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论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只作了一条简单的规定(即保险法第31条)，以至于司法实践中，常将该原则适用于合同的一切争议，误用于一切类型的合同条款，并将该原则视为保险合同解释的单一原则。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是有其条件的，一方面，保险合同条款确实存在“歧义”，另一方面，只有在用尽其它解释原则仍不能解释保险合同疑义时方可适用该原则。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范围只限于由保险人拟定的条款，而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协商的特约条款和法定保险条款不宜使用当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总体谈判实力相当，或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均为保险公司的情况下，也不应当使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早在1537年，英国法院通过一个判例确定了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自此以后，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被移植到许多国家。1995年我国建国后的第一部《保险法》也部分采纳了这一原则。我国现行保险法对该原则只作了非常简单的规定，没有具体说明在何种条件和在多大范围内可以适用该原则，以致造成适用上的混乱，已不适应我国保险司法实践的要求，故有必要将这一原则细化以明确该原则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理论基础

(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内涵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来自古罗马的一条谚语:“有疑义应为表意人不利益之解释”的规则，其后为法学界所接受。在古罗马法学家的契约规范上写道:“内容含混或书写不清的简约不利于卖方和贷方，因为他们在起草简约时本该写的更清楚。因此，相应来说对非起草人有利，就是对起草人不利，故“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从非起草人来说，可称为“有利解释原则”;从起草人来说，称为“不利解释原则”。这在学者的研讨中，各种名称散诸于文章中。也有称作反立约人原则或针对原则。但最常见的还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和“不利解释原则’，。保险合同解释中的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系指“在保险单用语可以作出两种解释的情况下，保险单用语应当依照最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保险合同解释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中“疑义”是指保险合同条款令人迷惑、生疑而无法确定其涵义，“利益’，是指投保方的利益，即有利于投保人方的意思，联系起来，该原则的基本内容系指当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格式合同的内容发生争议且保单用语可以做出两种解释的情况下，应当依照不利于保险人的方式予以解释，亦即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法理基础

保险合同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针对保险人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地位，而设立的对被保险人进行司法救济的原则，其法理依据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

格式条款说。格式合同又称附意合同或附合合同。“附意合同，之所以称为附意，是因为弱势力量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希望合同根本成立的话，就只能附和由强势一方当事人支配的合同条款。现代民法都强调通过特殊的合同解释原则，以保护合同“附意”一方的利益。美国司法界一般认为标准化合同的起草人要比普通合同起草人负更多的责任，因为单独协商的合同条款含混只会影响相对方，可能是极少数人的利益，而保险合同的相对方是不特定的社会大众，保险人更应当

谨慎起草，因此在保险合同中，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作用更突出。当保险契约之条款用语有疑义时，应当作不利于条款拟制人之解释。

专门技术说。该说认为，保险条款中涉及术语有专门化倾向，同时还夹杂着法律、统计、精算、医学、建筑、气象等各行各业的专有知识和词汇。这种术语的专业化和技术性，非一般投保人所能完全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如果保险人合理运用复杂的保险技术，并能公正地使用保险术语，则没有干涉或解释保险条款的必要。但在实际情况中，保险人往往滥用保险技术，在保险条款中过多使用专业术语，且文字冗长晦涩、模糊难懂一般的投保人没有专门的保险知识和经验，很难完全理解保单语言所要表达的含义。所以说，对保险条款发生争议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保护弱者说。该说认为，在保险交易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相对于保险人而言往往处于弱者地位，主要表现为“交易能力不对等”，具体表现为:(1)交易能力不对等，交易地位悬殊。保险人多数都是拥有巨额资本与雄厚人力的法人机构，而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多为中小散户或者从人力、则力、物力上均无法与保险人相抗衡的中小法人。因此，被保险人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双方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2)交易信息不对称。保险合同是复杂的法律文件，非业内人十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字。交易能力的不对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根本就没有与保险人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只能或多或少地自愿屈从于由强者一方提出的合同条款和那些经常被人模糊理解的合同条款，所以，当对保险条款发生歧义时，应作不利于保险人之解释。

综上所述，保险合同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基础和目的是基于保险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并且由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缺乏保险业务知识，在交易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当保险条款存在歧义或模糊时，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就成为必要。

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条件

我国《保险法》第31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该规定，对于保险相对人的合法利益的保护，积极的作用。

