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与动因考察

摘要

明代是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段历史时期恰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开端、中国经济开始与全球经济接轨的开端。以白银货币化为核心的货币制度的变迁是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变化的直接反映，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这种变化。

本文第一章笔者回顾了明代货币体系的变迁及明朝政府相应的政策调整。自明朝开国以来，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和控制国内经济，相继发行了洪武通宝铜钱和大明宝钞纸币，并严禁金银等贵金属在市场上作为交易品流通。其后的几位皇帝基本延续了这一政策，但铜钱面值小又不便携带，宝钞发行不久就因发行量无限扩大而急剧贬值。虽然官方三令五申严禁金银交易，但从民间的反映来看，白银已经成为可以信赖的商品中介物，使用规模也在逐渐扩大。至正统时，政府的货币政策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出调整的程度。政府颁布“米麦折银之令”，即农民交纳赋税时不再缴纳粮食实物，而是将其兑换成白银之后再行缴税。这正是明代中期赋役税收上出现的新变化，后世称之为“金花银”。银禁一开，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白银的流通量也急剧上升，折银之项也由粮食税普及到其他税收项目，如以银代役等等。官员俸禄，军队军饷也开始支付白银，社会上白银的使用程度空前提高，国家财政审计核算皆以白银为基准。延至万历初，张居正主持财政改革，推行一条鞭法，这又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将繁杂的各税种合而为一，统一征收白银。白银成为唯一具有充分货币职能的货币。

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推动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种种外部及内部的因素，考察唐宋元以来白银作为商品和一般等价物的使用历史，以说明白银这种贵金属作为货币的天然优越性在明代之前已经为统治者和百姓所熟知，但由于当时白银总量的稀少而没有成为大规模普及的货币。之所以白银货币化能在明代如火如荼的展开，而不是在更早的时代，是由于明代时期国内流通的白银总量远远超过了前代。在分析了国内白银生产和海外白银流入的数额之后，发现海外流入的白银（主要是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构成了中国国内白银流通的最主要部分，即海外巨额白银的流入从根本上推动了明代的白银货币化。与此同时，作为国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府官僚们以及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面对白银货币化的大潮袭来时，出于不同角度和目的的考虑，也提出了对这股大潮或推动或反动的一些观点和见解。

本文对该问题的研究以货币制度史和经济学为主要理论依据，通过考察《明史·食货志》以及《明实录》等相关原始资料，再现明代货币体系发展和白银货币化的实际情况，包括大明宝钞贬值和铜币稀缺的根本原因，明朝政府对赋役制度调整的具体措施等。再将整个过程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大背景下，并结合明朝政府内部的其他决定性因素，本文细致分析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起源、过程与影响，由此试图勾画出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特征。

关键词：明代社会；货币制度；白银；白银货币化

Abstract

The Ming Dynasty was a turning point of Chinese histor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of society were going to have a deeply transformation. It wa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ncientry to modernity,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Glob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monetary system whose core was silver monetization, was a directly response to the transformations of society, and furthermore, it impelled this transformation effectively.

In chapter one ,writer looked back the monetary system of Ming Dynasty to correspond of the policy adjust. Since he had found the nation, Zhu Yuan Zhang published HONG WU copper money and Da Ming Bao Chao notes, and strictly forbade trading gold and silver at the market. Afterward following emperors continued this policy, but the copper money value was cheap and inconvenient to take, also the notes depreciated soonly because of the overflowing publishment. From folks’ reflection, the silver had already became the trust of merchandise, its usage scale was also in gradual extension. While Zheng Tong Dynasty coming, the monetary policy of government became disjointed with social reality. The order of " rice wheat in exchange for silver", namely farmer did not pay the real object for the farm tax and excise tax any longer, but exchanging for silver to pay. This was exactly the new variety of Ming Dynasty service revenue, it was called "Jin Hua Yin".After abandoned the order of silver forbidden, the government finance income increased, silver exchanging made widely available from farm tax to others. Officials' salary, military payroll also paid silver." At the beginning of WAN LI dynasty, Zhang Ju Zheng took charge of finance reform to promoted the Yi Tiao Bian Law, this was another great reform of tax and service system in Chinese history that united complicated tax kinds as one to collect silver. The silver becomes only currency that have a full currency talent.

In chapter two,it would mainly analyze the exteriors and inner factors to push the silver monetization in Ming Dynasty. By the investigation of Tang , Song and Yuan Dynasty, silver as a monetary and superior had already been familiar by ruler and common people. Because the small scarcity of silver totally amount ,it did not became a large-scale and universal currency at that time. Silver monetization could launch in Ming Dynasty, because the period domestic circulate of silver total amount was far above ex-generation. Analyzed local silver production and overseas silver quantity,the silver(mainly America silver and Japanese silver) that discovered overseas constituted local silver circulation. The huge sum of overseas silver pushed the silver monet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ts who had established and performed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some farseeing thinkers faced silver monetization and proceed the consideration from different angle, also put forward to some views of agreement or opposition.

