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问题调查研究

社会信任问题调查研究

社会信任是指一定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认同、信任并进行真诚交往的现象.它存在于人们共同活动之中,支持着人们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并发挥着提高效率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社会上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对我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即所谓社会信任危机！面对危机来临，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理措施解决这一社会危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诚信机制和信用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信任主要面临着三种由内到外的转变，即从户口所在地内流动到户口所在地外，从计划体制内转移到市场体制，从熟人圈内延伸到熟人圈外。由于‘三内’向‘三外’的转变，传统的信任体制被打破，而新的信任体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造成了信任下降，转型期社会信任危机频发，人们对社会信任问题日益关注。

2011年12月中下旬，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和西安共7个城市市民的社会信任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总体社会信任降到了“不信任”水平。从行业和部门看，居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最高，对商业行业信任程度最低；从城市分布看，中西部城市的社会信任高于东部城市。调查还发现，以60分作为信任底线，2011年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和西安等7个城市居民的调查中，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得分平均为59.7分，已经进入了“不信任”水平，可以说是到了社会信任的警戒线。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对一年来中国社会的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社会支持、尊重和认同、社会信任和社会情绪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总体上分析了目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民众对洁净空气、无污染的水、改善住房条件、保障健康的医疗条件、宜居的自然环境等基本生活需求标准进一步提高；安全的食品、安全便捷的交通、安全的生产环境、有效的灾害防范等成为基本需求；民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尊重与认同需求、个人发展已经成为新的必须满足的需求。

然而，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2到3成信任陌生人。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社会不信任导致社会冲突增加，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的不信任，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中。近些年来，从政府的习惯性说谎，到专家被民众嘲讽为“砖家”；从一些党政领导高调倡廉、“低调”贪腐，到普遍爆发的学术造假；从民众不相信官方的统计数据，到老太太跌倒没人敢帮扶……政府与民众之间，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直至人与人之间，“怀疑一切”几乎成为民众的一种集体意识，一种普遍缺乏信任的社会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前些时候，《舆情监测显示民众对政府专家及媒体信任度低》这篇报道被诸多媒体在显著位置转载，而早些时候，另一篇题为《中国社会面临全面公信力缺失》的文章就同样被媒体大量转载。社会诚信问题看上去被越来越多的媒体和民众所关注。

简单地说，当前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和传统的道德性的社会信任，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法制性的社会信任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首先，传统的人际信任主要存在于长期的、稳定的、利益没有完全分化的熟人关系之中。其次，现代社会中靠榜样示范来建立道德性的社会信任的方式已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最后，形成中的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助长了社会不信任风气。

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和经验的方面研究了当前中国的信任问题。例如彭泗清、王飞雪和山岸俊男、李伟民和梁玉成等学者，这些学者的研究或作一般的理论分析，或者着眼于整个社会的信任问题来进行分析。彭泗清认为中国人对外人尽管可能存在“起点上的不信任“，但并不是“永远的不信任”。在彭泗清看来，人与人之的信任的在很大程度依照两人之间实质关系的好坏与否，而不是先天的血缘关系或者群体关系。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信任发展的趋势，他认为，制度信任已经表现出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趋势，而中国社会当前仍然是以特殊信任为主要的信任结构。李伟民、梁玉成两位学者比前两位学

不仅仅存在着特殊信任，同时也存在着普遍信任，而且这两个信任之间既不是相互对立也不是相互包容的，而是相互独立、各为一体，是可以同时存在的。王飞雪和日本学者山岸俊男在《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一文中，从国家与国家间比较的视点出发，以日本和美国的调查为基础，通过对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人和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的比较研究后得出，在人际信任关系中，如果中国社会人们之间克服了传统社会的关系和人情的障碍，那么我国社会的普遍信任度就会提高。

道德失范、信任缺失已经使我们社会的人际纽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重建社会规范、修复社会信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我们急切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机制、可执行的解决方案来重新筑起社会信任的高墙。

第一，健全法制，加大惩处力度，使失信者无利可图。防范和治理失信，仅仅靠道德规范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对社会公民和市场主体相互关系进行管理的法律、法规、制度、准则，把社会诚信纳入法制的轨道，形成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法制环境，维护和培育良好的市场信用秩序。首先，可以消除公共权力执行者权力的滥用，提高公共权力的诚信度；其次，鼓励民众的公共参与和社会监督，让权力在监督下运行，通过信任民众获得民众的信任；最后，打击背信、失信的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健全相关法律，确立政府公信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中立、公正地位，形成信任良性运行机制。”比如对那些违规药品进行整改，对食品安全进行严格检测，这样百姓们才能放心。

第二、加强道德教育，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消解负向的社会情绪，就要依靠对正向情绪的激励，靠切实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建立公平有序的社会秩序，提高民众对社会的满意度。发挥社会情绪的动力机制，实现社会团结，努力创造一种鼓励社会成员正向情绪能量释放的氛围。共铸诚信社会，应该从每个人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要通过各种有效方式，教育和帮助全体公民牢固树立诚实信用是一种财富、信用的建立不容易而失去是很容易的观念。让百姓们互相信任，对任何事情都能伸出援助之手。使人们真切感受诚信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在全社会努力形成“人人知诚信、人人讲诚信”的良好氛围。要大力开展如百城万店无假货、评选诚信企业诚信公民、打造诚信地区等道德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使人们在广泛参与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

第三、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做表率，提高公信力。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核心和关键，政府的公信力对全社会影响极大。要社会讲诚信，首先政府要做好表率，领导要以身作则。先前说到百姓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的诚信问题，只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群众自然会讲诚信。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社会信任不是公共品，而是任何开放社会都能自发形成的一种秩序。在社会转型加剧，文化传统正在消失的今天，人们面对越来越多的“陌生人”，重构社会信任的确任重道远。作为一个被污染的社会，我们需要的事情不是加重它的污染程度，而是应该考虑怎样做才能减少、释稀污染源，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努力净化社会，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生活中一个安心舒适卫生的环境中，否则将会面临任何人都无法适应、无法生存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