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古籍整理中的注释问题

有关古籍整理中的注释问题

给古籍加上简明的注释，便于人们阅读使用，是古籍整理中的主要方法，也是中国古籍整理的优良传统之一。传统的训诂学中的文献训诂，事实上就是古籍的注释工作。

古籍注释可以注音、辨字、释义，也可以说明语法、阐发章句义理；而排除古籍中的语言障碍，即词义注释，是其中的核心工作，也是古籍注释的第一要义。因此，要给古籍中的词语作出准确的注释，就必需明白该语词在当时特殊语境下的特殊意义和特殊用法。如果简单地以今律古，那非陷入望文生训的泥潭不可。

从这一层面来看，古籍注释的确是一项十分辛苦又十分严肃的工作，假若注释者本人还不很清楚时，绝对不能草率行事，否则就会造成错误，贻误读者。它要求作者不仅要有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修养，同时要有十分广博的历史、文化、哲学的涵养；而且，同样重要的，他亦必须遵循特定时代下的特定语言及行文规则。

一、几点注意的常识

（一）注释的目的

无论是经书的注释还是其它古籍的注释，所追求的目标都是阐释和理解作品的意义。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作品的意义是作者的原意，注释的目的就是把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原意揭示出来，这就是所谓追求原意说。

在千百年以来的经典或其它古籍的注释活动中，经师们往往希望理解作者的原意，与作者在精神上、心理上达到沟通，然后通过作品的阐释，准确地揭示和表达作者最初的原意。这点，我们在《春秋》的序文中，即可见其一斑。

孔颖达《春秋正义?序》：

夫子内韫大圣，逢时若此。欲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之以道则不用。虚叹衔书之风，乃似丧家之狗，既不救于己往，垂训于后昆。因鲁史之有得失，据周经以正褒贬。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永世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者也。

何休《公羊传?序》里也说：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

经师们坚信，通过解释，圣人寄托在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会被揭示出来。因此，他们把解释经典的活动视为恢复与重建圣人精神世界的神圣工作。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历代注释者必须否认自我认识，想作者之所想，完全进入作者创作时的历史环境和思维状态；否则就不能做出符合作者原意的客观解释。

从这点看，对于从作者的切身出发是最重要的，任何解释如果离开这个根本的因素，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陷入不可知论和绝对相对主义的泥淖。

而且，还须进一步指明的，注释的重点是解析古籍的疑义，注释的生命在于发明，既能不断地顺应时代发现新问题、破译新难题。这点是古籍整理工作中历久弥新的不变法门。

此外，至于谈到注释者所要遵循的研究方法时，科研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我们应当充分运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注释研究中，只有能不断地发现问题并能大规模地、有效地解决难

题的方法才算是最有效方法。

（二）对注释者的要求

博学深研，这是注书的前提，也是对注释者的最基本要求。

对古籍的注释，是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苦差事。因为它要求作者不仅要有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修养，同时要有十分广博的历史、文化、哲学的涵养。清代学者杭世骏曾说：作者不易，笺疏家尤难。何也？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兴到笔随，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纵横曼衍，以极其所至，不必沾沾獭祭也。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象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而佐证乃确。才不必言，夫必有十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

又说：

诠释之学较古昔者作者为尤难。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穷七略，三也。

在杭世骏看来，写书可以只写心得，不懂的或没有心得的可以避开或不谈；而注书，则凡原书所涉及的知识都必须探求明白，不能说只注那些我所知道的。当然，对于这点，历代高明的注释者都是很清晰的。例如近代的学者就不止一次的指明，注视工作，绝对不等于工具书相关知识的照搬。