This text took the history of monetary system and the economics as the main theories basis to research the problem. By exploring 《Ming Shi· Shi Huo Zhi》and 《Ming Shi Lu》related original data,it reappeared the actual circumstance that monetary system development and silver monetization, including the basic reason of Da Ming Bao Chao depreciation and the copper currency sparsity and the service system adjustments. Placed the whole process in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with background, and combine other decisive factors of government inner part, this text delicacy analyzed Ming Dynasty silver monetization of the origins, process and influence, tried to delineate a whole characteristic of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Society of Ming Period; Monetary System; the Silver; Silver Monetization

目 录

中文摘要 (Ⅰ)

英文摘要 (Ⅱ)

引 言 (1)

第一章、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历史进程 (3)

一、 大明宝钞的盛衰 (3)

二、 宝钞退出市场，白银货币化兴起的过渡时期 (6)

三、 白银主币地位的确立 (8)

第二章、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动因 (11)

一、唐宋元时期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与流通状况 (11)

二、国内白银开采与海外白银的输入 (12)

三、明代货币思想的变化 (13)

第三章、明代白银货币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 (16)

结 语 (18)

参考文献 (19)

后 记 (22)

引 言

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期，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产生，城镇市民阶层的出现，无不昭示着在这个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在一潭死水的表象之下其内部发生的巨变。发生这种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即是白银的货币化和白银货币在中国市场上的广泛流通。白银冲破政府的禁令，由民间的小范围使用扩大到绝大多数交易领域，并逐步取代了官方发行的纸币和铜钱。另一方面，白银的使用也促进了明代中后期国内、国际贸易的繁荣。可以说，白银问题已经涉及了经济史、社会史等多个领域。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十分具有学术价值的。

早在明清之际，白银问题就已经引起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极大关注，他们的著作中都涉及到了明代白银的流通情况，并提出了关于废止金银流通的一些主张。近代以来，“明代白银货币化”这一命题逐渐为史学界所重视。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者在对明代白银的研究方面，梁方仲先生于1939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明代银矿考》、《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1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明代银矿考》中，作者考察了有明一代开采银矿的历史及经营的方式，指出中国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但在海外白银流入之前，国内工商业不甚发达，市场对于银的需要无论在货币上或制造上都比较薄弱，因此本国银的生产在整个供给上也显得比较重要。同时作者依据详细的数据研究了整个明代的银课收入，痛陈明代官办矿业尤其是万历时期肆虐民间的矿监税使对老百姓的盘剥之重。在《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一文中，作者依时间顺序将明代的国际贸易分为两个时期，即“郑和下西洋前后的贡市时期”和“欧人东来以后的海舶贸易时期”。海外贸易促进了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和海外白银的流入，为白银的货币化提供了基础。梁方仲先生文章的特点是条理清晰，数据详细。从70、80年代开始，史学界呈现大繁荣景象，货币研究尤其是白银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为国内外众多学者所重视，其中研究最深入、成就最卓越的是全汉升，他对明代太仓银、宋明银价变动尤其是美洲白银输入问题的研究上均有突出的成绩。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Ray Huang）是海外研究明代财政问题的权威人士。他所著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2是其明代财政史研究的代表作。在书中，他以《明实录》和《明史食货志》为基础，结合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详细解析了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组织、政府的财政问题、税收及财政管理等方面。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白银货币化的问题，但其中的许多观点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时代

1参见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2参见黄仁宇（Ray Huang）著，阿风等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4）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的东方》（ReOrient :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 si an Age）3一书代表了西方对中国明代白银问题研究的一种新思潮。作者在书中坚决的断言：自中古以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国家一直是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力量，而依附于这个体系的落后欧洲国家只能依靠向东方国家输出美洲白银作为平衡贸易的手段。《白银资本》中的观点不可谓不惊世骇俗，但其基本史实和史料分析方面尚有待商榷。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于1984年、1986年分别发表论文《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4，文中主要分析了明代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体制转变及其与封建社会结构的矛盾，并提出了“货币白银化”这一与“白银货币化”相对应的概念，就明代一朝的历史来讲，此概念似乎更能说明明代财政体制变化的过程。吴承明在其文《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5中指出，白银货币化以及海外白银的输入是判断16、17世纪中国经济出现现代化因素的关键条件，但可惜没有深入。万明结合之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连续撰写了数篇文章来分析此命题，如：《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2003）、《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2003）、《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2004）6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历程和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其所著诸文中，于基本史实与货币体系变迁方面自是集诸家之长于一身，论述颇多，却对“白银货币化的动因”部分仍有意犹未尽之处，且也未将海外白银的流入与国内货币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详加考察，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余地。目前来讲，学界争论的焦点大致有两处：首先，白银货币化的进程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展开的；其次，白银货币化究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明代白银问题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多有涉及，但学生坚持认为，首先一定要以《明实录》中的史料为基础，立足于原始材料，才能从中发现问题，增加论文的独创性。其次要更加广泛地涉猎相关的文献专著，以期发现新观点、新材料。最后要注意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既然是做关于经济史的研究，那么就适当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与理论，从另一个视角剖析中国传统的经济制度，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此外，本人还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搜集了更多的资料，来充实论文的写作内容，基本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的写作要求。

3参见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4参见赵轶峰：《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中国史研究》1986年4月

5参见吴承明：《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6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2期；《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4年第2期

第一章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历史进程

相比较其他朝代，明初货币制度表现出了一种非稳定态和随意性。这从明代国家大规模强制推行纸币，不几时便迅速贬值的史实中可见一斑。而明代日益繁荣的社会经济却急需大量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硬通货币。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7白银货币化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家货币政策为了适应社会现实需要而不断调整、修正的必然结果。但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观念变化、制度微调的过程。下文将会详细介绍明代自建国以来货币制度与货币种类的变化，以及白银逐渐货币化的历史进程：

