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尼亚伍恩,文化产品和世界贸易组织【外文翻译】

本科毕业论文外文翻译

外文题目：Tania V oon , 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出处：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作者：J. P. Singh

译文：

塔尼亚伍恩，文化产品和世界贸易组织文化有不同之处。我们都知道并且接受文化产品和服务与其他产品不同，这些不同及其产生的影响改变了合作的范围程度。也许过去二十年最激烈的争论是关于国际贸易的不同的含义。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不同”性质是否为贸易保护主义做了辩护？如果是这样，辩护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我们如何取得成功？这是否是本着提问的精神，正如塔尼亚伍恩那周到实用的书的开篇，乔尔认为贸易等一类问题左右着自由化及其他想达到的一些目标。

塔尼亚伍恩先通过评估和接受文化产品和服务对文化认同和其他社会价值观非常重要，然后转向那些已经制定颁布并用来保护文化价值观的国际措施。她发现，世界贸易组织或者它的前身关税贸易总协定，以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现存使用的一套措施在解决贸易和文化价值观方面存在歧义和不足。她指出，任何协调贸易中的文化价值观有意义的行为必定来自世界贸易组织。她宽泛的政策指示从这些措施的调查中凸显出来是非常直观的：为了生产独特的文化内容或为文化的多样性保护文化工业，但要小心，采取的保护文化工业方面的措施是否只是对他们自己的目的或限制贸易有经济意义。换句话说，文化和贸易是兼容双面性的而不是敌对不相容的。

塔尼亚伍恩指出“政府干预的理由是以文化产品自身更可能承受而不是责难美国文化产业的主导地位的这一特性为基础”（第248页）。她在最后指出“国际贸易新的规模使得全球文化同质化变得有意义。”对文化产品的特殊性质进行干预的想法是恰当的，维护和促进自身的产业而不是去责难别人的，制定措施帮助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是仅仅限制贸易。伍恩也强制性地通过产品来体现保

护和促进社会和文化价值。她没有明确阐明保护是不必要的（考恩，2004年）或者所有的文化产品是混合的（甘克里尼，2005），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无视或免受保护，但她试图要超越自由贸易对文化的保护或反对之间的界限。

然而，解决贸易和文化分歧的方法可以单独地以这些产品的特殊性质为基础并且不依靠“责难美国文化产业的主导地位”，这一方法从经验上来说是有疑问的。限制文化贸易的案件已经做出并且将直接或间接地继续参照美国的主导地位。事实上，上面第248页的引用表明这一切太清楚了。好莱坞是一个最新样式的城市，它的文化贸易是其贸易的全部。它为集体行为政治提供了一个框架，即成为贸易政策措施的基础。当法国前文化部长杰克朗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1986-1994）警告达拉斯时，他引用了好莱坞的例子。不过，伍恩下面强调的是对的：“如果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文化政策措施不能真正的激发所期望的保持或促进文化的积极性，这是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反对接受或提供特殊待遇的强有力的理由”。

此外，伍恩发现，伴随着清晰易懂的国际贸易法、无线事物协议的各种含糊矛盾的条款以及它的前身关税贸易总协定，特别是文化产品是一项物品还是服务仍然不清楚。例如，关税贸易总协定第四条，将其转入世界贸易组织商品协定，允许屏幕配额，这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是不允许的，现在掌管着大多数视听产品。关税贸易总协定第二十条（一）为公共道德和持续提供免责条款，第二十条（六）保护国家保障，但是只有前一条款写入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第十四条（一）。同样的，与货物贸易不同的是，也没有运行中的关于补贴和政府采购业务的条款。换句话说，货物贸易考虑到法律和现实中的补贴等问题（如农业补贴），服务贸易没有这样的说明。由于货物贸易比服务贸易的管理更清晰，伍恩的结论是：“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下成员国可能接受文化产品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条款，但是如果他们真的使用这种无限制的条款，他们可能比在1994年的关税贸易总协定下更受限于增加补贴，而且他们的屏幕配额没有一个舒适的豁免”（第118-119页）。

我同意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不确定性和说明仍然是令人担忧的，要补充的是，在世贸组织中制定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则的工作小组目前关注的是政府采购、补贴及保障措施。然而，还应该指出的是，音像条款由于这些原因已经比即将到来的要少。总的来说，这些不确定因素并没有阻止128个成员国对旅游业这样的部门许诺，旅游业在其文化方面关于音像的只有29个承诺。伍恩的

