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与法治的区别
法理二人治与法治的区别
1.领导人或统治者的地位不同。
在法治社会，领导人或统治者都必须服从法律。即使领导人或统治者认为法律有所不妥，在法律未改变前，必须守法而不得违法。
在人治社会，治国的最高依据是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治国依赖其智慧和能力，规则法律经常可以被权力拥有者一言以立、一言以废。领导人或统治者地位高于法律。
2.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在法治社会，法律至高无上。与任何组织与个人相比，法律高于个人意志。与其他规则相比，法律具有至上性和首选性。可以说，法律是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方式。
在人治社会，由于统治者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因此法律充其量只是统治者实现社会统治的工具。
3.法治强调“权自法出”，人治强调“法自权出”。
在法治社会，所有的公共性权力都应有合法性依据。法律是公权力的产出之所。没有法律依据的公权力都为非法。
在人治社会，“朕即国家，朕即法令”，领导人或统治者即能创造法律又能超越法律。
4.政治和观念基础不同。
法治以民主作为政治基础，并且往往与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相联系。
人治以专制集权作为政治基础，并且一般并不奉行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理念。
5.意志来源和代表性不同。
法治往往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是常常是少数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
6.生效依赖的基础不同。
法治强调法律，其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看人们的道德水准，更依赖于法律制度的优劣。
人治强调个人的威望、智慧、能力。人治的成本高低、效果好坏除了依赖人们的道德水准，还要看国家治理的道德水准。
7.治理过程中体现的特点不同。
人治多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法治具有比人治更大的确定性、稳定性，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8.规则公布出台的时间不同。
法治是事先之治，按事先建立的法律规则进行法律适用。
人治是事后之治，便宜行事。往往先依照个人意志行事，之后再制定规则。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一、法制与法治概念 法制（Rule by Law），法律和制度。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其基本含义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任何国家都有法，但不一定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排除了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法制的专制性质，但资产阶级受阶级本性的局限，当有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时，就加以破坏，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制。只有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制。 法治（Rule of Law），是指在某一社会中，法律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所谓‘凌驾一切’，指的是不单止任何人都必需遵守、甚至是管治机构的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亦需要，而法律本身亦被赋与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不能被轻慢。政府（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法律。 二、法制与法治的联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谈谈企业管理中的人治与法治
谈谈企业管理中的人治与法治 ( 任何企业都会面对人治和法治的问题。在通常情况下，企业规模小的时候主要依赖于人治，老板的一句话就是“圣旨”，严格遵照执行，凡事都需要请示与汇报。待企业规模壮大起来后，管理者越来越意识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于是将内部各项制度的建立提到日程上来。希望通过“法治”实现企业规范化、规模化管理，这些制度是企业中的“宪法”，将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现象都要考虑进来，严格执行并不断完善；这样，企业运营中的正常事务就可以按照规矩和流程办理，不需要都请示领导定夺，将领导者从繁琐的事务中拯救出来，思考更高层面的问题。现实中的成功企业，其管理风格往往千差万别，都不尽相同，但有一些议题是任何企业都不能回避的，例如企业愿景、战略规划、产品定位、人治与法治等等，这里我们专门来谈谈后者。 我们先来看看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人治涉及到的对象可能是老板，也可能是各级管理者，这些人首先是能人，在技术、管理、思想等方面有过人之处。当他拥有很高威望时，可以达到一呼百应的程度，企业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需要这样的能人，人治也是可以为企业带来很好效益的。但是，严格来说，人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或者说这是一种不理性的管理，且风险很大。当老板无暇顾及时、当各级管理者离职或怠工时，企业管理工作就会陷于被动，甚至瘫痪，这样的管理给老板提出了“三不”要求：不能生病、不能有自己的事情、不能死
亡，老板首先是人，可这样的要求本身就是不人道的，这是人治带来的弊端。 我在这里不是抨击人治现象，而是分析它。假如人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就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可见，人治是一把双刃剑，而法治是企业管理的根本。 下面我们以员工忠诚度为例来做个分析。在很多企业中，会把“核心员工保留率”作为衡量团队管理者成效的一个指标。说到这儿，我们要先来分析核心员工为什么要离职，可能是有了更好的机会（更高的待遇、更适合自己的岗位等等），也可能是看不到前途。如果年复一年仅仅意味着年龄的增长和不断的重复自己，在企业中既没有补血的过程，也没有创新指导，更看不到未来的成长路线，那么员工的内心（尤其是年轻人）就会同时产生职业倦怠感和内心恐惧感。这时，仅靠“能人”的伶牙俐齿和人格魅力去说服对方，即使“忽悠”成功，也是一时的，不能代表一世，因为治标不治本，核心问题并未解决。换一种思路来设想：首先，很多年轻人刚进入一家企业时，往往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发展，即便有也是肤浅的，例如招聘时就有人提出“我希望自己能带一个团队”，当被问到“你为此做好了哪些准备”时，就答不上来了。但是当新员工进入企业马上就能看到企业为自己的岗位设置的成长路线图，清楚自己每一个阶段的发展目标，以及配备的学习和积累途径时，他的动力很容易被焕发出来。“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随着成效逐渐显现，他的信心会更强，动力会更足。同时，他还能了解到：多长时间、达到什么标准可以加薪，可以晋升；达到