一、大明宝钞的盛衰

明太祖朱元璋在创立明王朝之前，曾于元至正二十一年开始铸造铜币，“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8。到洪武元年时，“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9。铜币（圆形方孔钱）是中国自古以来各种货币中使用历史最悠久的种类之一，朱元璋选择在王朝草创之时推行铜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惯性思维，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元代纸币政策的破产，大多数人已经拒绝使用严重贬值的纸币，在当时推行铜币是有利于市场稳定和社会安宁的。在这段时期，明政府是以铜钱为法定货币的，但据历史记载，也兼用白银、绵布等物，洪武四年七月，“上以北平、山西馈运之艰，命以白金三十万两，绵布十万匹，就附近郡县易米，以给将士。及辽东军卫乏马，发山东绵布十万匹，贳马给之。”10另外，在户口食盐税中也有收银的情况。洪武三年十二月，殿中侍御史唐铎谓：“福建户口食盐，每引收银十两或钱一万二千，民艰于办纳，请自今以土产物代输为便。”11由此可见，明初的货币系统还是比较混乱的，国家需要一个统一和稳定的货币制度来控制经济。

然而，没过几年，铜币的缺点便逐渐暴露出来，即面值太小，重量大，不便大量携带，“商贾转易，钱重道远，不能多致，颇不便”12，实在不利于大额商品交易，而且原材料铜的供给也遇到了困难13。因此，在国内商品经济逐渐从元末大规模战乱的破坏中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7页

8《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1页

9《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1页

10《太祖实录》卷67，洪武四年七月乙亥

11《太祖实录》卷59，洪武三年十二月癸酉

12《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

13《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2页

恢复过来的时候，又遇到了货币瓶颈。这时，甚至元末的纸钞又死灰复燃，在市场上流通，“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14。朱元璋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同时也出于要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考虑，于是在参考借鉴元代纸币的基础上，他决定颁行名为“大明宝钞”的明代纸币。洪武七年始设宝钞提举司，开始发行纸币前的准备工作。洪武八年“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贯。”“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15但大明宝钞发行以后，即严禁以金银与实物进行交易，“禁民间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16，官员的俸禄和军队的军饷都发给宝钞。此种单向货币政策，使得大明宝钞在事实上成为了不可兑换的货币，“无本无额有出无入之不兑现钞乃复现于明代”17。

明王朝凭借国家权力，通过财政支出这种单一的渠道，强制将大明宝钞投放到市场流通中，具有很大的政策随意性和强制性。至洪武二十七年，连铜币也被收缴禁用，“上谕户部尚书郁新曰，国家造钞令与铜钱相间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来，民心刁诈，乃以钱钞任意亏折。行使致令钞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18大明宝钞成为市场上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从此明代货币体系进入了“大明宝钞时代”。

但是，由于明代财政体制的不完善和封建帝王个人的敛财贪欲，使得大明宝钞的发行既没有实物货币作为准备金，又没有对发行量做任何科学的统计和预算，造成了发行不久就失去信用大幅贬值的恶果。货币流通量是要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的，这是货币流通的普遍规律。“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19大明宝钞的过度无节制发行和恶性贬值正是从反面印证了这一规律。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朱元璋给户部尚书赵勉的上谕中提到：“今闻两浙市民有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者”20，距大明宝钞发行仅过十五年，部分地方的钞值已经贬至官方定价的四分之一。洪武二十七年“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不行。”21至宣德十年，大明宝钞发行恰已六十年，纸钞对白银的市场比价降至一千贯抵银一两22，已经贬值千倍。“遂为一贯之钞法，值银一两者，而仅折银二、三厘不等”23。

前文曾提到，大明宝钞颁行之后，朱元璋三令五申严禁民间以金银为交易手段，并

14《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2页

15《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2页。另：有明一代，大明宝钞皆采用“洪武”年号

16《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2页

17吴晗：《记大明通行宝钞》，《读史劄记》，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303页

18《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

1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9页

20《太祖实录》卷205，洪武二十三年冬十月戊辰

21《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

22（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11，《钞》

23（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8《户部》1《钞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5页

为之制定了严厉的刑罚。但金银的流通却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甚至明朝政府官方制定的部分税收还要直接征收金银或者以实物折征金银。史载“太祖洪武间令各处官田粮折收纱、绢、金、银、绵、苎布及夏税农丝折绢俱解京库收支”24。又载洪武十八年“令各处鱼课，皆折收金银钱钞”25，洪武十九年三月“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同年五月，“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纱、定输京师”26。洪武三十年，曾定“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许任土所产，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27。以上种种迹象表明白银等贵金属仍在一定范围内充当税收，那么所谓“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的禁令，在某种程度上已成具文，无法贯彻执行。白银作为民间真正使用的可靠货币，正渐渐地在商品流通交易的渠道中崭露头角。

到了后世永宣年间，明朝政府为了保证宝钞的正常流通，又一次次颁布禁银令，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民间广泛用银的社会现实。洪武末年，“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28。成祖即位之后，为了阻止宝钞贬值，一方面采取货币回笼政策，如税粮课程赃罚均折收宝钞等，一方面重申“禁用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29。至仁宗时，又下令增门摊课程，以通钞法，同时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货物。

