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文化与民间风俗

壮族文化与民间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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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壮族族源及社会历史的发展

（一）壮族是华南——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

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现有1700多万人（2001年），其中，92%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其余分布于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湖南省江华县清塘壮族乡和贵州省从江县的几个壮族乡境内，尚有少部分散居于全国各地，形成大聚居小分散的分布格局。

壮族是一个据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她源于我国南方古代百越族群中的西瓯、骆越部族。“百越”亦称“百粤”，是越族支系众多之意。据《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其中，先秦时期分布于华南——珠江流域的是西瓯、骆越部族，秦汉时又有“南蛮”、“蛮越”、“蛮夷”、“蛮僚”、“蛮里”之称。清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僮（壮）即旧越人也。”

实际上，古籍中如《礼记》所说的“南方曰蛮”、《汉书·地理志·南蛮传》等冠以“蛮”字的族类名称，只不过是用音译汉字所记而并非“野蛮”之字义。壮人旧时自称“布蛮”，讲壮话叫“讲蛮”。壮语“蛮”（国际音标ban）含耕作区、居住地、家之意。在与壮族同源的泰语、老挝语中，就保持着“蛮”的原义，“回家”叫“贝蛮”（bai ban）。壮语的“蛮”（ban ）,作为地名又写作板、曼、晚、番等近音字，现多指称“乡村”，这是在出现城镇之后的泛称。广州古称“番禺”（ban yon），就是秦末汉初佗建立的以越人为主体的南越国都城。对汉文古籍中作为族称的“蛮×”的误解歧义，应当加以澄清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壮族的先民就以瓯邓、桂国、苍梧、产里、乌浒、俚、僚等名见称于古籍，宋代始在局部地区出现“撞”、“僮”的称谓，明代又有“亻良”、“仲”等类称。这些名称，大都被封建统治者加上反犬（犭）旁予以侮辱和歧视。据明末清初方志记载，当时广西人口的民族比例是“僮（壮）七民（汉）三”。可见“布僮（壮人）”的分布相当广泛，而自清中叶以后至现在，倒过来变成“汉七壮三”了。但到民国时期，孙中山只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荣”，壮族仍得不到承认。20世纪50年代以前，壮族有布僮、布依、布越、布雅依、布僚、布曼、布傣、布托、布陇、布沙、布央等20多种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调查识别，并遵照本民族的意愿，统一族称为“僮族”。1955年成立桂西僮族自治州，1958年成立广西僮族自治区。因“僮”字一般念作“同”音，为避免把“僮族”误念为“同族”，1955年经周恩来总理提议，改为“壮族”。

自古以来，壮族及其先民就在华南——珠江流域生息繁衍。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它的西北部是与云贵高原的余脉，北部有五岭山脉横贯，中部的两广丘陵和众多的孤形山脉绵延其间，山岭之间河流纵横，有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左江、右江、邕江、柳江、漓江、桂江、西江并与北江汇聚，形成了珠江水系。珠江流域属亚热带气候，夏季炎热，春季多雨，雨热同季，有利于动植物的滋生繁殖及生物多样性格局的形成，同时，广西又是世界最大的喀斯特地形地区，溶岩洞穴遍布，从而就为可供原始人类丰富的生活资源和栖息繁衍的优越

条件。

椐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资料，壮族地区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10多处，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100处之多，有可能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在80万年以前，百色盆地己有古人类活动，他们创造的手斧等大型石器世界著名。1958年在广东曲江发现距今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古人类“马坝人”化石；1956年和1958年，先后在广西柳江县新兴农场发现5万年的“柳江人”化石和来宾县发现3万年“麒麟山人”化石；1973年在桂林郊区甑皮岩，发现距今1万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骨骼和生活遗址。这些古人类在体质特征上，继承了马坝人、柳江人、麒麟山人三个遗址人类的特点，表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种己经形成。我国古人类学家认为，柳江人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即黄种人）的一种早期类型，为迄今在我国以至东南亚发现的最早的现代人的代表，对探讨人种起源有着重要意义。

经考古专家和体质人类学专家将广西现代壮族人的体质特征与柳江人、甑皮岩人、（广东）昙石山人和河宕人等进行比较研究，二者在最小额宽、垂直颅面指数、面角、眼眶指数、鼻指数等方面十分相似，同时将所得的数据与甑皮岩人和柳江人的骨骼进行比较，认为“现代壮族在其体质形成过程中，与岭南地区和东南亚某些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而其根源似乎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见李富强、朱芳武著《壮族体质人类学研究》一书）这充分表明，生活在华南——珠江流域的壮族及侗族等，与这些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原始居民。

其实，“壮族”壮语叫“布爽”。“布”为“人”义，“爽”意为“洞”，即“岩洞”的简称。“布爽”意为“住在岩洞的人”，是因古时“以岩穴为居址”而称的。壮族是上述这些原始人类的后裔，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还有不少群体仍沿袭过着天然岩洞穴居的生活。如《隋书·南蛮传》记载：“南蛮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襄、曰俚、曰僚、曰托，具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至今壮族民间还有岩洞祟拜的习俗，保留着对其祖先原始栖息居所的深厚情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壮族与这些古人类在生活习性上的传承关系，为原住民族的又一佐证。

综上所述，壮族及同源的布依族、侗族、仫老族、毛南族、水族、黎族等，史学界称为“壮侗语民族”，是最早生息繁衍于华南珠江流域的民族群体。自秦汉以后，汉族才逐步进入这一地区，并融合了部分壮侗语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成为今天华南——珠江流域人口最多的民族。大约是在唐宋时期，苗族和瑶族才进入这一地区；大约在宋元时期，回族才进入这一地区；到明代，京族、彝族和仡佬族才进入这一地区，从而形成了华南珠江流域聚居着壮、布依、侗、水、仫老、毛南、汉、瑶、苗、回、京、彝、仡佬等13个民族的历史格局。