德治,人治,法治
德治，人治，法治优缺点 人治、德治与法治不仅仅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的政治主张，而且也是历代王朝采用的统治方法，对其加以分析和认识，对于我们
今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具有借鉴作用。 一，法治，人治，德治的含义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原创性表述：“法治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指定的良好的法律。”在这个界限中。前者强调“法律至上”，后者强调“法律正当”。 法律是大家按照社会普遍规范制定的，而且这种被普遍遵从的法必须是好法，良法，善法。亦即这种法包含着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等等人类价值要素。他使立法者在法律制定之后，必须受到时间的评判和检验。法治是一种以“法德”来统治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他并不排斥社会道德等对人们内心的影响和外在行为的自我约束，但他排斥以人为核心的统治方式。 这里我们要区分两个概念即“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它强调的是掌权者和普同公民都要服从法律。“以法治国”它强调的是统治者用法律制度管理人民。 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个人或集团因为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阶级统治的社会体制。在我国，人治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的治理国家的理论，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人治是封建社会统治者所提倡的，即个人要服从君王的统治。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常见于我国的封建社会。用君
主至高无上的权利去进行国家的统治，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德治的概念，可以说有不少争论和分歧。德治的“德”，不仅仅指道德范畴，它还包括：风俗、习惯、信仰、伦常、礼貌、道德、信义等含义。在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德治就是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相配合的社会思想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二，法治，人治，德治的优缺点 （一）人治 “人治”主张权力出自君主。正所谓“朕即国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国家中，君主和统治阶层不仅能创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们只是用法律管理和镇压老百姓，维护自己的统治。 “人治”是最高统治者不收法律约束的“权治”。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大于法律。谁拥有国家权力，谁就拥有国家、统治民众。在人治国家中，官本位观念盛行。因为掌握政权是发财致富，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一条捷径。所以人们普遍崇拜权力，漠视法律。中国古代自汉武帝以后的历代皇朝尊崇儒学，倡导“以德治国”。隋唐后采用了科举考试。但是“人治”的“家天下”思想构成了巨大而严密的权力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辨析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辨析 长期以来，关于儒家强调人治而反对法治的说法，一直占据着学界主流，对此，尚需仔细辨析。 主张人治反对法治的一个典型是西晋时的大臣杜预。他曾经参与《泰始律》的制定，强调法律应当简约直白。“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晋武帝令杜预制定考课黜陟制度，杜预则认为，治理国家靠人而不能靠法。“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人治是根本，法治会导致恶性循环。“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所以，杜预抗命不从，反对制定考课法令，而是主张各级长官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各考下属，每年把自己的下属按照优劣排出顺序，累计六年的排名顺序，决定升降迁置（《晋书?杜预传》）。 大体上，古代学者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以法家最为典型，韩非把这种法治思想推到极端。而儒家多是主张人治的，杜预只是其中之一。从战国的荀子提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一直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主张“治惟其人，不惟其法”，反映出儒家的治国思路。今之学者，往往把这种主张一概划入与法治对立的人治范畴，乃至加以批判，认为