民间交易所使用的白银,最初是以首饰形式出现的。据宣德三年十二月徽州的一件契约文件记载：“三大房议定每年共备籼谷一百七十五秤，其谷不拘贵贱，每二十五秤作花银首饰一两”30。明初虽禁金银流通，成祖却规定，“惟置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31，这无意中为白银在民间的流通交易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宣宗朝也屡次颁布禁银令。宣德初，定“凡以金银交易者及匿货增直者罚钞”。后来，“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乃益严其禁，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一万贯”32。但在税课方面，仍在使用白银。宣德六年六月，浙江温州府知府何文渊谓：“近虽禁使银，而商税课仍征银，巡拦网户，陪纳甚艰”33。政府政令如此自相矛盾，禁银之令又如何能贯彻到底？

这段时期在民间交易中，用银已经非常普遍。宣德四年六月，户部奏：“比年巨商富民，并权贵之家，凡有交易，俱要金银，以致钞不通行。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欲通钞法，许官员军民以钞中盐，贪利者竟以昏烂之钞中纳，一人动以千计，及支盐发卖，专

24《续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

25《明会典》卷36《户部》23《课程》5

26（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1

27《明史》卷78，《食货二·赋役》，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95页

28《太祖实录》卷251，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

29《明会典》卷31《户部》18《钞法》

30《汪姓祖产祭祀簿·与永新卫军合同》，转引自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一文，见《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第248-249页

31《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3页

32《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4页；又见《宣宗实录》卷48，宣德三年十

一月乙丑

33《宣宗实录》卷80，宣德六年六月甲辰

要金银，钞愈不行”34。同年七月，监察御史罗享信曰：“在外州郡城市，多有豪猾军民，居货在家，一如塌坊，或就船向与交易，俱要金银”35。这说明当时社会对白银作为商品中介物的优越性已经非常认可了。

二、宝钞退出市场，白银货币化兴起的过渡时期

这段时期是白银货币化的一段重要的扩展过渡时期，大致从正统初年持续到嘉靖初年。为了防止大明宝钞的进一步贬值，在洪熙朝之后，政府再次大力执行宝钞回笼政策。回笼货币阻止贬值本是金融调控的正常手段，但明朝政府既没有足够的商品投放市场拉动币值反弹，又不愿以贵金属金银回购大明宝钞36。明朝政府的办法只是增加税种、税额和各式各样的罚款名目。这种短视的政策自然不会让已经僵死的宝钞起死回生，史称：“时钞法久不行，……甚至积至市肆，过者不顾”37。大明宝钞已经无异于废纸，只是由于国家仍然大量用来赏赐、支俸、采购，并且坚持在某些税种上征收宝钞，才得以保留货币的地位。

明英宗即位之后，由于白银在民间流通中已经占据优势地位，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朝野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官俸用钞，钞壅不行”38。所谓“米麦折银之令”，正是明代中期赋役税收上出现的新变化，政府后来逐渐将其制度化，称之为“金花银”。明代白银货币化自民间开始，经历了自下至上的发展过程，最重要的展开方式便是赋役折银。赋役折银的经济政策是明朝政府在宝钞流通不畅、铜币不堪大用的窘迫情况之下，不得不依据民间普遍使用白银作为流通手段的现实所做出的制度性调整。这反映了当时明朝政府经济政策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以及经济发展对政府政策制订所起到的巨大的反作用，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对这一新变化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田赋历来以实物税为主要形式，直至明代前期，这种状况一直未曾改变。但在明初史料中已有关于田赋折征货币的记载。如洪武十七年“命苏、松、嘉、湖四府以黄金代输今年田租”39。在洪武十八年、三十年、永乐十一年、宣德四年，政府都曾更定过钞钱金银折纳米的比价。40但此时货币田赋在总税收中所占比重甚小。洪武十四年，岁征麦米谷豆共计二千六百一十万斤，钞钱二十二万二千三十六贯41，如按照明初钞一贯折米一石的比价来计算，折成货币税的米麦仅占全年田赋总额的百分之零点八五。42

正统初年，由于“金花银”的出现，大大加速了田赋货币化的进程，同时货币税在田赋中所占的比重也大大增加了。

34《宣宗实录》卷55，宣德四年六月庚子

35《宣宗实录》卷56，宣德四年七月乙卯

36正统时少保黄福曾建言“宜量出官银”换购旧钞，但户部不纳其言。见《续文献通考》卷10，《钱币考》

37《宪宗实录》卷27，成化二年三月辛亥

38《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4页

39《太祖实录》卷163，洪武十七年秋七月丁巳

40《明会典》卷29《户部》16《征收》

41《太祖实录》卷140，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庚辰

42关于明初货币税占总税额比率之低，唐文基先生已有详尽之研究，本人在此仅直接引用其数目字，详见唐先生《明代“金花银”和田赋货币化趋势》一文

那么，究竟什么是“金花银”呢？为什么会出现“金花银”呢？这主要得从明代的财政分配制度说起。明初“胡蓝之狱”后，勋臣武将恐受猜忌，纷纷将钦赐的土地交还政府，改领禄米。而这些禄米“皆于浙西苏松等府官田内拨赐”43。而在明政府迁都北京之后，武臣须从北京到江南领薪，路途遥远，花费巨大，甚至超出将要领到的薪俸，官员们不胜其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江西巡抚赵新等先后上疏建言。赵新说：“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岁赉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赀。今行在官员俸银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对此，周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44朝廷内部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最后得出结论，决定按照周铨等人建议，将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两广、福建起运的税粮，按米麦每石折银二钱五分的比价，折收白银，“煎销成锭，委官赉送赴京，依原收价值放支”45，这就是“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自起运兑军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京，以为永例。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廪之积渐少矣”46。同时。明朝政府于正统七年专设太仓储银。“各直省派剩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及马草、盐课、关税，凡折银者，皆入太仓库。籍没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授例上纳者，亦皆入焉。专以贮银，故又谓之银库。”47

