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的诗学思想
作者简介：蒲宏凌（１９８３———），男，甘肃甘谷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５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４—０４
论韩愈的诗学思想
蒲宏凌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韩愈是中唐诗坛上一位重要的诗人。他在时代世风的孕育之中，提出不平则鸣之论，
强调诗歌的抒情特质；拈出笔补造化之说，重视诗人的学问才力；尚险求奇，写雄奇光怪的诗境；大胆创新，立务去陈言的法度。韩愈以其独特的诗学思想，开一代诗风，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韩愈；不平则鸣；笔补造化；雄奇光怪；务去陈言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９５８（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５９－０３
２００７年第５期（总第９９期）
Ｎｏ．５，２００７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９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ｉｑｉｈａｒＪｕｎｉｏ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中唐之世，诗人面临极盛难继的困境，要实现中唐再盛，必须披荆斩棘，另辟蹊径。韩愈有感于时局艰危，有慨于官场黑暗，欲回狂澜于既倒，鸣人世之不平，赋予诗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越现实的色彩；雕镂词句，尚险求奇，致力于雄奇光怪的诗境的创造；大胆创新，务去陈言，特别是运用古文章法句法，以文为诗，自成一格，开一代诗风。这些都展示出其独有的诗美追求。
一、不平则鸣的思想基础
贞元十九年，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
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１］１４６４
这
里揭示了我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不平则鸣”。韩愈认为，“不平则鸣”在内容上有歌哭悲喜之分，而使之鸣者，则有世道盛衰之别，包括“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和“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两个方面，都是对内心情感的宣泄抒发。尽管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不平则鸣”说更偏重于郁愤哀怨的一面。韩愈本出身寒门，仕途上又长期困顿，报国无门，难有建树，内心充满抑郁不平之气。这篇序文又是专为一生困厄潦倒、怀才不遇的孟郊而作。韩愈以“善鸣”推许孟郊，慰安以“其在下也奚以悲”，即针对他仕途失意，生活穷愁发的。他在《荆潭唱和诗序》
中进一步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
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１］１６７１
羁旅草野之人多愤懑不平之气，情不可遏，发而为文，自易感人；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并非情有所激，不得不发，而是自鸣得意，附庸风雅，难以久传。正所谓善鸣者，乃穷愁不遇者；鸣之善者，乃不平之鸣。他在《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志铭》中评论柳宗元说：“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
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１］２３９１
柳宗元被贬遐荒，困顿终生，在政治上可谓失；但正是这种困顿，玉成了他的文学事业，因而又可谓得。
韩愈提倡“不平则鸣”，指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他认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观照的对象主要是人的生命层次和人的生存状态。“不平则鸣”不仅是贫士失职的抗争，也是时使之然的结果。“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
所好恶与人异心哉？”
［１］１５３２
这是对世道不公，贤人失位的感慨。“我欲进短策，无由至彤墀。
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上言陈尧舜，下言引龙夔。言词多感激，文字少葳蕤。”
［２］１１９
这是胸怀耿耿而报国无门的激愤。“不平则鸣”说的核心在于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提倡审美上的情感宣泄。他曾申明其诗
５９——
只是“感激怨怼奇怪之辞”［１］１２３８，借以“舒忧娱悲”［１］６５２而已。“感激怨怼”就是不平，“舒忧娱悲”就是抒发不平之气，所谓“郁于中而泄于外”［１］１４６４。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１］２７７０他把张旭草书的成功归之于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主要是“怨恨思慕，酣醉无聊”的不平之情，而他所激赏的，也正在于此。
二、笔补造化的自觉追求
所谓造化，即天工，即自然。李贺《高轩过》诗云：“……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都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元精耿耿贯当中。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３］２９０）“东都才子”，“文章巨公”，指来造访李贺的韩愈、皇甫湜。
“笔补造化天无功”，则是对韩愈等人创作特点的高度赞扬和精妙概括。对于来自自然、社会的原始素材，只有进行简择取舍，陶铸提炼，琢补润色，才能戛戛独造，工夺造化，真正使诗歌来源生活而高于生活。因此，韩愈十分重视心智胆力和对物象的主观裁夺，他说：“研文较幽玄，呼博骋雄快”［２］４６５，“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２］１６１。以幽玄之文，骋雄快之气；以文刀之利，求智网之恢；造端命意，遣词造句，力避流俗，觑寻天巧。清人潘德舆解释说：“昌黎《赠东野》云：‘文字觑天巧。’此‘巧’字用得最精。盖作人之道，贵拙不贵巧，作文亦然。然至于‘天巧’，则大巧若拙，非后世之所谓巧也。……巧从心悟，非洞澈天机者不足语此。若以安排而得，则昌黎所云‘规摹虽巧何足夸，景趣不远真可惜’也。”［４］２１４２他也看出韩愈对心智的重视。钱钟书指出：“‘觑’字下得最好；盖此派之说，以为造化虽备众美，而不能全善全美，作者必加一番简择取舍之工。即‘觑巧’之意也。”［５］６０可谓知言。孟郊《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云：“心放出天地，形物在风尘。……将期律万有，倾倒甄无垠。”［６］１２７《赠郑夫子鲂》诗云：“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６］１１０不仅要能够“心放出天地”，而且要能使“天地入胸臆”，也就是说，只有充分重视心智胆力，放心出天地之外，用心去牢笼乾坤，才可裁物象，该造化，绳律万有。孟郊之说是韩愈诗论的最好注脚。韩愈强调写作要“能自树立，不因循”［１］２０５０，要大胆创新，勇于创新。他在《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一诗中说：“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２］８０９充分展现了他胸括宇宙，笔补造化的雄心与魄力。中唐之世，政治秩序日益混乱，传统价值被人摒弃。韩愈目睹时局日艰，世风日降，受命危难、担当道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真诚深刻，使他敢于坚持道统以自尊，力挽狂澜，重振乾坤。他不仅改革古文，以文载道，在诗文中探讨和贯彻道统，而且上书请免赋税，冒死谏迎佛骨，以身犯险，践履斯道。他在《驽骥》中赞美骐骥：“骐骥生绝域，自矜无匹俦。……借问价几何，黄金比嵩丘。借问行几何，咫尺视九州。饥食玉山禾，渴饮醴泉流。问谁能为御，旷世不可求。惟昔穆
天子，乘之极遐游。”［２］１１５这种睥睨当世，目空一切的态度实际正是韩愈自己的写照。司空图评韩愈诗云：“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７］８４８８韩诗这种风格的形成，不能不说与其深刻的思想基础有着紧密联系。
三、雄奇光怪的审美理想