这种人治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然而，人治和法治是否就像有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排斥关系？主张法治最为激进的韩非，同时又承认术和势的作用，难道用术就不是一种人治？反过来，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荀子，恰恰是儒家各派分支中对制度作用最为强调的，从他对礼的重视就可看出这一点，难道隆礼就不是一种法治？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把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是不是有点简单化了？ 就拿反对制定考课法令的杜预来说，他反对“去人而任法”，却并不主张“去法”。他所主张的六年累计优劣以定黜陟，依然是一种法治，不过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法治而已。杜预的观点是：“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故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大意是，考课官员十分复杂，官员职责千差万别，衡量起来难易不等，如果简单按照制度规定，很有可能难以考核的就轻轻放过，而容易测定的就抓住不放。这就全靠主管官员用心衡量，区别情况灵活处理。要在法令之上赋予实施弹性，不可能严格执法就万事大吉。再拿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荀子来看，他一方面主张人治，认为君主的表率作用最重要，“君者仪也，民者影也，仪正而影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荀子?君道》）另一方面又说礼制是国家根本，“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
论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论法治与人治的区别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①两者基础不同。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②两者特点不同。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③二者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 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在于，法治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是整个法律与制度的好坏，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领导人是否贤明。人治的理论则恰好与此相反。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与方法，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要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与制度；并且特别强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包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内，都要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这同那种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有法可以不依，凡事由少数领导个人说了算的人治是有原则区别的。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两者的差别是巨大的，一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人治论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法治论强调依法治理；（2）人治论主张因人而异，对人的行为作具体指引，法治强调对事不对人，提供一般性规则；（3）人治论推崇个人权威，维护专制体制；法治论弘扬民主，保障共和国体制。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法治的优越性十分明显，一般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即人治），……就是说，依法律决策优于一人的决策，法律不受人的感情因素的影响而能作出公正的裁决。第二，法治有监督体系，能有力地防止个人专断和腐败。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已成为一条公理。第三，法治能客观地反映和作用于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要求主体平等、交换自由与主权明确，要求合法权利得到可靠保障，……而这些只有通过实现法治才能全面达到。第四，法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没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就没有保障，也不能发展。……要建设……民主政治，就必然实行法治。尽管这里还有一个过程，但最终走向法治是不可避免的。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一般可概括为四个方面：（1）人治论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法治论强调依法治理；（2）人治论主张因人而异，对人的行为作具体指引，法治论强调对事不对人，提倡一般性规则；（3）人治论推崇个人权威，维护专制体制；法治论弘扬民主，保障共和体制；（4）当个人与法律不一致时，法治强调“法律至上”，而人治则是个人权威至上。 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1．在价值理念方面，法治追求民主、人权尤其是自由平等，人治则与专制、等级特权和奴役具有亲缘关系。…… 2．在法律的地位方面，法治强调法律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认为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主要模式。因此，在法治社会里，法律会受尊重、遵守乃至信仰。而在人治状态下，虽然也有法律，但法律的调整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对于“人治”来说，法律是不重要的，有时是可有可无的。因此，在人治社会里，法律不受尊重、不被信仰甚至受到蔑视或厌恨。 3．在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方面，法治奉行“法律支配权力”的原则，而人治则奉行“权力支配法律”的原则。对于法治来说，通过宪政和法律限制，约束和规范权力，是其生命所在。但在“人治”看来，权力尤其是最高领导的权力，不受制于法律，不对法律负责，才符合其本质要求。
人治与法治的区别