正统年间的金花银法，在江南得到巡抚周忱的有力贯彻。周忱的派征原则是：“七斗至四斗则纳金花、官布，轻赍折色；二斗、一斗则纳白粮、糙米等本色。因田则轻重而为损益”48。因为只有官田才可能亩征四斗以上，所以周忱是把金花银派与重赋的官田耕种者承纳。江南官田是国有土地，耕种者缴纳的名为赋，实为租税合一。因此，正统时期江南官田所缴纳的金花银，是货币地租和货币税的合一。到了嘉靖时，江南各地相继实行官民田一则起科的田赋制度改革，金花银也就从先前单派与国有官田，扩大到所有税田。金花银的性质转化为单纯的货币田税了。

这些经济政策上的调整，对提高白银在流通领域的地位十分有利，而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也随之大大增加。之后，明朝政府继续采取这类政策，进一步促进了白银主导地位的巩固和发展。首先是逐步扩大征银范围。其主要途径有开中纳银、税役征银等。开中纳银始于户部尚书叶淇在任期间。史载：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户部尚书叶淇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49开中纳银使政府银库储藏骤增，“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万”。税役征银较突出的是成化时的两税征银。户部尚书李敏在大同时，见饷从山东河南转运，途远费大，“乃会计岁支外，悉令支银”，因此“民轻赉易达，将士得以赢治军装，交通有余则召籴以备军兴，帝从之。自是北方二税皆折银，由敏始也。”50在南方，这时也有夏税折银

43《诸司职掌·户部·民科》，转引自唐文基《明代“金花银”和田赋货币化趋势》注9

44《英宗实录》卷21，正统元年八月庚辰

45《英宗实录》卷23，正统元年十月辛巳

46《明史》卷78，《食货二·赋役》，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96页

47《明史》卷79，《食货三·漕运仓库》，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27页

48（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7册《常镇》

49《明史》卷80，《食货四·盐法茶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39页

50《明史》卷185《李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894页

的现象。成化十年，“令浙江严州府建德等县，夏税农桑二绢，每匹折银六钱”。51另外，在盐钞中，弘治十六年，运解南京户部的江西、福建、湖广三省部分地区的盐钞开始折银。在匠役制度中，成化二十一年，政府下令轮班匠可根据自愿原则，出银代役，此即“班匠银”。52另外，政府还逐步增加了白银的支出途径。其中最主要的是官俸折银。官俸是大明宝钞最主要的发放途径之一，即使正统开银禁之后亦是如此。随着宝钞的急剧贬值，官员的俸禄实质上已经大大缩水，成化时“减在京文武官员折俸钞，先是米一石折钞二十五贯，后因户部裁省定为十五贯，至是尚书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贯，从之……以十贯钞折俸一石则是斗米一钱也，小吏薄俸，无以养家，莫甚于此”53，使得大部分官员怨声载道，以银支俸的呼声高涨。景泰三年七月，“命在京文武官员吏俸钞，俱准时值给银，每五百贯给一两，以钞法不通，故欲少出以为贵之也”54军俸支银在这时也开始实行。弘治元年，“令山东沿海卫所官军月粮，上半年支本色，下半年折色，每石折银二钱五分。”“五年题准，将蓟州库贮银内折给，布一匹折银二钱五分，花一斤折银七分，给军自买。十五年议准，辽东米贵，军士月粮折银，每石加银三钱五分，共放银六钱，至次年七月，照旧关支。”55这时，政府以银雇人服役的现象也时有出现。景泰四年，“召人自通州仓支米赴独石，每石给脚银六钱，马营五钱五分。”56农业赋税征银日益普遍化，官吏俸钞折银也在增多，白银的使用量呈现稳步发展的趋势。傅衣凌先生在《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一文中统计，自正统至弘治年间的徽州祁门地区一百一十三份土地买卖契约中，用银者占七十九份，占近百分之七十57。这与《明史·食货志》关于正统以后“朝野率皆用银”的记载相印证，我们可以看出，正统以后，民间流通中白银的使用，起码在经济发达地区，已占据主导地位。白银货币化的进程至此已经全面展开。

三、白银主币地位的确立

“金花银”是白银成为正赋之始，从而确定了它的法定支付手段的地位。时人也认为白银的普遍使用是必要的：“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产日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浥烂；是以白金（银）之为币长也”58。成化年间进士陆容说：“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而有面从于一时，而心违于身后者数事。如洪武钱、大明宝钞……是已。洪武钱民间全不行，予幼时曾见之，今复不见一文，盖销毁为器矣。宝钞，今为官府行之，然一贯仅值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59这证明到了成化年间，宝钞虽贱，但钞法仍在，而洪武钱已经退出了流通领域。为什么铜钱会从流通领域消失呢？

51《明会典》卷29《户部》16《征收》

52《明会典》卷189，“轮班工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北匠出银六钱，免赴京”，转引自《明史》卷78，《食货二·赋役·校勘记·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12页

53《宪宗实录》卷27，成化二年三月辛亥

54《英宗实录》卷218，景泰三年秋七月丙申

55《明会典》卷41《户部》28《经费》2《月粮》

56《明会典》卷28《户部》15《会计》4

57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1页

58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七《钞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430页