在审美理想上，韩诗崇尚雄奇光怪之美。这种崇尚表现为以胸括宇宙之气，笔削山岳之概，穷奸怪变，怒卷狂涛，其根本指向在于避易求难，避熟就生，避平求险，独树一帜。这种审美理想的产生，首先源于尚怪的时风。白居易《时世妆》、《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等诗表现了时人的审美趣味。好奇尚怪，也反映在行为风尚上。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墓志铭》记叙落拓文人王适用假文诰骗取婚姻的故事，李商隐《齐鲁二生》述及怪诗人刘叉从韩愈处径自取金归家的情节。特别是安史乱后，科举成为寒族士人仕进的一条主要道路，吏部铨选由于“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唯惧人之能知也。”［８］８５从考试到时俗都轻寻常而重怪僻，则好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辏之巧”［９］１４的诗风随之流行。所谓“元和尚怪”［１０］５７，实乃时风在诗歌作品中的表现。其次，这种审美理想还源于韩愈“少小尚奇伟”［２］２２９的性格，也源于他务去陈言，务求革新，欲开宗立派，独树一帜的自觉追求。赵翼指出：“至昌黎时……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闢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１１］１１６４韩愈《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著织女襄。”［２］９８９韩愈高度赞誉李杜，认为与李杜“精神交通”之处，便是“百怪入肠”之时。所谓“拔鲸牙”，“酌天浆”，足见其胆之大，力之雄，思之怪，境之奇，完全一幅笔笼宇宙，超越尘俗的气象。
这是一种全新的审美取向，韩愈的诗歌创作将这种审美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中写火：“山狂谷很相吐吞，风怒不休何轩轩，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三光弛隳不复暾。虎熊麋猪逮猴猿，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雕鹰雉鹄鹍，燖炰煨爊孰飞奔。……错陈齐玫辟华园，芙蓉披猖塞鲜繁。千钟万鼓咽耳喧，攒杂啾嚄沸篪埙。”［２］６８４写得天崩地裂，山呼海啸，神鬼百出，哭号饮泣，状以强烈刺激之色彩，光怪狰狞之形象，怒突奔腾之气势，喧闹攒杂之声音，不仅狠险震荡，而且惊心悚目。又如《辛卯年雪》中写雪：“崩腾相排拶，龙凤交横飞。波涛何飘扬，天风吹旙旂。白帝盛羽卫，鬖髿振裳衣。白霓先启涂，从以万玉妃。”［２］７７４崩腾排拶，龙凤交飞，天风横吹波涛，羽卫浩浩荡荡。飘飘洒洒、宁静悠美的雪花，韩愈却状写为光怪陆离，雄伟震激的形象幻化，真是大异其趣。而且，韩愈还经常运用这一标准审视评价他人诗作。他论贾岛诗：“狂词肆滂
６０——
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澹。”［２］８２０他论张籍诗：“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２］６３其着眼点都在力大气雄，词险语怪，造境奇特上。他论孟郊诗，强调的仍是雄骜奋猛，敷柔纡馀，特别是“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２］５２７，奇硬古奥的文字与雄健奔放的笔力相结合，便是韩愈所追求的诗境，即雄奇光怪之美。
四、务去陈言的创新精神
韩愈大胆创新，自立一格，倡导陈言务去，主张词必己出，要之不外反人常情，新人耳目。一是反用典故名句。“如《醉赠张秘书》诗，本用嵇绍鹤立鸡群语，偏云：‘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县斋有怀》诗，本用向平婚嫁事，偏云：‘如今便可尔，何用毕婚嫁？’《送文畅》诗，本用老杜‘每愁夜中自足蝎’句，偏云：‘照壁喜见蝎’。《荐士》诗，本用《汉书》‘强弩之末不能入鲁缟’语，偏云：‘强箭射鲁缟’。《岳庙》诗，本用谢灵运‘猿鸣诚知曙’句，偏云：‘猿鸣钟动不知曙’。此等不胜枚举，学诗者解得此秘，则臭腐化为神奇矣。”［１２］８６一般典故名句，人皆熟知，再好已嫌陈旧，反其意而用之，新奇可喜。二是不美之美。刘熙载说：“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１３］２４２９以不美之物、不美之景、不美之事入诗。他写蝎子，写腹泻，写落齿之苦，眼花之苦，写腥臊入口之苦，虾蟆惊眠之苦。《岣嵝山》极赞禹碑字画之美，而终于寻访不着；《古意》极言太华山峰头莲藕之美，而终于求之不得；《赠侯喜》更是无景可观，无鱼可钓。三是创奇格，用险韵，出人意表。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其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１４］２１９韵宽还要宽，韵窄不嫌窄，反常人之道而行之，自然出奇。赵翼《瓯北诗话》云：“自沈、宋创为格律后，诗格已无不备。至昌黎又斩新开辟，务为前人所未有。如《南山诗》内铺列春夏秋冬四时之景，《月蚀诗》内铺列东西南北四方之神，《谴痢鬼》诗内历数医师、灸师、诅师、符师是也。又如《南山诗》，连用数十‘或’字；《双鸟诗》，连用‘不停两鸟鸣’四句；《杂诗四首》内，一首连用五‘鸣’字；《赠别元十八》诗，连用四‘何’字。皆有意出奇，另增一格。《答张砌》五律一首，自起至结，句句对偶，又全用拗体，转觉生峭，此则创体之最佳者。”［１１］１１６７在诗格完备的情况下，有意出奇，另增一格。
而韩愈最大的创新莫过于不诗之诗，即以文为诗。他运用散文的章法句法，融叙述、议论为一体，写出了不少“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１５］２９６的佳作。首先，大量采用长短错落的散文句法。五言诗如“乃一龙一猪”［２］１０１１、“固罪人所徙”［２］２８，七言诗如“嗟我道不能自肥”、“子去矣时若发机”［２］５７６，与传统五言诗之上二下三型、七言诗之上三下四型节奏迥然不同，有意拗峭句法。其次，运用古文章法，讲究虚实正反，转折顿挫。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表面的文章逻辑是虚写昔日哀景，实写今日之乐；但实际的情感逻辑却是以眼前的行乐故作宽解，反衬昔日的患难哀愁，情感更为浓郁深沉。这种虚实正反、转折顿挫的章法，在短篇的古体诗中也运用自如，如《古意》，《岣嵝山》等，往往更集中地把古文章法之妙发挥尽致。再次，以议论为诗，直接表达对人生、社会的看法。《荐士》、《醉赠张秘书》、《汴泗交流赠张仆射》等诗都议论横生。这些议论有的包含忧患，语义劲直；有的则纯属说教，少有诗意。议论入诗打破古典诗歌重比兴，重形象，重趣味，志在抒情，创造诗境的传统。至如其名篇《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诗末数句均出之以议论，感情沉厚，凝炼简洁，洒脱率放，足以振起全诗，立言警策。
《文心雕龙?通变》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１６］５２１在反对传统、锐意创新的路子上，韩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取得了应有的成就，开创了新的途径，展示了新的美学风范，为诗坛带来再盛的局面。叶燮《原诗》云：“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１７］５７０韩愈的崛起及其对唐诗的大变，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对后世尤其是宋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１］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Ｍ］．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
［３］王琦．李贺诗歌集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Ａ］．郭绍虞．清诗话续编［Ｃ］．上海：上海籍出版社，１９８３．
［５］钱钟书．谈艺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６］华忱之．孟东野诗集［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
［７］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序［Ａ］．董诰等．全唐文［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８］杜佑．通典［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９］王夫之．薑斋诗话［Ａ］．丁福保．清诗话［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１０］李肇．唐国史补［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