然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是有条件的。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往往把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理解为“优先原则”，只要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保险合同有“争议”时，就无条件地使用这一原则，从而作有利于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法院运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日的在于保护弱者一方利益，“但如果无原则地扩大适用，可能会损去保险人一方的利益，这也违背了合同公平原则。

具体说来，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一)保险合同确实存在疑义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保险合同条款存在“疑义，" ( ambiguous)，或保险合同条款的“含混" ( ambiguity)。模糊的条款就意味着两种以上的含义。如果一个词语经过合理地推理可能存在多种解释那么该词语的意思就是含糊不清的。

有无疑义，不是基于合同当事人的判断，而是基于一个中立的、“具有通常智力水平的普通人”的判断，同时也要考虑当事人是否“诚实地对其含义产生歧义。在司法实践中，法庭所关注的并不是保险人所要表达的意思，而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保单持有人所能理解的意思。然而，如果该词语在商业或其他场合使用时

具有技术性或者专门性的含义，那么即使诸如保险专家能清楚地理解该词语的意思，法院仍然会发现该词语的意思是模糊不清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只有解释的复杂性，并不必然形成语意的含糊不清;仅凭对词语的理解存在着争议而不能证明其语意是含糊的。确定一个词是否含糊，关键不在于保险人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一个词是专业术语或在交易过程中被赋予的含义，即使这种含义对保险人来说是清晰的，但只要保单持有人持有疑义，法院仍然会认定语言是含混的。

在Gordinier，Aerna Cad，&Sul，Co一案中，在法官看来，尽管合同中的语言是清晰的，但一般的消费者无法理解，法院仍然以普通消费者的理解作了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判决。如果合同文字语义均清晰，当事人双方的意图明确，即使当事人事后对保险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法院或仲裁机关也不能对此条文进行不利于合同起草方的解释。为了使不利解释规则得以适用，保单持有者必须首先阐明其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该理解应区别于保险业者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而且对法院来说其应表现为一种更加合理的解释。

必须注意“有争议而无疑义”的情况。合同当事人之间所产生的争议，有的是因为合同条款存在疑义而产生争议，有的不是因为合同条款存在疑义产生而争议。而在后一种情形下，虽然有争议，但是没有疑义，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在有争议时，首先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其他一般性的解释原则进行解释，只有在真正出现疑义时，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绝不能过度扩大该原则的适用前提。

(一)其它解释原则无法解释保险合同时方可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

对于合同条款疑义的解释，除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外，还有其他解释原则，如整体解释原则、日的解释原则、交易习惯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许多法官及仲裁人员误解为“只要保险双方对合同内容有争议，就理应适用疑义条款解释原则，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保险合同属于合同中的一种，本应遵循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立法、司法对合同的解释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合同解释的随意性，加之合同法解释原则的规定滞后于保险法，缺乏可操作性，而实际上，对于保险合同的解释不是仅仅依靠一个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来完成的，应当形成一个相对系统的解释制度。

目前，理论界就关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使用颇有争议，有人主张，当保险合同中存有不明确或模棱两可的条款，法院应当优先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认为优先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来解释疑义条款，会给司法工作带来方便和效率，也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利益，但该作法对保险人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有人则主张，保险条款的解释同一般合同解释原则一样，保险合同的解释，应当完全超脱，没有必要去作有利于或不利于任何一方的解释。还有人认为，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折衷”使用。相比较而言，“折衷说”比较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

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日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保险合同既然是合同的一种，其当然应具备商事合同的共性，《保险法》作为一部特别法，它的基本原则还是应当遵循合同法，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所具有的“辅助性”、补充性”的特征，决定了在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就保险合同的条款产生争议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的正确适用位次应为:

首先得以适用的原则应为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有人称为“真意解释原则。”这其中包括:意图解释原则，这一原则的基础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根据订