法理二人治与法治的区别 1.领导人或统治者的地位不同。 在法治社会，领导人或统治者都必须服从法律。即使领导人或统治者认为法律有所不妥，在法律未改变前，必须守法而不得违法。 在人治社会，治国的最高依据是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治国依赖其智慧和能力，规则法律经常可以被权力拥有者一言以立、一言以废。领导人或统治者地位高于法律。 2.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不同。 在法治社会，法律至高无上。与任何组织与个人相比，法律高于个人意志。与其他规则相比，法律具有至上性和首选性。可以说，法律是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方式。 在人治社会，由于统治者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因此法律充其量只是统治者实现社会统治的工具。 3.法治强调“权自法出”，人治强调“法自权出”。 在法治社会，所有的公共性权力都应有合法性依据。法律是公权力的产出之所。没有法律依据的公权力都为非法。 在人治社会，“朕即国家，朕即法令”，领导人或统治者即能创造法律又能超越法律。 4.政治和观念基础不同。 法治以民主作为政治基础，并且往往与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相联系。 人治以专制集权作为政治基础，并且一般并不奉行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理念。 5.意志来源和代表性不同。 法治往往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是常常是少数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 6.生效依赖的基础不同。 法治强调法律，其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看人们的道德水准，更依赖于法律制度的优劣。 人治强调个人的威望、智慧、能力。人治的成本高低、效果好坏除了依赖人们的道德水准，还要看国家治理的道德水准。 7.治理过程中体现的特点不同。 人治多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法治具有比人治更大的确定性、稳定性，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8.规则公布出台的时间不同。 法治是事先之治，按事先建立的法律规则进行法律适用。 人治是事后之治，便宜行事。往往先依照个人意志行事，之后再制定规则。
第17章 人治与法治
第十七章 人治与法治 第一节 人治及其形态 一、神治 二、德治 总的说来，人治具有不同形态，甚至会有人治与反人治、非人治形态的混合。例如，鼓吹希望通过一种“绝对权力“来建立君主独裁，依靠强有力的专制统治达到统一民族国家的目的的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强调统治者对国家进行统治，目的就在于夺取政权和保持权力；强调目的决定手段的政治强权主义。但是，马基雅维利绝非君主专制制度的护士，他认可最优政体是民主共和制。随后的霍布斯也主张实行一种开明的专制统治，认为法律是来自统治者的命令，统治者不受法律约束。不过，他同时也认为，君主应该是自然法的忠实捍卫者，他应该确保臣民的生命、财产和幸福。他既迷信专制统治，也试图限制政府权力。 第二节 法治及其表现 法治既是思想范式，也是制度体系，更是实践模式，且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 一、法治的思想脉络 （一）西方的法治思想 古希腊罗马法治思想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是坚定的拥护者、倡导者，西塞罗丰富了法治的具体内容。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法治思想是神学的分支，影响最大的人物当数奥里略?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人文主义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人文主义。 启蒙时期的法治思想是以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为代表的、以自由、人权、平等、民主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西方法治思想在二战后呈现出新的特点。 （二）中国的“以法治国”观念 首先，在统治者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他强调君主守法、治者循法。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1“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2他强调：“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3然而，另一方面，他认为只有君主独揽大权、君尊权重，才能保证令行禁止，实现以法治国。“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权制断于君则威。”4也就是说，只有“秉权而立”才能实现“垂法而治”。 其次，在法律的运用上，主张重刑主义。“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禁奸止过，莫若重刑。”5只有通过严刑重罚，才能达到去奸的目的。由于我国古代法制具有诸 1 《史记?商君列传》 2 《商君书?一言》 3 《商君书?君臣》 4 《商君书?修权》 5 《商君书?去强》
人治与法治比较研究
人治与法治比较研究 ３０年来，我国宪法以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强大的法制力量，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有力促进了人权事业发展，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３０年来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我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好宪法，是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好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法制保证。 再往前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以来６０多年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这些从长期实践中得出的宝贵启示，必须倍加珍惜。