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建筑中国化
基督教建筑的中国化
一、近代基督教"中国式"建筑的起源
19世纪开始，西方文化全方位向中国渗透。纵向发展的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受到各种途径而来的西方文化的横向冲击，逐步走向以"中西文汇，多种建筑形态并存"为特点的建筑近代化。由传教而引起的基督教会所属各类建筑作为近代建筑的分支，既表现出近代建筑的时代性又具有宗教建筑的特殊性。
19世纪中叶处于基督教第四处传入中国初期阶段，基督教会多租借、购买、改建中国传统民房，或设计建造小规模建筑作为教堂、学校或传教士住宅，此可谓近代较早的"中国式"建筑；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一批中国式的教会大学的建造，使基督教"中国式"建筑设计建造达到高潮。
二、基督教"中国式"建筑特征
①基督教中国式建筑较多受到当地建筑风格影响，采用有特色的地方建筑形式"中国式建筑"，"中国式"包含了模仿各地区各类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从基督教建筑来年，其"中国式"一般受所在地区的建筑文化环境制约而采取有特色的地方建筑形式，以与当地建筑环境相融合。如江浙一带的"中国式"较多模仿江南园林及居民形式，尺度小巧，小瓦屋顶，层角起翅，甚至采用白粉墙等；福建的一些"中国式"采取了闽南风格的屋顶，正脊弯曲，屋角及正脊两端翘起；宁夏某些天主教堂受到当地回教清真寺造型影响，而采用了清真寺的立面构图；台湾及贵阳的一些教堂建筑则有以富有当地特色的传统建筑的封火山墙作为正面入口并使用当地的砖瓦材料。
②传统建筑的坡屋顶形式是"中国式"建筑模仿的重点。20世纪前后建造的一些基督教建筑，墙面大量采用"殖民地式"的拱券造型，建筑材料用红砖或灰砖，上部却以新结构模仿中国传统屋顶形式。20世纪20年代前后，出现了中国式的教会大学及一些教会医院，如北京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北京协和医院等，这些校舍及医院着重以模仿中国宫殿式大屋顶作为表现"中国式"手段。
③"中国式"教堂是基督教堂建筑的新品种。19世纪基督教教堂已有了确定的型制。传教士在中国建造的教堂以照搬或模仿西方教堂式样为多数，由于19世纪正值西方建筑界折衷主义建筑思潮盛行，因而这些设计多以折衷主义的形式出现，一些教堂以西洋式构图及造型为主并加上中国传统建筑的局部构件或细部处理，可称之为中西混合，并有一些教堂的设计以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满足了宗教要求，创造出"中国式"基督教堂。以北京中华圣公会教堂为例，其平面为十字型，两侧廊做成单坡硬山，比中央部分低，中央部分上部做侧窗，立面造型包括室内装修采用了中国传统形式，"教堂入口开在硬山山墙上，作成中国式住宅大门式样，外墙全用青砖筒瓦"，很明显，它是基督教堂巴西利卡空间型制及拉丁十字型平面与中国传统立面造型相结合的结果；此外，如贵阳天主堂，其主立面以中国式的五重檐塔为构图中心；青海大通县天主堂采用歇山式宫殿大屋顶，入口处设竖塔，塔顶亦采用歇山式；北京王府大街救世军教堂及四川道孚县天主堂等亦属于这一类型。
这些教堂并不是简单地在西方形式上加加减减、局部添上中国建筑构件，而是基督教堂传统型制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有机结合产物，是以宗教要求为基础进行的设计创造，它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特殊产物。尽管中国式教堂并没有象罗马风、哥特式、文艺复兴式教堂那样形成完备的风格，拥有大理的实物，但它毕竟在基督教堂的一类新品种。
三、基督教建筑"中国式"之原因探讨
从地理的角度看，喜马拉雅山作为一大屏障将长江黄河流域地区与从恒河流域到地中海
沿岸的广在地区截然分开，一边发展着以儒学为主系，儒、道、佛相互渗透的儒教文化体系，另一边则被"神"抽控制，成为神学的世界。十六世纪中叶，传教士沙忽略、罗明坚、利玛窦等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实际上带来了位于另一边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性接触，并开始了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渗透。当一种完全异质异源的文化要让拥有另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的人接受时，必然产生排异性。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无论明朝的耶稣会传教，还是近百年的近代传教都遇到了这种排斥作用，正是这种排异性，促使基督教会在中国改变了在其他与基督教文化具有近亲关系的文化地区所采用的传教方法，而采取"适应"，"融合"，"怀柔"等传教策略，使得基督教在中国立足并广为传播。基督教的"中国式"建筑正是这种传教策略，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采取"中国式"建筑，使教会在物质形态上更接近居民，最终在心理上、精神上用基督精神征服居民。然而，并不是所有传教士都拥护这一策略，并且在各个时期普遍受到重视程度及必要程度变有不同，因而，基督教新建建筑采取"中国式"与否因人因时也表现各异。
（一）利玛窦的中国式教堂其实模仿了中国传统书院讲学之所
1595年之后，利玛窦在南京、南昌及北京没有建造教堂而只购买了中国式房屋作为传教场所，这是与他想借用儒家书院讲学的形式进行传教的思想有因果关系。
利玛窦的适应融合传教论受到明清间大批在华耶稣会传教土的效法，并也作为一种传统因素影响到19世纪开始的基督教在中国的第四次传播。
（二）连续不断的"教案"促使会采取怀柔感化政策，基督教建筑采取中国式样也成为手段之一。
19世纪40年代前后开始来中国的传教士不同于明清间耶稣会传教士，由于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及殖民者的撑腰，更多传教士显示出一付征服者的姿态，霸占土地、包庇教民、干涉内政等卑劣行径激起连续不断的反洋教教案。对于教案，教会一方面要求赔款、依仗官方干涉、以武力恫吓及战争予以报复，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而采取怀柔感化政策，发展慈善事业，扩大教育规模等即为其措施，新建基督教建筑以及毁于教堂的教堂重建，采用中国传统形式也成为这一政策的具体手段。
（三）"孔子加耶稣"的融合传教思想被确定为基督教在华教战略方针，20世纪前后新建基督教建筑不同程度采取"中国式"。
经过各地连续的教案，以及逐步对中国社会及其精神支柱儒家学说的研究，多数传教士认识到"要使基督教广泛传播，必须排除来自传统儒教思想的阴力"，因而进一步探讨了基督教与儒教职工的结合，结果使"孔子加耶稣"的传教思想更趋完备。
随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进一步提高，本世纪20年代，基督教及天主教思想上组织上也进一步中国化。
综上所述，基督教中国式建筑的出现是传教策略的表现形式之一，这种传教策略是因基督教传播爱到排斥作用而由传教士所采用，这种排斥性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文化与的基督文化的异质性。
基督教中国化三思