（二）壮族社会历史发展经三个阶段。

壮族社会经历了先秦远古时代的自主发展、秦汉至民国时期在中央政府治理下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处中生存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区域自治三个阶段。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遣50万大军南征，西瓯君吁译宋率部众顽强抵抗达八年之久，史称“秦瓯之战”。秦兼并岭南后，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纳入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之下，同时迁来一大批华夏族人“与越杂处”，对促进岭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秦灭亡后，秦将赵佗雄踞岭南，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实行尊重

越俗、“和辑百越”的政策，越人贵族吕嘉在南越国中掌握实权，南越国实际上是以越人为主体的汉越联盟的地方政权。公元前111年，汉武帝遣兵平南越，史称“汉越之战”，历93年的南越国灭亡，在岭南设苍梧、郁林、合浦、南海、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九郡。自此，壮族先民社会发展已纳入封建王朝统治的轨道，但仍采取“以故俗治，毋赋税”的特殊政策，直到东汉时，越人的社会结构仍大体依旧。

唐代，岭南东部地区已逐步封建化。而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社会发展相对缓慢，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设置羁縻制度，仍任命当地民族首领进行统治。

宋元时代，封建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分别授予壮族首领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峒等官职，世代承袭统治其民。土官既是辖区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土地的占有者，被称为“波那”或“召那”，意为“田地之父”、“田主”，即农奴主。他们把田地分给境内的“勒那”，意为“田仔”即农奴耕种，以获取劳役地租。至明代，这种“以夷治夷”政策和封建领主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自明朝中叶以后，土司制度己经发展到与中央封建集权制相矛盾和阻碍壮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地步，为了加强统治，朝廷利用土官犯罪、争袭、扩张等机会，废黜土官，废出土官特权，推行“改土归流”，即以流官取代土官统治的政治措施，实行与其他地区相同的各项政策，封建制度在壮族地区逐步确立，直至清代末年，壮族地区的土司基本改流完毕。由于统治阶级长期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同化政策，直至民国时期，壮族都不被承认为一个民族，只被当作“讲僮（壮）话的汉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壮族被承认是一个民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壮族苗族自治州相继成立，1962年建立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乡，散居于广东、湖南、贵州等乡镇一级的壮族地区也建立了自治乡，使壮族人民享有民族平等的地位和权利。从此，壮族进入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时代。

二、壮族原生型文化形态及其主要特征

一提到壮族文化，在大家的印象中自然以歌仙刘三姐、歌圩、花山崖壁画、铜鼓等文化样式最为深刻，而对其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下形成的民族文化生态系统，就可能鲜有认识了。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是人类的一种生存形态。这就须要以文化生态学的视野来观察和探析不同地域的文化特性及文化模式的起源，才能从整体和实质上了解壮族文化的特定性。

文化生态学着眼于文化活动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强调“生产——经济”类型对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各民族因其所处的不同自然环境，有着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性文化表征，显示出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故此，这些富有鲜明个性的不同的文化特质，就成为区别民族的主要标志。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壮族，就是以她原生态的特定性文化，成为一个与其他民族相对而存在的人们共同体。

壮族的原生态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其主要形态及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形成自成体系的“话壮”（壮话）的民族语言文化。

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活载体，是维系民族存在的重要纽带，也是人们区别不同民族的最明显和最通常的标志之一。壮族是土著民族，壮语与壮族文化同源共生，壮族的文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当中。早在先秦时期的远古时代，壮族先民就创造了自成体系的语言文化。壮语分南北两大方言，但语音、语法结构基本相同。按照传统的语言谱系树理论模式，把壮语划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泰语支。但我们通过对语音系统、基本词汇、词序和结构理据、认知思维方式等语言本质问题进行深入比较研究，认为壮语所属的壮侗语集团与汉语缺乏同一性，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是：有关天地山川、动植物、人体器官、亲属称谓和农耕生产等基本词汇的语音没有任何对应关系；在语法结构方面，壮语一般是中心词成份（A）在前，修饰词成份（B）在后。如壮语说“鸡公”（A+B），汉语是“公鸡”（B+A）；壮语说“肉猪”，汉语是“猪肉”；壮语说“家我”，汉语是“我家”；壮语说“走先”，汉语是“先走”，等等。这表明壮语的词序结构与汉语的词序结构是逆向反差，认知思维逻辑形成了“A+B”和“B+A”两种模式，两者之间不是发生学上的关系，而是后来经接触而产生互相影的关系。（择举汉语、粤语与壮语的互借词例说明）

据考古发现，在华南——珠江流域商周时期的陶器上就有不少刻划文字符号，说明在自主发展时期，壮族先民就已经试图创造本民族的文字。秦汉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入和影响，壮族先民便转向借用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仿造出表达壮语音义的古壮字，或称“土俗字”、“方块壮字”。它产于唐宋而盛于明清，有不少抄本仍在民间流传，虽未经统一规范成为正式的民族文字，但它在传承壮族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举例说明）