再例如《太平经》是东汉时期的道家典藏，其难度远远超过许多古籍，因为它涵盖面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文化等要素，同时蕴藏着养生、巫筮、方术、图谶、天文等学说，其内容十分广博。但当我们阅读《太平经全译》本时，却见到译文风格统一，语言流畅，意义明白通晓，的为一部难得罕见的古道经今译范本。从这点来看，作者在注释上的确下了大功夫，将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予以解释。此外，我们在注释中也可以看见，为明了经文的真实本义，作者不仅大量地授引道经，同时广泛援引儒佛经典、诸子要籍，约达上百种。如《老子想尔注》、《真灵位灵图》、《上清后圣道君列纪》、《太上混元老子史略》、《枕中书纪》、《天仙正理直论》、《老子》、《云笈七签》、《无上秘要》、《庄子》、《玉京玄都大献经》、《紫文上经珠囊》、《道教义枢》、《抱补子内篇》、《汉书》、《礼纪》、《吕氏春秋》、《真诰》、《洪范》、《白虎通》、《开元占经》、《春秋繁露》、《孟子》、《酉阳杂俎》、《淮南子》、《乐记》、《灵宪》、《左传》、《潜夫论》、《神农本草经》、《说文段注》、《干凿度》等等，充分显示了作者丰厚的文化素养、整饬的学术训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讲，注释者不但要博览群书，而且对很多问题要作深入的、艰苦的研究。注释一定要以研究为基楚，不经过博学深研，要写出高水平的注释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注释中表现出的一两句话，很有可能是注书者长期艰苦研究的结果，在这一两句话的背后，不知有多少的心血。例如《资治通鉴》卷128谈到宋孝武帝遣薛安都等与叛臣鲁爽战时说：“爽不能进，留军大岘，使鲁瑜屯小岘。”胡三省注曰：“小岘在合肥之东，大岘又在小岘之东。”胡三省这里只有短短两句话，但这两句话得来可不容易，因为之前的书上并没有记载大岘、小岘位在何处，胡三省仔细考证了历史上在这一带发生的几次战役的历程，最终才确定小岘在合肥之东，大岘又在小岘之东。

此外，注释工作也是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行、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的过程。它要求作释者要有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我这里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1）把势：《牧丹亭》13云：“牵弓射弩做人儿，把势：一连十个诺来回，漏地。”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本注：“把势，这里是装样子。”按：“把势”（又作把式）是蒙古语baqsi(音译为“八合识”“八哈失”、“巴合失”、“巴合赤”、“巴黑石”等)的借词，

有“老师”、“擅长某种技艺的人”、“内行”等义。这里是郭驼自夸其“牵弓射弩”的技艺娴熟，而不是“装样子”。

（2）生发：《白兔记》18云：“（外）巡更不严，贼盗生发。”宝文堂书店1988年本注：“生发，即生利。”按：“生发”即“发生”，而非“生利”。正因为“巡更不严”，导致了“贼盗生发”。若理解为“生利”，则与原文意思不合。《古今小说》18：“近奉上司明文，倭寇生发，沿海抢劫，各州县地方，须用心巡警，以防冲犯。”

（3）这们：《娇红记》36：云“象小弟这们不济的，未必不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注：“小弟这们，即小弟们，小弟这行之意。”按：在明代白话文献里，“这们”、“这海”、“这么”是一个词的不同写法，可以互相通用。这里的“这们不济”，即“这么不济”、“如此不济”。

还可以举更多的例子，但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作注释时，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训练也是注释成功的主要因素。

总之，一句话，为了注好书，注释者必须认真研究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必须要有古代史、历史地理、民族史、哲学等等广博的涵养。

（三）述而不作，还是微言大义

“述而不作”是注释古籍的基本原则，像宋代学者所谓“六经注我”，这就不是注释的科学态度了。在注释时，整理者在客观介绍了古书的原意之后，可以阐明自己的看法，但必须明确，是“我注六经”，而不是“六经注我”，切忌借题“微言大义”，任意发挥。

注释与自著不同，自己写书写论文是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注释必须按原作的意思来注解。注释的目的不是为了给自己看，也不是仅仅为了给研究古代文史的学者提供研究材料，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读懂古籍，理解古籍；在注书时，必须符合原意。这也是评判注释优劣的重要标准。

下面举几个例子。

《论语?子罕》：“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这里只是说行礼时戴什么帽子，臣对君是拜于堂上，还是拜于堂下。但宋杨简解此章竟用“天道”来加以解释。他说：“好礼者往往过于执，从众者往往过于和，此皆意必固我有以害之也。圣人之心即天道，其体本如此，非勉而进此也。”这是典型的“六经注我”的例子。