“基督教中国化”三思 张志刚 2013-1-14 16:22:57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京)2011年5期 内容摘要：本文所用的“基督教中国化”概念，旨在立足于“学术的立场”来更客观、更理性地探讨基督教何以能够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通过“中韩基督教史比较”、“当代中国宗教生态”和“国际宗教对话动向”三方面的思考，笔者力主如下结论：社会实践是检验宗教信仰的唯一标准；就当今中国国情而言，“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在于，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发展进步做出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基督教；中国化；社会实践 作者简介：张志刚，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标题出自如下两重立意：其一，“基督教中国化”(Sinolization of Christianity)是相对于以往惯用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本土化”(Localization)或“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等词而言的，在笔者看来，这几个词主要属于“教会的概念”，即主要是“教会的学者”用来讨论基督教如何适应传入地的文化背景或社会处境的。譬如，怎么用中文来译注《圣经》，能否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或思想来解释教义，如何适合中国社会状况来布道传教等。本文所用的“中国化”概念，则定位于“学术的立场”，即力求更客观、更理性地探讨基督教何以能够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其二，“三思”一词取自中国成语“三思而行”，笔者以为，这个成语所蕴含的素朴哲理也适于我们思考“基督教应否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当然，这样一个重要且复杂的课题，绝非笔者个人所能完成的，而是要靠海内外同行——关心中国基督教的各方学者来集思广益，百家争鸣，共同探索。正是基于上述初衷，笔者将近些年来的研究体会梳理为“本文的三思”，以期抛砖引玉，征得批评指正，裨益日后研讨。
基督教建筑中国化
基督教建筑的中国化 一、近代基督教"中国式"建筑的起源 19世纪开始，西方文化全方位向中国渗透。纵向发展的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受到各种途径而来的西方文化的横向冲击，逐步走向以"中西文汇，多种建筑形态并存"为特点的建筑近代化。由传教而引起的基督教会所属各类建筑作为近代建筑的分支，既表现出近代建筑的时代性又具有宗教建筑的特殊性。 19世纪中叶处于基督教第四处传入中国初期阶段，基督教会多租借、购买、改建中国传统民房，或设计建造小规模建筑作为教堂、学校或传教士住宅，此可谓近代较早的"中国式"建筑；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一批中国式的教会大学的建造，使基督教"中国式"建筑设计建造达到高潮。 二、基督教"中国式"建筑特征 ①基督教中国式建筑较多受到当地建筑风格影响，采用有特色的地方建筑形式"中国式建筑"，"中国式"包含了模仿各地区各类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从基督教建筑来年，其"中国式"一般受所在地区的建筑文化环境制约而采取有特色的地方建筑形式，以与当地建筑环境相融合。如江浙一带的"中国式"较多模仿江南园林及居民形式，尺度小巧，小瓦屋顶，层角起翅，甚至采用白粉墙等；福建的一些"中国式"采取了闽南风格的屋顶，正脊弯曲，屋角及正脊两端翘起；宁夏某些天主教堂受到当地回教清真寺造型影响，而采用了清真寺的立面构图；台湾及贵阳的一些教堂建筑则有以富有当地特色的传统建筑的封火山墙作为正面入口并使用当地的砖瓦材料。 ②传统建筑的坡屋顶形式是"中国式"建筑模仿的重点。20世纪前后建造的一些基督教建筑，墙面大量采用"殖民地式"的拱券造型，建筑材料用红砖或灰砖，上部却以新结构模仿中国传统屋顶形式。20世纪20年代前后，出现了中国式的教会大学及一些教会医院，如北京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广州岭南大学、北京协和医院等，这些校舍及医院着重以模仿中国宫殿式大屋顶作为表现"中国式"手段。 ③"中国式"教堂是基督教堂建筑的新品种。19世纪基督教教堂已有了确定的型制。传教士在中国建造的教堂以照搬或模仿西方教堂式样为多数，由于19世纪正值西方建筑界折衷主义建筑思潮盛行，因而这些设计多以折衷主义的形式出现，一些教堂以西洋式构图及造型为主并加上中国传统建筑的局部构件或细部处理，可称之为中西混合，并有一些教堂的设计以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满足了宗教要求，创造出"中国式"基督教堂。以北京中华圣公会教堂为例，其平面为十字型，两侧廊做成单坡硬山，比中央部分低，中央部分上部做侧窗，立面造型包括室内装修采用了中国传统形式，"教堂入口开在硬山山墙上，作成中国式住宅大门式样，外墙全用青砖筒瓦"，很明显，它是基督教堂巴西利卡空间型制及拉丁十字型平面与中国传统立面造型相结合的结果；此外，如贵阳天主堂，其主立面以中国式的五重檐塔为构图中心；青海大通县天主堂采用歇山式宫殿大屋顶，入口处设竖塔，塔顶亦采用歇山式；北京王府大街救世军教堂及四川道孚县天主堂等亦属于这一类型。 这些教堂并不是简单地在西方形式上加加减减、局部添上中国建筑构件，而是基督教堂传统型制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有机结合产物，是以宗教要求为基础进行的设计创造，它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特殊产物。尽管中国式教堂并没有象罗马风、哥特式、文艺复兴式教堂那样形成完备的风格，拥有大理的实物，但它毕竟在基督教堂的一类新品种。 三、基督教建筑"中国式"之原因探讨 从地理的角度看，喜马拉雅山作为一大屏障将长江黄河流域地区与从恒河流域到地中海
基督教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基督教的意义逐渐得以彰显。当然，出于不同的考虑和基于不同的认识，人们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亦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其价值判断的多样性和对基督教在华影响回升的迥异态度。随着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真正对外开放，在经济理论界和重新崛起的社会学思潮中，曾兴起了一股持续较久的“韦伯（Max Weber）热”。人们尤其关注其涉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种种说法，以及他对东西宗教伦理与其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比较。不少经济学家在谈及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等所起的“潜在的精神力量”之作用时，既表达了对历史进程的一种感触，又体现为一种在现实中国社会的呼唤和渴望。这种现象是颇值得人们玩味和深思的。人们在打开国门看世界时，忽有一种惊讶和警醒，随之便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这种自知之明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而导致的对外在思想文化体系的客观研究和虚心学习，以及这种研习的坦诚和认真，亦是史无前例的。在借“他山之石”的此刻，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基督教及其对现代化的意义。不可否认，一些人因感到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太厚、传统负担太重而对之失去信心和耐心，简单地认为“现代化”即“西化”，而“西化”即“基督教化”，试图以这种绝对而极端的“拿来主义”来将一切推倒重来，由此圆其“现代化”的美梦。