（二）形成以“那”（水田）字地名为表征的“那”（稻作）文化。

人们来到壮族地区，会发现有许多冠以“那×”（或“纳×”）的地名，如：“那坡”、“那马”、“那毕”、“那塘”、“那波”、“那灵”、“那劳”、“那楼”、“那板”等等，感触到别具一格的地名文化景观而又一时觉得不解。其实这些地名，为壮语的“中心词+修饰词”的构词方式的汉字音译。所谓“那”（壮文naz ）意即“水田”。以上列举的壮语地名词义按顺序分别是：“坡地的田”、“养马的田”、“养鸭的田”、“塘边的田”、“有泉水的田”、“缺水的旱田”、“大田”、“我们的田”、“村边的田”。过去许地方的壮族自称为“布那”（壮文bouz naz）。“布”为“人”之义，“那”即“水田”。“布那”意为“耕田种稻的族人”，即稻作民族。壮族及其先民自古以来据“那”（水田）而作，依“那”（水田）而居，以“那”（稻作）为本。正如俗语所说：“耐南眉巴，耐那眉考（糇）。”意即“水里有鱼，田里有稻。”便是他们生活理念的写照。生产方式决定文明类型，而“那”字地名也就成为研究壮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亦是我们了解壮族文化特质的切入点。

壮族及其先民居住的华南——珠江流域，地处亚热带，雨量充沛，河流纵横，植物繁茂，气候适宜于农作物生长，大多为丘陵缓坡及河谷盆地，同时，又是人工栽培稻的祖先种普通野生稻的故乡。据调查，普通野生稻遍布于广西的40多个县市。这种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就使壮族先民将普通野生稻驯化为人工栽培稻便成为可能。就是说，特定的自然环境给壮族先民选择了从稻作生产步入农耕时代，提供了以“考那”（又称“糇那”）即稻米为主食的生活资料，以“那”（稻田）为主体的劳动对象，由此奠定了他们开创并逐步走向完善的、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民族的历史进程，遂而形成了以稻作农业生产为本源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审美认识及价值观念，构成了以“那”即稻作文化为核心文化的地域性

文化群落和观念体系。

据考古学资料，从距今年约1万年的桂林“甑皮岩人”己会制作陶器和饲养家猪来看，他们早就过着定居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在相连地域的湖南道县玉蟾洞和广东英德牛栏洞，分别发现了12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炭化稻谷；在广西资源晓锦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亦发现4000年的炭化稻谷。而这些地方均是古西瓯、骆越故地，亦是“那”字地名分布的临界地区，可见其稻作生产历史之久远。此外，在广西邕江上游一带发现多处距今约4000千年颇具规模的大石铲遗址。这种由双肩石斧发展而来原为稻作生产工具演化成为一种美观精致的大型石铲，其造型犹似硕大的男子性器平面构图形象，出土的石铲全部呈刃部朝上，为数十把圆圈组合排列状，显然是一种祈求丰稔的神器祭品。其意味着将朝天的特制阳器插入田地中，便可促使大地丰收。这不仅反映了新石器时代西瓯、骆越地区的稻作农业发展己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而且，标志着他们源于稻作生活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创造，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壮族地区独特的石铲艺术，成为一种祟尚“那”（稻作）意识的物化具象性的文化形态，学术界称之为大石铲文化。

再从观念文化形态来看，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产物，属原生态文化产物。在壮族的创世神话和民间宗教麽教经典《麽经布洛陀》中，就记述有男祖神布洛陀和女祖神米六甲创造天地万物、安排世界之后，又教人们采来“野谷”垦“那”（水田）播秧，又在野外“造牛”（驯化耕牛）的艰辛过程，从而改变了初民原先“吃野果像猴子”、“用山石来犁田，用长石来耕地”的生活生产方式。这实为对其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创造稻作农业生产的朦胧记忆。而壮族原有的岁时节日民俗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稻作生产周期来开展，并以祷祝丰稔为主旨，其表现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浑然一体的活态文化事象。

同时，在壮族原生型的传统文化形态中，都蕴含着稻作文明类型的性征。如以宁明花山为代表的左江流域崖壁画，是骆越人的旷古杰作，其主体形象及群体舞人，均为统一规整的立蛙变体的舞姿造型；“骆越铜鼓”早在汉代就闻名于世，广西出土的北流型和灵山型铜鼓，鼓面上均铸有数对立体饰蛙，被奉为“鼓精”。这无疑是壮族先民祟蛙意识的艺术表现，其导源于对雨水的祈求。种植水稻尤其仰赖于雨水浇灌，“农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时代，壮族先民对“青蛙叫，雨来到”的自然现象感到十分神秘，认为在彷佛天地呼应之中，青蛙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于是视之为沟通天地之间的神灵——上天雷神派到人间专管雨水的使者。遂将青蛙奉为保佑物质生产和族人繁衍的图腾圣物而举祭，群体扮蛙起舞以娱神，称铜鼓为“雷鼓”，并在春节敲击铜鼓祭祀“蚂拐”（青蛙）祷祝风调雨顺、稻谷丰收，今遗风犹存。凡此，都是作为古老稻作民族的壮族及其先民源于生产生活实践和实用功利追求的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及民族心理的特定的形象体现和文化符号。

综上所述，在文化生态学视野中的壮族文化系统，其以“那”字地名为表征及其稻作文明类型内涵，从整体上显出区域性文化的个性特质，故我们称之为“那文化”。它成为壮族这一人们共同体的鲜明标志，亦表明他们是创造亚洲稻作文明的民族之一的历史印记。

不仅如此，更为意味深长的是，打开亚洲地图我们会惊奇发现，从中国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到广西、云南南部，延至东南亚的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北部的半孤形地带，也都分布着许多冠以“那×”或“纳×”的地名，其中尤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最为密集，构成了南亚大陆独有的地名文化现象，而且这些跨境连片的冠有“那”或“纳”字地名的构词方式及语义与壮语相同，均为源于意为“水

田”的地名称谓。据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表明，壮族与东南亚上述诸国的侬族和岱族、老族、泰族、掸族等在历史文化上有密切关系，为同源异流的稻作民族。她们母语同源，语言学界称之为“台语”，均称稻、米、饭为“考”（或“糇”），有自成系统的相近互通的有关水稻耕作、生产工具的词汇和稻作节日及生活习俗，构成了一个“那文化”圈。