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 中国如何对待法制与人治总的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确实已经形成，这确实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法律体系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的照搬照抄，而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学说与中国立法实践相结合，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目标、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政治保障；从中国的历史 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出发，充分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积极成果，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路径；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紧密结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服务稳定改革发展大局，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根本任务；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进程紧密结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保障人权，促进改善民生，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最后，谈谈法治社会中法律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概念，它包含了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法律就是思想道德、风俗的规范化、制度化。提到人治，有人总认为它是与法治、与法律水火不相容的，其实，有许多人治思想正是从长期的广大人民群众道德认可、风俗习惯方面考虑出来的，我认为法律恰恰是要吸纳这些被广大民众认可和遵循的思想，而应该杜绝的是打着“法治”旗号，的泛刑主义，也就是说制定法律要尽量做到扬善避恶。总而言之，只要处理好法与经济、法与政治、法与科学和法与文化的关系，解决好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协调好各自矛盾之间因素的发展，才能实现和谐的法治社会。3【③】人治与法治最大的区别在与是不是具有民主性,人治是建立在专制的基础上的,特点是君主专制,体现的原则是个人主义.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具有民主的特点,体现的是大众意志,少数服从多数!法治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从人治走向法治。一个国家是否治理得当，主要就是要看如何适当根据国情、人民的道德水准去构建人治与法治的比重和不同的适应范围。在理论上，一定存在着一个最佳的人治与法治结构使得在所定目标社会秩序之下其治理成本最低。从治理成本和效果的角度看，法治与人治并无好坏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 北京大学对于学生录取即将增添一个新办法，除了正常高考分数线录取之外，大约有3%的招生对象可以通过全国各地的中学校长，具 以实名向北大推荐，被推荐的学生由北大进行面试，面试合格者依然要参加高考，但在录取时可以享受比录取分数线降低30分的照顾政策。北大的这个实施办法还有一些具体细节，但是，本质上很简单：中学校长的推荐如果被认可，可以值 30分。 这个方案一出来，立即引起很多议论。新浪网的调查显示，68%的网民反对这一方案，认为它将造成对多数人的不公平，24%的网民支持这一方案，认为它能弥补高考机制的不足。（上述数据的采样范围为6000多人，随着采样范围的持续 扩大，可能会有变化，但已基本说明了一些问题。）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高考统一分数线录取，就是严格的法治，但是，统一分数线的严格法治并不完美，其不完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徇私舞弊难以彻底制止；二是有些好学生一次考试失误便失去机会也不合理；三是分数考核的组合方式是否符合人才的要求也值得怀疑。在分数制度的严格法治下，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不用多举例，违背严格分数法治而最终成为有用人才的案例也并不少见。因此，面对分数线的严格法治，如何让其更加合理，如何避免单纯法治的缺陷，就是一个问题。 在单纯法治观念下，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更加完善的法治，这种方式基本上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唯一合理的、可行的方式。然而，北大的实名推荐法，实际上是在这种法治体系中，明确加入了“人治”的内容。根据具体条文来看，它所加入的人治成分也是有限的，而不是决定性的。然而，网络调查的结果显示，即便这样一点“人治”的成分，也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人治”的态度。 在我看来，法治迷信是应该破除的。毫无疑问，一个社会必然需要法治。但是，以为法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或者只有法治才能实现最好的结果，实际上是对法治错误的迷信。从本质上说，法也是人制定的，法也是人执行的，因此，任何法治都不可能没有人治的成分，任何法治都是人治的结果。问题只在于，法治与人治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我认为，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简单说在于两方面，一，所有的法治只有好人来制定、好人来执行，才能有好的结果；二，为防止装好人或者好人变坏，对于“好人”也应该由法治实施监督。在这里，我们实际上触及到
法理学作业：人治和法治的结合论
对人治和法治结合论的一点思考 ---正确理解人治和法治的关系，以及德治在其中的角色 法理学肖海生指导教师胡兴东 引言 法理学课学期论文的选择题目上，原本想着人治和法治这个题目虽然大但较为熟悉应好做一些，仔细研读思考却发现越是如此，越是难写。莫不是应了画界流传的那个说法，鬼魅易画，犬马难矣,不过做学问，就要有一定的钻研精神，通过学习大量的有关资料，发现了一些在理解“人治和法治”关系上的疑惑，自古以来对于人治还是法治都不统一，有些认为法治比人治好，有些认为人治比法治好，但是为什么不能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起到两者之间不足之处的互补呢？鉴于自己的想法与现在流行的观点不大一致，就试着写出自己的一点体会。 ［摘要］本文通过对时下流行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试图厘清人治、法治、德治的概念和关系，最终提出现在中国国家治理的方法上采用人治和法治结合论的可行性。有人认为，“要法治不要人治”，我不敢苟同，这种提法首先是没弄清两者的概念和内涵，再者是违反了唯物辩证法中的辩证的原理；有人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理解简单的推出：德治和法治都是一种治理的手段的观点，我亦不敢苟同，这种提法犯了想当然，不愿仔细分析问题的错误，孰不知人
