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讲义：郭沫若与惠特曼

追崇美国“草叶”诗人——惠特曼

石燕京

课程：中外文学比较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郭沫若与惠特曼关系的来龙去脉；认识有岛武郎对于郭沫若接受惠特曼的关键作用；理解郭沫若接受惠特曼诗风影响的必然性。

重点和难点：1、惠特曼、有岛武郎、郭沫若三者关系

2、惠特曼诗风对于郭沫若创作的意义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和讨论结合，多媒体课件辅助。

教学过程：

一、惠特曼简介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

美国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诗人。1855年自费出版了

《草叶集》第1版,仅收诗12首。后经八次修订，不

断充实，到1892年他逝世前，已出到第9版，共收

诗401首，其中最长的一首《自己之歌》共1,336行。

这首诗的内容几乎包括了作者毕生的主要思想，是作

者最重要的诗歌之一。《草叶集》初版时倍受冷落，

遭到美国评论界尖刻的批评，甚至谩骂，除了爱默生

外，几乎没有人认可他。直到1868年《草叶集》才

因《林肯总统纪念集》中的四首诗而受到美国文坛的

重视。

《草叶集》是惠特曼唯一的一部诗集，作者摒弃了传统诗歌的格律，创造了“自由诗体”。

诗人用草叶的形象来象征生机勃勃的年轻美国，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顶峰时期的精品，被公

认为美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一部诗歌经典。

二、郭沫若、有岛武郎、惠特曼三者接受关系分析

如果说受泰戈尔与海涅清新冲淡诗风的感染，令郭沫若诗情、诗心觉醒，在新诗的尝试之路上留下了星星点点美丽小花的话；那么，惠特曼的狂放粗暴诗风则给予了郭沫若强烈刺激，使他向新诗文坛、“五四”星空放射了一枚枚灿烂夺目的“礼花”。如果说，泰戈尔、海涅诱发郭沫若低吟轻唱，谱写出了一曲曲隽

永婉约的抒情“咏叹调”的话；那么，惠特曼则激励郭沫若放声高歌，呐喊出了一首首振聋发聩的时代“交响曲”。美国19世纪杰出的“草叶”诗人、民主诗人——惠特曼，是使郭沫若一跃而成中国20世纪诗坛巨星的“重量级”人物，他的《草叶集》“暴风般地煽动”了郭沫若的“诗欲”、诗兴，为郭沫若的《女神》诞生提供了全方位的思想启迪，以及多重的精神营养。《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梅花树下的醉歌》、《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等一串串诗歌，与19世纪西方《草叶集》的主旋律应和着，雷鸣电闪般震撼了20世纪初的中国文坛。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郭沫若由倾心迷恋泰戈尔、海涅式的恬静、冲淡、清新；而180度大转弯地去激情追崇雄浑、粗犷、奔放的惠特曼了呢？

（一）、日本“惠特曼热”的感染

1919年5 月31 日,日本为美国诗人惠特曼举行了热烈的100 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由于“白桦派”①的推波助澜，日本掀起了一股“惠特曼热”。早在1882年由于夏目漱石的介绍，就有不少日本学者关注这位美国的“诗歌之父”。之后陆续有不少关于惠特曼的作品翻译与评论文章出现在日本学界，特别是留美归国的“白桦派”代表作家有岛武郎的大力推崇与介绍，如《草之叶——关于惠特曼的考察》、《华尔特·惠特曼的一个断面》、《女性憧憬的美国诗圣——纪念惠特曼诞辰一百周年》等一系列论文，及若干惠特曼诗歌的翻译与介绍。不仅吸引了不少日本文学爱好者的眼球（包括中国留日青年），同时也引起了日本文坛高度的重视。1918年日本成立了专事惠特曼研究的“草叶会”；1919年惠特曼百年诞辰纪念日后，加藤一夫、川路柳虹、富田碎花、白鸟省吾发起了“惠特曼纪念会”；《白桦》、《早稻田文学》、《抒情文学》、《劳动文学》等杂志同时推出了“惠特曼专号”；大钉阁、新潮社等也争相出版了日译本的惠特曼诗集与《草叶集》，以及《惠特曼著作书目、传记和参考书目》等。于是在“泰戈尔热”余波未尽之时，“惠特曼热潮”又弥漫了整个日本文学界。

此时在日留学的郭沫若也受其感染开始接触惠特曼；他那时还正倘徉在泰戈①白桦派：日本近代文学中一大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柳宗悦夫妇、有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