〔本人曾发表《从语言上看壮、老、泰的历史文化关系》、《从地名比较看壮族与泰族从同源走向异流》等论文，合著《壮族》在泰国出泰文版；泰国学者编有《壮族：泰族的古老兄弟》和《从广西、云南到兰那》画册；中泰学者合作《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共5卷。泰方学者在“结论”中认为：壮、泰民族本是“同源”，后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各自特色，产生并行发展的“异流”，并最终成为了两个民族。他们明确指出：“台语民族（注：包括壮族和泰族）共同起源于百越民族集团中的西瓯、骆越。这些地方包括：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北部红河口三角洲。”〕

（三）以铜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

壮族地区的青铜铸造业发端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铸造的器物除了早期的钺、斧、镞、镦外，不有刀、剑、矛、钟、鼓、鼎、铃、人首柱形器、叉形器等，形制和装饰图案丰富，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铜鼓。鼓壮语叫“咽”，意为“可闻其声”。铜鼓产生、流行于中国的西南和岭南地区，其出土分布，东到广东省的北江以西地区，西至缅甸，北到四川省大渡河上游，南至印度尼西亚苏亚腊岛，形成了南亚环太平洋的铜鼓文化圈，范围与“那”文化圈相互交错。

中国是世界上出土铜鼓并收藏铜鼓最多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壮族聚居的广西出土和收藏的铜鼓特点最突出。主要表现

一是分布密集。广西的大部分县都有铜鼓出土。二是类型齐全。包括最早期的铜鼓——万家坝型铜鼓在内的八大类型在广西均有出土。三是收藏量最大。全自治区馆藏铜鼓500多面，占全国收藏总数的1/3，其中，仅自治区博物馆入藏的铜鼓就有360面，民间收藏的铜鼓，登记在册的就有1400多面。被称为“铜鼓之王”的面径1·65米的大铜鼓也在广西出土，广西堪称“世界铜鼓之乡”。四是工艺奇巧。铜鼓高峰期的代表类型——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都是壮族先民的杰作。铜鼓用模型浇灌，鼓身鼓面镂刻船纹、鹿纹、水波纹、云雷纹、羽人纹等各种图案，有的鼓面饰以立蛙。同时，其铸造的铜、锡、铝的合金成份，并将当时视为自然科学尖端的割圆术用于铜鼓面上的太阳纹，制造工艺和造型艺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五是使用广泛。铜鼓制造是壮族先民从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它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作为一种重器，它与中原的鼎具有相同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又演变为祭祀礼器和娱乐乐器。六是历代延续。在上古时代产生的《壮族麽经布洛陀》中，就记述有氏族部落社会后期壮族先民怎样寻找铜源（矿）、冶炼铜并铸造铜鼓的过程。《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南征时“于交趾得骆越铜鼓”。《隋书·地理志》说“俚人并铸”铜为大鼓……有鼓者号为‘都老’（大首领）”。唐宋以降在壮族地区发现和使用铜鼓史载不绝。直到现在，壮族民间还在节庆活动中击铜鼓以助兴，产生两千多年的铜鼓仍然活着。七是全民祟鼓。铜鼓在壮族及蓁无民的观念中是神圣之物，称之为“天鼓”，每年正月初一举行祭铜鼓活动，对铜鼓顶礼膜拜。

（四）以花山崖壁画为代表的艺术文化。

在广西西南部贯穿于龙州、祟左、宁明、扶绥等县市200多公里的左江流域的两岸山崖上，有178处造型古朴、风格粗犷的崖壁画，形成规模宏大的崖壁画长廊。其中，又以左江支流宁明江畔的耀达“岜莱”（壮语：意为“有画纹的山”，译称“花山”）最为壮观。在临江一面宽约220米、高约50米的崖壁上，布满着呈赤色的1900个各种人物、动物和器物图象，其图象之众多、场面之壮观，气势之雄伟，地势之险峻，为国内外所罕见，令人叹为观止，堪称世界崖画之奇观。

左江崖壁画绘于战国至东汉时期，采用线条平涂、简练抽象、夸张变形的手法，以腰佩环手刀的高大的人物形象为中心，所有人物均为剪影式的立蛙造型，一队朝高大人物举手投足，群体欢歌狂起舞，周围绘有铜鼓、羊角纽钟、鸟、犬等图象，场面庄重热烈，充满神秘感而富有独特的艺术韵味，体现了壮族先民骆越民族杰出的艺术创造才智，成为旷世的不朽之作，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关于花山岩壁画所反映的内容，历来众说纷纭，文献记载中古人说是“鬼影”；民间传说有许多神奇的故事；研究专家各抒己见，有祟蛙求雨祭典说，有蛙图腾部落入社仪式说，有庆祝战争胜利说，有文字符号说，再就是古人怎样在悬崖峭壁上作画，甚至有人猜想它是外星人所作，等等，成为神秘难解的千古之谜。

（五）以《布洛陀》（智慧祖神）为代表的神话文化。

古代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是原始人的想像力将自然力人格化，凭借自己的想像去说明天地万物的起源、变化、发展、原因和后果，用想像力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展现他们的原始世界观的产物。

壮族先民在氏族部落社会阶段，就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神话体系。其中，《乜渌甲》叙述了祖母神乜渌甲（含“母孕子”之意）从花中出生和人类的来源。她孕育创造了人类，是一位伟大的生育女神，为母系氏族部落时代的主神。《布洛陀》叙述了男主神布洛陀（含“全知全能”之意）创造天地万物、安排生业，使世界和社会和谐有序的功绩，为父系氏族部落时代的主神。布洛陀初始可能只是一个强大部落的祖神，后来在部落联盟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因而其所祟奉的祖神也就“联盟”化为民族及同源民族的祖神，后来便发展成为珠江流域原著民族的人文始祖。