治和法治是一对概念，而德治（道德）从来就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概念，假如人治和法治是一对子目录的话，那德治应是一个根目录，只是在子目录中到处都可见到德治这个根目录的影子。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论证，提出人治和法治都应是治理方法，是长期并存可以结合使用的观点，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谈一些现实意义和今后在国家治理中应注意的方面。 ［关键词］人治和法治结合论道德的影响启示 正文 一、人治、法治、德治三者的概念及属性 只所以先要讨论三者的概念，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理清思路，用较为准确的提法来研究中国的人治和法治问题，当然所谓三者的概念，中外历史上也没争论出一个皆服的概念，例如西方法学家曾围绕法治这一主题召开过几次国际会议，但并未就法治的具体内容和原则取得一致的意见。我却要在此下个定义（概念）有自不量力自嫌，故声明在此斗胆借用概念这一用词只为了方便说明我的一些观点而已，仅此而已。 （一）、人治 人治就是个人或少数人因缘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通俗的说，人治是指按少数人意志来治理国家的一种治国方式。其和法治一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和联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不是当权者的任性。 4、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而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二者的联系在于：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 ----------------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法制”与“法治”是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两个词，人们有时甚至不加区分地使用。实际上，“法制”与“法治”是有一定内在联系但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的两个词。“法制”与“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治”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与乡规民约、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比，法制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优于法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则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轫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遑论在法律面前与奴隶主平等了。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显然，这样的法治只能是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 在法律产生之前，当然也就没有法制，更不会有法治，调节、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只有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法律才产生。但是，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
论法治与人治
论人治与法治 法治，其定义为：国家用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法治的效果和成本的高低除了依赖于法律制度与法治的本身的成本与优劣之外，主要就是要看人们的道德水准。不管多么完善的法律制度与法治，对野兽是没有效果的，除非将其杀死。道德水准极低的人们，其行为、其性质接近野兽，其法治成本其高无比。 所谓人治，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高度变为德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的好坏除了依赖于人们的道德水准外，主要看国家治理的道德水准。只有贤德完善的人作国君，才有上梁正而下梁不歪的效果，社会秩序才会产生。若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道德水准极低，形同野兽，弱肉强食，其人治成本就会极高，其人治也就无效。 一个没有贤君的国家，人治是无效的；一个没有清楚界定权利和义务的国家，法治是无效的。人治与法治各有优劣，各有不同的前提。一个国家，清一色的法治不好，也无效；清一色的人治也不好，也无效。最有效的治理是要找出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重和不同的适用范围。 中国"为政在人"的积习很深，如果不对人治和人治思想进行彻底的清算，我们很难真正树立起法的权威，所谓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许多问题的是非曲直，不是依靠法律条文，往往得由领导人来裁决，从而也造成了许多问题上争论不休。作为一个封建统治历史悠久的国家，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有些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了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就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是人治的表现形式之一。所谓人治，最基本的特征是当权者的个人意志超乎社会之上，处理事务和管理社会生活，完全以个人的意志、愿望、能力、政治素养、知识水平、道德品质为转移。实现这样的统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很强的专横性。 人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每朝最高统治者无一不总揽全国军事、政治、经济、司法大权，所有政事听凭这个人独断专行。"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唯予一人有佚罚"，"听予一人之作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了防止大权旁落，历来的君主帝王一再削弱宰相的权力，致使"三公九卿，形同虚设"。人治的另一个特征，是实行"亲贵合一"的组织原则和推崇"忠孝"思想。由于皇权至高无上，与皇帝有血缘关系的皇族和外戚分享着特殊尊荣。汉、唐、明等朝代都有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的现象。"任职终身"、"荫泽子孙"，是人治的又一特征。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政治的变故和权力的倾轧外，没有哪位皇帝是活着时就主动让位的。至于每一朝代的各级官吏的选拔和委任，无论是分封制、荐举制、九品中正制，还是后来的科举制，几乎无一例外地保障他们终身乃至世代为官的特权。