等，他们是一群出身贵族学院，生活优裕，以艺术为天职，专事文学创作的青年。白桦运动开始于1910年创办的《白桦》杂志。

尔、海涅等人的诗风、诗情里，感受着新诗创作的惬意：

“在大学二年，正当我开始向《学灯》投稿的时候，我无心地买了一本有岛武郎的《叛逆者》。所介绍的三位艺术家，是法国的雕刻家罗丹（Rodin）、画家米勒(Millet)、美国的诗人惠特曼(Whitman)。因此又使我和惠特曼的《草叶集》接近了。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下做成的。”①

（二）、有岛武郎的“津梁”作用

有岛武郎是郭沫若很在意的一位日本近代作家，在郭沫若对惠特曼的接受史中，有岛武郎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津梁”人物。从《三叶集》里我们可以读到郭沫若对于有岛的创作与思想的详尽评论，在给田汉的一封长信中他谈到：

“我昨天买了一部有岛武郎氏底《三部曲》（注：剧本三

部曲《大洪水之前》、《萨姆松和丹丽拉》、《圣餐》）。我最喜欢

他那‘Somson与Delilah’底一篇——我昨晚写至此处，我又

把有岛氏底原作来细细地读了一遍。我看他这确是一篇象征剧。

他……我写着再瞑目想象时，我眼前有无数比电子还纤细的粒

子激荡旒回着，画出了无数底‘？？？……’来。我想我读后

的印象是否有岛氏创作时真实的心理，那倒该当得打出无数个问号的了……描写的是灵肉底激战，诚伪底角力，Idea与Reality底冲突，他把Somson作为灵底世界底表象，Delilah作为肉底世界底表象。”②

郭沫若在这封信中向寿昌兄大谈特谈有岛武郎的“Somson与Delilah”的剧情，并发挥自己的想象进行点评，可见其对有岛武郎的关注程度。因此所谓“无心地”买了他的《叛逆者》之说，应该这么理解：由于对有岛武郎的关注，所以发现他的作品就会买下，而《叛逆者·草之叶》正好是介绍惠特曼的。至于惠特曼，由于日本的“惠特曼热”郭沫若也应该早有耳闻，于是无意间通过有岛，这位惠特曼的崇拜者，郭沫若才真正了解了惠特曼，并与之结下不解之缘。也可以这么说，郭沫若认识的惠特曼已经印上了有岛武郎的影子。所以要弄清郭沫若接受惠特曼的来龙去脉，就先得说说有岛武郎其人，以及有岛对惠特曼的接受。

①郭沫若：《创造十年》，第58-59页。《学生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

②《郭沫若致田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5》，第10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7月。

前面已经提到，有岛武郎(Takeo Arishima 1878.3.4 - 1923.6.9)是大正年间日本“白桦派”的代表作家。出生于东京贵族官僚家庭，幼年时代曾同时接受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教育，东方儒家思想与日本武士的舍己奉上精神，与在美国所受的欧美式教育中的个人主义至上的思想，形成两种矛盾的价值取向：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神与人对立的价值观同植于他身上，一度令少年有岛十分困惑。这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有很明显的反映。1896年18岁时他曾就读于北海道札幌的农业学校，在那里受宗教熏染，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1903年入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历史和经济学,开始接触美国诗人惠特曼、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有了文学倾向；由于对唯物主义学说发生兴趣，放弃了宗教信仰。归国后任札幌农业大学预科英语和伦理学教师。1906年发表处女作《硬壳虫》。1910年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等共同创办的《白桦》杂志。主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给幼小者》（1918）、《该隐的后裔》等；中篇小说《宣言》（1915）、《迷路》（1916）等；剧本三部曲《大洪水之前》、《萨姆松和丹丽拉》、《圣餐》，《死的前后》、《友又的死》等；剧本论文集《艺术与生活》、《有岛武郎全集》10卷等等。长篇小说《一个女人》（1911年），是有岛武郎的毕生大作，被誉为日本近代“真正具有小说结构”的现实主义杰作，曾被多次搬上银幕，深受欢迎。著名评论———《爱是毫不吝惜的索取》（又译为《爱是恣意夺取的》）被认为是有岛思想的顶巅之作,是他一生自我探求的结晶。