59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122－123页

是因为铜钱的数量实在太少，即“民患钱少”60，人民群众手中没有足够数量的铜钱用于支付。铜钱少，一方面是因为官铸铜钱受原材料紧缺的制约无法多铸。明代矿冶业中“坑户乐于产银，而惮于产铜。……得铜之艰，视银盖数倍云”61。得铜甚难，得银容易，而二者比价却极不合理。据《明史》记载，官铸铜钱，一般每文约重一钱三分，规定铜钱1000文值银一两，后铜银比价虽逐步提高，但直至明末也只能达到500文值银一两，二者对比悬殊，所以国内采铜业凋敝不足为奇。铜钱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销毁官铸铜钱，制造劣质铜钱或各种器皿，正如陆容所说“盖销毁为器矣”。终明一世，民间私铸铜钱十分猖獗。结果“民间行滥恶钱，率以三四十钱当银一分。……至以六七十文当银一分，剪楮夹其中，不可辨”62。嘉靖初，国家力图整饬钱法，广铸铜钱，但由于新钱和旧钱比价过高，致使民间竞相私铸仿制。在苦苦坚持了几十年之后，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终于下诏停止鼓铸，明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铸币运动终告破产。民间制作铜质器皿所消耗的铜料更是不可忽视。《明史》中有“有销新旧钱及以铜造像制器者，罪比盗铸”63的记载，说明当时销毁铜钱制造器皿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总之，明代是大量用铜的时代，而铜开采很不景气，致使铸钱的原料奇缺，不仅不能满足货币流通的需要，已经铸好的铜钱也被销毁制器，所以流通中的铜钱，为数寥寥无几。宝钞不行，铜钱量少，白银已经成为社会流通的可信货币。

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白银的货币化程度极高。在政府的收支中，更大规模的使用白银，民间流通之白银也达到了空前普遍的程度。嘉靖四年（1525）“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64。国库收支也以银两来核算，嘉靖初，“是时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者二百万两有奇”65。在社会上，不仅大小商品和雇工价格以银为价值尺度，就连制钱价格也取决于银。据此有人说：“自银之用流行于天下，役粟帛而操钱之轻重也”66。隆庆时大学士张居正疏称：“计每岁所入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例等项银不过二百五十万两，而一岁支放之数至四百余万，每年尚少银一百五十余万，无从措取……臣等日夜忧惶，计无所出”67。国库银两的匮乏引起了大臣们的恐慌，这说明白银成为衡量国家财力的尺度，货币财政中心开始形成，具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68这条法令，是明朝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在于，这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为合法货币，而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

万历初，张居正主持财政改革，推行一条鞭法，除了在苏、松、嘉、湖地区征本色

60《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5页

61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178页

62《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5页

63《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5页

64《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5页

65《明史》卷78，《食货二·赋役》，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01页

66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00页

67《明经世文编》卷324，《张文忠公集》卷1，“请停取银两疏”

68《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7页

米，以供京师漕粮四百万石外，全国各行省所属各府州县之田赋全部由征粮变为征银69。举凡国家税收、军饷官俸、京库岁需，民间贸易借贷等无不用银。白银成为唯一具有充分货币职能的货币。赋税的征收全面货币化，一条鞭法的实行大幅削减了以往征税时的繁复税种与漫长过程，体现了货币税的优越性。史载：“往时夏税秋粮，及丁银、兵银、役银、贴役银，种种名色不一，或分时而征，或分额而征，上不胜其头绪之碎琐，下不胜其追呼之杂沓。自嘉靖四十年，侍御庞公尚鹏按浙，改作一条鞭法，最称简便直捷”70。又载：“工科右给事中曲迁乔议行条鞭之法，以差银必兼丁地，定地必较肥瘠，觅役必厚工食。我国家因田以制赋，按丁以审差。即古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之意。但法久弊滋，于是不得已立为条鞭之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虽非祖宗之旧制，亦革弊之良法也”71。一条鞭法的全面推行，表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货币财政制度本身是在已相当发展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而一切税课、力役折银缴纳，又直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同时大大削弱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多的农民得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去从事工商业，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间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凡此种种，都使白银本位货币的地位更加巩固。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进程至此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