人治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常常混淆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以礼断狱"、"以言代法"、"以人代法"、"重德轻刑"。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解决"人治"问题上采取了各种措施，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人治和人治思想依然有它的市场，人治是中国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经济现代化要求必须实行法治，彻底摒弃人治。法治是近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近代西方的法治，推动了西方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自由竞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明确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责、权、利关系；必须实行商品的等价交换，保护企业之间的竞争；必须提高工作效率和商品信誉；必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自己管理国家、经济、企业、社会……所有这些，都必须实行法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治与人治
法治与人治 法治与人治的区别:①两者基础不同。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②两者特点不同。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③二者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 历史上对法治与人治的三次争论与三种不同理解 (一)三次争论 1. 儒法之争：这是第一次争论，儒家主张人治(或德治、礼治)，而法家则主张依靠法治，提倡“法、术、势”； 2.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争：这是第二次争论，其中柏拉图提倡“哲学王”治国，即提倡人治，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法治。 3. 17～18世纪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争：这是第三次争论，其中资产阶级主张民主和法治，而封建地主阶级则主张人治与专制。 (二)三种理解 1. 第一次争论引起第一种理解，即“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法律还是道德？” (1)总观点：人治论认为国家由具有高尚道德的明君贤臣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法治论认为国家由主权者通过法律来治理。 (2)在中国古代，儒家(人治论者)将天、道德、权力溶为一体，强调以德取天下，以德治理天下；而法家则主张主要应由掌权者通过强制性法律来治理，提出“务法不务德”。 (3)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治优于人治”、“多数人之治优于一人之治”，并且在自己的《法律篇》中第一次提出并解释了“法治”一词。 2. 第二次争论引起第二种理解，即“对人的行为应采取一般性指引还是采取具体性指引” (1)总观点：人治论认为应对每个人采取个别的、特殊的指引；而法治论认为应对所有人采取一般的、共同的指引。 (2)在中国古代，法家尽管也提到了法的规范性，但是总体上来说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并未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3)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柏拉图认为法律是硬性条文，不可能对社会事务的处理做到面面俱到，法律不可能规定出适合于每一个人的特殊情况的法律条文，所以必须依靠“哲学王”利用技术来管理社会。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可以克服人的弱点的，法律上是众人之治，因而它更应该适用于大多数人，因而它必然具有原则性、普遍性，同时为适用于具体情况，可以通过修改法律，解释法律，授权法官造法等方式来克服法的原则性带来的局限性。
人治与法治
人治与法治 提纲： 1.人治与法治的概念 2.当今社会对人治与法治认识存在的误区 3.人治的优点与缺点 4.法治的优点与缺点 5.结合xx具体国情谈人治与法治 在法学和政治学中，法治是同人治并列的两种基本的治国方法。亚里士多德曾经将法治定义为，“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个定义在形式意义上对法治做了经典的表述。但是从实质意义来看，法治即“法的统治”，它是以民主为前提，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确保权力正当运行为你重点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人治，即是与法治相对立的概念。依据法理学理论，人治是一种依靠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和能力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物的治国方式。 人治与法治的争论从古至今一直未停息过，百家争鸣时期有儒家法家之争，古希腊时期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争，在当今社会，国家治理到底是采用人治还是法治仍是学者争论的焦点。 基于特定的国情，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人们往往武断地认为法治就是进步的、拥有绝对优势的，而人治就是落后的、封建的、一文不值的。很明显这种观念是非常片面的。人治和法治同时作为基本的治国方法，是不存在优劣之分的。它们之间只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适不适用的区别。所以作为一名法律人士我们必须理性客观的看待“人治与法治之争”，而不能带上有色眼镜去武断的评价。 人治的历史要远比法治更为久远。在中国，人治思想源于儒家文化，孔子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西方，古希腊思