1923年6月9日，有岛武郎与情人波多野秋子双双在北海道的轻井泽自杀。

日本著名评论家小泉基郎曾说“从文学生涯的起点到终点的过程中，始终主要贯通着一个外国文学家影响的现象，实属罕见。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有岛一切活动的背后都潜隐着惠特曼的身影。”①与美国诗人惠特曼的接触是有岛武郎生平、思想与创作中一件大事，非常值得我们重点介绍与分析。1906年,在美国勤工俭学的有岛,经人介绍搬进了律师皮勃德家。皮勃德非常喜欢惠特曼的诗，常常在晚饭后、夜灯下，用饱满和伤感的语调给有岛朗读惠特曼的诗篇；并向他系统地介绍了这位美国稀有的诗人。自此有岛才真正开始了与惠特曼的神交，为了寻找惠特曼的《草叶集》，他曾奔走于波士顿街头巷尾……；《Leaves of Grass》(《草叶集》)中所表现的爱，肉体，

①小泉基郎：《有岛武郎与惠特曼》，转引自刘立善《惠特曼影响下的有岛武郎》，日本研究，1992/1，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自然，宇宙，令有岛受到空前的震撼；并与这位蔑视一切权威和习俗,让生命的火焰自由迸发的体现者，产生了强烈的与共鸣。从那以后，有岛便开始了与这位“自由人”、“叛逆者”精神会话的漫长旅程，并成就了一番文学事业。有岛后来成为日本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作品和论著中无不闪烁着惠特曼思想的智慧之光。正如日本著名评论家指出得那样：“有岛倘若不曾邂逅惠特曼，那他决不会成为如此的作家。”①

有趣的是，由于有岛武郎的搭桥引路，郭沫若也在惠特曼的刺激下而聊发了一阵子诗狂，创作出了他文学生涯中的颠峰之作。《女神》中那些狂放不羁、粗暴宏朗的诗作便是“惠特曼式”的硕果。如果我们套用以上论述说：“郭沫若倘若不曾（通过有岛武郎）而邂逅惠特曼，也决不会成为如此作家”是否也可以成立呢？我个人认为：虽然这么说有些绝对，但从特定的意义上讲，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自我分析，还是学术界多年来的研究公论，都充分肯定了惠特曼对于成就郭沫若文学创作的辉煌，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下面我们不妨先回溯一下郭沫若追崇惠特曼的那段重要的心路历程。

（三）、追崇惠特曼的心路

“我那时侯不知从几时起又和美国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德国的华格纳的歌剧接近了，两人也都是有点泛神论的色彩的，而尤其是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在他的影响之下，应着白华的鞭策，我便做出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之教训》等那些男性的粗暴的诗来。这些都由白华在《学灯》栏上替我发表了，尤其是《凤凰涅槃》把《学灯》的篇幅整整占了两天，要算是辟出了一个新记录。”②

“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应为民八民九之交，即1919年至1920年之交），将近三四个月的期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来猛袭，我抓着也就把他们写在纸上。当时宗白华在主编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

①安定川男编：《作品论·有岛武郎》，双文社1981年版，第322页。

②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第204页。

他，每篇都替我发表，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诗集《女神》的集成。”①在《三叶集》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1920年3月郭沫若与远道来访的田汉同游太宰府。那时正值他诗兴勃发，在火车上做着自己的立体诗，嘴里念着“飞！飞！飞！飞！”一不小心车票飞了出去，郭沫若也随着车票从窗口“飞”了出去。等他拾到车票时，火车已经开走了。于是他只好沿着铁道线步行（幸好离他们要去的二日市只有五英里路程）。徒步行走在春光明媚的田野上，“望着才青的麦苗，涓涓的溪流”，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惠特曼《大路之歌》的意境，情不自禁地放声朗诵起来：

Afoot and light-hearted,I take to the open road,

Healthy, free, the word before me,

The long brown path before me, leading wherever I choose.

徒步开怀，我走上这坦坦大道，

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

棕色的长路在我面前，引导着我，任我要到何方去。

Henceforth I ask not good fortune—I myself am good forture；

Henceforth I whimper no more, postpone no more, need nothing,

Strong and content, I travel the open road.