约时的历史背景、客观情况等进行分析判断，以寻求当事人订约时的真实意图;有效解释原则，即根据一个条款可能做出两种或两种以上解释时，就采取最适合合同有效的原则进行解释;目的解释原则，当文字可能做两种解释时，就采取最适合合同目的的解释;习惯解释原则，即对于有歧义的文字按订约地的习惯进行解释;整体解释原则，即合同的全部条款可以互相解释，以便确定每一条款在整个合同中的含义;明示条款优于默示原则，合同变更优于合同正文原则等等。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54条第2款规定:“保险契约之解释应探求契约当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于所用之文字;如有疑义时，以有利于被保险人之解释为原则。”可见其立法不当然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而是有个前提即，不得同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即探求当事人内心真意原则相冲突。只有当基本原则用尽而争议局而仍旧存在时，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才能得以适用。即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和其他一般原则之间存在着一个渐次适用的顺位关系问题，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最后一张王牌。美国保险法学者Stemple指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在保险合同内容的解释方而得到显著的应有，并且非常的重要。但是它并不是保险合同的独特规则。当法院而对产生歧义的合同，不能求助于其他的合同解释方法，也无法从外部的其他证据中得到明确的证据，对该歧义性的语言就会采取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在判定争议性合同的意思是否清楚或者保单持有人选择的解释是否合理时，法庭均考虑到语义存在多重可能性。保单应被作为一个整体来予以解释，应按照符合合同根本目的的要求(或至少是不违背合同的目的)来对争议性条款进行解释。当保险合同出现疑义时应作出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解释，这一规则只有在保险公司有机会提出证据来消除疑义后才开始发挥作用。法庭还认为这是对待外在证据的正确态度，是保险和非保险合同的疑义处理原则。对于疑义条款解释原则，应当将其置于解释规则体系的底部，而处在公共政策和极度不公平规则之前。从效果来看，疑义解释原则经常起到最后的决胜结果的位置，更多的时候的，是在采取正当并明确的方法失效之时去适用。

如果合同语言含义模糊，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认识一致，或者当事人之间虽然有争议但合同语言非常明晰，显然也是不能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按照《合同法》的精神，也参考美国保险合同解释的原则精神，只有当疑义条款用所有可行的解释原则都无法清楚双方当事人的纠纷时才最后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所以说，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不仅仅是最后一张王牌，更重要的是应该贯穿于保险合同解释的全过程，即对争议文字的每一步解释均应加入利益衡量的因素，但前提是对其他解释原则的尊重，在解释保险合同时法官应当有更多的自由裁量的权利，从而才能在每一个具体的保险合同的解释中都能充分体现出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所以保险合同的最终解释应是多个原则综合适用、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

(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保险合同条款类型

由于我国保险法没有对保险合同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故在司法实践中常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误用于合同条款的一切类型，中国《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而中国《保险法》第31条的规定则是将其扩大到一切“保险合同的条款”，显然过度扩大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仅应适用于保险人制订的格式条款，而不应适用于保险机构制定的法定条款和当事人约定的特约条款。

在这方面，澳门《商法典》可以说是很好地把握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根本精神。该法典第970条第2款规定:“如有疑义，保险人所制定之任何一般条款或特别条款，应以最有利被于保险人之方式所解释。”第3款规定:“以上两款之规定，不适用于按照法律或规章制定之统一保险中之一般条款及特别条款。”由此可以看出，在澳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只适用于保险人制定的格式条款，而不适用“按照法律或规章制定之统一保险中之一般条款及特别条款”。原因在于，保险合同的法定条款，本质上并没有体现过多的保险人的自由意志，仅有格式条款之形而无格式条款之实，己失去了格式条款的本来含义。如果对法定条款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就必然会损及到保险制度的基础。

根据我国保险条款制定主体及程序的不同，可以将条款分成由保险人拟定的条款、议商性条款、法定条款、审批的条款四种，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对于各种条款的适用是各不相同的。

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协商所拟定的特约条款不应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因为，由保险人和投保人双方协商所拟定的特约条款不是格式条款，在这种情形下，当事人双方对于条款的制定拥有平等的权利，不宜再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否则将有违法律的公平原则。

由保险监管机构制定的法定保险条款，合同双方都不是该条款的制订者，而仅为“规范”的执行者。法定条款制定，是政府对保险人和保险相对人的利益进行一种合理分配，同时也是政府调控保险市场的手段。法定保险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时，应当由保险监管机构做出公正的解释，不应当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如果对法定保险条款仍然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就会失去立法的严肃性，破坏法定条款所力图构建的理想模式，有违政府制定法定条款的初衷。

我国《保险法》第107条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时，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审批的范围和具体办法，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这就是由保险人所拟定，但需要报请监管机构审批通过后方可适用的格式条款(简称审批条款)。当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审批条款发生理解上的歧义时，是否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呢?对此，虽然在理论上，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在审批有关保险人起草的保险条款时有义务对不公平的条款不予审批，从而来规范保险活动，保护投保方的利益，但在现实中，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也难以超脱于保险行业之上，可能会因过失甚至基于其与保险人的密切关系而故意偏袒，审批了不公平的保险条款。所以，如果出现上述情况，排斥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则就会使得被保险人失去法律救济，本来是为了规范保险活动和保护保险合同相对人利益的审批制度反而成为保险人利用模糊用语失去相对人权益的保护伞。