［１１］赵翼．瓯北诗话［Ａ］．郭绍虞．清诗话续编［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２］顾嗣立．寒厅诗话［Ａ］．丁福保．清诗话［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１３］刘熙载．艺概［Ａ］．郭绍虞．清诗话续编［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４］欧阳修．六一诗话［Ａ］．吴文治．宋诗话全编［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５］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
［１６］范文澜．文心雕龙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１７］叶燮．原诗［Ａ］．丁福保．清诗话［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编辑／赵忠军
６１
——
论杜甫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论杜甫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师宗县彩云镇明德小学张家发 内容摘要：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之自唐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他的诗歌创作，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他的诗歌的艺术性更是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的颠峰。 关键词：现实主义人民性气势诗史 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历来就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是一个难点。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之自唐以来，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 杜甫所处的年代，是唐代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杜甫经历了所谓的开元盛世，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年间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的。尖锐而复杂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仅造成人民的深重灾难和国家的严重危机，也把杜甫卷入了生活的底层，他曾长期生活在人民中间，这就使他有可能描绘出那整个苦难时代的生活画面，并逐步攀登上现实主义的高峰。 杜甫在唐代诗坛上是与李白双峰并峙的伟大诗人，而且即使在整个古代 文学史上，也是可以列名在最伟大的诗人之列。他的诗歌创作，内容极为丰 1
富，广泛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他的诗歌的艺术性更是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的颠峰。我们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谈谈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一、杜甫的创作思想和他的成长历程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在河南巩县的瑶湾。他的出生是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这一阶级出身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是这样表明着的。 杜甫从7岁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从20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长达10年的“壮游”，在此期间，他结识了高适、李白等人，并与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在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了我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浪漫主义的色彩。 安史之乱酝酿时期是杜甫创作思想的转型时期，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现实主义杰作，这才确立了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安史之乱剧烈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和人民共同感受国破家亡的痛苦，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曾备任命为左拾遗，却屡次遭贬斥，但也因而获得深入人民的生活机会，他一方面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 2
坚质浩气 妙道情真——傅山的美学思想及其书艺试析
坚质浩气妙道情真——傅山的美学思想及其书艺试析 坚质浩气妙道情真——傅山的美学思想及其书艺试析2011-03-31 09:17坚质浩气妙道情真——傅山的美学思想 及其书艺试析 十七世纪，是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使傅山的审美感情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种感情既是深沉的，也是真诚的；是悲壮的，也是神圣的。傅山先生具有独特的美学思想，他的一个著名的警世骇俗的美学观点：“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简称“四宁、四毋”）（《霜红龛集》卷二十五，作字示儿孙）现在已成为书画艺术创新的一大法宝，是他对中国美学的一大贡献。首先“拙”，不是通常指的笨拙之拙，没有 精糙、蠢笨的含义，“拙”的内在是“正”，是他堂堂正正的高尚人格。以正拙为其艺术特色的书作，是他刚正秉性的必然产物，是既敢于恣肆，又敢于放任而不死板的正极之后出现的神奇。正中含奇，奇不失正，奇即列于正之内，正即连于奇之中。是若拙，而不是真拙的大巧。他说：“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他进而又说：“写 字之妙，不过一正，然正不是板，不是死。”既要端妙周正，而又不死板呆滞。如何克臻此境呢？
他的理解是：“写字不到变化处不见妙，然变化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能变出……但能正入，自无卑贱野俗之气。然笔不熟不灵，而又忌亵，熟则近于亵矣。”（《霜红龛集》卷二十二?杂著）我们领会他的精神，体味他的哲理，强调“变”、“化”，变则通，化则灵，变化中则神气生焉。他有一别号为“观化翁”，即有此寓意。这其中的变化，“正”是根基。他多次强调“志正”、“学问正”，学书之道只有从正道入，才能变化无穷，时出新意。从平正到险绝，由险绝复归平正，再由平正递进到新的奇绝，在往复无穷的变化中，不断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但是奇和怪、板和正、熟和亵，一墙之隔的界线非常微妙，过犹不及。因此，巧与拙，要的是恰到好处的火候和分寸至为重要。黄庭坚就主张：“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女子妆梳，百种点缀，终于烈妇态也。”所以大家书风，拙胜于巧，巧处不易见，但总觉其博大。而小家，巧胜于拙，巧处易见，反而更觉其浅薄。傅山先生的美学思想正在于此，不能简单地、肤浅地看作是偏激和反中庸。他自己承认：“志正体直，书法通于射也。”他最注重的还是作人的一腔浩然之气。全祖望说：“先生非止言书也。”一语道破他强调“正”的真谛，正是“此中机变，不可胜道，最难与俗士言。”在这里使 我们强烈地感觉到，傅山先生在对正与拙的深层地阐发中，已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冲破历史的局限，为有清以来的书法创作和评论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明清以降，
论述老庄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及其影响