在布洛陀神话的基础上，孕育产生了创世史诗《布洛陀》，是史前时期壮族先民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包含远古壮族祖先的生产斗争、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原始宗教、原始观念，以至原始社会崩溃过程等丰富的内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开始分化，原始公社逐渐瓦解，部落联盟和国家雏形逐步形成，各部落的交往日益频繁，彼此交融形成了体系神话。如《特康射太阳》、《布伯》、《盘古》、《岑逊王》、《莫一大王》等等。这些神话故事显示了父权时代男子的辉煌业绩，为军事民主制时代的部落首领和英雄人物的艺术典型，亦是民族精神文化的最初记录。它标志着壮族先民在自主发展阶段已是跨入文明门槛的文化民族。

（六）以鸡骨卜和麽教为代表的原始宗教文化。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主活在万物有灵为观念的支配下，各种宗教行为，实际上是这种古老的信仰观念的表现。占卜术，是最古老的宗教法术形式。中国北方商代甲骨卜盛行，周代出现卜卦专书《易经》，在观测天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占星术也随之兴起。而在先秦时期，南越的瓯骆人则祟尚鸡卜，壮语叫“诺鸡”，即鸡骨卜。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是时既来南越，直人通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皆见鬼，数有效……’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乃用焉。”《史记正义》称：“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目骨，上自有孔，裂似

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有关鸡卜之术，在宋代任桂林通判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有详细记载。在壮族民间中至今仍流传有多种《鸡卜经》抄本，壮语叫“司诺鸡”，绘有壮语名称的鸡卜卦象达480幅。由此可见，曾为汉武帝所推崇的鸡骨卜自成体系，历史悠久。

先秦时期的瓯群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在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的自然祟拜、神话体系和鸡卜占术的基础上，由越巫发展产生了以祷祝神灵禳解的“麽”教形式。“麽”含喃诵经诗、通神祈禳。原始宗教无主神，由巫觋施法卜测吉凶。麽教则祟奉创世神布洛陀为至上神和教祖，有整套的法事仪式和相应的一系列原为口头传承的五言体押腰脚韵的祝词，后来用古壮字记录传抄的“司麽”，即“麽教经书”，简称“麽经”，由“布麽”（麽公）举仪祷请祖神布洛陀，宣规明理，禳灾降福。麽教属原生态的民族宗教文化，反映了上古时代生产力极端低下的社会里，人们寄托并借助神力来调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虽然它在发展过程中渗杂了一些道教、佛教和儒家的神祗和观念，但其中的基础和主体，包括语言、内容、观念、仪式和功用，仍保持着原生态的民族宗教文化的本质特征。现已将从民间搜集到的29种“麽经”抄本汇成《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共8卷500万字）出版，这对研究壮族氏族部落时代及其后来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和哲学思想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和关注。

（七）以宇宙“三盖”（三样）说和万物“波乜”（公母）观为基础的朴素哲学思想。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体验和生产实践过程中，观察了解天地万物的产生和变化，逐步产生了朴素的哲学思想观念。从流传下来的大量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壮族先民不仅对天地万物的起源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解释，形成了壮族原始哲学的基本观念。如神话《天地分家》认为，天地万物产生于大气团。从前天地没有分家，先是旋转着一团大气体，渐渐地越转越急，变成一个象三黄鸡蛋的物体后来爆开变为三片，一片飞到上边变为天空，片沉到下边河海，中间一片成为大地，形成了天、地、水三样自然物体。这就是壮族先民构造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宇宙结构的著名“三界”说。同时认为，上界的天住着神灵，由“布岜”（雷王）管理；中界的地住着人类，由布洛陀（祖神）管理；下界的水住着不矮人，由“图额”（水神）管理。无论民间传说还是麽教经书，都以三界说来描述和解释世界。铜鼓的造型艺术，鼓面的太阳纹、云雷纹、翔鹭纹；鼓身上的羽人纹、鹿纹；鼓足上的水波纹、鹭舟纹，便是壮族三界说宇宙观的形象体现。

壮族先民在生活实践中发现人分为“波乜”（公母）两种性别，动物也分为“波乜”两类，便以自身类比来观察解释自然，认为世界万物都区分为“波乜”两性类别，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联系，万的发展变化都是按照“波乜”相配和作用的规律来进行，形成万物“波乜”（公母）观。如喻太阳为父亲，月亮为母亲；把祭祀的田神称为“波那乜那”（田父田母）；把一天晴一天雨称为“温波温乜”（一天公一天母）；铜鼓也分公母配对来敲击，等等。壮族把“波乜”（公母）二元性作为认只世界、描述世界的一对基本范畴，这已经不是原来的生物学中两性的关系和意义了。壮族万物“波乜”观的原哲学思想，与彝族的万物雌雄观相似，与汉族的万物阴阳观也具相类的性质，只是后者是一种抽象性的概念，前者为形象性的类比思维，具有个性特征。

