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剑桥学派之争

两个剑桥学派之争

经济0902 宋阜民 2009090268

摘要：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二者由此导致了一场争夺凯恩斯主义正宗地位的论战，由于两个学派都是来自美国剑桥大学，因此这场论战被称为“两个剑桥之争”。他们的争论的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和激励作用。本文将对此次论战由来、原因、内容以及结果等进行系统的阐述。

关键词：两个剑桥之争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原因政策

正文：

“两个剑桥”是指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个剑桥之争”的由来，“50年代，在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的热潮中，凯恩斯学派内部由于对《通论》中若干论点的理解和一些现实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分歧，结果导致了一场争夺凯恩斯主义正宗地位的论战。论战的一方以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的萨缪尔森等人为主要代表，另一方以美国剑桥大学的罗宾逊等人为主要代表。因此，西方经济学界把这场论战称为‘两个剑桥之争’”①。

“两个剑桥之争”并非偶然。以下是这场争论的发生的主要原因。

“?凯恩斯《通论》中自相矛盾的论述是这场争论的背后动因。自相矛盾的论述在凯恩斯《通论》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凯恩斯的《通论》反对传统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然而，他在《通论》中又认为：如果政府确实有足够的投资来维持充分就业，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古典”学派的理论即传统的以市场均衡价格为分析核心的微观经济学还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凯恩斯在《通论》中很少谈及收入分配问题，更说不上有系统的分配理论。然而他在《通论》第二十四章又提出这样一个论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是其“显著缺点”②，资本主义社会中食利者阶层的“自然死亡”③是必然趋势。因此，上面这两个模棱两可的分析，为后来的“两个剑桥之争”埋下了根苗。

?5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新情况是这场争论的直接动因。30年代的凯恩斯关心的是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然而，到了5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支出都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以致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成为了无可辩驳的事实。于是，应该如何来看待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程度和目标，就成了英美等国经济学家普遍关心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国家干预经济力量的加强，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失业暂时显得不太严重，相反，价格问题却成了这时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突出的问题。因此，凯恩斯《通论》中关于达到充分就业时“古典”理论仍然有效的论断是否已具备了现实的前提？是应该从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中还是应该从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寻找新问题的答案？所有这些，都直接成了这场理论冲突的矛盾焦点。”④

正是由于以上两个原因的相互作用，终于导致了凯恩斯主义分裂为两个主要派别：以萨缪尔森、托宾、莫迪利安尼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罗宾逊、卡尔多等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1956年罗宾逊的《资本积累》一书和卡尔多《可选择的分配理论》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新剑桥学派正式形成。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主张的核心是“需求管理”思想。它的主要对象是投资，储蓄，消费，政府支出，水手，进口和出口这样一些经济变量。其最主要目标是：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手指平衡。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表现为根据汉森的理论提出的补偿性财政政策。汉森认为，政府为了维持充分就业，应该把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平伏私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调节工具。⑤”詹姆斯.托宾和阿瑟.奥肯在60年代提出了“潜在的国民生产

总值”和“充分就业预算”这两个新概念，试图使人们注意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和长期水平必须与中分就业增长轨道保持一致。⑥奥肯认为，这两个新概念的提出意味着提出一种新的策略。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不只是以经济是否在扩张，而是以经济是否已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力，作为判断经济表现的标准”。⑦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为了解决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新古典综合派”又提出了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多种经济目标，即多种经济政策综合运用的策略。其主要内容有：1.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配合”。2.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3.采用收入政策和人力政策。

除了上述政策之外，“新古典综合派”还提出了浮动汇率政策，对外贸易管制和外汇管制政策，消费指导政策，能源政策，人口政策和农业政策等。

新建桥学派的理论主要包括价值论、分配轮和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对于“停滞膨胀”的解释。其不仅反对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而且也反对“现代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主张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而“现代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则是一种倒退。他们也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但是，干预的方向主要不是直接或见解去增加总需求，而是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新剑桥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收入分配政策，要借助政府实施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来改革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调节不合理的分配。具体来说，主要有这样几项办法：1.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实现收入的均等化。2.实行“福利政策”缓解“赋予中的贫困现象”。3.对投资进行前面的社会管制，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增长率来制定实际工资增长率的政策，以改变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从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扭转分配的不合理情况。4.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国内资源的优势，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5.政府运用财政预算中的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的股票，把一部分公司的股份所有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从而抑制食利者阶层的收入，增加劳动者的收入。

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在一些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上的分歧，首先反映在方法论和理论分析的前提方面。

新剑桥学派的方法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坚决主张抛弃均衡概念，树立历史的时间观念；二是强调社会制度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在经济分析的理论前提方面，新剑桥学派与“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分歧反映在两个问题上，即如何看待“萨伊定律”和如何认识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关系。