然而，静观基督教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认识其对现代发展某些弊端的批评和否定，以及弄清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和价值取向，则使不少中国人深感不能将“现代化”或“西化”与基督教完全等同，二者之间是有着本质不同之处。对于基督教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中外学者已有诸多研究和评述，故不必在此重提或详谈。但有关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中国学者则议论不多，且有各种疑虑。而这一问题亦是我苦苦思索、刻意求解的关切所在，它涉及到基督教对现代中国的精神启迪和其本身在中国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促进这一研究的深化及其意义的彰显，在此谈谈自己的管见浅识，与大家交流和讨论。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响，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自然也是多方面的。从宗教和哲学的研究角度来看，我们侧重于基督教对此的价值层面和精神意义，而其在社会、政治、经济各层次的作用和影响只能附带来谈、不作为本题讨论的重点。这里关注的是在基督教精神、价值体系中比较独特、突出和值得弘扬的基本因素，它们能给现代中国人带来清新的感觉，和全然不同的启示，从而构成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些独有意义。大体而言，这些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督教原罪观对现代中国人自我审视的反省意义 中国人在其文化传统上对人的本性或本质通常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强调人的“性善”、“良知”、“有为”和“人定胜天”，不认为人本性有罪，因此对基督教的原罪观感到难以接受，尤其对亚当、夏娃因偷吃禁果而“失乐园”的神话诠释不以为然，形成对基督教罪之意识、罪感、认罪态度和忏悔心境的一种文化隔膜。然而，中国人这种历史悠久的向善论、进步观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在其社会发展步骤明显加快的今天，却受到严重的挑战，出现了本质性动摇。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的“船坚炮利”曾迫使中国人痛定思痛、奋发图强，以引进西方科技、开展洋务来力图迎头赶上。但看到这种科技上之差距、实力上之劣势的同时，中国人在整体上并没有改变其反观自身的传统基调和对其国民性之乐观、自豪乃至优越的肯定见解。其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乃“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为中用”。回顾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社会现代化的历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文化革命以及当前的改革开放举措，都是从肯定、积极的意义上争取或重新恢复中国人的“自强”、“求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伴随着这种政治经济运动和社会发展选择的国民心理基础，仍不离一种乐观的自我审视、以及对人格不断完善和人性正面发展的坚信不移。不过，多次政治运动唤起的激情和人们对社会改革全身心地投入，在中国今天社会转型时期却已出现与传统经历意味深长的不同转向。一些中国人已感到其激情耗尽的疲惫，更有人因机经拼搏后仍面临差距的加大而灰心失望。许多人在几度兴奋、真心参与各种具有自我奉献精神的公共事业之后，却看到当今社会中，个人主义泛滥、拜金主义流行、崇高境界消退、理想主义丧失，这一幅无情的图景。在社会腐败、人性堕落、道德沦丧、丑陋及丑恶现象和沉渣泛起、人们追求享乐和实利、沉溺于低俗之举、价值观念混乱和多元化这一严酷现实面前，许多现代中国人对基督教古老而传统的原罪观有了深刻的醒悟和体认。在这种对基督教原罪观的冷静认识中，人性自我可自觉达到“道德完美”的观念开始动摇，中国人开始对其传统的人性论和人生观加以反思和反省，尤其是对近代以来中国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教会大学和其它教会大学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教会大学和其它教会大学(如：天主教辅仁大学、天主教耶稣会震旦大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中国共有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之江大学Hangchou Christian College、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College、、沪江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华南女子文理学院Hwa Nan College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等。虽然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中国教会大学还包括南京：金陵神学院，上海：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高校。以及徐汇神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天主教辅仁大学，天津：天津工商学院，长沙：湘雅医学院等。当年(新中国成立前)沪上七大私立名校(大学)：圣约翰(教会大学)、震旦(教会大学)、复旦、光华(圣约翰分离的教会大学)、大夏、大同、沪江(教会大学)。 Ⅰ、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创办于1916年，司徒雷登任校长，曾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在中国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中国大陆国民政府迁台后，燕京大学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其资产由中国政府接管后被整并，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现在其建筑仍为燕京大学古迹。 Ⅱ、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正式校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为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联合开办。鼎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大陆许多知名学者如老舍先生、历史学家顾颉刚、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马彦祥等纷纷到此执教。