69《明史》卷78，《食货二·赋役》，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02页

7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6册《苏松》

71《神宗实录》卷220，万历十八年二月戊子

第二章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动因

一、唐宋元时期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与流通状况

作为贵金属，白银的珍贵性很早就为人所了解了。但是，唐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中，由于数量的稀少，白银的使用范围非常狭窄。唐中叶以后，伴随着白银生产技术的发展与产量的提高，白银的使用获得了重要突破。从中唐时期的考古成果上来看，白银在民间也有了普遍使用的迹象。在唐宋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商品经济发展高潮到来之际，白银使用的发展，则为白银货币化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唐宋之际白银使用的发展是白银从矿产品、商品变为货币的关键时期，想要研究明代的白银货币化问题，有必要回溯白银在唐宋时期的使用历史，这有助于我们对此问题的理解。在唐代，白银矿冶业、银器加工业的发展已经启动，到宋代时，白银采冶和加工则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据史籍记载，北宋皇祐中政府的银课额为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而治平中则达到了三十一万五千二百一十三两。72有人认为白银“计坑冶之盛，实始于宋代”73。银产量的飚升使得白银制品进一步普及，逐步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和拥有的普通商品。政府也对白银的使用采取宽容的政策，白银虽然没有成为法币，但其货币职能已经在不断的增强，如在对外贸易方面广泛的使用白银交换西域货物74。但是，虽然北宋时期银产量激增，仍然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和岁币、岁赐之需，而白银通过贸易渠道外流更加加剧了银短缺的困境，而相对应的便是银价高涨，北宋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时京城金银价贵，上以问权三司使丁谓，谓言为西戎回鹘所市入蕃。乙亥，下诏约束之”。75但当时的银钱比价已经上升到了每两银兑换钱千文。76白银国内存量的不足与大量的外流直接制约和阻碍了白银作为普通货币流通的可能性。对于当时的日常消费来说, 每两值铜钱千文的价格显得过高, 白银“面额”过大, 难于找补, 不便使用。北宋时期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显然不大可能普遍使用白银。白银货币化的进程, 在白银存量不足、白银与通用货币铜钱的比价过高的条件下, 必然步履维艰, 进展缓慢。宋代以后在民间交易中白银虽然不占主要地位，但其作为贵金属货币的优点却显露无疑，只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结果没能大规模的展开。元朝时期推行钞法，并把纸币与白银相联系，建立兑现制度。最初发行的纸币有充足的白银做准备，可以兑现，称为“钞本”。但是金银必须集中于政府，由政府买卖金银。人民可以持有金银，但禁止民间买卖。“随路设立官库，买卖金银，平准钞法，私相买卖，并行禁断”。77而元朝政府用纸币收兑中国白银，运往中亚和西亚，白银外流造成中国白银贮藏量锐减，这样，明初在白银流通时显

72《文献通考》卷18，《征榷考》五

73魏源：《圣武记》卷十四，《军储篇》，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58页

74详见王文成《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7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第1521页

7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第1513页

77《元典章》卷20《户部六·钞法》，转引自吴晗：《元代之钞法》，《读史劄记》，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283页

得比较紧张。

二、国内白银开采与海外白银的输入

明中后期商品市场上为何能有如此巨量的白银骤然涌出从而能够充当主要流通手段呢？必须从国内白银的开采和国外贸易两方面来考察，而后者即海外贸易是白银最主要的来源。

从国内的银产量上看，中国并不是一个银产量丰富的国家，明初朱元璋建国之后，出于稳定统治的需要，对开采银矿持慎重态度，他曾告诫群臣说：“银场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害于民者多。况今凋敝之余，岂可以此重劳民力”78。终洪武一朝，仅在闽浙等地有少量矿场，如福建延平府“尝设厂局，蒸炼银矿，置炉四十二座，岁办银二千一百两”79。以后，开矿工作时行时停，获银数额多少不一，民间盗采银矿者亦甚多，到天顺年间政府才又广开银矿，银的主要产地也转移到银矿资源相对富裕的云南。据记载，天顺四年（1460年）云南产银为十万两多，而全国的全部银产课额则为十八万两左右，云南银产量占全国二分之一强80。然而，由于金银的贮藏量并不富裕，开矿工作有时甚至得不偿失，损失惨重，如成化年间开湖广金矿，“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三十五两”81，简直是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打了水漂！万历时期大派矿监税使出外采矿，自万历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共得白银近三百万两82，但绝大部分都是搜刮民间所得。国内银矿的开采和私家藏银的刮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白银的流通量。但在明中后期商业交换市场扩大、商品流通量增大的情势之下，仅靠国内部分藏银和少量开采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商人早就将注意力转向了海外。

明朝出于长期推行海禁政策，不许片帆下海，立法至严，只允许少量朝贡贸易。但有明一代民间的海外贸易是屡禁不止。沿海居民，缺乏耕地，“民业全在舟贩”83，“越贩诸番，以窥厚利”84。明中叶商品经济繁荣以后，社会上产生了巨额的白银需求，仅以国内银产量无法满足需要，于是，海外白银通过贸易手段源源不断流入中国。隆庆皇帝即位之后，打破了延续近二百年的禁海令，推行海上贸易开放政策，更是对白银流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依靠中国丝绸陶瓷茶叶等商品在亚洲海上贸易中所占的绝对优势，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出口势头，海外白银滚滚而来。这段时期正是大航海的时代，大量西方殖民者将眼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东西贸易在这时达到了高峰。他们纷纷携带大量美洲白银来求购中国的精美商品。菲律宾是东南海商的主要贸易对象。作为当时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成为中国货物和西班牙人从美洲开采并运输来的白银的中转站。史载“商人将中土丝、绵、缎、布、磁、铁到彼番国，不卖货物，止卖金银”85，并能“贸其银钱，满载而归”86。尤其是中国丝绸，不仅泛滥东南亚和美洲市场，甚至能够远销

78《太祖实录》卷30，洪武元年三月甲申

79《续文献通考》卷27，《征榷考》六，《坑冶》

80《明史》卷81，《食货五·坑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71页

81《明史》卷81，《食货五·坑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71页

82《明史》卷81，《食货五·坑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72页

83《明经世文编》卷400，《敬和堂集》，“疏通海禁疏”

84《明经世文编》卷433，《徐中丞奏疏》，“报取吕宋囚商疏”

85《明经世文编》卷280，《冯养虚集》，“通番舶议”

86《明经世文编》卷460，《李文节公文集》，“报徐石楼”

到西班牙的本土去。以当时西班牙国内的生产力，没有任何商品能够返销中国，唯一能够平衡贸易的方法就是向中国输送白银。这样，大量的美洲白银经由东南亚流入中国东南地区，周转于整个中国市场之中。

