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仁爱思想

浅谈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仁爱思想

十九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各方面都承接了文艺复兴、古典主义以及启蒙主义三大时期的发展成果，所以在思想有着突出的表现。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界在为打破神学束缚的现状上而提出了“人道主义”，将“人”提到了思想的首位，宣扬“人”的价值大于神，紧接着古典主义时期将文艺复兴后期的过分崇尚享乐以及“人欲”不禁的思潮渐渐规矩起来，以让社会可以有秩序的发展，从而便引出了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提出要以“理性”的人道思想，将理性的观点来诠释和规范社会道德秩序，以此更有利的反封建并且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而到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渐已定型，思想在世界局势变迁的同时也有所转型，之前的思想由于主流趋向是反封建为社会革命所兴，所以之前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充满了封建批判性以及革命性，而此时革命已陆续成功并进入了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时期，伴随着这个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背后也开始暴露出新思想层面的变异，思想家与文学家的视角也开始对于人性进行深一层那个的探讨，这个时期文学进入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时期，文学家们一旁沐浴着欧洲全面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民主思想中“自由、平等、博爱”充斥于笔端，一旁在注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下对于人的心灵的挤压与扭曲状态，将现实发展的种种境况显露在纸上，而交织于两方的所共同挖掘的都是人性中所凸显的“仁爱”。

资产阶级思想中十分突出民主思想，希望社会充满“仁爱”，呼唤人性的中的“善”，这个道德价值的体现就在于利他主义的提出，这一道德理论倡导为了更有利地实现个人利益而要求关心他人利益，甚至为他人利益牺牲某些个人利益，这便体现出了“仁爱”思想。文学家是的社会嗅觉最为明显，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所以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满含着“仁爱”思想，首先在浪漫主义文学中，由于其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社会思潮并且经过了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特点便是倡导自由，关注同情底层人民，抨击社会旧的以及新的罪恶现象，并且对社会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所以“仁爱”思想是其抒发情感的创作基础。雨果是其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其在《<克伦威尔>序言》中就提出文学对人的道德净化问题，而他这一思想在其后来的作品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名著中都充分得以体现，《在巴黎圣母院》中他在揭露中世纪教会统治和神职人员罪恶的同时，也彰显出了作为底层小人物加西莫多源于美和爱的自我牺牲精神，而其代表作《悲惨世界》中主人公冉阿让身上更加凸显出了雨果“仁爱”思想：即只有基督教仁慈、宽恕精神引导下的“道德自我完善”，才能真正改变人，改变社会。雨果其创作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直接影响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

而现代主义秉持着其真实的反映生活、反映人性以及表达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特定环境下的思想与情感变化的创作特点，对于“仁爱”思想的宣扬更有其突出的表现，现代主义文学作家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已超越了浪漫主义的力度，并且对于社会的批判与揭露也愈见深刻性。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狄更斯由于横接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时期，所以在其文学作品中较早透起“仁爱”思想，早期的《匹克威克外传》《奥利佛·特维斯特》等作品便创造出了一系列关心、庇护弱小者的“仁爱”有产者形象，其代表作《双城记》更是描绘了“以暴抗暴”后最终自食恶果的现实，深刻宣扬着以基督教的仁爱、宽容对待敌对者的人道思想，而这一创作思想最终被后来“仁爱”思想的集大成者托尔斯泰归结为“以宗教拯人救世，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在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中，从一开始就将目光投射在全世界全人类，其早期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就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世界精神”，而在《战争与和平》中他找到了基督教作为释放仁爱的中心与人生在世的精神归宿，《安娜·卡列尼娜》里对于安娜一生的描绘中流露出作者的危机感和悲观情调，而却在对于列文这一人物的描写中宣扬出人一切须听从于上帝，人生之可为唯在克制欲望、净化自身道德的思想，最后在代表作《复活》中“托尔斯泰主义”最终得以形成，作品中把人道主义同完全宗教意义上的基督教相贯通，相融合，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玛斯洛娃在上帝的感召和指引下得以灵魂的“复活”，托尔斯泰用他的文学艺术诠释了在上帝指引下人人之间互爱和谐的美妙境界，将“仁爱”思想散播向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

“仁爱”思想作为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的一种主流创作思想，不仅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下人性美好的呼唤与社会异化心理的救赎起到一定作用，还对后来的文学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