再举一例。康有为《论语注》解“学而时习之”一句中“时”的涵义时说：“时势不同，则所学亦异。时当乱世，则为乱世学；时当升平太平世，则为升平太平之学。礼，时为大，故学亦必随时而后适。孔子为时圣，学之宗师也。……此言修己以自得为先，不得冥心坐废；以时为中，不得守旧泥古。此为开宗明义第一义，故上《论》一书以时始、以时终、以明孔子之道全达于时，学者不可不察也。”按：“时习”也就是时时温习的意思，绝没有康氏所说的含义，何况孔子是面对面地教导学生，假如他有这样的意义，完全可以清楚地说出来，何必如此地隐瞒己意呢？因此康氏之解释，只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违背了注释的目的。

再如《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洪兴祖《补注》：“《史记》屈原名平。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而王逸注云：“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过于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养民也。”按：名平不过取其平正，字原则与名相应，牵合于天地君民，岂是屈原命名之本意？

类似曲解，元王若虚深有体会，他在《论语辨惑》一书中说：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或训“焉”为何，而属之下句。“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或读“不”为“否”，而属之上句。意谓圣人至谦，必不肯言人莫己若；圣人至仁，必不至贱畜而无所恤也。

王若虚指出，这是为了拔高“圣人”而不顾文法，歪曲文义。他批评说：“义理之是非姑勿论，且道世之为文者有如此语法乎？故凡解经，其论虽高，而于文势语法不顺者，亦未可遽从，况未高乎！”真可谓一针见血！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注释者应当引以为戒。这里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朱熹在这方面问题上的意见和思考。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之代表人物，虽然他解释古经也免不了理学家的毛病，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客观。他对有的理学家借解经大作自己文章的做法深表反感。他说：“解经谓之解者，只要解释出来，将圣人之语解开了，庶易读。”又说：“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随经句分说，不离义，最好。疏亦然。今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生疑，故其文虽可读，而经义殊远。”又说：“解经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释得文字通，则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间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一片道理，经义却蹉过了！……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自好，被这一人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谈了。’……伊川见得个大道理，却将经来合他这道理，不是解《易》。”他还说：“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这些话说得很精确。注释古书要做到符合原意，因此作注者对注释的态度必须是严肃的：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绝不强不知以为知：二、作者要有“述而不作”的态势，切不可没有可靠的根据，就绝不轻下断论，微言大义。

（四）针对性和有效性

对于注释者，有一点还必须要明确的，那就是要顾及针对性和有效性，即做到“量体裁衣”。这就要求，注释者在注书时，必须要看清对象。

一般说来，这里的对象有二，一是注释对象，二是读者对象。不同的书应有不同的注法；读者对象不同，注法也应不同。

对此，清代学者钱大昭在《三国志辨疑?自序》里曾说：

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尝怪服虔、应劭之于《汉书》，裴骃、徐广之于《史记》，其时去古未远，裨官载记碑刻尚多，不能会而通之，考异质疑，而徒戋戋于训诂。

钱大昭的意见是对的。《史记》、《汉书》的文字很多地方比较艰深，适当的训诂是很必要的；但令我们很感可惜的，汉唐之间几乎所有的《史》、《汉》注释家都只注意于训诂，而于史实无所发明，致使后人对汉代历史的认识，除了《史记》、《汉书》记载的而外，所知便不甚多。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当然，这期间也有一个异数，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即着力于史实的拾遗补缺、考异质疑，大大增加了后人对三国历史的了解。但放眼整个汉唐，就当时注释史书的指导思想而言，前者绝对占据主流。

此外，在同一类书中，各书的特点、重点、难点等等不尽相同。因此，注释的重点也自然应有所不同。《四库全书总目?孟子正义?提要》曾说：

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多笺识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于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盖《易》、《书》文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征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辞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

当然，在作具体注释时，也应该留意读者对象，尽可能地照顾他们的文化水平及接受程

度。假如给学者看的，内容尽可深些，文字要典雅；给大众看的，内容与文字则要尽量通俗。（五）具体文字的要求及把握

要、约、明、畅，这是对注释文字的要求，注释者必须把握住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最早见于刘勰的《文心雕龙?论说》。它所指的是，注释文词要尽量简约，切忌烦琐，“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具体说来：