齐鲁大学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在1952年的院校大调整中被撤销，原校址今为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其各学科分别被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 Ⅲ、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20世纪初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于1900年由基督教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其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1951年在台湾复校，也是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办为苏州大学。经教育部和江苏省省政府批准，苏州蚕桑专科学校、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医学院先后于1995年、1997年、2000年并入苏州大学。东吴大学在上海的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会计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 Ⅳ、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1952年，圣约翰大学被分拆至上海各大名校后解散，圣约翰大学原校址给华东政法大学，一代名校就此消弭于历史长河。该校培育了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 Ⅴ、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是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中国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在中国高校中有一定历史地位，林汉达、金仲华、朱生豪（翻译家）等知名人士都是之大校友。1951年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美籍教员离校回国。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解散，院系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之江大学宣告结束。 Ⅵ、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自于此。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编类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持有金陵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是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撤销建制，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其余院系参与组建南京农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其历史档案划归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将校址从四牌楼旧址迁至金大鼓楼校址。 Ⅶ、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前身为格致书院，开创了中国华侨教育的先河，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8年在广州创办，当时以钱树芬为首的一批爱国校友倡议接办学校，同年7月经广东政府批准，学校收归中国人自办，并正式改名私立岭南大学，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南方著名的大学。1927年4月学校宣布停办。1952年岭南大学在院系调整中与国立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的文、理科合并，组成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 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又称金陵女子大学（Ginling College），简称金陵女大。1913年（民国二年）美国教会美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美北浸礼会和基督会决定在长江流域联合创办一所女子大学，最终选定南京为校址所在地，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1915年，金陵女子大学在在南京东南绣花巷李鸿章花园旧址开学。首任校长为德本康夫人。金陵女子大学校训：厚生。金女大办学中设置过16个四年级学科，在国内外享有声誉。1923年7月移至随园永久校址，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中国建筑师吕彦直设计参与。为中西合璧的东方建筑群。被称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1951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合并，1952年院系调整中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址1952年改为南京师范学院校址，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 Ⅸ、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是20世纪上半叶一所位于上海的浸信会背景的教会大学，校址位于黄浦江畔的杨树浦军工路，鼎盛时期以文理商著称于世，是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沪江大学创办于1906年，原名上海浸会大学，最初的校长为美国人柏高德博士。另设浸会神学院，由美国人万应远博士任院长。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中国化”的整顿和改革，使沪江在当时私立大学中以学风纯朴闻名，较少教会气，更多中国化著名。沪江大学以“信义勤爱”为校训。持自强不息之志，擎教育兴国之旗，走民族振兴之路，是几代学人不变的追求。即便饱经沧桑，亦坦然以对，不忘教书育人、教育强国之神圣职责。1952年秋季，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沪江大学各科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相关院校，原址上组建上海机械学院（今上海理工大学）。经历一百多年的历史沉淀，沪江精神至今依然常青于黄浦江畔。 X、华中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华中地区几个英美基督教差会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湖北武昌城内昙华林创办了文华书院（Boone Memorial School）。1885年，英国循道会也在武昌开办博文书院（Bowen College）。加上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的博学书院，并称为武汉地区的三大教会学校。1906年，美国耶鲁大学雅礼会在湖南长沙开办了雅礼大学。美国复初会在岳阳也开办了湖滨大学。1924年文华书院改名为华中大学。1924年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并入。1929年岳阳滨湖书院大学部，长沙雅礼书院大学部并入。1926年上述学校一度被迫关闭。后来在武昌的文华校园内联合办学，校名为华