下面我们便来对两个学派进行一定的简要评论：

“我们说，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作为一个主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对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思想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对于美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告诉发展，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该学派对凯恩斯经济思想的片面理解和实用主义态度，导致了指导美国经济政策时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新古典综合派”在无法解释经济滞涨问题时，导致了理论上的困境和该学派走下坡路的开端。

“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的《通论》作为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的特例看待，认为只要去掉刚性货币工资的假定，就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不是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正因为如此，“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变成了一个相互矛盾的奇怪的理论混合体，以便为自己提出的“混合经济”提供理论支持。此外，他们把凯恩斯的显然适用于短期和特定背景下的经济理论，变成了一种可以适用于任何时期与任何背景的“普遍性理论”；把解决经济波动问题的经济理论，变成了同时可以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广泛性理论”；把特定情况下适用的政策主张，变成了正常情况下的“微

调”的经济理论。这些都与凯恩斯本人的理论是不一致的，在理论体系的逻辑上，也是有一定矛盾的。

对此，西方经济学家也评论说：“新古典综合在数量决策和价格行为之间所做的分离可能经常的使人误解。然而这个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性的，并很难使其结合起来。一个新的最佳状态的综合还远远未能出现。”正因为如此，‘自1975年以来，新古典一直在为生存而战斗。⑧’⑨”

而新剑桥学派呢？“总体来看，新剑桥学派属于比较激进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右派——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的批评，是有一定深刻性的。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弊端，也有适当的暴露。但是，新剑桥学派毕竟是在资本主义视野范围内来看问题的，因而，很难提出真正深刻的见解和根本性政策建议。从经济理论方面来看，新剑桥学派的主要弱点在于：第一，他们自己所提倡的以历史观来代替均衡观的意见并没有真正实行。他们所说的历史因素被片面的理解为时间因素，而不是从前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状况等对后来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第二，新剑桥学派强调的制度因素分析也只不过是某些具体的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的分析，但是并不涉及根本性的制度分析。第三，新剑桥学派把经济波动的原因归咎于人们预期的不稳定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的更深刻原因和作用机制。第四，新剑桥学派对于收入分配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们之间的矛盾关系，仅仅局限在原有范围内，而没有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尽管存在着上述弱点，但是，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仍然被看作是比较激进的。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即便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政策主张属于改良的性质，也就是说，即便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不是否定态度，也是不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当权者所真正接受和接纳，更是没有可能被付诸实施的⑩”。

从实质上说，“两个剑桥之争”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双方都陷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圈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途着想，他们的分歧，仅仅是双方在如何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定繁荣在不同方法上分歧。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带有对两个剑桥的理论全盘否定的意思，而是想指出两个剑桥理论的共同局限性是由它们所产生的环境客观决定的。两个剑桥都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两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深知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资本积累和生产组织的作用，深知资产阶级国家在维护和调整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的生产关系以使之尽可能适应于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双方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考虑经济问题的基本取向上并不也不可能象马克思等人虽然接受西方教育但会能从否定性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而是从肯定性的角度，从如何更好地进一步发挥资产阶级（在琼.罗宾逊看来就是“积极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积极作用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此，两个剑桥派虽然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各种问题的指责态度上有高有低，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触态度有近有远，但是，我们却不能指望他们任何一方在根本上摆脱资产阶级意识、理论以及立场圈子的。束缚，不能幻想他们不带有资产阶级利益倾向上的偏见，不能不承认他们双方所考虑问题的主要内容是集中于如何稳定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两个剑桥派的经济理论在本质上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束缚，不能幻想他们不带有资产阶级利益倾向上的偏见，不能不承认他们双方所考虑问题的主要内容是集中于如何稳定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两个剑桥派的经济理论在本质上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这也便是他们二者的相同之处了。

在论战中，由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在60年代开始应战，双方第一回合的交锋是以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告一段落。在60-7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英国剑桥学派的行

列。同时，新剑桥学派开始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并吸收卡莱茨基的理论试图重建经济学体系。虽然在这种逻辑争论中新剑桥学派取得了优势，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异质品加总问题在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新剑桥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为其挽回了一些面子。

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剑桥学派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似乎也中止了，就整个经济学界而言，这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从此之后，对于论战内容的相关理论研究便由此终止了。

不管如何，我们必须承认，毋庸置疑，两个剑桥学派之争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激励作用，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

①高鸿业吴易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学派》，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384页

②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二版第321页

③同上

④高鸿业吴易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学派》，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384页

⑤引自《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页

⑥托宾：《十年来的新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页

⑦黄范章：《美国经济学家奥肯》载《世界经济》1981年第10期，第74页

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第3卷第682页

⑨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⑩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