（一）要：注释的内容应简明扼要，力戒烦琐。

这里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注释内容要精确。

清代黄以周说：

汉儒注书，循经立训，意达而止，于去取异同之故，不自深剖，令读者自领之，此引而不发之道也。至宋儒反复推究，语不嫌详，已有异于汉注。今人注书，必胪列旧说，力为驳难，心中所有之意，画写纸上，并有异于宋人。而好学深思之士，阅宋后书而惟恐卧，日夜读汉注而不知倦者，何也？譬如花盛放而姿色竭，一览无余；萼半函而生气饶，耐人静玩而有唯也。

这里提出意达而止，引而不发，留有馀地，都是很对的。古籍注释，切忌文不对题，节外生枝。

第二，注释什么要精心选择。

高明的学者，一般只注重点或难点，从不字字句句皆注。宋代朱熹曾说：“汉儒注书，只注难晓处，不全注尽本文，其辞甚简。”毛亨注《诗》，郑玄注《礼》，王弼注《易》，朱熹注《四书》，胡三省注《通鉴》，都做到了这点，是很好的榜样。

但也有学者，字字都注，颇使人厌烦。例如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序》：

“昔者孔子有云……”唐徐彦《疏》：“昔者，古也，前也。故《孝经》云‘昔者明王’，郑注云：‘昔，古也。’《桓弓》上篇云‘予畴昔夜梦’，注云：‘昔犹前也。’然则若对后言之即言前，若对今言之即言古。何氏言前古孔子有云云言也。”

这里“昔”字是常语，本不须如是解释，约近百字的注，皆是废话。

（二）约：就是简。

注释的文字应求简洁，力戒繁冗。

怎样才能做到简洁呢？就是看清楚可注或不可注的，可说或可不说的，可要或可不要的。简洁或繁冗的界限不仅仅在于字数的多少，而主要在于是否必要。但是，如果注释的接受者即对象是一般群众，注释详细一点还是很必要的，这自然不能叫做“繁冗”。

（三）明：就是明白。

解释原文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确地明白。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注释者自己要把原文看懂，看清楚，然后用准确的文字把原意明白地表达出来，使读者见之则懂。

这里不妨再举几个例子。如《孟子?梁惠王》首章：“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文义本甚明白，而赵歧注云：“孟子知王欲以富国强兵为利，故曰：王何必以利为名乎，亦惟有仁义之道者可以为名。以利为名，则有不利之患矣，因为王陈之。”这一注，文义甚不明确，反而有注等于无注。

又如《资治通鉴》卷252胡三省注云：

“蛮合梯衡，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钩缓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史照《释文》：“缓，胡贯切，络也；又下衮切，维也；一曰旗纽；一曰槌耳。”

这一注也是，注者自己都没有明白“缓”是什么，只是将字典上的训释罗列出来，但读者最终还是不懂“缓”是什么，有注亦没有意义。

（四）畅：就是流畅。

注释的文词应该通顺畅达。

对于这点，不须举例说明。注释者在文字的运用及把握上，应严格杜绝疙里疙瘩、前后颠倒、让人耳晕目眩、不知所以然的状况。

二、符号和规范

材料一：

黄启华《钱大昕的史学述论》，《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6期，第16页。

材料二：

何爱华：《华佗姓名与医术来自印度吗？》，《世界知识》1988年第4期，第,158页。

很显然，材料一和材料二在具体的文字表述及符号的运用上是存在差异的。

材料一节自台湾的硕士论文，材料二节自大陆王元化先生主编的《学术集林》。虽非一概，然颇具代表性。

二者先不说文字表述的差异，先就直观而言，台湾学界保留了文章符号“〈〉”，而大陆学界，无论表示文章及书名，一概均已“《》”来表示。

老实说，“〈〉”和“《》”都不是中国固有的符号，和“，”“。”等符号一样，都是由西洋传入的。具体的运用，民国年间的胡适等人曾起过推动的作用。而从四九年前的最具学术规范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五十年代初的大陆的《文学遗产》来看，“〈〉”和“《》”都还不普及。在它们产生之前，常见的，一是在文字之下划一“﹏”或一“＿”，或者是“『』”——这一符号是引号“”的中国乡下祖父，但也不是中国固有的。一般而言，竖排版用“『』”，横排版用“”。例如一九五六年《文学遗产》增刊三辑页40的第一条注释即写作：见“民间文学”创刊号：“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论人民创作”。很显然，这里的“”号起了日后《》号的功用。