论文—基督教中国化
《西方文化与生活中的基督教》 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浅谈基督教中国化 学院：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专业年级: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一年级 学号：2014022118 姓名：田言刚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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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督教中国化 摘要：对中国基督徒来说，实现自治、自养、自传，只是在基督教中国化道路上的又一次起步。丁光训主教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指出，“三自”就是主张教会具有中国特点，也就是教会的中国化。要实现从“基督教在中国”向“中国基督教”的转变，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是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重要目标，是基督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的必然要求。因此，坚持走中国化道路，是中国基督教的安身立命之本和必由之路。 关键字: 基督教，中国化，三个层面，特色自主 督教的历史，既是一部跨民族跨地区传布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信仰本色化、本地化、处境化的历史。这是基督教之本质属性及信仰生活的需求，是教会为使基督信仰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境遇中生存和发展所作的努力，也是“本土”基督徒以自身的文化资源来表达心灵深处的信仰体验的历程。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本地化、本色化和处境化的历程，我们称之为中国化的历程。这是基督教传入中国历经文化、政治的冲击，依然能够存在、发展，并显示出旺盛生命力之原因所在。 基督教的中国化有三个层面的内涵：实践层面，学理层面，政治层面。 一、从实践层面和学理层面谈基督教中国化问题 从实践层面讲，当基督教信仰作为个人的私事、被中国老百姓接受的那一刻起，中国化的进程就开始了。经过一百多年、尤其是1949年以后，基督教与国外差会断绝了联系，更加速了中国化的进程。我们常说，中国传统信仰具有功利性、包容性、多元性、政主教辅、神道依于人道等特征。从实践层面，从“器物”层面，从形式表象上，我们几乎可以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本地化、本色化、中国化的进程。然而，实践层面基督教的中国化，仅限于表层浅相。 学理层面，或神学思想层面，基督教的中国化还远未成型。基督新教中的神学家，在面临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历史时期，从神学上作出了高瞻远理论RESEARCH34论理为了使中国广大的基督徒能够聆听到真实的福音信息，使基督教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并能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建设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中国教会的危机来源于神学思想建设的危机。神学思想建设的危机来源于人才的危机。今天在中国对基督教的神学研讨、争执、辩论，更多、更活跃的是在非基督徒的学者队伍中，在所谓的“亚波罗”之中。这是不够的。真正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同名1968)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同名1968)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2014-05-07 15:22:36) 转载▼ 分类：历史与地理 标签： 转载 原文地址：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作者： 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
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齐鲁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据说：西安市以眼科、妇科而闻名的第四人民医院（四院）就是传道士所办。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从中国建筑看外国建筑
从中国建筑看外国建筑 发表时间：2014-06-20T10:48:15.310Z 来源：《中国科技教育*理论版》2014年4期作者：李晓强[导读] 古代欧洲的建筑一直顺着自己的社会，地域，宗教，文化这条脉络不断茁壮的成长、演变、进化着。每一栋留下来的都是百年一成的杰作。 李晓强中合才华（大连）置业有限公司辽宁大连 116000 摘要从雅典卫城，古希腊柱式，古罗马光辉的拱券技术，柱式的演进及定型，再到哥特式尖券，骨架券，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法国的古典主义。古代欧洲的建筑一直顺着自己的社会，地域，宗教，文化这条脉络不断茁壮的成长、演变、进化着。每一栋留下来的都是百年一成的杰作。让我们如此的推崇和喜爱，这种对伟大艺术的欣赏是无国界之分的。因此，当一些国人一过分的狂热追逐着欧洲古典主义， 或欧陆风格时，我们或多或少的可以理解一些，然而，这究竟给我们带来的是中国建筑的再一次辉煌，还是没落？ 关键词中国建筑外国建筑我们都知道有生命力的建筑都是独特建筑风格与本地文化传统交融的产物。欧洲的古建也不例外，没有古埃及人早期对太阳神的崇拜，对人的生死的独特的理解，就没有金字塔及太阳神庙的建造，也就不会有柱的应用，更不会有后来人所崇拜，至今仍在模仿和应用的古罗马柱式；没有野蛮的奴隶制，也就不会有现今的旅游胜地罗马角斗场的存在；没有基督教在欧洲的大肆盛行，也就不会有哥特式教堂，不会有尖券，骨架券的使用，当然像索菲亚大教堂，巴黎圣母院等辉煌的宗教建筑也就不会出现后人的面前了；同样如果没有基督教对人的在各个领域上如此绝对的控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文艺复兴，更不会有佛罗伦萨主教堂的丰碑似的穹顶的诞生，以及后来的坦比哀多，以至后期让人略带遗憾的圣彼得大教堂。 欧洲古建的辉煌历史，我不想再过多重复，因为这也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我想说的是，建筑不是无根无基的，漂浮在人们脑中，忽然就诞生在世界上的。经典的建筑也不是忽然就诞生于某位大师的头脑中的，它是与当时的社会，自然环境分不开的，这就是为什么同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建筑，中国的却与欧洲的有这么大的差别、苏州园林和欧洲几何型园林之间的会产生如此巨大差异。 建筑是一个国家，时代，文化的综合体现，因此，我要说的是，不管现在是欧陆风也好，复古风也好，到底是我国建筑真正发展的正确的方向还有待研究。