如上所述，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针对保险合同的格式化特征，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保险合同相对人的一种司法救治手段，属于一种事后的司法救济机制。然而，行政主管机关对保险人拟定条款的审查，包括对不合理条款的排除，是一种事前的行政控制机制，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功能相得益彰，不能人为地将其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

(一)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限用于被保险人是弱者的保险合同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创立，是建立在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不平等的交易

地位进行司法调整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的。不过，由于在具体的保险实践中，除了格式保险合同外，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由经验老到的保险经纪人、风险管理人及律师，代表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经谈判达成的保险合同。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拥有很强的经济力量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逐步出现，而同时不断增加的保险主体中也有势力不是很强的小保险公司，这样就会出现相对而言是弱者的保险人和非弱者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这种情形下，就产生了一个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问题，即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交易地位相等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否仍然能够适用该原则?

对此，在美国司法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否定说”认为，“保单持有者为大公司时，保险合同己经丧失了标准化的形式，他们可以同保险公司讨价还价，或在保险人中进行选择以确定对自己最为有利的保险费率;他们可以和保险人就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协商，挑选变更合同范围的条款附贴于基本的CGI保单之上，而他们的代理人或经纪人甚至可以起草一些保险条款，如在Travelers Tndem. Co. v. United States案中被保险人的经纪人起草了合同条款，保险合同不再是保险人出据的格式合同，所以不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相反，法院作了不利少保单持有人的判决。“肯定说”认为，“含混分析并非依据经验和交易能力，而是以保险人起草了保单为基础。”如在Co. v. Aetna Cas. and Sur. Co.一案中，尽管波音公司的交易势力超过了保险公司，法院仍作了有利少被保险人的解释，该判代表了支持说的典型观点:“在此案中，是否因为被保险人是大公司就不能同样地适用合同解释的标准规则,关键的问题是有疑义的保单是由保险公司的专家预先制定好的标准形式，语言是由保险人选定，并双方当事人协商议定。”上述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判断被保险人是否是弱者。

对于弱者的判断标准，美国的法院通常考虑以下因素:第一，被保险人的规模的大小及谈判实力的大小。虽然并没有法院会因为被保险人的规模而拒绝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但是，己经有法院将之作为一个是否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考虑因素了。他们认为，被保险人的规模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的可能性是成反比的，被保险人的规模越大，其拥有的谈判实力越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越小。美国加州上诉法院就曾以作为被保险人的原告是一家“庞大的商业实体”为由，拒绝其要求适用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申请;第二，被保险人对保险的熟悉程度。因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之所以创立，就是为了保护缺乏经验的被保险人，因此，在被保险人的保险经验与保险人相当情况下，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没有适用的必要;第三，有无保险经纪人的参与。因为保险经纪人是一个独立的中间人，他不受特定公司的约束，他通过使用其强大的谈判实力从保险公司获得最有利的条款，来满足大客户的需求。如美国新泽西州最高法院曾以涉案保单系一份经由保险经纪人起草的保单。该保单所涉及的双方当事人均参与了谈判，均以精于保险为由，拒绝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第四，有关的争执是否为保险人之间的争执。疑义利益解释原则适用的前提是被保险人缺乏经验，因此，在两个保险公司之间就保险合同条款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只有依照合同条款解释的一般原则进行解释才是公平的。

我国《保险法》第31条中仅将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很宽泛地界定为: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就保险合同条款发生的争议，至于“被保险人”究竟是仅指谈判实力明显弱于保险人的个人被保险人，还是泛指包括谈判实力与保险人相当的商业保险人在内的所有被保险人，并没有明确说明。由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为了保护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因此，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

也应该根据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交易实力的强弱来决定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是否适用，这也是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内在要求。如果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交易实力大致相当，被保险人就不属于“经济上的弱者’，，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即不应对其适用。至于在我国判断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交易实力是否相当的标准是什么?这要从目前我国保险市场的实际情况出发，借鉴美国法院判断被保险人是否弱者的标准。由于我国的保险市场与美国相比，其规范程度和成熟状况均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在借鉴时，不应生搬硬套。应当结合日前我国保险市场存在的保险人仍居于主导地位，被保险人的利益仍须大力加以维护的客观实际出发，将判断被保险人是否弱者的标准加以认真调查研究进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