从今后我不希求好运——我自己便是好运底化身；

从今后我再不欷歔，再不踌躇，无所需要，

雄赳地，满足地，我走着这坦坦大道。②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郭沫若一边念着惠特曼的诗，一边驰骋着丰富的想象：“我想永远在这健康的道路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走到我死日为止。海涅的诗丽而不雄，惠特曼的诗雄而不丽。两者我都喜欢。两者都还不足令我满足。”③

可以想见，郭沫若那时已经对惠特曼是何等的了解、何等的陶醉了！无独有偶，有岛武郎也非常欣赏惠特曼的《大路之歌》，在《论惠特曼》的讲演中,他曾特别引用这首诗来表达自己内心冲破桎梏“夺回个性”的强烈渴望。

多少年后，郭沫若还强调地指出：

①郭沫若：《序我的诗》，《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第212页。

②引自惠特曼《大路之歌》，郭沫若译为《坦道行》，《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5》，第1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7月。

③《郭沫若致宗白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15》，第1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7月。

“尤其不能不读的是惠特曼，他的东西充满‘德谟克拉西加上印度思想’的思想，和我们时代虽有距离，但他的气魄的雄浑，自由，爽直，是我们所宜学的长诗。《The Song of Open Road》（康庄大道之歌）①便在《草叶集》（Teaves of Crass——一八五五）里面，我觉得很好，从前并且翻译过，寄给了宗白华，恐怕已经被他扔掉了。”②

沿着郭沫若接受惠特曼的心路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惠特曼带给郭沫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这些影响多多少少都投射着有岛的影子。诸如雄浑、豪放的诗风；“德谟克拉西加上印度思想”，即民主思想与泛神论思想；自我解放、个性张扬的狂放作派；冲破一切旧套束缚的自由诗体；与自然合一、宇宙一体的宏大气派……。这些都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亦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有关研究文章可详见本书《回眸篇》。1979年以来，有近20篇郭沫若与惠特曼的专题论文围绕以上几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阐释。通观这些文章，研究者大都把眼光集中在《女神》与《草叶集》的异同比较上，极少有人关注郭沫若在接受惠特曼时有岛武郎所起的关键的转扭作用与深沉启迪。唯陈永志先生有一篇《郭沫若与有岛武郎》（2002/03）的专文有所论及。事实上，我们要想真正弄清郭沫若与惠特曼的精神联系，如果撇开了有岛武郎这一枢纽人物，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重大的研究缺失。

（四）、东西方文化冲撞中的共同选择

有岛武郎与郭沫若接受惠特曼是东西方文化冲撞中的共同选择，是一种必然。有岛武郎与郭沫若一样，都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20岁以前都深受东方文化的濡染，只不过一个是日本式的，一个是中国式的。有岛武郎出生在日本的贵族官僚家庭，从幼年起就同时接受了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培养。不仅从小就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和日本武士精神的熏陶（1887年9岁时在贵族学习院学习）；而且他从5岁时就开始每天到一个美国牧师那里学习英文，接着又入“横滨英和学校”接受了欧美式教育；1896年到弥漫欧美文化气氛的北海道札幌农校读书，更是受那里的师生影响，一度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东方文化中儒家的中庸思想与日本武士的舍己奉上精神，与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至上的思想，两种矛盾的价值取向，很早就同时植根于少年有岛的身心。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神与人对立的价值观，一直困绕着有岛武郎的内心世界。

①《康庄大道之歌》即《坦道行》，又译《大路之歌》。引者注。

②《郭沫若诗作谈》，1936年4月4日，载《现世界》1936年8月创刊号。

这些思想矛盾充分地反映在他后来的创作中。

郭沫若22岁到日本，在此之前他接受的文化熏陶主要是东方式的，儒家思想等中国的传统文化，深深地植根于他的身上；然而，郭沫若到日本时，正赶上日本经济、文化之全盘西化的变革时期。在日本郭沫若学的是日语、德语、英语、拉丁语，读的几乎都是西洋书——文学的、哲学的、医学的……，广泛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冲突也在郭沫若思想上与创作中有强烈的体现。正如蔡震所言：“当郭沫若开始置身于文化活动（包括他的文学创作、文化思想史方面的著述），进行文化思考时，他是在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日本文化相互交错、冲突、融合的三维空间中进行的。”①可以这么认为，彼时的郭沫若与有岛武郎有着十分相似的“接受屏幕”，因此上，惠特曼便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热爱。

然而，更重要的是，惠特曼的诗歌中本来就具备的多元文化因素。读《草叶集》，你会同时吮吸到东西方文化的精华之气。你不仅会呼吸到美国本土文化强烈的“草根”气息、西方文化的“海洋”气息；同时你也会深切地感受到蕴涵其中的东方文化风采。惠特曼很早就表明过自己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在他的回忆散文《回首走过的历程》(1889)中,就曾提到自己早就读过古印度诗歌。1875年,他的英国朋友托马斯·狄克逊曾把一本印度诗集作为圣诞节礼物赠送给他。在《向世界致敬!》一节中,他写到:“我听到印度人在向他的得意门生讲授三千年前诗人们所写并珍传至今的战争,格言和恋爱罗曼司。”在《向印度航行》中他吟唱到:

Passage O soul to India！

Eclaircise the myths Asiatic，the primirive fable.