盲目跟风产生的后果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想从以下几点来阐述我的观点 一、西方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 如我前文所说的，沿着两个不同文化发展轨迹进化发展而来的文明的产物是否可以彼此替代，彼此一较高低？外国的东西是不是适合中国的，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自己的文化，我们有悠远流长的五千年文明作为根基，我们的建筑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建造体系。是否欧陆风一来，大家就扔掉自己的东西跟在人家后面跑，我并不是说欧陆风不好，在中国逐步走向世界的今天，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相侵略是一定要出现的。欧陆风就是其中一个很好地体现。我们不是要闭关锁国，好的东西当然应该学习，甚至直接“拿来”，但重要的是要看适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中西结合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像包括骑楼、西关大屋等等都很好。但盲目的直接嫁接是不是一种对自己文化的不尊重呢？ 二、画虎画皮难画骨 退一步，欧洲古建我们就是喜欢，就是想搬来，行不行，好的东西么，美术上还有临摹这么一说呢！行，可以仿照，但仿照也是有技术的，不是说打个牌子，修饰一下立面，做两个罗马柱，贴点金，就是欧陆风格，就是古典主义了！或者学学大师的东西，外形越古怪就越有性格，越前卫，越是好东西。我们不是不能抄，抄也分明白抄和糊涂抄，要炒就要先懂，了解其本质和精髓的地方然后再抄，这样才能抄出神韵！而不是像现在某些房地产商只以营利为目的，为符合大众对于消费者对国外的“产品”地盲目“宠爱”，而过分偏爱“西方经典”，纷纷给自己的楼盘贴上“欧洲风情”的标签。若真是正宗的欧洲古典主义也就罢了，最少还有个作为独立建筑的欣赏价值，可是往往学来的又都是表面的东西，生搬硬套，照虎画猫。令人难以苟同。 三、不要为了一棵树木而放弃整片森林 喜爱出国旅游的人都知道意大利，也都喜欢意大利的城市，处处透着欧洲小镇的悠闲自在感觉，每一条街道是那么的自然，一片片建筑群又是那么有韵律，而如果此时突然一座中国四合院出现在你面前你会有什么感觉？而要命的是在不远处你又发现了像世贸大厦似的建筑物屹立在那里。你的心情一定是180度大转弯吧！而我们一直抱怨的自己的城市就是这样被我们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了。意大利小镇令人神往就在于其百年不变的规划，几个世纪以来，罗马的建筑依然奉行着一圣彼得堡大教堂为最高点的规矩，没有人妄图用一个怪状的，建筑来重新定位这座城市，也没有人只为了利益用抄来的建筑娱乐大众，因此才有的现在的旅游胜地，而反观我们的城市已经被一些人的盲目跟风，弄得支离破碎！没有地域特色，没有规划，没有城市的标志，只有入侵来的建筑垃圾。 四、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当美国人以羡慕的眼观看着我们的出土文物时，我们却紧盯着他门麦当劳，当巴黎人自豪的向别人讲述着他们的卢浮宫时，我们却满脸崇敬的站在他们后面。为什么我们站在五千年的华夏大地上却无动于衷，甚至鄙弃她我们中国的建筑是以木结构为主，它的空间艺术、人文内涵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它的通风、向阳、节能，都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外国人到北京先游四合院，逛北京的胡同，到天津来看我们的独乐寺，去西安看秦始皇墓…我们就像站在钻石堆上的孩子却对别人手中的宝石满眼放光。中国的建筑为什么至今都不能昂首挺胸的站在实际建筑舞台上，是与我们这种谦恭，盲目崇拜，不自信有很大关系的。我们只有坚守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能将中国建筑推向另一个高峰。
宗教文化对建筑空间与建筑形式影响探究
宗教文化对建筑空间与建筑形式影响探究 文化之于建筑犹如人类之于历史。而推动文化前进的基本动力在于宗教。以基督教为例，探究东、西罗马各自宗教建筑随着历史文化发展而有的不同的建筑形式。分析其宗教文化对于建筑空间与建筑形式的影响。 标签：建筑空间；宗教文化；基督教 人类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普遍以宗教的形式来解释自身与世界的存在及发展问题，宗教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指明方向的作用，一直处于人类文化的核心。宗教运用其独特的感染力，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甚至成为统治者用来控制人民思想的政治手段。因此，通过宗教，可以发掘特定时期人类政治、艺术等活动的原因及意义，从更深刻的精神层面来剖析维持特定社会运行或社会变革的必然原因。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遍布宗教的痕迹，宗教更是大程度上影响了艺术的发展。建筑艺术作为人类艺术殿堂最为重要的成员之一，更是在宗教的推动下发展。宗教建筑存在的意义不同于居住建筑意义仅满足于人类生存的需要以其固有的特点，其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将宗教意识与物质相结合，更为直观的阐述了宗教思想，在宗教发展过程中，一直起着传播教会精神，对教义做有形陈述的作用。研究宗教建筑，即可以对特定宗教的精神、发展、世界观等产生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深入人类文明的探究。宗教建筑在以宗教至上的社会环境中，有著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宗教建筑除了作为宗教精神反映之外，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其资源消耗量及设计复杂程度远超于当时其他的艺术形式，这使建筑有了技术层面的飞速发展，形成了其独有的光、空间分配的布置方式，形成了其独有的哥特式的塔、楼层、门楣雕刻、尖拱等部件的设计方式，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对象之一，展现了非凡的艺术价值，完成从物质到精神的再次升华。此外，宗教建筑也影响着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给予了其他艺术形式以思考与借鉴，进一步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宗教早期作为统治者控制人民思想的手段，深刻的植入市民的生活之中，而通过宗教最强有力的表现——宗教建筑，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代市民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的内涵与发展，考察宗教对人们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了如何深远的影响，从而推断各种人类行为的意义，有着重要的人文价值。 本文以基督教为代表，重点研究基督教建筑与其教义之间的关系，从而去解释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地区，其作为犹太人自古的領土，从公元十世纪起开始遭受连绵不断的战火，经历了多次战争与多个国家的轮番统治之后，以色列王国最终被罗马帝国彻底取消，从而变成其中的一个省。饱受战争痛苦的犹太人无力抗争事实，于是寄希望于宗教的救赎。 在基督教发展早期，当时的统治者认为传播统一的信仰有造反的嫌疑，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督教只能在底层民众中秘密传播。经过几世纪基督教教义与思想的完善，基督教开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逐渐渗透于权贵阶层，同时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在公元313年，东、西罗马帝国皇帝联合发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具有合法地位，并在公元4世纪末，立基督教为国教。从此基督教具有了更强大的传播能力，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逐渐成为世界影响
