着市场贸易的地点和是时间，但是对贸易的实质管制并不多，关税等税收都很低甚至被取消，当下政府实施简政放权的改革之后，也将产生类似的效果，正如唐代的宽松经济政策大大刺激了城市的经贸发站内，本次改革对经济的影响也将是很大的。然而，根据历史上宽松经济政策的经验，接踵而来的往往是经济贸易出现一些不符合市场规则和规范的现象，或者地方以及私营经济过分的扩张，于是政府又会

采取集权式的经济措施来限制经贸的扩。因此，十八大以来的“简政放权”虽然对刺激经济有很大的作用能够，但是也需要把握好放权的程度，否则将来出现市场自发性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最终会适得其反。

四、总结——从历代经济的变革，来理解当前的中国

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数千年的历程中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教训，总能够成为理解、研究这个国家的重要材料，同时也将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个国家为而来发展的方向。

《历代经济改革得失》对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十一次经济改革进行了基本的分析，立足财政、货币、产业和土地四方面的经济政策阐述了这些经济改革带来的影响。这些改革的影响，融入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对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经济政策都产生着持续的影响。

持续时间最长的，影响力最大的，还是“统一”这一思想传统，这一传统既奠定了集权式经济的思想基础，也成为了抹杀自由化可能性的重要因素。民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都刺激了民间经济的发展，然而却都没有找到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社会稳定的方法。若分权和自由化失控，造成边疆地区出现独立事件，是政府无法承受的代价，因此，“统一”文化思想的确是中国经济改革“小自由-大集权-小自由-大集权”循环模式的重要原因，在未来很长一段事件之内，恐怕都没有良好的客服办法。当下的中国经济，依旧遵循这样的模式，正处于“大集权下的小自由”状态下，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带来的无法避免的格局。这样的模式能不能为中国经济在经济的“黄金十年”结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打开一条出路，还要看党和政府在接下去的几年中将会如何处理分权、均富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吴晓波.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M].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2]陈勇勤. 中国经济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