论述老庄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及其影响。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是中国哲学文化之魂，在中国文化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常说，儒家重礼乐，道家贵自然。可见，“自然”是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老子云“道法自然”，“道”“自然”是同一的。“自然”具有“道”本体的品格，“道”的本性是“自然”，“白然”就是天然、白成、自然而然。道家在哲学上以“自然”为理法，表现在审美观上，便是对自然美的崇慕和追求，以及对浮华矫饰的反对。崇尚“自然”、顺应“自然”是老子美学意蕴的主要源泉。在“自然”的基础上，老子又生发出"素"、“朴”、“淡”、“拙”等儿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并把它们归结为“道”的品格。这些美学范畴反映到卜法审美上，便形成了后世追求真朴自然和反对雕饰、姿媚书风的精神依据。宋代以“平淡”为美的审美观、黄庭坚“伟要拙多于巧”的创作观以及傅山“丑”、“拙”、“直率”的书学观，于此都不无关系。 庄子在继承了老子美学观的基础上，对道家的美学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发展。从道家崇尚自然真美的思想出发，他提出了“大美”和“贵真”等重要的审美范畴。“大美”虽是“不言”的，但它却表现出“白”、“无为”、“天成”的特点。因而，在庄子看来，自然、天真就是美的最高标准和尺度，这也是历代二书论在进行书法品评时，为何把“自然”作为最高艺术品位的依据。而要实现“大美”、“至美”，“贵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只有真实的才是自然的，书法贵天成自然，贵在写出真情性。否则，就难免流于做作和安排。受庄子“贵真”论的影响，历代书家都以真性情的抒发为尚，盛唐草书家，宋代苏、黄、米，晚明的徐渭等，无不在其作品中一任真情性的抒发。而真情性的抒发，则需要书者不受外物的干扰，实现对主体的超越，以虚静空明的心怀去观照艺术形象之本源，使其与“道”融合为一，这种境界即庄子所说的“心斋”和“坐忘”。 庄子从道家“法自然”的理论出发，认为宇宙本体的“道”是自然的、无为的，因此，在“道”统摄下的“天、地、人”系统中的“人”也应当是自然的。而儒家和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名教礼乐则是对个体自然“本性”的损害。所以，他反对以仁义礼乐束缚“人性”，要求“任其性命之情”的人性自然，这一思想在后世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一些反名教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家，都曾以此为依据，作为向封建名教挑战的武器，先有晋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后有晚明的李赞、公安三袁提出的“自然人性论”和“独抒性灵”说。前者突破了荒诞经学的禁锢而走向率性自然，后者则兴起了晚明思想解放的思潮。值得注意的是率性自然的魏晋人创造了韵高千古的魏晋书法，后者则以轰轰烈烈的晚明浪漫主义书风打破了明中前期书坛死气沉沉的局面。 “自然”作为道家思想的最高范畴，一直是历代学者和哲人关注的重点，现当代的诸多学人也分别对此作了颇为系统的论述。但所论大多局限于文学、哲学和美学。综观整个书法史，不难发现，道家自然观对两千多年来书法艺术的审美和创作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自然美一直是书法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历代书家书论对此都有涉及，但大都散见于众多的古代书论中，鲜有系统的论述。从我目前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来看，陈方既先生是当代书家中对此给予较多关注的一个。他在《中国书法精神》一书中，以其丰富的学识，对书法与道家的美学思想作了较为精辟的论述。但他的论述涵盖了道家思想的方方面面，并没有就道家自然观作专题研究，且他的论述仅是围绕老庄二人的经典著述来展开论述的。本文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试图从道自然观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思想体系出发，考察道家自然观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人们审美观点的影响，同时通过分析历代书家书论对自然美追求的文献资料，来考察道家自然观对书法审美的影响。 由于影响书法审美的不光是道家思想，还有儒家、禅宗等众多学说，故在研究过程中，为了避免所论主题出现混乱，通过分析比较，只选取了有关道家的观点而较少兼顾其它诸家学说。另外，文章中涉及了较多的古代哲学、美学方面的观点和众多的书家书论，故而较多地采用了引证的方法。 通过研究发现，历代书家书论都以自然为尚。“自然”，是中国书法传统的审美理想，是书法艺术的 最高品位。 一、老庄自然观及其蕴涵的美学思想 (一)“道法自然”的老子自然观 道家哲学，是中国哲学文化之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不仅在哲学上以其伟大的思想建树，被誉为“中国哲学之父”，而且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思想与思维
鲍姆嘉登美学诗学思想
鲍姆嘉登美学诗学思想读后感 鲍姆嘉登生活在18世纪的德国，生于1714年，卒于1762年，狄德罗生于1713年，卒于1784年，可见，他们两人是同时代的人。不过从他们的美学思想来看，鲍姆嘉登对人的主体性的以及非理性心理因素的认识较之狄德罗要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相对于理性的感性力量对于人的重要作用。不过，他们二人的美学思想也有共通之处，都为突破古典主义僵化的理性至上的原则作出了努力，并为随之而来的浪漫主义思潮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鲍姆嘉登较之狄德罗可能还算不上有明确的意识，但的确反映了当时时代哲学和文艺思潮转变的趋势。 鲍姆嘉登直接师承于沃尔夫，他的哲学思想也属于正统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莱布尼茨把人的认识分为四等，即“混乱和朦胧的认识”、“若明若暗的认识”、“明晰清楚的认识”和直觉的认识，其中前两种认识属于艺术审美领域而后两种才属于理性参与的认识。而在当时的时代，理性的认识被认为是“高级的认识能力”，而感性的认识能力则被认为是“低级的认识能力”，是应当避免的，或者至少是不值得研究的。沃尔夫的逻辑学只就研究“高级的认识能力”，而将感性认识能力着一块内容排除在哲学研究之外。鲍姆嘉登要做的，就是为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体系填补上这一空缺，使之更为完善。鲍姆嘉登认为，作为哲学家，不能对人类这么重要的一种认识能力熟视无睹，感性认识能力中也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和规律值得哲学家去研究，他提出逻辑学是感性学的“大姐”，也就是说，感性学与逻辑学是并列的姐妹关系，不应当忽视。他说，“广义逻辑学的任务应是指导这种能力（低级的认知能力）去对事物进行感性的认知。但是了解我们逻辑学情况的人是不会不知道这一领域现在是多么荒芜。……如果逻辑学依照其定义被限制于一个十分狭窄的区域内(事实上它已被限制在这种区域内了)，它可不能算是一种以哲学的方式把我事物的科学。……由于心理学已经提供了可靠的原理，我们无须怀疑是否存在一种有效的科学，它能指导低级的认知能力，从感性方面认识事物。”（P169）可见，鲍姆嘉登已经非常明确的认识到了对感性能力进行研究并建立学科的必要性了，这里当然还有心理学的创立给予他的信心。 一、关于美学的定义 鲍姆嘉登最早提出用?sthetik（感性学）的学科名称，是在1735年他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诗的哲学默想录》里。在《默想录》的最后一章中[115]-[117]，鲍姆嘉登首次提出了“感性学”作为“美学”学科的名称的提法，并论述了理由。他说，“希腊哲学家和教父们已经仔细地区分了“可感知的事物”和“可理解的事物”。很显然，他们没有把“可理解的”与感觉到的事物等同起来，因为他们以此名称表示尊重远离感觉（从而远离意象）的事物。因此“可理解的事物”是通过高级认知能力作为逻辑学的对象去把握的;“可感知的事物”[ 是通过低级的认识能力] 作为知觉的科学或“感性学”(美学) 的对象来感知的。（P169）在这里，鲍姆加登清楚地表明了立场，即事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理解的事物”（高级认识能力认识到的事物），对应的研究领域是逻辑学；而另外由一类同样值得“尊重”的事物是“可感知的事物”（低级认识能力认识到的事物），对此，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应的研究领域，他建议建立“感性学”即“美学”来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感性学同样也是一门值得研究的科学，可以用来指导人更好地进行感性认识。1750年，鲍姆加登正式出版了他研究感性认识能力的专著《美学》出版，在这本书里，他更加明确的为美和美学提出了严格的定义，显示了他对感性学问题研究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 鲍姆嘉登关于美学有两条重要的定义,其一是在导论的[1]中开篇提出的“美学作为自由
杜甫的爱国诗