（八）以“歌圩”为表征的歌谣文化。

壮族及其先民历来以好歌善唱而著称，同时还有节日性聚会歌唱的“歌圩”活动形式，歌谣文化十分丰富。故广西素有“歌海”之称，“歌圩”是集中的表现之说。

“歌圩”壮语北部方言叫“圩蓬”，意为“欢乐的圩市”；壮语南部方言叫“航端”，意为“峒场圩市”。也有叫“隆峒”意即“下峒场唱歌”，或“喔坡”意即“出到坡地唱歌”的。在汉文古籍中，有称之为“浪花歌”、“春圩”或“跳月圩”的。由于这种活动是以相互酬唱形式为主体，每场聚众成千上万人，唱和竟日犹如唱歌的圩市，后来人们把它统称为“歌圩”。它是壮族及其先民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和生产生活环境中，经长期衍变而形成的一种民族传统习俗风尚，自唐宋以来就屡有记载。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不断变化和发展，至今仍久盛不衰，成为壮族传统文化的鲜明表征，并在现实生活中继续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富有生命活力。

一种民俗的生成有着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渊源，作为壮族传统的群体歌唱活动特定形式的歌圩，又是怎样产生形成的呢？各地民间中有许多传说：一为祷祝丰收；二为对歌择婿；三为悼念殉情者；四是因刘三姐传歌。这些传说，出自一种古老的“推源论”，也折射了一定的生活理念和文化心理。据学术界考察研究，有源于乐神和源于对偶婚生活两种观点。

歌圩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虽然以男女欢会和对歌择偶为主体，但它作为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包含着古代壮族及其先民的信仰观念和文化心理。它是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上古时代，出于对生产丰收和自身增殖的企求，以利于生存的必须和群体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混融性的习俗惯制。在万物有灵观念笼罩的原始社会里，初民将自然界的各种事象两性化，认为万物生成均系两性交合作用的结果，并按照这种原始思维，把欢会男女，作为祈福禳灾、促使作物丰收和人畜兴旺的一种特殊手段，属自然祟拜的文化事象。

壮族是古老的稻作民族，生产尤其仰赖于雨水，故在春季开耕之前，把会合男女作为娱神求雨和祷祝丰稔的一种仪式来举行。这在唐代孙光宪的《菩萨蛮》中就有描述：“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明代《说蛮》所说的“春秋场歌，男女会歌为异耳。言会歌则年岁佳，人无疾病”，也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在红水河流域的东兰、天峨一带的壮族村寨，至今还流行在春节期间举行“蚂拐（青蛙）歌会”（又称“蛙婆节”）的习俗。是日清晨，人们敲起铜鼓并纷纷奔向田野四处“请蛙”，把找到的第一只青蛙视为神灵，接着便在“歌主”（老歌手）的主持下，举行隆重的祭蛙、游蛙、葬蛙仪式，节期历时半个月，颂祝蛙神“天女”带来雨水造福人间的歌声贯穿全过程。“敲起铜鼓迎蛙娘，欢歌笑语满壮乡；天女呼唤云雨来，一年四季降吉祥。”接着，来自各村寨的男女青年，便自由对歌连情以致通宵达旦。从这类活动所表现的社会机能及文化现象来看，既是氏族部落原始宗教祭典的遗风，又是传统性的群体歌唱社交集会，为原始仪式处于从“娱神”到“娱人”发展阶段的一种过渡形式。由此可见，“歌圩”的缘起，是氏族部落祭祀活动的产物和演化，成为男女老少都乐于参加的歌唱盛会。这也就为氏族间的对偶婚生活阶段提供了活动场所，并逐步向一夫一妻婚制发展。

其实，为求雨而会合男女在上古代时代是普遍盛行的一种礼俗，这在先秦至汉代的古籍中多有记载。如：“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周礼·媒氏》）；“春旱求雨……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礼，丈夫欲臧，女子欲和而乐神”（《春秋繁露·请雨止雨》）。《诗经》中的《溱洧》篇，就记述了三月上巳（初三）郑国

男女于溱水和洧水之滨欢会杂沓、互赠香草的盛况。明代邝露《赤雅》所记述的壮族地区的“浪花歌”犹同“溱洧之风”：“峒女于春秋时……采芳拾翠于山椒水湄，唱歌为乐，男女唱和竟日，解衣结带，相赠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中秋节。三月之歌谓之‘浪花歌’。”又如清代《武缘（今武鸣）县图经》记载：“答歌之习，武缘仙湖、廖江二处有之。每三月初一至初十，沿江上下，数百里之内，士女如云。”由此看来，与北方“仲春会男女”古俗同源的壮族歌圩，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生产方式和文化心理而世代传承，演化发展成为民族传统的歌唱节日活动，呈现出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形态。

歌圩跨越了漫长的历史时空，从“春祈秋报”的特定歌场向“歌唱为乐”的过渡发展，遂成为一年一度举行的传统歌唱节日盛会。它既是人们以歌会友、以歌连情、倚歌择配的重要场所，亦是赛歌赏歌、求知教育、传承文化的主要形式，壮族的许多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生产知识、道德伦理和歌艺才智等等，就是通过歌圩得以历代传承的。故歌圩既是壮族歌谣文化的表征，又是壮族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亦是壮族诗性思维文化特性的集中表现。千百年来，产生了无数刘三姐式的“歌仙”、“歌王”。歌圩文化培育了他们，而他们又成为歌圩文化的杰出代表，使壮族的歌谣文化不断传承和得到弘扬。还是著名的民间文艺家钟敬文先生说得好：“刘三姐是歌圩风俗的女儿”。她成为歌谣文化的艺术典型而名扬古今，随着一曲“唱山歌，一人唱来万人和；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的优美歌声誉满海内外，让人们对壮乡歌海着迷恋眷，令人神往。