观点随后提出，起草如电信或航空运输等服务行业的附件引出一个回避性问题：为什么对这些行业进行磋商会导致附件和行业协议？如上所述，我认为从好莱坞感知的威胁已经止住了成员国对音像行业做出承诺的路。

伍恩该书的第二部分致力于在未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争论的解决，或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的国际组织或世界贸易组织自身，来发展改革。伍恩表明，维也纳公约关于协议的法律允许世贸组织专家小组和上诉机构利用国际惯例法允许世贸组织法律与文化价值观相交的解释。不过，她指出，上诉公司保持谨慎的态度小心地策划约定不属于世贸组织成员。伍恩表明，如果上诉公司在将来会考虑这些约定，一个宽泛的且有说服力的基本原理会在文化权利方法中发现，通过联合国人权声明和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做出明确的表达。不仅这些公约会有助于把重点集中到文化多样性及对其内容的焦点上来，而且他们可以通过不限制言论和创作自由增强贸易。这个方法值得赞赏，但不知道如何使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将为上诉公司接受由世贸组织配合和贸易有关的人

权问题等需求，这很难解释人权、环境、生物多样性甚至社会政策。伍恩使用判例法来表明在各种争端中上诉公司的确已经引用这些协议，但要补充的是，这个渐进的方法很缓慢且需要谨慎。

在探索世贸组织以外制定另外一个协定的可能性上，伍恩引用2001年联合国价格稳组织声明文化多样性政治宣言的迅速崛起以及在2007年生效的2005年有关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多样性的公约。法国和加拿大领导文化部门和组织之间的联合政治。最终的条款反应了这些联合整治和集体活动。法国和加拿大政治的反对派也很重要，虽然伍恩只是顺便提及这些，并且导致淡化在第20、21条中的“与其他法律文书的关系”，第20.2条注释：“本公约的任何修改，应该为其他任何条款中的权利和义务的缔约方解释为缔约国”（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评论家在阐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条协议“非常到位”时这项条款经常被引用。然而，正如伍恩指出的，该协定的生效将会在未来为文化产品的国际管理所引用。我要补充的是，就其本身而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的吸引力在于它的条款的政治和规范力量，而不是其合法性。

在以一个富有创意和政治导向性的题目“改善现行的世贸组织协定”命名的章节中，伍恩寻找一项可能与世贸组织条款具有较大一致性而不是提议一项重大改变的微型地区。条款的较大调整将考虑到文化多样性的促进和保护，而舍弃不必要的贸易限制。她指出，屏幕配额条款能够纳入关税贸易总协定，但

同时有一份停止和回滚的协议，因此它冻结了现有的配额。她还建议沿着航空运输、通信及金融服务增加附件。该附件会为各国家提示正当的途径，通过补贴（限于金融，非关税措施）、最惠国免税额、屏幕配额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某些特权。伍恩推测，如果该附件是明确的，目前关税贸易总协定通货方面“自下而上”的或确切的列表方式将不再需要。取而代之的是，所有的文化产品将被受到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在我看来，这种能让世贸组织成员国接受至上而下的否决单方式的附件将会更多。肯定列表方式可能是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反美服务联盟最有意义的一次胜利，期间发展中世界在欧共体找到了支柱(辛格，2008)。

我曾经听一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说到，当他面对难以抉择的政治问题需要妥协让步时，会让律师离开房间。同样的，视听体系中谈判绿灯（或世贸组织的绿屋项目）的任何改变不会来自伍恩概述的微观法律措施的感知功效，但是，至少在世贸组织中大多数强硬派中的政治志愿者又一次开始视听谈判。建议先试着使视听成为2000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一部分，然后，多哈回合会议失败，虽然他们的起始前提与伍恩的前提相同，也就是说，文化产品的性质有一些特殊和不同。尤其是在瑞士的交流（2001年世贸组织会议）提出的调整目标与伍恩的很相似：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补贴的解答，公共道德的免责条款等。当这个提议发布时法国政府官员极力反对。该提案的失败并不在于它的效力，而是它可能在政治上对视听可行的建议。

总体而言，伍恩试着通过将文化定义在广泛演变的国际法律中，来寻找一种实用的方法解决贸易和文化的争辩，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它仍然尊重法律。如果像欧盟和加拿大这样的成员国在世贸组织中反对谈判视听问题，那么伍恩的措施会非常有效，但是顽固的政治反对派阻碍该问题有效地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