另外，日本的银产量也在这一时期急剧增加，通过日本与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的东亚、东南亚之间的转口贸易以及中日民间的走私贸易，日本的巨额白银也流入了中国的消费市场。日本不仅用白银购买中国货物，而且用白银交换中国钱币。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年代早于美洲白银，流入途径有民间走私贸易和葡萄牙人开展的转口贸易两途。有明一代，中日关系几经曲折，一直谈不上和睦，有时甚至兵戎相向，明政府因而将对日贸易悬为厉禁，隆庆元年重开海禁时仍将日本排除在外。然而，商人的趋利本性最终使这种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纸虚文，走私贸易屡禁不止，成为中日直接贸易的主要形式。在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之前的嘉靖年间，正当中国白银需求日增之际，中日走私贸易已经使不少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尽管如此，中日直接贸易毕竟因为明政府的禁令而受到很大制约。与明政府和日本沿海各大名均有良好关系的葡萄牙人遂乘虚而入，利用中日两国给予的优惠待遇，在中日贸易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在日本，其时正处于战国时期，各战国大名对其领地的矿业开发都十分重视，奥羽金矿、甲斐金矿、越前银矿、对马银矿都是著名的贵金属矿，而金银的冶炼自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采用了先进的中国灰吹法，产量十分惊人。正所谓“日本无货，只有金银”，故“日本夷商，唯以银易货” 87，中国船只到日本贩售货物后每每满载白银而归。据梁方仲先生估计自万历元年（1573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诸国由于贸易关系而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一亿以上88。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开采量就不值一提了，其产量甚至不如一支西班牙大帆船在贸易中所运载的白银数89。

三、明代货币思想的变化

当白银取代钱钞横行于世之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思考白银的地位问题，如明代前期的政治家、经济学家邱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提出的以白银为基础，钱钞平行流通的货币改革方案等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白银货币在社会上的流通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明朝中叶之后，伴随着白银货币化的深入，重钱轻银的思想开始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这也从侧面说明白银在社会中的影响之深远。

邱濬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写成《大学衍义补》一书，其中有《铜楮之币》两卷，专门论述货币问题。他本人也说，这本书是为最高统治者“治国平天下”参考之用。

他在货币理论方面较前人进步之处，在于阐述货币问题时接触了商品的劳动价值论。他说：“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深浅，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至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90以此出发，他在阐述货币的发生问题时说：“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焉。

8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26册《福建》

88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入》，《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89（英）威廉·S·阿特韦尔：《国际白银的流动与中国经济》，《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第23页

90《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

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91在此，他认为货币是为解决物物交换的困难而产生的。在其他地方，他也指出货币之发生与商业相联系，他说：“钱以权百物，而所以流通之者，商贾也。故商贾阜成货贿而后泉布得行。”92对于宝钞，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以“物与币两当值”为论据，认为不兑换的宝钞制度是国家对百姓的剥削与劫掠：“所谓钞者，所费之值不过三五钱，而以售千钱之物。……乃以方寸之楮，值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93他更尖锐地正面抨击宝钞制度与通货膨胀政策说：“民初受其欺，继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黾勉从之，行之既久，天定人胜，终莫之行，非徒不得千钱之息，并与其三五钱之本而失之，且之失人心，亏国用，而致乱亡之祸，如元人者可鉴也是。”94

邱濬在货币思想方面，更有值得重视的，是他提出的以银为主、钱钞并行的货币制度的主张。他率先提出把贵金属白银提高为主要货币，作为基本的价值尺度的主张。他说：“本朝制，铜钱、宝钞相兼行使，百年于兹，未之改也。然行之既久，意外弊生，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所以通行钞法者，臣请稽古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行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95又说：“既定此制以后，钱多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以交易，银之成色，以火试白者为准。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足国便民之法，盖亦庶几焉。”96

在这个货币方案中，银钱钞三币在流通过程中都是基本货币，每种货币都在商品流通领域中执行着货币流通手段的职能。白银起到大额支付的作用，宝钞和铜钱作为日常交易的流通手段，都以白银为标准和尺度衡量本身的价值，以保持二者之间的法定比价。从三种货币的比价上来看，白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主币的地位，“以银一分易钱十文或钞一贯”，使银一分有了价格标准的职能，因此说这个货币方案接近于后来确立的银本位制。邱濬所设想的这种突出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制度的确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当时货币经济的现实。

至嘉靖年间，白银货币化大潮已成沛然无御之势，白银取代宝钞和铜钱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但一批官僚士大夫却对铜钱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极力强调铜钱的重要性，主张大力铸行铜钱。官僚何良俊曾说：“盖财之所出，不过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皆有限极；惟钱之用不穷者，以能权其轻重，而伸缩之数在我制之耳。”97其中隐约透露出一些应将货币发行权控制在国家手中的思想。

隆庆时期，兵部侍郎谭纶向皇帝呈上了一份著名的《论理财疏》，主张铸造“大明通宝”铜币，认为“制钱必轻重适均，每钱十文直银一分，不足则稍重其制，铸钱五文，直银一分。其钱俱以大明通宝为识，期可行之万世。”而且他强调了铸造铜钱的好处：“今

91《大学衍义补》卷26《铜楮之币上》

92《大学衍义补》卷26《铜楮之币上》

93《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

94《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

95《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

96《大学衍义补》卷27《铜楮之币下》

97《明经世文编》卷204，《何翰林集》卷一，“与王槐野先生书”