杜甫的爱国诗 杜甫的爱国诗杜甫的爱国诗（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杜甫是一个创作天地很广阔的诗人。现存诗一千四百多首。他善于表现重大的主题，也善于描写细小的事物，题材是多方面的。无论五言、七言、古体、近体，都特别出色，又能融合前人艺术的各种长处，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杜甫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登楼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庭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咏怀古迹五首之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咏怀古迹五首之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杜甫诗歌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杜甫诗歌的艺术特点是什么？ 现存杜诗1400余首，从思想内容来看，显著特点就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个人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命运处处相关，有着丰富的政治内容，浓郁的时代气息。可以说，举凡朝政大事，民生疾苦，以及个人恩怨，在杜诗中一定有所反映。通过杜诗可以看出一个王朝的历史轨迹。 丰富的思想内容成就了杜诗鲜明卓越的艺术特色。杜甫穷尽一生的才学做到了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主要的艺术成就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这种概括，有的时候是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通过客观的描写，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集中在一两句诗里，从而揭示它的本质。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把尖锐的阶级矛盾集中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个字里，使人触目惊心。再如《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表现四川军阀混战的罪恶，也是把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概括在两句诗里。还有像《岁暮》：“天地日流血，朝廷谁清缨?”也很集中地概括了安史乱后的政治局势。 第二、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和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相统一。杜甫诗以体物察情见长，往往通过刻画眼前具体细致的景致、事物、人物内心世界，来创造雄浑壮阔的境界，表现重大主题。善于寄情于景，使情景交融，创造出动人的意境。 第三、杜诗的语言艺术。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喜欢佳句，所以他的语言一定要得到那种惊人的效果，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那么就要继续地反复地修改，死也不甘心。杜甫的语言不同于李白的单纯自然，而是苍劲的，凝练的。所谓苍劲，就是苍老遒劲的意思。他曾经称赞郑谏议的诗说：“波澜独老成。”又说薛华“歌辞自作风格老”。可见杜甫认为诗要老成才好。他自己的语言也正像是一口洪钟发出的深沉的声音。凝练，是说他能用最少的字句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达到高度的概括。苍劲，凝练，构成了杜诗语言的主要特色。 第四、创造地运用各种诗体，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杜甫是众体兼长的一个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尤其是古体和律体，杜甫写得非常好。他的古体诗大概一共有五百多首，其中五古三百六十一首，七古一百四十五首。他常常运用这种体裁将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合在一起。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北征》、《三吏》、《三别》、《洗兵马》都是如此。杜甫勇于探索，不断创新，全面发展和完善了诗歌体裁，真正做到了众体皆备。将五言古诗这种诗体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并发展了律诗的形式。 第五、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关于杜甫的艺术风格，前人一直是用“沉郁顿挫”这四个字加以概括。杜甫诗歌里的多种多样的形象都在“沉郁顿挫”的风格上取得了统一。杜诗内容广博，体式多样，风格也多姿多彩，而其主导风格是其夫子自道的“沉郁顿挫”。沉郁顿挫包括了“意”和“法”，即思想感情和表现方式两个方面。“沉郁”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之意，主要指感情的力度和深度，侧重于“意”、“思想”。顿挫有抑扬曲折、句断意连、波澜起伏之意，主要指感情表达的层次、节奏，侧重于“法”、“表现”。沉郁与顿挫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唯感情聚积得沉郁，表达起来才不至于一泻无余；唯表达得委曲盘旋，似有不尽之意，才越发显得感情的深沉郁勃。“沉郁顿挫”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又波澜老成的含义。 综上所述，杜诗的艺术特色可谓鲜明，树立起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又一面大旗。同时中国的诗歌到杜甫又达到了一座现实主义诗歌的高峰。对我国后来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傅山书法的“天机自然”与“四宁四毋”
傅山书法的“天机自然”与“四宁四毋” 蔡显良 内容提要傅山书法的核心审美观是追求天机浩气。一直以来讨论甚多的“四宁四毋”并非傅山的书法美学思想，而是他的政治思想在书法领域的一个浓缩，是某些场合的特定说辞而已，尤其是其中的“丑”和“支离”，更是他所 要舍弃的一面。除了傅山自己都认为属于“无机无气”的应酬作品之外，他的绝大部分创作均遵循其崇尚古法与天机 的审美思想。 关键词傅山书法天机自然四宁四毋 说起傅山就想到“四宁四毋”，谈到“四宁四毋”就想起傅山，在现当代书坛“四宁四毋”俨然已经成为傅山独一无二的标签，更被一些人用来作为自己“丑书”的挡箭牌。数年前笔者曾 撰文，认为傅山所谓的“四宁四毋”只是他的政治思想在书法领域的一个浓缩，并非他的主导 性审美观念，可以说只是他的书法观念的一个特殊方面。实质上，傅山书法美学的核心是崇尚 古法、追求天机浩气①。然纷扰之中，一石下去竟死水无澜。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觉得之前的 研究还有深入的必要。 一、“四宁四毋”并非傅山的书法审美观 顾炎武曾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②无论顾炎武此语的背后是否隐含着弦外之音，但是同时代人的眼光显然更切实际、更加准确。笔者曾据此认为，唯有天机自然才 能大巧若拙，故傅山书法思想的核心是追求天趣与自然之境。傅山“四宁四毋”的核心是“拙”，“真率”应为“拙”题中之义，“丑”和“支离”也应包含于“拙”中，是“拙”的极端化表达。因此，“四 宁四毋”其实是傅山崇尚天机的审美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是因为掺和了太多的政治 动因，所以变得有些极端化而已。现在想来，这一结论一不小心犯了妄自揣测的主观性错误，124
钱谦益诗学思想简析