（九）以壮医为表征的医药文化。

壮族及其先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传统性的医药体系。壮语称“依托”，即“土医土药”。壮医药物取自然界，其医疗方法尤以针疗著称。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随着瓯骆先民地区陶瓷文化的发展，壮族先民的陶针疗法逐渐出现，到战国时代已较为流行，并对中医“九针”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据专家对现存的壮医陶针的考证，其针形与九针之首极为相似。壮医药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考古工作者在武鸣马头西周古墓出土两枚精细的青铜针，为壮族先民的针剌用具，结合《内经》“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的记载，说明瓯骆地区是针疗法、九针的发源地之一。两千多年来，壮族先民的针剌疗法和医药整体水平，在当时处于先进行列。壮医药在痧、瘴、蛊、毒、风、湿等病症的防治，以及使用毒药和解毒药、内病外治等方面，曾达到较高的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现已出版了一批壮医壮药的著作，开设有壮医医院，广西中医学院设有壮医药系，壮族的传统医药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三、壮族民间节日文化与信仰习俗

（一）传统节日习俗。

传统的节日习俗，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周期性活动惯例，为各民族生活理念的外化，是行为文化和生存形态的鲜明表征，也是区别民族的重要标志。

壮族是华南——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纪年认知观念和岁时节日的习俗惯制。后来随着汉文化的传播，许多汉族节日习俗也为壮族所认同（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或与本民族的节日融合，使之具有地方性的文化特色（如春节期间的“祭蚂拐（青蛙）节”八月十五举行

有“外囊海”即“邀月娘”等），但同时也仍然保留了不少的民族传统节日风俗习惯。

在壮族的传统观念中，有关“节日”、“节期”的“节”的概念，大都用“根”意为“吃”一词来表达，凡表示岁时节期的词语，都冠于“根”（吃）而称之。例如：春节，壮语叫“根祥”（gwn cieng）,即“吃正月”的简称；三月节，壮语叫“根三勿”（gwn sam nyud），即“吃三月”；“牛魂节”，壮语叫“根昆歪”（gwn goenz vaiz）,即“吃祭牛魂供品”之意；尝新节，壮语叫“根糇莫”（gwn haeux moq）,即“吃新米”；十月节，壮语叫“根糍那”（gwn ciz naz）即“吃田（稻米）糍粑”，等等。这类称谓，当源自到了该季节收获的作物或特制的食品以祭祀、庆祝和品尝，故一律冠以“根（吃）”而称之。据史料记载，古代部分壮族地区迎新岁节日是在当地的稻谷收获季节。如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载：“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俗不知岁，唯用八月酉日为腊，长幼相贺以为年。”“腊”为上古夏历十二月合祭百神之称谓，“腊”之次日为岁首，遂成为秦汉以来的春节岁庆。又《广南府志》载：云南省广南、富宁一带的壮族支系布侬、布沙，在清代仍以夏历十月初一为新年旦日。这一天各村寨举行隆重的社神祭典，喜庆丰收，迎接新年。由于古时壮族是依稻作生产周期和收获季节来定岁时，因有别于汉族的春节而被视为“俗不知岁”。

壮族的岁时节日民俗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稻作生产周期来开展，并以祷祝丰稔为主旨，其表现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浑然一体的活态文化事象。例如：正月有“祭蛙婆”；二月有“祭田峒”；三月有“歌圩”；四月有“祭牛魂”；五月有“祭秧魂”；六月有“祭田公田母”；七月有“祭青苗”；八月有“尝新米”；九月有“送雷公”；十月有“做糍粑”；十一月有“做田祭”；十二月有“包年粽”、“除夕请六畜”等等。这些节日活动，是与稻作农业生产同步相生的风俗习惯系统，其所采取的行为方式及反映的生活理念、价值观念、文化形态和审美倾向，都具有鲜明的稻作文明特质，并为全体民族所认同而世代传承。

汉族的农历是按二十四节气来纪年和开展岁时节日活动的，因此，在汉族的歌谣中，凡是以唱述有关一年二十四节气、四季农事和草木花季为题材的，一般都是从正月到十二月依次开唱，这是按农历季节的周期规律所设定的。而在广西右江河谷流传的著名壮族传统长篇歌谣《嘹歌》的《三月歌》中，则从三月唱起，然后按月次唱到十二月，以正月为歌尾而告结束。这种月序的排列方式，反映了壮族及其先民在历史上自有纪年的认定观念和推计方法。由于壮族及其先民是创造稻作文明的民族之一，在长期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季节的转换主要是观察天象物候的规律性变化，而作为对“一年”的周期的认知观念，往往是与自身的劳动生产活动，即从播种到收获的周期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壮族及其先民按稻作周期的纪年观念。

有鉴于此，《三月歌》以“邀唱三月歌”为发端，亦意味着在右江河谷一带的壮族的观念中，以三月春耕播秧的时节视为一年之始。阳春三月，男女相邀欢会：“二三月花开，满枝遍山坡；花丛枝叶下，出村来对歌。”“二三月谷雨，人人种棉籽；棉籽各自播，交情各自寻。”并通过鸟声蝉鸣等物候的描述来喻意催耕催情。同时又唱到：“二三月过后，撒千五旱谷，播千二水稻，情妹在哪里？”“二三月过后，撒千五旱谷，播千二水稻，今日会情哥。”双方一再表白，过了二三月进入播种插秧大忙季节，那就难于见面了，今天特地来相会对歌。而“三月踏青，男女唱歌互答，以为丰年。”其活动旨在促进“两种生产”，以祈达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祝愿。

壮族的三月歌圩大都是在三月初三举行，是日又是蒸五色糯米饭（又称乌饭）去“拜山”即扫墓祭祖的日子。然而青年男女们俨然是将“拜山”作为踏青对歌的好时机，互相馈赠“乌饭”以交谊连情，为对“两种生产”的热切祈求而酬唱调侃：