世界基督教建筑风格的发展过程
1.基督教起源地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地区，迄今为止先存最早的基督教建筑圣诞大教堂，建于公元330年的圣诞大教堂，修建在巴勒斯坦耶稣降生处的原址上，它是由最早皈依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下令建造的。其建筑特点方正树立，极具地域风情，尖塔式的设计沿用至今，另外在耶路撒冷地区还有复活教堂以及圣墓教堂等多处被信奉者视为圣地的教堂。
2. 4世纪被立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开始建造自己的基督教堂，从而兴起基督教建筑艺术。“巴西里卡式”教堂基本特点为一种长方形的大会堂建筑形式。古罗马帝国时期，监察官波西乌斯于公元前184年在罗马市中心建成“巴西里卡·波西亚”大厅，这种建筑式样开始普及，成为罗马人贸易集会、审判案件、商讨军机之处的特有建筑。“巴西里卡”亦被作为长方形会堂建筑之特称。基督宗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基督徒曾对异教神庙或宽敞的建筑物加以改建利用，并模仿上述罗马城中长方形大会堂形式的建筑来建造教堂。这种教堂即称“巴西里卡”教堂，亦译“长方形教堂”。 例如：圣路易斯巴西里卡大教堂
3. 4世纪起东罗马帝国出现“拜占庭式”教堂建筑“拜占庭式”教堂。 建筑以圆顶、拱形结构为特色，即采用“集中式”和“十字形平面式”布局，屋顶作弯隆形，由独立的支柱加帆来构成，其突出之处是多用圆顶、拱形结构。拜占庭建筑的典型代表为兴建于532年的君士坦丁堡圣索非亚大教堂，该堂圆顶直径达33米，顶部离地55米，由4根支柱和4个大圆拱支持，圆顶下有一圈通光窗口，四周有小弯窿和数以百计的小 窗该堂曾作为东罗马帝国东正教的宫廷教堂兼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主教座堂。
4. 9－12世纪西方教堂建筑因模仿古罗马流行的建筑式样而称为“罗马式”“罗马式”（意即“罗马的影子”）以厚实的石墙、狭小的窗户、半圆形拱门、低矮的圆屋顶、逐层挑出的门框。圆弧形拱环、交叉拱顶结构和层叠相重的连拱柱廊为特点 向东传入斯拉夫各民族的过程中形成“斯拉夫式”建筑风格“斯拉夫式”（曾被称为“仿拜占庭式”“晚期拜占庭式”采用弯顶式或八角形加圆顶式的设计，并有着罗马式建筑的厚重之感。其独有风格则为大小不一的蘑菇形状多层圆顶，而且其顶端或是半圆形金顶、或是雕饰成洋葱头式和椰壳式，故更为富丽堂皇和美观豪华。其典型之例在意大利有建于1063年的比萨大教堂和建于1098年的米兰圣安布罗斯教堂，在法国有建于1070年的卡昂圣艾蒂安教堂和建于1080年的图卢兹圣沙宁教堂，以及普瓦蒂埃圣母堂和阿耳大教堂等，在德国有建于987年的美因茨大教堂和建于1110年的沃姆斯大教堂，在英国则有建于1133年的达拉姆大教堂等。（图片分别为：比萨大教堂和米兰圣安布罗斯教堂）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法政学院 12历史1班郑美鸿 2012084144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国文化经历了盛衰浮沉，但最终还是成为了东方璀璨的明珠。在此进程中，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巨大。因为，基督教是在唐太宗贞观九年才开始传入中国，而且一开始并未受到重视，在唐朝会昌五年的时候就被禁止传播了。后来在元朝时也曾传播过，但是伴随着元朝的灭亡，基督教再度被禁。直到明朝万历十年，传教士利玛窦的努力，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了。在古代中国，基督教基本上是以异教的身份存在着，在封建社会这样一个思想被禁锢的时代下，百姓们的愚昧懵懂，使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举步维艰。但是明朝开始，天主教在中国的立足，使得朝廷开始对基督教逐渐产生兴趣。自明末清初以来，为了叩开“远东帝国”的大门，那些肩负着罗马教徒向东方传播宗教使命的传教士，相继来华，传教士在宣传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与科技，这对中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早在康熙皇帝的时候，他就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在养心殿，召传教士张诚、徐日升等人轮班为他讲解几何、测量、代数、天文、地理、乐理以及解剖学方面的知识。另外还有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中的西式建筑，这些虽然是西方科技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也是由于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渗透到中国文化中。 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义及西方思想的传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造成很大的冲击，对长期处于封建愚昧状态下的中国人民，起到了清醒的作用。基督教真正开始对中国文化造成冲击，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之后，基督教的传教方针改变了，开始利用清政府的赔款兴办医院、学校和其它文化慈善机构，虽然是以此来推动传教活动，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学校的兴建，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使中国人民从思想禁锢的牢笼里慢慢解脱出来，虽然处在封建社会的晚期，但是相较于之前，中国的文化或者思想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增添了新的活力，使本来落后腐朽的中国文化出现了一缕新的曙光。 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当代中国十分重视人文科学，和谐中国是大家一直以来追求的梦想。现代中国，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信仰佛教或者是其他教派，而是信仰自由。许多中国人选择了信仰基督教。基督教强调心灵的宁静与纯洁。它为中国文化带来了别样的风采。它所强调的以人类为本之类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的和谐社会思想，教育优先方针，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强调对生命的重视，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人类与生物界所有生命体的和谐，从而出现了和谐文化，使中国的文化更加趋于和谐、稳定。 的确，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很大的。从古至今，就曾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并且将会继续影响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秉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方针，将会与基督教文化继续相互影响，走的更远更好。