钱谦益诗学思想简析 摘要: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诗文大家，学界历来研究较多，尤其对其降清后的文学活动、诗学思想及其人格的评价关注较早，本文仍以其诗学思想为探讨对象，主要从创作主体及作品本身要求两个角对其灵心、世运、学问的思想进行简析，这对于我们更好的了解钱氏诗学思想及其对清代诗歌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钱谦益；诗学思想；主客体 关于其诗学思想，钱氏一生写了不少关于其的意见，主要收录于《初学集》、《有学集》、《列朝诗集小传》及部分诗歌的序跋中，主要体现和论述“灵心、学问、世运”的诗学观念。灵心是指作者的气质禀赋，一种自觉的、天才式的文学敏感；学问是一种人力的标志，通过后天的对经史的学习与反思而获得的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性的认识；世运则是指在客观现实社会中获得的人生体验。本文主要从作者、作品两个角度阐述钱氏诗学思想。 一、从创作主体论角度看钱氏诗学观 创作主体针对作者本身而言，是对作者主观世界的能动反映，而学识修养则是创作主体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其诗文成败之关键，正如黄宗羲先生在《诗力题词》中所言:读经史百家不见诗，而诗在其中。以下从作家修养的角度进行论述。（一）具备深厚的学问功底谦益在《华闻修诗草序》中说：苏子瞻《惠山泉》诗云：“兹山定空中，乳水满其腹。遇隙则发现，臭味实一族。”余尝持此以诗论，以谓古人之诗，奇正浓淡，万有不齐，要其空中、满腹，遇隙而发见其一也。不然者如潦之水，不足一灌一畦，求其瓶，走海内，岂可得乎？。钱氏指出满腹经纶是其“发见”的基础，诗好如“空中乳水”，“遇隙”而发，而不是“如潦之水”所能达到的，强调唯有“求其瓶，走海内”，饱学多识，才能言之有物。 钱氏在《冯己苍诗序》也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取我由衷，得若神表。文外之旨，但见情性，不读文字。严羽卿以禅喻诗，归之妙悟，此所谓自得者乎？说约者乎？深造也，则登山之蹊，渡水之筏也。”（《牧斋初学集》卷四十）又说“经之以史，纬之以规矩，文章之能事备矣”。（《有学集十九》十九，《周孝逸文稿序》） 于此钱氏论述了博学、深造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经之以史，纬之以规矩”，若能饱学“经纬”，作诗就如同之用于“登山”，筏之用于“渡水”。指出为诗必从重学开始，通经汲古，提高自我修养，方能具备为文之能。 （二）有较高的气质禀赋气质禀赋属于“性灵”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有诗之诗需要一点与生俱来的才气。其在《题闻照法师所藏画册》中说：“古之善画者，以山河、城郭、宫室、人民为吾画笥，以风云、雪月、晦明为吾粉本，不知此世界中山河大地、水陆空行，一切为唯食中之相分也。画家之心，玲珑穿漏，布山水于行间，吐云雾于笔底，一切唯食中之见分，从觉海澄圆、妙明明妙中流现侧出者也。” 于此前世指出“山河大地”、“城郭宫室”源于心灵，画家只不过是依据自己的心灵作画，尽管他否定了事物的客观存在性，但这与他《答李叔则书》中所说“天地变化与人心之精华交相击发，而文章之变无穷矣”有相通之处。“人心精华”包括后天的学问与先天的禀赋，“天地变化之世运”也要归结于“人心之精华”，可见“人心之精华”也乃为文之关键，而绘画源于心灵之看法同样肯定了心灵之于为文的重要影响。 钱氏在《致李君实恬致堂集序》中也说“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心灵结
论杜甫诗歌中的爱国情怀
论杜甫诗歌中的爱国情节 摘要：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爱国思想是杜甫诗歌的灵魂。杜甫的爱国情怀，既包含着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又是根植于“忧国忧民”之上的更进步的爱国之情，体现了诗圣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关键词：杜甫爱国情怀忧国忧民 一说起唐朝，我们首先想起的就是“诗”，在那个诗意的世界里，既有山水田园的恬淡适意，又有边塞诗派的浪漫雄壮，既有李白的潇洒飘逸，又有杜甫的沉郁顿挫。唐朝的诗人、诗作虽然众多，但很多都已湮灭无闻，其中杜甫的诗歌创作却如同“沙中之金，愈经磨洗愈能发出灿烂的光辉”①。翻阅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余首诗篇，我们读到的是诗人爱恨交加、悲喜交集的复杂情感，那就是杜甫诗歌的灵魂———诗人赤诚的爱国之心，深切的忧民之情。 杜甫的这份爱国情怀并不是单一的、苍白的，而是丰富的、立体的。他是从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朴素情感出发，逐步上升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深厚感情，并最终将这份爱国情在报国卫家、以身许国的满腔赤诚中升华。本文就循着这样的情感脉络，从以下三个侧面进行层层解析。 一、赞美河山忧患国运 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对祖国山河的赞美是他们表达爱国情怀的最直接的方式，杜甫也有很多描绘祖国名山大川的优美诗篇。他从20岁起，先是南游吴越，后又北游齐赵，饱览河山之胜。中年寄寓
京华，晚年漂泊各地，足迹所至，均有诗作留存。岱峰的高耸，剑门的险峻、锦江的秀丽、三峡的奇峻，尽在笔下。 国家不仅是一个自然范畴，它还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因此，杜甫在描绘自然风光的同时，也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当国家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时，诗人满怀自豪，热情赞颂；当国家政治腐败、危机四伏时，诗人又忧心忡忡，愤然痛斥。 杜甫的青年时代主要生活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此时唐朝的国力强盛，百姓富庶，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顶峰，史称“开元盛世”。而杜甫作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诗人，却能够在盛世的光环中看到重重危机，觉察到“万方多难”的危机，唱出了一曲曲动人肺腑的悲歌，体现出诗人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最为可贵地表现出他对大厦将倾的唐朝政治的预见性”。②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天宝十四载（755），就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杜甫途经骊山，唐玄宗正携杨贵妃在华清宫吃喝享乐，杜甫心忧玄宗昏庸，大权旁落，用诗歌讽刺外戚专权的政治现实。诗人听说皇宫内的金盘宝器，都已转移到国舅家的厅堂，而更加严重的后果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统治阶级和人民严重对立，唐朝已处于岌岌可危、行将倾覆的边缘。很快，安史叛军的鼙鼓也在渔阳敲响。所以千载以后重读这些诗歌，我们不能不佩服杜甫敏锐的洞察力。正是由于诗人怀着深切的爱国之情，才能及时觉察到当时社会中的各种隐患。
李白诗歌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点
1、李白诗歌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点 主要内容：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 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侠客行》是此类诗的代表作.在长安三年经历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愤怒出好诗,于是,便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的着名诗篇.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 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这种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代所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诗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无遗,成为后人考察李白伟大人格的重要依据. 李白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怀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也十分关心战争这一重要问题.对保卫边疆的将士予以热情的歌颂（如《塞下曲》）,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则给予无情的鞭挞（如《战城南》、《丁都护歌》等）.李白还写了不少乐府诗,描写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与同情（如《长干行》、《子夜吴歌》等）. 艺术特点：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 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读者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李白的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他的语言正如他的两句诗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明朗、活泼、隽永. 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思想内容： 热爱祖国，忧国忧民。《春望》诗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诗人用“花溅泪”、“鸟惊心”描述自己的亡国之恨。无知的花、鸟尚且如此，诗人的痛苦不言而喻。诗人有关心