想家柏拉图曾提出哲人治国论，主张建立哲学王统治。人治的主要特征就是权力一元化。它是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的“线状”控权模式。其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并且重复存在过。我们可以推断，当某一种制度或是方法在人类发展进程中长期占据主要地位，并为多个国家长期反复采用，其本身一定具有某些优点，有着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这一点也能合理地反驳完全否定人治的观点。“组织理论之父”韦伯将社会生活中的合法统治方式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法理型、传统型、魅力型。其中魅力型统治就相当于我们所提的人治。韦伯认为魅力型统治是一种前理性时代的社会现象，当社会出现危机时，魅力型统治往往具有革命的力量，促使人们能迅速，不假思索的摆脱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约束，与旧制度彻底决裂。 从社会变革这个层面来说，人治具有法治所不拥有的优势。但是当社会趋于安定时，魅力型统治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常规化”，如果此时国家制度不导向法理型的话，人治的缺点也显露无疑。国家缺乏平等的利益集团或是权力间的横向控制，从而滋生“独裁”与“专制”。 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普遍采用的治国方法，其核心价值为“自由、平等、人权”等，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观念相符，所以也为现在大多数学者所推崇。法治相对于人治更具有确定性、稳定性，人民的权利也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保障。在国家安定、社会和谐时期，法治无疑是最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制度。但是若是在社会动乱时期，法治僵化、卓越领导人的才华得不到最大发挥等缺点也会显露出来。这也是拿破仑、克伦威尔等领导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乱世枭雄在革命成功后都建立军事独裁统治的原因。 从以上论述来看，人治和法治都有着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治与法治争论的焦点其实在于可行性，特别是在于针对具体的社会环境下人治或是法治的可能性。时代的讨论自然具有时代的意义。处于不同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对人治也要重新定义。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代法律制度发展很不完善，立法跟不上司法的脚步，而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人的作用是相当大的。这一点也合理的解释了为什么某些高官落马仍然具有广大的民意基础。当社会制度存在较大的漏洞，底层人民群众的诉求得不到满足
法制、法治、人治区别
一直以来都很困惑，我们的国家到底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一个法治社会还是一个人治社会呢？ 首先来看看人治，人治比较好理解。我从网络上搜了一些人治的解释，跟大家一起来看看。人治的解释： 人治就是个人或少数人因缘历史原因掌握了社会公共权力，以军事、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等物质的与精神的手段，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进行等级统治的社会体制。 1.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儒家重视人治，主张为政在人；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行不正，虽令不从”。主张君主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境界。主张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 2.与“法治”相对。主张“人治”者认为国之治乱，不在法而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 所以从儒家的思想来说，他们推崇人治为主，法治辅助。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主流思想。社会发展到今天，儒家的思想在继续发扬它的作用，但从主观上来说，我们已经摈弃了人治的内容，加强了法治的部分，因此我相信没有一个执法者承认现在是一个人治社会。再看看我搜到的对法治的解释。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需是法律或法规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或法规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理性原则，表现为良好的法律秩序，并包含着内在价值规定的法律精神的一种治国方略。 要真真彻底实施法治，很难，所有的法律都是人来制定和执行，只要有人参与就会有感情和思维在里面，就不会像机器一样毫无思维的执行。
法制与法治的关系资料讲解
精品文档 法制与法治的关系 法制 广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其二，狭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 法治 是指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1）宏观的治国方略。（2）民主的法制模式。（3）理性的依法办事原则。（4）现代法律价值理念和精神。（5）理想的社会秩序和状态。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不容混淆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不是当权者的任性。 4、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而实行法治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的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严格遵守法律和依法办事。 二者的联系在于：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 ---------------- 在法律产生之前，当然也就没有法制，更不会有法治，调节、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只有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法律才产生。但是，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在封建社会就是皇权）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群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在那里，政府权威源于法律权威，服从法律权威，道德权 精品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