而这时港台的学术著作，在由竖排改作横排后，注释条目书写的变化，相较大陆更为明

显。比如：

〈……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本，页193–195，1953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号很鲜明的标出，与“《》”相对。很有可能，这一“〈〉”号是流亡台湾的学者仿“《》”号而创建的；但我手头没有资料显示它的确切来源。它的产生，确实推动了学术的进步，使注释更趋明朗化。

此外，从大陆与港台的注释的文字表述而言，二者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四九年的大陆易帜，造成的不光是政治上分歧，在学术上，特别是学术范式上，差异也甚大。不光是繁简字的问题，就目前所看到的五十年间两岸的资料（香港主要承袭台湾），大陆几乎没有统一的范式，唯一的要求是讲述清楚即可；而港台则基本上定为学生训练所必须遵循的家法之一。我这里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材料一：

《明孝宗实录》卷123；黄佐：《翰林记》卷6《召对》。（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页13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材料二：

朱明德《广宋遗民录》顾炎武序，见《亭林文集》卷之二。（赵园〈明遗民论〉，页393，《学人》第7辑）

材料三：

《答邵二云书》中语，见《章氏遗书逸篇》，四川省立图书馆编辑，《图书集刊》，第二期（民国三十一年六月），页4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页3，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三则材料均出自于大陆出版物。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海外出的版本中，文章符号均写作“〈〉”，这里作“《》”，可能是大陆在出版时，按照统一范式均修改作“《》”了。而且，从三则材料的对比来看，余英时先生的注释文字，相对显得整饬、清晰，便于文献检索。

当然，两岸这种符号及文字表述上的差异，孰胜孰劣，明眼人自明。但除此之外，还有两点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前面提到的繁简字的问题。大陆五十年代以后逐步改用简化字，繁体字逐渐推出历史舞台。这一决策对文史研究贻害莫大。五十年后的今天，大陆年轻一代的学子中，能认清繁体字的很少。笔者曾亲耳听到大陆中文系的同学中有向老师抱怨为什么朱东润的《中国文学作品选》尽是繁体字的。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是乱改作者名字的问题，例如“钱锺书”在大陆的几乎所有的资料中均写作“钱钟书”。须知“钟”由“锺”和“钟”二字简化而来，写作“钱钟书”，无疑认可“钱钟书”？！再比如“几”和“几”的问题，“严几道”，“严几道”？此类的问题甚多。

第二，编排的问题。大陆现出版的所有著作中，运用脚注的，一般是各页独自编排，每页均从①开头。而港台及海外出版的刊物中，则多是每一章或每一节统一编排。前者的好处是便于阅读，一目了然；但后者看来，则行文相较统一，减少了排版上的麻烦。

三、结语

大陆五十年代以来的古籍整理，成果卓著，在整个世界汉学研究范围内，无能与其比肩者。但说到注释，论水平，无能出钱锺书《宋诗选注》和缪钺《杜牧诗选》其右者。这是一个甚须思考的问题。

依笔者看来，除上文提到的，注释者应态度谨慎、实事求是，及须要广博的知识、良好

的训练外，在当下更重要的，是能突破一种范式，即一种思维定势，综合两岸三地及海外的研究成果，使注释的文字表述更清晰，更科学。

参考书目

（1）《训诂简论》，陆宗达着。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2）《训诂学基础》，陈绂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3）《古籍整理概论》，黄永年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4）《古文献学四讲》，黄永年着。福州：鹭江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5）《中国古典文献学》，张三夕主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6）《史家陈寅恪传》，汪荣祖着。台湾：联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