中世纪教堂建筑风格的演变
中世纪教堂建筑风格的演变 摘要：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以后，各自的教堂建筑风格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继承古罗马的建筑风以外，两个新帝国的教堂建筑都体现了很好的创新精神，而且都形成了各自成熟的建筑风格。 关键词：罗马风、拜占庭建筑、哥特式 古罗马建筑是古罗马人沿习亚平宁半岛上伊特鲁里亚人的建筑技术，继承古希腊建筑成就，在建筑形制、技术和艺术方面广泛创新的一种建筑风格。古罗马建筑一般以厚实的砖石墙、半圆形拱券、逐层挑出的门框装饰和交叉拱顶结构为主要特点。 公元4世纪下半叶起，古罗马建筑潮趋衰落。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基督教也随之分裂。其东部以君士坦丁堡（即拜占庭）为中心，称东正教；西部仍以罗马城为中心，称天主教。从此，东西两边的教堂建筑风格都发生了变化。主要分为拜占庭建筑、罗马风建筑和哥特式建筑三种。 拜占庭式建筑风格 一、发展概史： 兴盛时期（4-6世纪），主要是按古罗马城的样子来建设君士坦丁堡。在6世纪出现了规模宏大的以一个穹隆为中心圣索菲亚大教堂。 中期：（7-12世纪），由于外敌相继入侵，国土缩小，建筑减少，规模也大不如前。其特点是占地少而向高发展，中央大穹隆没有了，改为几个小穹隆群，并着重于装饰，如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 后期：（13-15世纪），十字军的数次东征使拜年占庭帝国大受损失。这时建筑既不多，也没有什么新创造，后来在土耳其入主后大多破损无存。 二、拜占庭建筑的风格 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屋顶造型，普遍使用“穹窿顶”。这一特点显然是受到古罗马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但与古罗马相比，拜占庭建筑在使用“穹窿顶”方面要比古罗马普
遍得多，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成性建筑都用穹窿顶，而古罗马建筑虽也有此类形式，如万神庙，但还不普遍。 第二个特征是整体造型中心突出。在一般的拜占庭建筑中，建筑构图的中心，往往十分突出，那体量既高又大的圆穹顶，往往成为整座建筑的构图中心，围绕这一中心部件，周围又常常有序地设置一些与之协调的小部件。 第三个特点是它创造了把穹顶支承在独立方柱上的结构方法和与之相应的集中式建筑形制。其典型作法是在方形平面的四边发券，在四个券之间砌筑以对角线为直径的穹顶，仿佛一个完整的穹顶在四边被发券切割而成，它的重量完全由四个券承担，从而使部空间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第四个特点是色彩灿烂夺目。用大面积地用马赛克或粉画进行装饰，在色彩的使用上，既注意变化，又注意统一，使建筑部空间与外部立面显得灿烂夺目。在这一方面，拜占庭建筑极丰富了建筑的语言，也极提高了建筑表情达意、构造艺术意境的能力。 谈到拜占庭建筑，就不能不谈到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因为它不仅综合地体现了拜占庭建筑的特点（包括风格特点），而且也是拜占庭建筑成就的集大成者。 这座教堂的整个平面是个巨大的长方形。从外部造型看，它是一个典型的以穹顶大厅为中心的集中式建筑。从结构来看，它有既复杂，又条理分明的结构受力系统。从部空间看，这座教堂不仅通过排列于大圆穹顶下部的一圈40个小窗洞，将天然光线引入教堂，使整个空间变得飘忽、轻盈而又神奇，增加气氛，而且也借助建筑的色彩语言，进一步地构造艺术氛围。大厅的门窗玻璃是彩色的，柱墩和墙面用白、绿、黑、红等彩色石拼成，柱子用绿色，柱头用白色，某些地方镶金，圆穹顶都贴着蓝色和金色相间的玻璃马赛克。这些缤纷的色彩交相辉映，既丰富多彩，富于变化，又和谐相处，统一于一个总体的意境：神圣、高贵、富有。从而，有力地显示了拜占庭建筑充分利用建筑的色彩语言构造艺术意境的魅力。这座建筑也就当然地成为了中世纪，乃至人类建筑史上璀璨夺目，光耀千秋的杰作。 二、罗马风（Romanesque）建筑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建筑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他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类型，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不同时期反映不同的内容，古典主义时期，主要反映了宫廷文化的内容，同时也反映了一定的民族特点。 一、中国传统建筑整体特点： １．守成： 建筑作为一种社会性很强的特殊造型艺术，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人们一开始往往很直观的从他们的立面形式和平面组合上来感受他，认识他。 中国古建筑和古老的中华文化差不多是同步发端与发 展的，有着极悠军的历史，极稳定的系统。讲到中国建筑文化的稳定性；在世界艺术史上恐怕找不到与之匹敌的第二家，他与变幻不断，风格个异的西方建筑文化正好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有些西方史学家认为，“中国生活方式一贯的主要特点就是传统主义和反对改革，他们的建筑史最生动的证明了这一点”，这一观点基本上是客观的。“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中国古人行为的准则。尊重祖宗，恪守祖制的思想，要求对先前的建筑形式，结构技术不要多去改动，所以我国古建筑史上就不可能发生西方那种风格的变化和技术手段的更新。在建
筑立面形象上，从秦到清代的两千余年中，台基，柱子加斗拱，大屋顶这三段式的基本造型依然如故；在平面组合上也往往不分使用要求，都以单体和院落沿地面向外扩展，形成层相套的院落。 梁柱组合的木构框架从上古一直沿用到清代末期，这也是我国建筑文化系统稳定与守成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事实上，对于木材易腐烂，不坚固，又容易引起火灾等弊端，古人早有认识，而且随着工具的改进，我国古代的石结构建筑技术也并不亚与同期的西方国家。但是当古埃及，古希腊的重要建筑都逐渐以石材代替木材时，这种替代却没有在中国古建筑中发生。因为中国之所以习用木材是缘与阴阳五行的传统观念，而传统是不好随便更改的，所以到了明清时期，长期的采伐使中原地区的森林消耗殆尽，连修缮宫廷也缺乏可作柱，栋的大料，这时宁可将小料用铁箍拼合，也不屑以石代木，体现出对木材的无比深情以及对传统的严格恪守。２．协调： 我国传统的建筑文化，由于受到儒道佛“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历来主张顺应自然，从未有过如西方视建筑为永恒，不朽，纪念物的思想，当然也就谈不上与自然抗衡了。在古代先民眼中，建筑也如同其他日用品一般，需要不断更新，进行新陈代谢，要与自然保持和谐。 中国建筑不欲以自然和人工来竟久存，而是与自然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