傅山论书
摘要：在对明清时期"尚丑"的表现主义书艺思潮研究现状作辨正的基础上，阐释傅山对书－道关系的理解，并以此对他提出的"丑"的审美理念以及对碑学的倡导进行了贯通和剖析，从而从时代精神的高度整体地动态地把握傅山的书法审美理念。 关键词：傅山，书法，书－道关系，原儒精神，狂狷精神，骨气，丑，碑学 一、对"尚丑"的表现主义书艺思潮研究现状的辨正 傅山"宁丑毋媚"的书法理论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观点，但是内中许多原委还没有得到深入的理清，大多只停留在一个孤立的艺术个性表现的解释基础上，不能从儒家精神传统、士人传统以及审美理念变迁史的角度宏观地把握，因此不能充分地理清他书法理论的内在动因和生机所在，本文将试着作一整体的动态的把握。首先对明清时期"尚丑"的表现主义书艺思潮研究现状作一辨正。 姜澄清先生在《中国书法思想史》中以干禄气息来概括明代书法堕入俗障的颓势以及清康乾时期馆阁体对书艺的窒息，并以此为批判的对象梳理出与之对抗的明清"尚丑"表现主义书艺思潮：中晚明时徐渭的书法"在破规矩中去确立‘丑'的美感"，"可视为清代‘奇丑'书法的先驱，从明清之交的傅山到清代中晚期的刘熙载，在理论上肯定了‘丑'的美学原则，而金农、郑燮的‘怪'，在艺术上是与徐渭一脉相承的。"○1而清代碑学的勃兴正与此尚丑精神密切相关。他认为宋以来，抒情写意，表现个性的艺术追求日渐强烈，但宋代"主要体现为一般士大夫的闲情逸志"，到明代徐渭那里则是"侧重表现内心的郁积、痛苦，是社会苦闷、人生不幸的宣泄"，是"以‘丑'去与儒家所主张的‘中和穆穆'的‘雅'相抗衡。"○2这一结论显然有涉武断，是无法从前面针对的批判对象推出的。"丑"其实对抗的是庸俗，是乡愿，是缺乏真性情的人格和艺格的萎靡，而不是雅。徐渭是深受明代心学影响的士人，他狂放不羁的丑书，突显的是狂狷的反叛精神，志在睥睨流俗，在出离视觉常规中破开人们心灵的麻木，唤醒被沉埋的生命痛感，从而抵达生命的真趣和高贵。"丑"其实追求的是一种真朴傲岸的大雅境界，其内在的精神动力和气质与原儒精神中推崇的狂狷以及对"道"的独立坚守精神有着深刻的血脉关系。作者此文并未提到继徐渭之后，以晚明四子为代表的官僚书派在明代书坛的别异追求和对帖学的拓展，而沈语冰在《历代名帖风格赏评》中则对他们的形式创新和风格异变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最后他也下了相似的结论："自此以往，中国古典书法不再以尽善尽美的儒学道统为念，也不再以温柔敦厚的儒家中和美学为尚，书法艺术的道－艺模式一旦打破，铺张扬厉、抒情写意的艺术才得到了用武之地。"○3这样类似的结论也可以在流行的很多书法史中读到，似乎书法界已经对此达成了不争的共识。然而稍微考察一下晚明四子的身份，就可以知道他们无一不是经过儒家思想深刻熏染的儒士――像黄道周还是晚明的大儒和节义英烈，他们的书法创造动力以及对雄肆等审美风格的倾向显然与原儒精神有着深刻的联系。而金石学的发达，溯其源则与明末清初大规模的儒家内部思想反省运动有着深刻的联系，这痛彻的反省决定了当时士人普遍的重气势尚高古求朴拙的审美价值取向。所以，将儒家思想一再置于与书艺发展对峙的地位，责备它压抑个性、束缚情感和创造力，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今人对古人不够体贴深入的重大误读。 面对悠久的书法史，我们始终应追问：古人的情意追求和对经典的选择和确定到底来源于怎样的价值依托？显然，这托底的价值来源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思想精蕴，它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教化的先觉者对人的内在自由和生命境界的关注和解答，特别是原儒精神以其理性自律的精神和对深沉博大而崇高的人格理想的追求，感染、引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为之不懈地奋斗，在自觉地传承中展现出丰富的多层次的精神气质，并通过生命体验、思维方式和人格美赏鉴的方式向艺术领域渗透，衍生出相应的审美理念，像高古、雄浑、雄强、雄逸、峻烈、悲怆、沉郁、顿挫、凝重、敦厚等等这些美感境界，都是围绕这种生命境界展开的多
任昉诗学思想及其影响
任昉诗学思想及其影响初探 摘要：从任昉的诗歌创作来看，任昉的诗学思想既不隶属于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古体派，亦不归类于以萧子显为代表的“新变”派，而是于袭古中有新变，于新变中有继承。任昉的诗歌思想和创作实践在齐末、梁初文坛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使得时人纷纷以其诗作为准的，着力效仿，而且对萧统文学集团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键词：任昉；诗学思想；萧统文学集团 任昉不仅是齐、梁时期著名的“笔”体文大家，在诗歌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钟嵘《诗品》将其列为中品，并赞其“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任昉流传下来的诗歌虽然不多，但从中可窥见其独特的诗学思想。本文拟从任昉的诗歌创作入手，并联系当时的诗坛状况，考察任昉的诗学思想及其影响。 从任昉的创作实践来看，最能反映其诗学思想的，莫过于他对使事用典的态度。一方面，任昉大量运用成词事典，表现出宗经、征圣的文学思想；而另一方面，任昉又“竞须新事”，表现出力求“新变”的文学立场。“竞须新事”包含两层含义，第一，肯定了任昉作诗用事的倾向；第二，指出任昉用事的特点：喜用“新事”。“新事”与“故实”相对应，古人作诗讲究用先秦两汉之故实，任昉却大反其道，竞用新词。对于博学的任昉来说，新事旧典无不娴熟，他之所以竞用新事，表明他在当时袭古与新变文艺思潮中的态度和立场。
对于任昉的事类诗，以裴子野为代表的古体派相当不认可，他不满意“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婓而为功”［1］的创作倾向，认为这是“摈古竞今”、片面讲求艺术技巧而忽视了作品的思想内容；而积极鼓吹文学“新变”的萧子显，对任昉的“事类诗”亦评价不高，他将当时的文章归为三类，其中一类是“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2］萧子显虽托名晋代的傅咸、应璩，但实指却为同时代的任昉。分别代表复古和新变文学观的裴子野和萧子显都不大认可任昉的诗歌创作倾向，这无疑透露出一些讯息：任昉的诗学思想既不隶属于古体派，亦不归类于新体派，而是于新变中有继承，于袭古中有新变，如果非要以派别来名之的话，不妨称之为折衷派。 萧华荣先生认为：“南北朝时期古今文体之争的实质，是传统的儒家文学观与新的文学思潮的斗争。”［3］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任昉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学思想亦当为其深厚的儒家思想根砥的反映，儒家凡事讲究中和之美，任昉的诗作也力求文质彬彬的审美境界。可见，于继承中力求新变、“宗经”而不泥古是任昉主要的诗学思想。表现在创作中，则大量隶事用典，并且竞须新事。 任昉的这种思想和做派在齐末、梁初文坛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时间人们竞相效仿，纷纷以任昉诗作为准的。以下几则资料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论杜甫诗的现实意义888
论杜甫诗的现实意义 摘要：杜甫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反映了天宝末年到大历年间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时代的动乱及人民的疾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他的诗歌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热爱人民的伟大心灵，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方面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因此被誉为“诗史”。他的“每念社稷，动忧苍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集大成式的艺术表现手法影响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和作家，真可谓是“沾概千秋，泽被万代”。因此，探讨他诗的现实意义非常值得去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本论文以叙事诗为主来阐明现实主义的若干特点：第一，善于对现实主义做典型的艺术概括。第二，寓主观于客观。第三，对话的运用和人物语言个性化。第四，采用俗语。第五，细节描写。杜甫的“每念社稷，动忧苍生”的爱国思想及其艺术手法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和作家。