啊，灵魂，向印度航行！

解开亚洲的神话，原始的寓言之谜。

Not you alone, proud truths of the world!

Nor you alone, ye facts of modern science!

But myths and fables of eld—Asia’s, Africa’s fables!

The far-darting beams of the spirit!—the unloos’d dreams!

The deep diving bibles and legends;

The daring plots of the poets—the elder religions;

不只是你，世界上值得夸耀的真理，

①蔡震：《文化越境的行旅——郭沫若在日本二十年》，第5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

也不只是你，现代科学的事实，

而是古代的神话和寓言，亚洲的，非洲的寓言，

那些照耀遥远的精神光芒，那些摆脱了束缚的梦想，

那些潜得很深的圣典和传说，

诗人们的大胆情节，古老的宗教。

—O you temples fairer than lilies, pour’d over by the rising sun!

O you fables, spurning the known, eluding the hold of the known, mounting to heaven! You lofty and dazzling towers, pinnacled, red as roses, burnish’d with gold! Towers of fables immortal, fashion’d from mortal dreams!

You too I welcome, and fully, the same as the rest;

You too with joy I sing.

啊，你们这些比在初升的太阳中沐浴的

百合花还要美丽的寺院！

啊，你们这些摒弃了已知，

逃脱了已知的掌控而升上天去的寓言！

你们高耸的、闪着耀眼光芒的塔楼，

像玫瑰般鲜红，像金子般灿烂，

由凡人的梦想塑造而成的寓言的高塔！

我像欢迎其他一切那样欢迎你！

我也同样欢喜地歌唱你们。①

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眺望遥远的东方,以及对东方文化的向往。在他的《草叶集》中,我们能读到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感受。如《胚芽》（Germs）：FORMS, qualities, lives, humanity, language, thoughts,

The ones known, and the ones unknown—the ones on the stars,

The stars themselves, some shaped, others unshaped,

Wonders as of those countries—the soil, trees,

cities, inhabitants, whatever they may be,

Splendid suns, the moons and rings,

the countless combinations and effects;

Such-like, and as good as such-like,

visible here or anywhere, stand provided for in a handful of space,

which I extend my arm and half enclose with my hand;

That contains the start of each and all—the virtue, the germs of all.

①见林志豪译《草叶集》，第10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外形，品质，生命，博爱，语言，思想，

已知的，未知的，星辰上的事物，

星辰本身，有些已经定型，有些还是混沌之初，

像那些国家所有的非凡之物，

土壤、树木、城邦、居民，诸如此类，

不计其数的结合与因果，

这些，还有彼此相近的事物，

在这里看得见的或是在其他任何地方，

占据一席之地，只要我伸出双臂就足以用手抓住它，

那包含着世间万物的起源，所有的美德和胚芽。①

惠特曼的好些诗歌里所表达的思想,与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的教义很一致。他相信真理存在于每一个宗教中，他相信有上百位、上千位的救世主、引路者和圣经,并自己声明说:“我属于每一种类型、等级、阶层与宗教。”②他诗歌中的“泛神论”思想也糅合着东西方文化的精萃。

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有着东西方双重文化积淀的有岛武郎与郭沫若何以会如此热情地张开双臂拥抱惠特曼了。有岛武郎衷心赞叹，“惠特曼是自己翘首遥望的沙漠中的绿洲”，③把他看作自己的精神导师；郭沫若则无限感怀惠特曼“暴风般地煽动”了自己“开了闸的诗欲”，“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因而找到了“喷火口”，创作出了《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优秀诗篇。

另外，在有岛武郎与郭沫若的作品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惠特曼的多重影响，诸如“惠特曼式”的自我意识，也即一种生生不息地追求灵肉一致的意识；惠特曼的生命意识、宇宙意识；惠特曼诗的民主精神、平民意识，以及男女平等意识等等。而且，惠特曼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意识也是郭沫若和有岛武郎共同赞赏、崇拜和效仿的。惠特曼、有岛武郎与惠特曼之间的精神联系，艺术传承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对于研究比较文学、异质文化沟通来说无疑具有很好的典范意义和价值。

①见林志豪译《草叶集》，第4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②见楚图南、李野光译《草叶集》，第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③〔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58页。

思考与练习：1、梳理惠特曼、有岛武郎与郭沫若三者的关系；

2、由泰戈尔、海涅到惠特曼，西方文化给予郭沫若怎样的多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