男唱：三月三，家家蒸乌饭，女唱：三月三，家家蒸乌饭；

我家没糯米，邀妹对歌玩。爱者赠一团，黑脸莫来玩。

男唱：乌饭香，拿去拜坟山；女唱：乌饭香，拿去拜坟山；

拜祖求女孩，帮妈铲田坎。拜祖求男孩，帮爸去犁田。

这种祭墓求嗣的观念，在壮语南部方言称“墓地”为“地奋”（dieg faen）,即“种子之地”的含义中就有明确的表达。其观念是视祖先墓地为家族或宗族子嗣繁衍的“种地”。由此可见，三月三作为壮族的传统重大节日，是以青年男女唱歌结缘活动为主体，都是出于对大地富饶和生育福祉的强烈愿望。

在纪年历法尚未产生的原始时代，人们对季节岁时的认知观念，主要是凭藉对自然界的物候征兆的观察来推定，当进入农耕时代以后，便在劳动生产的不断实践经验中，逐步掌握了从播种到收获季节的周期规律。《三月歌》中所描绘的农事活动就是按物候征兆来进行的，如：“二三月春到，听见鸟儿叫；鸟声分季节，到时各自叫。”“二三月春到，五鸟分头叫；这只催种棉，那只催秧苗。”“二三月春到，听见蚂拐（青蛙）叫；叫声日渐欢，忙把春耕闹。”“燕子来做窝，农忙季节到”；“布谷鸟叫了，修犁耙赶早”；“二三月耙田，蝴蝶催运肥”，等等。这些都是原始时代对季节认知观念的表现。由于这些物候征兆是按季节变更出现的周期性现象，故人们也就按此而掌握生产周期来进行劳作。壮族称“年”、“岁”为“比”（bi）和“窟”（hop）。其中的“比”（bi）是“掰比”（biep bi）意为“摆动”的简称，原指某种固定悬挂的条状物件有规律性的一次往复摆动，以喻岁时的一次轮替更新；“窟”（hop）原意为圆周、周期，引指岁月的周而复始，如““双窟”（song hop）即“两岁”。可见壮族及其先民关于“比”即“年”的周期概念，是以物候预兆的开耕时节为岁首，并以群体性的唱歌活动即“歌圩”为节庆，这与壮族同源的我国云南傣族及东南亚的泰族、老族、掸族等的迎新年的“泼水节”具有相同的性质和意义。

泼水节是傣、泰、老、掸族系人民辞旧迎新的传统节日，节期是在佛历六月中旬，相当于汉族农历三月清明节后的十天举行，以泼水的方式庆贺新年，互相祝福和预祝丰年。这些民族都是从事水稻农业生产，与壮族是“同源异流”或叫“同根生”的民族，均源于我国先秦时期南方古百越族群的西瓯、骆越部族。其母语同源，均称水田为“那”（na）有关稻作生产的词汇基本近同，民间传统的农耕信俗如祭秧魂、祭田坎、祭牛魂、尝新谷等的观念仪式相类，居住及饮食习俗亦相近，“水里有鱼、田里有稻”是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因此尤其渴望雨水浇灌，互相泼水实质上是一种求雨水仪式，祈盼风调雨顺、稻谷丰收。由此看来，“唱歌互答，以为丰年”的壮族三月三歌节，不仅与泼水节的节期相近，而且具有同样的功利目的，自然蕴含着庆祝新年的原始意义。只是在汉族岁时节庆文化的影响下，壮族又将日期相近的清明祭墓活动亦融入其中。而傣、泰、老、掸族系信仰佛教，并按佛历来推定节期，忌违喧哗而以泼水表示致庆祝福。

《三月歌》从三月开唱而以正月作结尾，就是壮族及其先民在历史上曾按稻作周期纪年的遗存和反映。

总而言之，汉族的农历是根据节气的变更周期来纪年，以正月为“春元”，正月一日为“春节”，古时以立春为“春节”；而壮族及与之同源的傣、泰、老、掸族系则以稻作生产周期的开耕播种前几天为岁首旦日节庆，反映了他们以“那”（稻作）为本源的生活理念和岁时观念。

此外，钦州市的黄屋屯、大寺、新棠和灵山县一带的壮族还有当地传统的岭头节，又叫跳岭头，因其在村边山坡上举行而得名，是一种祭祀性的节庆活动。据明代《钦州志》记载，钦地人“八月中秋假名祭报，扮鬼神于岭头跳舞，谓之跳岭头。男女聚观，唱歌互答。”可见其历史之悠久。当地现在还流传这一节日活动，多在中秋节前后举行。其由特定的组织——岭头队带各种神灵面具（俗称“鬼脸壳”）进行表演，形式主要有“抛偈”（舞蹈）和“唱格”（歌舞）两种，并以鼓乐伴奏。一些地方还兼有武术和民间“斗法”（类似魔术）表演。原为籍此表示驱邪赶妖、庆祝丰年、求子祈福，现已演变成为娱乐性的节庆活动。

（二）人生礼仪习俗。

1、婚姻习俗。倚歌择配。唱歌迎亲。招婿。女婚男嫁。多姓神位。不落夫

家。“骚叮关”（弃夫女）。以育确婚。鼓励寡妇再婚。

2、生育习俗。立花婆神位。求花。抢花炮。三朝。满月。忌在娘家分娩。

认寄。

3、寿诞习俗。重61、73寿辰。添粮补寿。反哺。人生自然观。

4、丧葬习俗。抢长寿碗。二次葬。36入祖。回祖宗住地。过铜桥。

（三）民间信仰文化。

1、自然祟拜对象。“召”（域神）观念。山神。水神。树神。花神。岩洞神。相依共存观。

2、民间宗教。“昆”（灵魂）观念。巫教。麽教。师公教。和谐有序观。

3、禁忌信俗。（举例）

2006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