他的爱国思想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都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真可谓是“光照千古，泽被万代”。而他的集大式的艺术表现手法成为后世之人取之不尽的一个艺术宝库，滋润灌溉了无数的诗人作家。他的诗歌是我国文学史上一座现实主义的高峰，他的影响是永远可垂范于后世的。 关键词：爱国爱民憎恨罪恶典型俗语议论为诗寓情于物 综述 研究杜甫诗现实意义风格，颇费一番脑筋。一遍遍读其诗，心灵震撼无以言表。不禁佩服起诗人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而处于冷静头脑的能力。于是，也收拾一下自己的震撼，让其在笔下细细流来。 杜甫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反映了天宝末年到大历年间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时代的动乱及人民的疾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他的诗歌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热爱人民的伟大心灵，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方面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因此被誉为“诗史”。他的“每念社稷，动忧苍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及其集大成式的艺术表现手法影响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和作家，真可谓是“沾概千秋，泽被万代”。因此，探讨他诗的现实意义非常值得去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每一首诗的艺术性是诗人所非常重视的。他对于一首诗的要求非常严格。即所谓“毫发无遗憾”。因此，他的诗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典范。 而在众多的艺术手法中，从大的方面来说，取得最大成就的是现实主义。这与诗人独特的人生经历是密切相关的，他的诗大多取材于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现实密切相连。加之作者本人的性格深沉，思想深邃、感情真挚又饱经忧患，发之为心声的最好办法便是采用现实主义。因此，善于用典型化手法对现实生活作出典型的艺术概括，就是杜甫诗的艺术表现手法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杜甫的叙事诗，特别值得我们珍视，在他以前，文人写的叙事诗是很少的，叙人民的事就更少。杜甫的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现实主义特色也表现的最为突出，最为充分。因此，我以叙事诗为主来阐明现实主义的若干特点。 第一、善于对现实主义做典型的艺术概括。
从杜甫的诗歌特色看杜甫的人生[1]
从杜甫的诗歌特色看杜甫的人生摘要： 杜甫和他的诗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世界的东方。在古今中外的诗坛上，杜甫的诗篇别具一格，独占鳌头。无论是在艺术手法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都可谓前无对于杜甫诗歌的认识，纵观其生活及社会背景，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意气奋发、浪漫张狂的年轻漫游时期。古人后启来者。 对于杜甫诗歌的认识，纵观其生活及社会背景，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意气奋发、浪漫张狂的年轻漫游时期。 二、"屡试不第、正视现实的困居长安时期。 三、万方多难、忧国忧民的乱世流亡时期。 四、"田园草堂、颠沛流离的漂泊西南时期。在不同的创作阶段，他的诗歌特色各有千秋 讲到杜甫的诗歌，必定要讲到大唐的盛衰，他的一生和他的诗歌揉合在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的时代。那个动荡而苦难的时期是杜甫诗歌灵感的发源地。杜甫的诗歌是根植于当时的动荡社会，与日渐黑暗的政治生活糅合在一起的。 在诗歌中既能洞察体现出当时的历史现状，有能反映杜甫的人生观，忧国忧民的情怀及愤慨。曾经杜甫也有伟大的抱负，壮志凌云，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仕途的渺茫，使杜甫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社会的弊端，人民的疾苦，促使他写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真实而悲壮，慷慨又悲凉。杜甫的诗歌跌宕起伏在他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中。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意气奋发、浪漫张狂的年轻漫游时期 年轻的杜甫少年气盛，虽然曾参加进士考试而落第，但当时他对社会和人世的阅历都还不深，所以这次落第并没有使他受到多大打击，他对自己的前途还是很有信心，抱有美妙的幻想。在落第的第二年（７３６年），他照旧开始了又一次壮游。“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
傅山 集古梅花诗
傅山集古梅花诗 傅山（1607-1684），原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又号真山、桥黄老人，朱衣道人等。山西太原府（今太原市）阳曲县西村人。是我国历史上一流的思想家、学者、书画家、医学家，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人物。傅山一生博通经史、诸子、释老之学，对《老子》、《荀子》、《管子》、《淮南子》等先秦诸子文集广泛深入研究，成为清以后研究诸子的开山鼻祖。傅山在学术思想上追求当时的进步思潮，带有鲜明的民主和进步倾向。他精研医术，被世人尊称为“神医”、“仙医”。其诗词，远接李杜遗韵，又师法天然，妙趣横生; 其画作，虚实错落，简练爽利，彰显傲世风骨。而其流布最广的书法作品则古拙中蕴含刚劲，飘逸之中透漏锋芒，清人赵执信在《饴山文集》中推傅山书法为“清代第一”，日本著名书法大师、篆刻巨匠梅舒适先生称赞傅山书法“浑天下第一矣。” 傅山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位敏感深挚的思想家，他对自己书法创作的道路有着深刻的反思和总结，这种理论的自觉某种程度上也促使他在创作上的不断飞跃和上升。这在诸多书法家中是比较突出的。 傅山总结自己的书法创作的技巧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诚悬有至论，笔力
不专主。一臂加五指，乾卦六爻睹。谁为用九者，心与孥是取。永兴逆羲文，不易柳公语。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他回顾自己学习书法的心路历程说：贫道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而不能略肖，偶得赵子昂、董香光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凌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始复宗先人四、五世所学之鲁公，而苦为之。然腕难矣，不能劲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不知董太史何见，而遂称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贫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写此诗仍用赵态，令儿孙辈知之勿复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须知赵却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心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毫厘千里，何莫非然。 他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四毋”犀利地指出了书法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无论对当时的书坛，还是对后来的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傅山以身作则，在作品中很好地贯彻了自己的艺术观念，达到了炉火垂青的境界。当代著名书法理论家陈振濂先生在《书法学综论》中对傅山书法有着全面的评价：“傅山并不是一个埋头于著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